作者：棋禅一味微信号 2019-04-06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棋禅一味，作者何云波
人物档案：华学明，女，浙江人，职业七段棋手。1985年新秀杯冠军，1989年、1992年全国个人赛亚军，1993年、1995年全国个人赛冠军，2002年全国体育大会女子围棋冠军，2002年第二届蜻蜓文具杯冠军。1994年在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上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大竹英雄，进入世界大赛八强。2005年开始担任国家围棋队领队。著有《围棋腾挪技巧》。
前一部分链接：华学明：从棋手到领队（上）
二、二哥华伟荣
然后1997年我也是拿了亚军，后来就比较模糊了。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到了2002年。我哥1997年12月被查出来得了脑癌，当时11月份的时候他去云南普及围棋，回来就当笑话跟我说：“我每每要立一拆二，放下去眼睛就模糊，看着怎么变成拆三了，怎么回事？”因为他戴眼镜，他以为眼镜配得不对，就去配眼镜，配完眼镜还是不对，然后他就去同仁医院输液，人家说他是脑血栓，给他输液输了半个月，还是那样，就拍了个片子，片子就拿到肿瘤医院去看，肿瘤医院一看，说这根本不是脑血栓，脑子里就是长东西了。然后在1998年的1月16号，那时候就确诊了，那天早晨6点多，下着雪，，我要去日本，福冈有个活动，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他没事。当时他是不知道，我已经是知道他得了这个病。他早上起来送我。那时候我们家很小，只有50个平方不到，两个小屋，他的屋子里住着我爸、我妈和他，睡地铺。我跟我哥哥握手，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是生离死别的那种感觉。后来住院了，住院找过那个肿瘤医院的最好的神经科的大夫，是院长，他说他是得的弥漫性胶质瘤，在脑干上，弥漫性的，不是一个瘤，本身就开不了刀，死活不给开。本来我们是想拼一下，所以后来我才总结说围棋是可以拼一下的，但是人生有更多的无奈。
其实人生都应该把它想开，不用那么去计较，得失也好，名利也好。但是人家也会说，你现在不也是似乎在争什么，但被人误会也好不误会也好，你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围棋，你总是希望围棋有个好的结果，但人家会说你做了怎么怎么的。我觉得无所谓，所以说杨烁在我们那里很开心，我们八个人，我就说了我们八个人不能成为一个，至少成为两个人。我们每天在喝咖啡的过程中把任何事都做了。外面的人是看不出来的，但我们周围的人没有人把我当领导。最典型的例子是，有一次胡耀宇坐在我办公桌上，然后常昊进来了，他说：“胡曜宇！你怎么敢坐领导的办公桌上。”胡耀宇说：“领导，领导在哪呢？”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当领导看。大家就是棋友在一块开开心心地把围棋这件事情做了。当然我能力有限，但至少在我周围的这些人，大家都是很和谐很开心的环境。
然后是1999年9月15号，在15号之前哪一天我不记得了，我要去参加个人赛，我那时候特别纠结，我跟我哥说我不想去参加个人赛，我要陪你。我哥那时候话已经说不出来了，神经压迫，说不出话了。他一定要让我去参加个人赛，所以那时候人的事业心，现在这个年代的人无法体会出来。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他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我身上，其实他一路上都对我寄予了巨大的期望的。所以有一次在体校，我跟杨晖下，我就不经意说：“怎么又跟杨晖下。”这句话其实是一种心里反应，不愿意跟杨晖下，下不过。回去他就告诉我妈，告我说不敢跟强手下，一天到晚告我状。我那个时候可怕我哥了，我就不想跟他在一块。其实现在想过来，他都是希望我有出息。那次我是打出前六名，15号他就走了，那时候就没有看见他。那时候说实在比较穷，他住在总政大院，我在国家队，每次礼拜六礼拜天带着我儿子去看他，出租车都舍不得坐，坐地铁去看他。那时候春节刚完，刚做完化疗，他整个神经能够得到控制。以前还能换鸡蛋，因为我们在部队，粮票特别多，有45斤粮票，吃不完，他就跑到农贸市场去换鸡蛋，从头走到尾，挑哪个鸡蛋更大一点。他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他做完化疗回来认为自己好了，所以他觉得他应该节约钱，他未来要用钱，他的小孩刚刚出来，1月16号出生的，他11月14号住进去的，我们是1月14号分手的。
后来是在2002年10月，我拿了“蜻蜓文具杯”的冠军，留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拿着杯子在哭的，后来我跟我妈打电话。还有是在2000年，我跟杨晖一块去台湾，我拿了冠军，我赢了杨晖，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是10月份。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我哥没做的事，我爸我妈做了。后来就到了2005年，我是七战七胜，在徐州，团体赛。下完这个以后我就没有再下正式比赛了。1983年我下团体赛是十二战十二胜，在石家庄，每下一盘棋就拉肚子，神经性拉肚子，有一盘棋跟黄 下到了晚上8点多，点的蜡烛下的。我说我是有始有终，中国围棋史上到目前为止下团体赛最多的一个人，从1983年下到了2005年，中间只有一届没下，我怀孕。我怀孕之后，我团体赛下了，个人赛没下。我怀孕那年我还去下了段位赛，在宁波。当时宁波直接到不了，要去杭州坐车坐到宁波，没有直达的。所以我连段位赛都下了，只有个人赛那一届没下，是1990年9月那场个人赛没下。别的我都下了，从1983年到2005年，团体赛和个人赛都是。个人赛下得早，是1980年就下了，下到2005年6月底。7月份我开始出任领队。但我当教练是在1997年12月，就是我哥生病之前，10月，不是12月。然后我去问我哥：“国家队想让我当教练，你觉得怎么样？”他的意思就是谁愿意去当教练。那时候的教练是很清贫的。当时当的是国少队教练，2002年转为女队教练，2005年开始是国家队领队兼男队教练，就一直到现在，我是第四任领队。
三、从棋手到领队
何：领队是有行政级别吗？
华：正处。当时的领队是副处，去年把它变成正处了。
何：后面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
华：后面印象最深刻的是亚运会。亚运会当时是几块金牌现在有点模糊了，好像是三块吧，一块混双、一块男子、一块女子，当时中心开会时我们定的目标是一块半，褚书记还说了你如果拿不到一块你就别回北京了。所以由于太想得，各种服务准备工作，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但很多东西真的是很努力了。像现在整个环境，一个是社会对我们是宽容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冠军拿了很多了。那时候可是不一样，2005年4月，常昊拿了一个应氏杯的冠军，对于常昊来说，2005年3月份，昆仑饭店是人生很重要的地点。然后他才延续了这么多年的围棋生涯。我觉得人需要被鼓励。2005年拿了这个冠军之后，实际上我们2006年也一般。
所以到了2010年的时候，亚运会是在中国办，在广州，如果这届办得好，也许我们下次还有。所以我们压力极度之大，结果总而言之我们一块冠军也没拿，然后就灰溜溜地回来了。俞斌就说他要辞职，他说他承受了极度之压力，由于大家都觉得他把马晓春给替代了。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各有千秋，马晓春有马晓春的才能，俞斌也有俞斌的踏实，这两个人不一样。俞斌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对数字的概念极度之强，我们两个人现在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当然我有感性的方面也有理性的方面，但他有一个特别数字化的东西，我们俩其实是互补的。他就跟我说他本来活得好好的，为什么现在的棋手大家都愿意下棋，下棋中的那种快乐和痛苦都是个体的，他觉得本来活得挺滋润的，突然要承受这么一种压力。而且他的压力来自于别人对他的不理解。他就说他要辞职不干了。我说：“你要辞职不干了，那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也有我的原因，作为朋友，那我跟你一块辞职。”
后来有个比赛救了我们，就是中韩地产杯。我当时记得那个空气，就觉得炸弹要爆炸似的感觉。后来我印象中是靠了孔杰，赢了那一盘，然后我们赢了中韩招商地产杯。赢了这个之后，人的创伤被治好了，他一看赢了以后就觉得不一样了，慢慢地我们就走出了那段最困难的时候。
何：所以我正好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角色转换，从棋手转为教练、领队，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华：我觉得一般的人需要很长的一个适应期。就像我，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本来想编一本国家围棋队的画册，另外我当时的愿望是写一本围棋的新手新形新定式的书，就是把大家的研究成果汇编成册。我们不是有个研究会嘛，我就在边上听，听完以后我就把它整理成册。
那时候我每天都会跑去训练室转一圈，我说我不看见棋内心是很痛苦的。我说：“王元，你不看见棋，难道没有这种感觉吗？”王元说：“我没这感觉。”后来我发现我现在根本就看不见棋，这个过程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后来我觉得后边的东西根本完不成，因为它太深奥，我根本不可能每天去看，我根本没有这时间去看。后来俞斌跟我说他离世界冠军很远，我离世界冠军很近。后来我跟他说：“你离世界冠军很近，我离世界冠军越来越遥远了。”就是这样，我觉得棋手要去割舍这些东西要一个很痛苦、很漫长的过程。还有如果没有一些事例去证明的话，很难去改变棋手的。它需要很长的过程。当然我觉得像下棋一样，需要一定的悟性。因为对于我来说，在我原来的感觉里面，世界不是黑就是白，非此即彼，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那时候，王老说围棋是中庸的，我在内心里就是想，王老的这个东西，我们上海人叫捣糨糊，我不这么认为。但是后来我理解了，我就觉得无论人生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中间点，也就是大家现在所说的“共赢”，就是这么回事。你拿了51，我拿了49，找到中间点，我多拿一点你少拿一点或者我少拿一点你多拿一点，其实是应该能够找到这个点的。从本质上来说，你觉得你亏了或者你得便宜了，你想想你在人生中你就是给大家服务的棋子，你不要认为你是什么，不存在这个问题。
何：作为一个领队，你可能考虑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做任何活动你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把国家队带起来，包括跟人的交往。只是棋手的话，我不想就可以不理。
华：比如说从俞斌的角度来说，他一天到晚跟我讲的就是务必公正公开。但我想问一下，公平公正公开本身这句话没错，如果每一件事只是公平公正公开，比如说参赛资格，必须公平公正公开，如果是公益活动，棋手说你又没给我任何规定，我干嘛要去参加。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倡一种所谓的正能量，但是有一定的规则把这正能量发挥出来。如果没有规则，平时不去发挥棋手好的东西，告诉大家：我这么做是对的。那棋手说你说对你去对好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要把一些规则定出来，比如说有些活动是需要棋手去推广的，阳光体育节、公益活动，30多年的龙潭庙会，每年基本上都是我组织的。现在你光告诉他：“你这觉悟你该去。”不是这么回事，它也有一定的规则，比如我们参加一些邀请赛，不是正式的比赛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棋手平时的表现，所以很多东西是在一定的规则范围之内。
何：这个领队在学校里面，既是院长又是书记，等于是活全部干了。
华：我真没把自己当领导。前段时间，刘菁发了一条短信说在吃螃蟹，然后唐韦星就看见说：“这么好的螃蟹。”我说：“你要吃吗？”他说：“吃。”我说：“我明天给你送点来。”他说：“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说假的啊。”他第二天就在微信群上发，说等着给送螃蟹呢。过了一会儿，就说怎么螃蟹还没来。后来我就给他送过去，他就说：“我今天收到了满满的温暖。”吃得特别开心。唐韦星住在中国棋院，他每天晚上看到就跟我说：“华老师，你这一年好辛苦，每天晚上都看见你七点多走。”我觉得应该去鼓励他，唐韦星是非常单纯的人。他们单纯到什么程度，我给你举个事例。有一天，孟泰龄在国家队的微信群发了一条，说：“谁拿我的号下的棋。”他（唐韦星）就来了一句：“我觉得是谁谁谁。”檀啸就来了一句：“那孟泰龄，肯定是拿你号的那个人输棋了吧。”输了两盘，结果唐韦星就很愤怒：“别人拿你的号下，不带通知的，你高兴吗？”你可以私信告诉他，但他就在大群里说，60多个人。唐韦星特别单纯，但对事业很执着，对事业很执着的人不应该去鼓励他吗？我只是觉得他一个小孩在中国棋院不容易，那天我的车还限行，我还从小路来回开了两次，专门煮好了给他送过来。我要拍他的马屁有什么必要，这不是拍马屁的问题。邱峻也是，他小孩在北京要上幼儿园，我去帮他，别人我也没帮。我帮他只是觉得他对围棋那么执着，应该帮帮。
2013年，我们拿了六个冠军。其中唐韦星赢了李世石，拿了冠军，就像掉下来一个馅饼。还有智运会，在北京，是2008年，当时第一块金牌丢了，第二块金牌是宋容慧拿的，那时候在亚运村的地方，俞斌说了一句话：“宋容慧，我得感谢你，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因为他刚刚当教练，得证明他自己嘛。
何：就像我们作为老师成功的感觉，说老实话我不是为了那点饭碗那点工资，而是找到一种成就感，下面的学生在聚精会神地看着，爱听你的课，然后你才会有在讲台上站下去的动力，时间一会儿就过去了。不然的话，学生不喜欢听你的课，那两个小时很漫长的。
华：现在的国少队小孩说白了，跟我已经有代沟了，但以前的那些人跟我是没什么代沟的。就像我跟唐韦星聊天一样，聊得特别来劲，芈昱廷都能聊。但是00后已经不行了，我人都快认不清楚了。每次看到芈昱廷，他一笑的时候那眼神，那种开心让你不由自主觉得就跟自己小孩一样，内心里面充满了一种开心。一般人体会不到这种感觉。
何：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角色转变。作为一个棋手，其实只要下我的棋就行了，但是转变角色之后有这种成就感更多的不是赢一盘棋了，而是在他们身上如何找到一种自我的成就感。因为这种角色的转变带来的一种变化。
华：总体来说，国家队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群体，前辈们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干净的环境。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愿意来赞助围棋？就是围棋不同于别的项目，它比较干净、比较单纯，无论是陈老、王老、华老他们那一代，包括后来的常昊、古力他们那一代，其实整个围棋的传承，对外的形象也好，个体的形象也好，围棋队的形象也好，都是很不错的。他们两个人下棋下到中午，两个人还高高兴兴地聊天，这个有别于别的项目，跟敌人似的。一辈子待在这，唯一的幸福的感觉估计就是这个了。
——2016年10月23日访谈杭州天元大厦
访谈手记：中国棋院有“二华”，华以刚老师以其资历，自然被称“华老”，作为后辈的华学明七段，只好屈居“小华老”了。跟“小华老”认识很多年，其性格的直率、快人快语早有耳闻。2016年10月21—23日，中国杭州国际棋文化峰会在中国棋院杭州分院举行，23日的闭幕式意外地比往年结束得早，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忙里偷闲，见缝插针，然后有了跟“小华老”的对话。一方面，对“小华老”的真实、直率，有了更感性的认知。另一方面，对于其作为女性的“柔软”的一面，也有了真切的体会。特别是当“小华老”说到她的英年早逝的哥哥华伟荣，那有些哽咽的叙述，那眼眶里闪闪的泪花，一下子把我也深深地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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