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波 | 胡沛泉：百年中国围棋的见证者（中）

天马行空

作者：棋禅一味微信号  2019-02-22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棋禅一味，作者何云波

前言：惊闻胡沛泉于2019年2月19日去世。一年多前前往西安访谈胡先生的情景犹历历在目。98岁的先生那时还是《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的在任主编，并且还亲自看稿、校对英文目录、摘要等，思维也特别清晰，以为先生可以活100多岁呢。世事无常，突然想到一位棋友说我做围棋口述史，抢救活着的历史，是在跟时间赛跑。真是如此啊！幸亏当初一听说胡沛泉先生还健在，立马去拜访了先生。仅以此文，悼念百年中国围棋的亲历者、见证者胡沛泉先生。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个人档案：胡沛泉，生于1920年，棋手、教授。江苏无锡人。幼年学弈，曾受崔云趾的指导。九岁在北京中国围棋研究会与名手对局，受四、五子，互有胜负。稍长，移居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同年留学美国，1944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国，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其间常与顾水如、刘棣怀、过惕生、张恒浦等棋手交流，棋风受“新布局”影响较深，重视外势，达到当时第一流水平。1948年与余世浚合编《围棋通讯》，1952年编《围棋入门讲义》，1950至1957年主编《围棋记录》，对建国前后围棋界动态介绍甚详。1952年后，历任华东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教授。组建西北工业大学工程力学专业，讲授工程数学、高等材料力学等课程。1956年，被定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二级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终身主编。2019年2月19日去世，终年99岁。

前一部分链接：胡沛泉：百年中国围棋的见证者（上）

三、留学生涯

何：您后来三十年代为什么选择去美国留学？
胡：我母亲当时的观点，认为所有人都到美国去了，回来后都飞黄腾达，她也希望儿子也飞黄腾达，果然她的愿望也实现了一部分。我到了美国，一开始我的父母都不相信我，觉得这个小儿子什么都不懂事，可能钱要乱花的。所以我的父亲规定，两个人只能开一个户头，一张支票要两个人签字才能拿得出钱。我的哥哥比我大两岁，是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40年毕业的，我是圣约翰大学1940年毕业，土木工程系。我的哥哥比我学得好，但是他到美国去，不像我在圣约翰大学受到的教育，我能够很快找到一个assistant（助理工作），那时候赚了很多，我每个月可以赚50块美金。那时候美国刚过了大萧条，罗斯福上台恢复国民经济，到了1940年的时候，美国的大学生毕业，一个月还拿不到100块美金。而我到了密歇根州之后，我三个月就得到了一个助教工作，我就可以挣50块钱一个月。我的哥哥只是用父亲的钱，不会用弟弟的钱，我倒是不在乎，有福同享嘛，我也可以把我这50块钱让他享受享受。但是我哥哥是拼命地省钱，结果他生了病。我不是那样愿意省钱，但是哥哥管着我，用父亲钱的时候我也瘦下来了。但是我三个月之后就拿了美国的钱，那时候钱多得不得了，我马上就恢复了很好的营养，我们都拿了硕士学位了，我的哥哥却患了肺病。他们认为小儿子靠不住，结果小儿子变得靠得住了，还会自己挣钱。从此我在美国就一帆风顺。1947年回国的时候，已经做到了高级工程师了，美国有一个标准的，它是分八级，我第五级的时候就是高级职位了。所以我回国以后，1956年，就评上了二级教授。所以我一辈子都是很顺利的，一辈子到处是朋友。

何：您在美国下过棋吗？
胡：在美国我下过棋，我是跟一个无锡人下，他是一个有钱人，日本把无锡占了，他就跑到美国去了。那时候国民党也是很惨，像宋子文在重庆做大官，他有个小弟弟叫宋子安做商人，宋子安也到美国去了，就跟这个无锡人一块做朋友。我去看我这个下围棋的朋友，这围棋的朋友就请我到一家餐厅吃牛排，是美国当时吃牛排最讲究的地方，都是吃半生不熟的牛肉，这个叫做pound steak，即使一顿吃一磅牛肉，但这个牛肉不要完全煮熟的，还要带鲜血的。我不干，我不吃生吃的，我要煮熟的，但是也不好吃。我还认识了宋子文的小弟弟宋子安，我父亲跟他的朋友后来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协理，也就是副总经理，总经理就是宋子安。

何：那时候美国除了华人之外，美国人有下围棋的吗？
胡：不多，我哥哥1934年去的时候，是跟爱因斯坦的助手下过的，他可以赢爱因斯坦的助手，他的助手科学水平很高的，但是围棋下不过我哥哥，我哥哥下不过我。

何：无锡那个商人的围棋水平是什么水平？
胡：一般一般。

何：那就是说那时候在美国没有什么高手。
胡：那时候我是出名的围棋神童嘛，所以我在无锡的时候，他就专门请我到他家里下围棋，这是因为我们还保持联系。我到纽约去，不是主要去看他的，我到纽约去开土木工程学会。那时候他们没有航空工程师可用，就用我这个土木工程师。我就可以到Hotel New York（纽约大饭店）住比较好的酒店。但是酒店也很便宜，那时候5块钱一夜，我那时候在NACA挣到了500块一个月，所以我也住得起5块钱一天的房间，因为我到纽约去顶多就是十天。

何：您回国之后是怎么想到编《围棋通讯》的？
胡：我回国的时候有钱，可以让过惕生、刘棣怀来下棋。我那时候让他们干事很容易，最便宜的时候，一块美金可以值两块袁大头，所以我有的是钱请他们。一些老的留学生回来，都穷得丁丁铛，可是我从美国回来带来5000美金，那就是我有10000块袁大头了，10000块袁大头跟今天我们讲的万元户根本不是一回事，按现在来讲，起码要值几百万人民币了。

何：《围棋通讯》当时一期能发行多少份？
胡：这个不重要，份数不多，我认识的人有限，我不会发行很多的。我同学的一个哥哥就专门给我干这个事，我给他40美金，等于说我是赔钱的。40块钱里面20块钱给我这个同学的哥哥，给他挣这20块钱，他觉得非常舒服，还有20块钱给印刷单位，他们也愿意干。后来还印《围棋资料》，大概从解放初开始印，那时候国家也不管，只要钱存在中国银行里，后来我觉得总是印下去而不是个事，所以我就不印了，我就变成搞油印了，油印更省钱。

我本来到了美国去，我的历史问题已经够复杂了，我又回来交了各种各样的围棋朋友，我的历史问题变得更复杂了。譬如说，我认识很多的国民党的将军和官员。

四、以棋会友

何：那国民党高级官员里面会下棋的多吗？
胡：很多。杜锡圭，是海军上将。因为我是围棋神童，他大概60岁，我大概是十几岁，比我大50岁。所以我知道的围棋的事，比我的年纪还要加50年。还有一个杨振宁，我不认识杨振宁，但是杨振宁的父亲是经常看我下围棋的。

何：杨振宁父亲会下围棋吗？
胡：会，但是下得也不行的。叫杨武之，是北京大学有名的数学教授。本来数学和围棋很接近，但是他数学虽然好得很，他围棋比我差得远了。

何：杨振宁自己也会下棋吗？
胡：我不知道，我跟他的父亲是朋友，跟他不是朋友。

何：民国时期那些棋手您还见过哪一些？印象比较深的。
胡：围棋界里差不多有名的人我都见过，我没见过的是少数。

何：他们都说您的棋是受新布局影响的，是不是？
胡：我当然受过他们影响。

何：中医对您的养生有什么影响？
胡：中医应该说有非常深奥的道理的，譬方说，现代治疗肿瘤，西医是没有办法的，开了刀之后能活五年就很好了，可是中医治好了之后，很多年都没问题。

何：1952年您还编过一本《围棋入门讲义》，是吗？
胡：这不是我编的，这是人家编了之后算在我账上的。

何：这个是赵之云的《围棋词典》里面写的，那《围棋记录》是您编的吧？
胡：《围棋记录》是我编的，它是真真假假，混在一起。

何：《围棋记录》现在找不着了，是吗？
胡：现在不能说找不着，我发出去了200份，红卫兵要去破坏是破不到的。

何：《围棋记录》大致有一些什么内容，您还有没有印象？
胡：主要是介绍日本的棋，那时候人们要知道日本的棋，唯一的一条就是《围棋记录》。

何：那这也是您自己出钱印的，是吧？
胡：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出资，是每个人捐两块钱人民币一页印的，很多人都愿意支持。

你看这个《围棋天地》。李钦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飞天九段路”，大概是第一个江西九段，从二段一下就“飞天九段”了。

何：《围棋天地》您现在也还在看吗？
胡：我几乎每一期都看，但是我都是看重点。

何：《围棋天地》这个杂志是您自己订的吗？
胡：我自己订的。我有订很多刊物，但是我看起来都快得很。应该说我看得最仔细的就是《围棋天地》。

何：您觉得《围棋天地》怎么样？
胡：我觉得《围棋天地》办到这个程度，对围棋的发展起作用，这肯定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有一些商业化的东西。

何：原来上海那里有《围棋》月刊，您看过吗？
胡：那些东西大概还是过去的毛病——商业化，缺点是太保守，发展得很慢，而且寿命都不长的，因为商业化就是，你有钱就可以发展，没有钱就停止发展，再没有钱就关门大吉。

何：解放之后，您还经常下棋吗？
胡：下得还是很多的，等到我工作主要是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时候，我的围棋兴趣就保留在看看上了，最近我又可以花很多时间看《围棋天地》。

何：您到西北工业大学是什么时候？
胡：西北工业大学实际上是西安航空学院变来的，我们是1956年搬来的，“西北工业大学”这个名字是1957年确定的。

何：那个时候学校里面有人下棋吗？
胡：当然有，但是人家叫我下棋，我基本不下了。有一次是学校不让我去，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围棋比赛，我当然可以去的，但是当时学校有个助理，他认为我在西工大的工作太重要了，不让我去参加这个围棋比赛。我的遗憾是，他的眼光太短浅了。我那个时候拿不到全国冠军，前六名我大概还有可能。

何：那等于说解放以后你就没参加过正式的比赛了。
胡：我参加过陕西省的比赛，30年来陕西省没有人下得过我，但是陕西省围棋的水平是比较低的。

何：您到什么时候才不下棋的？
胡：我下棋是有阶段性的，我是天才，进了中学以后，我的父母叫我主要念书。日本人那时候有很多到中国来。我的父母都管得很严，在学校里念书不要跟围棋发生关系。所以我进了中学之后就不怎么下围棋了，除了是跟刘棣怀他们下下，后来又跟刘棣怀有些意见不一致，而且刘棣怀在上海也待不住了，所以30年代之后我下围棋就很少了。后来我就到美国去了。到了美国以后我在业务上发展了，所以我回来时就是高级工程师，顺理成章，1956年我就成了二级教授，当时我是二级教授里最年轻的，当时的二级教授现在没几个了。等到我在学校里老了，我除了管学报之外，他们对我没什么要求了，我就很自由了，我可以对围棋有兴趣，也可以对气功有兴趣，但是应该讲气功对我非常重要，如果我没有气功我连今天都活不到。所以我这辈子都是很顺。而且我还有一个特点，我可以不受时代的限制，像我这个地位在西工大，吃很多公款的事情，我是有条件的。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公款吃喝不严重，因为毛泽东限制吃饭很严的，所有的吃饭就是一块五一天的水平，按照价算，也就一斤多肉一天，要吃三顿，要吃得肥头胖耳是不可能的。

何：我还想问问，在《围棋通讯》登的棋谱里，有您跟窦国柱下的棋，还有鲍殊明和胡检汝。窦国柱是什么样的人？
胡：这个我认为是不怎么重要的，他可以借我的光芒，我对他的棋是没有印象的，对我是一个非常次要的人。鲍殊明也是一个非常次要的人，胡检汝是重要的。

何：他翻译过一本日本的书，叫做《围棋布局要则》，他主要是做什么的？
胡：我跟他见面次数很多。他是江西省建设厅厅长，也是个技术人员。

何：我这里有个民国时期棋手的名单，您看看哪些棋手跟您下过棋。
胡：我看看。跟我下过的有汪云峰、张澹如，吴祥麟可能没下过，跟潘朗东下过，范楚卿我没见过，王彦青我可能也没见过，朱叔庄我没见过，伊耀卿我没见过，段俊良（段祺瑞之子）没见过，陶审安我听过这个人。顾水如、刘棣怀、魏海鸿、雷溥华、陈藻潘、王幼宸、金亚贤、崔云趾、雷葆申、黄乘忱这些我都见过，下过棋的是多数。民国中后期的棋手，余孝曾我没下过，张恒甫我下过。吴浣（吴清源大哥）、宋温善、邵继廉我没跟他们下过，董文渊我跟他下过。

何：还想请问一下，您当年在美国发展得很好，为什么要选择回国？
胡：那时候我认为在美国发展是有限的，回国发展是无限的。我回国后先是到南京，从南京之后我就变成航空技术人了，航空我是没有走正面道路的，我是走的土木工程的路，但是我可以做中国一个航空院校的学术领导，我想我做学术领导还是够本的，因为做领导最重要的是一种全面观念。这是我从小锻炼的，我下围棋就是善于抓住一盘棋的关键在哪，为什么一个人赢棋一个人输棋呢？赢棋的人就是具有全局观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