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运.国运.道统沧桑
易大旗
(加序：我一直想等中国围棋界的新生代在世界大赛中摩星摘斗，才把这篇写于1996年的旧文贴出来，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其间仅有俞斌昙花一现，拿了一届不甚起眼的“世界棋王赛”冠军，余者碌碌，况且俞斌也是上一辈的棋手，胜而不足告慰国人。最近这届三星杯，常昊一举降伏李昌镐，眼看就要成就霸业，却完败于老将曹薰铉。经此一役，新生代要问鼎国际棋坛，只怕有得等了。于是只好怏怏地把旧文贴出__文中所录之“五虎上将”，除马晓春一人，其余皆已消隐。追抚往事，不胜欷嘘......)
1994年勘为中国棋院的大吉大旺之年。棋坛“少帅”马晓春在汉城摘星折桂，为大陆拿下第一个围棋世界冠军。只不过，国人反应相当淡漠。比起1992年巾帼英雄谢军夺得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之举国欢欣，实有天壤之别。究其因，可能是马晓春与聂卫平争冠，手背手心都是肉，降低了决赛的刺激性。至于深层的“国民意识”，大抵是中国人认为自己早该捧着金杯把玩了，却屡屡失之交臂，今日虽圆梦，却是三大世界性赛事中最不重要的那尊奖杯(南韩主办的东洋证券杯)__聊胜于无罢了。不想，马晓春于8月初再创佳绩，战胜小林光一而荣膺“富士通杯”世界围棋赛冠军。算下来，只剩最高规格的“应氏杯”世界冠军尚未染指。国人憋得太久的一口浊气，至少可以先顺一顺了。
“试观一十九行，胜读二十四史”。这两句清词形象地概括了围棋与中国的道统文化、政治风云、社会生态之象征与隐喻的关系。本文将悠远的“国粹”故事一概从略，只从1949年后说起。
一、嗜棋总理与悔子元帅
中国人确实不必为迟来的“世界冠军”而沾沾自喜。三、四十年代的吴清源，六、七十年代的林海峰，都已登峰造极。当时并无世界大赛，日本棋坛就是至尊无上的舞台。尤是一代宗师吴清源，已臻不世出的武林奇人“独孤求败”的化境，在棋坛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眼空无物之余便“作冢埋剑”，隐逸林泉去了。
然而，重门深锁的中国大陆，并不太清楚外间的情势。凋零的棋坛正陷于孱弱自卑与发愤图强的心理挣扎之中。五十年代，日本棋手首次访问红色中国，来了一位五段伊藤老太太，她一边织着毛衣一边落子，大江南北杀了一圈，毛衣织成，中国的顶尖高手也输个精光了。这是令大陆围棋界几近于休克的一次“文化震撼”。
中国固然是围棋的发源国，但它向“现代围棋”延伸却是日本人的功劳。中国出土的棋子最早是东汉的;出土的棋盘最早是隋朝的，只有纵横十七道，比后来的少了两圈;唐人留下了大量的咏棋诗句，却没有半张棋谱传世;宋人创造了《棋经十三篇》，至今仍是绝佳的指南;元代有了《玄玄棋经》，日本一版再版，其原版珍本仅余两册，大陆台湾各存一份;明清是中国围棋的高峰，名家国手星汉灿烂，但由于中国棋规的“座子制”(先摆四个“星”再落子，有点象中国象棋摆好阵势才动棋子)和“还棋头”的两大陋习，棋手欠缺现代围棋的全局观，思维的深度广度均不足。但即使如此，清末至民国的棋士已青黄不继，难望前人之项背了。
围棋的四大中心，向来是北京、上海、浙江和安徽。安徽的风水变迁最教人扼腕叹息，此间既出皇帝、宰相，也出“桐城学派”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更盛产棋坛星宿，尤是文房四宝之极品“歙墨”的故乡歙县，明清两代，国手辈出。然而随着安徽的政经人文地位的衰落，棋坛也渐呈颓败。唯一堪提的是，北洋政府的总理段其瑞(安徽合肥人)喜好下棋，曾出资赞助稀世神童吴清源赴日深造，一代巨匠便鲤跃龙门。下延至“新中国”培养出来的60年代安徽国手王汝南八段，已是回光返照，此后安徽省及其围棋园圃，都从“中心”淡出，迅速“边缘化”了。
围棋作为一种文化的载具，本来跟政治并无瓜葛。仅有两例:《唐书》记载，某进士被举荐出任杭州刺史，唐宣宗说读过此人的诗“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棋”，这样的人怎能问政呢?另一则也是唐朝典故，为了让高丽国诚心悦服宗主国的文化仪容，便遣一个大国手痛宰来使，然后告诉人家这是我们的三流棋手。高丽使团气为之夺，想想当个“藩属”的小厮角色也值了。这几与“李白醉写吓蛮书”如出一辙。不过，历代的棋客与国运政情毕竟太隔膜。一如明代唐伯虎之句:“随缘冷暖开怀酒，懒算输赢信手棋”。说来这位大才子从吟诗作画到戏秋香，哪一门子不是“信手”的呢?这是潇洒、旷达、狂狷的混合。
“为国争光”也者，只有这个国家已不太灵光时，才铁青着一张脸去酣斗力争的。
自段其瑞始，政治家才把国运与棋运往一块儿拼凑。这接力棒交到了新中国的勋臣陈毅元帅手里，陈是中共政要当中颇有个性和情趣的一个，此公好作惊人语，诸如“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之类。他还有一句语录就是“中国围棋十年赶上日本”。陈毅是棋迷，他曾效法段其瑞，想把少年陈祖德和另一棋童送到日本去，便委托赴日访问的梅兰芳向故人吴清源传话，希望吴氏玉成其事。但不久中日因一宗政治事件而中断了民间交流，此议便成画饼。陈毅后来又发掘了一棋童，经常召他对弈。不消说，他正是后来名满天下的聂卫平。念这份功德，80年代日本棋院追授陈毅为名誉七段。
然而，陈元帅的棋艺到底有几多斤两?众人都讳莫如深。终有好事之徒再三求证，判定陈毅不过是业余四、五级(入段之前分十级)，连笔者这样的“臭棋篓子”还可让他子!陈为外交部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其实有数的友邦都在亚非，他出访多取道昆明，陈常与云南副省长史怀璧下棋，不过，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史公千不该万不该，总是胜势。陈毅一瞅不对就要悔棋，史怀璧不让，吵得满面溅朱。时在昆明军区戍边的秦基伟在旁观棋，和尚不亲帽儿亲，当然站在元帅这边，数落史同志“何必斤斤计较呢?”所谓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在朝廷众多媚臣之中，陈毅的耿直已是凤毛麟角，悔子这种小节只好忽略不计了。
“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这在古代大致还能成立。然而近代至今，“诚信”的守则已风化剥落得可以了，从国政商务到乡规民约，中国人说话“算数”的程度实不足以拿来夸耀。不过，陈元帅另两句豪语倒是兑现了，五、六十年代之交，大陆人穷得差点“当了裤子”，原子弹却是石破天惊地试爆成功了;1963年，陈祖德首次(被让先)战胜日本杉内雅男九段;1965年战胜日本“战后三羽鸟”之一尾原武雄八段;同年在分先对等的情况下战胜日本岩田达明九段。后来，王汝南、吴凇笙等同辈小将对日本高段也偶有胜绩。
陈祖德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中国流”布局。当时中国棋手欠缺现代围棋理论，在布局上怎也追不上人家，要赢棋就靠中国古谱缠斗擅杀家传绝活，在中盘挑起战端，乱中取胜。“中国流”就是立足于进攻的布局。诚然，它后来愈见丰富和深邃，可攻可守，现在仍是中日韩棋界流行不衰的布局之一。
文革开始，围棋被扫地出门，在沉沦之前的最后一场中日比赛，就成了绝妙的历史记录。来华的石田芳夫、加藤正夫、武宫正树都是未来日本大名鼎鼎的超一流棋手，但当时仅是毛头小子罢了。加藤犀利的“天煞星”功夫尚未练成，那阵他还是中规中矩的平稳棋路;武宫潇洒飘逸的“宇宙流”更无痕迹，出手就是初生之犊的乱砍乱杀。此行的赛果不值一提，倒是陈祖德等中国棋手每战必在棋盘之侧毕恭毕敬地摆上一本“红宝书”，令日方大觉惊奇，莫非这是中国人的“吉祥物”?下一场比赛日本人就照葫芦画瓢，也人手一册，并在对手频频“长考”之际，好整以暇地捧读红宝书，以其有限的汉字知识去用心领会毛的伟大教诲。
此后，中国围棋队解散，国手全部下放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南刘北过”(均为安徽人，居北京的过惕生为聂卫平的启蒙老师)之老国手刘棣怀在打扫厕所时扫了一张有毛像的报纸而获罪，于“斗争会”后中风......中国棋坛卧新尝胆之“十年生聚”，一时间风流云散!
二、封疆大吏与戍边小卒
从老杜到小杜，大苏到小苏，中国文坛琴棋书画之道统相传了上千年，至今已有颓势。可能士人饱遭政治与商业的先后摧残，实无那份闲情逸致了。政治家似乎也是如此，从孙策到王安石，刘伯温到曾国藩，好棋道者到了陈毅，“段位”已告下跌，其后政坛兴的却是打桥牌，再往下，桥牌随着老邓消隐，中南海里轮到“麻将”登场，也未可知。
然而，有个二流政客不能不提，他是官场上弘扬棋道的最后传薪者。刘建勋，资深中共干部，原是“白区地下工作”骨干，后又随“二野”征战，乃不折不扣的“刘邓黑线”人物。他曾受命于危难之际，到广西收拾“大跃进”浮夸风造成的惨局，逮捕和公审了一批基层干部，分田包产，令饥荒情势有所缓解。刘建勋被称为“救灾书记”，旋踵转赴人祸最烈的河南省，施政安民，亦不无建树，并开始了他近廿年之久的“河南王”统治。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都颇器重他。但是喜好棋道的此公却将“棋诀”活学活用，精于审时度势，进退弃取，强手迭出。文革之初，各封疆大吏均茫然不知所措，独是刘建勋瞅出形势已非，便抢先祭出一步“手筋”，河南省委遂成为最早倒刘邓拥老毛的急先锋。刘建勋随即大力提拔老毛曾青眼垂顾的纪登奎，并一边倒地支持造反派，除上海外，河南便是造反派全面掌权的仅有省份。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倒也看好已在中央工作的纪登奎，派他回河南“治理整顿”。纪在北京政坛摸爬滚打，已觉“四人帮”并非乘凉的大树，便落力执行邓的旨意，谁知却遭刘建勋处处作梗。后者认定老邓好景不常，进京开会，果然见邓公势孤，他竟落井下石，在会上公然当面痛斥其“非”，当时语惊四座。中共政坛虽欠游戏规则，却非全无场面上的底线。江青固然是特例，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均未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老邓肆意吆喝。刘建勋这手强横的“欺着”虽得利于一时，终是于全局上看错了棋。老邓再度复出，对这条“白眼狼”恨之入骨，将他幽囚于北京，并要开除党籍。除李先念外，朝中诸公居然无一人肯施援手。对他的“组织处理”一直悬而未决，在他弥留之际，唯独李先念到病榻前看望，并告知他的党籍总算保住了......“河南王”遂撒手尘寰。
不过，刘建勋还有一点“德政”。他在棋坛满目萧瑟之中率先在河南恢复了围棋活动，使之成为全国仅存的一块绿洲，素无围棋传统的河洛中原在若干年后涌现出刘小光、汪见虹等全国冠军，并非偶然。明末的边关总督洪承畴嗜弈，农历谷雨那天手谈竟日，终局脱口而出:“一局围棋，今日几乎忘谷雨”。后来洪总督降清，有人为他拼凑出一下联:“两朝领袖，他年何以别清明?”这拿来用作政治投机家刘建勋的墓志铭，是最合适不过了。
然而，后来棋坛上的“两朝领袖”聂卫平当时正陷落命运的低谷。他被发配到黑龙江北大荒“屯垦戍边”，为过把棋瘾，他常在冰天雪地中步行十余公里，去找另一兵团连队的北京知青程晓流手谈。聂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农活固然干不好，“毛著”却也不用心去学。他常请假逾期不归，或干脆擅自溜出连队，到江湖上游荡。他甚至闯到上海，在公园里与“地摊”的野路子棋客过招。黑龙江并无刘建勋，故此“表现不好”的聂卫平在兵团遭到诸多压制，文革后期棋赛恢复，聂的参赛资格及单位调动，均被再三留难。诸如此类，聂卫平在《我的围棋之路》一书中都不欲多提。
1974年，大陆中断了八年的全国围棋赛重新开张。当时可与陈祖德一争高下的唯有聂卫平。岂料聂才下了81手棋就以惨败告终。赛后棋手结伴出外游玩，只有聂卫平在成都宾馆后院杂草与蚊虫共生的角落面壁苦索，其悲愤欲绝之状令众人均不敢上前劝解......次年，聂获全国冠军，从此纵横天下，开创了长达十余载的“聂卫平时代”。
聂访日刮起的“聂旋风”，以及在中日擂台赛上的“十一连胜”，已是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本文也不去多费笔墨。总之国际棋坛上的星宿级大师，没一人是聂卫平未赢过的。聂也是进入世界大赛前四名次数最多者，三次亚军、一次季军、两次殿军，冠军的滋味却是没尝过。争夺富士通杯那次是人家林海峰的“完胜”之局，这没得话说。最令人扼腕的就是“应氏杯”对南韩曹薰铉的五番棋了，前三局聂以2比1领先，休战后将移师新加坡再续，几乎所有人都押聂赢，孰料这期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聂在狮城连败两局，不但将冠军拱手让人，更就此从巅峰滑落，无复往昔的神勇了。
外间对聂的恶评，并非成者王侯败者寇这么粗鄙。人们对聂在长街沥血后公然前去“慰问”戒严部队深感震骇，进而归究到聂的高干家庭背景和与邓家的桥牌渊源。对此类文革式的“出身论”与“言行揭发”，笔者自然不会附和。聂家之“高干”也不算太高，他对陈家与邓家有点感情倒是不假。聂自言当初父母并不赞成他以棋为业，这一选择完全是“陈毅伯伯”促成的。陈已作古，也未闻陈家后人曾请缨屠城。至于牌局缘份就能让聂到“勤王”之师的营房大跳“忠字舞”?恐难置信。笔者倒是听友人转述，聂卫平曾吐心曲，狮城之败完全是因为当时“血的震撼”，更对自己的作为深感惶惑。
是谁让聂去“慰问”戒严部队?他又为何要去?这个谜有待揭晓。但他原可不去而居然去了，这是抹不掉的事实。他此后棋艺之江河日下，正是天谴。
我最近才晓得，小林光一有句评语:“聂君，德有亏，才已尽。”原来在大陆棋界与记者圈中流传甚广。小林不懂别国的国事，他指的应是聂与结发妻子孔祥明八段离婚而另娶一歌星。曾蝉联八届日本棋圣的小林光一，娶的是棋坛泰斗木谷实的女儿(60年代曾访华的女棋手)，他对聂君的行径当然绝不认同。
“才已尽”未必，“德有亏”却是赖不掉的。
三、五虎上将与棋士制度
尽管如此，我来煮酒论英雄，评说中国棋坛的“五虎上将”时，仍将聂卫平列为第一。
大陆的政治生态向来严酷，好象人人都无师自通地会耍点权术手腕，即使不是害人也要自保。体育界亦非净土，特别是那些四肢发达的猛男健妇，大脑的智能区闲置得太久，一旦开闸，智谋之深沉竟不逊于身手的矫健。如今占据国家体委各要津的，是乒乓球与排球两大功臣集团，前者更经毛泽东的亲自提携与调教，个个都非等闲之辈。反观本来就是用脑的棋界诸公，智能区已超载，还要腾出些犄角旮旯来玩政治，实在不易。现在中国棋院的陈祖德、胡荣华(中国象棋)等“大腕”，都是雍容儒雅之士，在棋盘上装“套儿”，是绰绰有余，“玩人”却是没有的。至少吃了兴奋剂去下棋又或乒坛的“何智丽事件”，是闻所未闻。
聂卫平亦如是，他之“八九”闪失，完全是因为不懂政治，被人愚弄。有此为证__聂名扬中外，却未申请加入中共。后画家范曾将他拉入“民盟”，即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愕然，又赶紧邀他入党，聂也“随缘”。倘若老聂访台，国民党或新党落力招揽，他亦欣然加盟，也未可知。
聂在国际棋坛上已是“夕阳武士”，恐聂症早被消解了。但聂的棋风十分大气，厚实而深远。他弈出佳作来，常令对手输了都不晓得是怎么输的。他的棋格尤其被韩国人推崇，称之为“大陆棋风”。首届应氏杯后，聂又曾与曹薰铉遭遇多次，聂的胜局甚少，曹成了他的头号克星。我看过每一局的棋谱，发现聂全是开局占优、甚至是大优，进入中盘才误算频频而落败的。随着聂的年华老去，我相信他会成为中国的藤泽秀行，藤泽是日本名宿，棋风奔放华丽，不拘小节，有“前五十手棋天下无敌”之称。老爷子中后盘已玩不转了，但他调教出来的弟子却是“跨越世纪”的日本希望。
马晓春年方卅一，已是棋界众望所归的“少帅”，列为五虎上将的次席似乎有点屈尊。但记得老作家汪曾祺对我说过:文学有“大家”与“名家”之分，名家往往比大家写得好，但大家还是大家。聂就是大家，马晓春则是名家。马的棋空灵飘逸，十几岁时就被藤泽秀行视为一代奇才了。马是浙江人，其纵横棋路，教人想到江南的书剑才子，妙着联珠，轻捷灵动，你拔刀酣呼，扑上去已不见他的影儿了。早在80年代初，国家队少年俊彦中的“力战派”刘小光输给同伴马晓春输急了，便闯到马的宿舍要在拳脚上见个真章，斗智不斗力的马怎会和他“单练”?故事便无下文了。不过今日之棋坛，真章已见分晓。
五虎上将的第三席__“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曹大元与刘小光难分高下。按理是刘，他正好拿过世界赛第三名。一般棋迷多拥刘，业余爱好者都好战，刘恰是力大招沉的猛张飞，加上身高一米八几，相貌硬朗，真是堂堂一尊须眉男子!与刘弈棋，对他的“降龙十八掌”真是避之则吉。他好走偏锋，处处用强，如同盟军对日作战，琉球、冲绳小打小闹，实不如扔颗原子弹那般利索。刘小光“快胜”赵治勋、加藤正夫那两局棋谱，令我挢舌不下，简直就是空投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核弹__他突然发难，外家功力便如惊涛裂岸，半个棋盘还空落落的，他已毕其功于一役了。然而，“斗力”的战法难免官子欠细腻。这点恰是曹大元的长处。棋如其人，曹的个性恬淡谦和，棋路也抱元守一，以静制动。他与刘小光同辈，以前却战绩平平，聂卫平巨眼识英豪，认定曹是“求道派”，假以时日，棋自然会“长”。观曹的棋谱，俱是阴柔的太极功夫，即使是败绩也罕有丢盔弃甲的，先前他总是输人半目，被讥为“曹半目”，这份刺激倒令他修练成天下一品的官子功夫，连马晓春恐也稍逊于他。恰逢中国围棋的低潮期之际，唯有曹一枝独秀，前两届中日擂台赛，正是他独劈华山，让聂、马一边凉快去，斩关夺隘，一战成名。曹大元算熬出头了。
五虎上将之末席钱宇平，颇教人惋惜。钱的棋最为稳重平实，无半分华彩。人为大师，我为工匠，钱落子如砌砖叠瓦，兢兢业业，人称“钝刀流”，钝刀子切肉不觉痛，和他对弈，并不觉得自己棋势差，到后盘才渐觉未见明显占优，这就玄了，越到最后输赢越是悬于一发之间。钱正是靠这把钝刀，杀人不见血，一路奏捷，叩关富士通杯，将与赵治勋争冠。赵与钱有若干相似之处，少有妙手而基本功非常扎实。二人对决终须要看内功与定力的深浅。然而到底是钱的定力太欠火候，在决赛之前突告精神崩溃，不得不弃权了。钱调养了很久，年前才重出江湖，却未有佳作。钱虽还年轻，但考虑到他早年便有精神病史，名次再往前靠，怕是很难了。但仍有人寄望他日后偶有流星般的瞬间璀灿，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中的怪客也是精神病患者，他意念一动，谁与争锋!然而，再等了两年，看来还是没戏了。他的五虎将之席位，已被新秀常昊所夺。
大陆围棋界的渐有起色，显然与中国棋院的改革有关。由于近十余年的“金牌战略”，一俊遮百丑，体育界弊端丛生，改革甚难。最先推出来作“试点”的是足球、棋类等几个项目。国人对足球充满着窝囊的记忆，国家体委也把这“鸡肋”踢给社会，谁知实行职业化后竟行情看涨。围棋也是一样，国家不养了，实行职业棋士制。地方棋队有企业掏腰包，尚可苟存，没人养的只好自祈多福了。现在各参赛者都自掏旅费，赢一局有数百元对局费，赢得越多酬金越是递增，如此臭棋篓子就别来丢人现眼了。至于那些有大志向的自然输了还会再来，只当年年赶科场，直熬到“范进中举”为止。素被包养惯了的棋手，陡然压力大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庸才与混混儿趁早卷铺盖也罢。
由此想到，中国政府不但本身冗员超载，更拉家带口地养着太多闲杂人等，实际又都喂不饱。芭蕾舞演员去为酒廊的末流歌星伴舞，中央乐团的演奏家化为舞池的急管繁弦......风尘扑扑地“创收”不已。何不全面收束，紧缩摊子，只管几个国家级的博物馆、剧院、乐团，不让他们饿着，其余一概“放生”好了。
正在改的，诚是问题多多，然而不改，终是没有出路的。(写于1996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