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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魏晋不仅是文学的自觉时期，也是各种艺术的自觉时期。围棋在这一时期同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人的自觉——士人阶层接受了围棋。围棋也因此得到飞速的发展。同时士人也着手改造围棋，使得围棋更加适合自身的精神需要。本文试图通过对魏晋时期围棋的叙述，阐明在其中所包涵的文化意味。
关键字: 围棋 士人阶层
一 围棋起源与发展
围棋的起源已渺然不可考。《世本·作篇》“尧造围棋，丹朱善之”。晋张华《博物志》“尧造围棋，以教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皆荒诞不经之论。[1]
迄今为止我们确切知道关于围棋最早文字记载来自《左传》。
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问之曰：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奕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可以看出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已经盛行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更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孔子，孟子两位大儒对围棋的评论。
子（孔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
夫弈之为数，小数也。（《孟子·告子》上）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 ，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孟子·离娄》下）
孔子认为下棋的行为仅仅比无所事事，吃饱撑着的强些。围棋也被孔子排除在“诗、书、礼、乐、射、御 ”的六艺系统之外。孟子则认为围棋是“小数”，更进一步指出下棋而不顾父母养是为不孝的行为。
这种对围棋消极认识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两汉时。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认为“失离迷风，围棋是也。”[2]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写道“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指出下围棋过于浪费时间，如果用下围棋的时间读书求学，“则闻者必广。”在西汉儒家思想大一统的局面下，围棋这种被视为“小数”的游戏是不可能为当时的士人所青睐。到了东汉时代，围棋逐渐被一些士人所接受。先后有班固、李尤、黄宪等人著有《弈旨》、《围棋铭》、《机论》等文章，各自阐述了对围棋的认识。但围棋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围棋仍处于自生自灭窘境。以至班固写道“孔子称有博弈，令博行于世，而弈独绝，博义既弘，弈义不述。”[3]恐怕班固这位史学大师不会妄言吧。
到了三国魏晋时期，风气为之一变。下围棋成为士人贵族的一种风尚。以下举若干魏晋时士人弈棋的例子。
建安十二年，孔融对孙权使者有讪谤之言，坐弃市。二子，年八岁，时方弈棋……遂俱见被杀”（《魏氏春秋》）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孙策与吕范围棋。（《吴书·吕范传》注引《江表传》）
冯翊（今陕西大荔）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曹操）皆能与埒能。（《博物志》）
桂（孔桂）性便辟，晓博弈 踘，故太祖（曹操）爱之。（《魏书·明帝记》）
（王粲）观人围棋，局坏为复之。局者不信，以帕盖局，使更与它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魏书·王粲传》）
王粲作《围棋赋序》。（《弈人传》
应瑒（？—217）著《弈势》一篇。（《弈人传》）
三国魏文帝（曹丕）忌弟任城王（曹彰）饶壮，因与王围棋，并噉枣。闻帝以毒置诸枣蒂中。毒杀任城王。（《世说新语》）
（费讳）常以朝脯听事其门，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光禄大夫来敏至讳许别，求共围棋。（《蜀书·费讳传》）
时雍（顾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吴志·顾雍传》）
逊（陆逊）未答，方催人种豇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吴志·陆逊传》）
融（诸葛融）周流观贤（博弈、樗蒲、投壶、弓弹）终日不倦。（《吴志·诸葛谨传》）
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吴志·赵达传》）
蔡颖在东宫，性好博弈。（《吴志·孙和传》）
（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晋书·阮籍传》）
（王戎）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晋书·王戎传》）
琴棋自乐。远游可珍（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十九首》 其十七）
时帝（晋武帝司马炎）与中书令张华围棋.（《晋书·杜预传》）
王武子（王济）与武帝（司马炎）围棋。（《晋书·王济传》）
洪（蔡洪）著《围棋赋》。（《弈人传》）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围棋已经超越了黄河流域的界限，无论在被重重大山阻隔的巴蜀，还是在新开发不久仍汉夷杂处的江东，围棋都开展得十分蓬勃。更令人感兴趣的是魏晋时期围棋得到贵族、士人阶层普遍接受和喜爱。士人们一下子沉迷于围棋之中,这其中不乏当时第一流士人。如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操，曹丕父子和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应瑒；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王戎及张华，王济等人都是围棋的爱好者。围棋进入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这一时期围棋名家层出不穷，所谓“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4]围棋终于在它被发明一千多年后突然被士人阶层所接受。与它在这前所受到的冷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 围棋的雅化现象
士人接受了围棋，对围棋表现出无比的热情——这种热情如此经久不衰，以至于唐、宋、元、明、清出现了数不清的有关于围棋的诗词歌赋。这跟自西汉以来士人阶层对围棋的改造，使得围棋贴近于历代士人的审美情趣不无关系。我把士人对围棋的改造这个现象称做为“围棋的雅化”。
围棋的雅化过程从西汉即已开始。主要改造部分是在魏晋士人手中完成，到了南朝时期基本结束。士人雅化围棋的第一个步骤是给围棋“正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很讲究“名”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师出无名”。首先给围棋正名的是杜陵夫子。据葛洪《西京杂记》记载，西汉杜陵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俾圣教”。杜陵夫子将围棋与当时独尊的儒术扯上联系，认为下棋下得好，可以帮助理解儒家思想。其后东汉班固则将围棋附会于当时流行的阴阳谶纬，天地感应。所谓“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黑白，阴阳分也；骈罗散布，效天文也；四象即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指争”。班固认为围棋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古人圣贤的境界“至于发奋忘食，乐以忘忧，推而高之，仲尼之概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质之诗书，关雎类也。”[5]汉和帝年间李尤在《围棋铭》中也写道“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方错列张”。[6]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在这之后固然仍不断有人将围棋附会于阴阳、八卦、风水五行，但文人不再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了。他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围棋是由谁发明的”。
尧造围棋，丹朱善之。（《世本·作篇》）
尧造围棋，以教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 （晋张华《博物志》）
尧教丹朱棋，以文桑为局，犀象为子（南朝梁元帝《金楼子》）
很明显，无论是将围棋比附于阴阳五行、儒家思想或是将围棋的发明权归于上古尧舜都没有客观依据。而是出自于士人们的主观臆想、猜测。这种来自于主观的臆想和猜测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于策略上的需要：当围棋还为大多数人认为是“小数”，当围棋快要“独绝”时,士人给予围棋能够被接受的各种理由。诸如围棋有利于“圣教”，围棋和阴阳谶纬有着直接的、间接的关系，围棋是上古圣人发明的。
围棋雅化的第二个步骤是将“围棋”和“博”相分离。从围棋诞生之日起，围棋和博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春秋孔子说道：“不有博弈者乎”。孟子说道：“博弈好饮酒”。甚至“围棋”的“棋”字也是从博中借鉴过来的。[7]《山海经·中山经》：“休与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台之棋，五色而文，其状如鹑卵。”郭璞注：“棋，博棋也。”俞樾论到：“棋当作为琪……作‘棋’者假字”。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棋，博棋也。”杨雄在《方言》中也说，博在“吴楚之间或谓之棋。”两汉三国时期“博弈”依旧并称。例子如下。
（刘去）好文辞、方技、博弈、娼优。（《汉书·景十三王传》）
宣帝微时与（陈遂）有故，相随博弈。（《汉书·陈遂传》）
桂（孔桂）性便辟，晓博弈 ，故太祖（曹操）爱之。（《魏书·明帝记》）
（费讳）常以朝脯听事其门，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蜀书·费讳传》）
蔡颖在东宫，性好博弈。（《吴志·孙和传》
在东汉时，围棋的影响还没有博那么大。以至于班固抱怨道：“今博行于世，而弈独绝，博义既弘，弈义不述”[8]。直到三国时博弈还能并称。在记述中还常常看到某某“性好博弈”，某某“与人博弈”。而魏末晋初时，人们已不再将博弈并称在一起了。
（阮籍）正与人围棋。（《晋书·阮籍传》）
（王戎）或观弈棋。（《晋书·王戎传》）
琴棋自乐，远游可珍（嵇康 《兄秀才公穆入军赠十九首 》其十七）
纳（祖纳）好弈棋。（《晋书·祖纳传》）
王坦之以围棋为坐隐。（《世说新语 》）
（卢循）善草隶、弈棋之艺。（《晋书·卢循传》）
魏晋士人将博视为一种陋习，刻意与博保持距离，甚至痛恨于博——认为博是恶人所造是不详之物。例如东晋荆州刺史陶侃见佐吏博弈戏具，投之于江，说道：“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殷纣所造，诸君并国器，何以此为？”[9]以至到明清时博竟然失传了。
第三个步骤是对围棋等级的品评。从围棋的品评标准中我们不难看出士人的审美倾向。围棋在很早之前就出现了分等判级的现象。战国时期，被后世视为“棋道鼻祖”的弈秋就被称为“通国之善弈者”大约相当于后世所说的“国手”。东汉班固提出围棋“高下相推，人有等级”。[10]桓谭所著的《新论》，将围棋手分为上、中、下三等。并提出了他自己的标准：
乃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以争便求利；下者守边隅，趋作 ，以自生于小地。
桓谭的说法是重视围棋中腹势力和子力的效率的表现。这和现代围棋理论（吴清源，木谷实所创立的“新布石法”）不谋而合。所谓的高者在腹。而“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又似乎在说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宇宙流”武宫正树。
围棋品藻的等级制度显然是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品评方式。三国魏晋时期以个人技艺才能为主要对象的艺术批评风气十分盛行。各个艺术领域都产生了以品为名的批评著作。如南朝庾肩吾的《书品》，钟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在围棋领域则先有曹魏邯郸淳的《艺经 棋品》[11]后有东晋范汪的《棋品》和袁遵的《棋后品九序》。这其中《棋品》和《棋后品九序》已经失传。《艺经·棋品》则仅留下只言片语：
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
从中我们看出一：围棋品藻符合当时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品藻模式。当时艺术品藻模式基本上借鉴的是曹魏政权创立的“九品中正制”。而王葆 先生指出九品实是建立在“性三品说”的基础之上的。[12]我们以诗、书、画为例：钟嵘分诗人为三品，谢赫分画家为六品，庾肩吾分书家为九品，都是“三”的倍数关系。而《艺经·棋品》也正符合这一规律。梁钟嵘《诗品序》同时指出：“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而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更加说明了这个事实。二：《艺经 棋品》所列举的标准也符合当时士人的审美习惯。如第一品“入神”，入神作为美学概念进入艺术领域，大约在汉魏之际。《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中“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蔡邕《篆势》写到“体有六篆，要妙入神。”魏时围棋吸收了这些观点，以“入神”做为围棋最高的境界。再如第二品之“坐照”，源出自于佛教，谓通过禅定止息妄念，关照正理。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至魏晋时获得大规模的发展。士人阶层同样推崇佛学，名士与名僧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频繁的。据孔繁先生统计东晋时与名僧交往的名士有王导、王洽、王珣、庾亮、郗超、王濛、王修、刘惔、谢安、谢朗、殷浩、简文帝（司马昱）、王羲之、王胡之、许询、孙绰等人[13]。引入佛教修行术语入棋品，以为围棋的第二境界显示了士人阶层与不同于传统的审美观。
雅化还表现在对弈时人的心态变化当中。围棋一开始是作为一种竞争胜负的游戏存在的。魏晋以前博弈不分，弈棋往往是为了争强好胜。在棋盘内的争斗往往延续到了棋盘之外。
（西汉吴国太子）得侍皇太子饮弈，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棋盘）提杀之。（《汉书·景帝本纪》
“道”即棋。为了某手棋而引发的争吵以致于皇太子杀了吴国太子。西汉时人棋风之恶可想而知了。也无怪贾谊会那么反对围棋了。魏晋时期士人下棋依旧是为了争强斗气。但有着更高文化修养的士人已经不再将围棋看作决赌胜负的舞台。围棋显露出修身养性的功能。嵇康写道：“琴棋自乐，远游可珍”。裴遐在与人对弈中被人误解而挨了打，而能做到“下徐起还坐，颜色不变，复棋如故”。[14]难怪《世说新语》要将他编入“雅量篇”。南齐高帝萧道成“常与直阁将军周覆、给事中褚思庄共棋，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许易行，其弘厚如此。”[15]臣子扒着皇帝的手，不让皇帝悔棋。皇帝也不生气，这和前面提到的“皇太子引博局（棋盘）提杀之”的例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同时魏晋士人不再只将围棋看作决以胜负的游戏还把它纳入到“艺”的范畴中。《世说新语》将围棋列为“巧艺”，沈约在《棋品序》称围棋是“体细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合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是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思争流。虽复理生于数，研求之所不能涉，义出乎几，爻象未之或尽。”[16]指出围棋能让人在对弈过程中的每个细微的地方都能感觉到乐趣所在；围棋中又包含着兵家所谓的“奇正之术”。在对弈中防守要符合一般的行棋规律，进攻则在动乱不定之时趁机而动。沈约称赞围棋是“入神造极之灵”。而“研求之所不能涉，义出乎几求”语出《周易·系辞》“夫《易》也，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围棋的变化是《易经》都记算不尽的，包含着无穷的智慧和魅力。简直直接把围棋纳入“道”的范畴中去了。从沈约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围棋无所不包得，合乎天理伦常。这一时期的围棋已经充分被神圣化了。
三 选择围棋的原因
前文所述的是围棋的雅化。围棋在东汉中期几乎就要灭绝时，正是由于士人的出现挽救了围棋。从某种意义而言士人之于围棋正如上帝之于犹太人——围棋是士人们的选出的选民。为什么士人阶层单单选中了围棋作为自身的精神寄托而不是其他的呢？就当时而言唯一可以与围棋相媲美的棋类活动是博。或者说当时博比围棋更加流行。博是一种比围棋更刺激，更有悬念，更能产生意想不到结果的游戏。如果说士人阶层全然要寻找一种刺激的游戏，来麻醉自我的心灵，忘却烦恼的话。那“博”比围棋更合适。让我们先从博的基本行棋规则入手来寻找答案。
六博的行棋的方法，采取捉队厮杀的方法。先投骰后行棋。以杀枭来决定胜负。具体说，对博双方各在己方棋盘的曲道上排列好六枚棋子，其中一枚代表“枭”，五枚作“散”，以“枭”为大。……根据掷得 子数子的多少行棋，数越大，走的棋越多……行棋双方相互对攻逼近，枭可吃掉对方的散，同时枭在己方散的配合下调兵遣将，可伺机杀掉对方的枭。对决胜负以杀枭决定。（何云波《围棋与中国文化》）
可以看出博是一种比围棋更加刺激的游戏。围棋的胜负还要算空以空多者为胜，而博只要一下子杀掉对方的枭就胜负立判。六博依靠投骰行棋，掷骰的大小对胜负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博胜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胜者不知道自己因何而胜，败者不知自己因何而败。正如班固在《弈旨》所说的“博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不遇，劣者有侥幸，虽有雌雄，不足为凭。”因此文化素养高的士人阶层对博就有所不满。例如东晋荆州刺史陶侃见佐吏博弈戏具，投之于江，说道：“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殷纣所造，诸君并国器，何以此为？”[17]而围棋的胜负则完全取决于棋手围棋的素养，对棋的感觉和个人的智力水平。其间并无任何可能侥幸获胜之处。
魏晋士人注重个人风度。在一言一行之中展现各自独特的气质，和卓绝的智慧。这也被淋漓尽致的表现在士人下棋的过程当中。
（王粲）观人围棋，局坏为复之。局者不信，以帕盖局，使更与它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魏书 王粲传》）
诸从在瓦官寺上，于是袁羌共在窗下围棋，仲堪在里问袁《易》义，袁应答如流，围棋不辍。袁意傲然，如有余地。《世说新语·术解》
司马醉怒，因遐（裴遐）堕地。下徐起还坐，颜色不变，复棋如故。其性虚和如此。（《世说新语·雅量》）
而博行棋步数是由掷骰决定的。骰子的大小对决定胜负就尤为关键。因此人们在掷骰时往往大声喊叫，所谓“吆五喝六”。这种粗俗的举动断然不会被魏晋士人所接受的。
而士人从不接受围棋到接受围棋的原因，我想是有以下几点。
一：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魏晋之前是政权基本保持强盛和稳定的两汉时期。魏晋一百年时间里，先后出现了三个政权。而政权相易之间往往导致战争不断，再加上瘟疫、饥荒的流行。以至于曹操发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感叹。社会剧烈动荡，丧乱的痛苦，唤醒了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18]当时士人的行乐方式主要是通宵喝酒，服药，宴游，做出各种古怪的举动。王瑶先生在《文人与药》及《文人与酒》中对此都有详尽的分析。王瑶先生认为魏晋士人表面上放纵无度，但在内心深处却潜藏着悲哀。用暂时的欢乐来掩盖对死亡永久的恐惧，“只是一种麻醉和享乐的工具”。总而言之他们种种怪诞的行乐方式是为了“增加生命的密度”，而形式上往往“酒色游宴是寻常连称的”。[19]。吴国中庶子韦曜《博弈论》中写道“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费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这被余英时先生称为“汉魏之际士之新自觉”。这种自觉乃是“个体自觉”。余先生接着写道“当时世大夫最常习之艺术至少有音乐、书法及围棋”。我们也可以从晋人嵇康的“琴棋自乐，远游可珍”的诗句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围棋同样起到酒、药的作用。
二：围棋也起到了解忧的作用。围棋有个别名叫做“忘忧”，就是这个意思。下过棋的人会有这样的感受：下棋时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往往一局棋可以不知不觉中消磨半天时间。古人同样有此感觉，南朝任 在《述异记》记载晋信安郡王质入山采樵，观二子对弈，一局未终，斧柯尽烂。“烂柯”的故事正是基于围棋的这个特点。围棋成为士人消磨时间的工具。围棋虽比不上喝酒可以“醉六十日”。[20]但在棋局起伏跌宕之处往往就将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如意抛诸脑后,进入到围棋的世界。借助围棋的魔力足以可以使人消愁解闷。因此围棋又在当时被称为“忘忧”，这种说法首先出自于晋人祖纳。祖纳好弈棋,王隐劝他要珍惜光阴,不要沉溺于围棋之中。祖纳回答道:“我亦忘忧耳”。[21]在消磨时间的过程中，他们忘记了现实中的危险，忘记了生，忘记了死，忘记了得失成败。我们还记得孔融二子就是在下棋中等待死亡的。再如以下例子。
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晋书 阮籍传》）
（王戎）以母忧去职。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晋书·王戎传》）
阮籍，王戎在服丧期间还下棋，这与他们“性至孝”的性情是矛盾着的。一直以来是这样认为的：这是因为他们不拘于礼法束缚。但这依旧不能说明他们之所以在服丧期间依旧下棋、观棋的动机。但如果从围棋可以“忘忧”这一功用着眼，阮籍、王戎二人性情与行为之间的矛盾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这可以想象，阮籍这样一个“性至孝”的孝子突然听到母亲病故的消息是多么痛心（阮籍可能没有想到母亲会病故，要不然他不会离开母亲身边而去下棋的）。他需要一个心理缓冲时间来接受这一事实。这时围棋就起到这样的作用，舒缓了他的悲痛的心情。让他能相对平心静气下来。这也是阮籍坚持“留与决赌”将棋下完的原因。同样理由王戎在母亲病故后无比的悲痛以至“容貌毁悴，杖然后起”。他“饮酒食肉，或观弈棋”“不拘礼制”的行为也是以此消磨白天难熬的时间和丧母的哀痛。
三：围棋的发展和魏晋士人对待功业观念态度的转变也有关系。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写道：“（魏晋前士人所追求的）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厉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22]接着余先生举出以下例子。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以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
士人这种“身处江湖之远，心存魏阙之上”的道德和政治理念一直延续到东汉的清流。这种心态所表现出的是积极参与政治，以天下为己任的姿态。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士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德行》）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世说新语·德行》）
以天下为己任自然就不会在意围棋这个“小数”、“小道”。而魏晋三国时期正是礼崩乐坏之时。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观，政治理想观被打破。士人们发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声明，表明他们不再为了一个宏大的政治目标而执著的“克己复礼”。相反他们把关注的视线从远方拉的近些，聚在“自我”的身上。他们喝酒、放纵、寻找个体感官上的刺激。吴国中庶子韦曜《博弈论》中写道“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费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就是当时情况最好的写照。
四：伦理观念的淡薄给了围棋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魏晋以前下围棋受到的指责理由之一就是：围棋违反了封建礼教长幼尊卑的伦理准则。因为围棋是一种极平等的游戏。围棋的规则表明对弈双方在对弈过程中，依次行棋。围棋中棋子并无大小强弱之分。就棋子行棋规则而言也是极自由的。只要走在棋盘的交叉点上即可。所谓“失离迷风，围棋是也”[23]，“以出伦逾等相骄”，“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24]魏晋时期封建儒家的伦理观念由于受到道家观念的冲击。而变得淡薄起来，余英时先生把这一时期的伦理道德的观点归纳成“君臣关系的危机”和“家族伦理的危机”两种类型[25]。
导（王导）尝共悦（王悦，王导的儿子）弈棋争道，导笑曰：‘相与瓜葛，那得为尔耶？《世说新语·戏 》
常与直阁将军周覆、给事中褚思庄共棋，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许易行，其弘厚如此。”《南齐书 ·高帝本纪》
中国古时的伦理道德基础正是由君臣，家族两大系统构成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理观念的淡薄也给围棋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 围棋的两个别名
围棋有两个别名一是“手谈”，一是“坐隐”。以下希望通过对手谈，坐隐的记叙反映出士人精神上的需要。
“手谈这个别名是由晋人发明出的。
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世说新语·》
手谈与当时士人阶层玄言清谈之风大有关系。名士清谈以老、庄、易“三玄”为谈资。清谈时手持 尾以助谈锋。两晋谈风尤盛，史称之为“正始之音”。而“手谈”一词的发明无疑是借助了“清谈”的概念而得出的。这一词的发明人支道林既通佛老，又好围棋。他将围棋形象的称作“手谈”，寓意围棋是在对弈中展现出无声的交流。
诸从在瓦官寺上，于是袁羌共在窗下围棋，仲堪在里问袁《易》义，袁应答如流，围棋不辍。袁意傲然，如有余地。《世说新语·术解》
我们往往说人不能一心多用。而袁羌可以一面清谈“应答如流”，一面围棋“不辍”，脸上还露有高傲的神情，似乎仍有余地。展现了魏晋士人过人的才华。也显示了围棋在清谈家中独特的功用和围棋自身玄妙的境界。从中也可以看出围棋与清谈在当时士人心目中的分量是等量齐观的。围棋更符合中国人哲学、审美习惯。“手谈”一词的发明沟通了清谈和围棋的联系。士人们发现在清谈之外，围棋也是一种风雅之举。手谈强调了围棋在对弈过程中对话的作用。而这种对话是一种中国式的对话。这正是围棋的本质所在，也是围棋区别于其他棋类的之处。我们知道严格意义上的“对话”，是由语言文字来完成的，其本质在于信息的传递与交流。现代对话理论的创始人巴赫金认为，对话关系是“同意和反对的关系、肯定和补充的关系、问和答的关系”。在西方人的观点中充满了斩钉截铁的两分法。同意，反对；肯定，补充；问，答这样一组组相反的概念构成了“对话”这一大的概念。而中国人则圆滑了许多，他们很早就发现语言并不能将所有的事物都解释得清清楚楚。因此中国人注重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直觉的顿悟。所谓“得意而忘言”[26]，“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围棋这一中国传统游戏，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中国式的思辩哲学意味。无论是西洋的象棋还是中国的象棋的思考过程都是一个线性思考过程。由A推到B，再由B推到C以此类推。因此国际象棋棋手、中国象棋手依靠的是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而围棋广博的棋盘上交叉着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这就意味着当你第一手下棋时你就拥有三百六十一种不同的下法。而围棋的每一步走法，都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很难用语言说的明白。更多的是靠直觉、经验的推断，既所谓的棋感。即使到了现代，围棋国手们评价棋局进展好坏也从不敢妄下决断。他们用“有趣”来说明形势稍好；用“疑问手”来说明此手是坏棋。围棋有无穷无尽的下法，这也是沈约感到“入神造极”，“虽复理生于数，研求之所不能涉，义出乎几，爻象未之或尽”[27]的原因。士人们惊叹围棋的变化无穷。他们在手谈的同时也体验到了中国式的哲学，这也是围棋受到士人欢迎之所在。
“坐隐”则是围棋的另一个别名。
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世说新语·》
“隐居”一词一直萦绕在中国士人脑海之中。士人在宦海沉浮心灰意冷之时，当士人看破红尘之后的选择往往是归隐山林。魏晋是古代隐士出现数量最多的时期。许多著名的隐士都出自于这个时期，如竹林七贤，陶潜，陶弘景等。归隐思想的建立受当时的避祸思想，养生与老庄思想，当时的经济背景，山水怡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我想要指出的是晋（特别是东晋）与曹魏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东晋时曹魏时期动荡的局面已经不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安乐的景象。士人的归隐从曹魏时期的某种实质上的需要转变成心理上的寄托。但无论是曹魏时期还是东晋时期，士人们都向往着归隐。
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郭象《庄子注》）
王右军语刘尹：“故当共推安石。”刘尹曰：“若安石东山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世说新语·赏誉》
谢太傅称王修龄曰：“司洲可与林泽游”（《世说新语·赏誉》）
万（谢万）《集》载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谓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也。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
但事实上众多士人并不能如意的退隐田园。《晋书 谢安传》说“有司奏安被召，历年不至，禁锢终身，遂栖迟东土。”谢安因不仕而遭到禁锢。当谢安终于应召之后，谢安念念不忘的是隐居生活。《谢安传》又说“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未渝，每形于色。”《晋书·王羲之传》中王羲之自称“吾素自无廊庙志”。而出仕之后“不乐在京师，出度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围棋是一种道具，它能让当士人身在庙堂之上，心处江湖之远时；给想退隐而不可得的士人以寄托。围棋的世界与外部真实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围棋是无功利的，所谓“胜敌无封地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28]真正隐居生活同样也无功利的目的。但围棋和隐居生活都能给人以精神上的自由和快乐。就此点而言这二者之间是相通的。围棋给了想要出世而不可得的士人另外的选择。围棋也平衡了士人在出仕与入世之间紧张的关系。
五总结
魏晋时代，在一片放行浪骸的社会风气下，士人们厌倦了儒家的纲常名教。个人的意识觉醒，重新确立了人的价值 。在这片大潮中，围棋在士人的努力下达到了雅化。而士人也在围棋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注释
[1] 张如安先生对《世本》中“围棋”二字的考据证明，《世本》的说法是无根据的。参看张如安《中国围棋史·围棋文化源于黄河文明·众说纷纭的围棋起源之谜》P16,团结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2]贾谊 《贾谊集·治安策》
[3]班固 《弈旨》，引自《弈人传》班固条目。P5，岳麓书社1985年5月第1版
[4]沈约 《棋品序》引自《弈人传》沈约条目。P36，岳麓书社1985年5月第1版
[5] 沈约 《棋品序》引自《弈人传》沈约条目。P36，岳麓书社1985年5月第1版
[6]黄俊 《弈人传 》李尤条目。P8， 岳麓书社1985年5月第1版
[7] 张如安《中国围棋史·围棋文化源于黄河文明·众说纷纭的围棋起源之谜》 P8，团结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8] 班固 《弈旨》。引自《弈人传》班固条目。P5，岳麓书社1985年5月第1版
[9]《晋书·陶侃传》
[10] 班固 《弈旨》。引自《弈人传》班固条目。P5，岳麓书社1985年5月第1版
[11] 此文尚真伪之辩。但大致代表了魏晋士人对围棋的认识。详见张如安《中国围棋史·魏晋南北朝的弈制、奕具和弈论 棋品制度的成因与演变》对此的论述。P135—136 《中国围棋史》团结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12]王葆玹《正始玄学》
[13]孔繁《魏晋玄谈·名僧名士相交游和佛理引入清谈》。《魏晋玄谈》 P223，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14]刘义庆 《世说新语·雅量》
[15]《南齐书 高帝本纪》。引自《弈人传》萧道成条目。P30，岳麓书社1985年第一版
[16] 沈约 《棋品序》，P8， 岳麓书社1985年第一版[17]
《晋书 陶侃传》
[18]《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
[19]王瑶《文人与酒》
[20]《晋书 阮籍传》中记载阮籍为了逃避司马氏的婚姻大醉六十日。
[21]《晋书 祖纳传》
[2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汉魏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23] 贾谊 《贾谊集·治安策》
[24]杨雄《法言·吾子》
[2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汉魏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26]
[27沈约 《棋品序》引自《弈人传》沈约条目。P36，岳麓书社1985年第一版
] [28] 韦曜《博弈论》
参考书目
张如安《中国围棋史》 团结出版社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刘义庆 《世说新语》
黄俊 《弈人传 》 岳麓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