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07 09:00:01 红网时刻
在1972年时，长沙东区政府还叫东区革命委员会，位于长沙市韭菜园路与五一路交汇处东南转角的位置。
一进门，便是一个篮球场，右手是木工房和食堂，左边是传达室，当时是一位原则性极强、不苟言笑的周娭毑在值守。沿着传达室外的走廊向左走，依次是团委和广播站，走廊的尽头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二楼地板是木质的，走在上面感觉轻微晃悠，这里面是工业局和检察院。
大门正面是一栋公馆式的三层小楼，是当年国民党中将李默庵的住宅。登上几级台阶，进门右侧是财务组，左侧是秘书组，再往里是卫生组和教育组。办公楼左侧是文化馆、图书馆、文化组、打字室、档案室；右侧是大礼堂、民政组、知青办等。
枝柳铁路建设长沙指挥部23连合影，那时杨志存已调回长沙
我刚去时，区革委会只设各组、室，不久改为了科、室。区革委会由军代表、区武装部副政委彭松柏主持工作，他胖胖的，一脸络腮胡，头脑清醒，作报告水平较高，正是彭副政委选中我并拍板将我调入。
我先到二楼组织组报到，随后在组织组组长聂振武的带领下来到了宣传组。宣传组的组长是饶学先，还有一位黎姓的副组长，还有个头高高、戴副眼镜的朱国清老师。
宣传组要的是笔杆子。我初中时的作文水平还行，文字功夫还能说得过去，但当时我对机关公文的写作套路还很陌生，需要多学习、锻炼。于是，我先分配的工作是联系媒体，写新闻报道。
说真得，那时候要怎么写好新闻题材的文章，我心里没一点底，只好多看报纸学习，从最简单的消息写起，不懂之处常向同事请教。当我写的第一条消息，由文字变铅字登上了《长沙日报》（现《长沙晚报》）后，我像过年一样特别开心。
1974年4月9日，杨志存的父亲杨林在《长沙日报》撰文《让孩子们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表示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支持
不过，也许是我的文字功底还不过硬，也许是要发挥我的体育特长和组织能力，在宣传组没呆多久，我便调入了新建立的文化组工作。组长周定安是原湘春路长沙市工人文化宫的主任，而我则是进组第二人，主负责抓东区的体育工作。之后，罗华元、胡曼芳、秦宏学等同事也陆续调入。
后来，文化组改文化科后，属下的二级机构文化馆成立，陆续又从街道办事处调来李武扬负责舞蹈，莫应丰（1982年茅盾文学奖得主，当时尚不出名）负责文学，伍金辉负责图书馆，谢普负责音乐，何马兆负责美术，这是文化科人数最多的时期。
1973年，我在东区组织的第一项体育比赛就是围棋赛。因为我熟悉围棋，估计参赛人数较少，容易组织，比赛的场地就设在区机关食堂。通知下发后，有15人报名参加，我自己也补单报了名。比赛采用单淘汰赛制，结果罗如钟第一，罗敦辉第二，而我自己竟然也得了第三名。这是文革期间，湖南省内首次由官方组织的围棋赛事，当时我还把比赛写成新闻，在报纸上刊登报道。
消息一出，长沙棋友们奔走相告，甚至在比赛期间，还有棋友上门观战。这一赛事一直办到1988年我离开东区政府。除了围棋赛，我还陆续组织了全区职工的篮球、乒乓球、游泳、象棋、拔河等项目比赛。
杨志存的父亲杨林
1972年刚到东区革委会时，我是共青团员。1973年初，东区团代会召开，我当选为区团委委员，同年9月，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入党介绍人，是文化科科长周定安和同事秦宏学。
1974年春节过后，东区区委组织部部长聂振武找我谈话，交给我一项光荣任务：到枝柳铁路建设长沙指挥部带学生修铁路。聂部长介绍：“这是市委根据省委的统一布署，有计划培养青年干部的举措，故区委研究认为你符合条件，这是对你的考验，也是锻炼的极好机会，希望你能把握好。”
在当时，我篮球打得不错，技术由上世纪50年代八一队老教练窦伟传授，我也曾是长沙市东区机关篮球队的主力，绰号“投篮机器”。这些特长，让我有了用武之地，我积极组织篮球赛，与爱好篮球运动的学生打得火热，也迅速与他们打成一片，为我后来展开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后来，我远离政治纷争，选择专攻学术——围棋，由此掀开了人生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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