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一）
中日两国棋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真正具有相当规模和录存大量棋谱的交流，则始于我国围棋相当落后的清朝末年。在此后的七十余年，为了缩短由历史造成的中日围棋水平的巨大差距，探索和引进先进的围棋技术，我国棋手曾作出长期的不懈努力。我想，只有纵观中日围棋交流的历史过程，给予围棋界前辈棋手以恰当的评价，才能深刻体会今日逐渐展开的“中日围棋对抗时代”是怎样的来之不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南北朝时，围棋衣传入日本，并在那里发展起来。相传在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随员中，衣有伴小胜雄、伴须贺雄等知名棋手。约在公元701 年，日本僧人辩正入唐，因擅长围棋，被尚未登基的李隆基（即唐玄宗）屡次召见。日本吉备真备留学唐朝19年，传说他曾与唐朝围棋名手玄东对局。后来日本镰仓时期（约13世纪初）画家便据此绘制了《吉备公入唐图》。此图与日本奈良正仓院古棋盘（相传为8 世纪时日本圣武天皇之遗物）同为日本之国宝，曾被许多围棋书刊、辞典引用转载。至晚唐宣宗时（约9 世纪中期），又有我国棋待诏顾师言以三十三着“镇神头”击败“日本国王子”的记载。这类轶闻，虽难以确证，但就唐代中日文化艺术频繁交流的情况来分析，当时两国棋手相互切磋棋艺的机缘，应该是不少的。
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日本京都建仁寺僧人虚中前来我国杭州定居。虚中之棋艺，在当时颇负盛誉，他著有《决胜图》二卷，可惜很早便已散失。到明嘉靖三年（1524）文士林应龙编了一部《适情录》，自称其中有 384图是根据虚中《决胜图》演绎而来成的。其实，林应龙不过是个水平很低的“五品”（即国手让三、四子）棋手，《适情录》中的384 图，内容驳杂，亦不甚高妙。因此，他的著作是否忠实反映虚中的棋艺，抑或出于假托，现已很难判断。但由《适情录》一书，亦可证明500 年前的日本棋手，衣具有可观的实力和名望。
约17世纪初期，日本刊印了我国元代围棋名著《玄玄棋经》。《玄玄棋经》中的死活题构思精巧，具有实用价值。当时日本棋手正是通过这些死活问题推断中国棋手的水平肯定不弱。他们还从琉球棋手处间接了解到中国棋界的一些情况。可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幕府当政推行闭关政策的专制时代，棋界人士没有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国高手作正式较量的建议。围棋竞赛必有胜负，胜固欣然，但万一败北，便会挫伤幕府之威信，后果不堪设想。日本近代棋史家认为，这可能是双方棋界数百年不公开交往的原因之一。
至19世纪中期，被誉为日本棋界”古今屈指可数的英杰“的十一世井上因硕（即幻庵因硕）与本因坊家争夺棋界霸权失败后，他从长崎商人处听说中国国手周小松棋艺高超，不禁跃跃欲试，一则想以棋会友，二则想借鉴围棋故乡的技艺，以谋另创事业。因此，幻庵因硕不顾当时幕府严禁船舶出口的锁港政策，率弟子三上豪山秘密架舟来华，不料被陡起的海上风暴所阻，只得折返。这样，中日围棋交流又推迟了50多年。
围棋在旧中国虽有“四大艺术”之一的美称，其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民间棋手的经济收入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棋手除了弈指导棋、传授弟子外，收入主要依靠观棋者（大部分是显宦、富商和上层文人）的“帮彩”和“赌彩”（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棋手独特的胜负观）。在清初“升平盛世”时期，棋手生活尚较稳定，棋风较盛，名手辈出。可是到了动荡岁月，围棋界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我国围棋大抵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至鸦片战争后，更是每况愈下，后继乏人。1891年秋，我国封建时代最后一名国手周小松去世，棋界只剩下二、三流棋手，显得凋敝不堪。然而在棋界人士的心目中，却依然抱定围棋创自中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为国外的围棋水平总不能与中国相比。晚清时期，虽也有少量日本和琉球的围棋古谱传入，但并没有人去作深入的研究，这些棋谱只是满足了部分藏书家的藏书癖好，被束之高阁而已。
反观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早在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任关白（相当于宰相）时，已开始茨棋手俸禄。到了德川家康袭“征夷大将军”后，便进一步给予棋手世袭俸禄，并建立了“棋所”制度。由于当政者酷爱围棋，给予经济支持，棋手生活有保障，围棋活动蓬勃发展，此时产生了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大棋家。加以每年举行“御城棋”等重要比赛，许多棋手潜心钻研棋艺。重大比赛时，群雄角逐，呕心沥血，力争多胜，以求得在棋界占有较高的席位。这种多组织、多流派、互相竞争、彼此促进的现象，一直持续到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近代。
分析中日两国棋界状况，可以看出，旧日本对围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旧中国。日本四大棋家的棋手长期处于类似现代专业棋手的环境中，而旧中国的棋手却连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在日本，围棋被奉为国技，在人们心目中，围棋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博的事业。而旧中国，围棋仅是上层阶级点缀生活的娱乐和游戏，棋手的社会地位与算命占卜者相差无几。由于历史原因，中日两国棋界虽然长期没有正式交往，彼此对实情也缺乏了解，一切都还在朦胧之中。但这一掩盖真相的帷幕，终究有被揭开的一天。
光绪末年（月1906--1909），北洋军阀段祺瑞出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段氏生平酷爱围棋，正巧保定附近聚集不少日本商旅，段氏与日本人下围棋经常取胜，因此产生了日本围棋不行的印象。
就在此时，有一位日本业余棋手中岛比多吉路经保定，为段祺瑞留住，中岛战胜了段，观弈的日本人乘机宣传日本围棋强于中国，双方争论不休。段祺瑞因自己不是敌手，便从北京请来几位围棋高手，将中岛击败。但据说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中岛棋艺猛进，接近专业初段水平，使几位中国棋手都感到难以对付。于是段祺瑞又邀请两位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棋手张乐山、汪云峰前来助战。
张乐山，合肥人，工书画，曾任职山东某县县令，嗜棋如命，一日与客对弈，有钦差过境，竟忘了迎接，被罢了官。后从英星垣学弈，在北方颇负盛誉，但以一生未与周小松对弈为憾事。当上海名手设擂台每局棋索五银圆时，张来沪时每局要十银圆，可见其声望高于南方名手。汪云峰，一作耘丰，名富，北京人。早年学弈于名手刘云峰。汪多才多艺，对局落子如飞，擅长乱战，平生对局极多。现代名家如刘棣怀、金亚贤、崔云趾、汪振雄、王幼宸、吴清源等早年均受其指导。
张、汪两人来到保定后，经几度交锋，使中岛无法抵挡。
1909年至1910年间，日本专业棋手高部道平（当时四段）来中国旅游，顺道至保定拜访中岛。中岛见到高部，真是喜出望外，就问他：“段祺瑞身边最近来了中国最强的棋手，您是否愿意一试高下？”高部欣然应允。于是高部被引见给段氏，并分别与张、汪对垒。起初是分先对弈，高部的棋艺使张、汪束手无策，节节败退，最后一律被高部让二子，而段祺瑞则被让五子（后来段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权势熏灼，高部顺情减为让二、三子）。至此，段氏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围棋水平确实不如日本，并愿意向高部学棋。但段氏深信高部如此厉害，必是日本最强的棋手。当高部谈到日本、还有能让他二子的“本因坊”时，段氏及其身边的中国棋手都表示怀疑，认为高部故作惊人之谈。以后，当高部缕述日本围棋的历史、各派棋家的兴衰，情状真切，凿凿有据，方知其言非虚。
后来，段祺瑞向其棋友杨士琦（当时任商部右侍郎驻沪帮办电政大臣）介绍了高部情况。1911年早春，杨士琦奉使江南，召集南方围棋名手在南京与高部交锋。中国南北高手的水平本来相差无几，结果南方名手王彦卿、陈子俊等均被高部让到二子。中日围棋水平如此悬殊，使两国棋界为之震惊。
1910年下半年，南京开办由清末官商合办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高部又应邀来到南京。据黄铭功《棋国阳秋》记载：当时南方名手范楚卿等各与高部对局，开始受先，均大败。被高部让二子，仍败。接着棋界耆宿丁礼民（当时年已74岁）“勉与（高部）对局，受二子二局，一胜一负。”
10月，高部道平又在南京杨士琦府邸“韬园”让张乐山二子对局，高部又以三子半获胜。此间，高部与张乐山先后下了七十二局（一说八十余局），张仅胜十三局。张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手，成绩尚且如此，其他棋手的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了。
经过几番较量，我国棋界如大梦之初醒，才知道长期固步自封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向国外学习先进的围棋理论和技术，已经刻不容缓。尽管围棋只是一门“小道”，但在上层--特别是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却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枰场的屡战屡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落后和腐朽，改变这种状况，已经势在必行了。
约1913年，高部一度返回日本，并晋升为五段。此后他又来到中国，先后历游东北、北京、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留居中国前后达17年之久。据1928年《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记叙，高部道平除与张乐山、汪云峰多次对局外，与名手顾水如、吴祥麟、潘朗东让二、三子都不下百局。我国知名棋手如丁礼民、范楚卿、王彦卿、伊耀卿、陈子俊、姜鸣皋、何星书、王子晏、朱叔庄、王幼宸、林新猛等都先后受到他的指导。与高部有来往的上层人物除段祺瑞、俊良父子外，被他让三、四子的还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张静江。而张静江之弟张澹如与高部弈棋尤多。高部早期在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问秋吟社弈评》（1917年版）一书，在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中日围棋对局》（1919年版），另有部分对局发表在报刊的“围棋栏”中。估计未公开发表的对局尚有十之七八。在介绍日本围棋的先进技术、推动中国进行废除传统座子的重大革新方面，高部道平实有开山之功。
辛亥革命后，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少报刊如《时报》、《新闻报》、《生报》、《小说月报》、《商报》、《大公报》、《申报》、《前线日报》、《新春秋》、《民权素》、《艺观》等都曾一度发表围棋动态或介绍围棋知识或翻译日本专著。有关日本围棋谱如《日本第一国手围棋谱》（道策对局）、《新桃花泉》、《日本国手丈和弈谱》（即《国技观光》）、《布局详解》、《围棋布局研究》、《东瀛围棋精华》等相继问世。这类报刊把中日棋界实况公诸于众，并呼吁当时政府提倡围棋。
中国棋手还自发地组织了各种棋社、棋会、围棋俱乐部，并先后编印了如《弈学月刊》、《中国围棋月刊》等多种定期刊物，可是这些棋社、棋会多半设备简陋，又经常由于匮乏资金而改业、倒闭。至于围棋刊物也鲜有能坚持一年以上的。由此足以证明，仅有群众的一片热忱，而没有政府给予积极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有力支持，中国的围棋事业就不可能振兴起来。
在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中，曾作出贡献者甚多，先择要介绍两人。
张澹如，名鉴，浙江湖州人，其上代经营丝、盐起家，为湖州四大巨富之一，在江、浙、沪、及香港、欧美均有产业。澹如嗜棋，下子很快，不假思索，棋力不弱，高部道平初来时让他三子，后减至二子。由于张澹如财力雄厚，故能邀请和接待日本名手来访，支付旅费和对局酬金，多次促成中日棋手之交流。张在围棋界交游甚广，国内名手来沪者，常按月奉送津贴，资助其生活，俾得以潜心于棋艺。如嘉兴王子晏初到上海时，由他聘请为“证券交易所”会计，挂名支薪，使其能成变相之“专业”棋手。张澹如还邀请围棋界前辈与新进集合会弈，并创办围棋组织，广收日本棋谱，让中国棋手研究日本新法。40年代后因身体多病而杜门谢客，后迁离上海。1961年11月，其后人将张所收藏的古谱、日本棋书及各种棋刊捐献给了上海棋社。
顾水如，名思浩，金山（今属上海）枫泾人，幼年与其兄月如、渊如一起学弈于当地名手。1914年入京，曾与高部道平累战不下百局。因受段祺瑞、汪有龄器重，1917年被选派到日本深造，曾结识日本名手广濑平治郎（岩本薰九段之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之师）、野泽竹朝等，是我国留学日本系统学习围棋的第一人。归国后曾主持《时事新报》的“围棋栏”，又在天津《商报》辟“围棋栏”，介绍日本新法。后受段祺瑞赏识，供职于北京。1933年后移居上海，曾与过惕生共同组织“上海弈社”。1937年“中国围棋社”成立，顾任甲组指导。1942年日本棋院曾赠予四段。解放后受聘为文史馆馆员，“文革”前为《围棋》月刊编委。1971年病逝。顾水如提倡日本围棋新法，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吴清源九段少年时曾受其指导（吴自称主要受益于汪云峰、顾水如两人）。我国著名棋手陈祖德九段，少年时亦曾受其悉心指导。
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中日围棋交流日渐频繁。1915至1916年，我国民主革命的前驱黄兴在“讨袁之役”失败后，奔走于中、日、美之间，曾在日本东京想濑越宪作（当时五段）学围棋，被授七子。张静江也从长滨彦八（当时四段）学棋。
1916年，长滨彦八等日本棋手抵上海，与张澹如对局。
1917至1918年，日本关源吉五段前来我国满洲、旅顺、大连等处。关源吉在中国期间，与前清肃亲王善耆时有交往，他曾与日本内垣末吉六段在善耆私宅表演对局。
1918年秋，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邀请日本广濑平治郎（当时六段）来访，同来者有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年十七，当时初段）。广濑让子技巧在高部道平之上，我国名手汪云峰、潘朗东、吴祥麟均被他让三子。岩本薰初段棋力亦不弱，我国棋手都抵挡不住，一般被让二子或先二。由此推测，在1910年后的十年间，我国围棋进步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此时著名棋手大多年事已高，如汪云峰已在60岁左右，棋艺难以猛进。相传广濑不仅杀路凶狠，对弟子要求亦极严。他对局时神态冷峻，令人生畏，因此中国棋手在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独眼龙”的绰号。汪云峰曾采用中国古老的“金井栏”棋式使不识此套路的广濑序盘吃了大亏而败下阵来。此事在中日棋界传为趣谈。棋史家徐润周先生有诗云：“平生快事问秋翁，（指汪云峰，因汪著有《问秋吟社弈评》）金井栏独赢独眼龙。”即指此事。广濑归国后任日本重要围棋组织“方圆社”社长。
1919年 5月，濑越宪作前来我国青岛旅游。濑越到青岛后，经某驻华日本军官介绍，他又前往北京交流。8 月，濑越到达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接待，并与汪云峰、顾水如、伊耀卿等中国棋手广泛对局。此时濑越年方三十，棋艺高强，让子棋也十分出色。汪云峰、伊耀卿等都被他让三子。顾水如因熟悉日本布局尝试，独能受二、三子对局。濑越在中国居留时间较长，因此对当时中国棋界状况相当熟悉。
1919年秋，段祺瑞通过高部道平，邀请日本棋坛领袖本因坊秀哉来华访问，陪同来访的有广濑、高部、岩本等棋手。这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秀哉（1874--1940），本名田村保寿，是本因坊家最后一位世袭本因坊。他8 岁学棋，13岁初段。18岁入本因坊秀荣门下，棋艺大进，1909年（36岁）升为六段，弈技仅次于秀荣名人，而让子棋尤所擅长。秀荣逝世后，他成为二十一世本因坊，棋艺已独步天下。他曾屡次与石井千治（即中川龟三郎二世）弈升降十局赛，最后将石井八段降至先二。1914年秀哉被棋界公推为九段（即名人，当时传统是九段仅一人，又称名人）。晚年时，秀哉将本因坊称号让给日本棋院后，本因坊成为一项重大棋赛的冠军称号。
秀哉的棋风恣肆奔放，机略纵横，激战中算路精深，常能以凶险之着制胜，故被日本棋界誉为“不败的名人”。秀哉死后，日本棋院设立了“秀哉奖”，授给每一年度中成绩最优秀的棋士。
当棋艺举世无双的秀哉访华时，中国棋手无不感到兴奋和好奇。秀哉到京后，中国方面先请还在北京的濑越宪作上场，由秀哉让濑越先，作示范对局。两位日本高手正襟危坐，一连下了三天，棋盘上不过寥寥百子，未见分晓（当时没有限制用时的规定）。观战者方始了解，日本高手是怎样认真从事对局的。但也难免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这盘棋就此打挂（封局），以后就由秀哉与中国棋手下让子棋。当时除个别国内高手被让三子外，其余均被让四子或更多。据说曾有人建议，请秀哉让中国高手先，弈一局，由白方倒贴黑方十六目。因这种下法从无先例，而被秀哉拒绝。秀哉等日本棋手在北京盘桓约20日，又到了上海。
秀哉在沪让张澹如、陶审安等名手四子对局，使南方棋手大开眼界。相传秀哉来沪，每留一日，由中方付酬一百银元。当秀哉即将返日时，上海棋界人士深表惋惜，又集资盛情挽留，秀哉遂多留一日，至11月下旬返回日本。
在上海的对局中，有一局是秀哉与顾水如的三子局，顾水如 198手中盘取胜。笔者少年时，曾屡次听顾老提及，引为生平得意之作。当时，中国第一流棋手受三子能战胜日本（也是世界）最强棋手，已是极不容易之事。
1920、1921年间，日本铃木为次郎（当时六段）、加藤信（当时五段）、赤岩嘉平（三段）等来上海访问。通晓日语的上海棋手陶审安拜铃木为师，后与铃木书信往返，求教棋艺。两人曾详细讨论“围棋十诀”的内容，并对十诀的文字作了一些更动。
此时，南方一名棋手弈艺精进，引人注目。他就是王子晏。
王子晏（1892--1951），名咸熙，浙江嘉兴人。1920年来沪，为张澹如赏识。子晏棋风精密严谨，收官功夫尤深。1923年他与日本三段棋手安藤馨在沪对弈，前后共29局，结果取得了胜17局、负10局、和2 局的优良成绩。
1925年3、4月间，王子晏与日本四段棋手山平寿在沪对垒，共弈7 局。第一局山平寿频频进攻，但持久战非其所长，终于被子晏乘虚击破。第二局双方全力以赴，子晏着法坚不可撼，确保优势直至终局。三、四两局山平寿因连连挫败，显得情绪焦躁，颇失常态。弈至第七局时，山平寿已完全丧失信心。从此避席不再与子晏交锋，这是当时中国棋手少有的扬眉吐气的日子。
据王子晏自订棋谱云，自1920年至1930年间，与日本棋手共弈51局，其中胜43局、负12局、和 4局、封局 1局。在近代中日围棋交流中，这一成就，足以使他名垂棋史。30年代后，子晏因患肺病，对局减少。1942年日本棋院赠予四段。40年代他在上海寓所创立了“正风棋社”，社内制订学员考核制度，按比赛成绩授予段位，并组织了“正风棋队”。他著有《官子指要》，其遗稿曾于60年代在《围棋》月刊上连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