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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围棋复兴往事(四) 印不了价格的书刊 产业化测试的先驱

作者:易非 2021-09-05 12:08

《围棋通讯》问世之前,胡沛泉、余世濬1947年9月联名发行了一本小册子《现代名家对弈两局》,刊登的是当年8月过旭初、过惕生兄弟分别与刘棣怀、顾水如的对局棋谱。在前言中编者说:“提倡围棋最有效及最普及之方法为印行刊物,俾使国内爱好围棋同道能人手一册以便研究……凡事业之能持久者,必须出入能相抵。今印行此两局棋并不向任何人取得捐助,将来是否继续,端视国内喜弈者认为值得支持与否。如认为值得支持,则请购买每本一万元。如认为不值得,请勿为情面所碍而购。兹为贯彻出入能相抵之原则起见,恕无赠阅,诸希见谅。”

从这段话中可以感受到,留洋归来的胡教授在为热爱而付诸实践的同时,不无测试中国围棋行业购买力的“实验”心思。


保存至今的《现代名家对弈两局》书影。与中国此前出现的围棋杂志《弈学月刊》(1922年四川成都)、《中国围棋月刊》(1937年上海)相比,棋谱印刷质量有所提升,手顺序号由汉字改为阿拉伯数字,向现代表示方式迈进了一大步。



截至1948年4月,《现代名家对弈两局》卖出240本。按照销量评估定价,第1期《围棋通讯》定为每本5万元法币。并发布公告如一次购买10至24本,每本降为4万元;如购买25本以上,每本再降为3.5万元。

1948年9月,《围棋通讯》第5期进行销售统计,购买者来自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常熟、青岛、南昌、庐山、九江、浮梁、怀宁、芜湖、重庆、天津、汉口、宜昌、武昌、杭州、福州、桂林、潮州二十一地。发行者感叹:“谓中国除此以外另无好弈者,编者殊未敢信。”

到了1949年4月第11期,《本刊近况》再次公布读者调查,新增绍兴、安庆、合肥、休宁、大冶(今属湖北黄石)、蒲沂(今属湖北赤壁)、长沙、湘潭、璧山、江北(两地今均属重庆)、广州、昆明、贵筑(今属贵州贵阳)、北平(今名北京)、沧口(今属山东青岛)、台南等多地,但依然状况不佳。文尾称:“就全国而论,购《通讯》一本之平均人数约为一百余万人。吾国围棋虽甚衰落,似亦不致竟数千喜弈者亦无,深望本刊读者能将本刊广为介绍。”


民国年间上海民立中学教工学生下围棋的照片。



理想主义常常败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围棋人口,固然应当不止几千人,可是经营的压力令《围棋通讯》不堪重负了。1948年起,“国统区”通货膨胀加速,百业面临凋敝。1948年6月第2期每本售价从5万元增至8万元,8月第3期暴涨至30万元。9月第4期突然降至3角,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的缘故。

但金圆券作为世界金融历史上罕有的崩溃案例,很快堆积成山,加速贬值。1948年12月第7期《围棋通讯》涨价二十倍至6元一本,刊中叫苦道:“此次增价颇巨,设以他处物价观之,不免过高。惟沪市印刷成本较前上涨实多,报纸一份自十二月一日起即须二元以上。本刊存在与否,全视读者予以支持与否。编者希望各地读者能勉力继续支持此全国仅有之围棋刊物。”

在如此艰苦的形势下维持,1949年3月第10期编者一栏以近乎哀求的语气写道:“近数月来,物价增涨月必数倍。《通讯》实难照以往办法,将工本费先行通知,于数星期后收款。故自本期起,价格不得不按汇款先后有所调整……倘诸棋友能于此点与编者充分合作,《通讯》或不致陷入经济危机而蹈已往围棋刊物之覆辙也。”话说到如此地步,中间种种苦衷已不必再做解说了。


一本无法写出价格的刊物,见证了民国后期金融改革的全面失败。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编者署名只剩下胡沛泉一人。



1949年5月,在《围棋通讯》发行十二期后,上海迎来解放。百废待兴的时局中,共产党人在上海先后打赢了 “银元之战”、“米棉之战”,调控市场,稳定物价,安抚人心。《围棋通讯》 不再出版,胡沛泉继续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期间主持编印了介绍中日棋界讯息的《围棋记录》。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上海圣约翰大学撤销,相关院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胡沛泉从交通大学转进新组建的华东航空学院。

1956年,华东航空学院迁至西安,更名为西安航空学院,1957年并入西北工业大学。江南才子胡沛泉从此扎根西北,一甲子岁月全部投入到教书育人的事业中,主持编写了《材料力学》等大学教材,终生担任《西北工业大学学报》主编。他再未参与围棋界的活动,据晚年回忆,竟然连新中国棋手的代表陈祖德九段一面都没有见过。2019年2月19日,胡沛泉于西安溘然长逝,享年九十九岁。


晚年胡沛泉照片。胡沛泉的两位兄长胡汇泉(1913-1968)、胡汉泉(1918-2005)也都在民国年间赴美留学,四十年代中后期归国,分别投入上海城市规划、磁控管研发等祖国建设事业中,功勋累累,三兄弟被称为现代工程领域的“胡氏三杰”。



而在胡沛泉人生之路转换的1949至1956年间,中国棋手也感受着社会变迁对生活的巨幅影响,有如天地之别。经周恩来、陈毅、李济深等领导人直接过问,北京棋社、上海棋社正在成立或筹办,顾水如、王幼宸等年过六十的老棋手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陈毅任上海市长期间,对文史馆人员的遴选颇加重视,在拟定人数不及预期时指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得是,我们养得起,每月给个八九十、一百多元生活费,养起来嘛,每个月学习一、二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

具体到围棋领域,当得知魏海鸿1956年尚五十六岁,不足年龄要求时,陈毅甚至主动放宽标准:“把五十六倒过来,不就是六十五了吗?”这段爱护围棋人的故事,被当作是“不拘一格搞统战”的经典例子,流传甚广。


陈毅市长亲笔签名的魏海鸿聘书。现存上海棋牌文化博物馆。



围棋组织出现,棋手以围棋为业领取固定工资,是围棋行业起步的标志。日本棋院、韩国棋院诞生于1924、1945年,两国棋院作为自主经营的公司,棋手是公司聘用的雇员,围棋之火熊熊燃烧,至今不衰。中国与日韩社会制度、市场基础均有不同,走上的是一条完全依赖国家体制的道路。这条路线的形成,与中国体育事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得到全面发展有着直接关联,而和《围棋通讯》所测试的产业化弱苗愈来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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