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
高部道平与秀哉是标准的先二。秀哉的顶峰应该在1914年成为名人(九段)的时候,四十岁。现在可以找到大致在那个时候前后的秀哉对高部道平四局棋谱让二子2局高部道平胜,让先2局秀哉胜。这个时间是紧接高部道平访华以后。从前面与高部道平和周小松都对局过的陈子俊、丁礼民和唐善初的分析比较来看,周小松明显强于高部道平,一先至少的。而且高部道平是以其棋艺顶峰时期的年轻人对三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而三人对周小松是在青壮年,周小松是在晚年。周小松的巅峰时期是在咸丰到同治初与陈子仙争锋的时候,其时的水平当远非晚年时对后辈的指导棋可比。那么周小松的水平应该是可以和秀哉一比的,退而言之说还有差距那也是极其细微的。
那么秀哉在日本棋坛的地位怎么样?日本围棋最后四个名家按时代排列依次是秀策、秀甫、秀荣和秀哉。周小松的时代大致与秀策、秀甫和部分秀荣的时代相当。其中秀策无疑是评价最高的,日本围棋史上有前圣道策和后圣丈和、秀策之说。道策更重要的是作为日本近代围棋奠基者,从棋艺上说秀策无疑是日本围棋最高峰。虽然秀策名高,但日本围棋从在相当于中国嘉道之间本因坊丈和成名以后,一直是处于高水平,中间没有明显的起伏。后人评价秀甫的实力并不输于秀策。而秀荣是丈和以后的又一个九段名人(1906),秀策和秀甫虽然实力足够,但实际都只有八段。田村保寿(秀哉)是秀荣的门下,继承秀荣本因坊位时水平已经明显不弱于秀荣。秀哉能很快升为九段名人也是以其公认的不低于秀荣的实力为基础的。解说这些是要说明与周小松和陈子仙同时代的秀策、秀甫和秀荣与秀哉大致是在一个档次,即便秀策或许高一些,那也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周小松和陈子仙(虽然后来棋界对陈子仙评价更高一些,但那更多的是喜好)与同时代的日本最高手即便有差距也是极其有限的。
周小松是晚清围棋大家,1871年陈子仙去世后,二十年间无人可以在不被让子下与其对局,既表明了他的强大,也是中国围棋的悲哀。但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后来棋界的评价,周小松还够不上清代围棋的最高水平。周小松本人自己说:“如遇范施不能敌,余皆抗行耳。”陈祖德认为还要加上黄龙士。
虽然周小松与范西屏、施襄夏不好直接比较。但好在围棋是有传承有棋谱的,可以作一个链式关联。施襄夏有一个让二子的对手贯如(现留棋谱让三子5局,让二子5局)一直活到嘉庆后期。《贯如弈谱》上有二局嘉庆年间让先对张介轩的棋谱;《受子谱》上有大致同时的4局张介轩让二子对秋航的棋谱;而现在留下来的秋航与周小松的棋谱有2局,一先一后,是分先。虽然过长的关联只能提供模糊的意义,但无论怎么说,周小松与施襄夏有差距这是无疑的。这个差距不见得小于前面分析的周小松与从秀策到秀哉的日本围棋的细微差距。因此清代最高水平范西屏、施襄夏和日本最高水平秀策,大致上是在一个档次的。理由就是秀哉先二的高部道平对丁礼民、陈子俊、唐善初三人的让子水平均要比周小松低一先以上。
而我们知道,范西屏和施襄夏在少年时期是受到过徐星友指导的。从黄龙士、徐星友到梁魏今、程兰如,再到范西屏、施襄夏,中国围棋始终保持着一个较高的水平。黄龙士、徐星友和日本道策同时代,他们都奠定了中日围棋进入成熟时代的理论基础。随后中国围棋到范西屏、施襄夏到达顶峰。与此同时日本围棋进入了一个相对沉闷的时代,很长时间本因坊位常常只有六段。这个时段中国明显高于日本。但随着范西屏、施襄夏的去世,中国围棋进入了低潮,而与此同时,日本进入了丈和到秀策的顶峰时代。中日围棋有了差距。但随着陈子仙和周小松的出现,中国围棋在晚清有了一个小高潮,陈子仙和周小松的水平与秀策后时代几乎是接近的。
到1891年周小松去世,中国围棋就彻底的衰落了。到1909年高部道平来华,中国棋坛不仅仅是没有国手,而且是一代不如一代。陈子仙和周小松已经不如范西屏、施襄夏,而高部道平来华时成绩最好的居然是曾经周小松让二三子的七十岁的老人。清末之衰落甚至可以说是没落,四百年之未有,是真正的末世。但我们绝不可以因此而怀疑中国围棋的几千年发展,尤其是以范西屏和施襄夏为代表的与日本围棋不同但各有所长的技艺所达到的高度。如此才是对中国围棋史的基本定位。
清末的中国棋坛不仅仅是没有国手,而且是一代不如一代。当时对阵高部道平的棋手大多是老人,应该正当年龄的二十至四十岁的一个也没有。当然人是有的,但水平更低,完全上不了台面。如果周小松知道他让二三子的人居然到了晚年后还能称霸棋坛,该作如何想?回顾从明代中期正德年间,开始有比较明确的弈坛记载,四百年间,围棋水平一代高过一代,从未间断,即便是明清交界的战乱都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乾嘉时期虽然略有萧条,但其代表人物的水平还高于十八国手。中国围棋清末之没落倒底是什么原因?
弈道之兴衰根本是时代环境,所谓国运兴,棋运兴。晚清的衰败是根本性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原有的社会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对围棋也必然产生影响。其实这样的影响在日本也一样出现,维持了三百多年的御城棋制度和四大家制度消亡。但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社会发展了,围棋也找到了重新发展的路。而中国新旧矛盾的结果是太平天国之乱,国破家残,民不聊生。“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如今七事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社会动荡,达官贵人自保不暇,给与围棋的支持自然下降,缺乏经济上的支持,围棋艺术的发展当然受到抑制,因而不免每况愈下。前述记录高部道平南京对战的王伯恭,曾记其弟王仲高是难得的棋才,周小松极为欣赏,认为“二十岁前,决可与吾相敌”。但王仲高觉得即便如周小松天下第一也只是一清客,“吾何苦劳精疲神,费事失业,以冀成一清客乎?” 可见棋手地位之低下。
王蕴章《天香石砚室弈选》序言中说:
余尝窃论夫弈之盛衰矣!弈莫盛于有清一代,而其衰也,亦于有清一代为最。极盛于施、范,中衰于陈、周。非施、范能盛之,陈、周能衰之也。施、范生于国家全盛之秋,民丰物阜,心无外骛,一枰黑白,若将终生,其以弈名世也固宜。降至陈、周,世变稍稍丕矣。士或怀才不得逞,则奔走为衣食计,手谈坐隐,余事蓄之。有能与陈、周敦槃玉帛,狎主齐盟者,已视为登峰造极而不可复进。若更责以施、范之绝诣,则骇旦走耳。
其实这还只是表面,清末中国所面临的是几千年未有的变局,是真正的末世。国运之衰莫此为过。因此围棋在此时的衰落以至于没落也是可以想象的了。
公众号说明:此文为作者投稿原文,文责由作者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