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善败：卷土重来是男儿

势孤取和，和不是目的，局部的、阶段性的“和”，是为了最终的取胜。和也不是一味的消极退缩，而是有准备的、积极的抵抗手段，拳头缩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和更不是满足对方所有的条件，如果对方过分的话，须有必要的反击，这也是确保“和”的成功基础。《棋经十三篇》说：“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败而称“善”，就是在失利的情况下，通过努力，把损失控制到了最低的限度，同时还赢得了反败为胜的转机，这样的“败”其实就是胜。“失败也是我所需要的，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只有在我知道一切做不好的方法之后，我才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方法是什么。”这是爱迪生讲科学发明，其实下棋乃至世间所有事，大抵如此。

戒急用忍，朱元璋高墙缓王

元末大乱，群雄并起，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等纷纷割据一地，逐鹿天下，而朱元璋不过其中并不起眼的一支力量，无论是在政治影响上还是在军事实力，他都不算突出，但恰恰是他笑到了最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于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决策。

元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攻克了常州、徽州、池州等地，此时的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开始萌生了一争天下的雄心。也就在这时，徽州儒士朱升向朱元璋上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朱元璋大为赞赏，并成为很长一个时期的主要战略。

高筑墙，就是在军事上巩固根据地，不着急向外扩张。当时的朱元璋，可谓处于四战之地。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是张士诚，西南是徐寿辉，北面是小明王、刘福通的红巾军，他们的实力远在朱元璋之上。更远处是浙东沿海的方国珍、四川的明玉珍、福建的陈友定，也是与朱元璋不相伯仲的一方强豪。但同时，这几股势力之间，其关系也是错综复杂，除元军外，其他各路诸侯都算是反元义军，彼此之间既聚集在反元的大旗之下，又想吞并对方扩张势力。因此，朱元璋如果加入与这些强敌的混战，以他的实力，很可能立即崩溃。而如果以防守为主，其他势力也一时兼并不了他。因此，朱元璋对各路反元义军摆出友好的姿态，只守不攻，把主要的兵力向东南方出击，通过小规模的战斗，逐步蚕食浙东的元军。经过两年苦战，他攻取了浙东的婺州、处州、衢州等，与徐寿辉（后为陈友谅）、张士诚并肩成为江南三巨头。

“广积粮”就是在经济上积蓄兵马粮草，广揽人力物力，把自己的实力做大做强。当时的各路强豪，采取的是“流寇主义”，每到一地烧杀抢掠，这样虽然积累财富很快，但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占领的城池也是旋得旋失。而朱元璋的部队军纪严明，不抢不烧，他的军粮靠自筹为主。他任命得力干将康茂才为营田使，通过开展农业生产来保障军队供应。在占领婺州后，他更是着力经营，将其作为自己的大后方，发展经济，兴办学校，制订法律，凝聚人心。“广积粮”的方针不但保障了军队的供给，更为朱元璋树立了“王者之师”的形象。

“缓称王”就是在政治上韬光隐晦，戒急用忍，以俯首称臣来争取发展时机。当时各路义军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都先后开始称王称帝。先是刘福通把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推上皇帝宝座，然后是徐寿辉于至正十一年称帝，元至正十三年，张士诚也自称诚王，定国号为大周；元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杀死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定国号为大汉。称王固然有利于号召天下，但同时也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旦称帝，首先必然成为元军的主要攻击目标，同时，各个“王”之间也要争个高下输赢。韩林儿成为“小明王”后，元军立即把主力用来剿灭红巾军，而张士诚与韩林儿，徐寿辉、陈友谅与韩林儿，彼此间也发生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双方都是死伤累累，实力大损。几支队伍中，只有朱元璋没有称王，他也因此而几乎没有与强大的元军正面交锋，也正是因为没有称王，他也没有成为诸路“帝”“王”的攻击目标。为了求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朱元璋不惜向对手称臣。至正十五年，韩林儿遥授朱元璋为“副元帅”，朱元璋成了韩林儿名义上的“部下”，这对韩林儿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但对朱元璋来说，却可以倚仗正当强盛的韩林儿之势，至少可以不用防备红巾军的侵袭。甚至对于元朝，朱元璋也可以表示归诚。当元将察罕帖木儿大破山东红巾军时，朱元璋为免受攻击，“遣使通好”，元朝也授他为“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的职务。元朝使者刚到集庆，察罕帖木儿被杀，其军溃败，朱元璋马上反脸不认人，拒绝元朝任命，还把使者杀了。不久，察罕帖木儿的养子扩廓帖木儿(就是著名的王保保)率军再次平定山东，军势复盛，朱元璋又马上向扩廓帖木儿通好。扩廓拒绝，朱元璋竟连着七次派使者持书向扩廓表示和好。朱元璋自然不会幼稚到以敌为友，他也知道扩廓不会同意和好，他无非是借此来缓解扩廓的进攻。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其实质就是在“势孤”情形下争取一个“和”的环境，趋利避害，一面坐山观虎头，让对手彼此消耗，一面闷声大发财，做大做强。等到时机成熟，朱元璋也就不再客气，出手如雷，把各方势力逐个消灭，然后他在至正二十四年称吴王，又过了四年，建立明朝，正式称帝，成了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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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以委蛇，陈丞相安汉保刘

汉惠帝六年(前189)，西汉奉行“萧规曹随”的丞相曹参去世，丞相一职由两人分担，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共同辅助惠帝。

王陵是刘邦的老乡，也是沛县人，当年刘邦还对他“兄事之”。刘邦起兵时，王陵不愿追随刘邦，而是另拉了一支队伍。一直到楚汉相争时才归顺汉王刘邦。汉朝建立后，封为安国侯。王陵“为人少文任气，好直言”，性格十分耿直。与王陵相反，陈平则是以知机应变著称。他是河南阳武人，从小就喜欢黄、老之学。他是在刘邦出关平定“三秦”时，从项羽军中投奔刘邦的。此后为刘邦平定天下出谋划策，颇多功绩，像以反间计除去项羽的谋主范增，设计生擒韩信，使秘计使“白登之围”中的刘邦脱身等，除了有汉初三杰之称的萧何、韩信、张良外，陈平应该是最大的开国功臣。

王陵、陈平并为丞相的第二年，汉惠帝死了，太子刘恭即位，史称前少帝。刘恭还只是个四五岁的孩子，不能处理政事，刘邦的妻子吕后便顺势开始把持朝政。此时刘邦打天下的一帮老臣，死的死退的退，凋零殆尽，吕后就有了篡汉之心。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她打算封吕氏家族的人为诸侯王，这其实是违反了刘邦定下的规矩，所以她必须要取得丞相的支持。

吕后先问王陵，王陵直截了当地说：“高帝(刘邦)当年曾杀白马与群臣立下盟约，确定只有刘姓者方可为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现在立吕氏为王，这是违背了高帝的盟誓，决不可以。”吕后听了很不高兴，转而询问左丞相陈平和绛侯周勃的意见。陈平说：“当年高帝平定天下，分封刘姓子弟为王。现在太后你临朝，分封吕姓子弟为王，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吕后一听，陈平不但同意封吕氏为王，还找出了这么一个理由，十分高兴。

下朝后，王陵愤愤地责备陈平、周勃说：“当年高帝立白马之盟，你们也不在场吗？现在高帝死了，吕后擅政，欲立诸吕为王，你们就阿谀奉承，背弃盟约，到时你们有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陈平却淡然说：“面折廷争，我不如您。但说到安定社稷、保全刘氏天下，您可能还不如我。”王陵至此，只能是无话可说。

王陵如此固执，吕氏当然要去掉这块绊脚石。于是她让王陵任太傅，这看起来是升了职，其实是剥夺了王陵的相权。王陵愤懑之下，称病在家，再也不上朝了。吕后就让陈平升任右丞相，任命其亲信审食其为左丞相。

此后的几年，陈平在右丞相这个重要的位置上，似乎是无所作为，对诸吕的胡作非为也无动于衷，只要是吕后提出的，他都表示赞成。不少大臣暗讽他尸位素餐，他也不以为意。而吕氏也需要一个前朝功臣为她撑门面，所以一直让陈平担任右丞相。

前180年，吕后病死。诸吕倒了靠山，一时乱了手脚，这时掌握朝政的右丞相陈平和掌握军权的太尉周勃两人合谋，联起手来迅速诛灭了吕氏家族，拥立代王刘恒为皇帝，恢复了刘氏天下。实现了当年他对王陵所说的“全社稷、定刘氏”之言。

面对吕后的倒行逆施，王陵与陈平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王陵直面迎击，在自己丢了丞相的同时，也失去了反击的实力。而陈平则相反，他看得很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吕后势大，根本不可能阻止吕后分封诸吕为王，此时只能是“势孤求和”，先保住自己的官职，慢慢地伺机而动。在分封诸吕这事，他似乎是“败”了，但这败却是在为以后的胜打基础。他表面上无所事事，顺从吕后，暗中却也周勃等密谋，出时保护刘氏血脉得以延续，为反攻诸吕做积极的准备。等到吕后一死，形势发生变化，他立即出手如电，一下子反败为胜，倒转乾坤。陈平就是一个高明的“善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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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世事一局棋

这段时间因为在做一个“围棋与历代士风”的课题，稍稍梳理了一下古代文人下棋的史料，不经意间有了一个发现，那就是，著名文人中欢喜围棋的很多，但没有一个是围棋高手。不管他的文章是如何的洛阳纸贵，诗词是如何的脍炙人口，也不管他写起《棋赋》《棋旨》《棋论》来是如何的头头是道，真的棋枰对弈，也就是个业余爱好者。苏东坡说：“平生有三不如人，着棋、吃酒、唱曲也”，林逋说：“世间事皆能之，唯不能担粪与着棋”，算得上是实话实说。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一个叫李憨子的围棋高手，其人“状貌昏浊，垢秽不可近，盖里巷庸人也”，但下棋却是“举世无敌手”。状元郎胡旦对此半是自负半是自嘲地说：“以棋为易解，则如旦聪明，尚或不能；以为难解，则愚下小人，往往造于精绝。”古代文人喜欢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说“善弈不如善观”，这一半是旨趣为上，一半也是为自己找台阶。所谓造化弄人，围棋大概也算一种吧。

这其间的道理，似乎从来没有人研究过。我有时揣想，这或许是因为围棋是简单至极又复杂至极的一种游戏吧。说简单，围棋只黑白两色，连字也没有一个，文盲也尽可下得。说复杂，所谓“千古无同局”，一局棋的变化理论上比宇宙间的原子总数还要多。古人说到《易经》的“易”，说“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这三个词用在围棋上同样合适，围棋就是这样的既简单方便，又变化繁复，更有始终不变的道理。大概正是这个原因吧，围棋的绝顶高手，必须既是纯朴的人，又是机敏的人，还得是信念坚定的人。苏东坡、欧阳修、白居易等人，自然是天下第一等的聪明人，论学问是满腹经纶，论作文是著作等身，更胸怀一腔济世救民的热情，在品行、才能上近乎完人，但于围棋，却不免落了佛家所谓的“知识障”。宜乎其拙于围棋也!像这般集“简易、变易、不易”于一身的弈者，在我看来，也就是一人一狗而已，一人就是不世出的大棋士吴清源，一狗就是横空出世的“阿法狗（AlphaGo）”。阿法狗能视天下英雄如无物，就在于它最复杂(计算量是人类的无数倍)、最简单(没有七情六欲)、最执着(赢棋就是一切)。

这也是为什么“围棋十诀”千百年来被天下棋手奉为圭臬的道理。“围棋十诀”说简单也简单，只有十句话40个字，还全是大白话。说深奥也深奥，举凡世上之事都可用这“围棋十诀”来理解。而“围棋十诀”，不论是不得贪胜还是入界宜缓，不论是慎勿轻速还是势孤取和，在我看来，每一诀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中庸之道，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吴清源先生的“中的精神”、“六合之棋”，或许正是从“围棋十诀”中来的吧。事实上，即使是像我这样的浅陋，在近一年的写作中，也似乎从“围棋十诀”中明白了一些道理。“围棋十诀”就是这样的经典：天才如吴清源，愚蠢如我辈，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我所理解的“围棋十诀”，以历史上的相应“案例”来加以诠释，或许也不为无益吧。

感谢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省围棋协会主席、省体育局局长孙光明先生为本书作序，正如他所说的，这也是表达我们对围棋事业、围棋文化的共同热爱。感谢本书责任编辑解永健老师的厚爱和支持，他的学识与严谨为这本小书增色不少。还有许多棋友、书友对本书的写作多有帮助，在此谨致深深的谢意。

杨自强

丁酉暮春于不息居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