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左右逢源，肃慎曲线救人

左宗棠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名臣，与曾国藩、李鸿章合称“湘中三杰”，又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合称“中兴四大名臣”。他中举后，开始没有做官，而是以作幕僚来展示才干。咸丰年间他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包括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厘金、捐输等事，全由左宗棠说了算。而左宗棠也确实有能力，湖南一省在他的整治下，财政和吏治都大有起色，所以当时有人说骆秉章之功就是左宗棠之功。

左宗棠才华横溢、精明强干，免不了就有点恃才自傲，很容易得罪人。咸丰九年（1859），湖南省永州镇总兵樊燮因不向左宗棠行礼，左宗棠大为不满，借故把将樊燮以骄倨罪革职。樊燮不服，向湖广总督官文告状。官文本来就与骆秉章不和，对盛极一时的湘军势力也心有忌恨，有此良机，自是求是不得，遂上疏弹劾。

在清代官场，封疆大吏由幕僚处理日常事务，这是惯例，所区别者只是程度大小而已。但清廷又规定，幕僚不可把持政务，若肆意狂为，则就地正法。但事实上，幕僚本就是主官聘请，权力大小全在主官掌握，再说重要幕僚与主官往往是朋友关系，所以极少有幕僚把持政务的弹劾。正是因为如此，官文奏章一上，咸丰皇帝极为重视，下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官文既是弹劾之人，让他主持密查，结果可想而知，可说左宗棠危在旦夕。

这一消息传到了大臣肃顺耳中。肃顺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的七世孙，深得咸丰皇帝信任，权势炙手可热，如日中天，人称“肃中堂”。更难得的是，作为满人，他却力主破除满汉观念，在内忧外患之际，重用有才能的汉人。肃顺平日对左宗棠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知道这是个难得的能臣，现在多事之秋，正是用人之际，他决定要想办法把左宗棠救出来。

但问题在于，肃顺虽赏识左宗棠，事务上却跟左宗棠没有交接，他既不能直接把这个消息告诉左宗棠，更不能直接为左宗棠说话，否则很容易被指责为当朝大臣与地方官员有勾结，这是不小的罪名，救不出左宗棠倒也罢了，很可能连肃顺也被牵连进去，这事情就复杂了。

于是，肃顺就把左宗棠受弹劾之事跟自己的门客高心夔说了。高心夔心领神会，马上告诉了另一门客王闿运，王闿运又立即通知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这郭嵩焘也是湖南湘阴人，与左宗棠是老乡，平日十分佩服左宗棠，关系也是极好。郭嵩焘听到这消息，大惊失色，通过王闿运，向肃顺请求帮助。这一过程看似曲折，其实早在肃顺的意料之中，他对高心夔、王闿运、郭嵩焘、左宗棠之间的关系了然于心，知道必然可以不落痕迹地把消息传递给左宗棠。

肃顺对王闿运说，救当然该救，但如果凭空向皇帝上奏，皇帝就会疑心自己是否跟此案有瓜葛，是否跟地方官员有交结。因此，要有一个汉族官员上疏保举左宗棠，咸丰皇帝向自己征求意见时，便可顺水推舟，为左宗棠说几句好话，凭他在朝廷一言九鼎的身份，当可无事。

王闿运当即将这一策略告知郭嵩焘，郭嵩焘就自己写了奏折，想方设法让朋友大理寺少卿潘祖荫以潘的名义上奏。而几乎与此同时，湖北巡抚胡林翼保举左宗棠的奏折也送了上来。这两封奏折都力荐左宗棠能力过人，可堪大用，并说左宗棠遭到诽谤，乃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因。一边有人弹劾，一边有人保举，咸丰帝对此自是拿不定主意，问肃顺说：“方今多事，用人之际，人才难得，左宗棠果为不法，固应严惩，如果左宗棠擅长于军旅，自当弃瑕录用。不知你认为究竟如何？”肃顺马上说，湖南巡抚骆秉章功绩昭著，听说全仗左宗棠出谋划策，这样的人才，应当爱惜。现下危难存亡之际，正该重用汉臣。咸丰帝一听有理，就将胡林翼、潘祖荫的保举奏折送给官文，让他对左宗棠一案再行核实后上奏。

官文是个聪明人，咸丰帝这个招呼打下来，他自然知道朝廷有意启用左宗棠，自己再查办左宗棠就有点不识相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不久，在曾国藩的保荐下，左宗棠出任兵部郎中，四品京堂候补襄办军务。

肃顺所以能举重若轻地救出左宗棠，关键就在于他对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对皇帝与官员之间、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关系，对各个相关官员的立场、心理，都洞若观火，了然于心，因而，他知道只要自己看似无意的一个举动，就会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就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他一“动”，各方必定会“相应”，最后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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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变：牵一发而动全身

下围棋的都知道，对某个战术手段的得失利弊，有时从其本身是很难判断的。同样，对一个局部的处理，是战是逃还是弃，从其本身也很难下结论。这就是围棋的大局观。“动须相应”其实就是大局观的一种体现：每个局部的“动”，都必须有全局的“应”；每个局部“动”还是“不动”、如何“动”，也必须从对全局的影响来考量，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高手的对局中，一连串分别看来价值不大的棋子，但由于互相间的配合、影响，竟产出了极高的效率，这就是棋手主导了各处的变化，使之互相呼应，形成结构性的效应，《棋经》所说的“不走之走，不下之下”就是这个意思。

一举三得，丁谓巧修宫殿

丁谓是北宋的大臣，在宋真宗时官至参知政事、枢密使、同中书门平章事，也就是宰相。丁谓此人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以善于谄媚奉承著称。但平心而论，其做事的能力也是相当的不错，毕竟一个人光凭拍马屁要做到宰相也是不大可能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丁谓修复皇宫的事，可知其人也是很不简单。

祥符年间，一次皇宫失火，烧毁了一大片宫殿。这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事，必须要尽快修复，这一工程就落到了丁谓身上。面对一片废墟，丁谓至少有这几件事必须解决。一是如何把废墟清理出去？二是建造宫殿的土方哪里来？三是如何把竹木等建材运进来？算下来，这三件事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旷日持久，委实很难。但丁谓自有办法。

丁谓先是令人在宫殿前开挖一条河道，把汴水引进来。宫殿前临时建个砖窑，开河时挖出来的泥，就当场烧制成砖瓦，这样既解决了建筑的土方问题，顺带也解决了挖出来的污泥的堆放问题，可谓化废为宝。新开的河道直通汴水，把宫殿废墟装上竹排木筏，运送就很方便。竹排倒完废物后，也不空回，马上就地购买竹木等建材装回来，这样来回皆是满载，运力得到充分发挥。皇宫修好后，工地上一片建筑垃圾，丁谓又令人把这些垃圾倒入河中，把河填满，宫殿前又是一条通衢大道。丁谓开河之举，可谓神来之笔，同时解决了取土烧砖、材料运输、清理废墟三个难题，一举三得，“计省费以亿万计”，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

南宋洪迈的笔记《夷坚志》中记载的一件事，与丁谓修复宫殿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绍兴十年（1140）七月，都城临安发生火灾，延烧城内外房屋数万间。有一个姓裴的商人，他的住宅、仓库和珠宝店铺也是受灾不小。左邻右舍全忙着抢救货物，减少损失。裴商却不顾不管，而是把家里的仆人全部派出去，四出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并且吩咐说，不管材料大小，不管质量好好，不管价格高低，悉数全部买下。不几天，遭灾的人家纷纷重建，市场上急需建材，一时供不应求。政府出台政策，凡是售卖建筑材料的，一律免税。裴商抢购来的建材价格卖得高，而且还不用交税，不但弥补了火灾的损失，还大大地赚了一笔。

丁谓和裴商的做法其实并不难，说穿了，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绝大多数恰恰是想不到。他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思考问题时，贯穿了整体性和相关性的原则，丁谓把修宫殿的各项工程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又从各项工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整体，并各个工程之间的关系理顺，互相照应。裴商也是如此，一般人只注意到火灾和抢救财产的相关，他则更远一步，看到了火灾和修复房屋的相关，修建和建材的相关，通过抢购建材，把这几个点都联结起来了。这就像高手下棋，每一着棋似乎都容易理解，但当这几着棋联系在一起时，整块棋就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境界为之一新。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每着棋之间是有关的、呼应的、互相增值的，这就是“动须相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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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而行，王导扶持晋帝

王导是是东晋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也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王导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玡王氏，在洛阳结识了当时还是琅玡王的东晋元帝司马睿。司马睿与王导一见如故，两人出则同车，入则同席，关系十分密切。

王导向司马睿分析了天下形势，认为大乱将至，劝司马睿到江南以图大事。王导说：“自古以来，未有国奢而不亡者，现在洛阳如此奢华，皇帝又信任群小，这是国亡之兆。而江南乃富庶之地，当地孙权就是在此立国，可以开创宏图大业。”司马睿一听有理， 永兴元年（304），司马睿就从洛阳渡江来到江南，出镇下邳，不久迁安东将军，请王导担任安东司马，为他全面策划，说“一切委卿，如事成，当与卿共有之”。王导认为，司马睿在江南根基不深，所以第一步要取得江南士族的拥护。

但司马睿这人资质平平，并无什么过人之处，而江南却是读书人成堆的地方，士人们都自视甚高，见王导带了这么个皇室贵族来，纷纷埋怨说：“我们江南乃是文物繁盛之地，你怎么引了这样一个俗物至此，真是把这块洁净之地给弄脏了。” 尤其是贺循、顾荣这两位士人领袖，对司马睿更是不卑不亢，不冷不热。司马睿见自己门庭冷落，也有点心灰意懒。在江南打开局面必须要取得士族的支持，提高司马睿在士人中的声望是当务之急。于是，王导就与从兄王敦一起，借三月三日司马睿禊祭之际，组织了一次隆重的出游活动。

这一天，司马睿乘着舆驾，仪仗队安排得十分的气派，而王导和王敦却骑着马跟从在后面。这样的架势，就是表示对司马睿极大的尊重。建业的士人一看，真是不可思议，连王导、王敦这样的有道德、有水平、有声望的名人，都心甘情愿地为奉司马睿的为尊，这司马睿肯定是个有本领的人。纪瞻、顾荣等人见了后感到惊异，一个跟着一个地在道路左边行拜礼。就这样，拜见司马睿的士人多起来了，大家慢慢地承认了司马睿的地位。于是，司马睿趁着西晋陷入“八王之乱”的混乱局面，在王导的支持下，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司马睿十分感激王导的扶持之功，对他说，如果能成功建立王朝，我与你共有之。这就是后来的“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王朝建立之初，财政十分困难，国库里除了几千匹绢，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如何用活这批白绢来解决燃眉之急，善于理财的王导又一次使出的四两拔千斤的法宝。他从国库里取出几匹白绢，请人精心裁剪了一批式样大方时尚的衣服，自己穿了一件，把其余的送给朝中几位德高望重的大臣，请他们一起穿白绢衣。王导在当时以举止雍容，仪态高雅著称，白绢虽是平常之物，但穿在他身上就显得特别的有风度。更何况朝中几位名臣都和王导一起穿起了白绢衣，这白绢衣就成了身份的象征、高贵的标志。建业城里，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的，都要弄件白绢衣穿穿，以跟时尚保持一致。一下子白绢供不应求，价格一路飚升，王导将库存的几千匹绢悉数抛售，大大地赚了一笔，总算解决了财政困难。

王导的做法，有点类似“蝴蝶效应”。他一个小小的举动，在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后，最后形成了极大的效应。王导的智慧，就在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一“动”，会在朝野产生怎样的“应”，从而主导着变化朝自己设定的轨道发展，取得预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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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什么山唱什么歌

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概念叫“时”。这个时，并非仅仅是指时间，所谓“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其实质是在时间中引入事件的范畴。同样的做法，在不同的时间中就会显示出不同的内涵，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局，所以才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样的古训。拿围棋来说，对弈的双方一直处于制约与反制约的对抗之中，此消彼长，针锋相对，局势始终处于动荡和变化之中。高明的棋手，总是根据此时此地的局势来理解和应用围棋法则，相时而动，顺势而行，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方案，采取相应的战略战术，这就叫“阴阳不测之谓神”。

照搬照抄，马谡自寻绝地

背水一战是名将韩信创造的一个著名战例。

前204年，韩信率领三万汉军进攻赵国来至井陉。据守井陉是由陈余率领的20万赵军。井陉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赵将李左车对陈余说，井陉的道路非常狭窄，两辆车都无法并行通过。汉军长途奔袭，辎重粮车一定落在后面。我带3万精兵抄小路去拦截粮车，你在这里深沟高垒，固守不出。这样汉军前不得斗，退不得还，没吃没喝，不出十天，必定大败。陈余却道，我军数倍于敌，却不敢迎战，岂不是让人笑话我们胆怯。汉军千里行军，人困马乏，根本不堪一击。

韩信来到井陉前30里扎下营寨。他先挑选两千轻骑，每人携带汉军的红色战旗，沿着山路潜行至赵营附近埋伏，对他们说，赵军见我军败退，必定会倾巢追击，你们就立即冲入赵营，拔去他们的旗帜，全部换上汉军军旗。

韩信大军进发，背向大河摆开阵势。赵军果然全军出动，全线压上。双方激战良久，汉军不敌后退。退入背水的军营后，背后就是宽阔的大河，再退就是死路一条。汉军身陷绝境，只能殊死一搏，爆发出了极大的战斗力，赵军虽以众击寡，一时竟不能取胜。正想收兵回营，却见自己的营帐上全是汉军的旗帜。惊慌之下，以为大本营已为汉军占领，顿时阵势大乱，四处乱窜。汉军趁势反攻，大破赵军，斩杀陈余，活捉了赵王歇。

四百年后，有人学起了韩信背水一战的做法，这人就是三国时蜀国大将马谡。

227年冬，蜀国第一次北伐，诸葛亮率领驻汉中，出祁山，魏国则派出大将张郃前来迎战。诸葛亮进攻祁山时，决定派出一支人马去占领街亭，作为战略据点，这一重任，他交给了参军马谡。

马谡饱读兵书，平日也给诸葛亮出了不少好主意，深得诸葛亮的赏识。他带着副将王平来到街亭后，察看了地形，对王平说：“这一带地形险要，街亭旁边有座山，正好在山上扎营，布置埋伏。”王平建议在要道口筑起城垣，坚壁高垒，挡住敌军。并提醒说，倘屯兵于山上，敌军四面围住，那就危急了。马谡却说：“兵法云：凭高视下，势如劈竹。若魏兵到来，吾教他片甲不回！”又说：“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魏兵绝我汲水之道，蜀兵岂不死战？”一意孤行，定要在山上安营。王平无奈，只得自带一千人马在山下驻扎。

张郃大军赶到，见蜀军据守山上，当即将孤山团团围住，并把蜀军的水源切断。蜀军困守山上，军心动摇。马谡几次命令兵士冲下山去，但张郃坚守住营垒，蜀军没法攻破，反而被乱箭射死了不少人。数天之后，山上无水无粮，寨中大乱，更有人开了寨门下山投降。魏军趁势大举进攻，蜀军全线崩溃，马谡狼狈逃走，街亭也被魏军占领。这就是三国史上有名的“失街亭”，马谡也被诸葛亮挥泪斩之。

同样是背水一战，为何韩信大胜而马谡大败？只因为马谡只知照搬照抄，而不知他面临的情形与韩信之时已有极大的不同。

一是对手不同。韩信的对手是狂妄自大的陈余，而马谡的对手是身经百战的名将张郃，背后更有一个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出谋划策，岂会轻易中计。

二是战术不同。韩信背水一战能成功，在于预先布置了“拔旗易帜”，关键时刻扰乱了对手军心。假如赵军不乱，以数倍于汉军的兵力对战，即使汉军殊死奋战，时间一长怕也难于支持。而马谡只知背水一战，却既没有切断魏军粮草，也没有分兵夹击，只是山上死守，魏军有恃无恐，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部队不同。韩信能够使军队“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是因为当时的战争远比三国时残酷，战胜军往往对俘虏赶尽杀绝，动不动就是斩首数万。像长平之战，名将白起就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项羽也在新安古城坑杀二十万投降的秦军，投降很可能也是死路一条，自是要拼死一战以求生路了。而在三国时，收纳降将降兵是很平常的事，身陷绝境时，普通士兵很容易选择投降。所以当魏军进攻时，蜀国士兵立即就“四散”了，根本不可能血战到底。

事实上，背水一战只能是一个在特殊情形下的特殊战术，带有很大的冒险和侥幸，也只有韩信这样的天才军事家才有勇气放胆一试，所以韩信之后，很少再有背水一战的成功战例。马谡不顾具体环境，死记硬背，只能是自寻绝路，也留下了千古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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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应变，刘邦假王真封

明成祖朱棣经过三年“靖难之役”，从其侄子建文帝手里夺得皇位后，决定迁都北京，他下令在北京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于是从全国各地征集一大批能工巧匠，齐集北京。

在南京来的工匠中，一位是当时人称“蒯鲁班”的木匠蒯祥。蒯祥是江苏吴县人，他出身于一个木匠世家，其父也曾是明朝总管建筑皇宫的“木工首”。蒯祥来京后，参与整个宫殿建筑群的设计，并具体负责承天门（就是后来的天安门）建筑的设计和施工。

在建造故宫的三大殿时，缅甸国向明王朝进贡了一根巨木，缅甸出产的柚木和硬木天下闻名，是建造房屋的最好材料。永乐皇帝很高兴，下令将其制成大殿的门槛。据说是有个工部侍郎嫉妒蒯祥，暗中叫木匠偷偷把木料锯短了一尺。门槛短了一尺，那是无法接上去的，这段木料是皇帝钦定的，又不能换。大家都吓得手足无措。蒯祥见了，叫木匠索性再锯短一尺，在门槛的两端雕琢了两个龙头，再在边上各镶上一颗珠子，用活络榫头装卸。这样当轿子进出时，可以把门槛卸下来，不用下轿，比原来的设计更具特色。皇帝见了十分高兴，大加赞赏。这就是蒯祥发明的“金刚腿”。蒯祥也因在建筑设计中的功劳，被任命为工部左侍郎。

蒯祥的随机应变为人称道，但比起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来，这只能说是“小儿科”了。

楚汉相争时，刘邦命令韩信去平定齐国。韩信率军正准备攻城，却听说齐国已投降了汉。原来刘邦同时派出了郦食其去游说齐国，郦食其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得齐王归降于汉。这时，韩信的谋士蒯通对韩信说，将军你浴血奋战，到现在只打下了五十多座城池，这郦食其一动嘴，就下齐城七十座，这哪里还有你的功劳啊？韩信一听有理，再说这时进攻已准备就绪，岂能无功而返。于是韩信一声令下，全线进攻。齐王根本就没设防，立即全线崩溃。

韩信顺利攻下齐地，志满意得，派使者对刘邦说，齐地情况复杂，齐人反复无常，一会说降，一会儿不降，得有人在这里管着他们，我请求你封我为假齐王，以安定齐地。“假”是代理的意思。韩信不好直接讨封，就先来个代理齐王。

此时的刘邦，正被项羽围困着荥阳，眼巴巴地等着韩信来救他。韩信按兵不救刘邦，却趁火打劫，仗着手里有几十万精兵强将，竟要挟起刘邦来了。刘邦本是流氓出身，哪里受得了这气，当即大骂：“吾困於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这时刘邦身边的两大谋士张良、陈平一看不对，在桌子底下踢了刘邦一脚。刘邦一愣，立即反应过来了。这是什么时候啊？自己被困着这里，全仗着韩信来救命，得罪了韩信，他要拖上几天甚至反戈一击，那就全完了。再说了，此时的韩信兵强马壮，占地广阔，他别说是做代理齐王，他就是自称齐王，你刘邦管得了吗？要是不让他做这个假王，他老羞成怒起来，举兵相向，那可怎么得了。

刘邦脑子转得飞快，脸上却神色不变，仍是气呼呼的：“混蛋，男子汉大丈夫，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狗屁假王。你以为老子封不起啊？”骂完了，刘邦一本正经地请张良把齐王的印绶送给韩信，正式封韩信为齐王。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到天下平定，刘邦做了汉高祖，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韩信再也要挟不到了他了，刘邦就开始一步步收拾韩信，最后把韩信给杀了。

刘邦为人功利，往往需要时就利用，不需要时就过河拆桥，从道德上来说，这当然不值得肯定，但在战争年代，恰是这样的性格成为他战胜项羽当上皇帝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性格，体现在处事上，就是在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时，他往往能顺势而行，改变成见，迅速作出彼时彼地最为合适的决定，这也可说是“动须相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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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诀：势孤取和

“枯木逢春”的擂争

（“枯木逢春”的擂争。从角上打劫杀开始，吴清源一步步扭转颓势。）

这是吴清源与其师兄桥本宇太郎首次“十番棋”的第二局，弈于1946年8月。

桥本宇太郎也许不如木谷实、坂田荣男、藤泽秀行这样的声名显赫，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曾三获本因坊，更因在“大手合”(升段赛)上出色战绩，被称之为“天才宇太郞”。 桥本宇太郞最广为人知的，是他与岩本熏的“核爆下的对局”。那是1945年7月，桥本作为在位本因坊接受岩本熏的挑战，他们和裁判濑越宪作不顾警察的告诫，坚持在广岛进行比赛。就在他们对局时，美军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刹时，一片闪光直射大地，对局室门窗一下全被震碎，桥本更是直接被甩到室外。然而，专注于棋局的两人，简单收拾下棋具后，竟然继续对弈。这种对棋道的执着确是令人动容。

1946年是桥本春风得意的一年，他在大手合中所向披靡，以八战八胜的战绩升为八段。当时的八段绝对是一个仰之弥高的段位，因为自唯一的九段本因坊秀哉去世后，世上再无九段，八段成了全日本最高的段位。那么，他与另一个八段吴清源谁的棋力更强，成了棋迷关注的一个话题。于是，《读卖新闻》社发起了一场桥本宇太郞与吴清源的擂争十番棋。

而此时的吴清源，状态其实很是堪忧，他正跟随着一个宗教组织“玺宇教”四处漂泊。玺宇教的教主玺光尊利用吴清源的知名度和人际关系，让吴清源为玺宇教解决经费、住宿等难题，拉人入教，吴清源每天疲于奔命，已是两三年没有摸过棋了。“玺宇教”有着严格的教规，吴清源要去下棋，必须得玺光尊的同意。《读卖新闻》社和玺光尊经过了艰难的谈判，再三向她说明一旦吴清源胜利，可以让玺宇教全国知名，而吴清源十万日元的对局费(当时的十万日元可以买一套相当好的房子)，当然是无条件地奉献给玺宇教，玺光尊总算答应了。

失踪棋界两年多的吴清源此时对棋已是十分陌生。十番棋第一局，面对正当鼎盛的桥本，从头到尾全无胜机，一路完败。

第二局吴清源执白，仍是大失水准，在桥本的攻击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到上午封盘时，只见盘上的白棋七零八落地散成几块，已是必败的局面。然而此时，吴清源突然如大梦初醒，回复了神勇的本色。他沉下心来，逐城逐地进行争夺。尤其是在左上角，白棋强行开劫，利用丰富的劫材将黑角杀掉，渐渐扳回了局势。吴清源后来在自传中说：“绝对优势的桥本落子开始有些失常。只见我那即将崩溃、散乱不整的白棋，个个如枯木逢春，奇迹般地全部活净，盘面也逐渐变得细微起来了，到后来终于转化成胜败不明的局势。”而桥本大优局面下被逆袭，也失去了平常心，在官子阶段连续出现缓手，最后终于乾坤倒转，吴清源以一目获胜。

这是对吴清源至关重要的一场胜利。这一局给了他极大的信心，接下来，他以一波四连宣告强势回归。战至第八局，吴清源6胜2负，净胜4局将桥本这个八段降为先相先，以当世第一人的姿态屹立棋坛。

吴清源在几乎崩溃下的局势下能反败为胜，固然有桥本发挥失常的偶然因素，但更关键的是他“善败者不乱”，在劣势下既没有放弃努力，也没有急躁冒进，而是“势孤取和”，卧薪尝胆，在苦苦支撑中寻求机会，在一场马拉松式的竞逐中，终于在最后一刻超越了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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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好死不如赖活着

两个棋力相当的棋手在对弈时，优势往往是交替的，一会是这方优势一会是那方有利；也往往是交错的，这个局部是这方占优，那个局部是那方得分。而当某个阶段某个局部处于劣势时，职业棋手一般不会冒险硬拼，而是选择妥协。妥协当然不是最好的策略，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妥协是可以接受的策略。妥协可以使自己获得一个喘息、休整的时间，赢得等待甚至引导“敌我”态势转变的机会。妥协当然免不了要付出代价，割地赔款，但却换得了“存在”，而“存在”是一切的根本。天下的江河都是拐来弯去的，这就是水跟高山的妥协，只要最后水还是往东流了，那水就是胜利者，当初的拐弯就是一种务实、权变的智慧。

孤军深入，汉高祖白登被困

“白登之围”是西汉初年一次重大战役，汉高祖刘邦死里逃生，立国不久的大汉遭受重创，此役也对汉朝与匈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邦称帝后，大封诸侯，其中韩王信的封地先在太原，后又迁到马邑。而在当时，盘踞在北方的匈奴，趁着中原“楚汉相争”无力北顾而迅速崛起，其单于冒顿仗着兵强马壮，不断侵扰汉地。韩王信首当其冲，几场仗打下来，胜少败多。汉高祖六年（前201）秋，冒顿亲率10万铁骑围攻马邑，韩王信无奈之下，只得与匈奴求和。刘邦却因此怀疑韩王信暗通匈奴，致书责备。韩王信担心被诛杀，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就投降了匈奴，转而双方联军挥师南下，进入雁门关，攻下了太原郡。刘邦此时刚击败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根本不把匈奴放在眼里，于是在汉高祖六年的冬天，亲率大军32万，以陈平、娄敬为谋士，樊哙、夏侯婴、周勃等为将，浩浩荡荡杀向北地。

汉军进入太原后，与匈奴和韩王信的联军连战数场，汉军大获全胜。冒顿派左贤王、右贤王各领一万骑兵在广武拦截汉军，又被击败。刘邦信心大增，挥师直进，在离石、楼烦等地又是连战连捷。汉军此前与匈奴并无交手，不知虚实，此次势如破竹，刘邦不由得轻飘飘起来，以为匈奴不堪一击。派出侦察的使者也接连回来报告说，匈奴多是老弱病残，可以一战而胜。只有谋士娄敬不以为然，他说：“两国交战，按理都要炫耀自己的长处才是，现在我们只看到匈奴老弱的士兵和瘦病的牲畜，这一定是匈奴故意在麻痹我们，而暗中埋伏着精兵。”刘邦此时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进去，以为娄敬盅惑人心，竟把娄敬拘押了起来，只待凯旋归来后再处罚他。

刘邦急欲毕其功于一役，率领先头部队和大将灌婴部下的车骑数万抵达平城，沿平城、阳原一线追击匈奴败兵，渐渐与大部队脱离。而此时匈奴主力三十余万骑兵却悄悄地完成了对汉军的大合围。当刘邦发现身陷重围，已是无法撤出战场，只得率军占住白登山，固守待援。匈奴三十万大军把白登山围得水泄不通，大举进攻。好在白登山居高临下，视野广阔，易守难攻，匈奴连攻七日，仍不能下。此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汉军不习惯北方的严寒天气，大量冻伤，冻掉手指的竟达到十之二三，粮草也已用光，再守下去肯定是凶多吉少。

危急关头，智囊陈平献上奇计，让人携带着大批金银珠宝去贿赂冒顿单于的妻子阏氏，阏氏向冒顿大吹“枕头风”，最后冒顿听信了阏氏之言，撤走一路人马，刘邦这才在大雾中狼狈脱逃，从平城经过河北到洛阳，最后回到长安。从情理而言，单于似乎不大可能放飞煮熟了的鸭子。阏氏究竟是怎么说动冒顿的，史书并无明确记载，只说是陈平的“秘计”，大概免不了是有损大汉面子的事。当然，匈奴可能也有顾忌，因为汉军主力正奋力向白登山突进，一旦里应外合，中间开花，匈奴也可能遭遇一场大溃败。因此在满足匈奴求和条件的前提下撤军，应该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白登之围后，刘邦认识到对匈奴只能采取“和”的战略。他采纳娄敬的建议，以宗室女号称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双方结亲。同时汉朝每年送给匈奴大批棉絮、丝绸、粮食、酒等（这应该是白登山求和协议的内容之一），以示友好。汉与匈奴约定以长城为界，不得侵扰，两国关系总算稳定下来了。

汉军北征，在陌生的“客场”与一个陌生的对手作战，实际上是处于“势孤”，此时正确的策略就是“和”字当头、稳扎稳打。但刘邦在连战连胜之下，孤军冒进，犯了兵家大忌，最后兵困白登，就是不知“势孤取和”的后果。好在刘邦毕竟身经百战，及时醒悟，没有以死相拼，而是放下大国架子，主动求和。从事后看，汉朝为求和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小，而且一付就是70年。但这一“和”，换来了汉朝的休养生息。等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兵强马壮，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扬威漠北。可以说，没有汉高祖当年委屈求全的和，就没有后来汉武帝扬眉吐气的胜。

天马行空

俯首称臣，高赖子苟延残喘

荆南这个政权，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但它确实是五代十国中的一国。然而说它是国，也确实有点勉强，因为这个荆南国很小，仅有数州之地，其地大概在今荆州、秭归、宜昌一带，人口也就十多万户。军事力量更是薄弱，数量小就不去说它了，更因为荆南不产良马，连马军也没有，而马军是当时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兵种。倘单就军队而言，荆南连五代时中原的一个强镇也及不上。更要命的是，荆南立国较晚，缺少发展的空间，介于吴楚之间，处于四战之地，周边列国虎视眈眈，随时可能一口吞并了它。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个不三不四的小国，竟然存活了56年。这在五代十国期间，绝对算是长寿了。所谓“乱五代”，五代以乱著称，军阀间尔虞我诈，兼并不断，即使像后唐这样不可一世的强国，也不过是十几年，后汉更是只有区区三四年。荆南靠什么能生存那么久？

靠的只有一招：势孤求和。

荆南国的开国国王高季兴，本是一个富豪的家奴，后来这富豪投靠后梁朱温，高季兴在朱温军中崭露头角，渐渐做到了刺史。家奴出身的高季兴，尽管后来做了一国之主，但当年养成的鉴貌辨色、做低服小的性格一直没变，做的事也往往上不了台面。野史中记载，当时各国使者路过荆南时，高季兴常常把他们的财物扣下，倘若他国来责备讨要，他又毫无愧色地交还，以至有了个“高赖子”的蔑称。这事的真伪有待考证，但荆南国像不国、王不像王，是肯定的。

荆南这样一个弱国，政治上没有号召力，军事上没有战斗力，要生存下去，只有靠外交了。高季兴和其子高从诲两代国王，一直奉行“事大以保其国”和“交好邻道”两大政治主张。“事大”就是对强国俯首称臣。荆南原来是臣服后梁的，后唐灭后梁后，荆南大为震恐，因为荆南靠近中原，又曾是后梁的属国，后唐要对周边小国动手，第一个便是荆南。为此，高季兴立即上表表示臣服，并将自己名字由“季昌”改为“季兴”（避李存勖祖父李国昌之讳）以示诚意。还亲自到洛阳朝觐李存勖，接受后唐之封为“南平王”，所以荆南国又称为南平国。高从诲接任国王后，进一步奉行“事大”的政策，他对后唐自称为“荆南行军司马、归州刺史”，以示卑谦，而后唐也封他为“荆南节度使”，明确了属国关系。

“交邻”就是对周边国家之间的摩擦也尽量以和为主。荆南与相信的吴国、南唐国、南楚国、后蜀国都基本上能做到相安无事。这其实并不如想像的那么简单，战乱四起之时，往往并不是想和就能和的，但高从诲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一是他利用荆南物产富庶的优势，积极与邻国开展贸易，形成和则双赢、战则双败的局面。二是自居小弟，奉邻国为盟主。比如对吴国，他就“请举镇自附于吴”，名义上奉吴为主。这看起来有点“丧权辱国”，但却是务实而聪明的办法，因为一旦吴国认了你这个“小弟”，他就有义务来“罩”你，可谓是以名换实。事实上，这样的“脸皮老一老”也确实起到了“肚皮饱一饱”的效果。后梁贞明五年（919），楚人攻荆南，高季兴求救于吴，吴国派出水、陆两军相援，“楚兵释荆南引归”。后唐天成二年（927）二月，后唐发兵攻荆南，荆南“坚壁不战，求救于吴，吴人遣水军援之”。后来由于“江陵卑湿，复值久雨，粮道不继，将士疾疫”，后唐久攻江陵不下，劳师费财，只得罢兵。而且高从诲往往是事情做在前面。比如他在与吴国的交往中，认定权臣李昪大有前途，就积极为李昪上位出力，李昪取代吴王成为南唐国主后，自然对荆南关系密切。

《十国春秋•武信王世家论》说：“蕞尔荆州，地当四战，成赵相继，亡不旋踵，武信（即高季兴，谥武信）以一方而抗衡诸国间，或和或战，戏中原于股掌之上，其亦深讲于纵横之术也哉!”确实，荆南国“势孤取和”的策略，大大解除了战争的危险，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局面。

天马行空

隐忍：小不忍则乱大谋

“羸形暗去春泉长，拔势横来野火烧”，这是杜牧《送国棋王逢》诗中的一联，只有在棋势羸弱时如春泉般细水长流，暗暗蓄力，才会有野火横烧、星火燎原的一天。当局势已非，敌强我弱之时，仍是以力斗力，看似气势不屈，其实只会输得更快，这就叫“弱而不伏者，愈屈”。这时候，需要的是隐忍，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忍下心中的一口恶气，尽量把战线拉长，隐藏起自己的意图和手段，在暗中积蓄能量，观察对手，寻找翻盘的机会，这不是懦夫，而是大智、大仁、大勇之人。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正是一个道理的正反两面。

忍辱负重，程婴一力存孤

“赵氏孤儿”是《史记》中记载的春秋时候一个回肠荡气，令人嘘唏不已的故事。

晋景公时，权臣屠岸贾借追究晋灵公之死一事，对政敌赵氏一族进行灭族，自大臣赵朔以下，赵家一家三百余口全被诛杀。只有赵朔的夫人因为是晋成公的姐姐而幸免以难，但也被软禁于宫中。赵朔夫人这时正有孕在身，在宫中躲了几个月后，生下了一个男婴。屠岸贾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当然要斩草除根，把这个婴儿杀掉。

于是一日，屠岸贾带人来到宫中，搜索这个孩子。赵夫人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藏在裙子里。据说当时赵夫人祷告说：“如果天要灭赵氏，你就哭吧，如果天不想灭赵氏，你就别哭。”事也凑巧，这婴儿竟然不哭一声。屠岸贾搜寻不得，只得悻悻然走了。

此时朝政已被屠岸贾把持，这婴儿藏在宫中迟早会被发现。于是赵夫人让一个女仆偷偷把这孩子带出宫外，交给赵朔的朋友程婴。为了让程婴放心，这仆人当着程婴的面自杀身亡。这时屠岸贾也发了狠心，扬言要把全国一月以上半岁以下的婴儿全部杀死。分明摆出一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架势。

程婴带着婴儿，来找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商量。公孙杵臼对程婴说：“抚育这孤儿成人与一死了之，哪个更难？”程婴说：“死是容易的，抚育孤儿很艰难。”公孙杵臼说：“那就请你承担难事，容易的事还是我来做吧。”于是两人就找了一个婴儿让公孙杵臼藏了起来。元杂剧中还说这婴儿是程婴自己的孩子，这应该属于文学创作了。

不久，程婴找到屠岸贾，声称知道赵氏孤儿在什么地方，并索要千金的奖赏。屠岸贾大喜过望，当即把千两黄金赏给程婴。程婴带人径直来到公孙杵臼的家里。公孙杵臼一见程婴，知道事情败露，当下大骂程婴：“你这无耻小人。当初口口声声说要与我共同抚养这孤儿，今天竟然把我出卖了。你纵然不愿抚养赵氏孤儿，又岂能做这卖主贪利之事？”又抱着婴儿求情说：“天乎！天乎！这孩子才几个月，能有什么罪。你们杀我就可以了，别杀这孩子。”屠岸贾哪里能放过这婴儿，当即将公孙杵臼连同孩子一起杀死。

赵氏孤儿一杀，赵家从此绝后，屠岸贾再也不用担心赵家复仇，也就放松了警惕。而程婴背主卖友，更为人所唾弃。他孤身一人，带着这个叫赵武的孩子来到山中，辛苦地养育这赵氏孤儿。

晋景公十五年，晋景公突然病重，占卜的人称是怨死的大臣在作祟。大将韩厥当年曾受赵家之恩，一直同情赵氏，就趁机把实情告诉了晋景公。而此时赵武也已成人，程婴便手绘一画卷，将赵家怨仇详述给他听。赵武悲愤不已，决意报仇。晋景公通过韩厥找到赵武，在景公和韩厥的支持下，赵武率军攻打屠岸贾，将其灭族。而赵氏也由此复位，一百多年后更是建立了赵国。

程婴见大事已了，在赵武十八岁行冠礼后对他说：“当年大难之际，我没有选择一死，就是要抚育你成人，助赵家恢复爵位。今天愿望达成了，我要到地下去报告给赵朔和公孙杵臼。” 赵武哭说说：“我要报答你一直到死，你怎么忍心离开我？”程婴说，当年公孙杵臼认为我能完成大事，所以在我以前死去；如今我不去复命，就会以为我的事还没做好。于是就自杀了。赵武为程婴守孝三年，春秋祭祀，世代不绝。

公孙杵臼和程婴在商量时，把“死”称之为易事。死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并非易事。但在危难之际，不仅要活下去，还要把事情做成功，这不但需要极大的勇气，更需要坚强的毅力和超常的坚韧以及过人的能力，这确乎比一死了之更为艰难。正是因为如此，能够隐忍不发，忍辱负重而坚持到底的，可称之为英雄，这也是程婴为人传颂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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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心泣血，刘秀百忍成帝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虽号称皇族，却是出身于平民。王莽篡汉，自立为新朝皇帝后，天下大乱，刘秀追随其兄刘縯，率领七八千子弟兵在舂陵起义，号“舂陵兵”。后来，刘縯、刘秀加入了“绿林军”，屡立战功。

刘秀与刘縯虽是亲兄弟，两人的性格却大为不同。刘秀沉静稳重，心有城府，而刘縯却是锋芒外露，“性刚毅，慷慨有大节”。刘縯平日即以汉高祖自比，胸有大志，不治家产，一心结交四方豪杰。因而起兵后，迅速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方首领，在“绿林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一度有与更始帝刘玄争夺皇位之势。刘玄称帝后，刘縯被封为大司徒、汉信侯。

奠定刘秀军事地位的一仗，是著名的昆阳大战。当昆阳被数十万王莽军队团团包围危在旦夕之时，刘秀身先士卒，带领13人冲出王莽大军的围追堵截，突出重围却没有折损一兵一骑。调来援兵后，又亲率三千人的敢死队迂回至王莽军侧后，终以2万人的军队大破王莽42万大军，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神话。昆阳大战后，刘氏兄弟无论在绿林军中还是在敌人那里，都赢得了超出其他任何人的威名，这引起了更始帝和其他一些将领的忌恨和不安。此时天下未定，正是用人之际，而心眼狭窄的更始帝更关心自己的皇位问题，认为刘秀、刘縯兄弟是他更大的威胁。于是，趁在刘秀在外，更始帝与朱鲔、刘轶等密谋，先找借口要杀刘縯部将刘稷，当刘縯从前线赶回为刘稷申辩时，趁机把刘縯抓起来杀了。当时更有不少人怂恿更始帝刘玄，说刘秀必定要为兄报仇，干脆再把刘秀杀了。

刘秀听到兄长被杀的消息，悲愤交加，但他同时也清楚地知道，更始帝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稍有不慎，即有杀身之祸。此时的刘秀实力还不足于跟更始帝对抗，势孤之下，只能隐忍。刘秀立即从前线驰回宛城，忍辱负重，向更始帝“谢罪”，请求处分。刘秀还不为刘縯服丧，不和刘縯的旧部下来往，脸上也没有一点悲伤、愤怒，照常吃饭喝酒，有说有笑。有人问起“昆阳之战”，他也丝毫不说自己的功劳。不久，更是与相恋多年的阴丽华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一副及时行乐的模样。这样一来，更始帝刘玄觉得刘秀这人没心没肺，纨绔子弟一个，对他彻底放了心。

不久，更始帝迁都洛阳，要派遣大将平定河北，刘秀争取到了这一脱离更始帝、独立发展机会。他在河北击败收编了“铜马军”，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并于更始三年（25）称帝，建立了东汉王朝。值得一提的是，这年六月，刘秀大军直下，包围洛阳。固守洛阳正是当年参与谋划杀害刘縯的朱鲔，朱鲔自知与刘秀有着血海深仇，拼死抵抗，洛阳久攻不下。这时刘秀又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辱力，他竟然派人招降朱鲔。朱鲔哪敢相信，以为是诱降，刘秀遂对着黄河起誓，保证旧仇一笔勾销，朱鲔这才向刘秀投降。刘秀兵不血刃，使洛阳30万人不战而降。占领洛阳城后，刘秀没有食言，照样拜朱鲔为平狄将军、扶沟侯。

当更始帝杀刘縯时，刘秀如举兵相抗，当然也不失为英雄，但很可能只是一个失败了的英雄。刘秀的隐忍不发、忍辱负重，无论是弱小时对更始帝还是强大时对朱鲔，都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着一个远大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眼前的任何耻辱都是可以忍受的，刘秀能成为汉朝有“中兴之主”，就是因为他有着这样非同寻常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