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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猜忌,郭子仪自曝家丑

有出很经典的传统戏叫《打金枝》,豫剧、晋剧、京剧、越剧乃至电视剧都有同名的剧目。说的唐汾阳王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娶了唐代宗的升平公主,升平公主自恃是皇家的金枝玉叶,对郭暧傲慢无礼,还不来郭子仪的六十寿筵上拜寿,年少气盛的郭暧一怒之下打了公主。公主回宫向皇帝皇后哭诉。代宗认为错在公主,根本不加理会。而郭子仪却勃然大怒,把郭暧绑了进宫请代宗治罪。以郭子仪的官场阅历,他自然知道代宗不会追究此事,以郭子仪再造大唐的功绩,他更知道代宗也不敢追究此事。郭子仪急急忙忙绑着郭暧请罪,是向皇帝表一次忠心,因为此时的他实在是树大招风,不容半点有失。

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大功臣,官至中书令,封为汾阳王,在朝廷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七个儿子八个女婿都在朝廷里做大官,据说他做寿那天,家人拜寿时把朝笏(朝见皇帝时捧在手中的那块板)放在床上,竟致堆满一床,以至留下了“满床笏”这样一个典故,可见家中大官之多。

古人说“侯门一入深如海”,但郭王府的大门却总是敞开的。堂堂汾阳王府像个公园一样,无论贵贱,乃至卖小菜的贩水果的,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连门票也不用买。有一次,郭子仪手下的一名将军到外地任职,来向郭子仪辞行。他看到郭子仪的夫人和女儿正在梳妆打扮,还时不时地使唤郭子仪拿毛巾端洗脸水,郭子仪也像个没出息的模范丈夫,答应得还挺欢。

关起门来,这也没啥,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做丈夫的别说端洗脸水,倒洗脚水也是两个人的事。但老婆、儿女梳洗也不避外人,别说在封建社会,别说是贵为汾阳王,现在的小老百姓也丢不起这个脸。郭子仪的儿子们(当然也是朝廷的大官)简直是无地自容,他们一起去哭着去劝告郭子仪,说:“王爷您功业显赫,可是您也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不管贵贱亲疏,都让人家随便进入内室,古时候的贤人也没有这个样子的。”郭子仪呵呵一笑,对儿子们说:“觉得现丑了不是?你们是不知道我的良苦用心。现在我大富大贵,我家的马,吃公家草料的有500匹,我家的仆人,吃官粮的有1000多人,再往前,我还能求得更大的富贵吗?我如果紧闭大门,外面人不知道我在里面干什么,只要有一个和我有仇,造谣中伤,再有嫉贤妒能者从中一搅和,我就是辨也辨不清,一旦酿成冤案,你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现在府门大开,外人可以随便出入,即使有人嫉妒我、中伤我,他也借不到借口啊。”儿子们听了,齐齐下拜,心里都十分佩服。

郭子仪这样做,正是他从自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教训。他一生对朝廷忠心耿耿,但两次被解除兵权。一次是唐肃宗时,他在平定“安史之乱”时集天下兵马于一身,有人就对唐肃宗说:“郭子仪兵权在握,恐其生变,实为朝廷隐患!”肃宗遂将郭子仪召还京师,削夺兵权。不久,由于战况需要,又不得不再度拜郭子仪为兴平定国副元帅,并进封为汾阳王。唐代宗时,郭子仪功高盖主,为皇帝所忌,又削去其兵权。但不久吐蕃进攻,无奈之下,只得再让郭子仪出山掌兵。几起几落之下,郭子仪深知身居高位,就是处在猜忌之地,荣华富贵之下存在着极大的隐患。而要让皇帝消除猜忌之心,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皇帝交底,连自己的隐私都在公众的眼皮底下,别有用心者就是要中伤也无从中伤起。在中唐这样复杂的政治局势下,郭子仪位极人臣三十多年,到85岁善终。唐代史臣裴垍评价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能做到这样,就在于他能“攻彼顾我”,把自身的可能的问题全部消除了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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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绝:得饶人处且饶人

“攻彼顾我”并不仅仅是双方势均力敌、形势胶着时的战术原则,即使是在大获全胜、乘胜追击时也是如此,兵法上说的“围城必阙”、“穷寇莫追”就是这个道理。已经穷途末路的敌人,为何就不能赶尽杀绝?从对手来说,所谓兔子急了也咬人,在面临绝境时,任何人都会拼死一搏,这时无论是士气还是战斗力都会大大提高,说不定背水一战之下,真能逃出生天。从自己来说,歼灭这样狗急跳墙的敌人,势必要付出比正常情况下大得多的代价,“性价比”太低,还不如放他一马,反正大局已定,对手也成不了气候。因此,围棋高手在进攻时,并不一定要把对方的棋杀死,只要在进攻中能获取利益就可以了。如果一意孤行去杀棋,一旦杀不了,那就会得不偿失甚至不可收拾,这种情况,有个形象的词,叫做“杀崩了”。围棋的胜负并不是比谁杀的棋多,而是比谁占的地多,只要我围的空大,哪怕只比你多一目,这棋也赢了,何必一定要斩草除根呢?

卸掉包袱,徐达放虎归山

1368年,正是明洪武元年,朱元璋率军攻占南京,建元称帝。然后明军乘势北伐,一路席卷而下,直逼元朝首都大都。此时的元顺帝兵败如山倒,已是瓮中之鳖。明军的统帅是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徐达,这年七月,明军追击到了大通,距大都不过一两天路程,眼看元顺帝即将手到擒来。徐达却下令部队原地休整,而且这一休整就是七天。这七天对一路狼奔豕突的元军无异是一道大赦令。元顺帝接住了这一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半夜里打开城门,逃向漠北。

不久,明军又追击到了蒙古草原,在开平城把元顺帝围住了,眼看这回是稳稳的瓮中捉鳖,徐达在布阵时却犯了个疏忽,包围圈竟然缺了个口子。元顺帝心领神会,一溜烟地从这个口子钻了出去。逃回大漠,继续做他的北元惠帝,最后得享天年。

抓住元朝皇帝,这样的大功就因为徐达的“低级错误”给泡汤了,这简直就是里通外国。于是,回朝后,明军的另一名将常遇春,向朱元璋愤怒地告了一状。有意思的是,朱元璋打了个哈哈,对常遇春安抚几句,含含糊糊的这事就过去了。

这自然并不是朱元璋、徐达糊涂,糊涂的是常遇春。当元顺帝被围大都时,明军要打,当然打得下来,但元顺帝拼死一战,明军总得花一点力气多一点死伤,现在元顺帝半夜遁逃,兵不血刃拿下了大都,有何不可?当然,更主要的是,捉住了元顺帝,实际上是把一个包袱背在了身上。封建社会最讲究君君臣臣,终究元顺帝是名正言顺的皇帝,当年做皇帝时,你朱元璋是臣下,你要把元顺帝杀了,道理说得再大你也逃不脱“弑君”。你要是封块地给他呢,这两个皇帝算是怎么回事?保不定有人还要借他来号召起事。当年隋炀帝如此的昏君,当他被宇文化及杀于扬州时,造反的李渊、窦建德等人都痛哭流涕为隋炀帝披麻戴孝。这当然不是他们忠于隋炀帝,而是向天下人表一个“道德态”,也是为了自己立国后社会秩序不至太混乱。现在朱元璋对元顺帝既不抓又不杀,眼不见心不烦,只当没这个人,连这一番做作的功夫也省了,心安理得地做他的大明皇帝。

朱元璋的这一招“放虎归山”,说不定还是向曹操学来的。说起来,朱元璋与曹操无论在治国理念上还是个人性格上都有着不少的相似之处。曹操的一出“纵敌”好戏,是在官渡之战后。

官渡之战在中国战争史上是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敌的典型战例,平心而论,曹操此役赢得颇有几分侥幸。在他兵力支绌,粮草不继,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袁绍的一位重要谋士许攸来投奔,不但将袁绍的军情和盘托出,更献上了一条火烧袁军粮仓的妙计。乌巢被劫,袁军大乱,曹军乘势攻击,一举反败为胜。这一仗,也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

曹军胜利后,在袁绍的军帐里,竟发现了许多曹操部下写给袁绍的信。两军对垒之际,书信往来,要么是出卖情报,要么是暗通款曲。常人的思路,自然是要查一查这些是个什么人,虽不至于立即追究,起码以后也要留个心眼。但曹操想都没想看也没看,手一挥,吩咐全烧了。想必此时,那些写信的人暗地里长舒了一口气。

曹操说得很潇洒:当时袁绍势力远胜于曹操,各种不利摆在这里,连曹操自己都不见得有信心,更何况别人呢?与袁绍暗中“勾兑”一下,也是情有可原,不必太当真。当然,曹操一代奸雄,更有一番心思没说出来。那就是,如果看了信,那么那些写信的人,要么是趁早开溜,因为曹操从此不可能再信任自己;要么铤而走险,与其等曹操来处置我,不如我先下手为强;要么向曹操痛哭流涕大表忠心,但从此做事的精气神就没了。现在曹操一烧信,那些人惭愧之余,对曹操自是感恩戴德,效犬马之力了。当年楚庄王不追究调戏自己宠姬的绝缨之臣而得其在战场上效死,其实也是一个道理。说起来,即使是烧信,此前汉光武帝刘秀等都玩过这一手,几乎可算是成大事者的一个基本“定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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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破人性,范蠡功成归隐

在中国历史上,合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的不少,但如果同时还是经济学家,并且经商至富可敌国而称之为“商圣”,那从古到今就只有一人,这就是春秋时的范蠡。

范蠡是楚国人,出身贫贱,以佯狂倜傥、傲然不俗而为人所知,这样有性格的人,在楚国这个讲究贵族出身的国家自然不为人所赏识。怀才不遇的范蠡就和好友文种一起投奔越正值多事之秋的越国,可能他觉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吴国和越国爆发了著名的“槜李之战”,吴国大败,吴王阖闾受伤而死。两年后,吴国反攻倒算,在伍子胥的谋划下,夫椒一战,越军全线崩溃,越王勾践带着5000残兵败将退入会稽山。这时的范蠡和文种显示出了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他们力劝勾践委曲求全,含垢忍辱,答应吴国任何要求,同时贿赂吴国权臣,把美女西施献与吴王夫差,终得于保留越国。夫差以越为吴的附属国,并令勾践入吴为奴侍奉吴王,范蠡跟着勾践在吴国卧薪尝胆,“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成功地麻痹了吴王。三年后,勾践与范蠡回到越国,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复仇兴国之战。范蠡和文种为勾践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战略,越国筑城立廓,发展生产,以俟时机,“外守疆土之界,内修耕战之备,无遗荒土,百姓亲附”。 越军亦成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人有致死之心”的精锐部队。二十多年后,趁着吴国北上中原与晋国争霸的机会,越国于周敬王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和周元王元年(前475年),三次大举攻吴,处于内外交困之下吴国无力再战,八次求和,均遭拒绝,于周元王三年城破国灭,吴王夫差自杀。而越国“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任霸主。

越国能够上演这出“咸鱼大翻身”的好戏,成为春秋一霸,范蠡绝对是最大的功臣。然而,此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范蠡却悄悄地带着西施,出走越国,泛舟五湖,过起了归隐了生活。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范蠡有他的道理,他觉得越王勾践此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只可与其共患难,而不可共享乐,只可与其履危赴汤,不可与居安共福。他在人生的辉煌顶点,看到了背后隐藏着的危险,于是不再一味的进取,而是谋求自身的安全,这就叫“攻彼顾我”。范蠡致书好友文种,劝其应识“高鸟散,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之大势,早日离越。但文种这样的高智商的谋臣,竟然领会不了“攻彼顾我”的精髓,丢不下半生拼搏来的荣华富贵,最后果然被勾践所杀。

此后,范蠡乘舟浮海,来到齐国,化名“鸱夷子皮”经商治产,获利千万。而他在受任齐相后,又是一次“攻彼顾我”,弃官散财,行至陶地经商,再次赀累千万,“陶朱公”之名遂成为大富豪的代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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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棋活用


(死棋活用。秀荣这里的92手多送死一子)

在现代新闻棋战之前,“名人”在日本围棋界是个至高无上的头衔,一个时代棋艺公认的最高者,方可公推为名人。而本因坊秀荣,他不但是两任本因坊(第十七世、第十九世),更被称为“名人中的名人”,其棋力之高,可见一斑。

秀荣的棋,一直以来以境界高远著称。虽说凡是绝顶高手,其境界定然不低,但秀荣的棋,既如行云流水,又如大气磅礴,落子看似平淡,却蕴含深意,常常不战而屈人之兵,研究越深越觉深不可测。吴清源、藤泽秀行、赵治勋、聂卫平等都说过从秀荣全集中汲取了很多很多。藤泽秀行对秀荣的评价最为传神:“他的棋之明朗在当时是无人能比的。对手想要什么,名人都能给,等到对手无处可要了,棋也就结束了。”这是何等的境界?

明治二十八年(1895)十二月,秀荣与田村保寿(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本因坊秀哉)下了一局棋,这局棋是两代本因坊的对决,以秀荣死子出逃的妙手闻名于世,称之为“明治时代的代表作”。

田村保寿当时虽仅为四段,其棋力却在现在的大多数九段之上,此时二十二岁的他,精力弥满,气势正盛。按棋份秀荣让田村保寿先(黑棋不贴目),这对秀荣来说其实并不容易。这局一开始双方就针锋相对。白2占星位,是秀荣最为擅长的布局,在当时没有人敢下,故被称为“秀荣的星”,到黑7下成了所谓“秀荣流布局”,可见秀荣也是毫不怠慢。接着,双方下出了号称“千变”的大斜定式,这一定式颇为复杂,变化繁多,稍一不慎即陷入灭顶之灾。此后,执黑的田村保寿下得咄咄逼人,四处挑战,而秀荣则是好整以暇,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劲力暗蓄。当时有棋评说,面对年轻的保寿的凶猛进攻,秀荣名人的行棋“给人一种手持枯木手杖在大路上且停且行、悠然自得之感”。

于是,棋局在田村保寿勇猛精进、秀荣如高山流水顺其自然中慢慢推进,似乎保寿的进攻处处得手,但细一看,全局还是维持着均衡,而白棋更显得生动自然。终于,高潮出现了,秀荣第92手竟是将两个已被吃住的白棋往外一冲。此手一出,观战者瞠目结舌,竟以为秀荣看错了。因为这两个死子根本逃不出去,这一冲,不又多死了一子?高手对弈,锱铢必较,岂有多送一子的道理?然而,对局的田村保寿却是面如死灰,迟迟没有落子。黑棋当然可以轻松地把这三子吃住,问题是从哪边吃?从上面挡住,白左边打吃一下后渡过,原本几个零落的白子连成一片,成了一块不小的空,本来就不乐观的黑棋一下子就被拉开了距离。倘从左边挡住,白棋借用一下死子,反而可以把中间黑的三子吃掉。最后,痛苦的保寿只有无奈地接受了黑三子被吃的“不平等条约”,棋局至此,白棋已是明显领先。此后,落后的黑棋发起了一波波凶猛的进攻,白棋则一直牢牢控制着局势,终局时白胜两目,考虑到黑棋不贴目,这已是较大的差距了。

日本著名围棋史家安永一在评价这92手时说:“将自己一方已然死了的棋故意扩大让人家吃,即使是有道理恐怕也没什么人敢下这种棋。然而,这正是围棋的精髓之处。如果能理解这一步棋的妙算,那么,对于围棋的认识就会更加的深刻了。”确实,秀荣多弃一子,争来的正是全局的主动。“弃子争先”在这一手中得到好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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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局:致人而不致于人

据说,唐朝有名的高僧一行不懂围棋,一次在燕国公张说的府邸,观摩大唐第一国手王积薪的一局棋,只看了一局,就能和王积薪对弈匹敌了,并笑着对张说说:“此但争先耳”。这故事或许是附会的,但一行的话却说出了围棋的真谛,围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争先的艺术。而弃子争先,更是争先的最高境界。通过主动的弃子,把行棋的主动权抓在手里,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弃子,当然会损失一点利益,但换来了对全局的控制,换来了稍纵即逝的战机,棋谚“急所胜于大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弃子争先,考验的是对弈者的长远目光和大局观念,不计一城一池的得失以换取对全局的控制。

解散湘军,曾国藩自明心志

清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率领下的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现南京),经过长达12年的战争,清廷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而此时的曾国藩,也达到人生辉煌的顶点。手握20多万能征惯战的湘军,麾下有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能臣,进可以争夺天下,退可以位极人臣。然而,就在这时,曾国藩下出一着“大弃子”,主动向朝廷表示:解散湘军。湘军是曾国藩赖以起家、发迹的根基,现在他竟要弃20万湘军于一旦,如此“规模弃子”,是为什么?

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盛极一时的表象之下潜伏着危机。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是为历史所不断证明不断重复的事实,如何走出这一怪圈?当时在曾国藩面前的路其实只有两条,一是起兵反清,问鼎中原,自己做皇帝;二是裁撤湘军,自明心志,做一个治世之名臣。

当时,曾国藩的部下不断以各种形式向曾国藩表示,要追随他打天下。据说,某天晚上,有30多名湘军将领集于前厅要曾国藩表态。曾国藩沉思良久,一言不发,只令人取来笔墨,写下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写罢掷笔,在众人叹息声中径自离去。

曾国藩想不想做皇帝,这问题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但事实上,即使他要起兵,也远没有想像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那么容易。

从天时说,曾国藩所以被称为一代伟人,能得到天下的拥戴,在于他以圣贤自居。如果起兵造反,他的影响力、号召力就会降到最低,拥护他的人大臣、将领就会变成反对他的人。太平天国灭亡后,天下人从战乱中好不容易盼来了中兴,人心思定,现在曾国藩又要把全国人民拉进战争,老百姓也不会支持他。征战了十几年湘军,死伤累累,疲惫不堪,攻破天京大肆掳掠的湘勇,只想早日衣锦还乡,再也不愿东征西讨了。

从地利说,当年曾国藩攻占武昌时,就有大臣密奏说,曾国藩一介闲官居然能招募数万兵众,并不是朝廷之福。满清害怕汉人造反,这从来就是清廷的一块心病,于是清廷一面给曾国藩升官加爵,一面却暗暗防范曾国藩做大。天京陷落,清廷先是赖掉“取江宁者封王”的许诺,只给了一等候的爵位。更可怕的是,在天京周围布下重兵,在金陵的西部,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在东部,富明阿、冯子材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在北面,僧格林沁屯兵皖、鄂边境,虎视金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图昭然若揭。曾国藩一有异动,这些兵马立即就呈围剿之势。

从人和说,曾国藩最大的资本湘军,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看起来曾国藩的势力遍布天下,两江总督是曾国藩,闽浙总督是左宗棠,四川总督是罗炳常,江苏总督是李鸿章,此外还有三个总督、五个巡抚也是当年曾国藩的部下。这是优势,却也是劣势。他们冒死血战,好不容易官至二品,还愿意再冒杀头的危险吗?即使曾国藩做了皇帝,他们也不过还是总督、巡抚,造反岂不是太蠢了?尤其是李鸿章的准军、左左棠的楚军,这两大巨头已自立门户,根本不会再死心塌地跟着曾国藩干了。眼下的湘军,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精华已竭,疲态毕现,战斗力已无复当年。更重要的是,当兵吃粮,升官发财,现在这两样都有了,你还要拉着他们再打仗,谁愿意呢?

曾国藩是一个稳重谨慎的人,讲究谋定而后动,在无路可进的处境下,他毅然大规模“弃子”,解散湘军。而这着弃子,事实证明是一着高招。它向朝廷表明了心迹,稳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它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当代圣人”的形象,流芳百世;它还卸掉了20多万湘军消耗军费、无仗可打的老兵为非作歹的包袱。这样,曾国藩化被动为主动,整个大局就变得可控而稳定了。裁撤湘军,曾国藩看似损失了很大的利益,实际上是曾国藩看到了其中隐含着的利益,更大的利益,全局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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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毒食子,武则天逆袭上位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这首名为《黄瓜台辞》的乐府诗,是唐高宗的太子李贤所作。他当然不是在写采瓜,这里的“黄瓜”,是指李贤和他的兄弟们,而摘瓜的,是他们的母后武则天。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而武则天却连着一个个把他们给杀了。

其实,在李贤等人之前,更有一个安定思公主,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女儿,她大概是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最短命的公主,出生刚满月即已夭折。而杀死他的也是她的亲生母亲武则天,而且手段更为残忍,是活活地掐死的。

这武则天原是唐太宗的“才人”,但也很得唐高宗李冶的欢心。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先是出家为尼,两年后被高宗纳为妃子。以武则天的心气和本事,当然不会以当一个妃子为满足。唐高宗很喜欢武则天,但要让武则天取代出身名门望族的王皇后,毕竟非同儿戏,朝中大臣也多表示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一个重大的事件才能促使高宗下定决心。于是,武则天决定来一次匪夷所思的“弃子”。

永徽四年(653),武则天生了一个小女儿,漂亮可爱,高宗很喜欢这孩子。王皇后虽与武则天不和,但高宗生了女儿,她作为皇后当然要来看一看。这天,王皇后来到宫里,但没见到高宗和武则天,就让人抱出小公主,抱着逗弄了一会,见高宗和武则天仍未回来,就自己回去了。王皇后刚走,武则天就回来了,听说王皇后刚来看过公主,她一狠心,隔着被子把这还没满月的安定思公主掐死,然后没事一样,自顾到花园去了。一会儿,高宗来到宫中,武则天伺机从花园回来,陪着高宗聊天。高宗说要抱一抱女儿,武则天从被子里抱出孩子,一看竟已是死了。当下又悲又怒,叫来宫女审问。宫女大惊失色,磕头说,刚才只有王皇后来过。高宗当即断定王皇后是因嫉妒而害死小公主。“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确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皇后怎么也没法洗脱自己,因为谁也不相信武则天竟会掐死自己的女儿。一个杀人凶手当然是不配母仪天下做皇后的,于是,王皇后被废,武则天遂得于扶正。

武则天的好戏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做了皇后,她更想要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但皇帝的位子是传给太子的,唐高宗生有八个儿子,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她武则天。于是,武则天又一次施展“连环弃子”神功,把这八个儿子或废或杀,最后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太子李忠是长子,由于生母是地位卑微的妃子,就算作是王皇后是儿子。王皇后被废,他也跟着倒霉,先是废为梁王,再被废为庶人,然后是在22岁时被赐死。李忠死后,立代王李弘为太子。这李弘是武则天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但在23岁时,随高宗和武则天出行洛阳,暴死于合璧宫,当时就有人认为是为武则天所毒杀。三子杞王李上金、四子许王李素节,这两人先是被流放,载初元年(690),武承嗣使酷吏周兴诬告李上金和李素节谋反,押赴京城。李素节都城南驿被缢死,李上金恐惧之下,在囚所上吊自杀。章怀太子李贤,高宗第六子,深得高宗喜爱。李弘死后,立为皇太子,一下成了武则天的眼中钉。调露二年(679),武则天的亲信明崇俨为盗贼所杀,武则天就使人告发李贤所主谋,又在李贤东宫的马棚里搜得甲胄百余副,就以谋反的罪名废李贤为庶人,贬往巴州,幽禁起来,不久又逼令他自杀。就这样,唐高宗的八个儿子,除了早死的李孝,在武则天的“连环弃子”下,只剩下了胆小怕事的李显和李旦。武则天先后把李显、李旦扶为傀儡皇帝,然后又把他们赶下台,自己当仁不让地做起了大周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也许武则天并不是没有一点亲情,但她之所以连亲生的儿子、女儿也要杀,实在是她太想做皇后、做皇帝了。在坐龙椅享天下这样的大目标之下,儿女亲情就成了“弃子”,李家的儿子就必须是斩草除根,以此来达到对整个时局的绝对控制权。武则天的狠毒心肠当然要被谴责,但这分杀伐决断,这种“连环弃子”的决绝,也只有武则天这样的“千古一帝”才做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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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势:好风借力上青天

围棋中有个概念叫“厚势”。 所谓厚势就是无后顾之忧且对其势力所在范围内发生的战斗有积极影响的一块棋。弃子争先的“先”,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厚势,通过弃子来形成厚势。这事实上是一个力量积蓄的过程,弃子犹如拳头先攥紧和收缩,它当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一旦打出去,其力量的释放的爆发也是很惊人的。厚势正是这样,它可以用来攻击对方或者限制对方,可以用来扩张自身模样,最后形成实地。如果说实地是现金,厚势则就像是期货,为了更具战略高度的目标而放弃唾手可得的利益,这需要充分的勇气、准确的判断和过人的智慧。

三让徐州,刘备彰显德声

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当时割据兖州的曹操派人前往琅邪,把他的父亲曹嵩及家人一百多口接到兖州。途经徐州时,徐州牧陶谦想跟曹操套个近乎,特派都尉张闿前去护送曹嵩一程。不料张闿见财起意,竟反护为盗,杀死曹嵩及其家人,席卷财物而去。曹操是个“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狠角色,如何的肯善罢干休?本来就想着占据徐州这一战略要地,一直不得其便,这下机会来了,于是以为父报仇为名,发兵攻打徐州。

曹军杀到城下,陶谦自知无法抵挡,只得四处搬救兵,孔子的第二十世孙、北海相孔融就请来了刘备。刘备兵马虽不多,却有关羽、张飞、赵云等猛将,在徐州城下与曹军交手,初战告捷,让重围中的徐州松了一口气。陶谦在设宴欢迎刘备时,主动提出将徐州让与刘备。他说得也很诚恳:“当今天下大乱,国将不国;公乃汉室宗亲,正当为国出力。老夫年迈无能,情愿将徐州相让。公勿推辞。我当自写表文,申奏朝廷。”刘备大吃一惊,急忙推辞说:“我虽是汉室苗裔,但功德不足称道,任平原相犹恐不称职。我本是为了义气前来相助。您这样说,莫非怀疑我有吞并之心?”陶谦真心要让,刘备坚决不受,这事只得搁置。刘备写了一信给曹操,劝曹操以国家大义为重,就此撤围。恰好这时吕布袭击曹操后方,曹操遂顺水推舟,退兵而去。

徐州转危为安,刘备是第一大功臣,陶谦再次要让徐州,刘备当然还是不愿接受。他说:“我应孔融之约救援徐州,是为义而来。现在若无端据有徐州,天下将以为我是不义之人。”并且对劝他接受的孔融、关羽、张飞等人说:“诸位欲陷我于不义耶?”最后是刘备留驻在徐州边上的小沛,护卫徐州。

不久,陶谦病重,眼看不久于人世,便把刘备从小沛请来徐州。陶谦在病榻上对刘备说:“老夫病已垂危,朝夕难保;万望您以汉家城池为重,接受徐州牌印,老夫死亦限目矣!”刘备说:“可让您的两位公子接班。”陶谦说:“其才皆不能胜任。老夫死后,还望您多加教诲,千万不能让他们掌握州中大权。”刘备还是辞让,陶谦便以手指心而死。徐州不能无主,一州军民都表示愿意拥戴刘备执掌州权,刘备的部属再三相劝。到了这个地步,刘备这才同意接受徐州牧。

在军阀混战、纷抢地盘的汉末,刘备三让徐州确是十分难得。面对徐州这一战略要地,在唾手可得的情形下,刘备再三相让,这样的“弃子”,体现了刘备的忠厚,更体现了智慧。刘备让徐州,应该有客观形势上的因素。徐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四战之地,谁成为徐州之主,都势必引火烧身,曹操、袁绍、袁术等大军阀的必然会来抢夺,兵少将稀的刘备完全可能得而复失,甚至被消灭。况且,刘备作为外来户,在徐州并无根基,陶谦的部下是否心悦诚服也很成问题。当然,刘备三让徐州,更主要是以此一着“弃子”,来为自己造势,树立自己仁义忠厚的形象,取得士大夫的支持。事实上,“三让”之后,刘备的仁德之名影响更大,在“人和”上得了不少分,这为他以后三分天下,与曹操、孙权争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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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斩宠妃,孙武树立权威

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是最为著名的军事家,有“百世兵家之师”之称。他的《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围棋的经典著作《棋经》十三篇,就是模仿《孙子兵法》写的。吴王阖闾三年(前512),隐居多年的孙武,在伍子胥的多次推荐下,带着《孙子兵法》十三篇,来到了吴国,准备一试身手。

吴王阖闾是在刺杀了公子僚而为国王,此时正雄心勃勃欲建称霸大业。他读了《孙子兵法》,大为钦佩。但懂兵法是一回事,带兵打仗是另一回事,眼前这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打仗到底行不行?阖闾就对孙武说,你能不能为我训练一支军队。孙武说,没问题。阖闾又说,能训练女兵吗?当时妇女是从不上战场的,阖闾其实是给孙武出个难题,也是煞煞他的骄气。不料孙武满口答应:行。

于是,阖闾令宫中美女组成了一支180人的队伍,交给孙武。孙武把这180个美女分为两队,令阖闾的两个最宠爱的妃子为队长,每人发一支长戟,这娘子军就算是建立了。训练之前,孙武对她们说,你们知道前心、后背、左右手吗?这个当然知道。好,孙武说,向前,就看心所对方向;向左,看左手方向;向右,看右手方向,向后,就看背的方向。美女们齐声答应。约好记号,规定动作,宣布纪律以后,孙武令人把一排大斧竖立在队伍前面,指着铁斧,宣布说,凡不听号令者,依军法当斩,并且反复地“三令五申”。

训练正式开始,孙武号旗一挥,鼓令向右。美女们根本不当回事,嘻嘻哈哈,东倒西歪,笑作一团。孙武面沉如水,说,“规定不明确,约令不熟悉,这是将帅的责任。”于是再次把指令强调几遍,然后挥旗令鼓声向左。不料美女还是相顾大笑,散漫杂乱。孙武说,规定不明确,约令不熟悉,那是将帅的罪过,既然已经三令五申了,仍然不执行命令,那就是下级士官的责任了。依军法当斩。于是下令把左右队长推出问斩。

吴王阖闾在台上正看得有趣,听到孙武上要杀两个宠妃,大惊失色,立即让人过来对孙武说:“我已经知道你确是能用兵了。但我要没了这两个妃子,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无论如何请手下留情。”孙武说:“你既然用我为将,用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恕不从命。”当即将两个妃子斩首。然后又选出两个妃子为左右队长。一百多个美女见识了孙武的手段,一个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于是鼓声再起,一干美女老老实实,按着号令动作,一声也不敢出。孙武就向吴王报告说,队伍训练已训练整齐,请大王前来检阅。这样的队伍,虽赴汤蹈火,也是一往无前。阖闾见死了两个宠妃,却又不好对孙武发作,说,行了,你回吧,我也不要看了。

吴王阖闾虽然郁闷,却也由此知道孙武确是个用兵奇才。于是拜孙武为大将,练兵备战。前506年,吴军在孙武、伍子胥率领下,从淮水流域西攻到汉水,五战五胜,攻克楚国都城郢都,创造了春秋时期攻占大国都城的先例,楚昭王狼狈出逃。从此吴国威震华夏,成为春秋一霸。

孙武当然知道,斩了吴王的两个宠妃,吴王肯定要不高兴,或许对自己还要记恨在心。但他更知道,不斩宠妃,就树立不起威信,吴王从此就会对自己不信任。这一斩,实际上是一次“弃子”,吴王的一时之怒于孙武固然是损失,但由此争得了“影响力的制高点”——在全军中的权威和吴王的认可,这就是“弃子取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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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远:撒下香饵钓金鳌

弃子可以看作是一种投资,送吃几个子,当然是现实的损失,但通过运作却可以获得不菲的“红利”,所谓“舍不得金弹子,打不到金凤凰”。弃子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备战,眼前的厉前秣马,粮草先行,是为了作战时效率更高,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弃子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诱惑,让对手吃下去,以此为诱饵,获取更大的利益,所谓“放长线钓大鱼”。大竹英雄说:“如果知道弃子的话,棋艺就会发生飞跃,完全的崭新世界就能逐步开创起来,而且,能在与以前不同的新的高度上,欣赏围棋的乐趣。”正是这个意思。

冷灶热烧,胡雪岩财运亨通

“红顶商人”胡雪岩,是晚清最为著名的实业家,富可敌国。他开设的阜康钱庄,分号遍布全国,人称“活财神”。他开设的“胡庆余堂”药店,到现在还是响当当的品牌。他还同时经营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更厉害的是,作为一个商人,胡雪岩竟然官居二品,赏穿黄马褂,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胡雪岩20多岁时还只是一个钱庄的小伙计,十几年间在商界迅速崛起,原因当然有许多,但就其为人性格而言,善于“烧冷灶”使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与王有龄的交往就是一个典型。

胡雪岩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进了杭州一家钱庄做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因聪明能干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也正是在这时,胡雪岩在一家常去的茶馆里认识了正在落魄之中的王有龄。王有龄是福建侯官人,出身于官宦家庭,但他运气不好,科举考试屡试不第,无奈之下,只得变卖祖产,捐了一个“盐大使”的官。但这个捐来的官只是虚衔,要成为实职,还得花钱到京去活动。王有龄一路北上,到了杭州,盘缠花光,滞留于此,每天只好到茶馆混日子。胡雪岩在交往中看出王有龄是个人物,日后必有前途。而自己要把生意做大,必得有贵人相助,这王有龄就是他命中的贵人。但胡雪岩自己只是个伙计,要帮王有龄也是有心无力。恰好在这时,胡雪岩机缘巧合,收来了一笔500两银子的呆帐。于是胡雪岩瞒着老板,把这500两银子送给了王有龄,让他到京活动。更难得的是,胡雪岩送这500两银子根本不要王有龄任何承诺,只说是朋友交情,这让王有龄更为感激。

王有龄原是个有学问有能力的人,有了这500两银子作资本,顿时如鱼得水。他在天津遇到儿时一起在书塾读书、当时却已是江苏学政的何桂清。何桂清把王有龄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浙江海运局坐办。王有龄回到浙江,饮水思源,记得胡雪岩当年的雪中送炭,对胡雪岩万般关照。先是帮助他开了阜康钱庄,胡雪岩从伙计一下子成了老板。王有龄任湖州知府期间,胡雪岩开始代理湖州公库,在湖州办丝行,用湖州公库的现银扶助农民养蚕,再就地收购湖丝运往杭州、上海,脱手变现,再解交浙江省“藩库”,从中不需要付任何利息。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烧毁圆明园,咸丰帝出逃承德,国难当头,战火四起,胡雪岩通过王有龄与军界搭上了关系,已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生意一下子做大了。

“烧冷灶”是指结交没权没势的人。这其实是有风险的,因为你这一把柴烧下去,这灶要是还不热,这柴就白烧了。但“烧冷灶”又是极具效率的行为,因为“热灶”烧的人多,多你一把柴不多,少你一把柴不少,而烧冷灶不同,烧热了,全是你的功劳,回报自然也更加丰厚。胡雪岩把钱庄的500两银子送给王有龄,就是一次成功的“烧冷灶”。以围棋来作比,也是一次颇具胆识的大弃子。500两银子对一个小伙计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胡雪岩也为此付出了被钱庄开除的代价,所弃之子不可谓不小。但通过这次“弃子”,胡雪岩建立了王有龄这道“外势”。随着王有龄官越做越大,这外势的作用也越来越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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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子坑爹,杨士奇晚节不保

杨士奇是明朝中期著名的学者、政治家,他从建文帝时以民间学者的身份荐入翰林,为人勤奋好学、才华卓异、宽容严谨,无论是在政治才能还是个人品行上,他都可说是出类拔萃,为人称道。杨士奇历事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五朝,深得皇帝的信任,从翰林院学士一直做到内阁大学士,与杨荣、杨溥共同执掌朝纲,当时合称“三杨”。

杨士奇有个儿子叫杨稷,极不成器。杨士奇也知他不堪大用,因而没有让他进京做官,而是留在了家乡江西省泰和县。这杨稷仗着是当朝宰相之子,在乡里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占人田产,夺人妻女,甚至还犯下了好几条人命。当地的各级官吏,念他是杨士奇之子,自然是百般回护,不敢轻易惩罚。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向杨士奇诉说其子的恶行。杨士奇闻言大为吃惊,不相信自己的儿子竟会如此无恶不作,就写信给儿子说,某某官员说你如此作为,倘真是这样,一定要改正。杨稷人品恶劣,却颇有几分小聪明,给其父回信说,某某官员为官不正,儿子我力斥其非,得罪了其人,故向你告状,这完全是造谣诬蔑。杨士奇一看,原来如此,心下反而暗暗责怪反映情况的官员。

当然杨士奇沉浮官场多年,深知不能听一面之辞,连儿子也不能全信。他就让吏部挑选一位优秀的官员去做泰和知县,要他如实考察、监督其子的所作所为。这位叫吴景春的知县十分感激杨士奇对他的知遇之恩,到任后对杨稷的不法行为严加管束。但杨稷根本不把这小小的七品芝麻官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吴景春无奈,只得写信向杨士奇告知杨稷的恶行。杨士奇将信将疑之下,把杨稷叫到京里,要来个亲自考察。父子相见,杨稷“毡帽油靴,朴讷循理”,衣着朴素,老实谨慎,根本就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杨士奇对吴景春等人十分不满:我儿子如此朴实木讷,却被你们说成胡作非为之人,你们是什么居心?不久吴景春就被不明不白地免职了,杨稷则依然高高兴兴地在乡间做他的花花太岁。

然而毕竟纸包不住火,有恃无恐的杨稷在犯下了十几条人命后,证据确凿,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有关部门不得不将他逮捕进京。杨士奇这才了解到儿子竟然是这么一块料,心下是既愧且恨。当时已是明英宗之时,英宗做太子时的启蒙老师、大太监王振逐渐干预朝政。王振仗着英宗的宠信,成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替皇帝管理内外一切奏章,甚至代皇帝批答官员上奏的一切公文,朝纲渐趋混乱。按理说,以杨士奇此时的地位、威信以及政治手腕,他是有能力制止王振的,至少可以相抗衡。但狡猾的王振看准杨士奇溺爱儿子的弱点,他把杨稷抓在手里,却迟迟不审判,倒是不时地向杨士奇表示劝慰。言下之意很明白:你要是得罪了我,我就把你儿子杀了。

此时的杨士奇倘是勇于“弃子”,把这混帐儿子的死活置之度外,有理有节地与王振斗争,自是不失为一代名臣。但年已八十的杨士奇爱子心切,怎么也不肯“弃子”,于是一次次向王振让步,甚至在英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要把王振杀掉时,他和其他大臣一起跪下求情,使王振逃过一劫。正统九年(1444),杨士奇去世,他一死,杨稷失去了利用了价值,立即被杀掉了。

后代史家在论及杨士奇的功过时,尽管对他政治才能、文学成就都极为钦佩,但纵子为非,尤其是为了儿子而屈从于王振,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污点,甚至认为他对死后几年的“土木堡之变”也有责任,斥之为“奸佞”。杨士奇勤勉一生,只因为不愿“弃子”,一世清名就此毁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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