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防患：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所谓“逢危须弃”，并不一定是危情紧急，损失已经出现不可挽回时，才弃子以避免情形进一步恶化。这样的弃当然也可称是理智和务实，但终究已是被动和被迫的。高明的棋手往往能见微知著，在自己尚未直接遇到危险时，就已经洞察到潜伏着暗流，计算到某些暗伏的危险，提前作出有效地防范措施。或者在自己要达成某个战略目标前，把自己可能遭到攻击的薄弱环节先行处理好，强本固基，然后可以心无挂碍地全力出击。古人所说的：“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就是这个意思。

拒绝“火烤”，曹操不坐龙椅

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盘踞江南，长期来一直与曹操争斗不休的孙权上表，愿意称臣并尊奉曹操为帝。对这一政敌的示好之举，曹操却根本不领情，笑着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孙权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尽管当时陈群等谋士也劝曹操顺水推舟地称帝，但曹操还是不为所动，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思是：只要掌握了实权，何必一定要皇帝这个虚名呢？如果真的天命在我曹魏，那么我就做个周文王吧。当年周文王姬昌虽可称帝，但他只给儿子姬发创造条件，让儿子做了周武王。曹操的意思，是让曹丕做皇帝。

说实话，这世上没有人不想做皇帝的，曹操更也是如此，他几十年来的奋斗，就是朝着统治天下这一目标不断的努力。事实上，他这时要做皇帝，也没有人能阻止得了，汉献帝早已成了他手里的傀儡，随时可以一脚踢开。

既然如此，曹操为何还不愿做皇帝呢？因为他深谋远虑，清醒地看到，一旦跨出这一步，会有种种难于解决的问题接踵而来，因此，他宁愿放弃皇帝这个梦寐以求的宝座。

孙权为什么会请曹操称帝，当然不是服膺曹操的德行而自甘为臣，他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在刚刚结束的襄樊一役中，孙权袭取了荆州，杀死了与刘备情同手足的名将关羽，蜀吴两国十几年的联盟宣告破裂，刘备咬牙切齿地要为义弟报仇。如果在吴蜀交战时，曹魏乘势夹攻，则东吴危矣（后来蜀吴之间果然爆发了夷陵之战，孙吴向魏文帝曹丕称臣以免腹背受敌）。但如果现在曹操称帝，以承继汉室正统自居的蜀汉，就必须向曹操宣战，否则就不能维护自己的政治声誉和对天下的号召。这样一来，东吴反而成了坐山观虎斗的一方，有了坐收渔利的机会。曹操不称帝，就是不愿自己陷入这个窘境。

其实不止是孙权和刘备，曹操一旦称帝，还需要面对来自自己内部的压力。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东汉虽然已是名存实亡，但这“名”对天下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仍很重要。东汉是一个很重视正统观念和士人名节的朝代，忠君的思想仍是深入人心，所以在曹操之前企图称帝的人，如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袁术称帝刻玺、袁绍私立新帝等，都遭到了失败，因为反对的人实在太多了。即使是曹操，在打出拥立汉室的旗号时，得到了士族阶层的拥护，而当他封为魏王，开始为篡汉作准备时，内部就有了反对甚至反叛的现象，如跟着曹操征战多年被视为心腹的荀彧，就是因此而为曹操所杀。可以想见，一旦曹操称帝，他的政敌们就有了名正言顺的反对理由，至少在舆论上对曹操是大为不利，在政治上陷入相当大的被动。

曹操在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打的是“拥立汉室”的牌，以此来建立统一战线，争取尽可能多的阶层的支持。当他的势力不断扩张时，刘备等人多次抨击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欲废汉自立”。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曹操为了避嫌，争取主动，多次公开宣称绝没有取而代之的企图。建安十五年，曹操借退还皇帝加封三县之名，发布了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声称自己的人生愿望是“封侯作征西将军”，以墓道中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为荣。 曹操还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以睥睨天下的语气表明自己维护刘汉正统的政治立场。然而现在，这个以做汉朝将军为志向的曹操，却要赶走汉帝自己做皇帝，这个弯子转得也太突然太大了，天下人如何能够接受？对曹操的形象和声誉必然会有极大的损害。

更为重要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对曹操而言，是最为有利的格局。从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汉献帝，并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开始，曹操一步步地实现对朝廷的控制。随着实力不断增强，曹操对于朝政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汉献帝的傀儡化程度也越来越深了。到建安二十一年，以曹操封为魏王为标志，无论是从政权的实际控制上还是政治体制的制度设计上，已经完全将汉献帝的权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但汉室这块招牌对曹操仍是不可替代。一方面，他可以招揽更多的人才，因为这些人虽是为曹操所用，但名义上做的是汉朝的官，这比做曹操的官或者孙权、刘备的官，无论是个人形象上还是心理感受上，都更容易接受。更重要的是，当他与刘备、孙权等进行战争时，曹操代表的是汉室，是奉汉献帝的诏书对割据势力的征讨，名正言顺，居高临下，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即使在曹操与下政敌的斗争中，一抬出汉献帝的招牌，在忠君观念深厚的汉代，谁敢不服气？立即就占领了政治的制高点。曹操说“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作为一个务实而明智的政治家，曹操居安思危，深刻地看到了称帝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弊端，放弃了做皇帝这一巨大的诱惑，以汉室臣子的身份终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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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视清高，杨炎命丧小人

唐德宗时有个很著名的人物，叫卢杞。这卢杞说起来也是名门之后，他的祖父是有“伴食宰相”之称的卢怀慎，父亲是以清廉出名的御史中丞卢奕，但道德显然比财富更难于继承，这卢杞虽官至宰相，却是个奸佞小人。

卢杞办事的能力很强，口才更是了得，因此很受唐德宗的信任。他在虢州为刺史时，虢州有官猪三千头，惹出许多麻烦，卢杞多次向德宗抱怨。德宗顺口说，那就把官猪迁到同州去好了。卢杞说，同州难道不也是陛下的地方吗？在虢州为患，在同州照样为患，官猪其实没什么用处，干脆杀了让百姓吃算了。德宗遂下诏把官猪赐给贫民，同时认为卢杞作为虢州刺史而能为其他州考虑，是做宰相的人才。德宗自始至终信任卢杞，一次感慨地说，大家都说卢杞这人奸诈，我怎么觉得很好呢？宰相李勉当即说，让陛下觉得他什么都好，这就是卢杞的奸诈处。真是一语中的。

卢杞尚未发迹时，前去拜访汾阳王郭子仪。那时的郭子仪，功成名就，天下敬仰。他已退休在家，以忘情声色来排遣岁月。卢杞来拜访时，他正与妻妾们一起在欣赏歌舞。听说卢杞来访，他立即收敛起笑容，命令所有的女眷和歌伎们全部退出，也不准他们在屏风后偷偷地张望客人。卢杞来了后，郭子仪独自倚着几案接待他，这是对待尊贵客人的礼节，两人诚恳地谈了许久。卢杞走后，家眷们很不解地说：“你平日接待客人，总是大大咧咧，也不避讳我们在场，一起说说笑笑很轻松。那卢杞不过是一介书生，为何要这样的谨慎。”郭子仪说：“你们有所不知，卢杞这人很有才能，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他的长相很难看，半边脸靛蓝，好像庙里的鬼怪。你们小女人不知轻重，见了这半边蓝脸，一定要笑出声来，他就会记恨在心。他日一旦得志，定要报这一笑之仇，那时我的儿孙们没一个活得了。”郭子仪果然是老江湖。后来卢杞做了宰相，过去小瞧过他的、得罪过他的，全遭到了报复，只有郭子仪一家毫发无损，因为卢杞觉得郭老令公当年很看得起他。

跟郭王爷相比，另一个宰相杨炎的功夫就差了点。杨炎与卢杞同朝执政，史称“美须眉，峻风寓，文藻雄丽，豪爽尚气”，人长得英俊潇洒，文章学问也是一流，以擅长起草诏书而出名。杨炎看卢杞长相丑陋，又没有文学才能，就自视清高，不愿与卢杞为伍。遇到需要两人一起出面的场合，杨炎就借口生病不出席。两人一起吃饭时，杨炎总想方设法不跟卢杞同席。卢杞心眼本来就小，哪里受得了如此羞辱，怀恨在心，刻意报复。他先是提拔与杨炎有着宿怨的严郢为御史大夫，授意他找杨炎的“岔子”。杨炎的儿子很不成器，经常违法乱纪，又私自接受贿赂，严郢就以此为突破口，不遗余力地查到杨炎头上。杨炎修家庙时，请人把他的一处私宅卖给了官府，严郢认为价格卖得太高，是以权谋私，叫大理正田晋处理。田晋认为这罪同索贿，应剥夺杨炎的官职。按说这已是从重从严了，但严郢很不满意，把田晋贬为司马，另请别人审理，最后判为：“监主自盗，罪绞。”接着，又有谣言说，杨炎所建的家庙，其地有王气，杨炎必有异图。德宗听了更加恼火，把杨炎流放崖州，没等杨炎走到崖州，德宗又下诏赐死，杨炎在五十五岁的有为之年就这么死去了。

郭子仪的高明，不仅在于其对人性丑恶的深刻洞察，更在于他能够不动声色地放弃一个王爷的尊严。而杨炎不如郭子仪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洞察力（作为同僚，他对卢杞之恶应该更清楚），而是他不知变通，坚决不肯放弃自己的清高，这当然也有其可敬之处，但终酿成了自己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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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身：善胜不争，开辟蓝海

围棋中有个说法，叫做“这里没棋好下”。当一个局部怎么下都很难有一个理想结果的时候，那么，暂且放下这里，在另一处开辟一个新战场，就是明智的选择。围棋中的脱先、腾挪、转身、转换等术语，都不同程度地有这样的意思。《棋经十三篇》有云，“善胜者不争”，同样的胜利，“不争”当然比激烈竞争的性价比更高。当年 “风尘三侠”中的虬髯客，雄才大略，志在中原，然而一见李世民，自惭不逮，转而远赴海外，成为扶馀国主，成就一番事业，正是一次漂亮的脱先他投。用一句流行语来说，这就叫“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奇货可居，吕不韦投资“冷门”

吕不韦是战国时的一个商人，在赵国的邯郸做着大生意。当时的政策普遍是重农抑商，商人的地位并不高，而且竞争激烈，所以吕不韦一心想跳出这个商界这个”红海“，去做一个政治家。他与其父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吕不韦问他父亲，种田能获利几倍？回答说：十倍。那么做珠宝生意呢？一百倍。那么立一个国家之主呢？这可不得了，获得无数倍。吕不韦说，这年头劳苦耕作，不过是混个吃饱穿暖，而如果建国立君，不但自己荣华富贵，更可以让子孙后代享受荣耀。我要做这个事。

但投身政治依附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做的。最常见的一种办法，是以自己的政治才能和立国方针去打动国君，让他对你言听计从，从而做大官得大贵。比如苏秦、张仪、商鞅、李斯等等，当时称为“策士”。但在吕不韦看来，成千上万的读书人等着君王一见，各有各的高招，而君王只有一个，这条路上太拥挤。还有一种方法是看得远一点，不直接投资君王而是投资太子或是有希望成为太子的王子，太子为了顺利接班，王子为了成为太子，必定要拉拢人才、培植势力，有几个“自己人”，这就给“投资者”有了机会。但吕不韦觉得这条路走的人也还是太多，他要找一条更远但更好的道路。他要找一个不可能成为太子更不可能成为国君的人，把他培植成国君，这样，功劳全是他一个人，“利润”也全是他一个人，远比那些围着国君、太子转的人“获利”更丰厚。不能不说，吕不韦的策略是极具智慧又极为大胆的。

吕不韦的投资目标是一个叫子楚的秦国王子。

当时这子楚正在倒霉之中。子楚是秦国的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却不过是20多个儿子中的一个，而且是庶出，毫不起眼。当时各国在和平谈判时，往往要互送王子到对方国家为人质，这子楚就被送到了赵国。但秦国似乎不以这个人质王子为意，照样攻打赵国。赵国惧怕秦国，不敢就此杀了子楚，也知道杀了他没用，所以对子楚根本不当一回事，招待得也很差。

吕不韦目光独特，认为这子楚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成语“奇货可居”就是从这里来的。于是他找到子楚，说是要帮他成为秦国国君。正在困窘之中的子楚自是喜出望外，但他也知道这绝非易事，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无论是从亲近关系还是声望、才能，但这个庶出的还在做人质的儿子根本就排不上号。所以当吕不韦表示愿意倾其所有来帮他运作上位时，子楚立即叩头拜谢道：“如果实现了您的计划，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您共享。”

吕不韦的最大优势是有钱，他一下就拿出一千金来打点。五百金让子楚结交名流、招待宾客，于是到处都有人在说子楚为人仁厚、才能出众。还有五百金则结交安国君的嫡妻华阳夫人。有钱开道，自然好说，于是华阳夫人把子楚认作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吕不韦就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游说华阳夫人说，现在安国君是很宠爱你，但女人免不了要年老色衰，到时候地位就难保了。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的儿子立为继承人，这样终生就有了依靠。现在子楚很贤能，但没有继承的资格，如果你能把他立为继承人，他的一切全是你给的，一定会对你感激万分，那么夫人您一生在秦国都会受到尊宠。华阳夫人一听有理，于是向安国君吹了枕头风，遂立子楚为安国君的继承人。

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子楚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逃回秦国。五年后，秦昭王去世，安国君继位，为秦孝文王，子楚顺理成章地立为太子。一年后，秦孝文王去世，子楚继王，这就是秦庄襄王。庄襄王翻身不忘本，记得这一切全是吕不韦的功劳，就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庄襄王即位三年后死去，他的儿子嬴政继位，更是尊称吕不韦为“仲父”，一时富贵无两。至于这个嬴政成为秦始皇后诛杀吕不韦，那是后话了。吕不韦能从一个商人一跃而为大国的丞相，在于他能放弃已经正在经营的领域，开辟“蓝海”专找无人投资的“奇货”下注，获取了比一本万利更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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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大欢喜，王僧虔“并列第一”

王僧虔是“书圣”王羲之的四代孙，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传承祖法，丰厚淳朴而有骨力，用笔沉稳工致，韵意苍劲老到，恭谨而端丽。当时人甚至认为他的书法水平在王献之之上。王僧虔在南朝齐朝任侍中。齐高帝萧道成的书法写得不错，自我感觉更是大好。一天，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王僧虔：“我们俩的书法谁是第一？”

这确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王僧虔说自己第一吧，虽然说的是实话，但无疑是驳了皇帝的面子。说皇帝的书法第一吧，这明摆着是拍马屁，有损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名家的职业尊严。结果王僧虔回答说：“臣子们的书法中，我是第一；皇帝的书法中，您是第一。”王僧虔不在愿在 “红海”中同台比赛，转而开辟了一个新的“蓝海”，即把比赛分成了“臣下组”和“皇帝组”两个级别，两人分列第一。跳出了是非之地，来了个左右逢源，说起来，也是逢危须弃的做法。

类似王僧虔这样的“逢危须弃”，后代不断有人效法。

苏颂是宋哲宗时的宰相，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他于元祐三年(1088)创制了一座杰出的天文计时仪器——水运仪象台，体现了我国古代机械工程技术的卓越成就。苏颂于熙宁年间出使契丹，在契丹境内恰好遇到了冬至日。按宋朝的历法，冬至日要比契丹早一天。契丹人就来问苏颂，到底哪个才是正确。苏颂作为宋朝使者，肯定不能否定本国的历法，但人在契丹，公然指责人家的历法有问题，也不大礼貌。于是苏颂说：“天文历算的算法本来就有点小小的差别。比如亥时是今日，过数刻即是子时，那就是明天。听起来差了一天，其实差得并不多。因此这冬至日或先或后，大家各照自己的历法过就是了。”我的是对的，你的也不错，契丹人一听有道理，于是各按照自己历法过节。回来后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很高兴地说，这样对答真正切中事理。

陈树屏是清朝的江夏知县。一日，他在黄鹤楼宴请张之洞、谭继洵为首的一批官员。张之洞是湖广总督，谭继洵是湖北巡抚，两人都是清末政坛上的有名人物，谭继洵还是谭嗣同的父亲。但张、谭两人因政见不同，关系一直不大好。众人在黄鹤楼面对滔滔长江，把酒临风，兴致盎然。座中有人偶然谈到长江江面的宽度，谭继洵说是五里三分，张之洞也不清楚究竟是多少，但他就是要表现与谭继洵的“不同政见”，就说是七里三分。双方就此争执起来，说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肯认输。陈树屏是请客的，他不能让两个最主要的客人不欢而散，但两人都是他的上司，他又不能说那一个说得不对，甚至还不能说那一个说得正确（这等于是否定了另一人）。于是他从容地拱拱手，很诚恳地说：“这长江涨潮时，江面宽七里三分，落潮时则是五里三分。张大人是指涨潮而言，谭大人是指落潮而言，两位大人都没有说错。”张、谭两人本是意气用事，未必有什么根据，既然陈树屏打了这么个圆场，也就顺坡下驴，一笑了之。

在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如果就这事论这事，根本就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但如果能逢危须弃，跳出这事来论这事，可能就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王僧虔、苏颂、陈树屏的智慧就体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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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名人”的误算

这是日本古代两个“准名人”之间的对局。所谓“准名人”，顾名思义，就是比当世第一的“名人”只差一点的高手，绝对可以进入超一流的行列。执白的是本因坊烈元，执黑的是安井仙知仙角。

烈元是江户人，乃本因坊察元的徒弟，38岁承袭十世本因坊位，51岁升为准名人。他是本因坊世家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人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因坊烈元出席御城棋三十五年，共下了四十六盘，是棋史上最多的。仙知仙角也是围棋史上的有名人物，他16岁就承袭七世安井位，称为安井仙知（为与八世安井仙知相区别，后世称其为“大仙知”）。大仙知的棋力号称对天下胜率高于八成。他的棋大气磅礴棋，擅长经营大模样，在当时独树一帜。本因坊秀和曾赞赏说：“若论当代华美之棋艺，无人能出大仙知之右者”，吴清源的师父濑越宪作则直接称大仙知是“大天才”。

大仙知与本因坊烈元可谓一时瑜亮，两人棋力不相上下，同时晋升准名人。而这一对局，双方竟又同时漏算了一着精妙绝伦的好手，成为棋史上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件轶事。

此局弈于天明七年（1787年）5月。这一局开始，双方就下得极为紧凑。尤其是在左上角，黑白勾心斗角，每一着都煞费苦心，你给我设个陷阱，我给你下个套子，后世棋家在研究此局时，也是时有分歧，参考图一摆就是十几个，可见两人心思之缜密。比如黑35手打吃，以前有论者以为是“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如果最后输了，此即是败着”，应该单长。但也有研究者以为，以仙知这等棋力，岂有看不到单长之理？此着虽善恶不明，却显然是仙知在追求更有力的变化。

棋局一直在走钢丝般的气氛中进行，左上角的局势极为胶着，哪一方稍有不慎，即可能立即崩溃。至黑53，戏剧性的一幕开始了。此时双方多块棋交织在一起，黑53长出后，白棋两块必死一块。实战也正是如此，白54无奈闷吃黑4子，黑55跳下夹吃白5子，收获不小。经此一役，双方在左上角的冲突告一段落，黑棋也由此确立了全局的优势。

然而，事实上，当黑53长出时，白棋并非无计可施，白54可以反夹一手----这一手显然是在两位高手的算路之内，但黑55简单一长，白棋根本没什么用啊？然而不然，白56竟然可以笨贴一手。这一手是所谓的“愚型”，却是“一子解双围”的绝妙好手。黑棋不但不可能吃住白棋，反而由于征子不利，左上角的黑子几乎全部死净。两相对照，真的是沧海桑田。

这着棋，是在局后一位叫若山立长的三段棋手指出来的。此言一出，两位高手如梦初醒，羞愧得满面通红，一言不发。

当黑53下出时，不但执白的烈元认为白棋受损已无法挽回，执黑的大仙知也没想到白棋会有如此绝妙的反击手段。这不仅是因为当局者迷，更是因为这一手棋的形状实在太难看了，根本不在考虑之内，所谓“专家的盲点”，这手棋就是一个典型。

棋局继续进行。好在两位高手对局时都没发现这一手，否则要懊悔得没法下棋了。但白棋在左上角的亏损已是无法追回，此后尽管下得极其顽强，最后还是以13目大差的告败。

在所有的智力运动中，围棋的计算量无论是广度、深度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也是电脑迟至今日才可以与人类相抗衡的原因之一。棋至中盘，每一着有几十种变化图是很平常的，而一局棋，从理论上说，几乎有无穷多的着法。即使技艺再高，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变化。古人说“慎勿轻速”，就是告诫在下棋时，要慎之又慎，瞻前顾后，切勿轻易落子，以尽可能减少失误。但围棋的失误，永远只能减少而不可能杜绝，即如本局而言，两位绝顶高手，在对弈时间十分充裕的情况下（当时一局棋往往长达数天），尚且不能避免失误，则失误可以说是围棋的一部分，而这也正是围棋的魅力所在。因此，无论对业余棋手还是职业高手甚至超级棋士，“慎勿轻速”永远是越来越近但始终无法到达的目标，永远是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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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少算不胜多算胜

《孙子兵法》中有一句常为人引用的话：“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算计多的就胜利，算计少的就不能胜利，不算计的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指打仗，下棋也是一样，《棋经十三篇》说得很明确：“随手而下者,无谋之人也。不思而应者,取败之道也。”在战斗之前，没有经过周密的侦察、分析、比较、判断，凭感觉下“随手棋”，走一步看一步，下到哪里算哪里，这就叫“战已合而不知胜负者”，必然会招致失败。“慎勿轻速”就是要求在下棋时，深思熟虑，三思而行，在没有谋划周全之前，决不轻易落子。这样或许不能确保胜利，至少可以让自己不再后悔。

瞻前望远，孔夫子责备弟子

子贡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不但学问渊博，生意也做得很好，富可敌国，所到之处可以与王侯分庭抗礼。当时，鲁国鉴于很多国人沦为他国的奴隶，生活很悲惨，就制定了一条政策，凡是鲁国人到国外去赎回奴隶的，其费用由国家负担。子贡或许是为了表示圣人弟子的高尚品德，他在各国经商时赎回了不少奴隶，回来后却不向政府报销有关费用。事情传开后，国人纷纷称赞他的品行，子贡也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然而，他的老师孔夫子却很不以为然，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

子贡的行为本身肯定是无可非议的，孔子的批评是站在这件事所产生的影响上。他认为，一个君子，做事必须要考虑长远的影响，要让普通人都能够师法，而不能只顾着表现自己高出众人的品行。现在鲁国有钱人少而穷人多，子贡自费赎奴，给国人树立了一个“廉洁”的标杆，往后自己赎奴而要国家出钱的，就会被视作品行不够高尚。而在整个社会，像子贡这样的有钱人只是少数，有钱人中品行如子贡般高尚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国人只能是做好事有回报的常人，如果做好事没有适当的回报，做好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这样的话，鲁国的这项初衷良好的政策难以落地，拯救鲁人的目标无从实现。

同时，孔子的另一高徒子路做的一件事却受得了孔子的赞赏。一次，子路抢救了一个溺水者，被救的人死里逃生，千恩万谢，他也没什么金银珠宝，就把手头的牛送给子路作谢礼。子路还真是大大方方地把牛牵走了。孔子知道后，却很高兴，对子路大为赞赏。道理其实同批评子贡是一样的，无论在哪个地方，做好事而不求回报者毕竟是少数，不可能成为全社会的准则，只有让“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成为常态，使之成为多数人可以追求到的精神享受与物质激励，才能引导更多的人乐善好施。这看起来是奖励了施善的人，而事实上，得益最大的恰恰那些接受善行的人。

孔夫子的智慧，就在于他没有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站在一个更高更远的角度来分析和判断这事的得失，既看到了当前，更看到以后，因而更能作出合乎情理的结论。

这样的既思前又想后，也可以体现了日常的生活中。张咏是宋朝太平兴国年间的名臣，他脾气有点古怪，常有与众不同的举止，自号“乖崖”。他中进士后，在鄂州崇阳做知县。崇阳的老百姓以种茶为业，日子过得很滋润。但张咏上任后，竟下令把茶树砍掉，改种桑树。种桑的收入自然大大比不上种茶，“民以为苦”，老百姓叫苦连天，大家都觉得这知县不是傻了就是疯了。其实张咏是有他的考虑的。他认为，茶树利润如此丰厚，政府肯定要出台专营政策，把利益收为国有。不久，朝廷果然实行茶叶专营，鄂州其他各地茶园户或失业或贫困不堪，，而崇阳县此时的桑树已成材，年产白丝百万匹，“以缣纳税，免遭其害”，百姓仍是丰衣足食。大家佩服张咏的远见，感激其恩惠，离任之后，崇阳县民还为他建了个生祠，春秋祭祀不绝。张咏的为人称道，也正在于他的计算与判断比常人深一步、远一步，深谋远虑，尤如下棋时在算到对方的着法后，抢先走到了必争之点，放弃了眼前的小利而蠃了未来的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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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我料敌，司马懿平定辽东

司马懿是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善谋奇策，智勇兼人，抵御诸葛亮北伐和远征平定辽东是他最为人称道的两大战功。

当时割据辽东的自称为燕王的公孙渊。魏国以太和六年(232年)曾从海、陆两路分兵征伐，却因路远城险而失利。景初元年(公元237年)，魏明帝再度发兵，辽隧一战，魏军作战不利而败退。两次击退魏军，这在三国时代是难得的战绩，公孙渊更加不可一世，以为辽东远阔，根基稳固，曹魏是鞭长莫及。而魏国也因两次远征失利，认识到必须痛下决心全力以赴平定辽东，于是在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名将司马懿亲率四万兵马奔袭四千里讨伐辽东。

出征之前，魏明帝召见司马懿问他：“你估计公孙渊将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迎战呢？”司马懿胸有成竹，他说“公孙渊得知了我军征讨的消息，若是弃城避战，这是上策；据守辽东进行抵抗，这是中策；如果一直坐守襄平，那就是下策。”而且，司马懿还进一步算到了这三个抵抗手段中，公孙渊会采取哪一种。他说：“如果公孙渊也是善于审时度势，计算双方的局势，那么他就会弃城而走，但公孙渊还没有那么高明的见识。同时，他会认为我们孤军远征，无法持久，必然会依仗辽河拒守，慢慢退入襄平，从而成为下策。”可见司马懿不仅算到了“兵之众寡，地之险易”，连对手的水平、心理都算到了。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算出了这场战役的时间：“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此后战局发展果如司马懿所料。这年6月，魏军抵达辽东，公孙渊果然派数万步骑，以辽水为屏障，在辽隧一带坚壁固守。却不料司马懿声东击西，在南面佯攻吸引兵力，主力则从北面偷渡辽水，直扑主城襄平。时值7月，正值辽东雨季，辽水暴涨。公孙渊以为大水可以阻挡魏军进攻，却不料魏军根本就不想攻城，司马懿知道襄平城兵多粮少，不能持久，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只是加紧做总攻的各种准备。一个月后，大水退去，魏军已将襄平围得水泄不通，而攻城的楼车、钩梯也一应俱齐，于是昼夜不停地猛攻。而襄平城中兵疲粮尽，无法坚守，在部分守军投降后，襄平随即攻下，公孙渊狼狈出逃，被杀死于衍水之上。辽东四郡顺利平定。

司马懿平辽东公孙渊，靠的就是“多算”，不但谋划了魏军的进攻策略，更算到了敌方在面临攻击时所可能采取的抵抗，并制订相应的对策。司马懿与公孙渊，一胜一败，根本在于一个是“战未合而算胜者，得算多也”，一个是“战已合而不知胜负者，无算也”。

战场上如此，生活中也是如此。《韩非子》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春秋末年，齐国的相国田成子势力强大，暗中图谋篡夺朝政，自立为王。一日，一个叫隰斯弥的大臣去拜访田成子，田成子兴致勃勃，邀请隰斯弥一起登上田家的高台，举目四眺，谈笑风生。这高台视线广阔，东、西、北皆一望无际，风光尽在眼底，唯有南边有一片大树遮蔽了目光。田成子眼中似有一丝不快掠过，但没有说什么。隰斯弥当然也没有说什么，但他知道，这正是他隰斯弥家树林。

回到家里，隰斯弥立即让仆人去把这些树木砍了，他可不想让这件小事引发齐国第一权臣的不快。仆人刚砍了几棵，他突然醒悟过来，马上让仆人回来，不要砍树了。隰斯弥的管家对此大惑不解，问这是为什么。隰斯弥说，田成子正图谋篡国，这样险恶的用心是不愿意让人知道的，谁要是有所觉察，他必定要除掉才放心。我能从他的眼光中读出他心中的不快，这要是让他知道了，我的处境就很危险了。所以我宁愿留着这树不砍，他再多是笑我糊涂迟钝，而我要是砍树，就意味着洞察了他的心思，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天马行空

无悔：一根竿子插到底

《左传》中有句关于围棋的名言：“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意思是说下棋时有很多顾忌，犹豫不决，甚至时有反复，那肯定是要失败的。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慎勿轻速”的一个注解。慎勿轻速，不仅是指谋划时要深思熟虑，也是指一旦有了决断，就必须一以贯之，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实施。如果行棋时前后思路不一致，或者事到临头改变主意，或者优柔寡断举棋不定，那么，谋划得再周密，到最后也还是一座空中楼阁。古人说：“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变应变，曾帅困死捻军

曾国藩是清朝中晚期最为有名的大臣，然而，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他的天资其实并不太高。据说有这样一个笑话，某夜曾国藩在家读书，一篇短短的文章，翻来覆去地读，就是背不出来。一个小偷躲在梁上，一心想等他入睡后行窃。但曾国藩也是下了决心，背不出来决不睡觉。最后连小偷也听熟了，忍无可忍，跳下来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这笑话的真伪自然无法考证，但应该很合乎曾国藩的性格逻辑，他也许并不算聪明，但却极有毅力，一旦认准了事，就义无反顾地做到底。他读书就是这样，曾国藩自己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但是，他要求自己，读书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休息。他打仗也是这样，如他说的“打仗要打个稳字。”决不打无准备之仗、无把握之仗。每个战役前，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救援保障以及出现意外如何善后等等，每个环节都算得透彻、明白。他说得很明白：“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而一旦定下来后，就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所以他打的仗，可能不够漂亮，也没有多少的神来之笔，却打得放心，打得扎实，从没有侥幸获胜，让人心服口服。

太平天国失败后，直隶、山东及河间府一带捻军四起，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清朝廷先后派出名将僧格林沁和曾国藩进行镇压。

僧格林沁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此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节制调遣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倚重骑兵优势和五省提供的兵力进行征剿，以此来对付组织不严，纪律不整的捻军，简直有点专业对业余的感觉。确实，开始时僧格林沁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但捻军发挥出他们擅长骑战和野战的特点，往来奔驰，飙狂如风，数次逆袭清军。同治四年(1865)5月，捻军佯装失败，狂逃一千余里，僧格林沁率一万多名蒙古马队穷追不舍，脱离了大部队，在山东陷入了捻军设置的包围圈，全军覆没，僧格林沁也被击毙。

清廷无奈之下，只得征调刚刚打败太平军的曾国藩来对付捻军。

曾国藩认真研究了捻军的特点，分析了僧格林沁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捻军的长处是灵活机动，他们以数万精骑，行踪飘忽，神出鬼没，如果像僧格林沁一样四处追击，那就给了捻军可乘之机。惟一的办法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以自己的“逸”来待捻军的“劳”。

于是，曾国藩在大将刘铭传等人的建议下，实施了“河防大策”。这一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湘军与地方武装一起，在黄河、运河、沙河、贾鲁河、淮河分兵把守，把捻军围在其中。捻军不习水战，就很难突破重兵把守的河道险要。清军不再追击捻军，捻军马快善跑的特长就无从发挥。清军稳扎稳打，步步推进，在整体实力大大强于捻军的情况下，就可以牢牢地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样取胜的时间可能会很长，也打不出轰轰烈烈的漂亮仗，却是十分稳妥。

“河防大策”看起来笨了一点，但战略针对性十分明确，实是对付捻军的不二法门。实施“河防大策”后不久，清军就歼灭捻军张宗禹部六千人，打了一个大胜仗。不料，由于防线太长，清军各部又协调不力，竟被张宗禹率捻军在贾鲁河一带突破，进入山东。曾国藩由此遭到弹劾，被调离战场，“河防大策”也遭到了否定。

李鸿章接任后，开始对“河防大策”不以为然，他甚至讽刺地把河防比作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李鸿章采取的是以大兵团寻求决战的方式，企图利用优势兵力一举击垮捻军。不料几个月下来，清军屡战屡败，连吃了四五个败仗，手下大将张树珊竟然丧命。李鸿章痛定思痛，重新审视曾国藩的“河防大计”，方才觉得这是遏制捻军的惟一选择。于是，李鸿章坚定信心，在朝野一片“河防不可恃”反对声中，一以贯之地落实曾国藩制订的“河防大策”，最后终于把捻军镇压了下去。

天马行空

轻做速休，曹爽惨遭灭族

唐德宗时，泾原镇士兵发动哗变，拥立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国号秦。有个叫张光晟的大将也随着朱泚反叛，被任命为副将。不久，张光晟见唐军势大，自知不是对手，遂暗地里与唐军联络，得到免死的承诺后，率领部下投降。但到了长安后，唐德宗在众多大臣的压力下，还是下旨，称张光晟罪无可赦，理应处死。张光晟临死前说：“传话后人：第一莫做，第二莫休。”“一不做二不休”的成语就是由此而来。张光晟的意思是，不要轻易去背叛朝廷，但既然起来造反了，那就一干到底，千万不可半途而废。这其实也就是“慎勿轻速”的意思。

但事实上，像张光晟这样先是草率地“做”，然而是轻易地“休”，优柔寡断、有始无终的人，无论在此之前还是之后，都有许多，三国时的曹爽就是一个。

曹爽字昭伯，是魏国的宗室、重臣。魏明帝临死前，以他和司马懿为托孤大臣，两人共同执掌朝政，辅佐少帝曹芳。

相比于司马懿的精明强干、足知多谋，曹爽其实是个糊涂的“官二代”，但他却自视甚高，一心要大权独揽。于是在何晏等一批亲信的怂恿下，倚仗着自己是曹氏宗室的势力，排挤司马懿。他先是尊司马懿为太傅，乘机削去司马懿的军权。然后令尚书奏事时先向自己汇报，由自己权衡后再询问司马懿的意见，再后来就开始自专政事了。而司马懿眼看情势不对，行起了韬晦之计，假装年老多病，在家休养。于是曹爽更加忘乎所以，他经常和掌握禁军的弟弟曹羲两人一起出洛阳游玩。有人告诫他们不宜同时离开朝廷，否则一旦有人关闭城门造反，就不能回到洛阳控制大局。但曹爽根本不当回事，以为没有人敢太岁头上动土，而事实上，此时司马懿正在加紧密谋。正始九年(248)，曹爽派亲信李胜借辞行为名去试探司马懿的虚实，司马懿故意装得病重衰弱，神志不清，曹爽得报后把最后一丝戒心也放下了。他根本不知道，几个月后，大祸就临头了。

正始十年正月初六日，少帝曹芳与曹爽兄弟往高平陵拜祭魏明帝。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声称曹爽兄弟败乱国典、擅权营私，要求罢废曹爽，并派兵占据洛水浮桥，关闭洛阳城门。

这时，曹爽的同乡、大司农桓范逃出洛阳，到高平陵来见曹爽。桓范力劝曹爽带皇帝到许昌，有天子相随，以少帝名义发令于天下，谁敢不应从？应该说，这是当时情形下最为有力的策略，但曹爽犹豫不决。桓范又说：“我们还有军队在附近，召之即来。从这里到许昌，不过一宿的时间。许昌有武库，可以装备军队。所担忧的只是粮食，好在大司农的官印我带在身边，调集军粮也不成问题。”但曹爽踌躇再三，还是下不了与司马懿决一死战的决心。而司马懿也怕曹爽背水一战，接连派人来或让曹爽的朋友写信，劝说曹爽：只要放下武器，交出兵权，仍可保留爵位。司马懿还信誓旦旦地指着洛水发誓，表示决不食言。于是整整一夜，曹爽翻来覆去，一会儿一个主意，就是有谋无断。最后天明了，他终于下了“决心”，把佩刀往地上一扔，说道：“司马懿无非是想剥夺我的兵权罢了。我就交出兵权，以侯爵身份闲居，依旧不失为一个富翁！”桓范一听此言，放声大哭道：“你们的父亲曹真，一代英豪，竟生出你们兄弟这样的蠢猪。想不到今天被你牵连而遭灭族大祸啊！”(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曹爽回到洛阳，被软禁在自己家中，做着“富家翁”的梦。司马懿可不像他那么幼稚，不久后，有人告发曹爽意图谋反，司马懿遂将曹爽收斩，屠灭三族。

曹爽所犯的，正是“轻速”的大忌。他与司马懿这样强大的对手同朝执政，千万不能轻易发动对司马懿的进攻，他却仗势排挤司马懿，这是一；把司马懿架空后，就要乘胜追击，把司马懿彻底击垮，他却放任司马懿在家，密谋策划，这是二；放司马懿闲居，就必须时刻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他却肆无忌惮，以为没人敢反对他，这是三；司马懿政变后，双方己是你死我活，就必须利用皇帝抓在手中的优势，死战到底，他却优柔寡断，幻想司马懿会放他一马。最后落到族灭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

天马行空

专注：集中力量办大事

《棋经十三篇·虚实第五》言：“夫弈棋，绪多则势分，势分则难救”，也就是说，在对局时，要尽量避免两面作战，头绪一多，力量分散，效率降低，到最后很可能两边都无法达到目的。反过来，最好的攻击，就是让对手两块棋同时受到威胁，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这种战术称之为“缠绕攻击”，对手往往无法两全。这实际上也是“慎勿轻速”的涵义之一，“轻速”就是战线太长，头绪太多，速度太快。无论是下棋还是做事，慎勿轻速，就是要集中力量，专注于一点，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的优势局面，从而各个击破，稳步推进。

倾力碾压，老将军一战灭楚

战国有四大名将，所谓“起翦颇牧，用军最精”，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四人，就其军事才能而言，各有千秋，但从功绩和结局来说，却是王翦最好。相比于白起、廉颇、李牧的结局凄惨，王翦荣华富贵，安享晚年。而秦所灭六国中，除韩国以外，其余六国均为王翦及其子王贲所灭，功劳也是最大。王翦能做到如此，与他谨慎稳重、谋划周密的性格和战略思想有很大的关系。这从他灭楚一役中可以看出。

秦王政在灭了赵魏韩三国后，开始将目光扫向幅员最为广阔、经济实力最强的楚国。他问王翦，灭楚得多少兵马？王翦说，六十万。战国时人口稀少，六十万几乎是泰国所有的兵力，再加上后勤补给，几乎是倾全国之力了，秦王不免有点犹豫。想楚国已是强弩之末，应该不用六十万。这时，另一年轻的将领李信说，二十万就可以。李信也是一代名将，曾领兵数千，追击燕太子丹至衍水，终破燕军虏获太子丹。秦王大喜，当即令李信率二十万秦军出征。而王翦则托病辞官，回家乡频阳养老。

李信行军迅捷，作战勇敢，一路高歌猛进。秦军先攻下平与，再在寝丘大破楚军，接着又连下鄢、郢等重地。楚军虽溃败，主力却没有被歼灭，在名将项燕的率领下，一边退却一边准备反攻。在李信西进时，项燕尾随秦军三天三夜，终于在城父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大败秦军，斩杀了七名都尉。这是秦国少有的大败仗。

消息传来，秦王大为震怒，也不得不佩服王翦的远见。于是他亲自来到频阳，请王翦出马。王翦先是推辞年老，不愿出征。但秦王坚持要王翦挂帅，并说，我因没有听从将军的忠告而有今日之败，如今将军虽有病在身，却怎能忍心舍弃我？话说到这个份上，王翦再也没法推托，但他说，如一定要我伐楚，必须有六十万兵马。秦王自是一口答应。

于是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出征，秦王亲自送至灞上。王翦这时，却向秦王请求赏赐良田美宅园林。秦王说，你身为大将，何患贫穷？王翦说，我替大王出征，功劳再大也不可能封为王侯(当时只有宗室才可封王侯)，所以趁着大王特别器重我的时候，我也得及时请求大王赐予家产，给子孙置业。秦王大笑着答应了。行军途中，王翦又三番五次派人向秦王请求赏赐。这似乎有点贪得无厌了，连部下也开始担心会不会太过份。王翦却有他的道理，他说，秦王嬴政生性多疑，如今全国兵力尽在自己手中，此时唯有向秦王诸多要求，才可以表明自己除了金钱以外别无他求，借此消除拥兵自立的嫌疑。

王翦杀到了楚国，却又按兵不动，而是安营扎寨，高垒坚壁，任凭楚军百般挑战，就是高挂免战牌。王翦天天让士兵们好吃好喝，养精蓄锐。过了一段时间，王翦问部将士兵们在干什么，回答说每天在比赛投石和跳远。王翦说，好，可以用兵了。而此时的楚军却有所疲惫和松懈，正欲引兵向东。秦军出击，大破楚军，追至蕲南，杀楚将项燕。接着乘胜追击，一年后俘虏楚王负刍，荡平楚国。

苏轼在论及王翦灭楚之战时说：“善用兵者，破敌国，当如小儿毁齿，以渐摇撼，而后取之，虽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取齿适足以杀儿。王翦以六十万人取荆，此一拔取齿之道也。”王翦所以坚持要六十万大军，就是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举碾压对手。而他向秦王求赏赐，消除秦王的疑忌，也是能使自己集中精力，不再牵挂担心有人中伤，一心一意用兵。这两点，都体现了“慎勿轻速”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