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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儿向我坦言:

  “我爸爸是地主,我却是乞丐。每次问他要钱,他都会勃然大怒,最后勉强扔给你几张,根本不够花!”

  她又说:

  “我要嫁个比我大得多的男人,他知道怎么疼我。”

  几天后,她暗示我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

  “你知道,一个真正的男人和那些围着学校转的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可大不一样。他知道你在想什么,怎样才能哄你开心。在他身旁,你不再是小女孩儿,而是一个女神,一个经过了几世几劫的沧桑灵魂,他自己却好像新生儿般,永远为你的美丽而惊叹。”

  虽然鸿儿已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却从未能完全理解她话中的深意。她扭曲的灵魂有明暗两面。她虽向我吐露了不少隐私,但她的生活对我来讲依然十分神秘。

  周一早上,她来到学校,兴奋而疲倦。她的辫子看得出烫过又拉直了。她陶醉在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欢乐中,对我说:

  “难心等待一个处女成熟起来,是一个男子能给的最好的爱的证据。”

  我羞红了脸,无言以对。鸿儿谈论男女情爱从不避讳。此时此刻,我觉得这种坦诚既可耻又可敬。与她相比,我对女人一无所知,在这大千世界中是个盲人。

  我大胆问道:

  “怎样才能走出包围我们的黑暗?”

  她没懂我的意思,我又问道:

  “怎样才能变成一个女人?”

  鸿儿睁大了眼睛:

  “你疯了?”她嚷道:“这种事,越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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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回到了开化的世界。

  哈尔滨城位于满洲国北部,在日俄冲突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的军舰在宽阔的松花江江面上往来穿梭,向苏联海军示威挑战。

  每当黄昏降临这座喧闹的城市,清真寺的穹顶,教堂上的十字架和圣女像,佛教寺庙的飞檐,在血色的天空中都显得分外醒目。这座国际都市里杂居着中国人、俄国人、犹太人、日本人、朝鲜人、英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每个民族都在熙熙攘攘中张扬故国的风土人情。

  昨天,我还睡在草堆上,大口喝着雪水,夜里听着呼啸的风声和野狼的嚎叫。今天,我终于睡到了床上,盖着毛毯,房间里暖意浓浓,还领到了崭新的军服。我们几个军官迫不及待地出去寻花问柳。在一间妓院里,我倾尽所有积蓄,挑了个日本女孩。

  来自富山的年轻妓女正在服侍我喝酒。虽然她打扮俗艳,穿着刺眼的花和服,身上散发着劣质香水的味道,斟酒时笨手笨脚,我还是禁不住为她倾倒。我抓住她的手。触到女人的皮肤,我感觉比电击还要强烈。我一把将她搂入怀中,拉开她的和服,扯下她的内衣。她雪白的胸脯一下子暴露在我的眼前。

  她粉红的乳晕使我失去了理智。经过几个月极度孤独的煎熬,此刻的我渴望在女人的身体中忘却自己。我不理会她的抱怨,一下骑到她身上。刚一进入就感到一阵痛苦的快感,还没有做爱,我已经控制不住了。

  我轻松地走在大街上,身上既空荡,又充满新的活力。残酷的游击战将我变成一头野兽。小妓女使我找回了在林海雪原中迷失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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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广场上人头攒动,我提着篮子陪夜珠赶集。她一路上抱怨个不停,人太多挤得要命,米价贵得离谱,野味太少....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她满意的。我实在受不了她没完没了的唠叨,真想把她甩掉。

  三年来,夜珠一直生活在绝望之中。我多么怀念从前的那个快乐的她呀:乌发如云,梳着两条长辫子,辫梢扎着红绸子。那时她上大学,整日里出来进去,行走如风。家中到处都有她清脆的笑声。

  夜珠今天穿着貂皮大衣,戴了一定银狐礼帽,几缕头发散落下来,覆在她苍白的前额上。失去光泽的头发也在叙说青春已逝的苦楚。

  我突然道:

  “你还是离婚吧!”

  夜珠睁大眼睛,顿时泪如雨下。

  “妹妹,他是爱过我的!....他发誓我是他今生惟一的女人。我怎么能违背自己的誓言。昨天晚上,我跟踪他....他和一个交际花进了剧院,在包厢中亲热....”

  我不知如何回答。新文化反对一夫多妻,可男人们依旧拈花惹草,女人们仍然生活在痛苦之中。我的父母非常开明,在传统与现在斗争的时代,他们勇敢地鼓励姐姐嫁给她选中的男人。想不到,这桩自由的婚姻却是姐姐不幸的开始。

  人们纷纷转身,好奇地看着我们。夜珠泣不成声,全然不觉自己的滑稽可笑。碰巧有辆黄包车经过,我把她死活推到车上,叫车夫送她回家。她痛不自已,任车夫拉她去了。

  拿着母亲写好的菜单,我继续选购。每周日,千风城外的农民和猎人都会来此摆摊叫卖。他们夜间赶路,宁肯在城外冻得瑟瑟发抖,只等清晨城门一开,就一涌而入,在市政府广场上兜售蔬菜、野味、皮毛。日上三竿,地上积雪融化,一片泥泞。我买好东西,朝一个茶摊走去。我坐下叫了杯杏仁榛子茶,伙计赶紧凑过来,提着长嘴雕龙大茶壶,隔着老远就把滚水倒入碗中。

  忽然,身后有人高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


  人群骚动起来。在“满洲国”,这是一首禁歌,敢于哼唱的人都会被抓进监狱。我抬头望去,周围只有惊异的目光,恐惧的面孔,根本找不到唱歌的人。一时间又听到他大唱起来,没想到,人群中居然有人随他高歌。和歌的人越来越多,歌声传遍了整个市场。

  警察拼命吹哨,鸣枪示警。一个蹲在蛋篮后面的农民突然站起身来,从篮子里抽出一把手枪。另一个赶大车的从车上的白菜堆中抽出几杆步枪,分给身旁的菜农,好多人推开行人,拿着武器冲向市政府。混乱中,茶摊被掀翻了,我夹在人群中,身不由己。

  集市内哭喊一片,分不清谁是平民谁是游击队,我被人流推动着,快到市政厅门前两,双方在一百米处猛烈交火。我努力拼搏厮打,却无处可逃。脚下绊了一跤,倒在一团软绵绵的东西上,双手触到一件冷湿的上衣。原来身下是一具警察的尸体,心口上插着一把匕首,翻着白眼。我拼命站起来,正撞到一个正在射击的农民的胳膊肘,又跌倒了,我不禁大叫起来。

  一个青年男子俯身握住我的手。

  他肤色黝黑,学生模样,一用力就把我拉起,他对我莞尔一笑。

  “跟我来。”

  他一挥手,有一个学生出现了,居高临下地瞥了我一眼,搀住了我的另一只胳膊。他俩扶着我在疯狂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

  街上的枪战已白热化。他俩好像预先知道了哪些城区有危险,拉着我溜墙快跑。避过流血区,直到一幢大宅门口才停脚。

  其中一个学生掏出钥匙开了门。穿过一座荒废的花园,雪地中依稀可见丛生的枯草。房子是欧式风格,半月形的拱门,菱形的窗格。

  肤色黝黑的学生说:

  “这儿是晶琦家,我叫敏辉。房主是晶琦的小姨,‘九一八’后离开千风去了南京,临行前将宅子托付给晶琦照管。”

  敏辉年轻而浑厚的嗓音好像刚才唱歌的那一个。他问我:

  “你呢?你贵姓?”

  我自我介绍了一下,问他们这里能不能打电话。

  晶琦不耐烦地说:

  “战乱期间电话线会时常被切断线路。”

  敏辉看到我脸上失望的表情,大为同情,他说他可以帮我试试。

  客厅里光秃秃的墙上还看得出字画的混凝剂,红漆地板上满是搬动家具时留下的划痕。书房里,一墙的书籍,还有一些则胡乱堆在地上。茶几上散放着用过的碗筷,柔皱的报纸和满满的烟灰缸。好像昨晚这里开过什么会议似的,一片狼藉。敏辉打开了卧房的门,床上铺着紫色绸床单,上面绣着朵朵菊花。我抓起电话,却无论如何也拨不通。

  敏辉说:

  “等静下来我再送你回去,你在这里很安全。你饿不饿?来厨房给我帮忙,我做饭。”

  敏辉忙着摘菜切肉,准备煮面。晶琦坐在窗前的摇椅上,静听外面的动静。远远地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我发现每声枪响后,晶琦的脸上都会浮现出一丝嘲讽的微笑。

  也不知外面的千风城变成什么样了。那些乔装的农民,报上说他们烧杀抢掠,绑票勒索,用不义之财和苏军换取武器,都是土匪。我担心父母的安全,惦记着黄包车上的夜珠。我坐立不安,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又不时胡乱翻看书,最后还是跌坐在晶琦对面的椅子中。

  我和他一样倾听外界的骚乱。只有敏辉出来进去,没事似的,还不停地吹着口哨。

  初房中传来阵阵肉香。不一会儿,敏辉端上一大碗香辣牛肉面,递给我一双筷子。

  我这才想起,家里人还等着给我过十六岁生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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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的阳光常常刺得人头晕目眩。

  春天的松花江上,大块的残冰漂浮着,互相撞击,轰轰作响,最终消失在滚滚的江流中。

  一个富商在城中搭起了搏彩台,高台上每天都有人宣布抽奖结果。达官贵人们身着皮衣,衣不蔽体的乞丐则在一旁瑟瑟发抖。流氓、小偷、学生、士兵、市民、妓女,全城的人都聚到这里,焦急地等待结果。中奖号码公布之后,人群中顿时吵闹起来,有人欢笑有人愁。男人们打起了老婆,埋怨她们换了号码。有的人花掉了最后的积蓄,扬言要自杀。放债的人高嚷着收账。还有些赢钱的人却找不到自己的票了。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城市。富人肆意挥霍,穷人则在贫困中苦苦挣扎。这种民族的沦落证实了我的观点:中华帝国彻底陷入了一片混乱。上个世纪末,满清王朝拒绝改革、科学和现代化,坚持闭关自守,使古老的文明彻底崩溃了,沦为西方列强的猎物,靠着出让领土和主权苟延残喘。

  远在七世纪初,日本便开始虚心地学习唐朝法律、艺术....我们是中华古典文化最纯正的继承人,只有我们能把中国从西方列强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还给她被剥夺的和平与尊严。

  我们是中国人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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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琦溜出去打听情况,回来说游击队已经占领了市政府,还把市长的尸体倒挂在阳台上。短短几个小时中,仇恨席卷了全城,那些汉奸和日本移民都被民众抓起来审判、痛打、吊死。关东军中的中国士兵纷纷调准枪口对准日本鬼子,把敌军围困在营区中。

  敏辉倚墙架起梯子,我们顺梯登上屋顶。整座城市展现在我们眼前,城中房屋鳞次栉比,蜿蜒的劫道犹如一条条深沟,枝叶凋零,一棵棵枯树宛如泼墨大字。市中心柱柱黑烟升向紫黄色的天空。成千上万的麻雀在阴云间惊飞盘旋。

  枪声、喊声、掌声和锣鼓声混成一片。有些街区寂静凄惨,有些街区则是一片欢腾。薄雾中可以隐约望见厚厚的城墙。我们能抵挡得住日军的反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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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口音就知道,正友的老板娘紫妈妈也来自东京。异土遇乡人,格外亲,我们立即叫上清酒对酌起来....紫妈妈仔细询问我的生活。我也问她在国内是否还有亲人。不料一句话触到她的痛处,她泪流满面,方知她的丈夫和孩子都死于大地震。她从和服袖中掏出一只幼儿的木屐,这是儿子留给她唯一的纪念。

  十四年过去了。我本已将地震时的恐怖图像流放到记忆中最偏远的角落去了。紫妈妈的哭声使我瞬间又回到那段地狱般的日子里。

  那天中午,钟声响后,老师宣布下课。忽然教室里一片狼藉,粉笔头乱飞。我以为是几个学生捣蛋,跟着大伙儿拍手叫好。这时,黑板掉了下来,墙壁开始摇晃。一张张课桌从教室的一头滑向另一头。一个男生被压在墙角下面。高声呼痛。我们刚把他拉出来,天花板就裂开了,白灰落了我们一身。老师推开窗子,让我们往外跳。我们的教室在三层,我第一个跳了下去,跌到树杈上,还好没有受伤。

  高层跳下来的学生大都扭伤了脚,我们把他们拖到花园。整座教室开始摇晃,大门内挤满了学生。大家光着头,衣服散乱,衬衫血迹斑斑,厮打着争相往外冲去。

  骤然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大楼像积木搭成的,缓缓倒塌了。花园中人头攒动,大家呼天抢地,哭作一团。大地上下颠簸,那条我走过无数遍的小路像绸带一样扭来扭去。我紧抱着的大树剧烈摇晃,最终把我抛到了地上。我双手紧抓草叶,听到地心中一阵阵轰鸣,好像无数碎石在流淌。

  震动终于停了。幸存的老师、学监把我们重新集合起来,让我们团团围坐在运动场中央,不许乱动。接着开始护理伤者,清点失踪人数。我一眼望见了坐在远处的弟弟,激动得热泪盈眶。人群中突然有一个学生忍不住大哭起来,接着,大伙也不顾男生的自尊,互相抱头痛哭。

  学校禁止我们到废墟上寻找死者,让我们耐心等待救援的到来,可直到下午五点一直没有人来。风越刮越大,教学楼的废墟上燃起了熊熊大火。滚滚浓烟随风而至,几乎使我们窒息。我趁着混乱越过倒塌的围墙,跑到了大街上。

  等待着我的是一幕幕地狱般的场景。东京消失了。高楼大厦东倒西歪互相扶持,勉强支撑。厚厚的玻璃砖木覆盖了街道。人们高喊着自己家人的名字,徒劳地四处寻找。一个疯子狂笑着在废墟上游荡。倒塌的教堂前,三个修女赤手挖掘,试图救出幸存者。

  民宅都在燃烧,火借风势,四处蔓延。此时是下午六点,天空中浓烟密布,夜幕就这样提早降临了。我边走边哭,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路上布满了碎石、难民和尸体。不知道最后怎样找到了家门,只见母亲紧抱着她的双腿,坐在地上。我的脚步声将她从痴呆中唤醒,她猛地一回头,一下子扑到我怀中。紧搂着她颤抖的小身体,我已预感到我将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父亲去了!”她哭喊出来。

  我整夜守在父亲的尸体旁。他表情平和慈祥,仿佛灵魂已至西方净土,他的双手却如地狱般苍白冰凉。我不时站起身来,走向花园的门口,眺望全城。东京俨然成了一片火海。

  传说中日本是猫鱼驮在背上的浮岛。鱼儿一动就地震。我试着勾勒出海怪的形象。痛苦像高烧一样使我胡思乱想。我对自己说,既然我们没有能力杀死传说,为什么不移民稳定的大陆?广阔的中国就在身边,他们为什么不让给我们一块土地使我们子孙后代永不遭受同样的苦难?

  正友的到来把我从沉重的交谈中解脱出来。她默默地向哭泣着的紫妈妈深鞠一躬,拉我到她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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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联连夜撤回山区。起义的士兵随之而去。全城的抗日热情在一夜之间熄灭。

  第二天一早起,大队日军便在城中四处巡逻。新成立的临时市政府大肆搜捕爱国人士。找不到真的起义分子就抓小偷和乞丐充数。

  新任市长决心重结中日友谊,制定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措施。日军受到满洲“朝廷”公开道歉,大有面子,也就同意既往不咎。转眼间一切又步入正轨。四月的天空,晴朗蔚蓝。学校的日语课重新开始了。

  我今天早上起晚了,为了不让我迟到,黄包车夫跑得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我过意不去,叫他满些赶路。他断断续续回答道:

  “没事儿,小姐。早晨跑一通,活到九十九。”

  白马寺前,远远地,敏辉骑着单车,向这边过来。我大吃一惊,忘了和他打招呼。十字路,我们擦身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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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下令出发,我还没来得及向紫妈妈和正友道别,就又踏上了征途。部队离开营区向车站进发。月台上汽笛长鸣,各连队你推我搡,争相登上装满武器粮食的列车。我们也连冲带撞地挤进了一节拥挤的车厢。

  早春的寒气叫人难以入睡。出发前,我把最近收到的两封信塞到上衣口袋里,伸手摸了摸,幸好还都在。母亲娟秀的字迹表明她一切安好,使我从痛苦中暂时解脱出来。明子不知怎么也弄到了我的地址,给我写了一封长信。

  出发前这姑娘来向我道别。我不想伤她的心,躲了起来。明子是小妹最好的女友,由于兄弟们都死于地震,她对我有种特殊的依恋。她出身世家,谦虚优雅,母亲很喜欢她,暗暗希望我们能相恋。小姑娘也受到她父母的鼓励,从此自以为是我的未婚妻。

  军校毕业后,我在东京郊区服役,她开始往营区写信,每四封信我才回上一封。我不在家时,她常常在妹妹的陪伴下来家中小坐。我的女仆折服于她的微笑和鞠躬,高高兴兴地让她进了我的房间。明子把我的脏衣服洗净熨平,补好我的袜子。和其他有教养的女子一样,明子从未向我表白过。这种羞怯并未感动我,她将永远是我的妹妹,别无其他。

  与明子永无止境的长信相比,假如能有光小姐的只言片语反倒更会使我欣慰。但我知道这个艺妓是不会给我写信的。她所选择的是声色犬马、歌舞升平的生活,又怎会有空想起我呢?

  我不过是她生命中的一个匆匆过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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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我每天早晨都从白马寺前经过,敏辉走的是同样的路,不过是方向相反而已,我们却从未相识。一周以来,我每日都在寺钟敲响时在街上与他交错而过。

  母亲房中有面椭圆形的穿衣镜,现在我每天上学前都要从头到脚照几遍。前额的刘海使我稚气十足,我费尽口舌从姐姐那里借来一队镶珠发卡,把头发别到后面,露出前额。

  我磨磨蹭蹭,快迟到才出门。刚到十字路口,正好寺内钟声大作。我的心一阵狂跳,四下搜寻着敏辉的自行车。忽然见见他缓缓而来,到了街对面停下来,单腿着地向我挥手。天空下敏辉显得好高。春风轻拂树枝,树上满是欢快的鸟儿。小和尚们穿着灰布袍,从寺门鱼贯而出,低眉前行。一个小贩烧旺了火,一阵阵油条的香气扑鼻而来。

  课堂上我根本无心听讲,敏辉在自行车上潇洒的样子在我脑中时时浮现,我仔细琢磨他帽檐下炯炯的目光。他向我挥手时,手中还拿着书。我双颊似火,盯着黑板,却只见到他在数字公式里遛车、转弯,为我表演杂技。我不由得一阵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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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之后,我对死亡既厌恶又迷恋。这种矛盾的感觉时刻伴随着我。无论白天黑夜,我会突然之间心跳加快,出冷汗,莫名其妙地流下眼泪。

  我第一次摸到武器时,枪管的冰冷使我感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光秃秃的训练场上,初学射击的我又紧张得不行,心情激动如同即将目睹佛面的朝圣者。第一次枪响震耳欲聋,后挫力让我浑身一抖。这天晚上,虽然肩膀疼得要死,我却睡得平静安详。

  人都是要死的,战胜死亡的惟一办法就是勇敢地去面对。

  我的生命在十六岁时重新开始。我不再梦想咆哮的海啸和地震后荒芜的山林。对我而言,只有军队才是能够抵御一切狂风暴雨的方舟。上军校的第一年,我就学会了寻花问柳,纵情声色。与女人的拥抱也是一种死亡。后来我逐渐懂得怎样为国家牺牲快乐,怎样抑制情欲。《叶隐闻书》是我成长道路上的指明灯。

  我已经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为什么要结婚呢?武士死后,他的妻子也得自杀。为什么还要把另一个生命推向深渊?我非常喜欢孩子,他们是种族的延续,国家的希望。可我没能力要小孩。他们要在父亲的关爱下成长,而不是整日为父亲守孝。

  妓女的魅力是暂短的,好似清晨玫瑰花上的露水,转瞬即逝。她们看破红尘,感情平淡,却可以抚慰军人脆弱的心灵。妓女们出身贫贱,渴望幸福,却又不敢奢求永恒。而军人也是被判了刑的死囚,我们的心灵相通,在人海沉沦中相互扶持。我们的性关系中有一种宗教的纯洁。

  毕业后,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嫖妓了。高级军官们公开包养艺妓,职位较低的则满足于廉价姻缘。

  我和光的初识是在1931年6月。我们在一间茶坊中庆祝上校升职。纸门轻轻拉开,艺妓们鱼贯而入。夜幕降临,平台外,一叶叶小舟上点着灯笼,沿江而下。我微有醉意,脑子发沉。一个军官划拳输了,被灌得酩酊大醉。我放声大笑,正当我忍不住要冲出去呕吐时,一个学徒艺妓走入了我的视野。她穿着宽袖上印有鸢尾花的长袍,向我们鞠躬致意,缓慢而优雅。虽然脸上涂了厚厚的白粉,下巴上的一粒美人痣却赋予她一种特殊的忧郁。

  她从箱中拿出三弦,手执象牙拨片,调好琴弦之后,抬臂一划。琴声突发,宛若夏日中的惊雷。狂风四起,吹倒了大树,吹散了乌云。拨片的沉音引出山间的闪电。瀑布奔流而下,河水飞涨,海面上惊涛拍岸。一阵沙哑的歌声传了出来,唱着失意的爱情,残酷的遗弃,痛苦的黑暗。欢乐的醉者,我玩味着词语里的悲哀。魂飞神往之中,我觉得学徒艺妓是向我一人述说情爱的,感动得几乎落泪。突然间琴声和歌声同时中断。在座的军官们围拢在她的身边,屏息静气,听呆了。学徒艺妓收拾好琴,躬身告退,留下一阵衣衫的窸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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