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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顾水如先生》 顾水如先生生平介绍 赵之云著

一  时代背景与围棋之家

    1891年秋,我国封建时期最后一名围棋国手周小松逝世。当时,国内以能棋知名的还有二、三十人,但都只是些二、三流的棋手(指棋力比周小松差二、三子),从此中国围棋更加衰微不振,不过中国是围棋的创造国,在闭关自守的年代里,谁也不怀疑中国围棋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可是,待到清末宣统年间(1910年),一阵来自海外的飓风震撼了中国棋坛,以高部道平(当时四段)为代表的日本职业棋手开始来访中国。中、日棋手较量的结果是中国棋手溃不成军,纷纷被高部道平降至让子。这才是人们清醒过来,原来中国围棋已落后到不堪一击的悲惨境地!于是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引进外来围棋技术已经刻不容缓,中国棋坛上吹起了学习日本棋艺的新风....

    就在周小松逝世后约半年--1892年 3月 3日,顾水如诞生于江、浙间的枫泾镇(今属上海市金山县),因为这一年系“龙”年,所以他小名叫“继龙”。

    枫泾虽说是座小镇,但围棋也有传统。约在19世纪中叶,枫泾有程寅谷,家境殷富,又好围棋,曾延请晚清两大国手陈子仙、周小松到他府中传授棋艺,同时也招徕了不少四方围棋名手。待到清末,尽管时过境迁,而好棋之风未息,枫泾地方仍有不少人乐于此道,而顾水如的一家则是当时典型的围棋之家。

    顾水如的父亲小石爱好围棋,母亲对此道也十分支持,由于耳濡目染,顾水如的哥哥月如、渊如均为围棋能手,其中渊如棋艺不俗,后来在上海一带小有名气(记得20年代熟知旧中国棋界状况的日本名手濑越宪作在列举中方棋界名手时,就曾提及渊如),不过水如天禀更高,棋艺后来居上。至青年时期,他在地方上已罕有对手。


二  开风气之先

    “当民国初元游沪,年甫弱冠,而弈棋已甚知名,时他人棋路尚沿旧习,而顾君独研究日谱,开风气之先....”

    以上是20年代“东篱居士”介绍顾水如的一段文字。东篱居士即与顾同时代的上海名手陶审安,他熟悉棋界掌故,因此文字简洁可信。陶称顾在棋界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应该说,这样评价是客观的。至50年代,濑越宪作在《中国棋界之凤雏》一文中也提到:“余于大正八年(1919)....访北京时,当时中国变日本派围棋者,顾先生可谓第一人....。”可见濑越与陶审安的看法不谋而合。那末,顾水如是怎样“开风气之先”的呢?他又是怎样“变日本派围棋”的呢?这里,我们还要从当时棋界除“旧”布“新”的变革情况谈起。

    中、日围棋交流后,事实证明日本围棋技术远较中国先进,于是中方棋手也竞相仿效日本棋法,传统座子(按中国围棋传统规定:凡对子局,须在棋盘对角部先放置黑白各二子,称为“座子”,这种规定使围棋变化受到一定限制,但流行中国前后不下二千年)也因此逐渐废止不行。围棋“新法”渐渐取“旧法”而代之(当时棋界习称沿用传统中国棋法,包括对局前放置座子为“旧法”;采用日本围棋技术,包括废止座子不用为“新法”)。从现存棋谱资料可见:1911年间,这股改革“旧法”提倡“新
法”的棋界新风已吹入中国第一商埠上海。而就在“民国初元”前后,年轻的顾水如也挟技来到上海,他赶上了学习围棋“新法”的绝好时机。

    顾水如初到上海时,常去广东路文明雅集等茶楼切磋棋艺,他的对手有王彦青、范楚卿、吴祥麟及由北方南下的伊耀卿等。这些棋手多数都有和日本棋手交锋的经历,但他们一般年事已高,掌握新法已有困难。而顾水如此时还是年方弱冠的青年,学习新法往往能举一反三。由于顾进步显著,不久就能与棋界前辈分庭抗礼,渐渐“小顾”的棋名在棋界不胫而走。狄葆贤、张澹如等社会名流都乐意与他交往。

    狄葆贤是多才多艺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曾留学日本,因此对日本围棋状况有一定了解,民国初期上海有正书局发行的几种介绍日本围棋的专著如《新桃花泉》、《日本第一国手围棋谱》等,都是在他的授意下编成付梓的。狄葆贤赏识顾水如的棋艺,特聘他至狄创办的《时报》编辑围棋专栏。这样,顾水如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日本围棋棋谱了。张澹如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五弟,他棋力不弱,又有资财,交游甚广,被认为是上海一带围棋活动的重要提倡者。顾水如得到狄、张等人的支持,棋艺蒸蒸日上,终于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青年高手。

    1914年,顾水如前往北京以棋会友。当时,寓居北京府学胡同的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酷爱围棋,日本名手高部道平则是来往段府的常客。在段的款待下,顾水如在短短一年间与高部下了百余局棋,这对顾水如进一步掌握日本棋法具有积极意义。

    顾初到北京的前几年间,经常与他切磋棋艺的另有几人,较著名的有汪云峰、段俊良、吉芝亭、刘棣怀等。

    汪云峰是清末民初北方棋坛重镇。不过在那个时代里,知名棋手一般兼有“清客”与“棋手”两重身份,才能谋生立命,故长期游走于权势者之门,汪自然也不例外。他诗文歌赋、丝竹弹唱样样在行,又下得一手快棋,所以为当时上层社会所器重。汪虽然常和日本棋手对局,但他年龄比顾水如要大25岁左右,因此只能算是“新”与“旧”交替时代的人物。汪、顾结识的前几年间,汪在棋艺与处世经验方面比顾都有一日之长,他对顾起过提携、指导作用,汪与顾的关系可说在师友之间。

    段俊良是段祺瑞的长子,清末就读于保定陆军学堂,因酷爱下棋,中途辍学。至民国初期,段棋艺大进,与汪云峰、伊耀卿等名手已可抗衡。顾来北京后,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段俊良,因为敌不住“小段”就不可能得到“老段”的青睐。顾、段之间曾经反复较量,双方互有胜负。不过段俊良棋艺虽高,生活上却是个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他最初因围棋引人入胜而爱上围棋的,渐渐才发现原来此道水平越高,对局越耗心血,不觉产生了畏难情绪。于是干脆与顾水如订了个“顾、段不再战”的君子协定,从此高挂免战牌。到了20年代,段俊良的名字就在棋界消失了。

    吉芝亭一作金芝亭,他曾在清廷供职,按年龄是顾水如的前辈。他书、画、围棋均所擅长,在棋理方面素有研究。吉与顾相知甚深,20年代后期顾水如迁至天津开创棋社,特地聘他担任围棋指导员,成为顾水如的得力助手。

    刘棣怀和顾水如几乎是同一年来到北京的,他比顾整小五岁。刘初到北京时还是个学生,名气和顾不能相比。但刘在北京茶楼对局极多,实战经验丰富。至20年代中期,刘的棋艺终于赶了上来,在民国中期以后,顾、刘并峙,代表中国棋界的最高水平。

    顾水如除了与段府交往外,平时还与其他名手同往大方家胡同的李律阁宅对局。李是有名的富豪,对局一般都悬有彩金。顾水如因棋艺出众,不久即被公认为有天才的青年高手。至1917年春,在段祺瑞、汪有龄等人的支持下,选派顾水如东渡日本,成为我国出国专攻围棋的第一人。

    顾水如留学日本前后仅二年有余,时间尽管不长,但作为出国学习围棋的第一人,他在日本的情况按理值得一提,可惜至今文献阙如。1948年《围棋通讯。顾水如先生》一文中虽有“....初,日人视先生年逾弱冠,为寻常辈,及对局,观先生刚柔兼施,制胜出奇,纵横自如,相率为惊,为我国弈林争光....”的介绍,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类文字并无实际内容。相反的是,日本方面却流传有另一种记载:即顾水如在日本时,因负于女棋手喜多文子,于是萌生了归国的念头。笔者不否认此说或许出自当时某些日本人的有意渲染,但就棋论棋,当时顾水如的棋艺确实比不上日本女杰喜多文子。其明证是现存有顾水如留日期间三局对局谱(均刊于1919年 4月版《中日围棋对局》),其中一局对秀哉名人,被让四子;另两局分别对广濑平治郎六段与野泽竹朝五段,均被让三子。由此可知当时顾水如在日本仅能算是三、四流的棋手(喜多文子在日本已是二流棋手),在等级森严、人才济济的日本棋界,顾水如要靠棋艺出人头地恐怕希望渺茫。因此水平差距使他提早归国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不过话说回来,在中国围棋长期积弱的年代里,我们不能苛求顾水如在棋艺上能一蹴而就地达到很高的境界,同时,也不可否认顾水如留日具有的积极意义。从1919年至20年代中期,顾水如是中国学习日本围棋“新法”最见成效的一人。他留日归来,棋艺也确有长足的进步。1919年10月间,顾水如在迎战来访中国的日本秀哉名人时,他曾创被秀哉让三子获胜的纪录(其余中国名手均被秀哉让四子或更多),足见此时他的棋力已超过了以汪云峰为代表的前辈国手。堪称当时中国棋界的最强者。据顾水如自述,秀哉名人访华时曾认可他为四段棋手,这在当时应是一种殊荣。今天,在我们评价顾水如的贡献时,请不要忘记那是在怎样落后的基础上迈出怎样艰难的一步!为中国围棋“开风气之先”,顾水如是当之无愧的。

三  从“南王北顾”到“南刘北顾”

    顾水如归国后,围棋理论高人一筹,段祺瑞对他的棋艺十分推崇,赞顾为“弈林不可多得之天才”。此间,顾水如除了常去段府外,又在李律阁处担当嘱托的差事,同时,他又主编《时事新报》的围棋专栏。由于他名重一时,来访中国的日本棋手都知道北京有这样一位“支那(中国)第一棋士”。

    这里应向读者交代的是顾水如有“中国第一棋士”的美誉,固然取决于他的棋艺,可是旧中国时期根本没有举行过全国性的比赛,也没有合理的棋手等级制度,所以这类美誉多少含有上层人物捧场的成分,和现代的“全国围棋冠军”不宜等同。事实上,顾水如也渐渐地步汪云峰的后尘,成为段府的一名“清客”,时人因顾、汪与段祺瑞的关系非同一般,戏称他们为“棋顾问”,这是个既有褒义又有贬义的称号。不过,在棋道不昌的旧中国,棋手更理想的出路恐怕是不存在的。

    然而顾水如毕竟是一代国手,在赏拔年轻棋手方面他可谓独具慧眼。1924年,北京“海丰轩”棋室来了一名年方十岁的少年棋手吴泉(即后日之吴清源),他的棋艺才能迅速引起在京名手的普遍关注。汪云峰、顾水如、刘棣怀等名手都先后前来指导吴少年对局,他们似乎从这位少年身上看到振兴中国围棋的一线希望。

    不料第二年春季,吴少年之父病故,全家失去了支柱,顿时陷入困境。此时吴少年的舅父力主吴家迁回原籍福建另谋前程,这样,吴的棋艺势必半途而废。在关键时刻,爱惜人才的顾水如向任“临时执政”的段祺瑞陈述了吴的棋艺才能和家庭状况。于是段每月拨给吴少年大洋百元,并给吴的舅父另外安排了职务。吴少年生活安定后,棋艺突飞猛进。客观地说,后来吴名满天下,顾水如早期辅导之功实不可没。但顾、吴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前后不出三年,这与时局的动荡是有一定关系的。

    1926年3 月,段祺瑞倒台,旋迁往天津日租界,北京棋界失去了台柱,棋手的生活自然大受影响。这一年8 月,顾水如还带着吴泉至北京大方家胡同李律阁宅,与当时正在访华的日本岩本薰六段、小杉丁三段交流棋艺,吴少年的才能使日本棋手感到惊讶。但不久,顾水如终于离开北京,奔走于上海、天津等地,和吴少年分手了。

    1927年间,顾水如来到上海,此时,上海围棋经张澹如等实业家大力提倡,有蒸蒸日上之势,总体实力已不在北京之下。其中最负盛名的首推嘉兴人王子晏。原来自民国初期以来,日本棋手到上海游访频繁,王子晏与日本棋手屡次交流,胜率高达七成。因此被誉为“南方棋界第一人”。7 月,在沪上棋界人士的怂恿下,顾水如与王子晏两位南北棋坛巨挚进行了一次分先五局决战。

    顾、王之争,无疑引人瞩目,这不仅由于对局者都是中国棋界的顶尖人物,而且又是“北段(祺瑞)”与“南张(澹如)”两大权势门下第一高手的较量。顾、王都是学习日本棋法的佼佼者,只是顾成名更早一些。就棋艺风格而言,顾水如长于布局,他的棋富于变化,擅长腾挪;而王子晏是功夫型的棋手,他的棋沉着稳健,精于后盘收束。这场比赛功力悉敌,结果王胜其三、顾胜其二。双方水平十分接近。

    顾水如称霸棋坛的时代终于过去,从此,中国棋界进入“南王”“北顾”对峙的时代。

    不过严格地说,从1927年下半年后,中国棋界真正头号实力人物既不是顾也不是王,而是此时涉世未深的北京神童吴清源。但因吴清源于1928年10月就迁居日本,顾、王才名副其实地成为南北棋坛盟主。

    上海交流后,顾水如又北上天津,继续与段府往来。此时,他在天津福禄林饭店创立了一座棋会。“一时津市名流荟萃、高手盛集”。接着,他又在《商报》开辟围棋专栏,继续弘扬棋道。

    至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棋界阵容又发生了变化,随着北方棋界的衰落,原在北京的国手刘棣怀南迁上海,击败了南方重镇王子晏,从此王子晏退居二线,“南王”之称也就顺理成章地为“南刘”取代。于是中国棋界的代表人物也一变而为刘棣怀与顾水如,人称“南刘北顾”。

    至“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蒋介石生怕日本人利用段祺瑞这块招牌与他作对,特派亲信至天津请段南下“颐养”。段于1933年1 月离天津南下,顾水如也随同段祺瑞来到上海。

    顾水如南来后,上海迅速上升为全国围棋活动的中心。因顾、刘同在上海,“南刘北顾”之说也就自然消失了。


四  海上四棋家

    顾水如到上海后,在吕班路渔阳里创办了“上海弈社”,这期间青年棋手过惕生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在顾、过共同创办“上海弈社”期间,过惕生的棋艺进步显著,这和顾水如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当时,刘棣怀在评论过惕生的对局时对此予以首肯:“过君之弈,年来确有进步,盖得力于顾君水如之指导者不少。”

    1934年5 月,日本木谷实六段、吴清源五段及安永一四段等一行来访上海、无锡等地。此时,木谷与吴在日本已是家喻户晓的青年高手,中国棋手均非其敌,但顾水如、刘棣怀在与安永一的对局中分别获得胜利,体现了中国一流棋手的实力。

    至30年代中期,张澹如在房地产实业方面亏了本,再也无力为上海棋手提供巨额资金,刘棣怀也被迫离开往南京围棋活动。1935年夏季,南京刘棣怀与上海顾水如的相互配合,促成了民国时期少有的“京沪埠际杯赛”。6 月,京沪两地高手在南京香铺营“公余联欢社”进行了一场水平上乘的较量,顾水如、刘棣怀、冯震、宋温善、过惕生、朱叔庄等名手纷纷登场献技,其中顾水如与刘棣怀分先二局尤其引人注目,结果双方各胜其一,平分秋色。这两局曾为国内外几种报刊转载,足见影响不小。

    1936年11月,段祺瑞去世,上海棋界活动转入低潮,作为“棋顾问”的顾水如,难免有所感触。陶菊隐《新语林》中称“段(祺瑞)归道山后,(顾)颇有知己难逢之感”,点出了此时顾水如的心情。从时间上来看,段、顾水如交往长达20余年,段对顾有“知遇之恩”是客观存在的。

    相当一段时期中,顾水如常借搓麻将解忧,棋反而下了少了。可是到1937年间,上海棋手在汉口鲁创立“中国围棋会”,顾水如又应聘担任棋会的“甲组指导”。

    “中国围棋会”除了组织棋手对局外,还创办了《中国围棋月刊》宣扬棋道,上海棋界又有恢复之势。此时顾水如也常下指导棋,他对青年棋手胡沛泉尤为欣赏,赞为“棋界最有希望之才”。但胡后来专攻理工科,棋艺就不能深造了。

    1937年7 月,抗战全面爆发,在民族蒙受灾难的年代里,围棋活动自然一落千丈。

    1942年10月,日本棋手濑越宪作八段、吴清源八段、桥本宇太郎七段等一行来到我国沦陷地区交流。曾赠予17名中国棋手段位,其中顾水如、刘棣怀、王子晏、雷溥华、张澹如、魏海鸿被认可为四段,是当时中国最高段位的获得者。

    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棋手又纷纷来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此时上海地方新老名手众多,但因王子晏、张澹如已退出棋坛,过旭初、过惕生、胡沛泉、张恒甫等资历尚浅,唯有顾水如、刘棣怀、魏海鸿、陈藻藩四人为棋界巨挚,人们称为海上“四棋家”。

    1948年7 月,在顾水如发起下,上海棋界人士在“魏园新生活俱乐部”组织“星期棋会”。接着,棋艺爱好者徐润周、李德之、陆成爻、赵云浦等也纷纷响应,组织“星期棋会”。这些棋会基本上都坚持到建国初期,对上海棋界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五  晚年余热

    1951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开辟“棋类周刊”,“周刊”虽然版面有限,但在宣扬棋道方面起着不容低估的作用。顾水如、刘棣怀、过惕生、胡沛泉、徐润周等名手都是积极撰稿者。

    建国初期,上海市中心的襄阳公园棋风盛极一时,顾水如、王幼宸等名手都常来此处下指导棋,由于来往的棋艺爱好者熙熙攘攘、络绎不绝,顾水如感到围棋振兴大有希望。

    1951年5 月,顾水如在《弈之原始和现代棋士之品位》一文中写道:“襄阳公园中,每逢暇日,弈者如云。长此以往,预测三数年中,不但新人物中,容有若吴清源氏之天才继起。....”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顾水如的伏枥之志。尽管他已年届花甲,仍热切地盼望上海棋坛涌现一代新人。

    同年6 月,顾水如特约两名青少年棋手(一姓严,16岁;一姓戎,17岁)在襄阳公园进行比赛,这两位青少年棋手功力尚浅,但顾水如还是亲自评解全局,刊于《新民报晚刊》,其目的在于“发掘并鼓励新人”。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顾水如终于如愿以偿,他在襄阳公园收了一名年方7 岁的学生陈祖德。关于顾、陈之间的师生之谊,详见陈祖德自传《超越自我》,本文不作介绍。

    1953年7 月,在陈毅市长的关怀下,顾水如受聘为上海第一批文史馆馆员。接着,陈修崇、刘棣怀、魏海鸿、王幼宸、汪振雄、王志贤等名手先后进入文史馆,围棋项目得到了应有的重视。顾水如因资历最深,又当选为市政协委员。

    50年代中期,顾水如坐镇延安路“延安棋室”。“延安棋室”面积不大,仅能容纳六、七桌棋。因而当时大部分高手和棋艺爱好者都在金陵西路、巨鹿路交汇处的“品芳茶楼”下棋。在笔者印象中,顾水如一般只下指导棋。

    1955年2 月,上海市文史馆举办“上海市棋友谊赛”,这是建国初期第一次由市级单位主办的重要角逐,顾水如、刘棣怀、魏海鸿、王幼宸、汪振雄、董文渊、曹钧石、林勉、王志贤、陈修贤等南方棋界精英全部登场献技。比赛前后历时两个月,结果魏海鸿、刘棣怀分别获得冠亚军。顾水如发挥得有失水准,仅得第六名,这于他长期不下对子棋有一定关系。从此顾水如只担任上海市或全国棋赛的裁判长工作,不再参加国内任何比赛。

    1956年夏季,京剧大师梅兰芳访问日本,遇到了称霸日本棋坛的巨匠吴清源。在交谈中,吴清源表示愿意为中国培养一批少年棋手。梅兰芳回国后,委托许姬传专程到上海走访顾水如。顾水如向许推荐了陈祖德、陈锡明等四名少年棋手,认为“都是很好的培养对象”,但因为各种原因,吴清源的愿望未能实现。

    1960年1 月,上海出版了建国后第一种围棋定期刊物《围棋》,顾水如担任副主编。

    同年6 月,以濑越宪作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我国,经过上海时,顾水如和年逾古稀的濑越进行了一场比赛,这是当时中、日两国资历最深的棋界元老间的最后一次手谈,大约是友谊重于胜负的缘故,棋下了半局就不再继续了。

    60年代初,上海体育俱乐部开办围棋训练班,顾水如担任围棋指导,1962年训练班扩展为“上海市业余围棋学校”,顾水如任校长,继续为培养新人发挥余热。

    “文革”期间,顾水如作为棋界老牌权威,收到冲击在所难免。为了躲避各种纠缠与干扰,他索性离开他在上海河滨大楼的高级公寓,迁往松江居住。

    顾水如迁居松江后,棋兴不减当年,平时仍到松江某茶室中下指导棋。松江地区围棋水平不高,一般棋手顾都要让三、四子或更多,所以当地棋手对他特别钦佩,顾水如也乐意向他们传授围棋心得。据说,这时他的心情比在上海时要好得多,不过他已是年近80岁的老人了。

    1971年春夏之交,顾水如患病不起,历经棋界沧桑的国手终于下完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步棋,6 月19日殁于松江人民医院,享年80。

    90年代初,松江县体委、政协和围棋协会在顾水如诞辰百年之际,特地举办了“松江县首届围棋团体赛”,以纪念这位近代著名国手,可见顾水如对棋界的贡献是长存的,深入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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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顾水如先生二三事

    毫无疑问,在近代中国棋坛上,顾水如是负有盛誉的代表人物,他才气横溢,棋理清晰,自有不少令人钦佩的长处,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旧习俗的种种影响。不过无论他的长处抑是短处,都是在漫长的旧中国棋界的特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某种典型意味。他驰骋棋坛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旧中国棋手乃至围棋发展史的丰富资料。

    顾水如的围棋理论师法日本,但他对日本棋法从不迷信,敢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堪称是他的一大优点。记得早在20年代后期,顾水如就曾去信日本,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铃木为次郎与野泽竹朝十局棋的某一着法提出质疑。铃木、野泽是当时日本屈指可数的高手(铃木被誉为“旭将军”,野泽被誉为“常胜将军”),他们之间的决战在日本棋界有不小的影响。至于当时中国棋手,对此恐怕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了。可是顾水如的看法也确有见地。因此日本《棋道》杂志作为参考意见给予披露,可见顾水如对当时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日本棋法并不盲从,而是有批判地加以吸收的。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笔者就曾几次看到顾水如对流行的日本着法提出这样的异议,可见他这种“大胆怀疑”的精神是一贯的。作为老一辈棋手,具有此种精神尤为可贵。

    另外,顾水如对年轻棋手在棋艺方面的大胆创新,一般总是采取肯定、鼓励或支持的态度。

    记得60年代初,国内有两位青年名手合写了一篇《定式变着的研究》,在《围棋》月刊连载,这篇文章在技法上容或有这样那样的欠缺,但不囿于日本“定式”(指经高手研究认可的常见套子)变化,希望创造一些中国自己的东西这一角度来看,是有可取之处的。不过在那个时代,日本定式多半被视为金科玉律,中国棋手对它进行推敲变化是否自不两力呢?

    对此,作为《围棋》副主编的顾水如亲自写下《读后感》,指出:

    “....围棋变化繁多,着法日新月异,自不能永远尽善尽美。我们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加以发挥改进,看到××二同志这几期作品, 对他们敢想敢做的精神表示钦佩....”

    不难看出,顾水如对围棋的认识是辩证、积极、科学的,是提倡敢想敢做的。正因为顾水如的“围棋观”胜人一筹,所以他在围棋理论方面超越同时代的许多棋手。真正懂得围棋精髓的国手绝对不同于食谱不化的围棋学究。

    为棋界培育新人方面,顾水如成绩显著,他曾辅导过少年时期的吴清源,又是国手陈祖德的老师。而事实上,从顾水如的漫长围棋生涯,经他指点过的棋手不知有多少,较早的有过惕生、胡沛泉等,至于建国以后成长的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青少年棋手,都或多或少地受过他的教益。

    五、六十年代,上海地方开始重视培育棋界新手,但当时编制有限,重视“成分”的倾向也比较严重。顾水如为推荐青少年棋手,难免要向领导上据理力争,有时他成功了,有时也不免碰壁,从中多少可窥顾水如对培育新人,始终怀着满腔热忱。

    顾水如有很多值得称道的长处,但人无完人,他也有欠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他不善于与平辈棋手平等相处,以致不少沪上名手都对他有意见。记得50年代间,上海名手十之七八都在“品芳茶楼”交流,与顾水如不相往来,这就使顾在棋界陷入孤高而又寡和的境地。按理说,多数老一辈棋手在振兴中国围棋的大方向上和顾水如是一致的,他们同样为围棋界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无奈双方隔阂已久,说穿了,这是不健全的旧中国棋界状态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某种延续与反映,不利于围棋事业的顺利开展。

    棋界不够团结,原因是复杂的,但作为顾水如本人,不能说他没一定责任。他出名早,名气大,资历深,留过学,捧场的人也多,棋艺当然也是第一流的,这就使他产生了很强的优越感。他经常小觑同道,用老眼光看人,不承认同辈棋手棋艺上的进步,有意无意中挫伤了对方的积极性。一旦轮到棋界“排名位”的时候,他总喜欢翻“老皇历”,认定自己按资排辈理当高人一头,有时,就显得有些想不开了。以下,笔者择录顾水如前后两封公开信,为了便于读者见仁见智地进行分析,对当时棋界的有关状况笔者将作简单的介绍。

    第一封信写于1928年 6月25日,这是顾水如针对日本棋家濑越宪作《支那棋界之现状》一文写的。

    当时的情况是:1928年5 月,濑越宪作在日本《棋道》发表《支那棋界之现状》一文,将中国知名棋手按水平高下分为九等:其中吴清源列榜首为“九”;王子晏、刘棣怀二人列为“八”;顾水如、汪云峰、雷溥华等五人列为“七”;另有陈藻藩、王幼宸等三人列为“六”;张澹如、林贻书等四人列为“四”;其余还有“一”至“五”若干,合计34名。

    顾水如阅后,对将王子晏评在他之上,对将成名比他约晚10年的刘棣怀排列在他之上,大感不快,于是就致书濑越:

    “....顷阅六月号《棋道》,内载《支那棋界之现状》,有先生评定中国南北弈手比较表,其间程度高下,迥非真相。姑以”六“之陈藻藩、”四“之张澹如而论,陈、张之程度均不在”八“刘昌华(棣怀)之下,其余品评,亦不相符,无待赘述。....将此函付登《棋道》,藉当更正,无任伫盼....。”

    濑越收到后,将此信在《棋道》公开发表,标题为《顾水如氏之抗议》,甚为醒目。

    顾水如指责濑越的评定“迥非真相”,那末,顾自己提出刘棣怀的棋艺与陈、张伯仲的见解又是否公允呢?其实也不尽然。濑越对刘的对局谱是留意的。早在1926年 8月,刘棣怀就在被让二子的条件下战胜过日本岩本薰六段,证明刘已步入中国第一流棋手的行列;稍后,刘棣怀和吴清源之间的对局,濑越也曾亲自加以评解。而顾对刘的进步似乎估计不足,所以持论多少也失之偏颇。只是濑越文中将顾评得偏低,使顾水如感到屈辱,这也是事实。

    笔者不了解刘棣怀看到这封公开信后作何感想,但类似的情况屡次发生,双方关系逐渐疏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另一封公开信写于建国初期,由顾水如寄给当时唯一围棋刊物《围棋纪录》(油印)编者胡沛泉。这封信表面上是通知《纪录》不得再提及顾水如的“段位”,但从时间来看,信是针对上海刘棣怀等名手组织比赛和王幼宸升段而写的。

    1951年间,上海地方名手举行春季及秋季围棋比赛,参加者有刘棣怀、过惕生、胡沛泉、王志贤及由北京迁到上海的名手王幼宸。比赛采用升降制,目的是为了产生中国的段位棋手。其中刘棣怀1942年间曾被日本棋手认可为四段,又是当时常下对子棋的一线高手,因此以刘为“标准”四段,用以衡量其他棋手达到的水平,王幼宸、过惕生则暂定为三段。至1951年9 月,王幼宸因在春、秋两次比赛中均获得第一名,晋升为四段棋手。在当时国内仅有几名四段棋手的情况下,王的升段,被视为棋界的大事,《围棋纪录》对此当然要加以宣传。这样,王幼宸就成为和顾水如、刘棣怀同等级的棋手了。

    就在王幼宸晋升段位稍后,11月16日,《纪录》编辑胡沛泉突然收到顾水如的来信,信中写道:

    “....鄙人在三十二年前日本人本因坊秀哉来华,曾以四段相赠,但生平从未用此名义。贵《纪录》论及鄙人往往冠以四段荣位,获诵之余,殊称愧汗。务请以后论及鄙人迳称某某,勿以此相称....”

    这封信用意明显,若说顾水如不重视“名义”,那又何须追述秀哉赠他段位的往事?信中所以要这样提及,目的在于说明自己段位的正宗与资历之深:1919年获得的段位与1942年经日方认可的段位在资历上已大有差别,更何况迟至50年代由中国棋手自发组织比赛中产生的段位?如今《纪录》将王幼宸与顾水如同列为四段,这对顾水如来说就难免要感到“殊称愧汗”了。在顾眼中,王幼宸棋才平庸,怎能和顾平起平坐?可是这次顾水如却看走了眼,王在建国前的棋艺确实比不上顾,但他弈棋专心致志,至60岁后终于跻身中国一线棋手行列,不久,他就成为两届全国围棋亚军的得主。王以战绩证实他获得段位可谓实至名归,而顾水如对他此时的实力显然是低估了。

    顾水如的信发表后,首先不快的当然是王幼宸,至于组织与参加比赛的其他名手也多少感到扫兴,因为顾水如的表态无异于不承认他们的棋力。后来,王幼宸几次走访顾水如,希望与顾切磋棋艺,通过棋盘上的胜负来证实自己的进步,但顾对王的要求置之不理,双方关系渐渐僵化了。

    以上两封信,说穿了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是非问题,但读者对顾水如的个性已多少可窥一斑。按理,优秀棋手自尊心强是不难理解的,只是顾水如表现得比较“外向”而已。自尊心强有其优点,那就是他每以振兴围棋为己任,站得高,看得远。仅从培育新人角度来看,顾水如的优点就得到充分的发挥。自尊心强也有欠缺,那就是“文人相轻”的旧习气较重,不能心平气和地与同行相处。围棋是竞技项目,与同等级棋手切磋得少了,理论与实践就容易脱节,对此,顾先生也难以免俗。

    记得笔者少年时期,对顾先生的评棋极为钦佩,他说理清晰,能启迪后学的思路,就理论而言,在当时是第一流的。后来,笔者又到“品芳茶楼”等处学棋,才发现其他国手也各有所长。如果顾水如先生能和他们互相之间取长补短,对中国围棋水平的提高肯定大有裨益,可惜这种机会在当时是太少了。中年以后,笔者无意中涉猎了部分围棋文献,才逐渐认识到,作为时代棋手,顾先生既有他的幸运,也有他的不幸和难处。

    顾水如青年时期就接触到刚输入中国不久的日本先进围棋技术,使他成为当时我国学习“新法”的前驱,他的棋艺也理所当然地超越了他的前辈如张乐山、范楚卿等名手。这些成就都是在当时中国棋界发生新旧变革的特定环境中才能取得的。由此看来,顾水如也是“应运而生”的幸运者,他比他的前辈学棋的条件要优越得多。

    然而旧中国时局多变,围棋不可能得到应有的提倡。如果当时也像今天这样有种种比赛,那末,以顾水如的才能,他无疑将是奖杯、奖状的有力争夺者,他完全可以用实实在在的战绩来证明他的真价,可是,那个年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不只是顾水如一人的不幸,也是旧中国众多高手的共同不幸。

    既然没有竞赛,技术上的固步自封与名分上的按资排辈等情况也就难以避免了。作为资历最深的顾水如,则更有他的难处,特别到了晚年,资深反而成了包袱。他不愿被人们遗忘,可是竞技场上又很难见到他的身影。

    当时,笔者曾隐约感到:作为老一辈棋手的代表人物,顾先生正徘徊于重温往事与发展的棋界潮流之间,他有豪气、有壮心,又有某种不为时人所理解的失落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那双智慧的眼睛还是那样的清澈有神,不过迎着围棋昌盛时期的到来,他已经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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