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棋会友

十四、若怕酒醉人，最初就不要沾口；若惧赌危险，开始就不要接近


　　酒，即可一是良药，也可成毒药

　　在我的人生中，酒和赌是不可少的。

　　首先说酒，在我最厉害的时候，不吃任何食物，一天要喝一瓶到两瓶的威士忌，每天只睡三小时，几乎可以说是没有酒醒的时候。就是这种程度的喝法，一接近对局日，在一个星期前我就滴酒不沾了。如果做不到这点，在当初就不要沾酒为好。中国的诗人陶渊明、李白、杜甫不是写过许多关于酒的名诗吗？

　　喝酒要看喝法，酒是既可成毒药、又可成良药的东西。也就因这喝酒的缘分，我认识结交了许多很优秀的人。其中，一个人就是因“田中贿赂事件”闻名于世的稻叶修君。这是我从初段时就相识的友人，已经有五十多年的交往了。稻叶君的家族是越后村上藩的后代，是藩医的名门世家，与政治也很有渊源。

　　稻叶君的哥哥，稻叶圭亮君也当过一期议员，他非常地关照喜欢我，也许说他是指导我心灵的老师更正确一些。圭亮君在６９岁后又养了四个孩子，在１９７５年以９０岁高龄辞世。

　　我到越后村去玩过。圭亮君每次在我有大比赛前也会不期而来，从新泻到东京，这可不是胜负前的训诫和叮嘱。他对汉学非常了解，非常好学，俩人总是一边对饮、一边谈论中国的历史。

　　他有着很飘然的人品，特别是到了晚年，外表看起来似乎有些干枯，但却有着一种仙人的风骨。每当我心中低沉、烦闷时，只要看见他，我心里就会感到温暖和充满活力。他自取名号为：墨斋。他常常自练书法，我曾得到过他写的这么一幅字：

　　“兴致一来可狂舞兮，侠情一往可乱醉耳。”

　　这幅字简直就像为我说的话，太合我的心意了。兴致一来的话，当然是狂欢劲舞的；侠情一来的话，必定是乱饮烂醉的。借助圭亮君的话，我开始变得大喝狂饮起来。

　　和圭亮君相比，秀君就好像是我的哥哥。在很早以前，稻叶修君身为日本国法务大臣那阵我这个当弟弟的喝醉了，便往法务省大臣的办公室里打电话，开口就对接电话的秘书官大声嚷嚷：“稻叶修那白兔子在马？”当哥哥的一接到电话也不示弱：“喂，你小子又喝醉了！”

　　稻叶君从年轻时就是个骨头很硬的人。当法务大臣时，在那个“田中贿赂事件”中更以硬骨头出名，在去世的前几年，更是具备了潇洒的风度。

　　稻叶家族虽是名门，却一直很贫困，竞选起来力量也不够。有一次叫我去做后援，光在幕后帮忙也就算了，我真不愧是藤泽秀行，酒喝得酩酊大醉时仍坐着稻叶修君的竞选宣传车上街演讲去了。自己说了些什么却一点也不知道，说不定把选票还减了不少。事后，每当我担心地问起稻叶君时，他总是笑眯眯地不责怪我一句，充分显示出当哥哥的风度。他的围棋水平是我让四子的实力，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最叫人佩服的是他不拘泥于定式什么的，总是下自己的棋，在这点上与他一贯坚定自己的信念的政治姿态是共通的吧。

　　如果在我的围棋交往录上再举出一人的话，那就是已故的盐入逸造君了。他在年龄和入段上都比我稍晚一些，不过他却是我从年轻时就开始一块喝酒，相互谈得很投机的一位朋友。因为得肺病，他在１９６６年４０岁时就英年早逝了。实在是可惜。

　　盐入君是个很纯的江户子弟，考虑问题非常灵活、柔软，有非常卓越的规划能力，我经常受到启发。如果他能有健康的身体活下来的话，日本棋院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

　　受到过关照，给过我影响的人实在是无法一一说到。

　　最后，还想谈一个人，就是我办的第一个实业《围棋的研究》创刊时的同事－－横井利彦君。对我来说，像横井君这样让我惦记在心的友人还没有过。在前面所述的办报纸只是我们友谊展开的序曲，这段友谊一直持续到他的去世。


　　我从来没有为了赌而疏远学棋

　　我从儿童时代起就喜欢胜负的事情，而且很厉害。像拍纸角、打弹子就没有输过的记忆。说不定天生的胜负感的种子就是从那时萌生的。为此，看似不行，其实应该说是很幸运吧！不是因为输了可惜而找理由，如果我不去出手赌的话，我想，从各种意义上讲，就没有今天的藤泽秀行了。

　　不过，我从来没有为了赌而疏懒学棋。

　　１９３７年２月，我被派遣到中国去下棋，领队的是业余棋界可以称帝的安永一先生。一行有梶和为君（八段）、竹内澄夫君（五段）、田冈敬一君（围棋评论家）等。我当时１３岁，作为日本棋院的院生，是一行人中最小的一位。在出发前，安永团长就下了严令，每人的零花钱不得超过５元，我很听话地就真的只带了５元钱。可大人们却带了远远不止５元的零花钱。

　　从神户上船开往上海，当时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下围棋的人都有一种胜负心，一般都不讨厌赌博，为了驱散一些在船上的无聊，立刻就开始了打牌赌博。

　　开始时，我只有站在旁边见习的份，很快也就加入了进去。于是，风向就像往我一个人这边吹似的，一直赢到了上海。到上海后，我先花５元钱买了个新的牛皮钱包，然后再请大家吃了顿５角一份的炸虾，最后还剩下１０元以上的余额。

　　在上海下完棋后，经由南京去汉口市，由于是逆水而上，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加上是在战争期间，船只能在夜间行驶，白天出外到甲板都怕被暗枪射击，也只靠赌博在船舱中消磨时间了。这一次是打桥牌。

　　那时，桥牌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游戏，但很快就掌握了要点。一参加进去就胜不可收，等到达汉口时，大人们的钱包全空了，而我的新钱包却装进了二百元。大家的脸色都变青了，安永先生气急地对我命令：“旅行还长着呢，把钱还给大家。”

　　不管怎样，安永先生还是很可怕的，我留下了２０元，很不情愿地把钱还了回去。稍微有点赌博智慧的话，应该在还钱时拿张收条回来。这次经历便成为我赌博的根源。以后，又学会了不少赌法，但对麻将却始终没打过，打麻将太费时间，时常要熬夜。以我的性格，一旦打上了肯定会通宵达旦，对学棋来说，打麻将便会成为负担。倘若白天去赛车，晚上去打麻将，不光是学棋，就是写稿的时间也没有了。因此，我虽然赌术一直不错，但我从来不敢为了赌而疏懒我的学棋，荒废我的棋艺。


　　永远拥有生存的热情

　　开始去赛车时，也和大家一样，只是有点兴趣。那时候，我在心里决定过很坚实的生活。写稿是一笔很好的收入，再加点油，计划盖一幢属于自己家的小楼，真正还没勇气到赛车场去洒大把的钱。

　　１９５０年我结婚时，向金融公库借了些钱，在阿佐谷建起了自己的家。那时我才２５岁左右，就能以自己的力量建家，是相当杰出和优秀的了。

　　结婚后也断断续续去赛车场，开始时日子都还平安无事，那时正好出版界和大出版社开始有了实力，用正规纸取代了仙花纸，把仙花纸时代的零小出版社全部淘汰了。为此，我的稿子也没处卖了，转入了靠本质围棋工作收入的道路。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转机，社会也开始安定，下指导棋的也增多起来。我在１９５０年时升为了六段，１９５２年升为七段，在年轻棋手中很引人注目。随之而来对局费也增高，虽然不太喜欢去下指导棋，但那毕竟也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真正开始赌赛车上瘾是在进入３０岁之后，赌赛马也不讨厌，但从我的性格上看，更觉赌车有趣些。赌赛车，按方程式推理很有趣，再加上争斗的激烈，特别是当投入资金的一场中再发生点什么纠纷，在等开裁判审议会的判定时，那份激动不安的味道，没有比这更撩人心动的游戏了。

　　赛马场的纯种马，简直就可以说是艺术品的象征，使我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就我的趣味来说，赛车场却更适合于我，因场内的气氛不一样。赛马场总有一种悠闲、安静和风雅的感觉。在这点上赛车场就很随随便便、自由自在。这对向往没有拘束的生活的我来说，实在是太对胃口了。

　　渐渐对赛车兴趣浓起来，是随着钱包里的钱多起来之后。本来就喜欢赌，对胜负感又有自信，加上什么是一开头就会陷进去的性格。最不好的是，如果下注中了的话，一下子就有大笔的钱到手，这就具备了狂赌的条件。

　　的确，我对赛车，远远超过了兴趣的范畴。一般的人只要赚了一定的钱，怎么也会剩留一些，买小一点了，或者很固定的少少的买。但是我呢？赚到的钱会一分不少地全赌到下一场里去了。所以，我能获胜而归的话，就只限定在最后一场里取胜的时候了。

　　不免也有反省的时候，很多次在心里发誓：“不去了，戒了！”可一到天亮，又想去了。没有办法，便除了车费就带１０００元，用１０００元买想赌的那一场，输了就回家。

　　那样苦心泣血地努力了半年，最终是开戒了。很自然，家境也随之每天火烧眉毛，到一分钱也没有时，就到日本棋院去借钱。那时，我住在阿佐谷，日本棋院在高轮，借了钱乘中央线回家时，一眼就看到了在立川赛车场的广告便忍不住了。若在中途下车把生活费留下再去也就罢了，我却直接坐到了立川。“右边口袋里的钱是带回去支付家用的，绝对不能动用。”左边口袋里的钱才是买赌券的很坚决的起誓．．．．。可对我来说，遵守誓言的例子一次也没有过。到了最后一场结束时，两个口袋都已空空如也了。

　　喝酒也是同样，每年一接近“棋圣战”，就必须和想喝酒的自己战斗，可一喝就会过了头。控制自己是十分痛苦艰难的事。就是这样，我一直和酒、赌作战。现在想来，这说不定是我赖以生存的热情和动力，如果没有这“两个朋友”，我是早引退了，还是已去了他界了呢？

以棋会友

十五、要好好珍惜跟着自己一块受苦的妻子，在《三国志》里不是有“糟糠之妻不可欺”吗


　　不经受过女人和借债，不会明白人情的微妙

　　多少让我说点漂亮的话，要明白人情的微妙，只有经过女人和借债。在这两方面的经验我都有。虽然学费是出奇的高，却给我上了一大堂课，学到了很多东西。

　　身为男人，对挑着重物一块儿走过坎坷生活的妻子，是一定要好好珍惜的，我喜欢的书《三国志》里不是有“糟糠之妻不可弃”吗？处于逆境，才发现妻子的坚强。不曾想到过妻子竟是如此之强的女人。从年轻时起，对我的乱行就基本上不说，债鬼们逼上门来恐吓时，在我面前也没说过一个“怕”字，更没有掩面哭泣的事。

　　可以说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将钱看得很重而守财的人。对钱，我有一种独特的看法：钱，是在天下巡回的东西，如果一旦停止了巡回，让钱这个该转的东西不转了，并以此据为己有，这便是嗜钱如命的守财奴。老实说，我对这种人是从心底里反感，且不愿交往的。

　　可我去借钱的街道金融企业者们就是这种守财奴。对于借出的钱收高利，他们还有相应的理由，说这是被承认的一种商业贸易。这实在是些剥别人的皮，利用他人的弱点，养肥自己的人。提起这些人，身上都起鸡皮疙瘩，可我每天却要和这些最不愿交往的人打交道。我嘴又不会说，对方又不会听我任何的解释理由，即使我再坚强，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神经也快被切断了。于是，我便不断地跑到熟人的医院里去避难。

　　在这方面，妻子就比我强多了。为了不影响我对局，总是站在正面为我抵挡，说的台词也是极端的思路清晰，文理不乱。

　　“我们决不是说不还，借的钱嘛，当然是要还的。但是，现在不管怎么逼迫，我们也只有偿还利息的能力。”

　　妻子总是这么冷静地回答。那个胸怀和气度令人钦佩，来逼债的人无论怎样恐吓威胁，在妻子那里是一点也不管用。交锋两三次后，逼债的人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说：“这个大嫂不好惹。”从此，这些人也就少来纠缠了。我曾半开玩笑地对她说过：“你真是回绝逼债人的名人哦。”

　　那个时候，税金也有好几年没交了，不巧的是家住的又离税务署很近，署员们常常来催促。这个应付也由妻子去担当了，刚开始总是一副很严肃可怕脸色的署员，来过几次后，便变得一进门就笑眯眯的了。

　　实在拖不过去时，我便去税务署交涉。说真的，我根本就不懂得如何同署员们打交道，也就是将对方提出的条件全部带回家而已。有一段时间，税务署干脆直接从我的银行现金帐上扣除滞交的税金。我对此只能在背后抱怨，妻子却很坦然，代表我到税务署去交涉，并通过力争将强迫扣金令解除了。

　　从前，不管我如何狂饮，妻子对我“要注意喝酒”这一类的话从没说过。可自从我动了胃癌手术后，不管我怎么请求，也绝不给我喝酒。妻子是一旦决定了的事，便不会有丝毫更改的。可我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喝酒，比如说来了客人，我便斗胆提出要求。妻子此时会给我开禁，但只是小小的两三杯。如果再想多喝，只要一贪杯，她就说声“不行”！尽管是在客人面前，仍拿了我的酒杯就走，一点面子都不给。


　　学会了怎样避开妻子，男人也就成熟了

　　先放放妻子的事，谈谈我年轻时的经历。那是，我每周要去好几次银座，并不是以女人为目的，而只是想喝酒取热闹。但是，去的次数多了，便很自然地和某个女性亲近起来，这都是顺其自然的。当对方说：“下次一块儿吃饭吧！”或者说：“今天去看电影吧！”．．．．由此开始的交往并不是我的本意。从一开始，我就没曾有过想诱惑某女性的打算。关系都是自然的产生，再自然的消失。

　　让我真正动心的有位与银座没有一点关系的女人，但由于我不能、又做不到同时与几位女性交往，也就不了了之了。有位一生一世都得在一起的女人，那就是我的妻子。

　　我不能造假币，只有靠棋盘上的胜负来挣钱，为支付与女人交往的费用需去赚更多的钱，那实在是太辛苦了。若光是钱也就罢了，这点辛苦还得硬撑住，真正辛苦的却是感情方面的。

　　作为男人，我不会对女人很用心，如果同时钟情于两位女性的话，那就太难办了。去那边要小心翼翼，回到这边也要小心翼翼。而且，女人对男女关系出奇地敏感。所以，我若没有更高的敏感的话，便不成为胜负，这都是自己造的孽，受苦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在间夹中，究竟那边的女人在想些什么？这边的妻子如何思想？我渐渐都明白了一大半，便对症下药，找出自己腾挪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由此成熟了。这样经过了若干年，我终于从地狱里解脱了出来。不管怎样，表面上不再有风浪了，而且，一接近新闻棋赛，俩人都共同努力，顾及我的心情，尽力让我有最佳的竞技状态。

　　虽说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给她们造成困惑和痛苦，有多少不满都是当然的。但在大胜负前，我实在不想在两边使用心思。能和平相处，真要感谢时间。


　　男女关系犹如“行云流水”，不管是相逢，还是别离，都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人生

　　人生，下一次向何处转？是无法明白的。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是送走这不明白的人生的人间同志。能走在一起是好，可当有一方若说想分开了，我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和放弃还有些不一样，人生就是这样万般无奈的。

　　因此，我对妻子是感激不尽，不尽感激的。但我觉得对不起她的事一次也没有。加藤正夫君把我的事称为“宇宙人”。可妻子教花道的学生说，妻子比我更像宇宙人。只是这宇宙人可不是做了一两年，而是做了二十多年，终于有了结局。

　　和妻子以外的女性交往，不知怎么处理而烦恼的男人有的是，这实在是只有业余的初段水平。让我自傲地说的话，这种人要成为专家至少要２０年。而到了那时，一般来说也没那份精力了。

　　我常常听人说，交女朋友很容易，分手却很难。我还听到另一种说法，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需要整理一下和女性的关系。这实在是不愉快的说法。从当初起，就抱有何时分手的打算去交女朋友，这样的男人也太任性和自私了。就因为有这种心思，才必定得到不愉快的报应。

　　比如说，为此而没有吃的了，那肯定也有“没有吃的了”那样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一个人不管身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环境，而只顾自己过奢侈的生活，只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去牺牲别人。我想，这个世界也并不是这么温和的吧？

以棋会友

十六、若开后门，能使难事变易。但是，在此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既增加能力，又可变得了不起


　　对商业一窍不通的我，也成了“名人战”的推销员

　　我的商业才能虽然是个零，但是，我却好像有说服别人的交涉能力。在１９６０年，我担任了日本棋院的涉外理事，日本围棋“名人战”的创设就是我一手去交涉的。

　　当时，日本棋院的情况并不好，对局费还是许多年前的金额。这个责任在于新闻社，如果不提高契约费的话，对局费仍然提高不了。我作为涉外理事，在和新闻社打交道之中，渐渐地生起气来。当时，作为最高棋赛的“本因坊”赛，挑战手合对局费也只有６万日元。那时，一个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后的月收入是１．５或１．６万日元。这当然是无法比拟的，可作为围棋最高峰，竭尽棋艺的挑战对局，对局费的确是太低了。为了打破这种状态，开设一个新棋赛是最快的手段。如果顶点提高了，全体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能与“本因坊”对抗的棋赛名称，当时只有“名人”。我开始组织创设“名人战”，同时，在棋手之间，开始为设“名人战”而行动。不过那时反对创设“名人战”的棋手也不少。因为，“名人”这是个最高的称号，和其他棋赛并列在一起，每年更换人名，是对“名人”这个权威的侵犯。这是反对派的意见。

　　我不象他们那样考虑。在我看来：就是传统的“本因坊”称号，也只是棋赛中的一个而已。如今时代已发生了变化，该灵活运用，不应该去介意。把“名人战”高价卖出，以润润棋院的厨房。这是我考虑的第一步。

　　正好在这一年，我在《朝日新闻》主办的最高位战中向坂田荣男九段挑战，取得了冠军。作为惯例，优胜者要去主办单位表示敬意。我照例也去访问了《朝日新闻》社，在那里我和信夫韩一郎专务谈得很欢。因信夫君也很喜欢赌，有“朝日的借债大王”之绰号。

　　话题涉及到了棋赛，搞什么样的计划好，《朝日》也颇费辛劳。我趁势将“名人战”向信夫君打了个询问。《朝日》自从日本棋院开设升段比赛以来，已有了很长的交往，如果要创“名人战”，应先跟《朝日》提出，我认为这是办事的次序。一说明“名人战”的构想，信夫君也来了兴趣，真不愧为是个大人物，对契约费比最高位高出一倍也没吃惊。当然，能不能统一日本棋院的意见倒是个问题。

　　“至今有各种各样的方案提出过，但棋手们的个性都很强，都是一国一城之王，结果统一不了。‘名人战’没关系吗？”

　　“棋手们由我去做工作。”我说。

　　当然，信夫君当场并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但我想一定是等日本棋院的意见统一固定之后，《朝日》再打算接手的吧。如果立刻就正式交涉的话，是有太多的问题的。再加上，我当时又有“本因坊”战的挑战手合，便约定等“本因坊”战结束后再慢慢细谈。就此告辞了。没想到，等我挑战手合结束时，《朝日》内部发生了变化，信夫君已从专务的位置上被撤了下来。他是一个性格爽快的人，讨厌不明不白、糊涂不清的事。我想，信夫君是自己退下来的也说不定。


　　不开后门，采取正面进攻，才可最后取胜

　　即使信夫君不在位了，原先与《朝日》交涉的想法也没改变。我也是牛脾气的性格，认为该行得通的地方不去试试，是决不罢休的。平时懒惰之极的我，可一旦想干什么，便爆发出疾风迅雷的行动力。

　　创办“名人战”就是这样，由全体的构想，算出对局费等等具体数字，作出计划书；另一方面，说服反对的棋手们，再作为先锋与新闻社交涉，交涉全是从正面进行。我通过棋的关系在政界和财界的友人不少，如果有心去开个后门，直接与《朝日》的第一把手交涉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可我的性格就不喜欢开后门。和《朝日》的交涉，一开始就是按部就班地去一级一级地谈。首先，与学艺部谈，不开一点后门，契约费为３０００万日元。当然，这不是学艺部部长能决定的，一定得由《朝日新闻》社干部会议讨论。不久得到了答案，但只有１５００万日元的契约费。虽然与《朝日》有很长的交往，但作为日本棋院最贵重财产的“名人战”，也不能便宜卖出去。我很委婉地拒绝了。

　　《朝日》不行，只有《读卖新闻》了。在和《读卖》交涉时，也有反对的棋手，可我没有介意，乐观地认为只要成功了，大家会明白过来的。和《读卖》的交涉也是从正面开始的，没使用奇手，也没开后门，以围棋新闻记者山田复面子为窗口，我也多次去给《读卖》干部说明计划。因为正力松太郎社长的健在，最后由于他的英明决断，“名人战”得以实施了。契约费３０００万日元一分钱也没减少，冠军奖３００万日元，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破格的奖金。循环赛的对局费是１０万日元，这比“本因坊”战的挑战手合费还高。日本棋手是靠对局费吃饭的职业。连胜取得冠军的话，可以拿到奖金，收入大大增加。如果能创办出奖金和对局费都是高额的话，是一定能最引人注目的。

　　我在日本棋院的评议会和棋手大会上，并没有做太多的说明。只说了一句话：“‘名人战’以《读卖》３０００万日元决定了。”

　　奇妙的是，我自己所计划、自己所交涉、自己所创造的“名人战”，第一期冠军的位置是我坐了上去。以爱说人坏话的人的话来说：“那人自己想当‘名人’，所以，才那么卖命奔波。”卖命奔波那是真实的，但能夺到“名人”光靠卖命奔波可不一定就行的。

以棋会友

十七、不懂的就说不懂，是成熟的人。我最讨厌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的人


　　现在的政界、财界和官界全是些蠢人

　　要说在这世上最讨厌什么？吹捧，狐假虎威，不懂装懂，巧妙周旋的家伙。普看日本现在的政界、财界、体育界，全是这样的人飞扬跋扈。由此，日本走向衰落也是当然的了。

　　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棋还不行，所以不显威风，也不会在不懂的地方装懂。有那样空暇的话，该去更加地努力学习。从棋的神灵来看，我已是很不行的了，这个不行的人还教些不行给别人，去说教。与其如此，不如独善其身是最妥的。

　　我不收内弟子的理由也在于此。换一句话说，比起我的棋，我的生存方式是不能成为表率的。师傅一般是不教弟子棋的，相反，而是教棋以外的东西。因此，我不收内弟子。在人生经验上，我没有教年轻人的东西，作为棋本身，不管是哪个师傅的弟子，都一起学习。在我成为专业棋手的那个时代，不成为五段是没有资格参加新闻赛的预选的，现在的初段不存在这个问题，可在当时想对局却是不可能的。因此，成为真正的棋手，怎么度过到五段的时期，是有很大意义的。

　　距今大约三十年前，我在阿佐谷自己的家里开设了一个研究会。一个月一次，想为还没资格参加新闻赛的年轻棋手们做一个好的有刺激的场所。当然，我自己也由于与这些年轻人能相聚，受益匪浅。大竹英雄、林海峰、工藤纪夫便是阿佐谷教室的第一期学生。以后，道场移到了我在代代木的事务所里，研究会增加到每周一次，和加藤正夫、石田芳夫、武宫正树、小林光一、赵治勋等精英们下过几百、几千盘快棋，并和他们一块研究棋谱。

　　稍注意一下，在这举出的棋手中，除了林君和工藤君，其他人全是木谷先生的内弟子。大约１５年前棋界是被誉为“木谷门下的全盛时代”。他们年轻时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大家一块儿研究棋，相互对下。创造这么一个环境，是木谷先生的伟大。当时，木谷的弟子们几乎独占了日本棋界所有的头衔，他们全是肩负着日本围棋明天的任务。而我，却是自己跳进那个环境的。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冲破了不管是谁的弟子的这条界线。就是到了现在，和他们也一年开一两次类似同窗会的聚会。当然，首先是相互学棋，然后，便是喝酒、唱歌了。


　　教人能教到什么程度

　　就是现在我也仍然召开棋的研究会。在家里一月一次，以研究年轻棋手们的棋谱为中心。人数在十七八人，每月专门从关西赶来的棋手也有。

　　时间是从下午１点开始，大家围绕着每一个人的棋谱进行认真地研究。在这里该怎么下？这么下了有什么变化等等。然后，棋手们便坐下来很认真地听我分析和讲解。也许是上了年纪，坚持７个小时，就与对局一样的疲劳。不过，我不打算中止这个研究会，其中有为了棋界发展的心情，在这之上，更因我喜欢棋，而这研究会能成为我喜欢的学习围棋的环境。

　　老实说，这是我为了发展年轻棋手们的才能所能够惟一想到和做到的事。这或许也就是我所坚持的“独善其身”吧！

　　不光是下棋的，胜负师们或多或少都有独善的地方。“自己的计算是正确的”，若不这么认为的话，是无法去争大胜负的。不过，这不外乎是自己心中的构想。诚如一再重复地下某一着，又总认为这始终是最好的一手，可是在棋上不明白的地方仍有很多，自然就会有错着。所以，我在教棋时，总是事先对年轻人叮嘱：“在我所说的棋着之中，十分之一二会有搞错的地方，你们要花工夫自己去思考。”

　　由此，“在这不这么下不行”等等这样的断言，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假如有棋的神灵，看我们都是些弱智，而就这样的弱智者还对一些弱智者们指手划脚地说：“这不行，那不行。”就如外行去栽盆景，本来是很优美的松枝也被糟蹋了，是个上等的材料也被耽误了。

　　在车站的站台里贴有孩子们写的毛笔字，一见就感到写得很好。可老师打的红圈却一个字也没有。可能是按照写字的定理，在这里是不能这样写的吧？可我却认为，让孩子们自由地去写，伸展自己的个性不是更好吗？

　　在商业的社会里，不是也有相似的事吗？正好这些人又都是上级，总觉得不说不行，可说的全是没用的废话，让本来能成功的事也变得不成功了。人教人是很难的，当然，指导者的信念是很有必要的，有时也是有一些用处的，但是，我认为时常不能忘记自己是个不完全的人。


　　父母要让孩子走自己的路

　　关于创造环境，想对做父母的说一句话：“你们明白自己也并不怎么样嘛。”的确，父母对于孩子在何时、何处该怎么做，不是一个简单能回答的问题。我自身就不能说是一个优秀的父亲，在这个地方没有一点自信。

　　只是，想根据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说上这么一句话：如果孩子有什么目标的话，要协力为孩子创造那样的环境，孩子不想做的事，强迫地去创造那样的环境也是没有用的，应该把力量用在孩子喜欢干的事情上。

　　现在有种“教育妈妈”的说法，我认为“教育妈妈”就应该是不去强迫孩子干他们不喜欢的事。再有，父亲的工作的确很忙，很少有时间和孩子对话，但和孩子进行交流不也是很有必要吗？比如说：“最近怎么样？想干些什么？”等等。问一问，有１分钟就行了。要能这样的话，孩子就能将吸收着父母好的地方长大成人。父母对孩子的欠缺处不要太介意，承认孩子好的地方，考虑怎么活用这好的一点就行了。

　　我的棋可以说是自学的。在我５岁左右，看见喜欢棋，不，已经超过喜欢程度的父亲，和街上的店主，以及和医生等有钱人下赌棋时，自然的就懂得了规则。

　　我的父亲一说下棋出门的话，到深夜也不会来，有时就住在外面。我母亲为此感到好困惑，便常常把我捆在父亲的背上。我就从父亲的背上看他下棋，父亲并没教过我下棋，就这么顺其自然地学会了围棋。父亲也好像很希望我下棋，当我进入小学后，每天一放学，他就让我到附近的棋会所去下棋。这是父亲所谓的英才教育。但那时我并不像个天才少年，父亲认为我有天份却不去发挥，感到很不高兴。于是，命令我每天将在棋会所的成绩，由店主写明后，带回家交给他检查。

　　初次与专业高段者对弈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和父亲的熟人濑越宪作先生（名誉九段，故人），只有半个小时左右，让九子。虽然没有下完，但总算是和专业棋手下过棋了，这可能就成为了我走专业棋手之路的一个契机。

　　我在１９３４年小学四年级时，成为日本棋院的院生。先声明一下，我决不是因为被说是围棋的天才少年而去的，而只是父亲的意愿。有没有素质另当别论，不管怎样都想让自己的儿子下棋，只要儿子能下棋就行。我父亲好像是这么想的。

　　刚成为院生时，我的水平就在业余棋手的二三段之间吧，可周围聚集的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天才和神童”，我那一点点手腕根本就行不通。

　　当时，院生有７０人，其中，能入段成为专业棋手的每年只有两三个人，就算送走五年、十年的院生生活，也不能保证是否能成为专业棋手。看着在入段对局中输了大哭的、途中放弃了走这条路的人，我才第一次开始产生了自己不学棋不行的心情。也就是说，自己下决心以棋为职业去当专业棋手了。

　　这样，以我本心去进行修行，才真正开始了我的围棋生涯。这其中，细想想我父亲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无论在我刚学会棋时，还是为我提供与专业棋手的对局机会，以及当我成为院生，父亲为了让我下棋，给我创造了他力所能及的围棋环境。虽然，其中说不定被人认为有强迫的做法，但我能成为专业棋手实在是太好了。如果在途中遇到了挫折，我完全有可能被人说成是我父亲的牺牲品。不过，我父亲只是把我送进了日本棋院当院生，而以后成为日本棋院的专业棋手，却是我自己的决定。无论这是幸，还是不幸，都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

　　还在小学时，我曾认为只要加强修行，就算在围棋这个领域不发芽，今后也能重新开始学点别的什么职业。当然，如果我的人生真是那样的话，一定会让父亲气恼以及恨我。世上的父母，应自觉自己的愚昧，想想为了孩子该做些什么？最近，我以我切身的感受，非常认真地在考虑着这个问题。

以棋会友

十八、把问题想得越复杂，问题也就越难了。把什么都权当不懂去学习，人也就变得充实


　　不管是棋，还是人生，都充满了意外性

　　常常听到“学围棋好难”这句话。“人生更难”这句话就听得更多了。认为南的话就显得很难，若认为不难，也就变得不难了，这是我的看法。

　　这似乎有点像禅语。若从围棋的世界来看，就是三四岁的小孩子，似看非看地也就立刻学会了。我的大前辈，桥本宇太郎先生是被称为天才的名棋手。他就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在棋会所看了一会儿就会下棋了，让喜欢下棋的父亲大吃了一惊。认为学围棋很难的人，总是先去买一大摞围棋入门之类的书，全力以赴去研读，围棋便变得难起来了。不论是棋还是人生，都不会照着教科书那样去进行的，权当什么都不懂，去学习、去努力就行了。

　　以我一生的经验总结来看，人生的意外性占了很大的要素，计划性这种东西是很少能够实现的。至少，我是有这种切身体会的人之中的一个。在二十多岁时我建立了自己的家。对结了婚的我来说，靠下棋养家，其他都无法考虑。于是，为了早日和当代一流棋手争胜负，就努力地学习。

　　可是，进入３０岁以后，没有想到被借债生活俘虏了，坠入地狱的深渊，明天还能不能下棋也没有保证。反正，我靠下棋的收入也是还不了债的，便对社会上的各种事情都出手涉及了。可总会在哪个地方搞错计划，而且，计划外的因素也太多了。举一个例子，我曾创办过一个“船上围棋俱乐部”活动。原计划是三晚四天的日程，乘船到德之岛去，享受观光和海水浴的欢乐，在船上还能和专业棋手下棋。同时，让大家去看看岛上的可售土地，鼓动有钱的人买下来。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计划。

　　计划也进行得比预想的顺利。来参加的客人有大公司的要职人员、医生、律师、工薪阶层和学生，共有３８０人，来参加的专业棋手的阵容也很豪华，以林海峰、石田芳夫、加藤正夫、武宫正树、工藤纪夫为首，加上五名女棋手，共来了４０人。

　　可是，在船已经开到德之岛附近时，却由于海上的大风雨而无法进港上岸。没办法，只能在船上进行专业棋手的公开表演对局，不同水平的围棋讲座等等，以为客人们服务。带去的１５０面棋盘也由棋手们签了名作为礼物送给了客人。接着，船上的各种设施也免费开放，以至于船上酒库的酒也喝得精光。

　　结局，客人们虽没上岸，却在船上得到了大满足。可是我呢？由于气候不能上岸根本不再计划之中，却造成了悲剧，将最重要的土地买卖也变成了画饼，两手空空地回了家。

　　做房地产也是一样，计划并不坏。在卷起改造列岛的旋风时，我也制定了去搞房地产生意，并以此来赚钱来还借债的计划。那时心情也很高涨，可谁知在此同时，突然又出现了中东石油危机的打击呢？这也是在计划外的。如果是专业房地产商，虽然也很艰难，但总能越过那个难关的。可棋手却无法坚持挺下去了，本来是准备还借债的，反而更以增加了债务而告终。


　　这世上，若能按计划进行的话，也就不用去辛苦了

　　在那样困苦的借债生活中，我获得了“名人”，也获得了“棋圣”，还获得了其他的冠军。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使意外性的产物，我也从来没有为争夺冠军而制定过什么计划。那时，明年去争个什么冠军，考虑这类问题的时间从没有过，也没有这种心情。每天都在全力以赴。若要说定计划的话，那就只有定自杀的计划。

　　面临对局时，是输是赢，根本没去考虑，只是以我的人生哲学的心境去面对自己。“这个结果，偶然与优胜连接了起来。”这样想比较确切。反过来考虑，假如我过着坚实无比的富裕棋手生活的话，能得到几个冠军？谁也无法保证。我认为，可能我一个冠军也拿不到。

　　我这并不是对他人的人生有什么说法，而是想说，计划性这种东西就像砂土上的楼阁，几乎可以说只是一种自我满足的虚构，那是一种没意味的东西。这成为了我的一个人生观。

　　这么说了，我也并不是瞬间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者，不管是在什么状态下，我的天职就是下围棋，这种信念从没动摇过。催债鬼们逼得再厉害，我都没间断过对围棋的学习，生活是一天天度过，会有终点的。但围棋却是永恒的艺术，要一生一世走下去的。在这世上的事，不管考虑到多么深，也是没有“正解”的。

　　现代生活对计划性要求提高了，年轻人也好像很实在地为将来定出计划。十年后收入能有这么多，建立一个家，十五年后还完了借债，可以考虑老后的生活了。投什么资好呢？为此，现在就开始研究利息、动向，－－如果真的照此实现的话，那的确是很优秀的人生。可这样的计划以我之见，是风一吹就散的。这样的人，周围的情势一有变化便发生惊慌，这不用我来证明，现在这个世界早已对此作出证明了吧。从一流大学毕业，再进入一流的公司的话，人生就安泰了？这个计划也太一厢情愿了吧。

　　如果我有做计划的空隙，我想，更充实自己的力量比较好。也许，在今天、明天并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在十年、二十年后肯定会有用的。公司如何发展了，货币价值又有何变化了，只要有力量，不管对于什么样的情况，都能产生对应的措施和方法，而没有恐惧。

　　我记得白隐禅师在“和赞”里，有这样一句话：“融通无碍曰空白，理智圆明曰清静。”我很喜欢这句话，并常常挂在嘴上。被称为能人的人，没有例外，都具备着“融通无碍”的自在性。无论遇到什么，都不惊不慌，自在地去处理。定一个计划，为实现而绞尽脑汁，这样是产生不了自在性的。

　　因为，视线变得短窄，考虑方法也就固定了。用在棋上的话，死背定式，不会应用。储备自己的力量，养成自己考虑问题的习惯的话，虽然达不到白隐禅师的境界，但也可以拥有自在性了。


　　真正的学习，才能拥有真正的人生

　　以前，在大学入学考试中有“四中五落”这样愚蠢的话，就是说一天只睡四小时的孩子能考上大学，睡五个小时的便会落选。以我说的话，应该是“四落五也落”。

　　这不仅限于入学考试，学围棋，或者学别的什么。学习这东西，并不是坐在桌子面前就会有效果的。为什么而学习？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在此不集中精力的话，学习效果是上不去的。我知道的一位五段男棋手，到现在也每天２０小时地学棋，他已经坚持了许多年，可结果也没有强起来。这就是说，要想强起来，不光是学棋，要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提高、充实自己是很重要的。

　　宫本武藏是一代剑豪，除剑之外，也是绘画的能手，并建造庭院。佛像也能做，还留下了《五轮书》这本名作。以我的经验，棋的进步与工薪人的升职一样，有相像之处。

　　记住了棋的规则，开始对弈，刚开始虽然不明白胜负的方法，但渐渐就会懂得。然后，也可以看书了。下棋数量增多，越过一个又一个对手，着手变得像棋了。一般来说，能到我们让九子的程度，就可以开始真正感到围棋的有趣了。到此，如果不在途中放弃的话，谁都可以达到。但从这开始，差别明显出来了。从九子毕业，进到八子、七子是不容易的，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有的人在墙前总是原地踏步，这有素质和努力的因素。但一旦越过这堵墙的话，一定可以进步一大截，这是可以保证的。

　　让九子能不能毕业，我想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有十年工龄的工薪人初入公司时，忘我地记、拼命地学、努力地工作。经过三年左右，大致明白了工作的要点，进而转入吸收专门知识。到了第五年，终于可以独当一面了，可仍还不明白工作的真正趣味。能明白工作的趣味，是在人生经验也丰富起来后。如不久结了婚，中间多少经过了一段疲惫期，工作开始变得有趣了。若这时有机会也有能力承担一定责任的职务，并专心地努力工作的话，作为公司职员，这个时期可能是人生最能集中精力工作的阶段。

　　但是，从这开始时也变得难了。由于我不是工薪基层的评论家，说错了不好。于是，我专门去向这方面的专家请教并确认过。他们认为：“十年是一个关，成为能不能升职的分水岭。若光是看这一时期的工作成绩的话也就算了，可往往在别的方面也有要求。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可以重用，委以重任，光是优秀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在此协调性也很重要，其中巧妙地沟通上下级也很重要。如果，这些得到了认可了的话，首先，课长的位置是坐定了，若得不到承认，虽然也能成为课长，但要晚很多年。当然，如果从此再往前提升，人生路就更显得艰难了。”棋也是。从七子到五子也是一堵大墙，与九子到七子相比，最低也要多花三倍的工夫。如果，我让五子能下的话，作为业余棋手，到哪都不用怕羞。这相当于工薪阶层的部长级别了，作为将来重要职务的候补了吧。


　　即使自己强了，仍然也有成不了器的

　　接着刚才的话题，联想到一件事。“协调性”，这句话在棋上表现不就是要综观大局吗？工薪阶层中好像有不顾他人，只坚固地构建自己城的人。一问熟人，还真是这样。这种人，一般工作能力都比同事强，开会时也能作出有说服力的发言，上司对此也十分欣赏。可就是大多没有人缘，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一匹狼”的霸气性太强，怎么都朝着表现个人的方向行走。若组织团体工作，容易独掌权利，搞乱团体的综合与协调性。

　　如果是棋手，作为“一匹狼”也没有关系。可作为以组织活动为第一考虑的现代企业来说，却很难使用这样的“一匹狼”。追逐功名，在年轻时可能会被认为是很有能力，可是人到中年，已有十年以上工龄的工薪人，那就只能被当作搅乱组织活动的障碍了。

　　像这样的人成不了大器。也许什么时候能当上课长，但那一定不会在主要部门，无非就是个闲职。在业余棋界，也有相似类型的人。自己的棋子一个都不肯被吃，而对方的棋子就是只有一个也想吃，像这类人，是很难冲破九子的墙壁的。

　　在棋上有“贪吃不得胜”的格言。吃子只是增加目数，若吃得很多当然是好事，可为了吃子而不顾全局，在一个地方过于介意，这样在大势上却落后了。

　　更具体地说，吃了对方几个子，增加了１０目棋，可为此，在另一方面已损了１５目。就是说，只顾局部而忘了全局，如果不从大局考虑，不从舍小取大去考虑的话，棋也很难有进步的。


　　当人能吃饱饭时，就开始变弱

　　我的朋友曾有一段有趣的话。他说：

　　“加强组织的确是十分重要，可现在由于过于强调组织化，职员们便变为小沙粒了。这种说法虽然稍微过严了一些，可现在的一些有心的经营者反倒希望能有‘一匹狼’似的职员。在组织过于官僚化的时候，这种个性化还是有必要的。虽说这种人不会被重用，但也不会受压抑，即使升不了职，到了退休前没有失去职位就行了。不过，这种人多了也麻烦。”

　　经他这么一说，我感到真是原来如此啊。回过头看看我们围棋界，虽然不太显眼，没有一点冲劲，不求上进的棋手也有一大群。专业棋手如果不在十来岁成为初段，将来便没什么希望。相同的初段，也有强与弱之分，强的将来有可能夺冠军，也有可能夺不了。弱的就是终于入了段了，也就仅此而已。

　　日本的专业初段，比业余的县代表（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的水平要强，大约是我让二子的水平吧。弱的初段虽然在实力悬殊上并不大，可就在这初段的时期，生存的道路便明显分开了。强的初段，将入段作为跳板，更加努力追求棋艺，是应有的态度。但不知为何在成为初段的人中间，虽然并不是没有继续发奋的人，但“生活派”的颜色变浓了。成为了初段，可以到公司的俱乐部或个人那里进行指导了，怎么都有饭吃了，开始安于现状。这要让我说的话，是绝对不行的。

　　当初没饭吃，便只有发狂地学习。一入了段靠教棋的收入，只要不奢侈，总能生活，以这种态度自然就放松了学习。本来就是弱初段，又不学习，不可能强起来，渐渐地产生失望的心态，“反正我也强不了”。变得更加地不学习，只安守现有的生活了。在强初段中，随着升段，也有掉伍者出现。虽然进入了高段者行列，但反正也拿不了冠军的想法一出现，便是脱落的第一部，比起对局收入，更多考虑去增加指导棋的收入了。

　　如此一来，学习态度变得随便而不认真了。要找着好的指导棋，生活也能安定，一习惯于这种生活，再找机会重新振奋起来就很难的了。为了生活去下指导棋是必要的，可为此放松了学习棋艺，哪个是主，哪个是从却搞不清楚了。

　　说不定这也是时代的责任，与工薪阶层同样，棋手们变成小沙粒的也好像多了。


　　韩国、中国的棋手已经赶上来了

　　现在，我在做棋以外的更重要的工作。

　　“棋是日本的独擅艺术”。这样想的人说不定还很多，但现在这种看法已不能通用了。韩国和日本的棋手已经并肩追了上来，两国的顶尖棋手和日本棋手对抗的话，日本棋手肯定能赢的保证是没有的。

　　我多次访问过中国，很早就开始敲警钟，并喊道：还没听见韩国、中国棋手们的马蹄声吗？已经是近在耳边了！可是谁也不肯听。一位一流棋手还这么对我说：“藤泽君，你就那么想中国赢啊？”这是我心情也变坏了，便不再那样大声呼吁了。终于，日本棋院现在开始有了危机意识。

　　这对于日本棋界是个大问题。比如说，现在关西棋院的棋手将所有冠军都拿走了，主办者必将减少与日本棋院的契约费用，增加关西棋院的契约费用。同样的道理，比如在中国与日本的围棋对抗赛中，总是中国棋手胜，并持续几次的话，主办者会停办这个比赛的，开始考虑一个有中国棋手参加的新棋赛也是不奇怪的。

　　对于爱好者们，这样会更有趣。就像高尔夫球赛，比起光是日本棋手参加，当然是由外国选手参加的有趣得多。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在新闻棋赛中，韩国、中国棋手也参加进来，将冠军带走，说不定这样的时代会来的。都已经很紧迫了，可日本棋院对事态的严重性醒悟得太晚了。就如美国的汽车产业，轻视日本的汽车产业，等到意识到时，已经输得无法挽回了。总觉得没什么大了不起的，对方还追不上来，这实在是个认识上的大错误。

　　中国有句谚语：“士别三日，须当刮目相看。”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三天没见着，便应有对对方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认识。我对年轻棋手经常强调：“棋也是这样的。”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不断地变强。关于中国的棋，这个感觉更强烈。从全国选拔来的精英们埋头于其中，强起来的人还可以成为教练，以棋能保证生活，神采都不一样。在这一点上，日本棋手不太明白。“日本的年轻棋手也在很努力地学习。”－－自豪地说这话的大有人在。可是，让我说的话，这是一种错觉。棋这东西，年复一年，如是敷衍了事的学习，不管到不到老，也都强不起来。就是花了五十年，弱者还是弱者。

　　当然，韩国、中国强起来，我是大欢迎的。可日本的年轻棋手们没有余地地被压倒，我也是忍受不了的，要不输于对方的学习态度，一心下棋，这才是真正的胜负。


　　我在来世也下棋

　　我已经做了辞世的歌。那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晚上，喝多了酒进入酣睡，做了一个有趣的梦。我和阎王爷为争地狱的王而下赌棋，周围都站着手拿金棒的红鬼绿鬼，等我惊觉时，便朗朗吟起了辞世的歌，醒后竟然还记住了。

　　“红与绿，以棋盘争大王。戴着冠，阴阳界的河。”

　　那时，正好是我从林海峰君那里夺得“名人”后不久，正是春风得意、喜气洋洋。趁着酒兴，到那个世界去打败阎罗王，准备夺另一个天下了。

　　这是件心情很畅快的事，这首辞世歌至今也很合我意。若被问到，下辈子生出来想干什么？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下棋！”因为，我讨厌被定型。所以，不适合现在这样的管理社会。回到原始社会最好的了，但是，这又不可能。看来，我就只有下棋了。

　　如果下棋，就不用被套在一个模子里了，也不会被谁强制，能够有自己的生活。还有，能将自己随意的考虑在棋盘上表现出来，这种乐趣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的。

　　如果自己的所思、所想，没有表现的场所，那人生一定会变得很孤寂、很无聊。

以棋会友

十九、在这个世上，存在着拥有各种才能的人，为了让其才能开花结果，需要环境，需要有“学习的姿势”，需要努力


　　包罗万象，什么都有“师”

　　一段时期，我的棋被称为“异常感觉”，好像是说，我拥有常识无法推测的才能。这是一个围棋评论记者给我的命名，其他记者们觉得这很有趣，便都使用上了。结果也浸透了业余爱好者之间。文字这个东西的威力实在是可怕，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印象一直就消失不了。

　　对我本人来说，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称号。怎么想都奇怪，我只是偶然生存在让我的棋的才能伸展的环境里，我决不是天才，也不是异才、奇才。比如说，让我在１０秒钟里跑１００米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在这世上，拥有不同才能的人很多。为了让这个才能开花，我想，需要环境，需要学习的姿势，需要努力。可即使这样说了，不管我怎么努力，要我１０秒钟跑１００米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会去进行那种无益的努力。但从１０秒钟跑１００米的人那里可以学到些别的东西。这个意思就是说，３岁幼童也是我师。世界上包罗万象的所有，都有可以学的东西，以这样的想法理解人生的话，不久，这个人所拥有的才能就一定能开花。

　　我的棋，从原来到现在，是正流派的最右翼。我是这么认为的。先筑起厚势，从正面开始战斗，一点怪异的味都没有。一点奇异的地方也没有。现在不管去问超一流的任何一位棋手，所谓“藤泽学校”的同期生很多。有研究会时期的人，有曾经专门为了下棋来住上几个晚上的棋友。那时，与我同辈的棋手，曾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你这个人也太好了，那些人把你的技术学去了，自己变强了之后，什么时候再把你打败，你不是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套绳子吗？”

　　我的想法与这种看法不一样。我教出我的知识，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可惜的，如果多少被人吸收，并且有一定收获收益了的话，我是最欢迎的了。增加一个强手，也是增加围棋世界的一份财产。而且，他们即使渐渐变强，我也不认为我会轻易地就输给他们。

　　当然，我在这期间也继续着自己的学习与研究，和正在发展的棋手们一块儿下快棋，研究棋谱。几年后，我在不断地学习与研究基础上真的输给了那些年轻棋手的话，这只能说我的棋艺还不成熟而已。由此，他们也是我的老师，为了提高棋艺要更加地努力。

　　我的同事们的劝告，说不定中了一半。从前的这些年轻人今天已经与一流棋手的名称连在了一起，已经成长到与我对等争夺冠军的位置上了，我与他们共有胜负。尽管如此，我今天也并不认为在棋艺上我不如他们。


　　远离世俗是我的生存方式

　　来参加我的研究会的棋手们，都拥有自己的老师，这并不影响大家聚集在我这里。可能是因为与我对棋的感觉，在理论认知上产生了共鸣吧？如果认为我的棋是“异常感觉”的话，一定不再会有心情接受我的指导的。我敢肯定。

　　把我的棋称为“异常感觉”的那位记者，我想大概是把新手和奇手混同了起来。还有，在我重视厚势的棋谱上，说不定反映出了什么异常吧。

　　武田信玄在寒冬里，去攻一个当时并不重要的小城，部下们对此感到疑惑。不久，开始了春天的总攻击，那个小城一下成为了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地。我的棋因为能及早掌握对弈双方的要点，由此而不好理解吧。

　　还有一条不在棋上，而是在我的人生哲学里，和一般棋手离得太远，这好像是一个因素。狂饮，疯赌，借债如山。我自己是想按自己的方式去生存的，可还是与人世间的定论大大地远离了。从这样的我身上，他们想学些什么的姿势很让我感激不尽。

　　被称为“异常感觉”也没去在意。新闻界要怎么说，是他们的自由。我不想去否定，也不想去肯定。如果直接被问到：“你是异常感觉吗？”我会回答：“不，我属于正流派。”别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什么时候历史能证明真实，我是这么想的。

　　本来，我就不擅长在人面前表述自己的观点，也没进行过正规的演讲，有心情时，也就是应付周刊杂志的一些问题。一般的采访都拒绝了。这也是因为是我那和人见面怕麻烦的性格。在得到“棋圣”后，我一下子成为了围棋界的大红人。便有电视台来让我和我妻子去做嘉宾，可是，每当“棋圣战”一结束，除了对局日，我几乎都是在喝酒，哪有空闲去电视台，便都请他们宽谅了。而且，如果为了去电视台就戒酒的话，那我的酒早就戒掉了。

　　其实，正因为喝酒，我经常在公众面前出大丑。记得，第一期“棋圣战”由于在第五局已决定了结果，事先预定好了的仙台赛场便用不上了。为此，应地方关系者的要求，吴清源君和我为爱好者们下一场公开对局表演赛。当时围棋段的赵治勋君担任大盘解说。赛前，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为了花钱买票而来看比赛的围棋爱好者们，我不能喝醉。”可我一旦喝上了酒，就停不下来了，那时喝了很多的酒。后来，我怎么去下的棋，一点都记不起来了，等我清醒过来时，传到耳边的话是：在两千多人的观众面前，我不管是谁都叫家伙。更可怕的是把很脏的话也说出了口，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

　　如果，真的是这样，再随便的我也很介意了。于是，我便向同事的某君去确认。我是大呼小叫地喊了“家伙”，但那是对着大盘解说的赵君，而不是对着观众。我终于松了口气。不过，在我喝醉酒是说脏话是自然就发生的事，是很下意识的，只有请大家宽恕了。

　　如果由这些行为被说成为“异常感觉”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的了。假如当时有一个洞的话，就恨不能钻了进去。可在那年的“ＮＨＫ杯”赛事，我又演了个大失态。又是喝多了，和杉内雅男九段对局。我想还有人记得吧！我在９０分钟的播放时间里，３０分钟就中盘输了下来。棋的内容当然是糟糕透了，更有甚者，在对局后的讨论中，随便、自由地乱说了起来。那以后，我曾深深地进行了自我反省，并通过日本棋院向ＮＨＫ电视台提交了一份写有“今后，请允许我不再参加‘ＮＨＫ杯’赛”的辞表。

　　有过这样的前科，辞退上电视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如果是文字，还可以进行修改，可在电视上却是不行的，况且，又由于我是向往一步步求艺、无拘束生活的男人，上电视不合我的作风，这样的意识非常强烈。

　　基督教徒成不了一流

　　不用等历史来证明，“异常感觉”的印象自然地消失了。不知从何时起，在年轻棋手之间，一遇到布局阶段局面很广而搞不明白时，便会说：“去问秀行老师。”自己这样说有点不谦虚，但我的棋是正流派，不是得到了更好的证明吗？

　　其实，我的棋好像在搞不清楚的局面时越能发挥出力量。特别是在谁都选择迷惑的布局阶段，我很准确地就找到了正解。还有，一边摆棋谱，便能指出两对局者一直没注意到的地方－－序盘的恶手。因此，我便常常被誉为“序盘的日本第一”，以及“到５０手是最强的”。这实在是有点过于夸奖。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不满。在中盘，我有独特的流线。扭在一起比力量时，也拥有不差于他人的自信。就是在中盘，也有官子厚又巧妙的评判。甚至于在官子阶段逆转胜负的棋也不少。也就是说，我在棋艺上还不输于任何人，这是我想说的。

　　不管怎样，即使现在的年轻棋手在议论纷纷搞不懂、弄不明白最善一手时，我能立即回答出来。选择越多，越只有依赖瞬间的闪念。若没有这种闪念时，我就回答说：“不知道。”当然，我不是棋的神灵，自己觉得明白了说不定也有搞错了的，那就看听的人怎么去对待了。

　　如果对我的话囫囵吞枣一样地接受，那最好不要来问我。我也没有一点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的打算。我只认为可以把这作为一个跳台，从那里开始更加发掘自己的棋风，我想这在哪个世界都一样。

　　因而，我由此认为，基督教徒是绝对成不了一流棋手的。以我的交流范围来看，在各界崭露头角的人物们，没有一人例外。他们都是些拥有自己鲜明个性的人，表面上很和蔼，可都具有一国一城之主的气度和风骨。

　　当然，来参加我的研究会的一流棋手们，谁都是发挥了自己的个性才成长起来的，这是对我的话没有囫囵吞枣的证据。在日本的将棋界也是完全一样。比如说，年纪轻轻就登上最高座的中原诚永十段，从当内弟子时期就接受同门的芹泽博文九段的指导。这个芹泽曾说过这样的话：“这个中原，平时没有比他更听话的孩子了，可一到棋盘上，也没有比他更倔强的孩子，不管我怎么强调，在这里不这么下不行，只要他没理解，或认为他自己的想法好，就无法改变他。”

　　米长邦雄永世棋圣是这么巧妙解释的：“中原对局，只要有芹泽在，芹泽就出主意、谈方案，而中原呢，一到对局就不遵从芹泽的方针，所以才把头衔拿到了。（笑）但是，芹泽的提言是慎重的，也只有芹泽才能说出来的，而若不是中原，也是违背不了的，俩人就是这样的关系。因此，在中原的成功里有芹泽的存在。”

　　从师傅那学什么？何为师傅？真是巧妙的解说，如果，再加一句的话，我想这也是现在理解的教育姿态。如今嚷嚷着“尊重个性教育”，我看比起１００个论调来，这段话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