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棋会友

酒和借钱

    说起秀行和酒，那是太有名了。人们以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酗酒，其实真正开始喝酒并不那么早。因为战后一段时期，酒到不了我们嘴里，并且自己也特别注意对酒敬而远之。

    喝酒超过常人的量是过了三十多岁、邂逅我敬仰的人生之师稻叶圭亮老师以后的事情。稻叶老师是原法务大臣稻叶修的哥哥，他长时期担任众议院议员的职务，是六十九岁才开始有了四个孩子的杰出人物。他常常从新泄来我家，一边喝酒，一边讲中国的历史和诗，这老人有着仙人般的风貌。有一天稻叶老师送我一张漂亮的硬纸笺：

            兴志一来
            可狂起耳
            侠情一往
            可乱醉耳

    就是说，“酒这个东西，既然喝，一定要喝醉。”从那以后，我就忠实地信守着稻叶老师的教诲。威士忌的话，一瓶，日本酒的话，一升，每天如此，因此决不是一般的爱喝酒。

    因喝酒而出的事数也数不清。有一次在冲绳，喝醉了之后坐上出租车被拉到了警察署，早上醒来发现在拘留所里。还有一次，和作家三好彻在 TBS电视台演出节目“杰出的伙伴”时，演着半截儿竟找不到我人了。

    最大的失败要算1981年第五期棋圣战取得了五连霸之后，我在NHK 杯决胜战上的那一次。棋圣战一结束我就开始喝酒，可是十天以后必须参加争夺 NHK杯的比赛。我曾以有病为理由请假，但是没被批准。对局的前两天，和我不错的一位围棋记者来了，不容分说把我带到了伊豆修善寺。他很关心我，希望我戒掉酒，把身体恢复到可以对局的程度。但是因为几乎十天光喝酒不吃饭，这时连茶泡饭都咽不下去，吃了就吐。对局前一天也什么都没吃，总算勉勉强强回到了东京，晕晕忽忽地进了对局室。

    当时的样子通过电视播放到全国，或许有人还记得吧。连棋子都不能随心所欲地摆好，结果却赢了。给对手高木祥一君大概也添了不少麻烦。我虽然醉醺醺的，但是下棋却不糊涂，所以还是不好对付。

    但也有不顺的时候，电视播放时间还剩一个小时我就认输了。

    说了酒又不能不说赌。我主要是赌自行车赛。这比喝酒早，从我二十四五岁就开始了。和小说家坂口安吾就是在自行车赛场认识的。大概是小田原自行车赛吧，坂口批评名次判定、作弊事件引起人们的注目也是那时的事情。

    我当然是常败将军。用六十三万日元一次下注，赢了四百二十万的时候也有。尽管我还算是有点儿赌博的才能，但是在百分之二十五抽头的情况下，想赢是根本没门儿的。在赌车赛上花的钱大约比上亿还多一位数。倒霉的是赛场有人会轻易就把钱借给我。“秀行先生，要借多少都可以。”不由自主，借上五十万、一百万，一转眼就光了。借钱的利息也够厉害，从赛车当天开始每天百分之十！于是欠款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

    找这么个老公，老婆吃了不知多少苦。可是她没发过一句牢骚，真是个了不起的老婆。记得有一次，她还对我说，“真是那么好玩儿的话，也带我去看看。”难得下了小注，但是到了最后一场比赛，手里还是只剩了两千日元左右。我说，“这点儿钱就带回去吧。”可是看她的表情，比我还来劲：“好不容易来了，就玩儿呗。”

    “石毛（嘉久夫）、盐入（逸造）没有钱，藤泽存不住一点儿钱。”

    这是前田陈尔老师作的打油诗。何止存不住钱，借款越积越多。又稍微搞了一点实业，借款竟升到了天文数字。

    1965年，听从他人的劝告，我在代代木的大楼里挂出了“泽建设”的招牌，是不动产的中介行业。因为认识的人多，开始倒也接到过几回不动产中介的业务。但是轻率的毛病在这里也没能避免。想的是要干就正式上马，结果却是惨败。成功了两三次，也挣过一千万、两千万的，但归根结底还是棋手式的买卖观念，到底对付不了猴儿精的同行。小西泰三六段说：

    “我在泽建设帮了七年的忙。从公司的注册到一般事务几乎都是我干的。房产走红的时候，有过几件不错的生意，但是在这处处危险的行业里，我们外行们顶多算是进行了一番顽强的奋斗。借款生出了借款，为了更改期票，每个月都疲于奔命。

    有人问我，是不是影响了藤泽老师下围棋，这可是很难说。赌自行车赛减少到了过去的十分之一，酒量却增加了不少。头衔也还有，不知道做生意对他的影响是好是坏。改造列岛计划破产的时候，他洗手不干了，恐怕正是时机吧。”

    我自己不认为当初从事这一行业有什么不好，并且确信，对棋坛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家住附近的林海峰君，还有四谷的木谷道场的石田芳夫君、武宫正树君、赵治勋君等每天都来，代代木的事务所就像专业棋手的棋社，十分热闹。年轻的棋手们在这里不断地成长，回到了韩国成了头衔大王的曹薰铉君就是其中之一。

    客变主不变。不管谁来，每天照例是快棋、讲评，脑子里就没有不动产。

    还有一件给棋坛带来好处的事情是组织围棋旅行。现在，各种各样的围棋旅行很流行，其实它们的祖先是我的事务所主办的1963年的“德岛旅行”。

    旅行公司的人来到事务所，问我是不是搞个围棋旅行，地点就定在了德岛。我当时甚至计划着，让旅客们看看德岛，在那里买土地。要干就大干，包下了豪华客船“日本丸”，和众多的棋手打了招呼，集合了棋手四十人，旅客三百多人。不管怎么说，气氛非常热烈。

    到了德岛，却因为暴风雨不能上岸，让旅客买土地、发大财的计划也成了泡影。但是我让客人们很满意。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棋手们总动员，不收费跟客人下指导棋，带去的棋盘最后也都白送给了客人。船上的酒吧也不收费，喝光了船上所有的酒桶。船长吃惊地说，“这是有史依赖第一次。”当然是大赔本，但却是非常愉快的围棋旅行。

    后来又策划了两次夏威夷围棋旅行，也是以赔本告终。如果要考虑得失，那就什么也干不成！

    经营事务所的时候借了多少钱，我自己也不清楚。以亿为单位是错不了的。十五年前拍卖了阿佐谷的住宅，再加上六期棋圣战优胜的奖金也没还上借款。

    其实借钱是很苦的。期票转来转去就转到了坏蛋的手里，他决不会因为明天有比赛而加以考虑。半夜，汽车开到家门口儿，用喇叭大声吵闹。听说明天比赛在严流岛，逼债就追到严流岛。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宫本武藏，是不是能打败佐佐木小次郎都有问题。我觉得，这一时期的成绩说不上好坏。1970年从林海峰手里夺取了名人。1971年、1972年虽然输了，但连续两年与林君较量，并且王座战四连霸。虽然被债务压得抬不起头，但是我觉得我奋斗得很顽强。

以棋会友

新棋战上现威风

    现在回想起来，1975年是我的转机。这一年，日本棋院锦标赛取消了，新设了天元战。这是优胜奖金五百万日元、比名人战的三百万日元还要高的大型棋战。倒不是因为苦于债务，我当然瞄上了天元战。在五局决胜负的决赛中战胜了大平修三君，就任了第一期天元。就是在这一时期，有了“秀行在新棋战上威风”的说法。确实如此，新棋战的优胜特别多。从1957年的首相杯开始，1959年的日本棋院第一位决定战、1962年的名人战、1969年的快棋锦标赛，还有1976年的天元战，我都是第一期的优胜者，再加上1977年的第一期棋圣战。虽然这只是巧合，不过确是不可思议的记录。

    棋圣战是读卖报社主办的新棋战。为什么创设棋圣战？我虽不想触及这一问题，但不说又不行。

    1974年的年底，日本棋院理事会向读卖报社发出了终止名人战契约的通知，理由是对契约金不满。第一期名人战的契约虽是破格的二千五百万日元，但是十四年只长了百分之十。我担任涉外理事的时候，约定了契约金按物价指数变动，但是对方没有守约。

    理事会当时就公布了名人战将移到朝日报社的名下，并缔结了以契约金总额一亿日元为主旨的暂定契约。因为对读卖非常不满，所以理事会的决定得到了多数棋手的支持。但是我的心情很复杂。我为创设了名人战而感到自豪，因而对名人战怀着眷恋之情。尽管能够理解理事会的行动，但是期待着用其他方法解决问题。

    1975年的棋坛被名人战事件搞得十分混乱：读卖提出了高出朝日的契约金进行反击，日本棋院总裁田实涉发表了调停方案：“第十五期由朝日、读卖共同登载”，甚至还打起了官司....棋手也分成急进派（朝日派）和稳健派（读卖派），到处弥漫着火药味儿。我被当做了读卖派，但是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确实，朝日是以名人战救星的姿态登场的。但是让读卖因此罢休，是不是好呢？我的立场是尽可能使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

    到了年底，事情总算得到了解决。由于日本棋院顾问冈田仪一的努力，以朝日、读卖双方都不失面子的方式作出了结论。即把名人战移到朝日的名下，作为补偿，日本棋院创设新棋战“棋圣战”，并把它排在棋战的第一位，与读卖缔结契约。

    对日本棋院来说，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不仅迎来了棋圣战、新名人战等大型棋战的诞生，本因坊等其他棋战的契约金也大幅上升了，这样就使棋手的收入和地位都得到了提高。由于有了钱，棋圣战诞生以前减少到二十人以下的院生一下子增加到六七十人。靠下棋科研为生的认识开始有了市场，希望孩子作专业棋手的父母也出现了。

    虽然作为结果，一切都很完满，但是给田实先生、冈田先生等很多人添了不少麻烦却是实情。今后应该避免发生这类事情。

    第一期棋圣战的优胜奖金是一千七百万日元，再加上决胜七局的对局费五百万日元，不用说我绷紧了弦，大家都绷紧了弦。但是鼓足干劲儿和赢棋却不是一码事儿，还得有几分运气。我是天元战的优胜者，可以直接作为最高棋手决定战的种子选手，而没有头衔的普通九段却要先在九段战、全段争霸战等几个选拔赛中取胜，才能进入最高棋手决定战。对于难以长时间保持精神集中、臭棋又多的我来说，从下边儿爬上来是至难的活儿更为幸运的是在最高棋手决定战上的几局棋。最初对加藤正夫君，往常早就认输了的必败的棋，结果不屈不挠，以半目取胜。接着对石田芳夫君，以苦战获胜。半决赛是对武宫正树君，赢得也很幸运，应该是轻易取胜的棋，后半盘却东损一点儿、西损一点儿，搞得脑子都有点儿不正常了，能够以半目取胜，真可以说是幸运女神的照顾。好像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变得顽强起来了。

    就这样，我进入了七局定胜负的决胜战。对手是年近古稀的桥本宇太郎老师。舆论认为我占上风，但是我觉得势均力敌。桥本老师是老前辈，因此有点儿不好对付。我年纪轻，如果输了的话，不是要被世人耻笑吗....

    在决战的时候，我保持了冷静的心情。那时有人求我题字，我喜欢写“无悟”。这是有其原因的。原想写表达剑道大师心境的“无构”二字，第二个字把木字旁错写成了竖心旁。改写又太晦气，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好字呢，心里想着，“悟”字浮上了心头。“无悟”－－这确是个好词儿。自己离悟的境地太远，悟不了就悟不了吧，悟不了就用悟不了的方法战斗。

    靠“无悟”的精神战斗的结果是以四胜一败战胜了桥本老师，就任了第一期棋圣。虽因为臭棋输了一局，不过桥本老师有一局步调紊乱，也帮了我一把。总起来说，我觉得下出了自己的风格。

    决胜战期间我戒了酒，大概是产生了副作用，棋赛结束以后成了酒鬼。回顾这一年的成绩，七胜十二败。除去棋圣战的四胜，几乎全输了。每天喝酒还照常参加电视围棋赛，造成了播放时间还胜一个小时就输掉了的事件，也是这一时期的事情。就连我也不得不反省了，请日本棋院替我转告了“今后一定注意”的歉意，但酒还是照样喝。

以棋会友

被当作怪物

    第二期棋圣战的挑战者是加藤正夫君。加藤君的势头正如初升的太阳，去年取得了十段和小棋圣的头衔，今年又得到了本因坊。人们都说，棋坛早晚是加藤的天下。赛前的舆论，我也是决定不利。

    当然我是一点儿也没有输的打算，一个月前就戒了酒，为七盘决胜负做了准备。但是不管怎么临时抱佛脚，身体不可能一下子就进入最佳状态。实话实说，当时根本不具备下棋的身体状态。最要命的是戒酒之后的成瘾性症状，突然会出现幻觉，妖怪从天花板落下来，眼前总有虫子似的东西飞来飞去，真是实实在在的酒精中毒。这种情况在对局开始以后也丝毫没有减轻，最没辙的是几乎睡不成觉，一睡就出一身汗，一晚上得换三次睡衣。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走出好棋来，也坚持不到最后。第一局、第二局连败，第三局虽然赢了，第四局又输了，很快就落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这第四局是彻头彻尾的糟棋。坂田先生严厉地批评说“连秀行也走出星定式水平的布局来了”。亲近的年轻棋手甚至说出“秀行老师已经不值得尊敬了”这样的话。

    真是没法儿不觉悟了。第五局的比赛场地是在北九州。出去散步的时候，看到了一棵枝干茁壮的树。我的一位带着奇怪的表情望着我的记者说，“下完棋，就在这儿上吊吧。”虽然说的是笑话，但也说出了我当时处于穷地的情况。

    「谱 4」（注：见本主页的秀行先生棋谱集）即第五局。当时我只想到，不管胜负，一定要下出自己觉得满意的棋来。这样，我便竭尽全力投入了战斗。记得看到第44着棋，我的斗志像火一样燃烧起来。好！我就来杀死这块棋！黑51，连我都觉得棒。当时的评论是，用更坚实的切断手法也可以得到优势，但那时的心情却不允许我那样。

    黑93足足考虑了两小时五十七分，因为想要看透所有的变化，最后终于杀死了这块空前的大棋。第二天，我回答围棋杂志的记者说：

    “为什么走出那样的棋？因为痛感现在的围棋从根本上偏离了轨道。比方说有一百日元，下棋就是争夺这一百日元。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能拿到五十一日元就可以了。而我却认为应该把一百日元全部拿到手。比起放弃本来可以夺取的地盘而取胜，夺取这些地盘而取胜才是围棋的真髓。”

    第六局走得不好，是因为加藤君的缓着救了我。第七局也是这样，最后我赢了半目。人们说“半目棋一亿日元”，确实值那么多。

    我真高兴。当然，因为我战胜了最强的挑战者，但更使我高兴的是，田冈敬一先生说了如下的话。

    “藤泽秀行创造了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反败为胜的场面。对于他的坚韧不拔的执着和斗志，围棋杂志和报纸一定会献上最高的赞美之辞。但是赠送给胜利者的颂辞总是那么光彩夺目，使人觉得有点儿晃眼。我只想对秀行说一句话：你真不愧是一个出色的下棋的。（《周刊围棋》1978年 3月28日号）”

    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外号。“退休者之星”就是其中之一。说得确有道理。如果我的努力哪怕能给处在退休年龄的人一点儿希望，我也会感到无比的高兴。

    我还被称做“每年靠四胜过日子的男子汉”。四胜，就是说，如果棋圣战防卫成功了，就可以保住这第一把交椅，奖金也有了保障。看上去似乎很轻松，可实际上我却在一次次地走钢丝。常常是斗志旺盛的棋手成为挑战者，像刺客似的向我逼过来。防卫便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一战。被加藤君逼到乌江的时候，我曾告诫自己说，“和拿着三四个头衔的加藤君相比，我只有棋圣这一个。要是输了可就没有活路了。”

    我决不认为只赢四盘棋就可以了。和加藤君对战的那年年底，在天元战上节节胜利，在五盘决胜战上又遇到了加藤君。虽然加藤君以三胜一败报了棋圣战的仇，但是我觉得我的棋走得还是很积极的。另外，在本因坊战循环赛上我也很努力，还得到了 NHK杯的优胜。不过，想要在全年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那是很难的。我这一年的精力和体力都在棋圣战上燃烧尽了。

    第三期棋圣战，石田芳夫君是挑战者。为了不重蹈去年与加藤君对战的旧辙，近两个月前就开始戒酒了，身体状况非常好。但是对棋却感到了从来没有的迷惑。不是因为一些可以说得清楚的原因，总觉得自己走的棋不对劲儿。

    排除迷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学习。挑战者决定以后，我定购了石田君这几年的棋谱约二百局，全都摆了一遍。这对我来说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倒不是为了把握对手的棋风、揣摩对策，而是为了通过摆棋谱排除迷惑，找回自己的棋风来。

    我得到的结论是石田君很厉害。我一直认为棋是无法计算的，因此对被称做电脑的石田君评价不高，但是经过调查发现，他比我想象的要强得多，特别是见缝插针的技术可以说绝无仅有。这次学习的意义在于使我振奋起来。从那儿以后，这种两个月以前开始戒酒、并研究对手的棋谱的方法就一直继续下来了。

    除了七局决胜负的第三局因一着臭棋而输掉之外，四胜一败，意料之外地平淡，但被认为轻取的几胜，实际上并不省力。借鉴了去年与加藤君对战的前例，该下手的时候不下手，局势就会流变。最后一局，我怀着一种心情：这局如果输了，头衔就丢了。

    从那时起，我就被叫做“怪物”了。我以为，这回给我起外号的材料该用完了吧，谁知五连霸实现的时候，我又被叫做“妖怪”了。

    第四期的挑战者是林海峰。经过了与石田君对战时一样的过程，虽然是以四胜一败获胜，但是好像第一、第二局就决定了胜负。第一局虽被称做我的名局，但百手一过，形势倒转，可是林君在就要进入终盘时走错了棋，我才侥幸取得了胜利。第二局下得非常不好，只是由于忍耐加上忍耐，才得以高出半目。第二局开始前，发生了一件意外。早上一起床，突然感到腰疼，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甚至想到了弃权。可是对局就在眼前，哪能临阵脱逃呢。靠着大夫的急救，总算上了场，强忍着腰疼，走棋的时候还呻吟不止。在这种状态下能够赢棋，可见我也是够倔的。有人说：闪了腰的藤泽竟战胜了双层腰的林。

    从第三局开始，腰疼渐渐减轻。第四、第五局的连胜最终决定了胜负。双方误着都很多，从内容上说，虽是不够完美的大型棋战，但最后一局总算走出了自己满意的棋。

    「谱 5」（注：见本主页的棋谱下载）是其中的一个场面。黑1 、3是得意之作。对局结束后，我似乎说了“没人像我这样走”，没准儿我说的一点儿不错。

    我以为肯定会有一次较量的大竹君果然成了第五期的挑战者。因为五期连胜便可以成为“名誉棋圣”，理所当然，我比以往更加全力以赴。

    除了第二局经过了苦战以外，比赛没有什么波澜。我以四连胜卫冕成功，不但没走什么臭棋，还走出了自己满意的几手。可以说，这是我得意的一次大型棋战。

    大竹英雄说：

    “这一时期的秀行老师简直跟鬼一样厉害。我原想，把秀行老师所有的技艺偷到手，传授给后来人是我的义务，所以尽可能多下几举，但是根本就抵挡不住。厉害的秘密在于：他对围棋的达观。这就使他能够精神集中，并且当了棋圣以后，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技术上，他有着专业棋手们都渴望得到的绝技－－非凡的感觉、独特的嗅觉。”

    下完最后一局，从上了飞机直到回到家，记者一直紧追着要采访我。我一边喝酒，一边说道：

    “我也击败了几位杰出的棋手。这回成了小有名气的下棋的了。

    （卫冕战能够持续多久？）这我可不知道。现在的棋坛，找不着比我强的人。现在身体又好，目前是没有问题。我的天敌只有一个，那就是酒。

    （棋下得好的秘密是什么？）没有秘密。只是下的工夫决不能比别人少。除了喝酒，我都在学习。不，就是喝酒，我想的也都是棋。（《棋道》1981年 4月号）”

    虽是闲扯，但却是实感。从桥本宇太郎开始，加藤正夫、石田芳夫、林海峰、大竹英雄，我确实战胜了他们这些杰出的对手。如果身体没问题，我确信还能不断更新卫冕的记录。

    大概是因为达成了五连霸，松了一口气，这一年酒喝得特别厉害，但是并不是日日醉如泥，我纠集了伊田纪基、安田泰敏、小松英树，还有儿子藤泽一就等刚入段的年轻棋手，每周都开学习会。这即所谓的“秀行军团”。我带着他们访问中国，和中国的棋手进行了较量。

    正当我沉浸在酒香、并训练年轻棋手的时候，林海峰再次登上了第六期棋圣战的擂台。这次戒酒可是戒迟了，又加上感冒，真可说是一次狼狈不堪的大型棋战。棋圣也只好到此为止的念头不时浮上心头，那是一次比和加藤君对战还要艰苦的卫冕战。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能以四胜三败取胜，只能归因于幸运。

以棋会友

征服癌症

    1981年赵治勋开始登上显赫的位置，从大竹君那里夺取了名人头衔，从武宫君那里夺取了本因坊头衔，成了二冠王。1982年又吞并了十段头衔，势如破竹。第七期棋圣战，赵君肯定会登场，我这样想，大家也这样说，结果真是这样。从第一局开始我三连胜。这下儿该结束了，我想得很简单。从第四局开始，每次都有取胜的机会，但我总是走不到要点上，一下子三连败。

    第七局虽然竭尽全力，构筑了必胜的优势，但在收官时走出痛心的臭棋，结果以三连胜四连败的大逆转把棋圣头衔拱手交给了赵君。第二天，我打电话问亲近的棋手，“怎么样，是不是现丑了？”输了自然没办法，但我还是希望输的漂亮点儿。他回答说，“很爽快呀。”我才安下心来，喝我的酒。

    过了二十天左右，我突然大量吐血，不但患有胃溃疡，而且还发现了癌。医生说，再晚两三个月就只好“认输”了。棋圣战的时候就有先兆，快到终盘的时候，怎么也看不出棋来。可能是因为得了癌症，身体太衰弱了吧。不过我绝不会把输棋的原因归为得病。棋力不如赵君是不必说的。

    虽然说是得了癌症，心情反而安定下来，着急也没有用，倒不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只是毫无办法。大夫虽说要做胃全切手术，但总算还是给我留下了四平方厘米。执刀的大夫是癌研究会癌研究所的太田大夫，由于他那优秀的技术，我又捡了一条命。

    大约一个月以后出了院，体力稍一恢复马上就开始了对局。据说把医生也吓了一跳。周围的人也说我，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胡来。但是失去了围棋，我就一无所有了，并且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只想着下棋。

    我认为，从那儿以后我干得还不错。学习会在继续，访华也没停止。酒虽然喝得少了，但还一直在喝。1986年进入了久违的名人战循环赛。但是第二年癌症又出来了。

    喉咙的肿瘤越来越大。一检查，说是淋巴癌。这次，我也不得不做好思想准备了，但是还是不甘心。我问大夫，“还没有转移到脑子吧？”因为我听说，淋巴癌很容易转移到脑子。脑子不行了，还能谈得上下棋？那样的话，不甘心如我，也只好认输了。我开始企盼，除了脑子以外哪儿出问题都没关系，千万把脑子留下。很幸运，据说脑子没问题，但是问题仍很严重，必须做手术，要躺几个月，这不就不能下棋了吗？这可不行。像得胃癌时一样，我又找癌研究所的内田部长去商量，他说，“不能完全保证成功，但可以试试放射线疗法。”

    放射线照射疗法的痛苦只有接受过治疗的人才知道。嘴里处于烧伤状态，非流质的东西几乎无法入口，吃糖觉不出味道，不用说酒，就是稍微热点儿的东西都能把人疼死。这种体验真是再不敢领教。

    在放射线疗程期间，我一次对局都没有缺席，在名人战循环赛等比赛中下得很出色。运气也不错，癌肿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又算捡了一条命。报纸的观战记有如下描写：

    “病中的藤泽令人难忘。“没准儿活不了多久了。只有现在可以好好教教你们。”秀行老师把年轻的弟子们叫到医院，一边儿输液，一边儿讲评弟子们下过的棋。那形象仿佛是鬼。”（《朝日新闻》春秋子）

    不像是鬼，倒像是佛。不管怎么说，吃不了米饭，只能吃面汤，忍了整整一年多，体重从七十多公斤降到五十公斤左右，但仍然顽强地奋战在名人战循环赛、应氏杯世界围棋锦标赛等棋赛中。棋圣战六连霸中的棋谱是我棋手生活的代表作，但是我觉得，与癌搏斗并战胜癌时的每一局都是比上述棋谱更贵重的财产。虽然上了年纪，但是我的棋却没有衰老。

    曹薰铉说，“1988年夏，在北京举行应氏杯世界围棋锦标赛的时候，见到了久违了的藤泽先生。他那么憔悴，看了真让人伤心。开始还担心他能否在这种状态下走棋，结果却比我思路清楚多了。他的魄力真让人敬服。后来，或他来韩国，或我去日本，见了好几次，他一点儿一点儿地康复了。”

以棋会友

令我难忘的人们

    使我感到幸运的是我的好前辈和好朋友。不止棋坛，还有经济界、政界，给我帮助的人太多了。不知道为什么，和我越亲近的人就越是要先我而去。

    盐入逸造君（1966年逝去，七段）在喝酒和赌车赛上，像弟弟一样追随着我。他如果活着的话，作为我的得力助手，棋坛的状况也许多少会有些变化。他思路敏捷，对棋坛的运营有着明确的信念。现在我还不时梦见盐入君。

    和下将棋的芹泽博文君也常常在一起喝酒。我得淋巴癌的时候，他曾说“秀行三年，我五年”。他是想和我赌一赌还能活几年。而他却在一年后，先我去世了。先兄长而行，真是个急性子啊。

    在政界和我很好的是河野一郎老师。我们是通过稻叶修先生介绍认识的。就任第一期名人之后，曾请他担任我的后援会会长。他是个豪爽纤细的人。

    “后援会？好吧。一个月需要多少钱呢。三十万？好吧，我来出。”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当时说需要一百万，没准儿他也答应下来了。这些钱，河野老师一声令下，水产业者和与他关系密切的公司就分摊了。

    他的棋在政界是一流的。一般，人们只希望我让个四子、五子，可是河野老师却摆八个，并且说：“白下可不行。”于是就赌上五千或一万日元。他是个直率的好人。和我不同，他不喝酒。不过有一次带我去赤坂，难得喝起酒来。他对我说，“藤泽君，如果有喜欢的艺妓，就叫她来吧。”这种话，他对身旁的人一次都没说过，周围的人吓了一跳。

    后援会成立后，大野伴睦老师也参加了进来。当时发生了一件难办的事情。河野老师说，“把前辈大野先生放在一边儿，我当会长可不行。”从中调解的人想用让河野老师当会长、大野老师当顾问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大野老师听到以后抱怨说，“我是因为喜欢秀行，才当了会员。顾问我可不当。”

    我看到河野老师很为难，就说，“我请河野老师是当会长，请大野老师是当会员。”强迫他同意了我的意见，事情才算定了下来。

    第一回后援会的集会是在大仓饭店举行的。大野老师摔倒了，负了轻伤。听说第二天，饭店马上就换了地毯。可想而知，是个很有实力的人物。

    还有一个很难忘的人是江田三郎先生。我是收到邀请，在自行车振兴会的棋会上认识他的。

    江田先生棋很厉害，可是酒更厉害。他和成田知己先生竞选社会党委员长的时候，我去看他，他这样说：“欢迎欢迎！走，喝酒去！”根本不顾周围的担心。竞选的时候，我去仓敷声援，他还和我比酒量，说，“比比看，是藤泽先醉，还是我先醉。”记得我们在喝酒上不分胜负。

    河野先生、江田先生都是脑子好用的人，我曾希望他们能当上一回总理大臣，可是....

以棋会友

四  培养下一代

秀行军团

    谈不上什么主义之类，我是一直不收弟子的人。像我这样从来自由放任、总出问题的人，再给弟子添了麻烦就太不应该了。倒是有人愿意作我的弟子，可我几乎都拒绝了。

    但是也有怎么也无法拒绝的场合。天野雅文君（现在三段）的情况就是这样。高中时代的天野君在《围棋》杂志主办的高中生淘汰赛上取得了好成绩，便立志以下棋为生，1952年一个人来到了东京。当时拜托我的是发行《围棋》杂志的青桐社社长岩谷泉。岩谷先生对我说，“能不如照顾他一下？”我既是《围棋》杂志的撰稿人之一，又在青桐社出版过死活问题的书，受到了岩谷先生的照顾，他的拜托是我怎么也无法拒绝的。所以在天野君进棋院作院生的时候，我便作了他的导师推荐了他。

    虽说是导师，我只在他拜师的时候下过一盘三子局，以后就再也没有手把手地教过他，只是有时候把他下过的棋讲评一下。对于天野君，我自己也觉得是不肖的导师。也有人说，“他是秀行老师的弟子，却停留在三段上，怎么搞的？”可是，棋也靠自己的本事，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情。天野君体质很弱，就这一点，连我也没辙。

    还有一次，田冈敬一先生求我的时候，我最终也没能拒绝。田冈先生原是观战记者，引退之后，组织了千叶县少男少女围棋联盟，培养了很多有希望的少年。大概是1985年，田冈先生带了两个少年来到我家，对我说，“收他们作弟子吧。”他们就是森田道博君（现在五段）和三村智保君（现在五段）。

    那时，森田君已是初段，三村君也快入段了。两个人都出席我的研究会，所以我对他们很了解。他们都是在田冈先生的亲自指点下成长起来的，很有希望。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同意。“田冈先生作导师，我来辅导他们下棋，这不是挺好吗？”我这样说服田冈先生，但他反过来说服我道，“我的能力已经达不到了。还是应该由专家作导师。”从那儿以后，森田君和三村君就成了我的弟子。后来，田冈先生又硬塞给一个少年，他现在是院生，马上就要入段了。在田冈先生逝去的今天，我更加感觉到，无论如何应该把森田君、三村君和还在作院生的弟子培养为代表日本的战士。

    最近，关西棋院的仓桥正行君（现在四段）也正式作了我的弟子。正行君的父亲是关西棋院的仓桥正藏八段。母亲的父亲，就是说外祖父，与第一期本因坊关山利一先生有血缘关系，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还有很多敬我如师的棋手，不仅有日本棋手，还有中国和韩国的棋手。

    我并不只指导、训练自己的弟子。以前的导师，不管是哪一位，都会把有出息的少年叫到身边，在自己家里举办研究会。记得最初是在1958、1959年，当时参加研究会的有大竹英雄、茅野直彦、工藤纪夫、谷宫悌二、小杉清、高见泽忠夫、小岛高穗、高木祥一、安倍吉辉、福井正明诸君。后来林海峰君也来了。每月一次，在阿佐谷的我家集合，每个人都把自己走过的棋一步一步摆上来，由我来讲评。

    这次研究会一直持续到1965年林君成为名人。达到了目标，便暂且告一段落。如前所述，代代木的事务所开业后，研究会马上就复活了，很多年轻棋手都前来参加。家住附近的林君、四谷的木谷道场的石田芳夫、加藤正夫、武宫正树、赵治勋诸君也来了，还有曹薰铉。第二次研究会的内容，实战代替讲评成为中心。我执白，不管对手是谁，一味穷追猛打，和林君、加藤君下了不止数百局。作为学费，我让他们给我按摩肩膀。

    从1970年开始和林君连续三年争夺名人头衔的时候，常听到人说，“秀行净干蠢事。如果让自己教的人把头衔夺走，那岂不是亏了吗？”确实，说的也许没错。在围棋世界，一般都把自己研究出来的着法当作秘密武器，或者当作自己门下的秘密。本因坊家、井上家、安井家、林家等门户林立的江户时代就是明显的例子。那时惯于不公开一门的研究成果，只在御城棋或争棋等正式比赛的时候才露一手。据说在天保的争棋，有名的本因坊丈和与赤星因彻的一战上，因彻亮出了被称做井上一门的秘着的新着法，使丈和不知所措。不知是不是史实，但我信其有。不过我不会那样做。我讨厌那种吝啬的性格。我觉得好的，就毫无保留地教给别人。这样，年轻人才会由弱变强，如果最后战胜了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总之，我认为第二次研究会也起了作用。

    加藤正夫说，“在代代木的事务所，也许我和藤泽老师的对局最多。开始被让先，根本赢不了，长到四五段，总算下三盘可以赢一盘了，这样才有了自信。照藤泽老师的说法，那时我最顽固。即使告诉我这样走不好，我也决不会同意。我总在为了输棋而苦恼。”

    第二次研究会一直到1978年事务所关门儿才结束，持续了十年多。休息了一段时间，手就痒痒，倒不是好为人师，而是喜欢年轻人。这样，从1980年又开始了第三次研究会。成员有刚入段的依田纪基、安田泰敏，还有院生藤泽一就三个人。安倍吉辉君有时也来。当时，我如果不是在喝酒，那一定是在研究会。

    开始是在市内借了住房，后来搬到了在读卖乐园的我家，一直持续到现在。受大枝雄介君（八段）、安藤武夫君（六段）的委托，他们培养的弟子不少也来参加。还有从大阪坐新干线来的孩子，加上我的弟子，共有十五人左右。因为是教棋不收学费，所以训练方法很严格，不守规矩或不学习的人马上就开除。

    由于在家里搞研究会，地方和时间都不能如意，所以从1984年开始了每年冬夏两次的集训。或箱根或汤河原，租借民居，五天到一周，目的是想让年轻人沉浸在围棋里。这样，人数就不受限制了。从东京、名古屋、大阪，每回都有三十多人前来参加。从依田、今村俊也、彦坂直人、小松英树诸君到院生们，队伍十分壮观。再加上本田邦久君、安倍君，可以给年轻棋手们很大的帮助。

    一般是上午一局，下午一局的实战。晚饭以后，他们把白天下过的棋复盘，我来当场讲评。一次要看二三十局棋，也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有时候，集训终了的时候精疲力尽，腰都直不起来了。妻子对我说，“差不多就停了吧。”但是集训却是不能停止的。集训以后，我常常收到来信，说“学了不少东西，希望下回还能参加。”这会给我很大的快乐。就是在治疗淋巴癌的最难熬的时节，集训也没有中止。连我也觉得自己干得不错，很惊讶自己竟能坚持下来。

    围棋的报刊杂志把以研究会的成员为中心、前来参加集训的人们称为“秀行军团”。这个名称也不错。因为它意味着军团的目标是，以哪怕多培养一个能与中国和韩国对抗的战士。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成员都培养成为一流的战士，这也没什么关系。说得偏激点儿，能培养出一个人、两个人也可以。就是一个人，也可以以一个国家为对手勇敢地战斗。就像聂卫平先生告诉我们的那样。

以棋会友

中国为什么变强了

                 
    秀行军团的活动还有一个，即从1981年开始的访问中国。当时，棋圣战一结束，从对局中解放出来，时间一下子就空了下来。如果有喝酒的时间，那么这些时间理当用在年轻棋手的身上。这样，就

    开始了春天的中国之行。

    中国对待围棋事业是相当认真的，对局现场也是热气腾腾。本来计划是想让年轻棋手去见习中国棋手的气势，结果连我自己也常常看得目瞪口呆。

    晚上在饭店讲与中国棋手的对局，众多的中国棋手也都露了面。当时北京的饭店规矩很严，普通中国市民就不能进来。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不顾饭店的阻止冲了进来。讲评一完，我就接受棋手们的挑战开始快棋战。其中在日中对抗赛取得好成绩、已成为中国第一强者的聂卫平先生和年轻棋手马晓春先生也在。他俩一起向我进攻，于是我就同时和他们俩对战了好几盘。

    这次访问不仅对日本的年轻棋手，同时对中国的年轻棋手也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而且还发现了几位有希望的新手。这里不能一一介绍，比如活跃在第五回日中围棋擂台赛（1989年）的张文东君就是其中之一。因战术不凡而被视为不久的将来中国优秀棋手的张君当时才十六七岁吧。

    仔细观察了中国棋坛，我的心里每每响起警钟。“还没听到中国军团的马蹄声吗？我们如果袖手旁观的话，他们用不了十年就会席卷日本棋坛。”但是我的话几乎没有人相信，谁都轻易地认为日本不可能输。

    围棋爱好者们都清楚地看到了结果。在从1985年开始的淘汰式日中围棋擂台赛上，日本吃了三连败。特别是聂先生一个人就把我们弄得狼狈不堪。包括我在内，小林、加藤、武宫、大竹等一流棋手合计吃了十一连败，真是一败涂地。

    其实，好像中国方面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追了上来。他们都说，“藤泽老师，十年还不行，总要二十年或三十年。”“不会的。要追的话，一下子就能追上。”但是不管我怎么说，他们还是不理解。

    尽管在日中围棋擂台赛上连连失败，但是秀行军团的访问中国仍在继续。有一次，一个老前辈对我说，“秀行先生，你这么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啊？”我竟茫然不知所答了。

    这是想把日本输棋说成我的责任。多么小心眼儿，真让人目瞪口呆。日本输棋，我也窝囊。但是输了有什么办法？我敲警钟的时候，谁也听不见，输了棋倒来发牢骚。真是找错门儿了，并且也不是因为我稍微教教，中国就强大了起来的呀。

    中国啊，更加强大起来！我这样想。我们就是被超过了，也没什么不好。那时，我们就会象中国那样，拼命努力，再把失去的夺回来。我自己就是这样训练年轻棋手的。我相信日本棋坛有能力再次战胜中国。

    中国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期间里如此强大起来了呢？我以为是在于有创见。即使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棋坛重整旗鼓，恢复了日中交流以后，从日本流向中国的围棋情报也是不很充分的。再加上中国国土辽阔，棋手分散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情报就更难传达。这种情况也许造成了好的结果。因为要想长棋，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地下功夫研究。不是靠充足的情报和对局次数来长棋，而是靠意志和每天的努力。

    有一个好例子。我曾发现了有希望的新手方天丰，并对周围说，他早晚会成为中国的优秀棋手。不到一年，方君果然在全国个人选拔赛上得了冠军，证明了我的眼力。但是后来的情况却不妙。成了专业棋手，从武汉来到北京，反而没有长进。虽然进行了一定的训练，但精彩的棋却不见了。因为他安心于情报和对局，却忘掉了下苦功于创见这一最重要的努力。后来见到他，我曾严厉地对他说，“回武汉去！”

    据说聂先生长棋是在下乡到东北、一个人钻研围棋的文革时期。吴清源老师也说过，到日本以后，棋长了不知到不到半目。正是来日本以前个人的钻研才形成了吴老师的风骨。

    因为最近中国的对局数超过了日本，下工夫于创见的时间倒没有了，除了聂先生，我觉得好像都没什么进步似的。但是只要努力就一定会冒出来。马晓春君终于显露头角，刘小光君也前途在望。刘君不拘常识，走自己的棋。他每年几次把自己的棋谱送到我这儿，让我讲评。这些努力是一定会得到报答的。

以棋会友

曹薰铉和韩国棋坛

    既说了中国棋坛，就要说曹薰铉与韩国棋坛。

    曹薰铉十岁来到日本，作了濑越宪作老师的弟子，十八岁升为五段。他具有天才的素质，特别是读棋非常快。在才能方面，就是到代代木的事务所来的加藤、武宫也比不上他。但是，就像天才棋手常有的那样，他臭棋也多，有时轻易就失去了胜机。总之，粗心大意，像我一样。虽然还是个孩子，在喜好赌博上也和我一样。打麻将、打牌，大人都自愧不如。他爱慕我像自己的父亲一样，真是个可爱的小家伙。

    他如果一直留在日本，也许会像赵治勋一样获得几个头衔吧。我以为，他把所有的头衔都夺走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他因为服兵役，正在快要大展宏图的时候，回韩国去了。那时，我对他说，“听着，玩儿也好，睡觉也好，决不能忘了围棋。如果不好好儿学棋，我狠狠揍你小子。”

    韩国像日本一样有专业棋手制度，是由赵南哲（韩国棋院九段、赵治勋的伯父）创立的组织。他的院生时代几乎和我同时期，是木谷老师的弟子。

    兵役一结束，薰铉便崭露头角。一个人夺取了韩国棋坛的所有头衔。听到这一消息，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非要见他一面。获得了第一期棋圣、喝醉了的时候，我曾叫嚷着“真想见见薰铉”。那年（1977年）秋天，我突然宣布“明天去汉城”，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

    我俩都为分别了六年之后的重逢感到高兴。见了面就下棋，没出市内的宾馆一步。三天三夜，我俩面对棋盘，把薰铉下过的棋一一复盘，然后，全神贯注地对局，和在代代木的事务所的研究会时没什么两样。薰铉的棋下得很出色。本来是怀着如果不上进就狠狠揍他小子的念头来找他，但他正如我所期待的，棋艺大有进步。他完全按照我所说的去做了。

    回到日本，我计划把薰铉叫回来，并且着手活动。我觉得，这么出色的人才埋没在韩国实在可惜，我想让他在日本开花结果。但是我的计划没能实现。报社和爱好者们决不会同意韩国的最强者曹薰铉离开日本。实际上，这一结果也不坏。

    后来，韩国棋坛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想，1980年，赵治勋战胜大竹君成为名人，据说这在韩国引起了空前的围棋热，爱好者的人数翻了一番，由于薰铉他们的努力，下一代棋手的阶层也越来越厚实了。金寅、河灿锡、尹奇铉等曾在日本学棋的棋手从第一线退了下来，纯粹国产的，就是说，生在韩国长在韩国的棋手开始和薰铉争夺头衔。徐奉洙被称做薰铉的好对手，二十三岁的刘昌赫在1989年第二期 IBM快棋赛上战胜了武宫，进入了前八名，让日本围棋爱好者吃了一惊。我也研究了刘昌赫君的棋谱，他的棋已经到了毫不逊色于日本一流棋手的程度。

    还有曹薰铉的弟子、具有非凡才能的李昌镐。他现在十四岁。1988年秋，我去汉城的时候，他登上两个擂台和薰铉争夺头衔。十三岁的挑战者，大概是古今东西的新纪录吧。“一块儿出门儿去比赛，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连薰铉也感到尴尬了。虽然李少年都输了，但在内容上，两者相差无几。再过几年，李少年肯定会成为威胁薰铉的、在世界擂台上争雄的人物。

    在汉城的街上走，很惊讶棋社竟如此之多。据说韩国的围棋人口有四百万、五百万，就是说在韩国，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下棋。不知道中国围棋人口的准确数字，据说由于日中超级棋手擂台赛的推波助澜，中国的围棋人口猛增至一千万以上。日本据说也有围棋人口一千万，实际上却没有这么多。按人口比例说，韩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围棋爱好国。听说韩国现在正处于第二次围棋热之中。关于这疑点，我后面还要讲到。

以棋会友

国际化的时代

    我有一个梦。

    我梦见秀行军团和中国军团在蒙古大草原上进行一次决战。请别见笑，我几乎每天都梦见这次决战。骑在马上的将领是我和聂卫平。最后，剩下我们俩飞马厮杀....

    1988年，围棋的两个世界锦标赛相继诞生，于是这一年被称做了围棋国际化元年。这两个棋赛就是应昌期氏杯世界专业棋手锦标赛和富士通杯赛。特别是应氏杯赛，由于四十万美元的高额优胜奖金，受到了世人的瞩目。应昌期先生是实业家、台湾棋坛的赞助人，他独创了计点制的规则，据说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普及这一规则，他决定以奥林匹克运动会四年一度的方式举行世界围棋锦标赛。锦标赛除了奖金和对局费，还需要很多支出，至少必须预备四五亿日元。作为个人的爱好，真可谓空前绝后。

    我被选为应氏杯赛的五个日本代表之一。和我做的梦不太一样，但是这一愿望却实现得出乎意料地快。不用说，我是全力以赴。抱着必胜的信念，我来到北京参加第一二轮的比赛。那时距我得淋巴癌约有一年，由于放射线疗法的后遗症，吃东西还有困难，体力也还差一点儿，但我还是带上日本切面参战了。

    采用应昌期规则的计点制，在贴子八点上与日本规则不一样，八点相当于日本的七目半，这对于习惯了贴子五目半的我们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负担。不过，这对中国棋手、韩国棋手也一样。简单地说，就是强者优胜。参战棋手不按所属团体，而按国籍和出生地来划分，这样，日本棋院的赵治勋和林海峰就成了韩国和中国台北的选手。

    韩国和台湾的棋手在北京聚会，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头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报纸上还登出了大篇幅的报导。

    「谱 6」是第一轮我和马晓春的一战。从六七年前，我就对马君的才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是薰铉，二是马。”这话快成了我的口头禅。这次，他的棋没什么缺陷，但结果却不怎么理想。黑3 可谓秀行流的感觉。到13为止，中央形成了大空，取得了优势。

    隔了一天，进行第二轮对加藤君的比赛，棋走得还算说得过去。虽然体力还没有恢复，但有了能坚持下完一盘棋的自信，这是最大的收获。第二轮令人注目的对局有两盘。一盘是聂卫平对赵治勋，照我看，这一盘聂卫平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另一盘是小林光一对曹薰铉，不愧是名局。能够在始终不利的情况下反败为胜，非薰铉的绝技不能做到。

    代表我国围棋水平的武宫、小林、赵没能进入前四名，不管是专业棋手，还是爱好者都受到了极大冲击，但是这并非不可理解。世界的水平比一般人想象的进步要快。从很久以前我就说，“曹薰铉决不比日本最好的棋手差。”但是，信我这话的棋手很少。在这里我想说的只是，我没有看错。

    三局定胜负的半决赛是在三个月以后，1988年11月的汉城。这是盼望已久的和聂先生的大决战。我的心情和往常一样：

    “赢棋不那么简单，但是输棋也没那么容易。”

    令我感到快慰的是，薰铉自己虽也有比赛，却还在各方面照顾我。在第一局比赛之前，他把我叫到他家，他夫人专门为我这个吃饭不方便的人亲手做菜。比赛的那天早上还把稀饭送来。这更激励了我的斗志。

    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次比赛的结果。第一局，我觉得我走出了好局势，但就在胜利在望的时候，走出了明明白白损一目的臭棋。这是会下棋的人绝对不会走的臭棋。如果仅此而已，那还好，因为臭棋而恼火，马上又出了一个洋相，把应该先手走定的棋给忘掉了（第五章还将谈到这着臭棋）。一共损了两目，结果以半目之差把胜一目半的棋输掉了。

    《棋道》总编大岛正雄写到：

        “第一局结束后，我在访问回到自己房间的秀行名誉棋圣时吃了一惊。和在北京的时候截然不同，他就像不知疲倦的年轻人，把败局作成了棋谱。开始我感到惊讶，接着感到了震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第二天早上，秀行名誉棋圣打来了电话，说他写了诗，请我到他的房间去。”

    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我常写诗。这次不知为什么，第一局输给了聂先生，特别想写诗，拿出来让大家见笑了。

    “  败而不悔，只恨自己气力不济。
        错而不悔，只因自己功亏一蒉。
        棋手终生徘徊在茫茫无涯的矿野。
        曾经辉煌的棋手也只是开在矿野的一朵小花。
        在自由的天地、方寸大的棋盘上驰骋，
        多么快乐，又有诗情，又有画意。
        无涯的自由天地，伤痕累累的经历，忍耐，战斗，弱者死去。
        不知有自由天地者多么可悲。
        多么想更多地看到美丽如画、雄浑如书的棋啊！
        接着还要和聂氏比赛，要走出好棋来！
        棋，要一直走下去，
        今世唯愿看到棋手的个性如五彩缤纷的花、画、书一样。”

    第二局和前一局的经过完全一样，也以半目输掉了，就在快要终局的时候搞错了先后，损失了左右胜负的两目棋。因为臭棋而输，心情很坏。辩解也没有用，只能承认我不如聂先生。有了不足之处，只好努力克服、加强锻炼。我这样告诫自己，才有了诗所表现的心情。

    在另一个半决赛上，曹薰铉战胜了林海峰，于是在决赛上，聂卫平和曹薰铉见了面。争夺世界第一的是中国和韩国，日本棋手没有进入决赛！围棋爱好者对此大为不满，我们也感到很凄凉，但是这一结果是预先就想到了的。不管人们怎么说，我们专业棋手只好接受这一事实。

    五局定胜负的决胜战于1989年在中国、新加坡举行，是一进一退的激战。以我看，内容上虽有些问题，但决不低于日本的头衔战水平。

    仔细研究了每一局，印象最深的是一胜一败后的第三局。「谱7 」白棋上边的处理是薰铉的一绝，但是黑99是聂先生的妙手，很令我佩服。只此一着就把中央的主导权握在手里，改变了局势的走向。白94如果走在 A位，白棋大概可以保住仅有的一点儿优势。

    被逼到一胜两败的背水之地，薰铉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第四、第五局连胜，取得了第一回应氏杯世界专业棋手锦标赛的优胜。据说韩国的狂热达到了高潮，从金浦机场到汉城市内，薰铉在敞蓬车上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并且被授予了文化勋章....宣传机构也进行了大肆宣传，据说迎来了赵治勋就任名人位依赖的第二次围棋热。前年，第一回富士通杯世界锦标赛的时候，薰铉第一轮就败下阵来，爱好者们愤怒的抗议铺天盖地而来，他曾透露说，“简直没地方呆了。”虽然国民性有所不同，但也证明了韩国社会对围棋重视的程度。

    我从聂先生那里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赢了棋，很多爱好者和有关人士会到机场来迎接，输了棋，就只有妻子孔祥明一个人来机场了。

以棋会友

面对二十一世纪

    我以为，今后围棋国际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这不单是质国际棋战的增多，还意味着围棋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和提高。现有两个美国专业棋手，詹姆斯。卡文初段（暂时回国）和迈克尔。莱蒙德六段。莱蒙德君儿童时代就在日本学棋，现在距一流棋手只有一步之遥了。我想，如果莱蒙德君取得最高段位、再获得了头衔，一旦回到美国，美国一定会掀起巨大的围棋热。据常常访问东欧的小西泰三六段说，苏联大有希望，出现了几位日本省级水平的棋手，向欧洲围棋协会输送了大量的选手，实力最为雄厚。国际象棋的大国苏联开始注意围棋，甚至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环，当然前途无量。

    但是，欧美想要达到一流水平还需要时间。目前日中韩争雄的状况还会持续下去。中国对培养年轻的接班人最为热心，专业棋手们的任务不单单是下棋，发掘有希望的少男少女也是他们的义务。有着将近十倍于日本的人口，并且是国家大规模培养棋手，所以很难说不出天才。听聂先生他们说，几位十岁出头儿的少年棋手作为预备军正在整装待发。

    韩国也陆续培养出了年轻棋手。

    那么日本呢？我个人培育秀行军团，做出了不输中国和韩国的努力，但是想到将来，我还是感到有些不安。现在还算好，虽然在日中擂台赛上苦战，虽然日本棋手进不了应氏杯的决赛，但日本还是日本。中国给人的印象是聂先生一个人，韩国给人的印象是曹薰铉，日本在棋手阶层的厚度上还领先一两步。在另一个世界锦标赛富士通杯赛上，武宫君两年连续优胜，在1988年同时开始的日中名人战和日中天元战上，日本也是连胜。但是以为“武运长久”，那就错了。

    就说培养年轻棋手，方式也各种各样。既有只是名目上的师徒关系，也有极为密切的师徒关系。后者的典型例子是木谷道场。前边儿我也曾提到，木谷老师培养了很多弟子，其中取得头衔的棋手络绎不绝。大竹、石田、加藤、武宫、小林、赵....可以说，正因为有了木谷老师的遗产，今天的日本棋坛才能成立。

    据说木谷道场的教育方针是自由放任主义，老师几乎从不亲手教棋，而是靠弟子之间的互相竞争。师兄照料师弟这一弟子制度所特有的优越性起到了很大作用，另外，我和「木尾」原先生也教过木谷老师的弟子。

    木谷道场解散已有约十五年了。并不是有意取代木谷道场，为培养下一代，我希望秀行军团多少为棋坛作了些贡献。我的方法和木谷老师很不一样。因为没有弟子制度，所以不能对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加以规定，取而代之的是研究会和集训的训练十分彻底。我希望年轻人把我的一切都变成他们的血肉。平时不学习，没有进步的学生，就毫不客气地让他们退出。为了培养代表日本的战士，这点儿严厉并不过分。我以为，我所付出的努力并不亚于木谷老师，我期望着从秀行军团中也会陆续走出争夺头衔的年轻棋手，就像当初的木谷一门。

    但是，弟子制度的长处也不能扔掉。其实，弟子制度并没有完全丧失，现在也还有些人收弟子，培养出了有希望的年轻棋手。但是，由于住房情况，像木谷道场当初那样的大规模是不可能了。如果靠个人的努力无法维持弟子制度的话，那只有靠日本棋院了。因此，1989年10月在千叶县幕张设立了日本棋院研修中心。这里不止进行院生的比赛，外地出身的少男少女也在这里寄宿，过着集体生活，每天泡在围棋里。可以说，研修中心是采用了弟子制度长处的培养专业棋手的学校。

    找我商量应该设立什么样的研修中心的时候，我曾提出一个独特的方案，“是不是让孩子们也种点儿蔬菜。”我在战后没饭吃的时候，是靠在疏散地干农活挺过来的，就是现在，我也在我家窄小的庭院里种植季节性蔬菜。看着植物生长，懂得收获的喜悦，这对孩子来说是比什么都好的情操教育，并且在根本上与学棋也是相通的。

    研修中心刚刚成立，问题还很多。比如说，培养有志于专业的少男少女是没问题，但是怎样才能发掘出有前途的少男少女呢？具体的方法还没有确立。现在的院生制度是根据有志于专业的少年的棋力来决定采用与否，但是仅此方法并不能保证把真正有前途的专业苗子集中起来。今后，应该像发掘相扑的新弟子一样，采取棋手到地方上去，亲自判断孩子将来是否能够成器，然后劝导他们考院生的策略。不能只根据当时的棋力决定是否能够成器，应该根据气魄的大小、读棋的快慢、是否有眼力等等进行综合判断。我只看一局，甚至只看序盘就可以知道孩子的将来。我说“折合孩子能成器”，几乎从来没说错过。

    总之，从秀行军团和研修中心的学生里会冒出背负着二十一世纪棋坛的杰出人物。和国家大规模培养下一代的中国相比，日本虽然有落后之感，但是也许未来却出乎意料地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