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棋禅一味微信号 2019-02-12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棋禅一味，作者何云波
人物档案：华以刚，江苏常州人，1949年4月3日生。11岁进体校，16岁进集训队。获1979年全运会个人赛亚军，1978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4年第三、第六、第五、第三、第四名。获第4届”新体育杯”围棋赛第五名。获第3届、第7届”国手战”围棋围棋第六名、第四名。获首届中国“元老杯”围棋赛冠军。获1996年“超越杯”元老围棋赛冠军。1982年被授予围棋八段。曾任中国棋院围棋部主任、中国围棋队领队、中国棋院副院长、中国棋院院长、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等职。现任北京围棋基金会理事长。
前一部分链接：华以刚：棋手、院长、讲棋人（上）
四、围棋之“劫”
何：还是想了解一下“文革”那一段的围棋经历，听说你跟陈老他们一起都下放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
华：那是一两年的工夫。先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当年国家体委来了一个军管会，它的根本理由是中央下了一道命令，还不叫什么文件，五月十二号下的，体委管它叫“512命令”。“512命令”主要的一句话是国家体委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成了独立王国。独立王国是批判彭真，批判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他说国际体委是独立王国，这个体委就等于烂掉了。军管会是总参谋部派出来的，总参具体负责指派军管会。军管会的主任叫曹诚，他的副主任其中有一个最会讲话的人叫符志行，大概是空军来的，很多时候公开出来讲话都是他。符志行嘴里说出来的东西，他说国家体委的情况是要改一改了，怎么弄的？有跳水，跳水跳它干什么？你喜欢跳，从窗台上往下跳不就完了吗？底下全是钢钉，全是铁板他都不懂，说这个话。这个项目更看不懂了，扔那个大铁疙瘩干嘛？扔铁饼。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围棋，围棋是什么东西啊？外边下着雪，屋里面烤着炭盆，其实就是一个煤饼，点着了慢慢地烤着，就烤这点火。这点火在北方是不够的，但在南方能烤炭盆小日子是幸福的。烤着炭盆，赏着雪景，下着臭棋。这就是符志行，军队中间反对民族文化，反对正常体育项目的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军管会要解散围棋，其中周总理做过两次批示，这个事情可能王汝南老师讲的更清楚。周总理说了这个话，使“四人帮”军管会的措施感到稍微有一点掣肘，有一点不舒服，他最终把我们这些人安排到“三通用”，北京市第三通用机械厂，在双井那一带，那地方早就成了商业区了，工厂也拆光了，工厂的影子一点都没有了，现在是一个很大的综合性商场，很热闹，也是观光购物的小中心。
当时我们就到那个工厂当工人，大概是70年去的，体委已经下决心要把我们的人撵走，因为周总理有一句话，叫“要留种”，就是围棋还有中日比赛，还要留种。这已经是周总理很让步了，他们一直要把围棋砍掉，但周总理实际上是不承认的。据我所知当时留的种子，陈祖德肯定是一个，是我们最好的，最大的代表人物。还有一个是王汝南，王汝南为什么必须要留种呢？王汝南是“文革”前已经讨论过的预备党员。当时陈祖德根本不是党员，陈祖德的党员是文革之后才入的。王汝南资历非常老，本身棋进步非常快，还有一个，王汝南家里成分算起来算中农，我们这些人都是城里的人，城里的人只要不是产业工人肯定都是差的，跟中农怎么比啊。可能有黄德勋我也不知道。吴淞笙可能是算的，也算排一号，四个人。接着呢，剩下来就有三个人，因为进工厂还有曹志林，有邱鑫，有我。这里面就有文章了，可能以我们当时包括棋艺的各方面水平，国家体委不会留种。根据当时的政策，运动队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理论上我们三个人应该回上海。但是“文化大革命”当中管上海的是张春桥，管总参谋部的是黄永胜。张春桥在上海发下指示：黄永胜的人没有我的同意一个都不许进上海。我们三个人很有幸，当了一回黄永胜的人，被张春桥阻止进上海，于是留在北京了，就做了差不多两年的工人，规规矩矩是工人，没有任何援助了。
何：你是做什么工作？
华：我是做铣床。陈祖德是做钳工，是工具车间的钳工。陈祖德干别的事情都非常好，工作也非常努力，但是干钳工很不称职。钳工有一个最基本的活，不知道南方人叫什么，北方人叫“剃毡子”，手上拿一根手指头粗细长短的毡子，蘸钢毡，把钢的小的颗粒剃下来，手要捏着钢毡，右手的榔头要打。熟练的人是不可能打不准的，陈祖德一打总是打到自己大拇指上，榔头敲自己大拇指疼痛可想而知，而且敲的是钢啊，要把钢的颗粒切下来，陈祖德干不来。其实就是说人啊，你不适合的位置一样做不来。你要放在这个位置上你还是个调皮捣蛋的工人，要挨尅的。做了两年，我们刚去工厂的时候工厂就把我们当成普通的人，什么也没有，我们几个人都住进了集体宿舍，七兄弟，这就是后来江湖上说的“三通用七兄弟”，岁数正好一个一个挨着，44年开始的，陈祖德、吴淞笙、王汝南、曹志林、邱鑫、华以刚、黄德勋，一个个正好差一岁。
何：平时有没有下棋？
华：下什么棋啊。但是就在那个时候，陈祖德为首去张罗围棋的恢复是有的。陈祖德中间碰过一个很大的钉子，这是他一辈子难忘的。就是在“三通用”的年代，他碰见一个人，具体职务国家体委分管体育方面竞技的一个副司长，肯定是管武术、管围棋，陈祖德去约见他，显然要跟他谈这个事情，他找种种理由推脱不见。陈祖德异常的伤心。后来陈祖德自己当了中国棋院院长之后，他就对普通的人，凡是要来找他的，记者，都牢牢记着，尽量以诚相待。
那个时候我们根本谈不上下棋，没有人可能下棋，我们是正式的工人。还有一个，我们上的班都不一样，我跟邱鑫、黄德勋三个人要三班倒的，因为我们三个人年纪相对最轻，就分在机床组。王汝南是小修，陈祖德跟曹志林是工具。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是做矿石的粉碎机，机械厂有一句话，叫做“紧车工，慢钳工，溜溜达达是维修”。王汝南是在维修车间，他的小日子过得好，而且他那个地方上的是正常班，不倒班的。有的时候因为用电的原因也上过夜班，上的班都不一样下什么棋啊。住的地方就是工人宿舍，长期他们五个人住在一块，我跟吴淞笙住在一块，我跟他们住的宿舍都是有距离的。
我刚刚漏掉国家队里面一个重要的人，叫黄进先。这个人后来到河南去，还被河南推举上来，当过好几届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的。黄进先广西人，本身有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叔父字写的都不错，桂林很多风景区的字都是他的叔父写的，字相当好，拿得出来的。结果这么好的字，碰见他的兄弟，其实就是黄进先的叔父，他的叔父这么评价黄进先父亲的字：“他写招牌是不错”。就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写招牌他还可以，综合的能力还是我强。可见黄进先是有一点家学渊源的。黄进先现在云游四方，哪儿请他他就去哪儿。这个人很逗，爱好广泛，还唱歌呢，喜欢K歌，而且跟老婆一起K。他的老婆也特逗，退休前是河南省体委计财处处长，财神爷。结果在职的时候没有获得高级职称，她自己觉得别人会耻笑她：“你只会做干部，财会的知识根本不行”。结果她没有获得专业的职称，退休之后还着急，自己刻苦攻读，最后考上了职业会计师。别的人说她哪儿不行就攻哪个，说她唱歌不行就攻唱歌，属于非常好胜的那种。
文革前当时黄进先、陈祖德、王汝南住一个屋子，我65年左右刚去的时候，吃过了晚饭，训练局的晚饭很丰盛，吃饱了，王汝南上街买了个西瓜，九斤，一拎回来，陈祖德其实想吃西瓜了，拿话挑拨他：这西瓜，亏你的，三个大人呐，买这么个西瓜，也不买一个大点的，超过十斤的你不买。要不然你买两个啊，买一个西瓜你够谁吃的。弄得王汝南挂不住，说那你一个个吃吃看啊。于是两个人约定半小时之内西瓜要吃掉，吃晚饭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吃西瓜，肯定是照平常一样是吃饱的。准备好脸盆，王汝南开始切瓜。陈祖德开吃，西瓜吃的还是很干净的，结果王汝南被迫再去买了个西瓜，从此之后知道再也不能跟陈祖德赌吃的东西。
陈祖德最喜欢的就是喝啤酒，那个时候不叫扎啤，叫升啤，一升四毛钱，陈祖德跑到小酒馆，通常找一个举重队的朋友，有的时候是自己，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刚去北京的时候挣32块，他62块，拿我两个月工资呢，大家都觉得他特别有钱。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待着没事了就要喝啤酒。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也会去，也有瘾。要是两个人的话，啤酒当当当当先放四升再说，菜是一小碟子花生米，估计一毛钱。陈祖德喝啤酒是出了名的。陈祖德还看过一篇小说，叫《七把叉》。“七把叉”吃东西可厉害了，动不动就是羊排多少斤，鸡蛋多少个，全是这个，陈祖德深为佩服。陈祖德的个性，是很喜欢激烈竞争。在这一点上，聂卫平喜欢打牌，其实陈祖德也好，聂卫平也好，他们之所以成为棋界的代表，除去很多原因之外，他们有一颗竞争的心。有些人也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水平，但是那颗竞争的心不努力，最终这些人可能成为接近顶上那朵大红花的这片叶子，但是没有成为一朵花。
我刚去的时候，围棋队党员就只有王汝南一个，能成立党支部吗？但是队伍需要党的领导啊，王汝南就跟举重队的人一起参加党支部的活动。运动队当时有两个人，其实都是副领队，正领队没宣布。一个人叫李政洛，是东北人，受过日本的奴化教育，会讲日本话不会写日文，没有什么文凭。还有一个人叫王海如，反正是一个处级干部。当年国家体委长期让武术处来分管棋类事业，武术处的处长他要管围棋、象棋，当时没有国际象棋，也没有桥牌。就是后来王汝南说的一句话：棋手如果当上副处长，那就是能当的最大的官了。什么意思呢？你在武术处当副处长了，人家正处长是武术的人。你可以管全部的棋类，但是你是副处。觉得能够升成那样已经不得了了。
五、全盛时期
我参加全国比赛最好的成绩，事后回想起来，我是从1978年开始有名次了。1978年是全国比赛第三名，1979年是全运会，在体育队伍里全运会和全国赛事不一样，全运会涉及到省市的锦标，79年的全运会我是第二。大概事后来看，1978年开始到1983年，当中我是两次第二，大概一次还是两次第三，总而言之都是前六名的。中间还有一些搞出来的邀请赛，围棋最初搞的比赛是这个样子的，1978年是三中全会，1979年就搞了新体育杯，还搞了一个体制外的比赛叫作国手赛，是由人民体育出版社搞的。这些比赛统统加起来，我的名次大概拿了六到七次。王汝南拿的比我早，他从64年全国比赛四、五、六方面的名次可能拿了一个，他作为新秀冒的早，等到我拿比赛成绩的时候，王汝南最多拿了两个，跟我同期的时候已经下滑了。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王汝南还有一桩事情值得提的，1975年全运会他成绩很好，打到了冠亚军的决赛。下到中午的时候王汝南就放出风来，跟他的代表团一汇报，弄得满城风雨，说要赢了，冠军是安徽的。聂卫平也说要赢。其实那个时候的状态在打一个单片劫，正好暂停了。单片劫王汝南的劫材多一个，王汝南拿冠军实际上是铁定的，聂卫平是盲目兴奋。结果神差鬼使，下午上去一下，王汝南劫材打错，本来这个地方肯定是劫材，结果他找劫材的地方还要通过劫争来解决。聂卫平先把单劫一粘，王汝南又强行打劫打不赢，最后聂卫平赢了半目。对于王汝南来说这桩事情他很遗憾，是刻骨铭心的，现在采访他也不怎么谈了，这个可以代他谈一下。其实这个冠军照正常是他的，但是看起来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或者不让王汝南拿，或者说要让聂卫平拿，要成全聂卫平。
聂卫平这个冠军拿了之后，76年到日本去“聂旋风”，到了日本6胜1败，什么藤泽秀行、石田芳夫都被他干掉了。聂卫平还非常运气，6胜1败当中有一个业余棋手，叫村上文祥。村上文祥棋力也不俗，那盘棋结果聂卫平小胜，实际上有一个角，你要真说复杂也复杂不到哪儿去，但是村上文祥没下出来，要是真下出来聂卫平不是输一点儿。日本最高的业余棋手都看不出来，坦率的说可能聂卫平也没看出来。聂卫平要看出来早先有机会他就先补一下，虽然是后手，但这里面巨大，对方只要不下你就该补，但聂卫平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时候有巧合，王汝南长期又是唯一党员，他的业务工作，包括专业技术都也是很好的，人缘也不错。虽然行政职务是组织部门决定的，但肯定也要问，到底这些人分别有些什么特点。
还有一个，当年有一个团体赛，我当然是代表上海。因为我在上海第一台打不上，第一台有陈祖德，即使陈祖德不参加也有吴淞笙，我只能打第二台。我在第二台的时候，大概1978年到80年，三年当中加起来一共下了三十二盘棋，我三十一胜一和。下棋要懂这个道理，你如果跟对手下四盘棋，你老是保持赢三盘，对手是要降格的。我赢到三十二盘棋，就说明我的水平比他们高的太多了，不在一个档次上，那个时候是我个人的全盛时期。当时二台的棋手，主要是陈志刚、江鸣久这些人，面对我可以说完全不是对手，被我彻底扫平。唯一的一和是黑棋四目棋，又收后，我很滑稽地跟黄良玉下了一盘四目的赖皮和，但是确保了我的一个名声，三十二盘棋不败。其实那盘棋就算败，也已经了不起了。按照日本人的规矩，如果下十番棋，一上来4:0，后面六盘棋不下立即降格，我等于是可以降格降对方八趟了。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是第一流棋手，那是无可争议的。
何：那你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盘棋是？
华：当然是对黄良玉那盘棋印象很深刻。那盘棋我自己一直觉得很好，哪个地方效率想更高，非要试人家应手，冲紧气，结果他突然发现，把一个地方的征子跑出来了。一下子搞得我很崩溃了，后来拼命收拾，局面肯定是不好的了，大概是这样。文革之后我已经进入了全盛期。
何：人生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一盘棋是哪盘棋？
华：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盘棋。本身我也很有自知之明，在棋上我自己觉得肯定还算不错的了，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我肯定也是优等生了。没有什么好代表作了，就像我的成绩、那么多名次都是代表作了。
何：《围棋天地》好像让每个棋手选一盘来讲解，你选的是哪一盘？
华：有可能选择的就是赢加田克司的一局，也是第一次赢日本九段。再有一个也是第一次访日，那时候访日的印象也很深刻，当时我们正好要经过香港，中日之间没有直航，正好巧的是乘飞机要安检了。当时的信息不沟通到什么程度呢，香港已经搞安检了，接待我们的中国驻香港的对外办事处，对外挂着叫新华社，工作人员居然不知道。当年不可能用手机啊，突然听说要安检，我们的代表团团长是当年的河南省体委主任叫陈淇，陈主任一看，对陈祖德说：祖德啊，这个事情可使不得啊，我就听说曾经有外国的记者要近距离拍我们九破世界冠军纪录的举重的陈镜开肌肉的特写，最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认为是“崇洋媚外”。所以不敢接受安检，惹得日本航空公司的经理来了，驻香港的经理，因为是日本人主办的，他反复一再地说安全检查措施不是针对你们的，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话说的狠了，美国大使来也要接受检查。美国大使是什么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代表也要经过检查，就不是针对你的了。我们还是不为所动，不干。最后跟他说，因为行李托运掉了，人家不知道你不肯安检啊，乘机手续早就办了，我们在休息室。代表团团长决定，卸下行李不走了。碰见这种蛮横的分子，日航的驻港经理肯定晕过去了，没有见过这么不懂道理的，怎么回事。但是人家提出这要求不飞了怎么办啊，他屈服，他说这样吧，你们各自准备好东西，跟着我快点冲出去。那时候飞机已经在跑道上等了两个小时了，他也不能再耗。那个时候安检毕竟刚有，安检人员看也看不懂，一看日航经理挂着牌子，很多人也认得，航班是日航的。日航的经理带着人来冲港，我们就冲进去了，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当时的中国人如此不懂规矩，确实是非常的糟糕。我们那个时候坐的747的公务舱，还有一个好处，它进去之后就爬到楼上去，是747顶上鼓起来的地方，就等于没有走进普通舱。要是进普通舱的位置人家肯定要喝倒彩，就为了等这几个人啊，经常乘飞机有这种情况，别的人都坐好了，有几个人进来了，肯定是等这几头驴子嘛。这个事情当然是一塌糊涂。由于74年去的时候还是“文革”以来的第一趟，日本人超级重视，《读卖新闻》的采访团、摄像机，包括现场采访的人员一直等到悬梯旁，你一开机舱门人家已经看见了。就这么重要的东西，人家给你这个规格，你一句话说不去就不去，中国人那个时候多牛啊，不讲道理，啥也不懂，反正光着脚的。不像现在，哪能干这事，处处要考虑什么国际影响，韬光养晦。
“文革”以后不是围棋被解散了么，解散之后就和举重队脱钩了，进工厂了嘛。73年经过了一年的恢复、集训，又成立了中国围棋队，又回到了训练局。这个时候就准备要建棋院了，棋院是92年建成，它早就要筹备啊。筹备的中间必须要讲一段历史，棋院挂的牌子起初叫中国围棋院，或者简称就是围棋院。围棋院这个概念，当时的体委副主任陈先张口就是“围棋院”，他从来没说过中国棋院，计财室也都是围棋院项目。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