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ports.sina.com.cn 2012年03月06日12:10 三联生活周刊
为什么江维杰的力量那么大？为什么江维杰的后半盘几乎没有失误？关于江维杰围棋技术上的种种疑问答案只有一个：训练。李昌镐之所以在他的那个时代无可匹敌，就因为他强大的计算力和滴水不漏的后半盘。俞斌告诉本刊记者，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成长于道场的围棋少年与老一代棋手有很大的区别。“这些道场少年的共同点是，下棋速度快，对局量大。道场各种严格而科学的训练，把新一代棋手的计算力和后半盘都提高到了可以与任何人抗衡的地步。打下了一个个‘小石佛’的基础。现在国内的一线棋手基本上全是道场出来的。”
此外，网络和资讯的发达，也为道场少年的成熟扬名起到加速作用。“我20多岁的时候，想找一本日本棋谱都找不着。”曹大元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70年代，他一个学棋的同学托关系找来一本1965年出的日本围棋年鉴，留给他的借阅时间只有三四天。他只能争分夺秒地手抄整本棋谱，然后再慢慢看。“现在比赛机会这么多，最后能够成长到多高，就看个人的天分与努力了。”
俞斌说，北京有四大围棋道场。“按历史悠久算，聂道成立时间最早，聂道和马道属于名气大，起点高的道场。但是从学生数量上看，2008年成立的葛道后来居上。葛道的出现，改变了整个道场的教学方式，使北京的道场市场进入一个激烈竞争时代。另外还有个野狐研究会，发起人是40位职业棋手，它的特点在于分职业棋手和业余冲段棋手两个学习点。”
“道场”一词源于日本。1999年聂卫平道场成立，中国才真正有了“道场”这个概念。然而实际上，聂卫平成立道场的最初目的只是希望在国家队以外建立一个“国家围棋集训二队”，以扩大国家队人才的选拔面。
由于“初始设置”比较简单，因此，最初聂卫平只是在距离棋院不远的“北京市体育局训练二队”大院中找了个二层小楼，预设空间能够容纳20多名棋手。没想到，当聂卫平围棋道场的招牌挂出仅半年，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少年天才们便已经达到了60多人。由于这一“预料之外的变故”，聂卫平道场不得不几次迁徙，不断地扩大教学场地。
随着聂卫平道场的诞生，北京先后出现了大大小小十几个以培养专业棋手为目的的围棋道场，但绝大部分的道场都只是昙花一现。除了聂卫平道场一直以来都经久不衰外，马晓春道场在开办初期遇到了瓶颈，直到2005年才奇迹般地起死回生，而吴肇毅道场、周明镭道场、岳亮道场、三九段围棋道场、杏泽围棋学校以及郑弘围棋学校等多家都是道场形式的“职业围棋训练点”，有的已经停办，有的还在苦苦支撑，惨淡经营。
如果去问围棋圈中的名宿们，多数人都会说，道场这行，不好做。“对于想成为职业棋手的棋童来说，‘打级’(专业术语，就是考级)必不可少。每年中国棋院的围棋入段名额只有20个上下。2011年定段赛共分为U17组、U25组和女子组，吸引了400多名青少年棋手参加，他们中仅有22人能够‘定段’。其中17岁及以下年龄组有17名定段、18岁至25岁年龄组有2名定段、女子组有3名定段。这是真正的‘独木桥’，是当职业棋手之前必须经历的残酷的选拔之路。”葛玉宏告诉本刊记者，一年一度的定段赛被称为“围棋高考”，实际上，它比高考更残酷。20年定段赛历史中，数千人次参加定段赛，仅有264人成为职业棋手。曾有人计算，每年入段的成功率甚至要比考上全国重点大学难上60倍。
不管底下的培训机构有多少，上面的瓶颈就这么大。而家长们往往很现实，谁教得好就去谁那儿学。大伙儿在一个锅里抢饭吃，谁的道场定上段的孩子多，家长就认哪里。
另一方面，真正的天才毕竟有限，那些才华横溢的孩子也是各道场争抢的对象。因为，手中有了几个实力强劲的苗子，也就等于在每年的定段名额上加重了自己的筹码。为了挽留住这些可以提高自己道场声誉的孩子，往往道场还会为这些天才们开些学费方面的优惠条件，甚至是干脆免费让他们在自己的道场里练习。
久而久之，家长们都认可的道场中的生源就会越来越多，而其他道场也就相对越来越被冷落，最终只能关门。
围棋道场后来也慢慢发现，光是靠“冲段少年”的收费，虽然经济效益不大，但业余围棋普及的市场颇大，于是他们开始开设走读业余培训班。而业余培训班能逐渐扩大，是因为道场养有一批职业棋手才让这些业余棋手慕名而来，他们于是改变思路，用业余培训的收入来养职业棋手，再让职业棋手指导业余棋手。在这方面结合得最成功的是“马晓春围棋道场”。
葛道则一直致力于“冲段培训”，并在2009年的杭州全国定段赛中“一战成名”：在20个定段名额中占了14个，且包揽了女子的3个，往年定段赛的常胜将军聂卫平道场和马晓春道场总共只拿到了6个名额。葛玉宏将葛道的成功归因于“严格”。他告诉本刊记者：“我曾带着几十个孩子去过聂道、马道学习，在我看来，孩子们下课后的闲暇时间没人管，80%的孩子如果没有父母的严格管理，处于非发自内心的训练状态。在我看来，职业棋手就是准职业运动员，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这需要通过魔鬼式训练获得。”
1991年出生的女棋手张越然是杭州人，2008年10月开始在葛道场寄宿学习。2009年她以女子组第二名的成绩定段成功。要知道，在此之前张越然已经6次参加定段赛无功而返。张越然告诉本刊记者，葛道场的严格让她印象深刻，“在这里学棋，差不多一天10个小时都与棋有关，比赛或训练，时间比别的道场至少多一两个小时”。张越然2006年来到北京“冲段”，先后在聂道场、马道场和吴肇毅围棋道场待过，她说那些道场“自由些”。“比如上午8点半是下棋训练，一般其他道场你下完就可以休息等午饭了，但在葛道场不是这样，下完还要拆棋复盘，一般来说要等到11点半通知开饭了，训练才结束。”
葛玉宏说，道场分寄宿和走读两部分学生，“走读的晚上22点半就回家了，寄宿的还要多训练一个小时，有的人还得加练，我知道的最晚到凌晨2点”。从每年8月开始直到次年7月定段赛前，是冲段备战周期，葛道场的学员日复一日进行着枯燥的训练。张越然说在道场学习期间，没有任何娱乐时间，他们最快乐的是一周去一次家乐福，“只有那时候觉得轻松些，把一周要用的、要吃的买了，其他时间都不会出去”。即便是去超市，葛玉宏也规定了时间，“每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这一个小时，回来后接着训练”。
葛道场每天都有的训练就是做死活题。定段周期内每天要给每位棋手布置34道死活题，规定1个半小时全部做出来。“这些题都比较难，一些是日本棋手专门研究出来的，还有韩国的死活题集，计算量太大了。”做错死活题打手板是葛玉宏的独家惩戒方式。“男生做错一道题，打3下手板，我亲自打，其他教练都不行。”葛玉宏说打手板有技巧，要根据学员的不同性格教育，“有的人要打重，有的打轻，有的人虽然打得轻，但声音要很响，在其他人看来以为打得很重。”对女生，葛玉宏宽容些，以罚款代替。“以一周的正确率计算，达到85%以上通过，达不到罚款50元。看起来数目很小，但她们都觉得被罚款是很丢脸的事情。”
葛道还有一项被围棋界广为人知的惩罚措施——“暴走”。“如果出去打对抗赛输给别的道场了，孩子们要跟着我从石榴园开走，经北京的天坛、天桥、西单、东单绕二环暴走一圈，用时三四个小时。”也正因此，葛道出来的孩子下棋“拼得很凶”。“不过现在，随着陪读家长多了，有一部分家长注重孩子的心理教育，我们也开始减少惩罚措施。”
在道场学习并不便宜。以聂卫平道场为例，孩子学棋一个学期的收费是1.15万元，这是指那些吃住在聂卫平道场的学员。而走读的孩子一学期的收费则是6000元，这还只是纯学费的价格，其中没有包括家长给孩子单独请复盘老师，以及知名棋手开小灶的钱。由于如今棋童的年龄日趋减小，单独送到北京来，孩子还没有自理能力，家长也不放心，因此，放弃工作背井离乡到北京来陪读的家长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对于住校的学生家庭来说，在一年1.15万元的基础学费上还要加上房租、衣食以及以上提到的“小灶”费用，一年下来花个5万到8万元也算是正常了。
作为草根道场，葛道的收费相对要便宜一半，但是对初次见面的外地棋童和父母，葛玉宏通常会有这样一番交谈：“一是孩子是不是发自内心喜欢、热爱。因为一旦决定走职业棋手这条路，就注定要放弃童年欢乐。二是父母双方态度是否一致——包括精神和物质上的，否则孩子会学得很累。三是孩子在地方是否出类拔萃，至少是省赛前三名，否则到了北京这种都是尖子的地方，自信心会打压得很严重。第四是父母必须顶住外界的其他压力，比如攀比及消除急于求成的心理，同时必须放弃选择其他道路的决心。”
葛玉宏表示，13岁到18岁是学棋升段的关键年龄，这个时候家长孩子“不抓紧”提高棋力，前途就“白瞎了”，但“抓紧”付出的代价就是辍学。“小棋手一旦决定冲击职业段位，再想通过半读半棋的方式来提高棋力，几乎是不现实的。在道场学一整天，回到家里，还要打谱、复盘，哪有精力再学别的课程？这并不是一条适合所有棋童的路。”
另外，围棋道场在教育功能上是有欠缺的。“常年在北京道场训练的孩子400多个，江维杰能有几个呢？到最后如果成不了职业棋手，学业也荒废了。”曹大元说。而且在葛玉宏看来，欠缺文化综合知识的定段少年后劲不足，很容易成为棋匠和棋士而非大师。
考虑到这一点，葛玉宏在去年8月将道场搬到左安门，与志在办一所围棋特色中学的左安门中学联合办学，希望能改变已经延续了14年的全天训练、不学文化课的道场培训模式。但是，鱼与熊掌能兼得吗？葛玉宏心里也没有底。
曾经有围棋界人士提出改革措施，要求冲段少年只有通过了文化考核才能定段。对此，中国棋院前院长王汝南告诉本刊记者：“围棋是小行业，不像足球、篮球这些社会需求与大众关注度都很高、职业化程度也很高的行业，围棋经不起折腾，因此只能是渐进式的改良。硬性规定与软性引导如何平衡是一门学问。出台任何一个政策都可能有负面作用，引来很大的争议，因此我们一直都很慎重。例如如果要求冲段少年只有通过了文化考核才能定段，也会遇到很多问题，首先，如果让地方教育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可能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真实性难以保证；如果由中国棋院来组织文化考核，那样不但工作复杂，行政成本也很大，也会引起相关利益者的反对。所以，这些问题还是应该由市场本身来调节，当家长们认识和体会到让孩子‘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就算成为职业棋手也并不划算，最终大家都会回归理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