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擂台赛
我感谢擂台赛，它使我有机会为我的祖国做了一点事。
1984年，一些队员去参加访日比赛了，没去的队员就悠闲了许多。想象着队友们在日本比赛的情景，我的心充满了惆怅。谁知好消息悄然而至，一天，郝克强老师对我说：“江铸久，你好好加油吧，我们正在筹备中日围棋擂台赛。”这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在第一届擂台赛的开幕式上后，第一战中方先锋汪见虹输给了依田纪基，接着就该我上了。我收集了很多依田的棋，一门心思看棋打谱。
轮到我执白，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要让依田一下就把我击垮，因为依田的棋非常锐利，要想法先耗着，然后再寻找机会。我的布局稍微亏了，但总的来说还算势均力敌。熬到最后，依田没有下出特别好的棋，局势开始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眼看胜利在望，我反倒开始紧张了，就怕一疏忽把棋断送了。我几次去卫生间用冷水洗脸，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最后，我赢了依田一又四分之一子。我太高兴了，因为这种比赛能赢下一盘就很好了。其实，我只是发挥得还可以，主要是依田的失误多了点，他的攻击有时过火了。下一盘，我将迎战小林觉。
紧接着我又去桂林参加了新体育杯，我下得非常糟糕。当时以为自己不在状态，其实还是水平问题，深一脚浅一脚的老毛病又犯了，经常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兵，把缺点都暴露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全国个人赛。为了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我没有跟队里一起走，而是去了衡山。一个人在山道上边走边想，脑子似乎清醒了不少。
第二天早晨，我遇见了湖南省地质队的几个工程师，几句话聊下来，彼此有了好感，他们知道我是北京来的运动员，我也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兴趣。他们正准备去界碑看矿，我也想跟着去长长见识，于是就退了房，上了他们的吉普车。
途中，我随工程师们去了一个勘探小队。工人们羡慕地说：“你这么年轻就在中央工作，真了不起。”我说：“我哪是什么中央来的，不过是个运动员而已。”将近中午，一条蛇好像是知道人们要吃饭了似地主动送上了门，工人们打死了蛇，用它做午餐肉。
吃饭了，每个人一钵饭，一罐菜。看着那一罐菜，我傻眼了，所谓的菜其实就是辣椒，里面几乎找不到什么肉。我吃了一口辣椒，立刻头上冒汗，嘴里好像着了火，没办法只好使劲往嘴里塞饭。辣椒没吃几口，一钵饭倒是都吃光了。剩下的辣椒我分给了工人们，他们一个劲地谢我。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辣椒饭，我觉得地质工人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工人们却告诉我：“今天还算是吃得好的，因为省里和中央都来了人，平时的辣椒里可没今天这么多的油水和肉。”我这才明白，当工人们发现那条蛇时为什么那么激动。
那顿饭吃得我感慨万分，我们平时吃得稍微不称心就要抱怨，嫌工资不够高也要抱怨，下棋输了就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和这些四海为家的地质工人们比，他们的苦才是真正的苦。
回去的路上，我和工程师们谈了自己的看法，可是他们说，你刚才见到的地质队还算是条件好的，至少他们是住在宿舍里。更多的地质队是居无定所，餐风露宿。衡山之游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原来总是抱怨下棋如何如何苦，从那以后，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最多也就是说说输棋后的痛苦。
下午，我随着工程师们往衡阳赶，心情就没有上午那么轻松了，沉甸甸的，心想：这世界上不容易的事和不容易的人还真是挺多的。
在广州的个人赛上，我的成绩是第十五名，尽管我很想下好棋，可就是事与愿违，问题还是实力不够，唯一的安慰就是我把每一个对手都看成是小林觉。成绩不好，大家都对我接下来的擂台赛表示担忧。
郝克强老师送我上飞机，他问我感想如何，我的回答是：“撞沉吉野。”我很喜欢电影《甲午海战》，就引用了海军将领邓世昌的话来表示自己的决心。我还对郝克强老师说：“下一次你也到机场送我。”意思就是我会连赢的，不知道当时郝克强老师是怎么想的，是看我很自信，还是不自量力。
我和小林觉的比赛被安排在箱根的石叶亭旅馆，日本棋坛很多重要的比赛如本因坊战就是在那儿举行的。那盘棋我执黑下得比较顺利，几块棋缠绕下来，我占了便宜，最终我赢了小林觉。
下一场比赛的地点是东京的银座，对手是淡路修三。在东京，我联系到了好朋友、原北京围棋队的常征明，那时他正在日本学习证券，后来他当上了中信公司的领导。跟常征明有关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个叫生方文司的日本业余棋手正在跟山西搞体育交流活动，他说：“江铸久，你这么年轻又会日语，为什么不到日本棋院来留学？”听上去主意不错，但知道真要办起来会相当麻烦。生方文司就说，“我可以帮你试试看，有事我可以和你在日本的朋友常征明联系。”
到了比赛场地，我就暗暗叫苦。因为对局室不是一间单独的房间，而是一间很大的房间，仅为擂台赛而临时布置了一下，把房间分隔成对局室和研究室两部分，这样我和淡路下棋时就会受到干扰。开始我还很担心，在这样的环境里下棋，可能会影响自己水平的发挥。但很快我就平静了下来，并不是我一个人受到干扰，淡路也同样受到干扰，而且我的日语有限，他受到的干扰应该比我还大。
那盘棋我下得很苦，淡路的水平确实不错，而且那段时间他的竞技状态很不错，成绩也很好。比赛每方三个半小时，我开始读秒时，淡路才用了一小时五十分。可是如果有棋运的话，它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地方。我的形势不好，淡路就想一棍子把我闷死，而越是想把我闷死就越是闷不死，淡路急了，他越是有时间长考就越是想不出好棋。如果换一个水平更高的棋手，或者心态更好一些的，那我可能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淡路选择的路是全面围杀我，通常读秒的时候我会下得不好，偏偏那一盘我错得很少。我在逃大龙时，还处处给他出难题，为了解决我出的难题，他消耗了不少时间。淡路进入读秒后开始慌了，嘴里不时念叨着什么，我听到有傻瓜之类的词。不管怎么样，最后我赢了淡路。
下一个比赛的对手是片冈聪，比赛地点是在上海。那时上海正好有个小范围的名人赛，名单里没有我。擂台赛连赢了几场，我士气正旺，底气很足，就向队领导打听，名人赛的标准是什么？擂台赛的成绩算不算？领导回答我，名单是早就定下的，因为那时还没有打擂台赛。
比赛时，我和钱宇平住一屋，一般人们外出总是喜欢轻装，东西越少越好，可是钱宇平那时总带着一对哑铃锻炼身体。比赛前我的神经绷得很紧，早早就睡了，迷糊中隐约知道钱宇平回来了，可过一会又没有动静了。我当时是朝着墙睡的，无意中睁开眼吓了一跳，墙上可以看到有一对哑铃晃来晃去。我知道是钱宇平在举哑铃锻炼身体，可是赛前我太紧张，神经过敏地以为哑铃就在我的头上晃动，唯恐钱宇平万一举不动，手一松，哑铃掉下来砸在我身上，那我就不能比赛。就这样杞人忧天，我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在和片冈聪的那盘棋中，一上来的那个大型定式我研究得不深，所以布局时就有些吃亏。中盘后我开始扳回来了，后面的攻击我还是比较凶狠的。这样我不但扭转了局势，我的空围得还挺大，片冈聪没办法，只好把他薄的地方硬撑了一大块空。到底要不要打进他的空？最后我还是打了进去，一锤定输赢。
比赛结束后我们去了长江剧场，曹志林老师正在讲棋。看见我们，棋友们“呼啦”拥上前来要求握手签名，我只觉得很多笔在眼前戳来戳去，好像还挺危险的，保安及时将我们带了出去。远远地看着长江剧场，门口还围了一大群人，我的心头热热的，其实我很想给棋友签名，可是当时的情景容不得我那样做。很感激棋友们对我的热情和鼓励。
赛后，我陪片冈聪一行乘船游览黄浦江。酒卷忠雄先生说：“日本棋院这两天就要讨论你来日本棋院留学的事。”片冈聪说：“那真要这样就好了，我们可以经常在日本下棋了。”船上安排了娱乐节目，酒卷忠雄先生津津有味地看着变魔术。片冈聪有点不耐烦了，他告诉我，他这已经是第三次游览黄浦江了，因为每次到上海，主人都是安排游览黄浦江，而且船上的娱乐节目几乎没变过。
赢了片冈聪后，邱百瑞老师问我，能不能跟常昊下一盘，他进步很快。我不记得是让四个子还是几个子，常昊下得特本手，特坚实，我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就输给他了。常昊那时就给我留下了挺厉害的印象。
当时曹志林老师主持的《围棋月刊》专门出了号外，并联系了一家洗衣机厂赞助，这家厂后来发展成为申花集团，是申花足球队的赞助商。曹老师说：“江铸久，你好好下。如果你赢了，厂方答应赞助你一台洗衣机。”我听了很高兴，因为当时洗衣机算高档紧俏商品，如果我拿这台洗衣机孝敬父母，他们一定很高兴。
我如愿以偿赢了比赛，在庆祝晚宴上，曹老师把我引见给洗衣机厂的老总，老总答应把洗衣机寄到太原去。回北京几个月后，家人告诉我，洗衣机没有寄到家里。我有点尴尬，觉得好像给父母吃了个空心汤圆。后来有一次遇到曹老师，问起这件事，曹老师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会事，看来厂里是赖掉了。一台洗衣机在今天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但当时我和家人的确是空欢喜了一场。
擂台赛连赢了几盘后，我很是风光了一阵。许多地方邀请我去做报告，介绍擂台赛的情况，其中清华大学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清华大学的围棋基础比较好，而且年轻人很容易兴奋。记得有学生问我：“哪一盘棋下得最好？”我那时年轻而又气势正旺，就豪情万丈地回答：“下一盘！”这样的回答当然赢得了满堂的掌声。
下一个对手是石田章，可是比赛前的一段时间，我对棋特别没有把握，跟大家下棋时经常输。因为擂台赛成绩好，队里就让我搬到条件较好的房间去住，室友是王谊。相对来说，王谊当时的成绩在队里要弱一些，可是我跟他下快棋却下得很难看。我紧张起来，几乎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很多人还调侃我，这些棋输了算什么，你只要擂台赛的成绩好就行了。
又要去日本比赛了，连头尾共五天。郝老师跟我说，比赛的日程定得很死，因为经费的关系，日方只能接待我们三天。如果我们到了日本后的第二天就去下棋，可能对比赛不太有利。跟日本人商量下来，我们去日本的第一两天不下棋，就是休息。如果第三天我下棋赢了，那第四天就连下。仗着年轻，我相信自己的体力，就答应了这个方案。
到日本后的第二天，是NEC的决赛，当时风头最劲的赵治勋和小林光一打入了决赛，最后赵治勋半目赢了小林光一。在酒会上，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林海峰老师，就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如布局不好、不知道平时应该怎样学习等等。林老师是个相当谦虚的人，他说：“我觉得你没什么大问题，棋下得挺好。”这也许是林老师的客气话，可当时的确增强了我的信心。
在酒会上，我还遇到了酒卷忠雄先生。他对我说：“关于你到日本棋院留学的事，理事会已经通过了，生方文司先生会安排你的生活琐事。最近，大校雄介理事正在中国访问，会跟你们中国棋院谈的。等一会，他会赶到酒会来。你觉得中国围棋协会会同意吗？”我知道，多年以前，中国棋院曾经有过派棋手去日本留学的意向，所以我认为，中国围棋协会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大枝雄介先生来了，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说：“留学的事可能不会很顺利，因为中国围棋协会有问题要跟你商量，你回去以后再说，我们保持联系。”当时我听了有些不愉快，觉得可能是大枝雄介先生不赞成我赴日留学，就推脱说要跟中国围棋协会商量。
虽然不愉快，但擂台赛还是要打好的。和石田章的比赛还算顺利，他的棋路比较对我的路。下到中盘，他的一个缓手被我抓住，我攻击了他的一块厚势，顺带还破了他一个大飞角，局面一下就有利于我了。这时，我的弱点又出现了，下得过火，老是跟他转换来转换去，好在我最后的一个转换劫材比较多，一举就把他的一块棋提干净了。我又赢了，至此，在中日擂台赛上，我已经连赢五盘了。
接着，我要跟小林光一下了，比赛地点是日本棋院。那次，我们一块去的有《新体育》的刘晓君和我们的领队杜维忠。刘晓君懂一些日语，很多日本来信都是他翻译的。
比赛前一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日本友人问我们：“不是原定在香港举办比赛的吗？你们中国围棋协会为什么不同意？”刘晓君愣了愣，说：“不会吧，怎么会不同意？”日本友人说：“我们特地给你们发了函。”刘晓君想起日本棋院是来过一封这样的函，可上面说的是我方不同意在香港举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哪一方不同意在香港举行比赛？后来刘晓君才想起，那封信的语意是否定之否定，意思是：“难道我们不可以在香港举行吗？”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在香港举行比赛？”可是我们这位可爱的刘晓君先生把意思弄拧了，大家都等着去香港比赛，可是刘晓君告诉郝克强，日本人不同意去香港，既然日本人不同意，那我们也没办法，当然也就不同意了。
比赛那天，雪出奇的大。我执黑，迎战小林光一。开始的布局我还可以，可是中盘以后，小林光一不停地瓦解我的攻击，进入大官子阶段，小林光一就控制了局面。我尝试了各种手段，都不能扭转败势，最后只好认输。
虽然输给了小林光一我很遗憾，但擂台赛我的成绩难以置信的好，这对我自己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安慰。
回到北京，大家都很高兴，我就问陈祖德老师有关我去日留学的事。陈老师说：“这件事恐怕我们不会同意，原因是各方面的，也不是我一人能做主的。”我那时年轻，说话直率冲人，就说：“你们是不是怕我跑了？”陈老师说：“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们开过会，大多数都不同意。”我还想再争取一下，陈老师说：“那你只好去问问国家体委李梦华主任了。”
我觉得理在我这一边，就去找了李梦华主任。李梦华主任不在，他的秘书接待了我。当我再去找李梦华主任时，秘书告诉我，李梦华主任的意见是服从队里的决定。这等于我根本没见到李主任，只是和他的秘书见过两次面，原来我是准备和李主任敞开心扉，好好争取一下，没想到就这样完了，而且，秘书告诉我的理由还不能说服我。
我又去找了训练局的年维泗副局长，年副局长是足球界的前辈，分管我们围棋队。我也喜欢踢足球，开始我们谈得很投机。年维泗副局长说，他也很赞成运动员走出去请进来，这样有利于提高。我听了很高兴，觉得这下有门了。谁知最后年副局长话锋一转，说：“像你这样的棋手呆在国内也不错，你们队一定有很好的考虑。”这么兜了一大圈，我都不知道自己来找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就直愣愣地问他，那这件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年局长告诉我：“我毕竟不太了解你们围棋队，既然你们队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一定是有道理的。你就服从队里的决定吧。”
绕了一大圈，我又回到了队里。陈老师说：“还是这样的结论，队里绝大多数队员不同意，我理解你，但我不能改变队里的决定。”
留学的事就这样结束了。刚从擂台赛回来，我还是兴冲冲的，可是队里的决定就好像是一盆冷水，浇在了我的头上，冷得我直哆嗦。
这时候还有一件更不愉快的事。擂台赛期间，我曾经说：“现在火车票没那么紧张，我回太原就容易了。”好几个教练紧张地问我：“你回太原干什么？还是好好准备擂台赛吧。”其实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那时家里还老给我拍电报，让我好好打擂台赛，这种情况以前不常有。等我打完擂台赛，他们才告诉我，你奶奶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一个人跑到龙潭湖去转悠。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奶奶带大的，感情很好。长年在外训练比赛，很少回家看望奶奶，但我心里是一直牵挂她老人家的。每次回家，我都要挑水帮她洗手，因为那时我们住在简易楼里，没有自来水管。奶奶说：“你就别挑水了，你一走了还不是这样。以后你回来时，记着给我带点好吃的就行了。”十三年里我只有一次是在家过春节的，也没给奶奶带什么好吃的东西。奶奶去世了，家里和队里商量瞒着我，因为我和奶奶的感情很深，怕奶奶的去世会影响我比赛。
所以，擂台赛的五连胜虽然给我带来了喜悦，但很快郁闷占据了我的心间，其原因主要就是这两件事。
第一届擂台赛继我五连胜后，小林光一也发挥出色，一连赢了我们好几名棋手，一直到我方的主帅聂卫平出场，才三连胜拿下了擂台赛的最终胜利。
第一届擂台赛中国队胜利了，大家都喜气洋洋，开好了庆功会，就要开始分配奖金了。奖金分配方案是输棋的队员和教练各一千元，聂卫平三连胜贡献巨大，得奖金九千元，我得五千元。
我在擂台赛上的胜利给家乡也争了光，因为山西还从来没有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上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省里特地为我开了庆功会，除了表扬我的拼搏精神外，还宣布奖励我五千元，王森浩省长和张维庆副省长都到会了。张维庆副省长说：“江铸久，你有什么愿望就尽管提。”我说：“我省围棋队的成绩在全国一直不错，但一直是体工队在托管，如有可能，我们应该像其他省市一样建立棋院。”张维庆副省长满口答应。我父亲也很激动，说：“如果建棋院，我就把我们家的三间私房捐献出来。”
建棋院的八十万专款很快就批了下来，盖了一幢楼。可是弄到最后，棋院只拥有四、五两层楼，其他的几层都给体工队做了办公室了。
回到北京，华以刚老师代表队里找我谈话，说：“我们都认为你不能五千块都自己拿了，你这儿得五千，那儿得五千，总共拿了一万，这不比聂卫平还多吗？”我说，我是不应该比聂卫平多，可这是两种奖励加起来的。这样扣掉，我觉得对山西不公平。而且我知道有的队员成绩好时，地方也有奖励，包括钱和房子，为什么到了我的身上就不行了？最后七扣八扣，除掉税，我实际所得是七千多元。没多久，北京市也奖励了聂卫平，队里却没有分任何奖金。我就对华老师说：“你们这样处理，对我和山西都不公平。”总之，在奖金分配方面，我有些不愉快。
中国队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胜利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把“抗日英雄”之类很多溢美之词都送给了我们，我们也到处去做爱国主义的报告，所到之处都收到了热烈的欢迎。后来想想，至少是我，真不适合做那样的报告，因为我只是把目己份内的事做好，这跟军人站好岗、工人上好班、农民种好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第二届擂台赛我输给了小林觉。
第三届擂台赛在太原举行，我上场对山城宏，那盘棋一上来就挺苦的，一直到中间，我有一个挺明显的机会，可是我攻击过分，又追着人家打劫，一下子被山城宏抓住，他乘机不断扩展领先局面，最后我输了。
第四届擂台赛在厦门举行，轮到我上场时，依田纪基已经连赢四盘。那盘棋我下得不好，结果依田又把我给干掉了。
第五届擂台赛我也参加了，可是还没轮到我上场，钱宇平就赢了武宫正树，就这样我还没上场，擂台赛就结束了。
现在回想起来，第一届擂台赛我的成绩出乎意料的好，而以后的几届擂台赛我的成绩又出乎意料的糟，但擂台赛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我感谢擂台赛，它使我有机会为我的祖国做了一点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