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棋会友

江铸久：我的自述

学棋

    大人怕我们惹祸，就让我们在家里下棋。

    我们家算是围棋世家。我爷爷江润甲是个老中医，他一生比较得意的事有三件：中医、围棋和喝茶。20世纪50年代，爷爷的围棋水平在山西是比较高的。来我们家下棋的人很多，所以后来山西围棋的发展应该和他有些关系，因为下围棋的人中很多是他的学生，比如沈果孙七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知不觉学会了下棋。我是1962年出生的，三年后爷爷过世了，如果他能长寿，我应该可以从他那学到很多东西。

    大概是1969年的时候，山西发大水，我家在三圣庵的老房子被冲坏了，于是全家就搬到市政府招待所去住，前后大约住了一年。院子很大，人也很多，其时正值“文革”，外面乱哄哄的，大人怕我们惹祸，就让我们在家里下棋。我爸，还有我们家四个孩子都会下棋。没有棋桌，我们就把饭桌的桌面掀开来，就剩四条桌腿，然后把棋盘直接接上去当桌面，就在上面下棋。当时，太原的很多好手都来大院下棋，我哥哥江鸣久算是下得最好的，还有一位是杨晋华。

    太原的冬天很冷，下棋时坐着不动，就更觉得冷了。可是那时煤少而且贵，家里没有余钱买煤让火整天烧得很旺。但孩子总是有办法的，我们每天上学前先去大院的锅炉房拣没有烧尽的煤渣。放学后，就用这些煤渣取暖，一直下棋下到晚上。因为下棋要数子，所以四五二十、五六三十……这些简单的乘除我还没上小学就会了。

    有一段时间，鸣久被送到北京跟高手高旭光学棋，高旭光是聂卫平同时代的棋手。有一次，爸爸妈妈带着我去北京看鸣久。印象中高旭光家也是个大院，很多人在那儿下棋，我当时剃了个光头，可能样子蛮可爱，谁见了都要摸一下我的光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见到谁都拉着要下一盘，那一天我一共下了二十八盘棋，当然是瞎下。我那天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拆二这一手，可想而知我当时的水平。

    1970年，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下放到太原郊区的清徐县，我们全家也跟着去了。汾河把清徐县分为东西两部分，我们最初去的是东边的一个村庄，叫东木庄，比较穷。太原的围棋高手傅老师一家也下放在那儿，我们两家开始还下下棋，可是村干部对城里来的于部管教很严，说下棋是“四旧”、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套”，我们只好收起了棋盘。之后，我们又搬到了汾河西边的一个叫东高白的村庄。

    在农村的两年，我和哥哥一共也就下了五盘棋。棋虽然没怎么下，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农村生活还是有很多乐趣的。在大人看来很苦的事，在我们孩子眼里却很好玩。我们家的羊归我养，我还养过兔。像其他的农村孩子一样，我经常割草卖钱，有时，我用卖草得来的钱给奶奶买烟抽。在城里的时候，我总觉得没吃饱，因为家里孩子多，一个馍不可能都归一个人，所以妈妈总是把馍切成几片，分着吃。在农村，我反而能吃饱了，因为妈妈是医生，农民病好了以后为了表示感谢，常常会送些吃的给我们。另外农村生活也锻炼了我的胃，长大后我天南海北，漂泊四方，好坏都能吃。更加奇怪的是，在农村呆了两年，回城时我的棋居然长了，很多原来让我七个子的棋伴，这时只能让我三个了。

    1972年底，我们回城了。原以为我们在农村要呆上一辈子，没想到还能回太原，全家都高兴极了，激动的心情不亚于范进中举。

以棋会友

第一个冠军

    我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进入国家队，也能成为一个围棋英雄。

    好运接踵而来，回城后没多久，就听说全国要恢复围棋比赛了。山西省就组织了少年。青年和成年组进行集训，准备参加比赛，鸣久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少年组。眼看没我的份了，谁知这时又成立了儿童组，机会送上了门。

    集训期间，我们可以免费享受一顿晚餐，虽然白馒头只能吃一个，但窝头可以随便吃，这可把我乐坏了，每天都把肚子撑得饱饱地回家。集训结束，杨晋华代表成年，陈惠芳代表青年，鸣久代表少年，我代表儿童，我们组成了山西队去郑州参加全国比赛。

    比赛前，我们去找北京队练兵。我们坐了一个白天的火车，傍晚到了北京。我记得北京队有谭炎午、常征明、张书泰，跟我年龄相近的是一个叫杨靖的小孩。大家就撺掇说，你们两个小孩先下一盘。领队王品璋很严肃地说：“这事很重要啊，你可不能输！”我和杨靖都不敢大意，下得很认真，因而也下得特别慢，下着下着要睡觉了。领队就说，睡觉、睡觉，这棋打挂。当时我还不懂打挂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暂停。因为来的人多，没有那么多床，大家就用两把公园的长椅拼成一张“床”，我和哥哥就挤在这样一张“床”上睡。

    第二天，我们去国家集训队下棋，指导杨晋华的是陈祖德老师，指导我们兄弟俩的是聂卫平老师，他让我五个子，对哥哥是让先倒贴目。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聂卫平老师，“文革”大串联期间，聂卫平老师到太原来过，当时他的朋友张小弟等高于家庭都受到冲击，不便安排，他就住进了市政府招待所，我爸爸那时管市府招待所。聂卫平老师在招待所住了一段日子，经常和杨晋华、鸣久他们下棋。有一天，爸爸说，来一趟也不容易，大家一起照张相片留个纪念吧。于是，聂卫平、张小弟、杨晋华、鸣久他们去照相馆拍照，我也跟着去了。可是拍照片时，他们说我太小了，没资格拍。这张年代久远的照片现在还保留在我们家。

    在国家队，我见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陈祖德、聂卫平、吴淞笙。陈祖德老师那时还挺胖，不大爱说话，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他们下棋时神态专注，我默默地站在一边，觉得他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在做着世界上最高尚的事。我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进入国家队，也能成为一个围棋英雄。

    参加儿童组比赛的有十几个孩子，上午一盘下午一盘，双循环。看见大人下棋时旁边有个钟，我羡慕极了，心想，一边下棋一边按钟，按来按去，那多好玩啊！

    比赛地点是郑州体育馆，在运动员进行曲的音乐中，我们大踏步神气地走进了体育馆。我的第一个对手是张鹏，一走到桌旁，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坐下要下棋。大人告诉我们，现在不能下，要等领导讲完话才能下棋。

    在家里学棋的时候，爸爸就对我们说，现在中国最厉害的是陈祖德，日本原来最厉害的是吴清源，后来吴清源好像是出了车祸，不下棋了。所以，现在日本最厉害的是“板凳”，他下棋就是杀，有断必断。其实爸爸说的是坂田，可我老记不住，说“板凳”我一下就记住了。

    和张鹏下棋时，我也学着“板凳”的样，有断必断，“杀气腾腾”。下到一半时，我居然断得张鹏好几块地方不能活。我正在想接下来他该怎么办，谁知道张鹏马上就认输了。

    旗开得胜，接着我就乘胜追击。第一轮循环下来，我获得全胜，这可是大家来之前没有想到的。这一下我信心大增，把那些小孩都不放在眼里了。骄兵必败，第二轮一开始我就输给了王剑坤和曹大元。我这一输，领队不高兴了，连中饭都不让我好好吃。好多大人也骂我，说本来看你有希望拿冠军的，这下完了。

    我接下来的对手是杨靖，比赛时我特别紧张，老怕输，所以棋也下得不好，没想到最后我居然赢了杨靖一个子。这下我们山西队又高兴了，因为接下来的小棋手似乎都不是太强，我拿冠军的希望很大。我也没辜负大伙的希望，真的拿了儿童组的冠军。拿冠军前，王领队对我说：“如果你拿不到冠军，立刻给我回太原。”我问：“那如果我拿到冠军呢？”领队说：“那你当然跟我们去南京训练。”

    当时，南京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深的印象，那就是南方人太舒服了，因为他们顿顿都能吃到大米。而我们在体委吃得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百分之三十的细粮，所谓细粮就是白面，而剩下的就要吃粗粮和杂粮。

    领队王品璋是上海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因为家庭的原因，他没被重用。王品璋会下国际象棋，曾经以运动员的身份参加过全国比赛。后来他又负责围棋训练，在训练班里挑中了一个女学生陈慧芳，着力培养，想把她送到北京去，当时陈慧芳也确实挺努力的。因为他竭力培养陈慧芳，其他棋手就觉得受到了压制，对他有些看法。

    王品璋老师对我们也特别“狠”，他的绝招是，一到过年就把我们统统撵到南方去下棋。他的理论是，在家过年你们稀里糊涂就把棋荒废了，而去南方，举目无亲，你只有一门心思打谱。我从1974年开始，连续八年没有在家过年。经他这么一逼，大家都格外用功，当然棋也长了不少。

    王品璋老师后来因为搞围棋有功，由市体委的一般职员升为省体委的竞赛处长。再后来，他又任北京棋院的副院长，和其他教练一起培养出了谢军。

    回到太原，因为没有经费，围棋队就解散了。当时队里有一个叫金国苓的北京知青，经常看一本日本死活题书，好像是铃木次郎写的，我就缠着要看。那本书很难，但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为了迎接1974年的全国围棋比赛，围棋队又开始训练了。那时太原又出了一对围棋兄弟，那就是方天丰和方天刚。方天丰后来拿了全国冠军，他年龄和我相仿，但学棋比我晚，所以当时水平和我差许多。王品津老师有一个理论：越是小的孩子就越要送出去学棋，因为在本地有很多玩伴，容易分心。所以王品璋老师想把我们送到当时围棋环境比较好的河南去训练。可是如果让大人送我们去，就要多一个人的费用，王品津老师就要我带方天丰去。我因为去河南比赛过，自以为是闯过江湖的人，就拍着胸膛答应了。

    到了郑州火车站，我们提着几瓶送人的老陈醋傻眼了，居然没人来接我们！一咬牙，我带着方天丰乘上公共汽车，自己摸到了体育馆。那些大人看见我们大吃一惊：“你们怎么自己来了，黄进先老师不是去接你们了吗？”

    受王品璋老师的委托，河南队的老师把我们管得严严的，除了下棋还是下棋。

    在那里，我发现我的眼睛有点问题了。我的视力原来很好，可是有几次下棋累了的时候，我发现棋子虽然还看得清，但变小变远了，可我又不知该怎么跟大人说，因为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接着我又出现了梦游，这些自己解释不清的事，使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

    在河南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围棋赛。当时少年组和儿童组是打团体赛，每队出三人，其中必须有一个女的。我的年龄还是属于儿童组，可是他们把我直接编到少年组，让我和哥哥并肩作战。结果我们俩下得特别好，我哥没输一盘，我只输了两盘。特别高兴的是，我赢了一些年纪比我大的棋手，比如上海的夏胜浩。结果，我们又拿了金牌。

    因为成绩好，我们就底气很足地向领队提出，想留下来观看成人组的比赛。领队同意了，这样我们就和其他一些留下来的少年棋手一起上午训练、比赛，下午观看成人比赛。周六没有比赛时，我们就在成都游玩。我对杜甫草堂和武侯祠的兴趣很大，因为我们家有一套《三国演义》，我很喜欢看，里面的典故知道得不少。现在来到那些故事发生的地方，我特别激动，孔明和张飞仿佛就在我眼前说着那些我背得滚瓜烂熟的话。

    其他省市的小棋手大多是城市里来的，在成都郊外游玩时，很多农作物他们都不认识。我因为有过两年的农村生活，就俨然一个小庄稼汉似地向他们介绍农田里的这个。那个，以至他们都以为我是从农村来的。

    在山坡k看见羊，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放过的羊。我发现，南方的羊和北方的羊不一样，南方的羊胡须长，而北方的羊胡须短。我放的羊每年可以剪三四次羊毛，剪下的羊毛可以卖钱。我养的羊除了爱吃草外，还喜欢吃高粱和玉米。羊角顶人很厉害的，可是它从不真顶主人。有几次，我的羊朝我冲过来，气势汹汹的样子，好像要顶我，着实把我吓一跳。可是羊跑到我面前时，突然更然而止，那副神态好像在说，我是跟你闹着玩的。真逗！

    出来比赛紧张而又开心，可分别就难过了。尤其是我们山西队，经费少，一回去后就解散，大家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第二年有比赛时才能再聚在一起。队里的经费少，我们买不起卧铺，都是坐的硬席。可是因为人多、热闹，大家也不觉得累。有时，我们在车厢里下棋，随着车厢的晃动，轻轻的塑料棋子不时被震落下来，让人有些恼火。我们那时听说，日本有一种磁石棋子，吸着不会掉下，大家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用上那种有磁性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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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太原

    坂田的《围棋攻逼法》，我看得特别来劲。

    上中学时，国内开始陆续出版日本棋书了，有吴清源老师的《黑布局》、《白布局》等。坂田的《围棋攻逼法》，我看得特别来劲。

    山西省是体育弱省，除了自行车，没有什么运动项目可以拿牌。随着围棋队连着在全国拿牌，省体委兴奋了，没想到太原倒真的把围棋搞上去了。于是，为了准备参加1975年的全运会，省体委就特别多拨些钱给太原市围棋队，希望取得好成绩。王品漳领队特别高兴，就扩大训练对象，把我们分成两摊训练。这样，我哥在新华岭，我被分在西海子的游泳场，我不是特别高兴，因为西海子的游泳场没有食堂，我们也就没有饭吃了，队里每天只有一毛多的补助。王领队很精明，特别会用钱，他说我们下一个集训的地方是太原市游泳场，那里的游泳队有伙食。我们只交十五个人的伙食费，但扩大到二十五个人吃饭，只不过大家匀着吃，吃得差一点罢了。

    游泳场每天都有人来游泳，闹哄哄的，只有晚上清场后才安静下来。为了让大家集中精力下棋，王领队让大家不停地下循环赛，每个人跟每个人下四盘棋，如果四盘全胜就升一个子，如果三胜一败就升半个子。结果大家都把升级看得很重要，特别玩命。从那开始，我的棋力慢慢接近成人，终于可以像大人那样按着钟下棋了。

    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游泳场下棋，我不但棋长了，还学会了游泳，并且一举考出了深水游泳的合格证。学会游泳对我意义挺大，小时候我们家曾经被水淹过，我对水又敬又畏，看见会游泳的人就觉得他们特别了不起。学会游泳还使我体会到，有些事情看上去很难，但只要努力，你也能做，也能成功。

    全运会的预赛是在上海举行的，当时从太原到上海没有直达车，我们只能一段段地走。王领队很会利用一切机会，他让我们借转火车的机会和当地的棋手交流。于是，我们先到济南，再到徐州、南京上海，每到一个地方，就派两个人先去当地的体委联系下棋，然后争取白住。我之所以牢牢地记住了这几个城市的名字，是因为我从那开始，我以少年的身份和当地的成人棋手下棋，而且成绩不错，大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其实那时，大家的水平都不怎么样，我能多赢几盘实在算不得什么。

    在上海比赛时，我们住在建国饭店。我的床靠走廊，这是领队的刻意安排。比赛在体育馆进行，早上大家乘车去下棋，中午乘车回来吃饭，大家就借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研究对策。这在象棋比赛中是允许的，而在围棋比赛中是不允许的。王领队说，我们队的水平差，必须依靠集体的智慧才能取胜，所以就安排我在门口望风，发现可疑的人立刻报告。所谓可疑的人就是外队的人，以及那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人物——工农兵评论员。门是不能锁上的，否则就有作弊的嫌疑。为了保险起见，还有一个人站在门后面，用屁股顶着，这样门就不会被轻易推开了。

    我们自以为聪明，可是黑龙江队的程晓流私下得意地说：“你们在于什么我们都知道，只要一看见铸久的脑袋露出来，我就知道你们在拆棋。”我对程晓流的聪明很是佩服，不知他是怎么猜出来的。谁知程晓流接下去的话是，“嘘——我们也在拆棋。”于是，我们都笑了起来。

    在和四川队比赛时，杨晋华半目赢了黄德勋，江鸣久半目赢了陈安齐，黄德勋和陈安齐当时在国家队都很出名。赢下了四川队，就意味着能进入决赛，也意味着那么多的经费没有白花，我们都高兴极了。

    我参加的是个人赛，参加个人赛的小孩很少，我第一个遇上的是甘肃的一个教授钱伯初。当时有评论文章说，年龄最大的教授棋手和年龄最小的少年比赛就是指的我们。比赛是双败淘汰，第一盘我输了。第二盘我赢的是新疆的一个选手。第三盘我又碰上了钱伯初，那盘棋我们一共下了七个小时，连读秒的时间都用上了，最后我赢了，这等于我在成人棋手的行列中又迈进了好几名。我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可是钱伯初教授却为此念叨了一整天：“这棋不能再下了，连小孩都能赢我。”

    下一轮，我对的是河南名将陈锡明老师，听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如果有可能往日本送留学生的话，那就是陈祖德老师和陈锡明老师。棋还没下，我在心理上先输给了陈锡明老师，结果还没学到什么东西，就输给了他。

    从1975年的冬天开始，我和陈慧芳、邱霖就经常去杭州训练，杭州的条件比较好，杭州的好棋手也多，比如姜国震等。那时候马晓春也已开始冒出来了。我喜欢到南方训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南方吃得好。不过，我对南方有一点不满，那就是南方的冬天实在太冷，那是一种阴冷，冷遍你的全身，冷到你的心里，冷得你无处躲藏。北方的冬天虽然也很冷，温度要比南方低得多，可那是干冷，而且可在房间里烧煤取暖，热呼呼的。

    在杭州，我们总会遇到福建队，那时福建队出名的有赵之云、黄良玉等。后来我才知道，陈慧芳那时正在和黄良玉谈恋爱。因为他们两个老是想凑在一起，两个队自然也就老是凑在一起。最后，最大的收益者还是我们山西队，因为黄良玉后来调到了山西队，他们至今还在山西从事围棋工作。

    我的另一个大收获就是我和赵之云老师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称他为赵公），按年纪来说，我和赵之云老师似乎不会成为好朋友的。那时老是开会传达中央文件，一开会大家就要聚在一块，房间里塞不下那么多人，我们外队的只好到外面去呆一会。外面很冷，大家就走来走去。赵之云老师特别能走，很多人都走不过他。我爱逞强，就跟着他走，走着走着，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赵之云老师是个学者型的棋手，知识渊博，尤其是对围棋的历史特别有研究，很多围棋掌故我都是从他那儿听来的。他说得眉飞色舞，我听得如痴如醉。赵公是上海人，“文革”时下放到福建，无论在哪儿，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围棋的研究，1975年他重新出来下棋，一举拿到了全国第四名，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赵公后来调回了上海，编辑《围棋月刊》和从事对古谱的整理工作。在棋界，大家都知道，赵公是研究围棋古谱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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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省队

    在父母的极力要求下，老师终于同意让我留了一级。

    1976年冬天，山西省运动队终于开始接纳围棋队和象棋队、国际象棋队了。到省体工队报到的那一天，我、方天丰和叶江川等十几个小孩叽叽喳喳，兴奋得不得了。第二天，我们很早就醒了，大家都没有手表，又怕起来晚了影响训练，于是大家都早早地起床了。推开门，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外面黑呼呼的，什么人都没有。原来我们比规定的起床时间早起了两个钟头。

    运动队的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去附近的太原二十一中上学。下午专业训练。学校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不是很高，只要能通过考试就行了。我们家另有一种考虑，就是想让我晚点毕业。我姐姐是1959年生的，她很早就从中学毕业去农村插队。回城后，因为年纪还是小，就又被安排到太原郊区插队。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我的身上，父母就建议学校让我再留一级。老师很奇怪，江铸久的学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还要留级？在父母的极力要求下，老师终于同意让我留了一级，和弟弟在一班。我那时对围棋的兴趣比上课大，对留级并不怎么难过。有一次，我和方天丰上课迟到了，老师让我们先说声“报告”再进来。站在门口，我跟方天丰说，反正迟到了，我们不如去下棋。老师很恼火，便要我们写检查。

    我们进入省队时，杨晋华和鸣久已经进了国家集训队，这样在省队，我就算是一号了，光跟实力不如我的棋手下棋，不利于提高。我们家在北京有亲戚江流华爷爷，于是我就向队里提出，要求到国家队去观摩，队里同意了。

    在国家队看棋收获很大，有时几分钟就等于在省队几小时的训练量；有的东西在省队的时候，你就是打一天的谱也弄不明白。就这样，我在北京呆了好几个月。

    一大早，我就离开亲戚家直奔国家队。大家对我都不错，允许我到处看棋。可是一到中午，我就没地方去了，因为队员都要午休，而我一个小孩又不爱睡觉，东走西逛很无聊。

    那时的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是个棋迷，一到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到围棋队找人下棋。可是大家都要睡觉，于是他就招呼我：“小江，我们来下一盘吧。”刚开始和庄则栋下棋时我很拘束，因为他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管我们全中国的体育运动，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中学生。可我很快就发现，他平易近人，而且棋下得很臭，我很快就不怕他了，还跟他处得很熟。到北京来看棋，省队只补贴我很少的饭钱，炒菜买不起，只能每天到很远的地方去吃面条。庄则栋知道了就说，那你就到我们体委食堂来吃饭吧。体委食堂的菜果然又便宜又好，庄则栋也在食堂吃饭，和大家吃得也一样，他唯一享受的特权大概就是不用排队。有时他看见我在排队，就关照卖饭的师傅：“你把小江的饭也一起弄了吧，他是外省市来的，吃好饭还要训练呢。”其实他所说的训练就是我们一起下棋。

    冬天，我又随着省队去杭州训练了。那一年，我们走得晚了，临近春节，火车站到处都是人，车厢里也塞满了人，我们背着铺盖根本上不去。还好，我们发现一节车门窗子坏了的车厢，就直接爬了进去。火车开了，冷风直往车厢里灌，我们就站着来一会儿捣脚取暖。现在想想那样的旅行真够苦的，可是当时我们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想象着就要和分别一年的朋友们见面，大家又可以在一起下棋。玩闹；想象着又可以天天吃到白米饭，我的心决乐得要飞起来了。

    在杭州，我学会了洗衣服、缝被子，付出的代价就是满手的冻疮。我记得浙江队的领队惠润生老师对我特别好，总是问寒问暖，而且还经常送我围棋记录本。他们的记录本是用道林纸印的，光滑细腻，而我们山西队的记录本是油印的，很粗糙。

    1976年，我们去合肥比赛，那一年我们队的团体成绩特别好，打败了四川队、北京队，率先进入决赛。我的个人成绩也不错，除了输给刘小光，其他的都赢下来了，也打入了决赛。印象特别深的是，大会还安排国家队的棋手给地方队的棋手讲棋，我收获很大。秋天的决赛原定在太原举行，9月9日，毛泽东去世，所有的文化体育活动都要取消，我们的比赛也取消了。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年底我们再去杭州的时候，浙江队的领队惠润生老师正在挨批，理由是他是“四人帮”的余孽。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对我一向很好，所以就去看望他。没想到他直把我往门外推，连说：“我们要划清界限，别影响了你。”后来我又去看过他，帮他做些打水之类的杂活。那次他很高兴，说了很多话，我也听不大懂，只记得他说：“我是延安保育院长大的，我怎么会反对党呢？”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惠润生老师老了，我也长大成人，我们虽然断了联系，但如果碰到熟人，总是尽可能地托人给对方带个好。

    1977年开始，有个问题开始困扰我，那就是国家恢复了高考，我是考大学，还是继续下棋呢？我们家希望我上大学，但要我自己拿主意。

    在没有拿定主意的时候，棋我还是要下的。我们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围棋比赛，在关键的一盘比赛中，我输给了曹大元，把我们山西队夺冠的美梦给葬送了，结果屈居老二。个人赛我倒是拿了冠军，第二名是刘小光，第三名是杨靖，第四名是曹大元。我高兴的是刘小光已经是国家队队员了，地方队打败了国家队。比赛后，大会组织我们集训，由国家队的一些队员带一带我们这些少年棋手。这时，家里催我回去商量前途的事，所以我没有留下来参加集训。

    我们家很开明，关于我的前途大人只是帮我分析，关键还是看我自己。我喜欢下棋，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我极有可能进专业队。专业队和集训队大不相同，负担队员的伙食和服装，满十七岁以后还有工资，而我如果读书，家里势必要负担我的生活费和学费。再说，我就算以后下不好棋，再回头考大学也来得及。所以，我决定继续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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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队

    北京的冬天特别冷，我边溜冰边想象着自己是剿匪英雄杨子荣。

    1978年年初，我和马晓春、华伟荣、王冠军、杨晖、黄丽萍、郭鹃、金茜倩、穆晓红、敖立贤等进入了国家集训队。从此，我就在北京开始了国家队的生活。

    分管我们那一批少年队员的是容坚行老师和何晓任老师。我和马晓春他们住在四楼，楼下住的是华以刚老师和吴淞笙老师。那时北京的供水不好，经常会断水，我们有时把水龙头拧到最大，也不见一滴水流出来。可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水，我们就开着水龙头等水。有事出门时，我们经常忘记把水龙头关上，结果，有好几次水漫金山，我们的房间满地是水不算，楼下华老师他们的房间也跟着遭殃。容坚行老师专门找我们开会，说你们也不小了，居然连个水龙头也管不好，这样既浪费了水，又损坏了房子。挨了顿批后我们就学乖了，离开房间时，一定要仔细地检查一下，看看水龙头是否关好了。

    吴淞笙老师下棋是高手，可他老是记不住自己的房间，经常跑到四楼，推开我们的房门，然后一愣，说：“我怎么又走错了？”我们都说他的神经比较粗。

    进国家队没多久，队里就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也就是一个大队员带帮一个小队员。刚开始是杨晋华带我，后来队领导说：“于吗这么麻烦，哥哥带弟弟不就行了。”聂卫平带的是牛力力，马晓春分给了王群。可是聂卫平说，他喜欢鬼头鬼脑的马晓春，于是他就带了两个小队员。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摆棋，就连出操也在一起。

    北京的冬天特别冷，早晨跑步出操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有人跑了一会儿，就返回宿舍睡“回笼觉”。坚持长跑的有江鸣久、陈嘉锐、郭鹃等人。小时候，我的身体不是很好，跟着他们跑步，身体逐渐强壮了。冬天，浓雾笼罩着龙潭湖，湖面结了层厚厚的冰，我边溜冰边想象着自己是剿匪英雄杨子荣，穿行在茫茫林海雪原中。

    相隔几年之后，我在北京又一次看见了庄则栋，只不过这一次他是站在台下挨批，那时体委系统批“四人帮”余孽的活动接近尾声。我不喜欢开会，因为开会就不能训练了，而且我们小孩傻坐在那儿，似懂非懂，只不过跟着喊喊口号、举举手而已。

    1978年，我随山西队去厦门比赛。当时厦门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市民的敌情观念比较强，我们在大街上问路时，经常会被人盘查。厦门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大海。在前沿阵地，我看见了被台湾当局管辖的小岛，清楚地看见了国民党的旗帜。原来在电影里看见过国民党的旗帜，只记得是灰蒙蒙的，现在看到的国民党的旗帜原来还有那么多红颜色，我总算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是怎么回事了。出门在外真是长见识。

    在国家队，除了日常训练外，队员还分成若干小组研究棋。我那个组的老师有华以刚老师和吴淞笙老师，华老师经常给我们解说日本棋谱，他比较推崇的有岛村俊广的《忍之棋道》、藤泽秀行的《华丽》，还有(木尾)原武雄、大平修三以及小林光一等棋手的棋谱。因为很多棋书都是日本的，所以国家队的很多人多少都学了些日语。我也赶紧买了广播教材，跟着广播学了起来。

    日本文字跟汉字有些相像，学了没几天日语，我就大言不惭地说：“其实日文没什么好学的，蒙也能蒙出个大概。”正好华老师提水走过，就指着书上的一段课文说，你倒是给我蒙蒙着。我看书上有刘胡兰和白匪军这几个字，就暗自乐了，这篇课文我们上学时在语文课上学过。于是我一本正经地念道：“天刚蒙蒙亮，村子就被白匪军包围了。”我没想到这个“被”字在日语里还是比较难的，属被动语态，这一来，令华老师大吃一惊，他提着水壶就走，说：“看来这日语还真没什么好学的，连没学过的都能蒙出来。”

    那一年回省队调整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利用这段时间学好日语。我爸爸有个老朋友叫孙凤祥，留过日，后在山西大学教书，我就跟他学日语。他的方法比较独特，先带我念一遍课文，讲解语法，纠正发音，然后就让我回家把课文背下来。如果我背不出来，他就不再教我新的。有时我背得结结巴巴，孙老师坚持要我背熟了再来。就这样，我跟着孙老师学习了二十来天，基本掌握了学习方法。我一开始学习日语就遇到了一个好老师，运气真不错。

    在1978年的全国比赛中，我的心态不好，自以为是上一届的冠军，算是少年高手了，就没把其他小棋手放在眼里。几招下来，见没能把对方置于死地，就慌了，一慌就乱了阵脚，结果在预赛阶段就被淘汰了。发奖的那天，我痛苦极了，在街上一路狂走，心想：进了国家队应该一月一变样，可是我怎么会退得那么厉害？输得惨不忍睹！

    队里总结时，队领导说：“我们有的队员不用功，到了国家队还不如不到国家队。”我听了深受刺激，因为我确实不是不用功，可是为什么会输得那么惨，我也不知道。这是我进国家队后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下棋这块料，要不然就去考大学吧。还有人说我，布局的很多东西你都不懂，连大场也不懂得占，就知道断、断、断。老师告诉我，日本棋手的布局好，我连忙找来日本的棋书看，看是看了不少，可我还是本性难移，下着下着，又开始断、断、断。

    下一个比赛是在郑州举行的个人赛。火车上，陈祖德老师说，这些少年棋手虽然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快。让先他们应该没有希望，让两子他们也希望不大。我听了不服气，特别想跟陈老师下一盘。于是他让我两子，我们下起了快棋。结果我赢了，心里免不了一番得意。其实，陈老师并没有全力以赴，像他们那样等级的高手能跟我们下棋，本身就不容易。

    在郑州的比赛是直接从下午开始的，这样可以避免拆棋。我的成绩是十五名，我觉得当然算不上好，但也不是太坏，因为我参加的是成人组的比赛，有一些国家队的棋手成绩还在我之后。比我小两岁的马晓春是十六名，那时他就显出了其非同一般的才能。他思路敏捷，下棋很快，“啪、啪、啪”就把对手给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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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国际比赛输了

    在我去美国之前，国家队一直使用我的“日汉围棋术语词典”。

    1978年到1979年，日本派出了业余和专业棋手来华访问，专业棋手里有山城宏，我没有资格和日本专业棋手下棋，那是陈祖德老师和聂卫平老师他们的事。我的对手是二口外义，下棋时特别紧张，因为那是我的第一次“国际比赛”。比赛前，队里还专门开了会，除了要求打好比赛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不要乱说、乱动，反正不要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比赛前，我怎么也睡不好觉，一想到明天要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参加国际比赛，心里就又激动又紧张。那盘棋我输了，当然也就失去了参加后面比赛的资格。马晓春是和了，也失去了参加后面比赛的资格。我沮丧极了，觉得自己可能再也没有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再也没有为国争光的机会了。

    1979年的夏天，日本棋手再次来访，队员有小林觉、白石裕等，女棋手有小林千寿。小林觉只比我大两三岁，是当时日本棋圣战五段组的冠军。这一次队里做了改革，比赛前就把名单定了下来，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打一场排一场名单。为此，队里让我们这些少年队员打选拔，谁赢了就对小林觉。还没打到最后一轮，就已经决出了胜负，我可以和小林觉下棋了。

    吸取上次和二口外义比赛的教训，赛前我不再胡思乱想，而是想着怎样打好比赛。大家都说我的棋比较野，我想不如就充分发挥我的“野性”，这样赢棋的机会可能多一些。那盘棋我们上来就扭杀在一起，是最早结束的一盘。我尽量按照自己的思路尽情发挥，最后我赢下了那盘棋，而且赢得比较漂亮。第一次和日本职业高手下棋就赢了，我高兴得满赛场乱转。赢了小林觉，是我个人围棋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信心大增，觉得又可以下棋了，因而就把上大学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了。

    1979年年底，队里开始讨论1980年访日的名单，除了那些老队员外，新队员有曹大元、杨晖和我。想到就要去日本比赛了，我下棋和学日语的劲头格外足。

    1980年夏天，我第一次出国，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赛前，队里给我们这些新队员提了要求，谁能四胜三败就算好成绩。在东京我下得比较顺利，一路赢，其中赢了小林觉的哥哥小林健二。在关西，我输给了谷田治己七段，他下出的大斜定式我比较陌生，不能适应，但总的成绩不错，是六胜一败。

    第一次出国门，看什么都新鲜，觉得日本真是发达，什么都好。其实这种印象和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有差距的。因为接待我们的是《读卖新闻》，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当然看什么都好。

    回国后，我收集了不少大斜定式，认真研究。队友们开玩笑地说，不要跟铸久下大斜定式，他很有研究。

    在看棋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围棋术语很重要，就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可是这样抄来抄去也不是办法，我就把自己收集到的，加上华老师收集的合在一起，按五十音图的顺序编排在一起，抄在一张很大的纸上，贴在床头墙上，取名叫“日汉围棋术语词典”。王汝南老师让我多抄几份供大家使用，我的字不好，有人就向我推荐了字写得比较好的芮乃伟。在我去美国之前，国家队一直使用我的“日汉围棋术语词典”。

    1981年年底，队里又开始进行1982年出访日本的选拔赛，大家都很重视选拔赛，因为它意味着能去日本和高手较量。

    一开始我下得比较顺利，下到和哥哥鸣久的那一盘时，我很矛盾。我当然想赢，同时我也很希望哥哥也能去日本比赛。中午休息的时候，没想到鸣久对我说：“你不要东想西想，这盘棋我认输了，以后的棋你就好好下吧。”因为鸣久放弃了下午的比赛，那盘棋就算我赢了。

    家人之间下棋总是有这种尴尬的地方。有一年我升到六段后，后面还有三盘棋，其中最后一盘是对鸣久，如果他赢了我，就能升段。赛前，就时不时有人问我：“你会不会让江鸣久？”我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便说：“赛程安排如此，我只有让。如果他是你们的大哥，你们会不会让？”日韩的赛程安排中，像夫妻、兄弟这类亲属关系，在段位赛这种重要的比赛中是回避的，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再说鸣久“输”给我之后，他居然连赢八盘，赢下了像聂卫平、马晓春这样出色的棋手。就这样，我们兄弟携手，双双去日本比赛了。那一年我特别顺利，在日本的比赛我获得了七战全胜。

    在日本的时候，也不知是为了回避什么，我和哥哥总是不能睡在一间房间，除非那间房间是三人间。

    我在国家队的生活相对比较单调。出操后，如果不是特别想打球，我一般都是赶在吃早饭前，打上一两盘谱。上、下午都有训练，下午训练完后我们就去排球馆打球。那时女排训练非常刻苦，往往要到六点左右才能结束。我们站在旁边等不急了，巴不得女排的训练快点结束，我们就好早一点打球了。晚上一般就看书或打谱。

    有一阵，我搬到了靠西边的房间，那儿离电视室很近。国门刚刚打开，外国的电视节目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像《大西洋底来的人》、《姿三四郎》等等，真让人看得如痴如醉，废寝忘食。这样下去不行，我就给自己立了规矩，电视剧一律不看，再后来电视一律不看，这样我就在晚上省出来很多时间。

    1982年开始评定段位，因为我和日本棋手比赛的成绩不错，所以一开始就是五段，下半年就升到了六段，到1987年，我就升到了九段。在我准备升八段时，我因为在第一届擂台赛连赢五盘，成绩突出，郝克强老师提议，我们“除了要表彰江铸久以外，还要奖励他直接升九段”，后来队里研究下来，让我升八段。我坚决要求不要奖励我升八段，这倒不是我多么谦虚和高尚，要真给我升九段我倒是很高兴。我只是觉得，如果擂台赛的成绩算分，那我的八段完全是自己打出来的，我本来就可以是八段了，我干吗要杠担这样的虚名！所以我要求按我的分升八段，而不是奖励给我八段。到底我还是升了八段，按报纸上的说法八段是领导奖励给我的，我觉得特窝囊。1987年在武汉参加段位赛时，我还遇到了一点小意外。我在打篮球时不慎被踩了脚，骨折了。医生让我回北京休养，可我实在不想放弃段位赛。于是就撑着双拐，在前四盘弃权的情况下，赢下了后面所有的比赛，升到了九段。

    1983年年底又有访日的选拔赛，大家争夺得更激烈了。我和曹大元的那一盘下得异常紧张。曹大元已经在读秒了，这时突然停电了，大家都急着找蜡烛，只有曹大元坐着且紧盯着棋盘，我心里那个急啊，担心时间会对曹大元有帮助。电终于来了，比赛得以继续进行，我最终输给了曹大元。说实在的，我输得不服气，我觉得曹大元在时间上占了便宜，因为有了这种不平衡的心态，我自己也就应对有误。输了这盘棋，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你在以为别人占了便宜时，自己往往会心态不平衡，乱了方寸，这时就最容易出错。

    下到还有最后一轮时，我还是领先一点，包括小分。可是比赛前的一天晚上，打水时我无意中听见邵震中在说：“你们看吧，明天我会很快输给金茜倩的。”我大吃一惊，按照邵震中的实力，他应该能比较容易地赢下金茜倩。但如果邵震中输给金茜倩，那我就会差四个小分，这样就很难追上别人了，这不是在害我吗？

    第二天，邵震中果然很快就输给了金茜倩，我心里那个气啊。可我又不能向队领导告他，因为他完全可以以状态不好为由，为自己辩解。而且我也没有证据，我只是在走廊上听见他在说。

    1986年，我和邵震中一起访美，找机会我就向邵震中问个究竟。邵震中承认他说了也做了，但问其原因时，他支支吾吾地说：“那时年轻嘛。”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这事首先要怪自己不好，如果成绩很好，那么随便别人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我。另外，比赛时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不要因此而影响情绪，自乱方寸。

    选拔赛没有出线，心情当然不好。正好秀行军团又来中国了，我就陪秀行老师去了太原，顺便反省自己。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地方不成熟，看来以后要好好用功，弥补不足。

    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我家有一本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围棋年鉴》，上面有很多新布局创始时期的棋谱。记得小时候，父亲从不轻易示人，更不要说借给别人了。说起这本年鉴，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抗战时期，爷爷行医时发现了那本年鉴，看了实在喜欢就把它买下了。逃难时，他把年鉴和医书一起埋藏起来。劫后余生，大幸中的不幸是那本年鉴被人弄走了，爷爷很是痛心了一阵。有一年，爷爷在街头地摊上奇迹般地又看见了那本年鉴，摊主要价很高，但爷爷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心爱的《围棋年鉴》失而复得，爷爷的喜悦无以言表，自然倍加珍惜。

    我把年鉴带到了北京去看，我发现那些新布局创始时期的棋谱的确很精彩。

以棋会友

以棋会友

    这是围棋给予我的一份珍贵的人生阅历。

    围棋是我之所爱，它让我欢喜让我忧。同时围棋又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因为围棋，我结交了许多前辈，丰富了阅历，增长了知识。

    1979年，陈毅杯围棋比赛在北京举行，我被分到一个小组，负责裁判工作并兼照顾那些老同志。前国民党将领宋希濂、杜聿明、刘菲等都在我那个组，我从小就喜欢看打仗的书，这些当年威风凛凛的将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有的很老了，身体也不好，我搀扶着他们干瘦的手臂，难以想象他们当年统领千军的雄姿。人老了有时就像孩子，他们有的你谦我让，不计较输赢；有的却又斤斤计较，争得面红耳赤。前者多是些老军人，而后者多半是知识、科技界的前辈。

    1996年访美时，宋希濂老先生特地让他的儿子陪着，兴致勃勃地参加我们指导的车轮战。我一直对打仗的事有兴趣，见到当事人就想追根问底。见到宋希濂老先生时，我也总是想问问他那些从前的事，可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毕竟太失礼了。如果有机会见到那些解放军的将领，我倒是不太顾虑什么，总是要向他们打听一些事，而那些老将军也挺乐意回答我的问题，而且说时眉飞色舞，毕竟他们是最后胜利的一方。

    革命历史小说《红岩》深深地影响了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我熟知小说《红岩》里的人物和故事，崇拜许云峰、江姐、双枪老太婆……痛恨那些阴险凶狠的国民党特务。

    有一年擂台赛后的联欢会上，我遇到了沈醉先生，而且碰巧我们的座位是挨在一起的。他看上去身体很好，握手时，他有力的手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很想向他打听《红岩》里写的那些人和事，他很爽快地说：“行啊，什么时候有空你就到我家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后来到底还是没去成他家，挺遗憾的。

    那时的国务院秘书长金明也很喜欢下围棋，有一次他邀我去他家下棋。我想，跟老同志下棋我要全力以赴，要不然老同志会说我不认真，水平不高。所以跟金老下棋时我虽然没有使出全部的力气，但也是招招凶狠。我们下了八盘棋，他都输了，而且输得很多。金老的外孙女也会下棋，她说：“江铸久，你怎么比聂卫平还厉害，聂卫平跟我爷爷下棋还有输有赢，你怎么老是赢我爷爷？”我这才想到，我这种下法该不会打击老同志的积极性吧？反正从那以后，队里就不再安排我跟老同志下棋了。

    1981年以后，出国比赛多了，也有机会能跟自己尊敬的棋手面对面地下棋，有几个棋手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比如日本的超一流棋手藤泽秀行老师和小林光一先生，而小林光一先生敏锐的棋感和率直的讲棋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我跟小林光一下棋之前，他已经连赢五盘了。那盘棋我几度挣扎，最后还是完败。赛后，我向小林光一先生请教。他说：“你在胜负处还要加油努力，别看你有的时候在胜负处有敏感，但还不够。胜负处经常是一锤定音的时刻，你必须判断准确，出击时要狠，这样才能收到好效果。”这些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当时国内棋界对我的评论是：胜负处下得不错，挺能拼的。而在像小林光一这样真正的高手看来，胜负处恰恰是我的弱点。

    因为我会一点日语，有日本棋手来比赛时，只要我有空，队里一般就安排我去陪他们，我也很乐意。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我提高日语，陪同中还可以向他们请教一些有关下棋的问题，收获很多。

    有一年，小林光一在北京参加擂台赛。礼拜天休息时，他想到颐和园去玩。我心中一阵暗暗叫苦：中午吃饭怎么办？那时的一些规定比较死板，小林光一住在燕京饭店，那就只能在燕京饭店吃饭，在外面就餐就不能报销。总不能为了一顿饭让小林光一从颐和园再回到燕京饭店吧？主办单位新体育杂志社就想了个办法，或是给我们每个人配备个盒饭，或是给我们每个人发十元钱。那个年代虽然人民币很值钱，但十元钱的标准还是不能吃到什么像样的饭菜的。于是我就自己带了点钱，以备万一不够时还可以垫上。我陪着小林光一在颐和园玩，看上去他很愉快，我却时不时地为午饭发愁。我们来到一处古色古香的休息室，里面有茶水对外宾供应。这时我想起了放在车上的盒饭，就问小林光一：“我们就在这个茶室吃点盒饭怎么样？”游兴正高的小林光一毫不介意地答应了。就这样，一直困扰我的午饭问题解决了。

    我还陪武宫正树去过长城。天很冷了，总不能带着冰凉的盒饭到长城去吃吧。那时的伙食标准已经提高了，记不清是十五（或二十）元，说实在的，这点钱在长城还是吃不到什么的。一路上，我一直在寻思，怎么样才能用这点钱吃到又好又便宜的午餐。那天，在长城的烽火台，我们巧遇到一群四川棋迷，他们是来声援擂台赛的，同时也想和他们仰慕的武宫正树先生见见面。武宫正树先生手捧棋迷们献给他的鲜花，笑吟吟地站在烽火台上。棋迷们说：“我们想请武宫正树先生吃饭，不知行不行？”我一听暗自乐了，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看来困扰我的吃饭问题又可以解决了。后来那些棋迷们跟我说：“真要感谢你答应得那么痛快，使我们能有机会跟武宫正树先生共进午餐。”我说：“哪儿啊，我应该感谢你们才对，因为那会儿我正在为武宫正树先生的午餐发愁，是你们帮我解决了问题。”

    围棋爱好者中有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以棋为媒，我和不少爱好者成为朋友，结下友谊，这是围棋给予我的一份珍贵的人生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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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生活

    行行不容易，行行有高手，不服气不行啊。

    那时年初总要开体育大会，各地体委的领导都要来开会，期间他们都会带着食品来看望自己省的运动员。山西省在国家队的运动员很少，像女排的周晓兰，还有乒乓队的几个陪练。足球教练徐根宝那时也借在山西队。有时候，四五个领导来看我们四五个运动员，差不多一对一。

    和老乡混熟了，就滚雪球似地和这些老乡们所在队的其他运动员也混熟了，像乒乓队的陈新华和郭跃华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运动员嘛，所以我们的交友方式还是跟运动有关。仗着自己也会打几下乒乓，就不自量力地拖着这些乒乓高手打乒乓。让五个不行，让七个不行，让十个还是不行，一直要让到十九个才行，也就是在二十一个球里我能赢下两个就算是我赢了。真是行行不容易，行行有高手，不服气不行啊。

    篮球也是我们喜欢的运动项目。不敢和男运动员打篮球，我们就找女队员打球。打球时不是她们赖就是我们赖，因为宋晓波力p青她们屁股一撅就把我们撅一边去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一对一就更没戏了，我的个子不算矮，可是在柳青她们面前我只能算小个子，旁边的人就看见我绕着她转来转去，怎么也摸不到球。我自己也找不到方向，头一抬，就看见她的大手在眼前晃动。

    她们那么厉害，那我们也得蒙蒙她们。每年春节，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摆擂台，和围棋爱好者多面打。有一次柳青也来凑热闹，正好我在十面打。柳青说：“江铸久，你真厉害，同时和十个人下棋。”我乘机蒙蒙她们，便说：“是啊，你柳青打篮球只能赢我江铸久一个，而我江铸久下棋却能同时赢十个，就是几十个我也照样下。”其实，完全不同的两种项目不好比，但年轻人就是这样争强好胜，喜欢玩闹。

    体操队的童非也经常来围棋队玩，有一次我们赌踢足球，谁输了谁请客吃西瓜。体操队的小运动员们举着牌组成了啦啦队，牌上写着：围棋队必输，我们口渴了，我们要吃西瓜。我们看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些体操运动员又瘦又小，看了就让人有些心疼。平时训练受了伤，拄拐棍、绑绷带看上去就更可怜了。

    足球比赛开始了，我们这才发现围棋队根本不是体操队的对手，他们不但体力好，而且身手敏捷，简直是在玩杂耍。我的位置是盯人后卫，盯的是黄玉斌。黄玉斌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不但具有顽强的拼搏精神，踢球满场飞，而且很讲究体育道德，时不时地把摔在地上的我搀扶起来。有的人就比较凶狠了，抢球时连过带拉人，有点赖，而且玩命似地飞身铲球，把我们吓得够呛。球输了，当然是实力不济，由此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跟体操队踢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多年以后，我和童非在美国相遇，聊起当年在国家队那些好玩的事，我们捧腹大笑。

    运动员就是喜欢比赛。冬天，我们经常找其他运动队的人打排球。吸取和体操队踢球的教训，打排球时我们扬长避短，找了个头较矮的跳水队。原以为我们以高制矮，定能把跳水队打个落花流水，谁知他们个个弹跳出众，鱼跃救球一点也不亚于专业队员。

    都说下棋的人聪明，我们后来就专门找游泳队打排球。因为游泳运动员看上去身子结实、四肢修长，是打排球的料，其实他们是鸭子脚，弹跳不行，只会接球，不会扣球。

    足球队的著名运动员容志行很喜欢下围棋，他的弟弟就是我们少年队的教练容坚行。我们跟容志行踢球，不仅大开眼界，而且也大有长进，那球好像是粘在他的脚上似的，任他摆弄。带球时身体一晃，就把我们甩得远远的。

    有段时间容志行跟我们踢得比较多，因为他在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时被新西兰队粗野地踢伤了腿，暂时不能参加正式训练，我们就借此机会找他踢球，说保证不会踢伤他的腿。容志行笑着说：“不会踢球的人才更容易踢伤别人的腿，因为他们老是踢不着球，踢到的都是别人的腿。”

    和科威特队的比赛容志行终于能上场了，我们去北京工人体育场为容志行助威。当容志行顶进一个球时，全场都沸腾了，我们为容志行欢呼，这欢呼中还多了一份特别的感情。

    那时体委经常开运动员大会，开大会时，坐在后面的人难免就要说话开小会。有次我坐在足球队的守门员李富胜旁边，上面在大会发言，我们下面的小会也开得热闹。大会结束，李富胜给我上的足球课也结束了。

    男队员在生活上粗枝大叶，忘记带钥匙的事时有发生，我们就把门上的窗户一直开着，这样忘记带钥匙时，我们就可以从门窗户那儿爬进去。北京灰沙大，窗户上总有一层厚厚的灰，可是经常忘记带钥匙的那几个人的门窗户总是很干净，因为爬窗户时衣服把灰都擦干净了。有一次，我又在爬窗户，篮球队的宋涛看见了就说：“你干吗那么费劲？看我的。”高大的宋涛站在凳上，把手从窗户那儿伸进去，用拖把“啪哒”把门打开了。我是绝对不会想到用这种办法的，因为和宋涛相比，我个子太矮了。宋涛后来被美国职业篮球队看中，邀请他去美国打球，可是成行前他的膝盖摔坏了，实在太可惜了。

    中日围棋擂台赛后，围棋队开始着手培养后备棋手，队里来了一批十岁左右的小队员，其中就有常昊，非常可爱。有一次，我看见宋涛居然背着一个小队员扣篮，让人称奇。有时，他打球时还让小队员搂着他的脖子，就好像是一个小猴挂在胸前。后来有一支美国职业篮球队访华，他们的扣篮更让人叹为观止了，简直匪夷所思。男篮钱澄海教练说：“不但你们是第一次看见，我们也大开眼界，很多技术动作我们也是第一次看见。”

    擂台赛使围棋队出了名，找我们搞联谊活动的也多了，这样我和羽毛球名将韩爱萍就熟悉了，有空就找她打羽毛球。有一次韩爱萍说她单脚打球也可以赢我，我当然不服气，就急着要跟她过招。怪了，她单脚站在那儿，我故意前后左右乱打。可是她好像有吸引力似的，那球总不听我的，总是送到她的身边，她当然就总是能接到。可是轮到她发球时，球就开始乱窜了，我来回折腾，还是接不到球。我彻底服了，真是隔行如隔山，你不能不服气，况且国家队集中的都是全中国的运动精英。韩爱萍后来和丈夫一起去了澳大利亚，在那儿教羽毛球。

    那一阵春节总是有联欢活动。有一年，我第一次对公众讲棋，可是联欢会上乱哄哄的，大家各忙各的，不知有没有人来听棋。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队友就先坐好，假模假样地听我讲棋，等吸引来了人，他们也就撤了。我发现我在讲棋方面比较有天赋，大家挺喜欢的。

    擂台赛后我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我在北京大学做报告时认识了一个女学生小杨，双方相处得很愉快，可是她家对我们的交往有些意见，她后来去美国留学深造了。小杨去美国后提出，如果有可能，让我到美国去看看她。在此之前，我访问过美国，而这次如果去就性质不一样了，是因私去美。我先要跟队里申请，队里讨论同意后还要回太原办手续，这些手续前前后后居然办了两年多，等到手续办下来，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送签证时，我申请去美的理由已经是讲棋了，因为我收到了旧金山围棋协会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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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

    那段学生生活我过得很充实也很愉快。

    1987年，我想去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外语，我听说女排的郎平也在那儿进修，学校很好。天文系何香涛教授是围棋爱好者，曾带队出访过欧洲，他帮我联系了进学校的有关事宜。我的本意是想从基础开始，老师测试了我的日语水平说：“以你的口语可以直接上三年级。”我们最后定下，我从二年级开始学。

    我们那个班有十八个人，女生居多。我的学生生活到初中就结束了，现在重回校园，跟比我年轻的学弟学妹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年轻单纯了很多，增添了活力。同学们学习刻苦，但也挺能玩的。大家都想跟我学围棋。有时老师上好了大课，我就接在后面上我的围棋课。我告诉同学们，我能在二十分钟里教会你们。其实，学会下围棋很快，就黑白两个子，可是要想下好围棋，那真是太难了。我的邻桌为了方便跟我学棋，竟然在课桌上刻刻画画，把课桌当棋盘了。

    为了迎接新年，学生们总要举行很多庆祝活动，规模虽然不能和体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迎新活动比，但也很热闹，并且另有一番味道。俞斌和芮乃伟也去了，我们都玩得非常愉快，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比赛多了，我已经习惯真刀真枪，复习考试也是这样。可是有的学生却爱耍小聪明，走捷径，比如公开课要背的东西很多，他们很想知道考试范围甚至是考题，如果他们去问老师，肯定会碰一鼻子灰。于是他们就推举我去找老师打听，老师看在我是运动员的份上，说不定会网开一面。他们七嘴八舌的，教了我很多提问的技巧。

    我想与其诚惶诚恐地去见老师，不如开门见山，因为老师总是聪明的。于是我跟老师说：“我的复习时间实在太少，所以想问问考试范围，这样也许能复习得更好一些，争取考出好成绩。”最后，还要不打自招地加上一句，“我不是想知道考题，只是想请老师帮助确定一下。”

    回到教室，同学们把我团团围住，问得特别仔细，老师跟我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词，他们都要分析研究。看见学生们如此把老师的话当圣旨，我觉得好笑，心想：你们聪明老师也不笨，老师怎么会轻易地告诉学生考试的题目呢？

    为了考好试，同学们真是利用一切机会，无孔不入。他们会利用考试前的几分钟时间，千方百计地打听，如果老师流露出什么，他们马上翻书。我心想，这样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这就像马上就要比赛了，你再去问教练，我是下三连星好还是中国流好？没用！可是我想错了，同学们这样东打听西打听，居然都考出了好成绩，我佩服至极。老师说：“这些学生考了十几年的试，身经百战，都成精了。”我在赞叹同学们刻苦学习的同时，也赞叹他们问老师考题的技巧。

    我们班有四个朝鲜族同学，他们的语法都很好，我就向他们请教学好语法的经验。他们告诉我，朝鲜语和日语的语法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也没怎么用功学。他们还愿意教我朝鲜语，可是一来我对外语的兴趣不大，另一方面一门外语已经够我累的了，所以就婉拒了。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我会去韩国下棋，而且不得不学习朝鲜语。真是世事难料。

    我在北师大一共学习了两年多，那段学生生活我过得很充实也很愉快，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唯一遗憾的就是因为学习，用在棋上面的时间就少了。

    北师大接纳了很多运动员，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谢军后来也在北师大学习，她学得很好，从本科一直读到研究生，据说还准备读博士。

    在大学学习，原以为离围棋远了，其实不然，我还是能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人和事。有一次，我看见校园里有围棋和象棋比赛活动，挤过去一看，竟然是原山西围棋队的领队王品璋在搞活动，真没想到我们会在大学里见面。

    在北师大，我还见到了当年北京队的小棋手杨靖，我们还一起进入国家集训队。杨靖那时已经从数学系毕业，正在读研究生。我一直觉得杨靖如果做职业棋手应该也不错，因为他很有围棋天赋。不过，聪明如杨靖，干什么都不会错的。杨靖后来去美国学习电脑，我们在美国见了面，他帮了我不少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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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泽秀行

    有的文章说，藤泽秀行就像是江铸久的教练。

    1981年，秀竹军团来访，我和藤泽秀行老师的渊源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那时日语并不怎么样，可是胆子大，见到日本人就开口，也不怕出洋相。陪同来的翻译日语当然很好，可是对围棋就不懂了。我有时就斗胆帮秀行老师翻译，别人看我挺能的，其实很多时候，他说的和我翻译的意思不一样。我大概给秀行老师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我好像挺能说日语的。

    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秀行老师对棋的那些想法。我那时对棋的思考还是局限于一招一式，在局面特别一般的情况下，就想不出好棋，而秀行老师很敏锐，能发现“只此一手”。在此之前，我对吴清源老师很崇拜，可是我跟不上他的思路，觉得很难学。我比较学得来的是(木尾)原武雄先生的想法，觉得特别神奇，比如钻头式战法、子的效率等等。

    秀行军团每隔一年或两年都要访问中国，我把平时看书打谱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记下来，他到中国来时就请教他。因为我会一点日语，队里就让我多照顾一下秀行老师。有一次，我去他住的宾馆看他，只见秀行老师边喝酒边下棋，房间里的十五瓶茅台酒他已经喝掉了八瓶，醉醺醺的。日本人很讲究师道尊严，小辈不敢违抗长辈的命令，已喝成那样了，他的儿子和学生还在给他斟酒。我粗惯了，没有那么多规矩，就收起酒瓶，倒了一杯只兑了一点酒的白开水给他喝。秀行老师一喝勃然大怒：“你们竟敢给我喝这样的酒，这是谁干的？”他的儿子和学生吓得不敢出声，我承认是我干的。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我，但也无可奈何。他说还想喝酒，我就说酒喝光了，而且这种酒现在北京买不到。

    和秀行老师接触多了，我们的友谊也加深了。有一次，秀行老师问我，中国除了北京、上海和南京，还有哪些城市的围棋活动开展得比较好？我就向他介绍了太原，一来太原是我的家乡，二来它离北京很近。没想到秀行军团真的去了太原。秀行老师感叹地说：“你告诉我太原离北京很近，可是要乘十个钟头的火车，太远了！”其实这不是我的错，中国地域辽阔，乘十个钟头的火车在中国人眼里实在不算很长。而日本国土狭小，从东到西乘十个钟头的火车，差不多可以坐出日本本土了。

    在太原，我赢了清成哲也，输给了小松英树。有记者就此问我：“你怎么赢了八段，输给了四段，发挥太不稳定了吧？”准备回北京时，秀行老师生病了，不能随大部队乘火车，只好改乘飞机。可是当时没有从太原直达北京的飞机，再加上天气不好，秀行老师就在太原耽搁了几天。他嫌宾馆的饭不好吃，我们就常常陪着他到外面去吃。吃饭时除了我们这些陪同外，按照当时中国的习惯，司机也一起就餐。这在我们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秀行老师看来就很奇怪了。他感叹地说：“中国司机的地位真高啊！”王汝南老师告诉他：“在中国，你千万不能得罪司机。”

    秀行老师过去壮实得像个摔跤运动员，一场大病后他很虚弱。那天晚上，他突然胃疼得厉害，他自己也有点担心，就要我睡在他房间里陪他。这可让我为难了，因为当时的外事纪律规定，中国人不能和外国人住同一间房间。看着我尊敬的秀行老师痛苦而孤独的样子，作为晚辈和学生的我却不能为他分忧解难，我焦急万分，却也无可奈何。那晚，那层楼面就住着秀行老师、王汝南老师和我，奇怪的是连个服务员也没有。我赶忙去找王老师商量，看能不能让我陪陪他，王老师也很为难，身为活动的负责人，他更不能破坏外事纪律。没办法，我们只能经常过去看看秀行老师，照顾一下。就这样折腾了一个晚上，也提心吊胆了一个晚上。好在第二天，秀行老师的胃不疼了，飞机也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总算没出什么大事，秀行老师也赶上了北京的活动。许多年后，提起那晚的事，我和王老师都觉得好笑和无奈。

    秀行老师也没有忘记这件事。1984年，我在日本箱根打擂台赛，赢了小林觉后，秀行老师很郑重地请我去他的房间，说有事要谈。我有点紧张，不知要跟我说什么。在他的房间里，秀行老师先向我介绍了一位年长的女士：“这是我的夫人。”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另一位年纪较轻的女士，“这是我的另一位夫人，也就是藤泽一就的母亲。她们是专门来谢你的，谢谢你在太原照顾我。”两位夫人都跪下表示谢意，我连忙还礼，连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不必客气。”我的日语词汇有限，一时也想不出更多更好的话，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两位夫人给我沏茶，拍着我的肩膀问寒问暖。我那时二十出头，很多事都不懂，嘴上不敢说什么心里却在喃咕着：“秀行老师怎么有两位夫人？”更让人惊奇的是，我看见两位夫人亲如姐妹，手拉着手在庭院里散步。

    秀行老师的确对我很好，赛前经常向我面授机宜。所以有的文章说，藤泽秀行就像是江铸久的教练。

    擂台赛赢了依田纪基后，秀行老师说：“依田的快棋很厉害，你有空要多跟他学学。”依田的快棋果然名不虚传，我连输了四盘。复盘时，秀行老师不时地指点我，当时的情景被《新体育》的记者拍了下来，好几家杂志都刊用了这张照片。

    擂台赛后，秀行军团再次访问中国，其间我一直陪着秀行老师。表面上看好像是我在照顾他，实际上陪同的过程中，棋里棋外我都学到了不少东西。记得秀行老师对我说：“你现在没什么风格，都是抄别人的。这样下去没什么前途，所有真正下得好的棋手，都是有自己明显的风格。你可以合理地吸取别人的东西，但你同时也必须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风格，这样才能成为大家。”

    秀行老师的目光相当敏锐，他对我说：“你不要看马晓春现在的名气还不是很大，可是总有一天他会很厉害的。”秀行老师还问我，“你看当今和未来最厉害的天才棋手是谁？”我回答说是聂卫平和小林光一，而秀行老师却认为是曹薰铉。孤陋寡闻的我居然连曹薰铉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我马上去查看日本的《围棋年鉴》，里面对他的介绍很少，只是说他在日本学过棋，还是六段时就回韩国服兵役了。秀行老师说：“你们不了解他，对他不够重视，但我认为他必定会大放光彩。”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韩国也有围棋组织，但不知道韩国的围棋也很厉害，而且领军人物就是曹薰铉。

    生了那场大病以后，秀行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可他还是多次带领日本的年轻棋手来中国访问。秀行军团里主要的棋手有依田纪基、今村俊也、小松英树、小林觉、武宫正树等。我觉得秀行军团的来访对当时的中国围棋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秀行老师生性豪放，不拘小节。在中国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中午他总要回住地休息一会。一般都是我把他送到宾馆，然后约定好时间，下午我再去把他接来。有一天还没到时间，他就披着我的大衣，一个人迷迷糊糊地来到了棋室。他说：“我一觉醒来，也不知道几点，就一个人赶过来了。”这时有人说，等一会儿中国的方毅副总理要来看棋，看着秀行老师睡眼矇眬的脸，我赶紧手忙脚乱地用毛巾在他的脸上胡乱擦了几把，他也就听任我的打理，旁边的人看了直笑。

    多年以后，我在日本时和乃伟一起参加了秀行老师的“合宿”，他的儿子藤泽一就也成了日本棋院的理事。

    秀行老师后来因为自己给学生颁发段位，与日本棋院有了摩擦，遂宣布退出日本棋院。秀行老师始终是我崇敬的先辈之一，任何时候见到他都是一件很高兴的事，而且每一次我都有很多的收获。我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