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棋会友

第一个全国冠军

    “万年老二”摘了帽。

    从1982年到1985年，四年间全国个人赛冠军轮流，而亚军总是我，所以大家叫我“万年老二”。我把个人赛看得很重，因为老拿第二，就认为自己也许一辈子也拿不到冠军。

    1986年个人赛来临的时候，我的心态跟往年有所不同，不再那么焦虑。因为在上半年的擂台赛中，我输给了今村俊也，那是我下棋以来精神压力最重的一场比赛。经历了失败和反省，再面对个人赛时，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个人赛冠军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和今村俊也那场那么多人关注的棋我都输了，个人大赛拿不到冠军又怎么样呢，只要自己尽力就行了。

    心态放松，个人赛也一路打得比较轻松，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点平常心吧。感觉上就像是平时的训练比赛，很认真，但对胜负想得不多。比赛意外地顺利，一共要下十二盘棋，但赢下第十盘棋时我已经是冠军了。最后，我十二盘全胜。有些事就是这样，当你千方百计地想得到它时，每每会失望，而当你把它看轻些时，它又会送上门来。拿冠军毕竟是自己多年的愿望，当赢了第十盘，冠军提前来到的时候，我赶紧给家人打电话报喜。那时候打长途很不容易，要跑到很远的电话局。冠军曾是我面前一道高高的门槛，现在我总算是跨过去了，前景似乎也光明了，路途开始顺畅。此后，从1986年到1989年我连拿了四届全国冠军，1990年以后没再参加。    1989年，我从国家队回到了上海，面对即将到来的个人赛，我不太想参加。一方面是连拿了三届，感觉已不那么兴奋。另一方面是回上海后训练不系统，怕输棋。妈妈个性很强，意志也挺坚强，她就拿话激我：“你不是想跟男棋手一起比赛，在国际赛场竞争吗？你现在连个人赛都不敢参加，那你还参加世界赛干什么？”妈妈的话刺激了我，是呀，怕什么？大不了就是输棋，输了再来嘛！于是我跟上海队领导说：“个人赛我还是参加。”一旦进入比赛，怕输的念头就没有了，只想着好好下棋，多学点东西，就这样一路赢下来，我又拿了冠军。

    从1982年开始，我有机会参加一些国内的杯赛，如新体育杯、国手战、十强战、天元赛等，在这些比赛中，我的水平发挥得比在女子赛中要好得多，因此也常常获得一些名次。

    1985年的新体育杯上，我赢了聂卫平。刚开始赢男棋手的时候，有些棋手不习惯也不自在，后来和男棋手之间的输输赢赢多了，大家也就习惯了。有些男棋手我始终觉得难以逾越，像马晓春，我只是在一次不太重要的比赛上赢过他。这么些年，我跟很多高段位男棋手下过棋，胜率最低的就是马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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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上九段

    我实现了一个遥远的梦。

    1988年6月我升为九段。成为九段棋手是我小时候一个遥远的梦想。那时候，听到九段就觉得遥不可及，不可战胜，因为它代表了围棋的最高境界。等到自己也入段后，才不把九段当成一个神话，而是把它作为奋斗的目标。

    中国开始职业棋手制度是在1982年，先根据往年的比赛成绩定段位，还要参加定段赛，这才能真正确定段位，拿到证书。当时，我是四段，杨晖是五段。

    当年的年底，在成都又举行了升段赛。当时的升段赛春秋两季都有，每次十二盘，以后才改为每年一次。所以在年底的升段赛上，我就升为五段。围棋协会还有一个规定，中日围棋对抗赛的成绩算在升段分里。我下过十二盘棋，胜率还可以，所以小有“盈余”，赚到一点分。一路爬上来连续升段，但1986年升为八段以后就停了，因为升九段需要的盘数比较多。在1988年的升段赛上，我第一盘对孔祥明。当时队里突然宣布：中日围棋对抗赛的成绩不再算分。我一听就傻了，因为当年我在中日对抗赛上的成绩不错，如果把它算入升段赛的积分，那我只要赢一盘就可以升段，也就是赢下孔祥明就可以升为九段。而现在，我只能一盘盘地下了。

    第一盘我赢了孔祥明，接着又赢了两盘，第四盘我输给了张璇。比赛休息的时候，罗建文老师突然打来电话说：“中日围棋对抗赛的成绩是以后不算分，现在还算分。所以你赢了孔祥明，也就等于升了九段。”因为当时我已经做好了一盘盘下的准备，所以听到这个好消息并不怎么激动。后来，我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这一天我盼了很久很久》，其实当时的感受并不像文章里写的那样强烈，可能因为年轻，有意无意就渲染了不少。

    九段对我而言不仅代表我达到了一个高度，而且说明我把升段这件事了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接下来如何选择？是去，还是留？这其中的原因要追溯到一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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怅然离队

    我的生活在三峡触礁了。

    1987年的中日围棋对抗赛采取了沿长江顺流而下，一站一站比赛的方式。那一年，我的成绩特别好，和依田纪基下三番棋，赢了。

    在重庆上船前，队领导突然宣布了一项纪律：为了对女棋手负责，上船后，女棋手不能到日本男棋手的房间里去。女棋手有我和杨晖、张璇。听了这个规定，我很不高兴，觉得带有点污辱性，不合理。不过，既然队里规定了，我们也没有想到去违反。所以，在船上我们也没有去日本男棋手的房间，但因为都是年轻人，大家相处得很愉快。

    船到武汉，全体成员住在洪山宾馆。洪山宾馆分外宾部和内宾部，内宾部的条件当然不如外宾部，外宾部的条件在今天也并不怎么样。有天下午，我和张璇、依田纪基、今村俊也等游览归来，依田建议去打羽毛球。天太热，大家都没有兴趣，于是依田又建议下快棋。当时我和张璇说：“那就在走廊里下吧。”可是走廊的光线很暗，依田说：“这怎么下？”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去了他们的房间，早把队里的规定忘在脑后。

    依田纪基房间的门开着，对面住的是加藤正夫，江铸久也在里面。我们几个人下起了联棋，颇为热闹，后来加藤他们也过来，兴致勃勃地观战。突然，电话铃响了，是队里叫我去参加一个晚宴。我和张璇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违反纪律了。

    第二天是对抗赛的最后一轮，我上场赢了彦坂直人。但那一年的总成绩是中方输了。

    第三天，全队开了总结会，气氛凝重。说到输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队员不好好下棋。我们去日本男棋手房间的事，更是遭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有些批评的话，是当时意气风发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特别震惊，也特别受不了。

    回北京后，队里要我写检查，我写了好几次，最后虽然勉强通过，但队领导还不满意，认为不诚恳也不深刻。接着处分下来了，取消我当年的国手战参赛资格，在此之前我已通过预赛，打到本赛，进了分组循环圈。而张璇则被取消棋王赛的预赛资格。就在我努力忘记而且差不多就要忘记这件事的时候，我偶然地在办公室看见了训练局的年终总结报告，其中提到了围棋队。报告中说，在当年的中日围棋对抗赛中，两名女棋手行为不检点、不守纪律，队领导及时认真地做了处理，全队都提高了认识，等等。我一下懵住了，原以为我的不守纪律只是围棋队的事，没想到被写到了训练局的总结里。我承认自己违反了外事纪律，但并不是所谓的“行为不检点”。作为那个时代、那个年纪的女孩，我们都很看重这些。而现在白纸黑字这样写了，那就是盖棺定论，我觉得可怕，觉得无法再呆下去了。

    我始终认为，我和张璇去日本男棋手的房间只是为了下棋，光明正大。我们的过错就是违反了队里的规定，这种规定虽然在我看来，多少是带有一点污辱的成分，但既然违反了规定，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批评。当时我也认为，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决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因此而受到了这么重的处罚，我心里不服。而且事情发生后，很多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再给我戴上一顶“行为不检点”的帽子，更让我难以忍受。

    我的生活在三峡“触礁”了。受这件事的影响，我的比赛一度状态极差，成绩一落千丈。那时年轻，心理承受力也差，特别是我完全没有做过的事，到了训练局领导那儿，竟然被定性为“行为不检点”。我看不出自己哪里行为不检点，年轻的女孩背着这样的包袱，真是觉得无路可走。我以为取消参赛资格是对棋手权利的侵犯，而说我们不检点，则是侵犯了我们的名誉。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管我多么喜欢下棋，不管我多么喜欢国家队的环境，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走了，否则我无法呼吸。可以说，“三峡之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多年以后，在罗建文老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用非常隐讳的语言提到了这件事。文中说：她们那时候做了一些事，我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会影响她们的名誉。而我认为恰恰是罗老师这样的说法，貌似保护我们，其实是真正损害了我们的名誉。我实在不理解罗老师的做法，这么多年了，他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

    看了那篇文章，当时我很悲愤，但我无处申诉。正在日本的我不得不重温了一遍当年的那种沉重和无奈。这件事即使我想忘记，很多人也并没有忘记。最近回国做《五环夜话》节目的时候，还有记者问起这件事。现在我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对我自己是一个心理上的了断，对关心和爱护我的家人和朋友也算是一个交待。

    1995年，我代表上海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个人赛。当时为了参加一项杯赛，我给陈祖德老师打了个电话，陈老师说他非常支持我，但围棋协会领导还有些不同意见，让我直接给罗建文老师打个电话。老实说，我心里是不想打这个电话的，觉得打了也不会有好结果，但是因为实在太想参加比赛了，只好硬着头皮给罗老师打了个电话。谁知他一口拒绝了，顺带还训了我一顿。在他面前，我只是一个学生和晚辈，为什么要这样刁难我，实在想不通。当时绝望的心情一如1987年。只是1987年的时候还心存一点希望，因为那时我还只是八段，准备再坚持一些日子，升到九段再走。升到了九段，对自己。对父母都是一个很好的交待。不管以后干什么，也算没有辜负了这段围棋人生。所以那段时间我很用功，全心全意扑在棋上。然而，可能是因为心态不好，棋总是下不好，一直到了1988年，才重新进入状态。

    1988年升到九段以后，我认为自己可以走了。但真要走了，突然又感到很矛盾，我实在是舍不得围棋，舍不得国家队的环境。

    想离队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和我水平相当的男棋手，他们参加世界比赛的机会比我多，这可能因为我是女性，一些完全由队里安排的比赛自然不用说，就连富士通这样的比赛，对女棋手来说，机会也差了很多。

    从第二届富士通开始，中国国内就开始有了选拔赛。选拔赛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当年全国男子围棋个人赛的第一、第二名可以直接参加下一年的富士通，余下的名额，年底的时候，在国家队里打一个大的选拔赛，要打一个冬天。我当时提出来，男子个人赛的前两名可以参加富士通比赛，那女子个人赛的冠军是否也可以考虑，队里的回答是不行，因为女棋手的成绩不如男棋手。这个理由我可以接受，但我随即又提出申请，想参加男子个人赛。这是有先例的，过去也有女棋手参加过男子团体赛和个人赛，当然男棋手不能参加女棋手的比赛。我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而国家队所有的男棋手都有两次的机会，既有个人赛争前两名的机会，也有参加选拔赛的机会，而我们女棋手只有一次机会。当时觉得无论从才能和水平，我都不如像马晓春那样出色的男棋手，不但如此，我的机会还远远不如那些水平和我差不多的男棋手，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和一些男棋手竞争，机会也不公平。但我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单独给女棋手一个名额。

    1988年，也许是“三峡事件”的后遗症，在研究比赛名单时，我听说聂卫平表过态：以芮乃伟的表现，给她一个对抗赛的名额就很不错了。就这样，在想走又舍不得走的心情下，慢慢地拖到了1988年底。那时有一个富士通的选拔赛，那个冬天，棋外的事我什么也不想，就像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一心一意钻在棋里。白天比赛，晚上复盘，我的脑子里只有棋，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落选，那我可能是走定了。所以，我很想在离开国家队之前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棋，至于以后怎么样，我不去想。我只想给自己留下一个与棋相伴的完整的记忆。那个冬天，我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但最终还是落选了。路到尽头，一切都结束了，我没有理由再呆下去了。

    于是，我就向队里领导谈了离队的想法。华以刚老师挽留我，劝我三思。其间我回了趟上海，也跟家人谈了。回到北京，我正式向队里打了离队申请。申请理由是：年纪大了，打比赛力不从心，所以想离队回上海读书。当然，这是一个应付的理由，想离队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这些，把真实的原因写上去队里肯定通不过。队里领导都找我谈了话，特别是陈祖德老师，诚恳地对我说，他很希望我留下来，但他尊重我的选择。聂卫平老师则很干脆，他说：“反正我已经劝过你了，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我都要这么说。现在你想走，那你就走吧。”我还专门找了郝克强老师，他当然劝我留下，但也表示无奈。就这么谈着谈着，报告批了下来。这期间，队里的一些事就没我的份了。他们说：“你不是交了离队报告吗？我们就当你走了。”

    临走的时候我难过极了，毕竟我在国家队呆了九年，我在这儿下棋、生活和成长，这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我对国家队还有了另一种牵挂，那时我和江铸久走得比较近，或者可以说是恋爱了。

    离队前，打报告、谈话、办手续、整理东西，忙乱得静不下心来。1989年5月20日，临走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真的要离开国家队了，生活断了链，过去的一切以后只有回忆了。和江铸久告别时，我哭了。一方面是对国家队的留恋，另一方面就是对他的留恋。既然要离开国家队，为什么又把对一个人的感情留在那儿？

    江铸久送我上火车。火车启动了，铸久跳上站台上的一辆拖车，挥动着手中的行李车向我道别。那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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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

    我和铸久几乎同时离开了我们亲爱的家乡。

    托运回上海的行李中，最多的是书。为了安置这些书，妈局紧急买了书橱、书桌。在外多年的女儿回家，父母总是很开心。

    回到上海，体委和棋社都对我很关心、很支持，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去上海棋社报到时，我谈了自己的想法，想留学或是去复旦大学读书。棋社领导说，你可以去读书，但不要退役，把关系留在棋社。

    在联系去复旦读书和去日留学事宜期间，我还是想打一些比赛，有空就打谱，还翻译一些日本棋书。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的想法行不通。我可以代表上海参加团体赛、个人赛以及天元赛（上海办的），而名人战之类的杯赛我就没资格参加了。其实这些杯赛，棋手只要具有六段的资格就可以参加，所以我报了名，但国家围棋队就是不批。有一次，我找到了国家队，甚至还和队领导发生了争执，但最终他们还是没有同意。我也很倔，不让我下棋，那我就呆在北京看下棋。对此，罗老师对记者的解释是，芮乃伟已拿到了护照、签证，就要去日本，不能保证全程参加名人赛。其实，在和罗老师争执时我就说明，我只有去日留学的意向，上海市体委还没同意，护照、签证都没办过，跟日本方面还没有联系。而且我还表明：“我是棋手，能保证打入本赛后继续参加比赛。”罗老师反驳我：“你保证有什么用？你要是参加，肯定会影响我们的赛程安排。”总之，我参加杯赛的路一点一点地被堵住了。我认为，对一个九段棋手，不管在省市队，还是在国家队，在参赛资格上都应该一视同仁。

    我终于发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想边读书边下棋，太不现实了。

    离开国家队时我还想过，实在不行就重头开始，干别的。可是回到上海，当我想看书时，拿起的总是棋书。我还是想下棋，希望参加一些比赛。那时，江铸久还呆在国家队，我们的感情很好。在那种情况下，我就考虑要不然就走回头路，回到国家队。而这时候，一些作为九段棋手可以参加的比赛，又接二连三地被掐断了。看这架势，即使回头，回国家队也没有好日子过。何去何从？干脆走远一点，出国留学，可是办出国留学的手续太繁，要体委批，要找保人……要不然，先在国内读书，有机会再出去？

    那时，日本是世界围棋最强国，高手云集。我天真地以为去了日本，就可以直接和高手比赛，遂了我的心愿。要国家队安排我去日本比赛很难，可是如果我人在日本，没准机会随时就会冒出来。

    上海体委一直很支持我，但对我出国留学，则持保留态度。当时上海市的刘振元副市长很关心我，特地把我叫去谈话。他说：“我可以放你出去留学，但希望你出去后继续下棋。如果你出国后放弃了围棋，那以后就不要见我了。”他让我第二天就去体委办手续。此后，体委一路绿灯。

    十年后，我在和国内棋迷的一次见面会上，见到了刘副市长。刘副市长说：十年以后看到你还在下棋，我非常高兴。我对刘副市长说：“如果没有你当年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出去，并且继续下棋的。”刘副市长说：你们在国外争光，也就是为自己的国家争光。

    离开中国前，我去了一次嘉定，看望老朋友——嘉定围棋协会会长周时华先生。我们是在1989年在嘉定举行九段赛上认识的，他特别关心我和铸久，同时也是许多棋手的好朋友，他现在是中国围棋协会的副主席。周先生对我说：“出门在外多保重，我们永远支持你。无论你什么时候来嘉定，我们都欢迎你。”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听到这样的话，真是温暖人心。以后每次回国，有时间我总要去嘉定看望老朋友。有一年，铸久带美国围棋团来华，还特地去了嘉定。对我和铸久来说，嘉定就像一个随时可以停泊的港湾，一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家。

    我在日本找的担保人是一个女医生，叫日野英子。1990年9月5日，我登上了去日本的飞机。此前的8月20日，我在北京送铸久去了美国。回到上海，即拿到了赴日签证。就这样，在那一年的夏秋之际，我和铸久几乎同时离开了我们亲爱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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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日本

    漂泊异国他乡的生活开始了。

    去日本的那天天气非常好，全家出动为我送行。多年在外，除了刚开始爸爸送我去火车站外，后来大家都习惯了，我一个人出出进进。进关时，妈妈哭了。我从十五岁开始就离家在外，她应该早就习惯了我不在家的日子。可是，现在我是独自一人去异国他乡，前途未卜，大家心里都没底。爸爸催促我快上飞机，要不然妈妈哭得更厉害了。

    来机场接我的是依田纪基，其实，他平时是不做这种迎来送往的事的。有一年，我去日本打对抗赛，他曾经邀请我和刘小光等棋手去他家玩，那时他新婚，我和他及他太太依田雅子都成了很好的朋友。雅子长得很可爱，圆脸，一笑两酒窝。我去日本留学，雅子也很关心，一直和我的保人联系如何安排。我最好的朋友牛力力那时已在日本留学，因为那天力力和保人都有事脱不开身，就委托依田纪基来接我，说好依田只要把我送到去横滨的高速公路入口处就行了。

    在机场，依田拿了一本书——《发阳论》，这是一本早期的研究围棋的死活题书，是井上因硕写的。前后几年，我看见依田不管在哪儿，手上拿的总是这本书。这本书很难，可以训练棋手对围棋死活的感觉。依田已经做了好几遍，我当时一遍也没做过。依田除了围棋以外，对其他都不太关心也不太懂。接我时，他只顾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推着行李车紧跟，他一点也没想到要帮我提点东西。在高速公路入口处，他帮我买了票，挥挥手就跟我再见了。第二天他还要比赛，要赶回去休息。

    去横滨的路上，看着窗外美丽的景色，我的心却不轻松：漂泊异国他乡的生活开始了，我的未来会怎么样？

    保人日野英子女士来车站接我。我认识她很偶然，她和她丈夫日野光囗先生都不懂棋，我的朋友孙琪刚在日本留学时借宿在日野先生家里。访日时我带东西给孙琪刚，就这样认识了。以后只要一去日本，我就带了礼物去看他们。这样一对老夫妻，在我想要留学时，只问了他们一句，他们就说没问题。学校也是他们帮我联系的——横滨YMCA学院，他们认为这所学校好。老先生很喜欢我，但为了做保人方便，由他太太出面担保。

    日野先生的家坐落于一小山坡上，独门独户，环境幽雅。去他们家有一段路，出租车开不进去，只能步行。这可要了我的命，我的行李箱太重，一个人拿不动，而日野先生脚不好，所以只能由他的夫人——英子女士和我两个人抬箱子。到家时，我们都累趴下了。

    其实，日野先生家并不宽敞，因为儿子一家和他们同住。为了照顾我，英子女士坚持睡在客厅里，把她的房间让给我。在国内，我学过一点日语，但完全置身于日语环境时，我的那点日语就不够用了。

    我是9月5日到日本的，可是横滨YMCA学院要到10月初才能开学。日野先生让我先休息几天，他们已给我找好了房子，过几天就可以搬过去。当天晚上，铸久给我打了电话。我们两个都离开了祖国，身在异国他乡，前景不明，只能互相鼓励。

    在日野先生家住了五天左右，其间他们带我出去走了走。刚到日本很茫然，他们叫我于什么，我就干什么，其实心里很急，因为住在保人家总是不方便，搬出去虽然生活会有些不便和困难，但毕竟能自己安排了。

    日野先生七十多岁了，有一次，他带我去看望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先生。日野先生一点也不懂棋，可是那位老先生懂棋，我们下了一盘棋，临走时，老先生给了我两万日元，让我去买些书。我怎么好意思拿呢？日野先生说，老先生是长辈，给你你就拿着吧。这是我到日本后通过下棋得来的第一份收入，在书店，我花了三千多日元买了本字典，剩下的全部存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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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

    捡了一台冰箱。

    从地图上看，横滨在东京左下角，而他们给我找的房子在千叶县的船桥市，在东京的右边，要横穿半个东京。去日本时，我的行李中除了衣物就是书，要单独过，生活日用品就缺了很多。日野夫人为我准备了餐具、被褥、菜刀等日用品，那把菜刀我用了十年，从日本用到美国，再用到韩国。临去船桥时，日野先生拿出了一本小本子，上面记着他替我垫付的钱，有学费和搬家费用等。从国家队回来，我并没有多少钱，去日本的机票也是妈妈买的。我就读的语言学校很好，自然学费也贵，半年的学费要七十八万日元，我根本付不出，所以是日野先生垫付的。一些生活日用品算是他们送我的。我很感谢他们，如果他们不为我垫这些钱，我是根本付不出的。

    船桥市是东京的卫星城市，很热闹。有人说，船桥市是乡下的东京，我后来在东京住过几个地方，那要算是东京的乡下了。我借住的房子是日本风格的建筑，和蔼的房东矢野先生五十多岁，是一家很有名的保险公司的科长，日野夫人是那家保险公司的顾问，他们是同事。他有一间空余的房子，暂没考虑出租，就免费提供给我居住。说话时，房东先生的身后探出个脑袋，是一个年轻的女人，起先我还以为是他的女儿，经介绍才知道原来是他的夫人——矢野文子。文子性格开朗，说话直来直去，不像一般的日本女人，倒像是我们中国的一些直爽女人。我们后来很谈得来，成了好朋友。

    我去零售店买了点东西，印象特别深的是两只西红柿就要两百多日元。我当时所有的钱，除了自己的两三万日元外，就是那位九十多岁老先生给的钱，我开始感到生活的艰难了，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在日本生活下去。

    我虽然不是第一次到日本，但却是第一次孤身一人在日本。第一天住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除了自己的呼吸，就听不见其他声音了。第二天，我就去打公用电话，开始联系朋友。有一个上海籍的棋手李青海也在日本，一联系，发现他的学生宿舍（日本人称寮）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五六分钟的路程。李青海的宿舍楼里住了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房间虽小，但设施齐全，大家相互也有照应，重要的是房租不贵，每月只要两三万日元，可惜不收女生。而我住的房子目前虽然免费，如果收费的话应该是很贵的。

    好朋友牛力力来了，带来了铸久放在她那儿的二千五百美元，其中二千元是铸久打应氏杯得的奖金。那时，国内棋手比赛奖金封顶，不管杯赛的奖金是多少，作为棋手的个人所得是有限的。对我来说那真是一笔巨款，有了它，我觉得可以在日本撑很久了。

    我和力力去购物，提着几大袋东西往回走，走着走着我们迷失了方向，可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喊车，就这样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几个月后，力力对我说，当时她很想叫计程车，如果她出钱，我肯定不同意，而如果让我自己出钱，对我又是一笔大费用，所以只好陪着我走。

    我的住处空空的，李青海告诉我不要急于买家具，因为每个月里有一天，居民可以把不用的大件东西扔掉。日本扔垃圾有严格的规定，比如我们这一带，每周一、三、五扔生活垃圾，二、四、六扔一些不能燃烧的东西，如塑料等。至于不用的洗衣机、电视机之类的大件物品，也只能在规定的那一天扔。这些信息留学生代代相传，因为可以不花钱就捡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李青海曾经看到一台录像机，上面还有说明书。而肯定不能用的东西，上面也会贴个纸条加以说明。在这方面，日本人做得很地道。离扔大件垃圾的那天还有些日子，我只好等着什么都不能买，因为没冰箱，买来的牛奶等食物，当晚就要吃掉。

    有一天，李青海高兴地跑来告诉我，他发现一台丢弃的冰箱，观察了好几天，确实是人家不要的。不过，大白天去抬人家不要的冰箱，总觉得难为情，所以我们就约好晚上找人去抬。

    晚上，我们先去学生宿舍找朋友，因此认识了从北京来的刘林，他也很喜欢下棋，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我们先把冰箱抬进李青海他们的宿舍，检查一下，看能不能用。如果抬到我住的二楼再发现不能用，那才冤了。我把一杯水放在冷冻室里，如果水能冻上，那冰箱就是好的。然后大家就开始聊天，聊几句，我就要拉开冰箱，看看水冻上没有，老是担心冰箱是坏的。当时觉得等待比赛的心情也不过如此。也不知过了多久，水终于冻上了。

    大家兴高采烈地帮我把冰箱抬了回去。迎面看见矢野先生生气的脸。他不高兴地说：“你一个女孩子怎么玩到半夜才回来，我来看过好几次了。”兴头上的我也不高兴了，心想日本人真麻烦，管得太多了。但事后想想，矢野先生也是为我好，因为他不知道我的周围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朋友。正是有了那么多朋友的帮助，初来乍到的我，才能比较顺利地开始在日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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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棋谋生

    为了省一百五十日元，我把自己弄病了。

    住处是安定下来了，接下来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收入来源。当时我手中的钱前面已经做了交代，而日本的物价奇贵，买两棵青菜就要二百日元，坐吃山空肯定不行，况且我还有一大笔债务。于是，我给一些日本朋友打电话，请他们帮我介绍工作。我们职业棋手所说的工作一般就是下指导棋，下指导棋的方式有很多，可以私人教棋，一对一下。也有的在棋会所（也就是围棋俱乐部）教棋，有的地方老板发固定工资，不管来多少人。也有的是来一个下一个，按人收钱。比较好的工作是私人教棋，或者参加一些大型的围棋联谊活动，那样比较轻松，收入也多一些。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棋会所教棋。下的是四面打，也就是同时和四个人下棋，四面棋盘摆放成扇形，我就坐在扇柄的位置上。四面打还勉强可以坐着，五盘以上就要走着下棋了。那天我下了十多盘棋，四面棋盘上棋手轮番上阵，可把我累坏了。我把每一盘棋都当做比赛，下得很认真。后来有人告诉我，下指导棋用不着那么认真，随便下下即可。那天，我领到了四万日元和二千日元路费。老板胜部先生说：“大家都很欢迎你，那就请你以后每个月来一次吧。”下完棋，我和会员们一起去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按规矩，餐费是由会员平摊，老师是不用出钱的。

    11月，我再次见到了一位名叫山下功的业余强豪，他连着为我介绍了两份工作。山下功的女儿山下千文是日本女子围棋前三名的人物，后来拿过世界业余女子围棋赛冠军，他自己也实力不俗，我让他两个子，要赢很艰苦。我和他认识也是一种缘分。我是1990年9月到日本的，5月的时候，我曾经随上海市围棋代表团访问过船桥市。活动很多，其中一个内容就是，每一个代表团成员都被安排到日本居民家中生活一天，体验一下普通日本人的生活。就这样，我住进了山下功的家。山下功的家是老式的日本房屋，我第一次在榻榻米睡觉，感觉不错。他们一家对我都很好，我也随山下功的女儿叫山下功的太太为妈妈。

    山下功先生为我介绍的工作中，一份是在都市美装公司教棋，确切地说是教公司的社长山本健一先生和一些高层管理人员下棋，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另一份是私人授棋，跟我学棋的是一个叫大囗正信的佛教团体领袖，也是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这两份工作收入都比较好，也比较轻松。现在我有三份工作了，生活是没问题了，而且还有盈余还债。多亏了山下功先生，使我很快就安定了下来，不用为生计发愁，也不用很辛苦。

    还有一件非常好的事就是一家电脑网络围棋公司“GO－NET”请我去做老师，每个星期去一次，每次通过电脑网络跟会员下四盘棋，这也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有了这几份工作，我的生活就完全安定了下来。那家公司的蒲原社长对我很不错，在我决定去他那儿工作后，他就让秘书带我去买了家具，帮我安家。每次工作结束，大家一起吃饭，然后社长开车把我送回家。

    我很幸运，到日本不久就认识了这些人。特别是那位佛教领袖大囗正信先生，更是给了我很多帮助。在日本遇到的一些困难，找他他总会尽力帮忙。他教给我很多日本的礼仪风俗，带我出去吃饭，去体育中心锻炼。与其说是我的学生，不如说是朋友，兄长。后来我们离开日本时，就把很多书籍物品存在他家。以后再回日本就都住在他那儿，连我们的被褥也存放得好好的，一回去就可以拿出来使用。

    在此之前，我的第一份工作完全不能保障生活，因为每月才有一次，所以，我用钱很省。9月31日，我第二次去棋会所教棋，结束时已是晚上八点了，当时正碰上台风登陆，风雨交加。因为要赶到李青海他们的宿舍去庆祝中国国庆，我谢绝了会员们的聚餐，急急忙忙往回赶。从电车上下来后当然是乘出租车最方便，巴士也行，车费要一百五十日元，可是我那时只有这一份工作，实在舍不得乘巴士，就顶风冒雨步行，走了半个多钟头。热热闹闹地吃完饺子，回到住处，我就感冒发烧，躺了好几天。当时还不好意思跟别人讲，为了省一百五十日元，把自己弄病了。一周后，乘电车去学校报到时，我还晕车，可能是身体虚弱，那真是一段难忘的回忆。

以棋会友

上学

    等到学期结束，我的书没有一页是连起来的。

    我就读的学校离保人日野英子家很近，可是离我住的地方就很远了，路上顺利的话，单程也要一个半小时。横滨YMCA学院是九层楼的建筑，在电车上远远地就能看见。它是一所专科学校，以英文出名。我就读的日文专科在八楼，报到时，老师让我们做了一些卷子，测试一下学生的日文水平，然后根据水平分班。我被分在四班，最好的是在六班。我那时仅会一些日常用语，所掌握的词汇都集中在围棋方面。

    回住处时，我在横滨车站换车。横滨车站是一个大站，有许多线发往各地，我要乘的是十号线，十号线和九号线在一个站台。车还没来时，我就在站台上散步。走着走着，我听到广播里说车要来了，人们都拥了过去。我就随着大家一起上了车，谁知我上的是九号线，和我的目的地正好相反。车开了一个钟头，估计应该到船桥了，可是我怎么没有听到广播里播报船桥的站名？这么想着，车继续往下开。不久，车到站了，所有的人都下车了，我更感到奇怪。我就问工作人员，这车上哪儿？他反问我上哪儿？我告诉他，我是从横滨上的车，要去船桥。他告诉我，那你就再坐上去吧，车还会开回去的。

    开学了，可能是因为以前学过一点日语的关系，我接受得挺快。而且放学以后，我经常是直奔工作地点，或者是跟日本朋友见面，再加上邻居们都是日本人，语言环境很好，所以，我的日语水平提高得很快，学的马上就能用上。几个月后，我就可以直接和日本人交谈，不像刚来时，要借助纸和笔。

    横滨YMCA学院真的不错，老师好，教学严格。我听说有的日本语言学校很随便，为了能多收学费多赚钱，对学生的学习和出勤要求不严格，而横滨YMCA学院对出勤有严格的要求。我们的学生签证一年或半年一签，在人国管理局续签时，学院会提供在学证明书以及出勤方面的资料，如果这些文件材料不合格，那就可能遭到拒签。这样也好，从某种程度上逼着自己天天去上校，否则，我也可能会逃课的，因为实在是太辛苦了，天天睡不够。

    我们早上八点三十分开始上课，上午上四节，下午有一节。我因为住处离学校太远，即便顺利，单程也要一个半小时。而且交通高峰时，站台上人潮汹涌，很难挤上车，想一个半小时赶到学校很紧张。所以，我一般都是六点二十五分出发，这一方面可以避开高峰，另一方面能赶紧把昨天的作业补上。学院很严格，作业也不少，上了一天的课，很累，有时接着还要上班，下指导棋，弄到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回家，实在没空也懒得做作业。在去学校的路上，和许多日本人一样，我在车上常常就睡着了。我只好趁早晨脑子清醒、体力充沛的时候做作业。作业来不及做完，就继续在上第一节课时做，所以，我实在不能算一个很好的学生。

    说起在车上睡觉也有窍门。我上车的车站不是起点站，所以上车时车上已经没有空位，每天总能看见相同的人坐在相同的座位上。经过观察，我发现有个乘客最早下车，也就是在我上车二十分钟后，他就到站下车。于是，我每天一上车就站在他旁边，他一起身，我就马上坐下，很快就睡着了。这样一直到下车，足足可以睡四十分钟。我这人特别需要睡觉，睡眠不够，做什么事都没精神。我真佩服有些人，站在车上，拉着拉手就能睡着，我始终没有练出那样的本事。

    在车上睡觉我从来没有误过站，人大概都有这种自然反应，一听见广播里报出自己要去的地方的站名，马上就会惊醒，跳起来就走。虽然不会误站，但会丢东西。我就想了个办法，把要紧的东西诸如钱包、外国人登录证、学生证、学生月票等都放在一只小包里，挂在脖子上，书包就放在行李架上。碰到晚上有重要的活动的那一天，比如酒会、联谊会，我只能一大早就穿得一本正经地出门。这看上去很滑稽，穿得一本正经，却背着个又破又旧的大书包。

    书包很重，里面的书各种各样，有的大开本的有几百页。学校没有储物柜，我们上好课后，教室就租给了其他学校，只能再把大书包背回家。如果碰上教棋的那一天，就更麻烦了。有一天，我发现一个台湾同学把大开本的书拆开来，拆成两个半本。我把这种做法贯彻得更彻底，用哪几页就撕哪几页，连拆书的工夫都省了。其实我是个很爱惜书的人，在国家队的时候，嗜书如命，书借给队友的时候很大方，可要是书还回来的时候有点破损，我会心疼得要命。而现在，我只能每天估摸着要用哪几页，然后撕书。不过也有撕错书的时候，把不用的带上，要用的却没撕下来，那时就很难堪了。等到学期结束，我的书没有一页是连起来的。

    就这样，生活和工作都安定下来了，读书虽然很苦，但也一直撑着。只是心里一直惦记着，总想有机会能在日本正式下棋比赛。

以棋会友

难舍围棋

    林海峰老师家的研究会一创办，我就参加了。

    单独住下没多久，大概是来日后三个星期左右，我就去过一次日本棋院。棋院在千代田的一个比较繁华的商业区，以前我随中国队来棋院比赛，气特别壮，日本人对我们也是以礼相待。但这次不一样了，很紧张，心里完全没底，暗暗祈祷，但愿日本棋院能给我一些机会。那天是日本女棋手本田幸子带我去的，她是女棋手中的大先辈。战后，日本棋坛有很著名的本田三姐妹，大姐嫁给了九段棋手杉内雅男，二姐就是本田幸子，一直没有结婚，妹妹就是楠光子，我们下过棋。为什么本田幸子会带我去棋院呢？

    在1988年的中日围棋对抗赛上，我和张璇是中国队的女棋手。大竹英雄先生和本田幸子女士对我们特别好，送给我们许多礼物，还带我们去卡拉OK玩，那是我们第一次见识卡拉OK。因为想去棋院下棋，我就给本田幸子打了电话，她说愿意带我去棋院。后来我才知道，本田幸子等一些女前辈是反对我在日本下棋的，可能当时她也不好意思推辞，就带我去了。

    在棋院八楼，我见到了棋院的理事——藤泽秀行老师的儿子藤泽一就，他曾经随秀行军团到过中国，我们还下过棋。本田幸子对藤泽一就说：“芮桑（桑，日语音译。此处作小姐、女士意）现在来日本了，想下棋，你看看能不能帮助她？”藤泽一就对我说：“我个人很想帮你，但恐怕棋院不会同意。”他给我看了一份文件，是中国围棋协会刚给日本棋院发的正式公文。公文的大意是，中国围棋协会不同意所属的棋士在日参加日本的公式战。所谓公式战是指那种有传统的、每年一次的比赛，如本因坊战、棋圣战、名人战，主办单位和日本棋院签约，诸如棋手的对局费、奖金额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而那种临时性的快棋赛，或者是谁跟谁的对抗赛，就不属于公式战。

    看了文件我呆了，根本没想到中国围棋协会会发这样的公文，我无话可说。藤泽一就说：“所以，你想参加比赛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要考虑和中国围棋协会的关系。”后来我才知道，即使没有中国围棋协会的那份公文，日本棋院也不可能让像我这样的中国棋手在日本下棋。几年以后我又听说，日本的女棋手曾经开会讨论是否同意我在日本参加比赛，结果只有一人投了赞成票。我是女棋手，她们不同意，那我就不可能在日本参加比赛。我还听说，在棋界势力比较大的就是那些前辈女棋手，因为教棋，她们跟日本政界、财界的很多要人关系密切，那些要人是她们的学生。所以，日本棋院肯定要尊重她们的意见。

    看样子是不可能在日本下棋了，但也没办法，来也来了，还是先把生活和学习安顿好再说，以后再想办法。虽然不能比赛，但出入日本棋院是没问题的。日本棋院每周有两次“手合日”，也就是比赛日。周三是五段以下棋手比赛，周四是六段以上棋手的对局比我一般在星期四的下午赶到棋院看棋，第一年因为还在上学，所以就不排工作，放学以后就来。

    对局室五楼、六楼都有，每间对局室都有名字。在五楼，有一间叫“幽玄”的特别对局教室，墙上有川端康成写的字：深奥幽玄。一般比较大、比较重要的比赛就安排在这间特别对局室，不过也不完全是。日本的等级观念很强，如果那一天有比赛，那么那天地位最高的棋手就在“幽玄”下棋。比如棋圣头衔的保持者那一天比赛，那他就在“幽玄”下棋。如果棋圣那天不在，那接着就是名人、本因坊。如果那天他们都不在，那就是天元在“幽玄”下棋。有些高等级的女子比赛和星期三的比赛，有时也会在那儿下。

    “幽玄”里有闭路电视直接通到记者室。在记者室，记者和棋手可以看棋和打谱。如果想到对局室看棋，其他棋室都可以直接进去，而“幽玄”则不能随便进去，想看棋只能在记者室。

    六楼的房间比较大，其中有一间特别大，可以放几十盘棋。日本的对局室和中国的有些不同，我们的大对局场是一排排的桌椅，大家坐在椅子上下棋。日本的对局室里安放的是棋桌，棋手就坐在榻榻米上下棋，没有其他的桌椅。如果想看棋，就跪坐在棋桌旁，看完了，再换一盘。

    刚开始，我去六楼看过棋，觉得相当别扭，不自在。大家都跪坐在榻榻米上下棋，看上去矮矮的。而你走进去的时候，就显得特别高大，很显眼。而且有些棋手虽然是高段位，但年纪比较大，想多赢几盘棋、拿名次都有些困难，年轻人总是厉害些。当然，那些出色的、超一流选手则另当别论。还有，那些年纪较大的高段位棋手来下棋，本身就不是来拼命赢棋的。日本的对局时间比较长，每方用时一般要四五个小时。早晨十点开始下棋，十一点四十五就打挂暂停，十二点三十再开始。如此漫长的比赛，那早晨的时间就无所谓的了，甚至可以寒暄、聊天、喝茶，显得特别热闹。我上午偶尔去棋院，看着看着就有些心理不平衡。他们下棋那么随意，不好好下，也不想着去拼，为什么他们这样倒可以下棋，而我那么想下棋却不给我下。一气之下，我有两个星期没去看棋，当然那其中也有疲劳的缘故。

    后来我就熬不住了，实在太想看棋，也想通了。既然作为职业棋手入了段，那么下棋和怎么下就是他们的权利。我不能下棋只是一个特例，不能因此而心理不平衡，想下棋，那就要靠自己去争取了。所以，以后我还是每周四到棋院去看棋，但不再去六楼了，而是呆在五楼。五楼通常有五盘棋，我就轮流看，足够看了。

    11月间，我突然接到了林海峰老师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打算在自己家里办个围棋研究会，以下棋为主，下循环圈，计划中的棋手有我、牛力力、王立诚、王铭琬、赵善津等。他问我愿不愿意去。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不想去？而且林老师亲自打电话给我，我特别感动。林海峰老师家的研究会一创办，我就参加了，可以算是元老。最初的中国棋手有我和牛力力等，因为当时在日本的中国棋手不多，台湾地区的棋手有王立诚等，日本的棋手实力很强，最初有淡路修三、小林觉、片冈聪等。

    研究会每月有两次活动，安排在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个星期天。每次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到傍晚。我们先下棋，赢得多的和赢得多的下棋，有点像我们的积分循环。每个人每盘棋下四十五分钟的保留时间，然后是三十秒的读秒。日本那时就有专用的记时钟，它会帮你读秒，听到“笛——”的长声，就是提醒你还有五秒时间。

    下完棋，大家就复盘、摆谱，交流心得。天黑了，林师母端出了晚饭。林师母做得一手好菜，有人说，我们去林老师家，就是为了吃那顿饭。菜很多，可是年轻人也多，所以饭菜总是一扫而光。林老师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芳美后来成为日本很有名的围棋节目主持人，儿子后来到中国留学。我们下棋时，林师母准备了很多茶水、点心，在很轻松的气氛中，大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林老师又是一个特别和蔼的人，我们在他家，就像在自己家那样轻松自在。

以棋会友

“合宿”

    参加秀行军团集训。

    除了参加林老师的研究会，我还参加了藤泽秀行老师的“合宿”。“合宿”类似于我们国内的集训，去的都是些年轻棋手。多年来，秀行老师每年都组织年轻棋手到中国参加比赛，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我们都把他和他组织起来的年轻棋手称为“秀行军团”。

    “合宿”每年冬夏两季都有，地点都是在横滨以南一个有名的叫“汤河原”的温泉。日本的温泉是很有名的，日本人也特别喜欢泡温泉浴，休假和度周末时，他们通常选择温泉。游客到了温泉，放下行李就去泡温泉，吃好了晚饭，接着再泡，有时一晚上要泡好几次。所以我以为日本人去旅行度假，大多跟风景无关，而跟温泉有关。

    我随秀行军团去的那个温泉，附近有家旅馆以接待围棋和将棋旅行团出名。旅馆里有对局场，可供几十人下棋，在对局场四周的梁上，挂满了著名棋手题写的字，一看就知道旅馆和围棋的渊源非常深。

    我一共参加了六七次“合宿”，第一次是我自己给秀行老师打电话，并且请有名的围棋记者京野秀夫介绍，秀行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秀行老师还说，你刚来日本，我就不收你的钱了。老师允许我参加我已经很高兴了，怎么还能不付钱？参加“合宿”要七万日元，到了温泉，秀行老师当真指着依田纪基说：“让他付，他有钱。”我以为老师在开玩笑，可是依田真的付钱了。他说：“老师说的我不能违背。”第二次，老师还是叫依田替我付钱，我实在过意不去，就把钱装在一个信封里，千方百计地塞到了依田手里。

    “合宿”前后一共有五天，我发现了一个令我大惑不解的情况，据说这是日本围棋界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大家结伴去温泉的途中，在一个地方休息吃饭。吃好饭，依田付了钱后，说声“走吧”，大家就走了。我很奇怪，我吃饭的钱，还有大家吃饭的钱，为什么要让依田付？有人告诉我，棋界的规矩是前辈付钱，也就是入段早、年纪大的棋手付钱。还有，如果男棋手和女棋手一起出去吃饭，那付钱的肯定是男棋手，除非那个女棋手比男棋手年纪大很多，入段也早。看样子只有我过意不去，大家都心安理得，只说声“我吃饱了”，站起来就走。我就想，那岂不是好一点的棋手在经济上压力太大了吗？情况也确实这样。

    集训很严格，第一天报名、交钱，老师训话、自由活动。第二天开始正式活动，上午九点到十二点对局，休息一小时后，再下两盘棋一直到下午四点，然后是老师讲评，一般是两小时。晚上七点开始，老师还要讲评两个小时。九点以后很多人还要下快棋。在那儿流行十秒棋，意思就是十秒之内必须走一步，超时就算输。因为是练习棋，大家就想出了一个规则，十秒到了还不下，就罚两目，交给对方两个子。日本的规则是数目法，等到下完棋，要把对方的死棋填到对方的空里，他多给我两个子，就表示多死两个子。记时钟前五秒会发出五声短促的“笛”，后五秒是一个长声。十秒棋完全是练感觉，要求熟悉棋形，培养对整个棋局在一瞬间敏感的捕捉力和判断力。基本功扎实的人，十秒棋就下得好。我和那些棋手下一般快棋时还能对付，下慢棋可能实力还要强过他们，可是下十秒棋这样的超快棋我就输得多。十秒棋下得最好的是依田纪基和结城聪。

    晚上九点后有人接着下快棋，有人先去温泉泡个澡，消除疲劳后接着下。总之，很少有人聊天、玩。我很想跟他们下棋，但主动来找我的人并不多，通常是以前到过中国的那些棋手，比如森山直棋、横田茂昭。依田纪基和结城聪总是他们两个自己下，不跟别人下。我很珍惜这个下棋的机会，一般要下到半夜一两点，然后赶快睡觉，因为明天还有训练比赛。有一次是集训的最后一个晚上，依田纪基和结城聪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我也就呆在旁边一直看着。看棋也能长棋，因为我总是把自己当成对局者，只是往往我想象的棋不如他们下的好。看到早晨四点，我实在吃不消了，就到温泉去泡个澡，精神焕发后接着看。那时，我实战很少，参加“合宿”对我是一种强训。

    秀行老师讲评时，我们就众星拱月般跪坐在他的周围。跪坐，日本叫“正坐”，也就是膝盖着地，臀部全部坐在小腿上。这种姿势可不好受，我的承受力也就半小时，过了半小时就站不起来了。在日本，任何仪式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笔挺挺地正坐，当仪式结束，主持人说“随意”后，男子可以改为盘腿坐，这样可以舒服放松些。而女子是不允许盘腿坐的，只能弯着腿侧坐，即使这样，也要时常更换姿势，要不然也很难受。还有，因为棋手太多，听秀行老师讲评时，前面的棋手都是跪坐，中间的棋手是跪着不坐，后面的棋手就站着。虽然我的眼睛不好，但我总是站在后面。就算是那些从小就开始跪坐的日本棋手，两个小时坐下来，也都在那儿揉腿。

    讲评的方式，一般是好一点的棋手先上去，正坐在棋盘对面的一个垫子上，自己选一盘当天的棋摆出来。偶尔会有人说，我最近下了一盘棋，请老师看看。秀行老师对棋的见解和思路都很犀利，听他讲评能学到很多东西。可能是因为秀行老师比较严肃，规矩严格，除了依田纪基和森田道博等一些棋手上去外，很少有棋手敢上去请秀行老师讲评，女棋手就更不敢上去了，往往要点名。我也没主动上去过，是秀行老师点的名。当秀行老师提问时，基本上就依田一人回答，其他人就是问到了也不回答。日本棋界很讲究等级规矩，跟我们中国不相同。摆棋的时候特别分前后辈，不像我们，五六只手同时伸上去，甚至还会争起来。论资排辈可能也有好处，但我总觉得太拘束了。总的来说，我还是喜欢我们国内的摆棋环境，你不说出自己的意见，别人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而且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对还是错。

    因为我是外国人，在秀行老师讲评时我一般不插话，但有时也忍不住说上一句：“这里‘飞’一个怎么样？”在林老师家，大家都畅所欲言。在棋院，跟石田芳夫小林光一等大先辈摆棋时，我也经常忍不住要提问，我太想请教他们了。在日本，我很少看到像我这样辈分的人在他们面前这样直接提问。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他们也就原谅了我的无礼。事实上，当你向小林光一老师他们提问时，他们好像也并不觉得唐突，而是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有一次，在日本棋院，小林光一老师一个人在摆棋，我在一旁看。摆着摆着，他突然问我：“你觉得形势怎么样？”我就谈了自己的看法，然后我们就一起摆起棋来。我觉得这些超一流棋手全心钻研，不会觉得和晚辈棋手摆棋是冒犯了他。话虽这么说，刚开始向他们讨教时，我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我第一次去“合宿”是在1990年的冬天，那次成绩不好。1991年夏天去的时候，我居然七连胜，第八盘就是不下棋也是优胜，奖金是十万日元。我太高兴了，这笔奖金抵掉我交的费用还有盈余。关键是我上了一年学，下棋的机会不多，棋感不行，居然还七连胜。那一次，结城聪因为有比赛，没有参加“合宿”，但比赛一结束他就赶来了，可见“合宿”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了。秀行老师对结城聪说，既然来了，你就和这里赢得最多的芮桑下吧，结果我输了。这是我在“合宿”取得的最好成绩，后来一年比一年差。成绩虽然不好，但我还是喜欢去那儿，持续了大约有三四年吧。

    跟随秀行军团“合宿”的日子里，我简直舍不得睡觉，因为我平时很难有这样的机会，那么多人一起研究、下棋。日本棋院的制度和我们国内不同，棋手不需要上班，各管各，比赛时来参加就行了。所以像秀行军团这样的集体活动很少，对我来说，那更是雪中送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