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棋客——我们漂泊的围棋生活

以棋会友

天涯棋客——我们漂泊的围棋生活

芮乃伟 江铸久

序(吴清源)
芮乃伟：我的自序
初学围棋	启蒙老师	围棋训练班	少体校
进市围棋队	到北京去	奋战擂台赛	与日本棋手对抗
第一个全国冠军	升上九段	怅然离队	回到上海
东渡日本	安家	教棋谋生	上学
难舍围棋	“合宿”	疲惫和失望	工作签证
搬家	我学会了烧菜	三登富士山	吴清源老师
拜师学艺	应氏杯	翠宝杯和宝海杯	讲棋
隔海相望	结婚	心愿	移居美国
欧洲之行	初到韩国	在韩国下棋	生活在韩国
获得国手战挑战权	富士通杯、应氏杯、LG杯
江铸久：我的自述
学棋	第一个冠军	走出太原	进入省队
在国家队	第一场国际比赛输了	以棋会友	业余生活
上大学	藤泽秀行	中日擂台赛	初到美国
学英语	教美国人下棋	数学围棋	工作签证
搬家	开车	全美围棋大会	克利夫兰集训
参加应氏杯	美国围棋团访华	全美旅行	布朗先生
组织职业比赛	教孩子下棋	车敏洙老大
芮乃伟、江铸久：相爱的日子
团聚	还是想下棋	初访韩国	曹薰铉老师
四大天王	国手战前后	我们看围棋	“追杀”曹李师徒
回国	感情的记忆	咄咄逼人的韩国女棋手	我们的家
附录
我在中日围棋擂台赛	东行日记	三峡的灯火	我看到的李昌镐和王立诚
“女中昌镐”，顽童本色	受难与战斗	对一桩史实的匡正	沈君山来北京斡旋
芮乃伟搬倒“石佛”	芮乃伟勇夺韩国“国手”	最后一步
后记

以棋会友

序

吴清源

    我一直关注着我的祖国——中国围棋界的发展。

    当看到芮乃伟崭露头角时，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数十年来我一直认为，女棋手如果能够取得出色战绩的话，对围棋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与推广会起到巨大的作用。这是我根据自己和妻子去美国普及围棋的经验而得出的。

    看了芮乃伟的对局谱，我觉得她身上具有在男子比赛中夺冠的资质。就是这个芮乃伟，1990年时突然来到了日本。林海峰（来自台湾，当时我唯一的弟子）家的研究会她每月去两次。我从海峰那儿听说她学习很用功。在日本，她不能加入职业棋士的组织，因而不能参加正式比赛，只能往返于棋士个人的研究会，或偶尔下一些表演性质的公开快棋。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直下去，岂不是会让她的才华萎谢吗？我感到非常担忧。

    我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对世纪的围棋”。1992年新年，我们开始考虑拍成录像带讲座予以公开发表的计划。我对合作方提出的条件是：如果芮乃伟做我的助手，我就答应。但是计划是要拍百集以上的日语讲座，我们很担心她的日语水平能否胜任。那一天，寺本忍先生告诉我，芮乃伟已经答应了做我的助手。为此，她承诺为了能够胜任这一工作，她会拼命学习日语到3月底。听到这个消息，我放心了。

    那以后，芮乃伟以她的顽强和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她的日语水平提高到了可以为录像带工作的程度。4月起，为使她更好地理解对世纪“六合”的围棋而进行的特训与研究会开始了。乃伟的中盘战斗力很强，算路也很准确。但布局犹如建屋时的设计图，只有在布局阶段打好基础，再开始盖房，才能收到好的成效。我就边和她下快棋边给她讲解布局的道理。那是夏初时节的记忆。

    特训结束前后，有一天她来了，说，要和江铸久结婚，想请我当他们的证婚人。我知道江铸久是个很有才华的棋手，曾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获得出色战绩。虽说从未听她说起过他们俩相知相恋的事，但听到他们俩走到一起我很高兴，觉得是一件大好事，只是我从来不做证婚人之类的事，所以婉拒了她的请求。后来听说，他们只是两人一起去了中国大使馆办了结婚登记。我祝福他们婚姻幸福，生活美满。

    这以后，江铸久也加入了我们俩的研究会。铸久只是坐在一边，默默地注视着我们的研究，但我很快发现，乃伟很听从他的意见，所以，让在一旁的铸久同意我的想法，是说服她的捷径。这真可谓“夫唱妇随”的样板。我觉得，像他们俩这样不管是在日常生活里还是在棋上都那么和谐的鸳鸯夫妻是不多见的。

    1993年，日本文化界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应江崎诚致先生的邀请，我作为名誉顾问，乃伟作为顾问随团访问。从北京、成都、重庆，然后沿长江三峡顺流而下，抵达武汉后再到了上海。

    访问期间，乃伟在我讲“21世纪的围棋”时担任我的助手。我们每到一地，还和很多人下指导棋，进行车轮战，做了很多工作。那时的情形，江崎诚致先生在新潮社出版的《吴清源》一书中这样记载：“那是在北京时的事情。吴九段讲学时，中国围棋协会的陈祖德主席始终全神贯注地倾听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的神态使我更坚定了对21世纪的围棋的信念，因为虽然我不太懂，但能够明白的人是明白的啊！而吴清源对棋理的探求，和芮乃伟那与之融为一体的倾力相助，更是超越了棋的世界，是追求和理解真理的人与人的出色结合。我已经看到了21世纪的围棋所发出的光芒。”

    1992年的应氏杯世界围棋赛，乃伟打到了半决赛，与大竹英雄九段战成了一比二，证明了她具有与世界一流棋士并肩的实力。就在那时，我向应昌期先生作出了将她培养成为世界冠军的承诺。

    那时起，乃伟与我的研究会，又陆续增加了许多新成员。小川诚子、王立诚、杨嘉源、麦克·雷蒙等都聚到一起，研究会充满了活力。

    乃伟的好友牛力力、马亚兰也经常来，她们为来日参加世界赛时到家里来的一些中国年轻棋手做翻译等，帮了许多忙。年轻棋手们的到来令我们的研究会热闹非凡。

    1993年秋，寺本忍先生来对我说，乃伟希望能够成为我的弟子。她自己不好问，找他来请求我同意。我当即一口答应。乃伟很努力，个性也很强，完全具备作为我的第二名弟子活跃于世界棋坛的资质。我老早就这么认为，所以毫不推辞而是很高兴地收下了她。

    入门仪式是12月6日举行的。我的大弟子林海峰夫妇帮了很多忙，乃伟的朋友们也都参加了我们的仪式。

    上面提到的书中江崎诚致先生写道：

    “1993年12月，从中国旅行回来没过多久，吴清源九段决定收芮乃伟为正式弟子。这一入门仪式由林海峰夫妇作为公证人举行。

    “我也受邀请出席。说是仪式，却并不张扬，只是牛力力、张璇等几名在日本居住的中国棋手聚到一起，也就是说，只是一些自己人来确认芮的拜师之事的简朴的仪式。新宿一家名为“ef”的法式餐厅，开始营业前将宽敞的大厅隔出一角来做会场，异国情调的布置，衬以柔和的灯光。正面的椅子上坐着吴清源夫妇，两边点起了红蜡烛，椅子前面的地毯上放了一只薄薄的坐垫，芮乃伟跪在上面磕了三个头。

    “看着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想的拜师的情景，那一瞬间，我感动不已。

    “中国是礼仪之邦。过去晋见皇帝时三跪九叩。这些现在已经淡薄了。但听说有些家庭对长辈问候时的礼节仍保留着过去的形式。

    “这次的入门仪式，恐怕也是由此而来的吧。烛台是林夫人亲手布置的。拜师时的讲话，吴九段只是略略应景而已，所以有人说只磕一个头就够了，也是林夫人进言说还是三叩比较好。

    “就这样，入门仪式举行了。但吴与芮之间并未交换一言，也就是说，芮一跪三叩后，就结束了。真是简洁的仪式啊！

    “事实上，芮的入门，可以追溯到一年多以前。吴九段将他关于21世纪的围棋的构思加以提炼，进行拍成录像带讲座的工作，芮乃伟一直是他的助手。他们的合作是如此的协调、合拍，那一种师徒关系早就形成了。”

    和芮乃伟、王立诚、常昊、周鹤洋、俞斌等充满活力的年轻棋手的接触给予我很大的启发。我越来越没日没夜地埋头于对“六合的围棋”的探求之中。活到一百岁，将“21世纪的围棋”推广到世界棋坛的使命感在我的身上燃烧。

    乃伟作为第一个外国棋院的所属棋士担任了NHK台的围棋讲师，给日本的围棋爱好者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战法，受到了很大好评。

    但是，在日本她只能偶尔下下《围棋》月刊的连载对局，下不到职业比赛。1996年秋，乃伟下决心离开日本，随江铸久去美国，开创他们的新天地。失去了她这样的好助手，我感到很寂寞。但我更加担心美国这片新大陆会将她的才能埋没掉。

    幸而，他们的转机终于来了。

    韩国出身的车敏洙先生是他们的好友。车先生为江、芮夫妇叩开了能够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的韩国棋院的大门。

    韩国棋士们以他们的胸襟及包容力证明了“围棋无国境”这句话。压倒多数的赞成票，决定了江、芮夫妇可以作为客座棋士进入韩国棋界。

    1999年2月，夫妻俩与同是中国出身的孔祥明一起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吴清源杯围棋公开赛，而后又去了充满异国情调的摩洛哥。

    看过了大天才毕加索的故居，回到马德里，已有一纸传真在等她，说是韩国棋院已正式决定接受他们为客座棋士，让他们立即赴韩。那是已先她返回美国的铸久发来的。我完全可以想象那时候的乃伟是怎样的兴奋和高兴。

    乃伟赴韩后的出色战绩，可以说是众所皆知吧。我的师弟（同是濑越宪作老师门下）曹薰铉对这个师侄十分关照，各方面都很照顾她。乃伟回来时常对我说起她的感激。

    日本、美国、韩国和祖国——中国，在四个国家的棋界都扎下根的棋士只有他们夫妇两人。仅此一点他们今后的担子就很重，各国对他们的期望也很大。离开中国后的那些岁月决不会是虚度的。

    长长的一生中，有高山也会有低谷。考验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克服了这一切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现在乃伟所获得的成绩，是她这几年来积蓄在体内的能量大爆发的结果。我希望她能注意身体，继续努力不懈。这也是全世界棋迷的期待。

    读者朋友们，我衷心地希望你们能把你们的热情关心与有力声援给予远在异国他乡奋斗的江、芮夫妇。谢谢大家！

2000年11月23日

（注：吴清源大师的序言原是用日文写成的。）

以棋会友

芮乃伟：我的自序

初学围棋

    下棋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我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学下棋的，那是1974年，我在上海市南京西路第二小学读书。弟弟芮乃健比我小一岁半，上三年级。爸爸妈妈让我们学棋，并不全是为了让我们益智健脑、陶冶情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考虑到我们将来的生活。因为当时青年人中学毕业后都要上山下乡，他们就考虑让我们学点东西，如果学得好，也许就可以因此而留在城里。就算是去了农村，也有机会出来比赛，没准还能回家来看看。所以，爸爸妈妈一直在寻找，看看有什么东西适合我们学的。我们刚开始学的是打乒乓，花了不少的精力，还到静安区的一家乒乓球训练馆去练过。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后来便逐渐停了下来。爸爸妈妈还买了小提琴让我们拉，最后也不了了之。

    爸爸喜欢下围棋，经常在家里和朋友还有我舅舅下棋，我虽然常常看他们下棋，可是看不懂。这时，爸爸又有了新的想法：既然这姐弟俩没有什么别的才能，那就试试下围棋吧。

    就这样，爸爸开始教我们关于围棋的一些简单的下法和死活。一开始他要让我们十几个子。其实爸爸水平也不高，老是点三三。我记得他让我们九个子，就点三三，到最后要是我有一百十个子，他就算我赢。我们家有一张玻璃桌面的台子，下面压着一张纸画的棋盘，我和弟弟乃健在上面摆眼，他做一个眼，我做一个眼，做了满盘的眼。因为那时我们刚刚学会，棋要做两个眼，所以我们做了满盘的眼。

    爸爸教我们下棋是在1973年底，到1974年初的时候，爸爸打算把我们送到外面的训练班去学下棋，那样正规些，提高也更快。正好1973年以后，上海恢复了很多围棋训练班。我们家所在的静安区体育俱乐部也有围棋训练班，爸爸到处找朋友托人。那时候要进围棋训练班学下棋是很难的，记得是先找了教国际象棋的老师，然后由国际象棋老师再把我们介绍给教围棋的老师，真是费了不少周折。

    那是一个下午，爸爸领着我和弟弟跨过了一条马路，来到了静安区体育俱乐部，找到了围棋训练班。围棋班设在一幢老式的旧楼里，门槛很高，当我迈着一级又一级的台阶朝围棋班走去的时候，心里怯怯的。走进教室，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大棋盘，上面钉了很多钉子，不像现在的磁石棋盘。黑子白子都是大铁片，中间有个洞，可以挂到钉子上去。我觉得那个棋盘比我后来见到的所有棋盘都要大，可能是我那时太小的缘故吧。

    当时，尤伟良老师和章照原老师都在教室里，他们都很瘦。尤老师戴着眼镜，章老师虽然没戴眼镜，但看东西很费力。第一次见面，我很想向老师显示自己会下棋，就指着大棋盘急不可耐地说：“这黑棋是死的！”我以为老师会很惊讶，可是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黑棋当然是死的。”我当时指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图，那七八个子一个眼也没有，还自以为是。老师让我和弟弟下了试验棋，根据我们的成绩，把我们都定成了二十二级。就这样，我们留在了围棋班。

    围棋课一周三次，每次下午三点到六点左右，我和弟弟一放学就去围棋班。我们都觉得下棋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所以每次去围棋班都兴致勃勃。在围棋班，先是老师给我们上课，在钉满钉子的大棋盘上做各种图，讲解棋谱，然后让我们一群孩子捉对下棋，赢得多了就升级。

    那时我在学校里很不自信，因为二年级就开始戴眼镜，而且性格内向，有些孤僻，感觉上和同学们合不来，特别自卑。而在围棋班里，我就放松多了，因为下棋赢了就是赢了，是一种不用怎么说话就能找到快乐的游戏。不像在学校，没有什么人愿意和我说话、跟我玩，所以我觉得在围棋班特别有意思。我在那儿呆了两年。小的时候只是觉得好玩，长大以后才发现，那真是一段特别愉快的时光，那种愉快是我在学校里所从来没有的。

以棋会友

启蒙老师

    我很幸运在刚刚踏入围棋之门的时候，能遇到这样两位好老师。

    尤伟良老师和章照原老师对我们都很好，不但教棋，还从方方面面开导我们。有一次参加上海市的比赛，因为对弃的小棋手水平实在太差，她下得不好时，我就笑个不停，心想：你怎么下出这样的一着？太可笑了。后来，尤指导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说：“如果你是对方，当你下得不好时别人嘲笑你，你会怎么想？要记住，下棋的态度一定要端正。不管对手下得怎么样，你都要认真，一视同仁。”

    尤指导原在科技系统工作，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围棋是他的业余爱好。因为“文革”，专业被迫中断，辗转来到围棋训练班教围棋。在围棋班，尤指导只是临时工，而且教围棋的时间也不长，从1973年开始，也就四五年的时间。我很幸运，一开始学下棋就拜在尤指导的门下，他教了我很多棋内的功夫，也教了我很多棋外的功夫。我觉得，我能对围棋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围棋的魅力，围棋带给我快乐和信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龙指导的引导。离开围棋班以后，我还经常去看望尤指导。尤指导家离我家很近，只隔一条弄堂，所以不只是节假日，就是在平时我也常常去看他。后来我进了市队、国家队，只要回来，尤指导的家是必去的。看望尤指导最大的收获，就是每次他都根据我当时在棋上所达到的层次，告诉我现在应该读什么书，如何开阔眼界，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在我成长的那段日子里，尤指导虽然很少面对面地和我下棋，但其实他一直在指点我。所以，尤指导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尤指导后来移民去了加拿大，在那儿，他也一直致力于围棋的普及工作。我去美国后，我们经常沟通探讨。加拿大下围棋的人并不多，比我所在的旧金山少得多，更难推广，为此尤指导做了许多努力，组织了不少比赛。有一年，尤指导从北京回加拿大，特意绕道旧金山和我们相聚，交流心得。我从内心感到，我后来能够一直走围棋之路，尤指导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6年，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第三场比赛在上海举行，我迎战日本的今村俊也。赛前，尤指导跟我谈了很多，他告诉我，要有平常心，让急躁的心绪尽快地安定下来。比赛时，尤指导一直在场外观看，但我很不争气，输了。在我参加大赛时，尤指导在场外观棋，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一直觉得愧对老师。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在尤指导现场观棋时，我能赢棋，让他高兴。

    围棋班的另一位老师——章照原指导，在棋艺上对我帮助很大。尤指导比较随和，和学生打成一片，章指导则比较严肃，很少和我们说笑，但他在棋艺上教给我们很多东西。20世纪60年代，章指导曾经代表中国去日本参加过比赛，是他们那一代棋手中很出色的一位。章指导对官子和手筋都很有研究，《围棋月刊》曾发表过很多他的文章。我们那时偶而得到的《围棋月刊》上，总能看到他的题目和讲解。章指导和我们下过不少的棋，在棋艺上对我们帮助很大。章指导是有名的围棋好手，有很多棋友，我们也就沾了光，和他们下过不少棋。章指导不但棋艺好，而且教学经验丰富，我初学下棋时，是章指导他们帮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章指导一直在围棋班教棋，后来遭遇了车祸，身体一直不好，现退休在家。我衷心地祝愿章指导身体健康，并且能再带几个学生。

    我很幸运，在我刚刚踏入围棋之门的时候，能遇到这样两位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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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训练班

    我最想的就是赢棋升级。

    在围棋班先是老师讲课，然后学生捉对下棋，重要的是有级数的升降，连赢几盘可以升级，连输几盘则要降级，这对小孩的刺激挺大。我们赢了就盼着升级，升了还想升，所以下棋的兴趣特别高。我最想的就是赢棋升级。当时，小师兄萧强是二十级，而我是二十二级，所以一直憋着一股劲要追赶他，他升一级，我就特别想着也要升一级。我是比较“稳扎稳打”，升级速度不快，但也不容易降。而弟弟乃健则常常大起大落，他可以连升五级，然后再连降四级。围棋班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我们平时在一起玩闹，很开心。可是下棋时就一点也不考虑“交情”，互不相让。自己要是填死一个眼，可以吵半天，一个坚持要提，一个就是不让提。

    即使在今天看来，我也觉得那时下棋的条件非常好，不但不收钱，而且下得稍微好一点的，可以升人区体校，免费享受一顿晚饭。训练完吃饭，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晚饭经常有一块排骨和一点青菜，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干干净净，可能小孩都觉得外面的饭菜好吃，也可能是因为这顿饭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因而觉得特别好吃。

    在围棋班时，我们也参加市里的比赛。有一次谢裕国老师、尤指导、我和乃健以及萧强一起拿到了上海市市运会的冠军。我第一次参加市围棋比赛的时候，钱宇平和华学明在上海围棋界已经很有名了。我第一次看见他们俩的时候，还以为华学明是钱宇平的姐姐，因为钱宇平下棋时，华学明在一边为他扇扇子，真像个姐姐的模样。

    因为是业余的，所以市比赛通常都安排在晚上。我和弟弟同进同出，所以爸妈也都放心。他们说，只要看两个人进门的神色，就知道比赛的输赢。

    就这样，在区围棋训练班呆了两年。后来，尤指导和章指导把我们送进了市体育宫的围棋训练班。那个时候，市少体校也恢复了围棋班，杨晖和曹大元就在市少体校训练，比我们高一个等级。市体育宫围棋训练班有三位围棋教练，他们是邱百瑞老师、吕国梁老师和孙步田老师。我们都很喜欢邱老师给我们上课，可是他好像总是要下放，所以给我们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每当他来给我们上课时，我们都很高兴。吕国梁老师对我要求严格，有时训练日记写得不好，他也会叫我重新写。

    夏天，我们往往在市体育宫集训，上下午都要训练。午休时男孩子自己找地方睡觉，我们女孩子就把桌子拼在一起，躺在上面睡觉。条件比区训练班更好了，不但有饭菜，有冷饮，还发衣服、鞋子，上面印了字。当我穿着体育宫的衣服鞋子得意地去学校时，格外引人注目。这些东西对当时的小孩子来说都是宝贝，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更令人高兴的，居然还有路费，根据家的远近，发五分、七分不等。我和弟弟往往上午乘车去，下午就走着回家，省下的路费我们就攒起来。一个夏天的集训，我们就攒了一块多钱。妈妈说，要帮我们存起来。结果交给她存起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到那一块多钱了。那些往事，现在想起来还真有趣。

    体育宫紧邻人民公园。训练结束，吃好了晚饭，我们便从人民公园围墙的一个破洞钻进去，这样可以不要买门票。我们一直玩到天黑还舍不得回家，我记得钱宇光背着弟弟钱宇平满场跑，他们兄弟俩的感情非常好。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学棋条件是非常好的，自己不要掏钱，国家还有补贴，小孩的学棋热情当然就很高。况且下棋时，我们还能找到在学校里找不到的快乐，认识大大小小的孩子，我们是由于围棋而认识并成为朋友的。

    进少体校是我们这些学棋孩子的梦想，一个很高的台阶。在我进市少体校前，曹大元、杨晖、华学明。张建东等一些少年围棋好手已在里面了，我对他们羡慕极了。

以棋会友

少体校

    我和杨晖当了广播员。

    还在体育官训练时，就有风声传来，说是要让我进少体校，而且还去学校政审了。不知为什么，通知单上的名字是乃健，就这样弟弟早我半年多进了少体校。

    1977年10月，我终于接到了少体校的通知。当时爸爸妈妈出差在外，是外公送我去少体校的，他还给我买了只脸盆，这只脸盆我用了十几年，一直到我离开国家队。在少体校教学大楼门口，我和外公站了很久，记不清是在等什么。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恍惚地看着那些穿运动服的学员来来往往，想到自己就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心情激动而又满怀憧憬。

    少体校的全称是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对外称上海市友谊中学，我在那儿一共呆了一年半，这段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

    少体校的围棋训练有点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半专业，是培养专业棋手的学校，像日本培养院生的道场，是专业棋手的后备力量。换句话说，我们在少体校学棋的目标就是进专业队，那时围棋已经有市队和国家队了，所以我们的训练内容比较多，强度也比较大，当然提高也比较快。

    我们上午学文化课，下午进行专业训练。我一直不爱说话，腼腆、内向，虽然围棋给了我一点自信，但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孤僻、胆怯的女孩子。可能是因为我数学比较好，班主任朱家琪老师就安排我做了数学课代表，接着是班长和校广播员。班长的事其实并不多，也就是传传活、发发本子什么的，但对我来说已经是赶鸭子上架了，而这些事原先在学校里是永远也轮不到我的。在我之前，广播员有杨晖等，都是围棋队的，不知这是巧合，还是传统。我还做过图书管理员，这些工作多少都要和人打交道，对我是很好的锻炼。

    围棋班的人虽然不是很多，可还是分男队女队，女队员相对多一点。我报到的时候，杨晖刚从哈尔滨回来，她去参加全国少年围棋比赛拿了第一名。她同我们谈起外出比赛的见闻，我非常羡慕，因为我还从来没有离开上海到外地去过。杨晖性格开朗，棋下得好，会写诗，人也漂亮，很招人喜欢，真是样样比我好。当时，我非常崇拜她。1978年初，杨晖就进入了国家队，那时我们还通信，交流自己写的诗，我觉得她写得真好。

    围棋班里还有周家梅、张学慧几个女孩。周家梅后来去了德国，张学慧则去了澳大利亚。后来在日本举行的一次围棋比赛上，张学慧代表澳大利亚参赛，我们见面时非常高兴。童年时很多学棋的朋友，现在散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或改行，或教棋，或代表当地参加围棋比赛，不管怎么样，他们对围棋在世界各地的推广和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少体校，每天下午有三个小时的专业训练，男队的训练时间要多一些。女队员中，大概要数华学明最用功，其他人训练之余都不怎么摆棋。那段时间的训练比较集中，也比较系统，对我帮助很大。

    钱宇平的头比较大，所以我们一直叫他钱大，当时他的棋比我高出一大截，我很少有机会和他一起下棋，倒是和华学明下了不少棋。身在少体校，但我并不很用功，脑子里总想着高考的事，想上大学，训练之余就看“数理化自学丛书”，因为当时国家恢复了高考，上大学是社会的一个热点。是继续下棋，还是努力读书，以后上大学，我犹豫不定。所以有空就看复习书，把午休的时间都用上了。虽然，在棋上不用功，但少体校的生活的确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因为下棋，我才能成为少体校的一员。

    进入少体校，是我离家过集体生活的开始。我们围棋班学员没有和大多数队的学员一样住在宿舍楼里，而是和射箭队一起住在图书馆旁边的一间大寝室里。射箭队的人高大健硕，而我们围棋队的人相比之下就显得矮小。几十个人，几十顶蚊帐，非常热闹。

    在大寝室里住的时候，有很多有趣的事。夏天中午，射箭队的人就会问：“谁要吃棒冰？”我们纷纷举手报名。几十支棒冰买回来后，大家就交钱领棒冰。我们用毛巾毯紧紧地裹住棒冰，一支一支慢慢地吃，可以吃一个中午，都不午休了。对小孩来说，大热天吃棒冰实乃一大享受，尤其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

    在少体校，每周六晚上回家，周日晚一定要回少体校报到，我很守纪律，从不迟到早退。我和好朋友高智蔚总是约好在车站等候，一起回少体校，因为从车站到少体校有一段很长的路。被褥都是从家里带去的，因为年纪太小，很多事情都不会做。到了换季拆洗被褥的时候，我们就把被子扛回家。记得那一年春天，我和高智蔚捆好被子准备带回家。可是刚走出没多远，被子就散了，拖在地上，怎么也收拾不好，真是狼狈透顶。

    进少体校的后半年，女队员人数逐渐减少，最后只剩下四个人：我、华学明、胡燕华和沈曼蓉。于是，我们就搬到宿舍楼和其他运动队一起住，四人一间，和以前几十人一间吵闹的大寝室相比，安静了许多，但也冷清了许多。我们人小，又不很勤快，打水和洗澡要走很多的路，所以常常会为一些琐事不愉快。

    不知为什么，我那时老是要和华学明发生小冲突，其实华学明很善良，待人诚恳，愿意帮助人，可能是因为我和她在围棋上势均力敌，所以在别的方面也就容易较真，过不去。有一次，教练戴庆中老师安排我和华学明下训练棋，我和她各搬了一块棋盘，坐在自己的棋盘前，她不肯过来下，我也不肯过去下。戴指导当然很生气，训了我们一通，好像还惩罚了我们。我们一起进了市队，在我被选进国家队之后，不久她也进入了国家队。我和华学明后来成了好朋友，可能是由于少年时的打打闹闹增加了了解，成年后反而更能建立起友谊。

    在少体校时，男女队员都很“封建”，不多说话，就算弟弟在男队，我们也不多来往。当时男队的教练是韩启姚老师，女队的教练是戴庆中老师。印象中，韩指导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戴指导则比较随和，经常和我们开玩笑，女队员都不太怕她。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各有主张，老是和戴指导找别扭。早晨六点，我们都要跑步出操，有一次戴指导来敲门，我们用被子蒙着头，谁都不吭声。戴指导生气了，罚我们跑四圈，不跑就不能训练。我很倔，就是不跑。当华学明带头跑步时，我还反而怪她出卖了我们。真是孩子气！指导是为我们好，跑步出操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身体。对于体弱的我来说，如果没有少体校良好的作息制度和锻炼，可能我的身体还要差一些。

以棋会友

进市围棋队

    我们家只能有一个职业棋手。

    1978年底，上海棋社的领导找了我、乃健和华学明，问我们想不想进市围棋队，要我们回去跟家长商量一下，如果想，他们就跟体委打报告。当时，爸爸妈妈考虑了很长时间，因为虽然我们学棋有国家的支持、补贴，但如果作为一种职业继续下去，似乎前景并不光明。不像现在，围棋发展得这么好，作为职业棋手，各方面的环境和条件都不错。

    爸爸妈妈偏向于不能两个孩子都做职业棋手，因为很多运动项目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社会的支持与否，如果社会支持下围棋，那围棋就能生存和发展。可万一围棋作为一个运动项目中断了，那家里的两个职业棋手根本没法安排生活，所以爸爸妈妈没有信心，认为专业下棋最多只能有一个，最好都别下了，反正现在恢复了高考，上大学是一条光明之路。

    乃健对这个问题无所谓，因为当时他已离开少体校，考进了市重点市西中学。乃健性格随和，长得又可爱，邻居朋友都喜欢他，而我倔倔的，长得又不好看，除了爸爸妈妈对我们不区别对待外，我在其他人那里并不得宠。乃健后来考进了爸爸的母校——交通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以后去了很多地方，现在又回到了上海。看上去他走的路跟围棋已没有关系，但到底小时候学过棋，读大学时还获得过全国大学生围棋冠军，平时闲暇时还下下棋。1979年的时候，他还和钱宇平、丰芸等作为小棋手一起访问过日本。和乃健一起学棋的时候，我觉得有依靠，我们手拉着手一起出出进进，不用父母接送。因为拉着手走路，还遭到同学的讥笑，稍大一些，他就再也不跟我拉着手走路了。我认为，如果乃健一直下棋，做职业棋手应该也不错，因为现在围棋发展得相当好。

    我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下棋，只是喜欢少体校的环境。如果我不下棋，那就没有理由留在少体校，势必要回到学校去。原先学校的人我已经不熟悉了，说老实话，我当时特别不喜欢学校，甚至觉得有点可怕，所以，我坚决要求下棋。在家里，我是个比较倔的人，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爸爸妈妈以为我真的喜欢下棋，就同意让我试一试，不过他们跟我约定，如果进了市队，两年内我还不能参加全国比赛出成绩，那就要放弃围棋，回来准备高考。

    这个条件比较苛刻，因为上海的围棋基础很好，优秀棋手多，而参加全国比赛的名额却很少，只有两个，一般也就杨晖、马亚兰参加，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另外，爸爸还要求我平时要坚持学习功课，我都满口答应了。至于进了市队以后怎么办，没想那么多。

    1978年12月底，我和曹大元、钱宇平、华学明去上海棋社报到，那时杨晖已进入了国家队。市队的老师有谢裕国、邱鑫、杨以伦等，他们还兼运动员。

    市队不同于少体校了，没有文化学习，整天就是训练下棋，我白天还看看书，以我的学历，初中都没毕业，因为我是初一进的少体校，不过友谊中学（少体校）的学生算是中专待遇。进了市队就算参加工作了，还能领津贴，虽然只有十多元钱，但在当时已很不错了，因为伙食、服装、住宿都由国家包了。

    市队各方面都不错，就是住宿条件不好。黄陂路三Ｏ四号是以前举重队的训练馆，用三合板分隔成很多小间，房顶很高，但屋子又黑又小，窗子也很高，连白天都要开灯。我们宿舍隔壁住着胡荣华老师一家，像他那么著名的棋手也住在那儿，可见当时居住条件的艰苦。胡荣华老师虽是中国象棋冠军，但围棋水平也很高。有一次，为了参加比赛，队里请胡荣华和朱永康老师助阵、陪训，我下不过他，而且他的招术我特别不适应。那时候，我们很书生气，虽说知道一些定式，知道一些布局，但实战不多。

    在市队的训练比较密集，整天从早到晚，周围的前辈老师也多，经常给我们复盘。有一年，国家队要调整，让所有的队员回各自的省市队，然后再重新挑人。那时，国家队里的上海籍棋手杨晖、王群等都回来了，我们组成一个大循环打比赛。那段时间我长棋挺快，因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棋风和新的思想，我从中收获很大。有一次，我居然赢了杨以伦老师，特别高兴。队里人人都很用功，打谱特别多，另外队里资料也很多，还有日本棋谱。我打的第一本谱就是藤泽秀行先生的《华丽》，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

    1979年夏天，我第一次代表上海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全国少年围棋比赛。赛前，队里安排我和华学明进行了三番棋的选拔赛，我先赢后输，最后一盘又赢了。其实，那盘棋我形势一直不好，但不知怎么就赢了。当时，杨晖和马亚兰的成绩都比我好，所以参加比赛的名额分到我们就很有限。我那次赢了华学明后，她参加比赛的机会就更少了。以后差不多都是由我和杨晖代表上海参加全国比赛，华学明就没有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了，因为尽管上海的围棋基础比较好，但名额也只有两个。所以，我觉得华学明挺不容易的，换了我，也许就因此放弃了围棋，准备功课考大学。华学明后来调到了八一队，这才有了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

    那一年的全国少儿围棋比赛，我获得了并列第二，对于我来说，那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1980年4月，我和杨晖又代表上海参加了在安徽屯溪举行的全国围棋团体赛。分组赛时，我战胜了孔祥明，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同年的秋天，在四川乐山举行的全国个人赛上，我获得了第四名，杨晖理所当然地拿了冠军。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自己可以被调进国家队了，我真是欣喜若狂。国家队高手云集，是我特别向往的地方，也是每一个棋手向往的地方。比赛期间，陈祖德老师经常跟我们复盘、聊天、吃饭，因为我们都是上海人。我本以为去北京后可以接受陈老师更多的指导，没想到陈老师突然胃出血，病情一度十分危急，这以后就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对陈老师本人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中国围棋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以棋会友

到北京去

    我读了一本令我终生难忘的书。

    1980年10月4日，我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到北京时是杨晖来接的。我和杨晖。金酋倩一起住在国家体委训练局大楼的五一五房间，同一层还住有女排和女篮的队员。她们都是“老”住户了，只有我一个人是新来的，跟大家都不熟，再加上性格内向，特别胆怯，所以除了同屋，我都不敢跟大家说话。

    进国家队的第一年特别想家，老是梦见妈妈在炒菜。幸而姑姑芮苑如在新华社工作。星期天我就常常去她家，和三个表姐玩，她们称我为“老四”。时间长了，渐渐地也就习惯了离家万里的生活，到底是年轻人，大家一起训练、一起玩，很开心。1983年底，又来了一批人，我就和张璇、牛力力住一个房间，力力比我大两岁，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一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友谊，而且每次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

    那时，全国比赛很少，我们基本上以训练比赛为主，分组打循环。如果在B组打得好，或是有出访任务，那么往往会把你调到A组，那锻炼就大了，因为最好的棋手都在A组，如聂卫平、马晓春等。有时候还分组训练，比如聂卫平老师带一组，华以刚老师带一组，小组研究讨论。虽然那时以训练、比赛为主、但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如果有机会能升组，大家会特别高兴。

    对棋手来说，那段时间打谱已经是非常重要，可能是自己悟性差，从小以及在少体校和市队，我都有些糊涂，不知道该怎么学棋。国家队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周围的棋手都比我强，而且大家朝夕相处，时不时就说起棋，无意中都可以得到很多收获。

    刚开始，我们一些相熟的棋手经常摆棋，像杨晖、曹大元、王群、邵震中、钱宇平等，我一个人根本想不出多少东西，所以，我吸收了他们很多对棋的理解。

    后来全国比赛慢慢多了，有新体育杯、国手战等。1983年，我第一次参加国手战赢了华以刚老师，特别高兴。其实当时我全国比赛个人的成绩一直不好，打团体还不错，我和杨晖合作，她打第一台，我打第二台，差不多年年拿冠军，一直到八一队把孔祥明和华学明调去，我们才被打了下去。

    全国个人赛我的成绩上得特别慢，1980年是第四名；1981年自觉棋长了不少，但也只是第三名；1982年是第二名，从此就连着第二，总是不能突破。1984年我本有机会拿第一名，但小分不够，这就像踢球，临门一脚总差火候。常常是只要这盘赢了就能拿冠军，但我往往就是会输掉这一盘。技术不成熟，心理状态也不够好，老拿第二，所以大家都叫我“万年老二”。我自己也觉得也许就是“万年老二”的命，冠军就在眼前但就是拿不到，挺苦恼的。从1982年到1985年，冠军由杨晖、孔祥明、丰芸轮流，而第二名总是我。尤其1985年，最后一盘对李杨。我对李杨下比赛是赢多输少，似乎只输过两盘。一盘是选拔世界业余比赛名额，当时杨晖家里有事，没有参赛，显然我的机会来了，但我却输给了李杨。另一盘就是1984年，我只要赢了李杨就能拿冠军，可是我却又输了。在我和李杨比赛时，孔祥明认为肯定是我赢，所以她早早地逛街去了，一心一意做老二。谁知逛街回来，人们却告诉她：芮乃伟输了。所以，不管平时我能不能赢对手，赢得多还是赢得少，关键时刻我准输给她。后来我跟李扬说：“只要有用的我都输给你，没用的赢得再多也没用。”

    1985年，我和杨晖的距离越拉越远，后来干脆就没有比小分的可能。我特别着急，觉得很多地方有问题。当时，华以刚老师和容坚行老师都跟我说，别着急，急是急不出来的。华老师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如果你是老二，那就说明你就是老二的实力。你只有努力，努力够了，你才有可能摘掉老二的帽子。”

    在国家队的最初几年，我仍然内向、不自信，也不喜欢活动。1984年后，中日围棋擂台赛不再专门安排女棋手出场，我们如果想同日本棋手下棋，必须和男棋手竞争，所以我就开始有意识地从各方面锻炼自己。

    那时，我和杨晖、张璇一起学骑车。马晓春有一辆自行车，那年他要去日本比赛用不着，我就向他借。马晓春很爽快地把钥匙留给了我们，我们很多人用它学骑车，不知摔了多少次，反正等马晓春回来，那辆新车变成了旧车。

    学会了骑车就好像多了两条腿，训练完就特别想往外跑。我们骑着车上街、去公园玩，还去了龙潭湖，租船打水仗。龙潭湖高训练大院不远，分大、中、小三个湖，那时泥土小道，草木丛生，很有野趣。我们每天沿湖晨跑，体力差的跑小湖，好些的就跑中湖和大湖。

    中秋节到了，我们还带着月饼、啤酒、水果去龙潭湖赏月，要是换了现在，我就懒得出去了。

    当女排训练完后，男棋手们常常去她们的训练馆踢球。有一次因为缺人，我被拉进去充当守门员，门框就是两个包，我居然还挡住过几个球。不可思议的是，我还担任过前锋，一旦我带球进攻时，大家都停下来看着我，没人上来拦截。我和守门员一对一，还做个假动作，把球踢进了球门。

    当时我还读了一本令我终生难忘的书，那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那个多愁善感的年纪，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活力，身上似乎也增添了不少劲。

    比赛时我总是会弄出许多故事。1985年，升段赛在山西大同举行，我升到了七段。比赛地点是在郊区的航空学院，像我们这些生长在大城市的孩子，亲近大自然的机会不多。所以一有空，我就往外跑，在草原上散步游玩，看蓝天白云，看牛羊吃草，看夕阳西下，美丽的大自然令我浮想联翩，心旷神冶。

    有一天早晨，我在草原上碰到方天丰，我们发现草地上有很多蘑菇，但不知能不能吃，是否有毒。有个当地人跟我们说：“蘑菇怎么会有毒？”听说没有毒，我们就采了很多，邀请一些朋友晚上来吃蘑菇。我点上加热器，用方便面调料煮了很多蘑菇，特别鲜美。

    因为晚上有港台录像片，张璇他们吃了一点后，就急急忙忙赶去看录像，剩下我和方天丰、廖桂永吃得特别多，还把汤喝了。吃饱喝足了，我们就去草原散步看月亮。到了半夜不对劲了，方天丰说他又冷又出汗，浑身不舒服。我们就把他架到医务室，方天丰冷得直哆嗦，却又大汗淋漓。很快，廖桂永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这下可把我给吓坏了，赶紧一一去找吃过蘑菇的人，他们都说没事，我这才放下了心。可是在找他们的过程中，我的视觉开始模糊，眼前的人变成了一个个黑点，想吐又吐不出来。大夫也慌了，弄了辆车把我们送到城里，给我们吃了泻药，好一番折腾。为了便于观察，医生不让我们睡觉。于是我们一帮人赏月。喝茶，表面上很风雅，其实心里忐忑不安。

    那晚的月亮特别大，比我见到的最大的月亮还大好几倍，不知是否因为瞳孔放大，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比平时大，但又很模糊。三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

    第二天比赛时，我是什么棋都想不出来。廖桂永说他输了，因为点目看错一行，差了十目。当然我那棋盘也不对，点错一个星位，星是歪的。每次比赛，都要由各队投票评精神文明奖，我通常都能评上，这次也不例外。可是最后组委会有人说，吃蘑菇中毒还能评上精神文明奖？所以差点被拉掉了。后来自己想想，也感到实在不应该，因为第二天还有比赛，应该养精蓄锐，居然还贪玩、贪吃。类似的错误不止一次，有一次在连云港，下午有比赛，我上午还去游泳，冻得够呛，结果下午输了。

    夏天的时候，我们常去秦皇岛休整，也算是半放假。有一年中日围棋擂台赛后，我们在秦皇岛总结休息，不会游泳的我一有空就套个救生圈在海里扑腾，胆子特别大。我们一大早就去赶海、捡毛蛐，烫熟后蘸点酱油就吃，觉得比国家队的伙食还好。其实，国家队的伙食非常好，我们不过是想吃点自己弄来的新鲜的东西罢了。

    有一年，我们准备去秦皇岛，俞斌和张文东提议骑车去，说是几天就到了。俞斌借了我的车，我那辆自行车买来以后就成了公车，有时自己想骑都不知在哪儿，轮胎里的气永远差那么一点，瘪瘪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到了秦皇岛后，俞斌说：“太累了，现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骑这辆破车回去了。”这下张文东就犹豫不决了，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他一起骑回去，那他愿意再做一次傻瓜。我脱口而出：“我骑！”张文东傻眼了，他其实也不想骑了。而我之所以那么“勇敢”，是因为那段时间心情不好，特别想做一些没有做过的、刺激的事来发泄一下。张文东不骑，我也不敢骑，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路。我到处找人，找“志愿者”，最后梁伟棠表示愿意陪我骑车回去，领导也同意了，因为回北京是乘大巴士，破车托运也麻烦。

    大部队出发我们也出发了。头一天边骑边玩，兴高采烈。第二天就不对了，摇摇晃晃往前冲，哪边阴凉就往哪骑，有时甚至是逆行。第三天我筋疲力尽，只是机械地踩着踏板，休息时我一口东西也吃不下，只是猛喝冷饮。半夜，我们总算撑到了宿舍，我双手肿得解不开夹在车后的包。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连续骑车超过一小时的。

    多年以后，在国外没有棋下的时候，我时常回想起年少时的那些事。年轻时太贪玩太不珍惜了，不过虽然鲁莽了些，但是积极的一面也有，那就是在不知不觉间培养了我的信心和勇气。

以棋会友

奋战擂台赛

    在大家的好意中我迷失了自己。

    1984年，由《新体育》杂志主编郝克强老师牵线，日本NEC赞助的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幕了。擂台赛一出现，就引起了中日围棋界的极大关注，尤其是聂卫平的三连胜和江铸久的五连胜，赢下了这届擂台赛，更在全国掀起了围棋热。作为棋手很自豪也很振奋，因为此前很多人都不知道围棋是什么东西，现在，人们都热切地关注起围棋来了。

    1985年，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决定增设一名女先锋，我们几个女棋手都乐坏了，因为擂台赛对抗性强，影响也大。女先锋从孔祥明、杨晖和我三个人中间选拔，方式是下两个单循环，即每个人对另外两个都是下两盘。如果三个人或两个人同分，那就加赛快棋，决不抽签，不管多少次平手，一直下到决出先锋为止。

    第一个循环我赢了，第二个循环我输了，我们三个人你赢我，我赢你。加赛快棋时，第一盘我赢了杨晖，下棋时特别紧张，棋的内容也特别激烈，杀得厉害。第二盘杨晖赢了孔祥明，第三盘又轮到我和孔祥明。我猜到了黑棋，开始形势不错，后来局势就乱了，数目的时候，我紧张地算错一目，认为自己要输半目，吓出一身冷汗。当时的想法就是又要下一个循环了，有一种熬不到尽头的感觉。可是，等到收单官的时候，我又觉得奇怪，因为如果盘面五目的话，应该是白棋收后，那为什么又是黑棋收后？我一边读秒，一边思绪乱飞。最后我发现自己少点了一目，这样盘面六日，黑棋按目数算是赢半目，按子算是赢了四分之三子。由悲转喜，这种喜悦真令人兴奋。当时，很多报道说我马上跑出去哭了，其实不是这样，我还没有从一会儿点错、一会儿点赢的大悲大喜中清醒过来，迷迷糊糊的。

    我们在下棋时外面围了很多人，不时将棋谱传出去。在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赢棋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赢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在此之前，杨晖、孔祥明的成绩都比我好，这是我第一次在选拔赛上战胜她们，夺得唯一的一个名额。

    1986年3月，郝克强老师带着我去东京，参加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第一场棋——双方女先锋之战。

    我们住在日本棋院附近的大宫殿饭店，后来的几次擂台赛，中国棋手都是住那儿。因为是擂台赛，对方上场棋手事先都知道，所以赛前在国内准备过。不过，那时的资料远不如现在这么充足，我只找到了三盘楠光子的棋谱。先锋之战是要猜先的，后面的棋手就倒过来下。擂台赛前我很用功，但很难做针对性的研究，因为对手的资料实在太少了。

    在中日对抗赛上我曾和楠光子下过棋，但和擂台赛相比，气氛没那么紧张。在日本棋院七楼有一间特别对局室，是专为中日擂台赛而设的。我猜到了黑棋，黑棋对我来说比较好下，那时我比较喜欢大模样作战，所以我下了一个三连星。总的说来，那盘棋比较顺，刚开始布局时黑棋就占优，后来楠光子有一个机会，但没抓住。日方主将大竹英雄九段给我们复盘时也指出了这一点，所以这盘棋我也不是一直能赢的，还是有很多问题存在。

    下第二盘时下雪了，我很高兴，认为瑞雪预兆我能赢棋，当时我对这些棋外的东西很敏感，总觉得在暗示自己什么。这盘棋我执白，迎战日本少年棋手森田道博。森田道博虽然年少，但棋很厉害，实力应在我之上。可能是因为经验不足，森田道博发挥得不好，而我因为上一盘赢了棋，心情放松，结果我赢了。原以为赢了一盘棋就算完成任务，没想到还能赢第二盘，真是意外的收获，接下来我该迎战今村俊也了。

    可能因为我是上海人，主办方把比赛地点定在上海，能在家乡人面前下棋我非常兴奋。但那个时候我还很不成熟，连赢了棋就自我感觉很好，很想拿下第三盘。其实，我和今村俊也实力相当，他一点也不比我差。赛前很多人给我出主意，总的来说就是让我不要急于求成，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其实心里很急躁，只是自己没有感觉出来。当时，周围的朋友以及舆论都鼓励我拿下这盘棋，成为江铸久第二。就连比赛地点国际饭店的厨师也特别为我做了蛋糕，预祝比赛胜利。

    那盘棋轮到我执黑先行，黑棋是我喜欢的，能够选择作战方案，选择布局类型。但是整盘棋我急于求成，老是追着他打，没事就他挂我角，我挂他角，没有慢慢等待机会的心情。看上去那盘棋很激烈，但实际上黑棋急于求进，已经遭受了损失。今村下得非常好，一直保持优势，而我没有机会。那盘棋下了很长时间，下完棋后我很呆，希望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希望能够重新开始。有人说，看见我在电梯里哭了，但我全然不知，梦游一般完全失去了自己。饭店门口，很多棋迷围着我签名，我像一个木头人般机械地签了名。

    比赛结束后，我们去静安区体育馆和棋迷见面，现场有一千多名观众。尽管输了棋，大家仍给我热烈的掌声，当时的我却觉得无地自容。

    我那时年少气盛，而且第一次被推到一个万众瞩目的位置，大家都希望我赢，而我又特别想有所成就，结果在大家的好意中我迷失了自己。虽然也提醒自己不要急躁，但比赛时仍很冲动，无法控制自己。输了棋，心里想的也只是辜负了大家，而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完全没有平常心，功利心太重，太想成功了，这是下棋的大忌。林海峰老师说：“下棋要有平常心。”而平常心不是你想有就有的，心一定要静下来，要撇开那些功利的东西。

    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仍然有女先锋，由杨晖和小川诚于展开女先锋争夺战。刘小光积极请战，他被排在了第二个，我是第四个出场，在我后面是江铸久。我上场时的对手是山城宏，那时候山城宏的实力比我强许多，我下得很艰难，唯一的一个机会一闪而过，我没有抓住，输了棋。此后，我便没再参加擂台赛。擂台赛办了好几届，我参加了第二、第三届，第二届是通过选拔充当女先锋，赢了两盘，输一盘。第三届不担任女先锋，只是作为一般棋手参赛，一盘也没赢，总成绩是二比二平。

以棋会友

与日本棋手对抗

    我又全胜了日本女棋手。

    其实在此之前，我已和日本棋手多次下过棋。我曾经参加过中日高中生围棋代表团的交流活动，队员还有陈临新、金茜倩、汪见虹、黄宗英等。我们那时已是半专业的了，而日方则完全是从高中生中选拔出来的，结果我们大获全胜。

    真正和日本职业棋手下棋是在1982年。那次团长是胡昌荣，翻译是刘屯，男队员都是选拔出来的，有聂卫平、马晓春、江鸣久、江铸久、杨晋华等，我则参加了女队的选拔，争夺唯一的一个名额。下了一个冬天的选拔赛，我终于入选了。在日本，我下了七盘棋，全赢了，其中四盘是对职业棋手，另外三盘是对业余强手。那时代表团交流出访时，日方出场棋手经常是女棋手和业余棋手混合在里面，我和日方的三位女棋手下棋，其中有楠光子、白鸟澄子，还和男棋手土井诚五段下了棋。和土井诚的那盘棋一直下得很紧，下到后来我都不知道输赢，因为读秒时下得太紧张了。当时我不会数子，因为不知道日本的规则，是旁边的人帮我做目，最后我赢了半目。那一次，中国队的成绩特别好。另一个全胜的是江铸久。

    可能是因为中国队成绩太好的缘故，1983年日方就不安排女棋手和业余棋手，来了四个八段、四个九段，石田芳夫九段是团长。因为对手太强，队里很慎重，也不安排女棋手上场了。我们女棋手都很失落，因为有些男棋手上场次数特别多，匀我们一盘也好啊，那差不多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对外比赛机会了。

    在此补充一下1983年日方不安排女棋手出场的背景。从1979年开始，孔祥明、杨晖就和日本的顶尖女棋手，像小林千寿、小川诚子等下了很多棋。可以说，赶超日本女棋手的任务那时就已完成，因为她们把日本高水平女棋手打得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在1982年的对抗赛中，我又全胜了日本女棋手。可能日方认为双方差距太大，就不再安排女棋手出场了。

    1983年来的日本棋手大都水平很高。令我们困惑的是，队里那些水平和我们差不多，或者比我们稍好的男棋手下了很多棋，有的三盘，有的甚至下到六盘。如果一个男棋手水平和我们相当，七场棋里他下了四盘、五盘，那我们至少也应该有一盘可下，可是现在一盘也轮不到我们。中日围棋对抗赛在现在看来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等级的对抗赛。所以，不能参加对抗赛，对我们女棋手的打击特别大。

    我当时有一种路到尽头的感觉，好像看不到出路。因为虽然1982年开始有了升段赛，但当时觉得只有对日比赛，才是为国争光，做出了成绩。如果日方再也不派女棋手参赛，那我们真是无事可做了，大家情绪都很低落。

    比赛期间，我们女棋手一路观摩，心痒手痒，特别不是滋味，看来以后只有观摩的份了。那时候，我曾多次想过“要不就算了”，对围棋有点不那么坚定了。可又有些不甘，毕竟下了那么多年棋，而且越来越发现围棋的深奥和趣味。围棋几乎已成了我的生活的全部内容，如果抛开它，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再试一试，把自己当男棋手看待，争取拼一拼。其实，家人对我做职业棋手一直持保留态度，而在这时，他们反而给我以鼓励。他们对我说：“你没试过怎么就知道自己不行？先去试、去拼，然后再看结果。”可以说，爸爸妈妈和弟弟的鼓励，对我决定继续干下去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的内心，也有一股轻易不服输的劲头。心想：如果再努力几年还是不行，到时再放弃也不晚。

    下了决心后，我就为自己定下了诸如不贪玩之类的规定，其实未必做得到，但总之决心是挺大的，准备长期抗战，坚持奋斗。、所以在经过1983年的一阵低迷之后，1984年开始我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我喜欢读书，不太爱动，和年轻棋手们一起边训练边玩，不但棋艺进步，身体也好了许多，性格更是开朗不少，这些都对我的成长有帮助。还有就是队里的环境实在是太好了，大家整天除了棋，还是棋。虽然晚上复盘的时候未必很认真，嘻嘻哈哈的，但只要脑子里整天有棋，收获就非常大。有时，周围人的想法未必正确，但对自己都有启发和刺激。晚上，打球、散步以后，我们还经常摆棋到十一点左右，其他运动队一般晚上十点熄灯，而棋类项目有其特殊性，晚间在房间里也可以训练和研究。

    1983年底，我参加了1984年擂台赛的选拔，没有打上，差了好几名，但心情不是特别沮丧，因为我觉得又一个新的征途开始了，要好好努力。

    1985年的擂台赛，日本来了一堆九段，团长是坂田荣男九段，我排到了一盘，对桑田泰敏八段，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高段位棋手下棋。那盘棋我执白，下得很放开，接近完胜。我下的那盘棋中有一个小尖，酒井猛九段还专门在日本的杂志上做了介绍。以我当时的水平来说，构思还算新颖。

    1986年，我又参加了对抗赛的选拔，下二十轮，积分循环。最初十盘下完，我五胜五败，看样子没戏唱了，谁知后来八连胜，成绩特别好，最终入选了。同时入选的女棋手还有孔祥明。那一年，我四胜三败，其中有一个三番棋，成绩一般。

    1987年来访的日本棋手特别年轻，团长是加藤正夫，队员有依田纪基、今村俊也、彦坂直人等。那次比赛安排得比较新颖，采取了沿长江拉力赛方式。除了在沿江的城市下以外，还在三峡的豪华轮“西陵轮”上下了棋。

    那次我上了五盘棋，对依田纪基是三番棋，第一盘赢，第二盘输，第三盘赢，赢的二盘棋我都执黑。记得依田看到名单时很有些不以为然，并不把我放在眼里。我那时棋有进步，自信心增强，斗志旺盛，可以说赢的两盘棋都是完胜。

    在重庆我还赢了上村阳生，吃了他不少子。在船上，我没有比赛，就做加藤正夫和马晓春的裁判。其实棋手做裁判不算特别合格，因为自己也会专心看棋，我看得口渴时顺手拿起一瓶水，“啪”的开瓶声不但把自己吓了一跳，把加藤也吓了一跳。

    在武汉我对彦坂直人，其实我当时状态不佳，棋下得不好，可最后还是赢下来了。总成绩是四胜一败，对我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

    就在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对我的围棋人生影响很大，这将在后面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