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围棋故事连载（5）-围棋的得与失

天马行空

2017年8月8日   棋友文采

中国驻伊朗经济参赞处各位外交官员及其夫人们与作者（后排左二）于德黑兰独立大酒店合影。后排与前排左四是杨宝生参赞和夫人朱大姐；后排左一与前排左二为王超先生和夫人赵立萍女士；后排右一与前排右二为经参处一秘王金夫妇；后排右二与前排右三为李一秘夫妇；前排右一为谭国保先生。（摄于1990年秋）

我的实践告诉我，一个人很少下棋并不表示其棋力肯定会下降。

大约在1987年春夏之交，也是我离开广州的围棋环境大约十年后，我刚从偏远山区扶贫回来，就被朋友和同事力劝报名参加了安徽省科委系统组织的一次全系统围棋比赛。那次比赛似乎是文革后该系统组办的第一次围棋比赛，而我的运气好像也很不错，几轮单败淘汰赛，我每战必胜，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赢得都很轻松。不知不觉间，约有十年没有正式下过围棋的我就进入了最终的冠亚军决赛。

那时，安徽省的围棋，无论是职业还是业余，水平都挺高。我还记得，那年我在上海虹口区的那次围棋比赛的淘汰赛中曾在众人围观之下竟然轻松赢过一位上海市围棋集训队下来的年轻高手，而这人听说则是这次比赛夺冠呼声最高的。赛后有教练状的年长者曾问我是哪里人？我答曰来自安徽（祖籍是江苏泰州）。于是，他便对我说了一句略带感叹语气、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的话：安徽围棋是不错啊！

据我所知，安徽出身的职业棋手中比较有名的有王汝南八段、车泽武七段和朱宝训五段等。业余棋手中比较出类拔萃的代表则有参加上世纪70年代省集训队的孙乃经、退役职业四段黄晓牧，以及更早一些的胡世侠和韩启宇(后据说移居江苏了)等。这些业余高手当年曾经在最早的几届晚报杯比赛中为安徽的业余围棋界挣得了很大的荣誉。其中，韩启宇获得过全国个人冠军，孙乃经则三次进入前十名，团体赛安徽队也曾获得过全国亚军和第三名。可是由于我当年在安徽忙于工作，很少下棋，无缘结识他们，更不曾与他们较量过，可他们的大名于我而言总是如雷贯耳尔！仅就此角度而言，安徽省科委系统举办的那次围棋比赛没有他们的身影出没总是比较遗憾的。

尽管如此，那次还是有几个也曾经参加过省或市各种围棋集训的实力不弱的年轻人参赛。可惜我没能记住这些人的姓名，只记得最后进入决赛并与我对弈，以一盘决胜负的也是一位具有参加过省围棋集训背景且小有名气的年轻的业余高手，也是安徽省科委所属某研究所的一名科研人员。那次决赛是在合肥市四里河省科委科研基地招待所进行的。事先有朋友告诉我此人有业余3段段位，水平很高，要我谨慎对待，不可轻敌。

与业余段位多如牛毛的现在不同，1987年那个时候的业余3段并不多，很稀罕。各省棋院均刚刚开始搞业余段位的比赛评定，标准也定得很高，评定过程相对比较严格。因此，那时国内别说业余3段了，就是拥有业余初段证书的人估计也没有多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国内业余棋界纵横驰骋、屡获冠军的孙乃经先生当时似乎也不过是一个业余4段而已。所以我当时想，能和我一样历经多轮淘汰进入决赛，水平应肯定不俗。既然决赛对手是一个难得一遇的业余3段，那我就得认真对付，以示尊重，不能马虎。

此时，我内心中一直深藏着的那种好胜基因似乎被激活了。参赛以来我从来没有特意做过什么赛前准备，但决赛的前一天我却临时抱佛脚，特意抽时间跑到新华书店专门购买了坂田荣南所著的《围棋治孤法》和《围棋攻逼法》两本书，回家连晚研究。

坂田先生外号“剃刀”。他在这两本书中所列举了许多一刀见血式的着法，给了我极大的启迪：每当棋局关键处，一个棋手必须深思熟虑，一定要争取走出此时最强硬也是最犀利的一步棋，也叫一招制胜，绝不能随心所欲或者漫不经心。迄今我依然觉得，围棋典籍中，除了吴清源的《黑布局》和《白布局》以及前面所说的《围棋》杂志外，给我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坂田荣南的这两本书了。

当年，坂田荣男凭借其由远及近、一刀夺命的棋风驰骋日本棋坛，几乎战无不胜。棋风与之相近的后来者还有韩国的曹薰铉和李世石。前者的劣势搅局的翻盘术以及后者的遏穷嗜杀的斗力棋与坂田先生攻逼技相比都有着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坂田先生与曹、李二人有别的地方是：一是他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前可引领风气；二是也有精妙的著述流传，后可泽被今人。很难说曹、李身上找不到坂田剃刀的影子。因此我要说，坂田先生乃一代围棋宗师，对现代围棋的贡献功莫大焉。

那次决赛，我自觉准备得很充分，信心也特别足，可我万万没想到我的决赛对手，那个年轻的业余3段，不知怎的，在面对我这个大他足有十岁且无任何围棋头衔的“老”对手时，却显得稀松平常，毫无斗志。比赛开始时，双方一坐下来，我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小伙子身上缺乏一种以前我常能感受到的那种在赛场上一争胜负的凌人气场，似乎显得紧张有余而信心不足。坐在我面前的他，总是沉默寡言，显得拘谨而紧张，不仅很少与我眼光交流，开局后下棋时的落子也总是几乎悄无声息的。而我则显得信心十足，一开始就目的明确地抓住机会争夺实空，然后在自认为的关键时刻，学习坂田的攻逼法则，先深思熟虑，再用碰、断等手段与其控制的地盘试探交锋数子作为接应后，就开始主动出击，一举深深地打入他的好不容易才形成的虚空中。

但我感到纳闷的是，在这几处试探性攻防战中，他对我的用强总是避让三分或干脆妥协。很快，我的白棋就有了眼位，在黑棋的势力范围内站稳了脚跟。此时的我似乎感到自己昨晚研究了半天的坂田攻逼技并无多大用武之处：太顺的棋局让我无须深思熟虑。

这几个回合过后，尽管这盘棋的盘面空间还很广阔，但我就已知道自己此战必胜、对手必输了。这种感觉随着棋局的顺利进行而愈益强烈。终局时果然如此：白棋连盘面也多了。不过，这位年轻的3段仍然坚持走下去，直到开始走单官时才认输，说不要数子了。这时，他把棋子从盘上全部撤下，然后又摆上几个子，似乎还想和我复盘。我当时好像情绪不高，站起身来在裁判递上来的比赛记录单上签名后，不知为何只说了句“对不起，我有事”，便就径直走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之所以不愿意复盘，可能是觉得那场比赛很没劲。我也曾怀疑过那位年轻人是否在让我？故意输给我？但这么做总要有理由吧？我当时不过是安徽省科委的一名中层干部，所服务的研究机构也是一个清水衙门，且本人资历尚浅，又刚从农村扶贫回来，新工作岗位还没有最终明确，他的确没有必要用让棋来向我示好。但那盘几乎一次战斗也没有进行过的决赛又的确赢得太轻松了，轻松得甚至到了有点伤我自尊心的程度。事后很长时间，我只好用一些牵强的解释来安慰自己。这些解释诸如：“不就是一个省级系统冠军吗？自己何必太在乎呢？有必要想这么多吗？”等等。这话说的，好像得冠军的不是我，而是他。可见对弈者而言，不仅输棋会让人烦恼，即便是一盘赢棋，如果你太过于重视但结果却得来毫不费力的话，可能也会徒增烦恼的。那次决赛于我而言就是这么一回事。下棋的人，还是应该将胜负看得恬淡些为好。

获得冠军本应是值得骄傲的事，可不知为何，我对此似乎并不珍惜。那次冠军的奖品是两个外观漂亮时尚的气压热水瓶以及一个印刷精美的冠军证书大本子。这次发奖仪式还很隆重，奖状和奖品是在省科委阶梯式大会议厅召开的全系统代表大会上由省科委主要领导在主席台上宣布和颁发的。可回家后我便随手将证书放到什么地方，再也没有看到过了。那两个气压热水瓶由于家里已有了，也好像是送人了。更奇怪的是，不知为何，自那以后我的棋也下得更少了。

出国赴伊前，除了一位名叫郭俊的业余围棋高手，也是我的一位朋友，偶尔找上门来下两盘外，几乎都没有摸过围棋（郭俊先生棋艺很高，我估计他当年至少有业余5-6段水平，后去日本研修，一直没有机会参加国内的业余围棋赛事并获得名次，后听说在珠海一家日资企业任职，现已退休了——作者注）。谁也没有想到，一次乏味的比赛竟然会无形中淡化一个人对围棋的迷恋。因为此时获得一个省某个系统棋赛冠军的我不是离围棋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后来我的工作性质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于工作的需要，我从科技管理领域转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工程和国际投资的领域。全新的工作需要全新的知识。那时的我只知道一门心思琢磨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习和掌握那些我原先陌生而现在却是必备的国际经贸和金融知识，完全冷落了曾给过我无限乐趣和寄托的围棋。到现在说出来连我自己也难以相信：已经有那么多年围棋爱好和围棋征战历史的我，在准备和整理自己的出国行囊时，竟然没有想到要带上一副围棋，甚至连我平日闲暇时最喜欢阅读和琢磨的棋书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带上一本。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些年里，在中国驻伊朗使馆经济参赞处大力支持下，我公司在伊朗先后中标了好几个工程项目，其中有伊朗当时的第一大水坝——卡尔赫河零号水坝设计和勘探项目（这个水坝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卡伦河的一条支流上，坝长3公里，坝高135米，蓄水量可达近百亿立方米，装机容量60万千瓦，主要用于灌溉——作者注）。经我手签约的也有好几个水坝设计项目，还有德黑兰供水项目和变色玻璃成套设备项目等。

当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没有放开，还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实行的是举国体制+窗口公司制度。因此可以说，没有国家外经贸部和各地方政府的支持，我司几乎不可能在伊朗承揽到如此众多的水利工程项目。在这过程中，中国驻伊使馆经济参赞处给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也很大。当时的经济参赞是杨宝生先生，是一位资深外交官，为人和蔼可亲。他的夫人我们称之为朱大姐。我刚到德黑兰时，租住的地方离我驻伊使馆经济参赞处很近，除了必要的工作联系外，傍晚或周末闲暇时也经常去经参处串门。那时，待人热情敦厚的朱大姐带头领着其她几位包括王超夫人赵丽萍女士在内的外交官夫人们在院子里栽种了一些国内带去的蔬菜品种，如丝瓜、辣椒和豆角什么的，甚至还搭架子种有几株葫芦。由于侍弄得好，精耕细作，这些蔬菜长势很是茂盛，每年收获也颇丰硕。有好几次我去经参处办事（初时没有传真或电子邮件什么的，加上保密需要，我们与国内联系只能通过发明码电传，而经参处则备有一台电传设备和相应的密码本——作者注），临走时朱大姐她们都让我拎着一袋时令蔬菜回去尝新。每次想起这一情景，心里总觉得很是温暖。

随着上述那些项目的逐一签约，我公司先后派去的工程技术人员也越来越多，到1992年时除了派有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在胡泽斯坦省的水坝勘探工地现场工作外，仅仅在德黑兰工作的水利水电设计工程师就大约有一百多号人了。可以说，在伊朗这些水利项目上几乎汇集了当时中国最有才华的一批水利工程师、专家和学者。这些人大多来自中央部属的和各省市的水力设计勘探机构，也有一些来自于国内的某些知名大学水利系。比如，德黑兰供水设计审查项目就由清华大学水利系分包。所以清华大学还来了好几位教授、副教授及其所带的博士或硕士研究生们。这些人大都是国内所在行业中百里挑一精选出来的佼佼者，不仅专业水平高，而且外语水平也很好，因为他们必须要编制英文项目设计书以完成设计项目，还要负责对伊朗的水利同行们进行指导和培训。

这些人中藏龙卧虎（有关这些中国水利专家的精彩故事也很值得一读，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里一一介绍，以飨读者——作者注），还有几位围棋爱好者。其中有两位年轻的水利设计工程师，都有硕士学位，一个姓骆（后来是国家信息产业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另一个姓侯（现在也是国内一家大型水利设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当时与其他几位资深高级工程师同住在德黑兰北部富人区的一个别墅内。与我相比，他们实在太有远见了，因为他们竟然自带了一副围棋！这是一副前些年中国各地的百货商店里常见的那种玻璃围棋，光润的或漆黑或洁白的棋子，深蓝色的软塑料棋盘，分装在两个方形的硬纸壳盒子里。就是这么一副最普通的围棋，在我感到极度寂寞的时候，重新勾起了我对围棋的眷念和兴趣，也帮助我演绎了一段发生在异国他乡并让我终生难忘的国际业余围棋征战的历史。

本文来源于微信号：史啸虎杂谈



（弈客编辑YK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