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围棋故事连载（9）-酒逢知己千杯少

天马行空

2017年8月16日   棋友文采

作者1991年春在伊朗设拉子波斯波利斯遗址

下棋之前，我们又按照惯例叙谈了一会儿各自的围棋段位和水平。吴敏焕先生告诉我，他是经过韩国棋院组织的很多次淘汰式比赛，经考试合格后由韩国棋院正式授予业余2段的。那时我也听说，我们国内大概从前几年，也即八十年代末也开始了业余围棋段位授予的业务。一般业余5段以下业余段位都可以经过公开的业余段位赛选拔后由省级棋院授予。过程和形式估计与他介绍的韩国情况大致不差，只是一个是省级棋院授予段位，一个则是国家棋院而已。但是，我也知道，我国的段位赛，由于容易受到报名参赛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以及报名人数、选拔名额多寡，甚至选手分组方式不同的影响，国内各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不同时间举办的业余段位赛所产生的同等业余段位的水平也可能差距很大。

由于是首次与外国有段棋手下棋，我得在下棋前首先确定自己的棋份。对此，我在心里仔细地进行了一下自我评估，觉得自己赢过国内的业余3段，而且赢得还很轻松；那两个年轻的工程师中的小骆也是一个业余初段，我可以让他三个子；吴仲谋先生虽然与自己一样无段，但能获得中科院系统的亚军，想必也至少是业余3段棋力吧。这位韩国的吴先生虽说是韩国棋院授予的业余段位，但不就是一个2段吗？我如果说自己没有段位，那我和他怎么对弈呢？同意他这个业余2段让我子？那不是笑话？不仅感情上接受不了，这棋还怎么下呢？但如不同意让子的话，那又怎么才能让他相信我自己的水平可以与他分先对弈呢？

为此，我颇费了一番踌躇。后来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这次冒充一下业余有段棋手不就会减少许多麻烦吗？如果冒充，那么冒充几段才适合呢？这时我又想起了三年前我获得那个省科委系统冠军一战的对手就是业余3段，我既然可以赢他，自估个3段可能不算过分吧？于是，在吴先生一再追问下，我便用肯定的但还是有点不大自然的语气轻声地答道：

“Amateur three dan. ”(意即业余3段)。

“那我就执黑吧。”

吴先生一听我是业余3段，段位比他的2段高，丝毫没有迟疑，就非常利落地把小谭刚刚取出来放在客厅茶几旁边的一副玻璃围棋连其深蓝色的软塑料棋盘整理好了，然后，吴先生取出一枚黑子径直放在他的右上角的星位，歪着头，两眼看着我，似乎在说：

喂，走吧。

围棋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也是一种礼数，即两人非正式比赛下棋，总是上手执白，而由下手执黑先行。上下手的含义有两种：一般情况看段位高低；段位高者为上，段位低者为下。相同段位则看年齿长幼；年长者为上，年幼者为下。可能吴先生觉得无论从上述哪个方面说他都应该执黑，所以才有那么一种干脆的选择吧。

这盘棋也频频出现长考，但这次的长考者不是别人，恰恰是我自己。

这盘棋的布局，双方没走几步，吴2段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他竟然走了一步碰！一步碰在我挂角白子外侧的棋，一下子就把我给镇住了：有这么下棋的吗？现在我知道，这步外碰挂角子的棋其实是一种定式，在后来中日韩三国的棋战中早已司空见惯。许多人，无论职业还是业余棋手都会下。但在当时却被孤陋寡闻的我惊为天外来客，不知所从了：有这么下棋的吗？

记得那盘棋开局还没下几个子时，我小飞挂他的一个星位，他小飞应，我便伸腿进角，期待他在三3位应，我好在边上拆二以完成这个定式。可吴2段并没有这么走，他置偌大的角部于不顾，而竟然在我小飞挂的那个白子外侧落子碰了一颗黑子。

对于这一碰，我第一感是一步无理棋：哪有布局阶段就碰棋厮杀的呢？可是我不思考则罢，一思考才觉得这步棋的确很厉害。因为无论白棋是上挺或下立，还是上板或下扳或夹，反正拆边是拆不成了。而且不理它自己的棋就不成形。关于无理棋我还是知道一些的。我以前喜欢阅读的那本《围棋》小开本杂志中就经常有文章介绍什么叫无理棋以及如何应对无理棋。按照那些说法，凡是已有定式中没有列入的着法大多可以归入无理棋范畴。而且，与对弈双方互不吃亏的定式着法相比，无理棋总是有破解之道的。只要你走得对，走出无理棋的一方是肯定会付出代价的。所以从这个道理出发，棋手应该循规蹈矩，遵循定式，不能轻易逾矩出格，更不能试图以无理棋去占对手便宜，那样会遭到报应的。

在这种保守观念熏陶下，当时中国的围棋很少创新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当然，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也曾有过“中国流”创新，风靡一时（陈祖德九段首先下出并由日本人冠名喊出来的——作者注）。但中国流是一种布局理念，不是一个定式。它复杂而含蓄，但它本身却是简单而直白的；它也可以引起战斗，但它本身却不是战斗。何况中国流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总不能再当冷饭炒下去吧？

由于这步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碰，我与吴先生的这盘棋几乎没有布局也没有序盘，甚至若大盘上还有一半边角只摆上那么一二个子，空在那里，就从这个挂和碰的应对开始进入了混乱的中盘撕杀。可我花的时间却比吴2段多得多。

我这个人本来就喜欢琢磨一些未知的东西，何况在下棋。面对这步所谓的无理棋，长考也只能是我的唯一选择。可是，正如我分析吴博士的长考的弊端那样，我的长考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运。吴2段的这步“无理棋”让我绞尽了脑汁也没有全部走出正确的后续手段。相反，我的一些应对在吴2段看来可能更像是无理棋。因为虽然我应对得也比较妥当，但并没有按照他所知道的韩国定式去走啊。

那时我也有很多年棋龄了。什么棋风的棋手，包括业余的或职业的，我都较量和领教过。我知道，不仅野路子出身的业余棋手喜欢走无理棋，就是某些职业棋手下让子棋时似乎也喜欢走一些试探性的无理棋。但由于缺乏系统研究，职业棋手怕冒风险，不愿意在正式比赛中使用。这些着法虽是尝试，但大多后继无序，加上思想总被不走无理棋的理念所束缚，不愿意演绎下去，所以只能总是停留在无理棋阶段，算不上新手。不过，吴2段的这些着法却好像与无理棋有所不同。那步棋的走法似乎是连贯的，有一个套路。因为每次我冥思苦想好长时间才走出一步棋，他却几乎想也不想就立即走出下一步，而且正好走在我最担心的位置上。我只得又开始新一轮长考。可以说，从这个挂碰定式开始，我的白棋就一直处于被攻击状态。一直到中盘战结束，白棋的被动和劣势状态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长时间的被动挨打，开始动摇我的信心，嘴里也开始嘀咕开了：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我真有点招架不住了。

有机会找高手实战磨砺是一种学习。但我更多的是通过阅读来学习围棋的。吴清源的《黑布局》和《白布局》以及日本那些围棋大师们的棋谱都是我学棋的老师。可那时的我却已有很长时间没看棋书或棋谱了，对国际围棋，特别是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韩国围棋的发展也一无所知。我那时既不知道在曹薰铉1988年击败当时似乎日中天的中国的聂卫平之后，韩国围棋到底发生了何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知道吴先生所走的那些在我看来还是无理棋的走法在韩国人眼里早就是最普通不过的定式了！在围棋知识上，当时的我真如井底之蛙，只知有汉，不知魏晋也！

按照通常说法，所谓无理棋就是一种不符合围棋原理和定式的走子。也就是说，凡是围棋已知定式中还没有规范进来的可能都属于无理棋。可是，棋理是变动的。只要棋手对棋的价值判断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促进而不是妨碍了棋的发展，得到大家认可，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棋理。棋理变了，或者说增加了新的含义，棋的走法也会变，约定俗成后，定式也就跟着要变了。所以说，无理棋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棋理变，无理棋也就随之而变。新棋理下，有的无理棋也就变成有理棋了，而某些一直归类于有理棋的定式则开始变得陈旧，不为人们所使用了。

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及以前的布局中常有直接占据四角星下三三位的走法。与之相关的定式和变化也有不少。可是当后来武宫先生的宇宙流及其理论和战法横空出世、中腹的价值突然变大之后，这个占据三三的低位占空布局及其相关定式便逐渐式微，到现在几乎没有人愿意走了。为何？按照新的棋理，这么走并不便宜而是肯定亏损的。这表明，无理棋并非都是与棋理无据，而即便是有理棋有的也会过时的。当然，这个道理我也是后来才领悟的，而那之前我也是将那些围棋定式奉为神圣圭皋的。

这时，劣势下的我本以为吴2段的攻杀在优势下会适可而止，可是又我错了。吴2段对我的“费厄泼赖”精神似乎视而不见，继续在一些我认为没戏或者应该保留变化的地方寻隙闹事或寻衅滋事。根据传统棋理，未定型的变化应加以保留，将变化走完并非是高手所应为。常常见到一些高手评棋时这么批评一些棋手不该这么做或不该那么做。但是，保留变化并不表明棋手下棋时就不能去试探一下。因为如果试应手有利可图，为什么非要保留变化？不能继续走下去吗？吴先生在那盘棋上就是这么做的。只要有点儿可能，他都去折腾一下。你理它不是，不理也不是，搞得我疲于奔命，应对不暇。

在传统棋理看来，下棋要有君子风度，不能四处寻隙、缠斗不已。可是还有一句俗语中国棋界总是记不住。那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历史也证明，面对韩国的凶悍棋风，日本人的君子棋几乎不堪一击。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可一世的赵治勋、小林光一等日本大棋士后来在与韩国的那几位裹挟着凛冽韩流的曹薰铉、徐奉洙和李昌镐对弈时总是一胜难求就是明证。（但有意思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韩国的这几位围棋乱战大师却常常输给另一位日本大棋士——武宫正树先生。这里的原因似乎还没有人分析过。我在本书第六章《往事在心》的“围棋悟道”一节中对此有所评判。望读者阅评。——作者注）对于这一点，国内围棋界可能很长时期都没有回过味来。而我，在二十年前就在与韩国吴敏焕先生的战斗中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

中盘厮杀大致结束时，我判断了一下棋局，发现因自己好几个地方走得太被动，也太君子，白棋实空已比黑棋的少了十来目。可以说，此时的白棋局势已非，输棋已很难避免。后面我所能做的就是争取收官时走得仔细点，多补一些目数回来，以免输得太难看。

但收官时，意外却出现了。也许是优势意识作怪，也许是基本功的问题，吴2段那盘棋收起官子来总是不在点子上。中盘厮杀力量很大的他对棋盘边角处的扳、接、虎、立、飞等手段的各自变化及其目数大小似乎还没有十分清晰的概念，所走的几处官子，要么目数算不上盘上最大的，要么就是落了个后手。其收官水平与其中盘时战力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这时，我又分析了一下棋局，觉得机会可能来了。如果我在收官上不出恶手，扭转败局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除非对方官子也基本收对。我知道劣势下的机会很重要，但要抓住它就必须冷静。于是我便站起来做了几次深呼吸，活动一下身子，然后再坐下点上一支烟（现在早已戒掉了——作者注），开始潜心思考，将盘上的官子按照目数大小及其先手或逆收的价值排上队做综合评估，以期尽可能找出最佳的收官次序。

那天，我的经验似乎帮了大忙。功夫也不负有心人。我靠这里的点、断、扳、接赚个半目一目，那里的小飞硬腿捞个先手便宜儿。渐渐地，棋局竟然开始向白棋倾斜了。黑棋原本貌似很大的实空在一点点地减少，而白棋的目数则好像在每个地方都有所增加。等白棋占到了最后一个有目官子时，我知道自己可能真的反败为胜了。棋局结束后，我仔细地计算了双方的目数，发现黑棋最多只比白棋多5目。倘按照事先商定的黑出五目半计，最终是我可能至少赢了半目！ 但我并没有吭声。我想让吴先生也认可这一事实。

吴先生则坐在那里，埋着头，不停地用手指点着棋盘在数目。看得出他已经知道自己输了，但就是不大愿意加以认可。大优之棋最后竟然会因为小小的官子而输掉，而且还仅仅输了半目，这一事实未免也太残酷。吴先生显然对此出乎预料的结果而深感痛悔。他用左手抓住自己头上的并不太长的头发，眼睛盯住棋盘，脸上是一副极度懊恼的表情。过了好一会，他才先摇头后点头地说，“I lost.”

这时，我注意到吴先生从头上放下来的手指间竟然夹着一缕细细的头发。而这让我心里涌现的那种赢棋后的欣喜感觉又很快就消散掉了。

这盘棋下完还来不及复盘，一直主动站在厨房烧饭的小谭就站在厨房那儿大声地吆喝道，

“吃饭喽，吃饭喽！”

我扭头一看就发现，隔壁饭厅里的餐桌上早已摆满了用大盆大碟装的菜肴了。这时也已经太阳西沉，暮色苍茫了。是该到吃晚饭的时候了。于是我便站起来，拍拍似乎还没有从输棋的沮丧中完全恢复过来的吴先生的肩膀说，

“走，我们去喝杯酒吧！”

小谭，大名谭国保，是当时公司总部从中央某重要机构借调来的一位波斯语翻译，也是我的得力助手、好朋友、好兄弟。此人个子中等，性格随和，做事利索，为人更是热情实在，在德黑兰华人圈中很有人缘和口碑。作为翻译，他一口德黑兰口音的波斯语说得极好，连伊朗人都对此赞叹不已，也因此而交了不少伊朗各界朋友。我也很庆幸自己在伊朗任期上能有谭国保先生这样有才能的人作为我的得力助手。我们一起在伊朗紧密合作了整整三年。可以说，我在伊朗期间取得的所有成绩都与他的鼎力相助和支持分不开的。后来我离开了伊朗，而他之后也调换了单位。前些年听说他还在德黑兰，并且已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驻德黑兰分公司的总经理了。2006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伊方签署了合同金额高达160亿美元的北帕斯天然气田谅解备忘录，轰动一时，就是在谭国保先生任上达成的。虽然该项目命运多舛，多年后最终受阻于伊朗核问题，但是这无疑体现了谭先生所拥有的高超的国际商务谈判和活动能力。

在我眼里，当时的小谭这个人身上几乎全是优点，可以说什么都好。但如果非要说小谭也肯定有缺点的话，那我就举两个例子说给大家听听吧。比如，我和他刚到伊朗那些天，每次饭后总是他争着洗碗。我看到好几次他拿着浅色塑料瓶往厨房的不锈钢水池里倒洗洁精，而且一倒就倒小半瓶，目的仅仅是为了去将我们两个人用过的不多几个碗碟洗干净。结果，不大的水槽中总是层层泛起浓浓的泡沫，几乎把高高的水龙头也都给淹没得看不清了。对此，小谭则毫不在意。他卷起袖子，站在那里水槽前快乐地哼着小调，两只手臂则伸进高高的泡沫中去认真而摸索着洗涤那几个自己也看不清的碗碟。那段时间，一塑料瓶洗洁精最多够我们两个人用上一个星期。

还有一次，谭国保先生非要亲手熨烫一条他自己非常珍爱的毛的混纺裤子。我看见他站在意大利产的立式熨衣板旁边，拿着裤子比划了几下后，可能嫌地方小，施展不开，于是他就弯下腰来，将那条裤子平铺在大厅的地毯上，不是按照原有熨烫的裤缝而是按照裤筒两侧的缝纫线条使裤子正面朝上。然后他又跪下来，趴在那里，一只手撑地，另一只手紧握着一个硕大的电熨斗，仔仔细细地花了不下半个小时，将他的那条宝贝裤子熨烫成了一个看不见原有裤缝而朝上的正面则一丝褶皱也没有的平展展的人字形长裤衩！由于穿上身后两侧拃开的裤脚实在不好看，小谭只好悻悻然地同意我给他按常规重新熨烫一遍了。

当时，我太太还没有来伊朗，小谭与我住在一起。平时大多是我掌勺烧饭，他当下手。这次他看我和吴先生交谈甚欢，有相见恨晚之状，而且那盘棋我们好像又下得太聚精会神，于是便在我们下棋的时候亲自跑到厨房，在陈先生时不时地帮助下，手忙脚乱地但也是很麻利地烹调出了一桌非常丰盛的却几乎是清一色的纯荤菜肴：红烧鸡块、红烧牛肉、红烧羊肉、红烧带鱼，外加上一大盆也放了酱油的汤水橙红透亮的清炖鸡爪粉丝汤！

吃饭时，我特意从储藏室拿出一瓶珍藏多时的飞天牌茅台酒以招待吴2段和陈先生。陈先生看到茅台也很高兴，他告诉吴敏焕先生说，这茅台酒可能是中国最好的白酒。据说中国大陆宴请外国领导人都是用这个酒招待的。台湾卖得也很贵。

倒有茅台酒的杯中散发出一种非常独特而醇厚的酱香味儿，直冲人们的心脾。人们的情绪也都被这种酒香给调动起来了。输棋后的吴2段坐到桌边，看到满桌酱红色的美味佳肴，又嗅着浓郁的白酒香味，而且听说这酒是中国最好的茅台酒，输棋后的沮丧情绪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在两杯茅台下肚后，吴敏焕先生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也好像刚才那盘输棋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连声夸赞，“好酒，好酒！”

吴先生的那种率真也感染了我，于是我们便从酒开始谈论起来了。其实韩国人的酒文化与中国人的很相近，有敬酒，也有劝酒，只是方式可能有所不同而已（中国可能因为太大，各地酒文化区别很大，所以不具可比性——作者注）。直到吴先生离开，我们一直谈笑风生，但谈的最多的是酒，再也没谈围棋了。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严禁喝酒，所有饭店，不管是五星级的还是小饭馆，你都喝不到酒，甚至连啤酒也没有。伊朗人吃饭总要喝点东西，正餐喝一种浓浓的碎肉蔬菜汤，有点像罗宋汤，只是不放番茄，波斯语叫abgusht。吃快餐就要喝些饮料。革命前吃饭时还可以喝啤酒下饭，而革命后这种就饭的饮料只有两种了，一是可口可乐（伊朗革命后，视美国为其最大敌人。但奇怪的是，伊朗几乎到处可见老美的可口可乐及百事可乐，似乎这两种甜甜的碳酸饮料与老美无关，而是伊朗人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作者注），另一种就是前文所提及的那种名叫“莫夏伊”的状似啤酒但不含酒精的口感醇厚的大麦汁。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颁布了全面禁酒的法令。不论是白酒、葡萄酒还是啤酒，或是其它什么饮料，只要含酒精就一律禁止生产和销售，违反教规或法令者会被处以重罚。于是，所有商店、仓库、饭店和居民家内存放的酒都被销毁，酒厂停产，酒吧停业，海关不许酒入境。酒从此在伊朗的公开场合消失了。在伊朗喝酒的罪过有多大呢？我曾听一个在伊朗国有公司任职高管的朋友说，如果是政府公职人员，包括国有企业职员，被发现喝酒，轻者开除公职，重者就有可能因触犯伊斯兰教规被送上伊斯兰宗教法庭去接受审判。一般老百姓也会视情节轻重受到惩处。但对于那些不信奉伊斯兰教而信奉东正教——如伊朗西北部的亚美利亚人和阿塞拜疆人来说，则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喝酒和酿酒。在对待不同民族问题上伊朗政府很是开明。喝酒上如此，吃猪肉问题上也是如此。猪是伊斯兰教认为不洁的东西，穆斯林是不吃的。但是伊朗境内所有那些非伊斯兰教的民族都可以饲养猪只，也允许他们吃猪肉。只是你不能在穆斯林面前张扬。

不过，伊朗禁酒并不代表其国民就不饮酒。据我所知，当时伊朗地下买卖的私酒就很常见。刚到伊朗还没买车时，我常坐出租车外出，就有好几次碰上司机向我兜售私酿的伏特加。有一次，司机就从其座位下抽出一瓶用报纸裹着的伏特加酒给我看，问我要不要。我看

了一下那瓶酒，发现那瓶伏特加颜色略微发黄，晃一下虽也有少许泡沫，但很快就消失了。可见这些私酒的酿造水准并不低。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无一例外地一口回绝。我知道，在国外，特别是在伊朗这样的国家工作应该遵守当地习俗并有起码的自我保护的意识。因为这可能是一个政治陷阱。前几年发生的一个案件就说明了我的这种谨慎并非多余。这个案件就是2008年发生的那个神秘的伊朗裔美国女记者罗克萨娜.萨贝里的记者间谍案。那年1月，32岁的萨贝里因间谍罪在德黑兰被捕，后来被判刑8年。经美国隔空喊话并在幕后的多方营救后，此女第二年5月又被改判缓刑并被释放了。萨贝里原籍伊朗，出生于美国，她曾为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福克斯新闻台及英国广播公司等传媒机构服务，进行采访报道工作，被捕前在伊朗生活已6年，一直很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也没人找她的麻烦。但当伊朗核危机开始升温，伊朗需要一种机会时，这位萨贝里小姐也就倒霉了。据说，萨贝里最初被逮捕的原因就是被指控从一个伊朗人手里买了一瓶伏特加酒。

当时，我们办事处每年均通过大使馆从外经贸部直属的中国出国人员服务公司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主要是酱油、醋、味精、木耳、干香菇、茶叶以及五香、八角等作料。运气好的话，有时也偶尔能从大使馆匀购到几瓶中国白酒。那瓶茅台就是这么到手的。除非因公招待，我们平时是舍不得喝一口酒的。

那时国内，无论官场还是国企，我感到公私界限还是分得清的，而驻外机构在内部管理和自律上可能做得更好些。办事处所有招待用物资和交际用礼品均登记在册，且有严格的领用和审批程序；即使是我这个主任动用任何物品，也得由负责保管这些东西的人将物品名称、数量以及时间和用途等项目一一记录在册，最后还得我和他一起签字才行。财务则将其列入流水帐目中。另外，名烟和名酒这些东西都比较贵，而我们当初能享受到的出国补贴却比较低。按照当时国家外经贸部的统一规定，处级干部每人每月最高约120-150美元工作补贴，而每人每月的伙食补贴大致为50美元左右吧。这个50美元伙食费补贴标准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即按照每人每天日常消费的多少克油盐酱醋茶和大米、蔬菜及肉类的平均数量乘以30天再乘以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消费系数——西方国家较高，发展中国家就较低——得出人民币数额，最后再换算成美元的。这个标准也正好让你吃不好，也饿不死。想一想就知道，靠着这么一点儿伙食补助在国外你还能经常喝酒吗？

不管怎样，我们在德黑兰还是能喝到酒，只是不经常而已。但对于我们项目组的工程师来说，要想喝点儿酒就更加困难了。他们那里的酒大多是他们自己利用首次来伊朗工作或回家探亲返回伊朗的机会偷偷地夹带在行李中冒险过关的。可奇怪的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人被海关人员检出过一次。你相信一瓶白酒放在托运的行李中折腾大半天，开箱后酒味能一点都不溢出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伊朗海关人员对此心照不宣，手下留情而已。不过，工程师们也投桃报李，每次过关都会准备一些万金油或檀香扇之类的小礼品以送给海关人员。对方也无不笑纳。后来，这类小礼品送多了，人家不稀罕了，开始拒收了，中国人过关时就开始送对方一些真丝头巾或景泰蓝小器具等稍微昂贵些的东西。估计其他西方国家人到伊朗去也是这么带酒进关的吧？由此亦可知，能在德黑兰喝到酒，特别是烈酒（英文liquor），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那时在伊朗能够搞到一瓶烈酒，不光对于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韩国人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吴敏焕先生首次来访，就带来一瓶难得而有名的苏格兰白马牌威士忌作为见面礼，其来找我下棋交友的诚意也可由此而见一斑也。他的那瓶酒我一直藏起来，没舍得喝。后来，大约好几个月过后吧，吴敏焕先生又一次来我那里下棋，还带来他的另一个韩国朋友，也是他的新合伙人，我才将那瓶白马牌威士忌拿出来与其一同分享饮掉了。

也许是缘分吧，我也没想到，就那么一瓶酒，就那么一盘棋，也就是那次见面，吴先生和我竟然成为了好朋友。自那以后我和他经常互相拜访，互相认识对方的朋友，在一起下棋，吃饭，喝酒，聊天或出去游玩。奇怪的是，我与他在伊朗都是为了做生意，但不知为何在我俩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之间竟然从来没有谈过生意或合作，就连我在伊朗做些什么项目以及项目的大致情况，吴先生也没有问过。俗话说，朋友之间不言商。那么，棋友加朋友呢？也许是更不谈生意吗？上面这句话是中国的俗语和中国式的经商格言，我是中国人，对我可能有一种道德上的约束。所以我把吴先生当作朋友，应该恪守本分，不谈生意，还讲得过去，那么吴先生是一个韩国人，他也不与我谈生意，那该怎么解释呢？难道他也懂中国的这个传统道理吗？

个中的原因迄今我也没有搞明白。

本文来源于微信号：史啸虎杂谈

（弈客编辑YK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