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杯业余锦标赛30周年纪实文学10-《半壁江山》晚报杯应运而生（下）

天马行空

2017年5月21日   棋友文采

其次，是晚报的力量。为什么围棋会选择晚报呢？因为晚报最富有亲和力，是百姓最喜爱的报纸。拿《北京晚报》来说，自1980年1月份复刊后，它成为了北京市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发行量最多时达到一百多万份。每天下午报纸未到，报摊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男女老少都是等着来买晚报的，可见喜爱程度。那几年，各地的晚报无论是复刊还是创刊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新闻界，尤其是体育新闻战线上的一支新生力量，在广大百姓当中拥有极大的喜爱度、影响力和号召力。正是基于此，王汝南首先想到了晚报。可以说，晚报杯的诞生，正是众望所归。

第三，就要谈谈王汝南和我了。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有了历史进程中的大环境，而具体事是由人来做的，人的因素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王汝南是60年代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当时他和陈祖德等人号称中国围棋棋坛的七小龙，曾受到陈毅副总理的接见。1966年，他刚满20岁，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然而那场“文革”不仅使他个人成长道路暂时中断，也使中国围棋事业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到1973年恢复国家队的时候，他曾发奋努力争取恢复和提高自己的水平。然而，那时依然是“政治第一”的大环境，及至改革开放迎来围棋大发展时，他已错过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时期。1984年中日友好围棋会馆成立，他作为党员，服从组织安排，忍痛割爱，放弃了继续下棋比赛的生涯，出任馆长，从此把重心放在了行政管理上。其实，今天在我看来，王汝南从骨子里就是搞行政领导的好材料，来到中日友好围棋会馆，恰恰激发了他在这方面的潜能。他开始更多地思考和关注如何开展中国围棋的活动，推动其发展，也自然首先关注到了业余围棋运动，广大的业余爱好者成了他心中的“上帝”。但鉴于当时既有体制的局限，如何开拓业余围棋这块空白，这一重要问题尚未能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面对业余棋手没有机会进行全国性的交流，给了他一种紧迫感。于是，王老就想到了晚报，欲借助社会的力量把这件事搞起来，正应了那句名言：时势造英雄。

左起吕会民、陈祖德、王汝南，在第18届晚报杯期间合影留念

再就我本人来讲，我与围棋结缘、热爱围棋也是很有渊源的，我学习围棋可以说是无师自通。在我12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到姥爷身边，姥爷是中医，医术很高。父母本意是让我一方面陪伴身边无人的姥爷和姥姥，另一方面也可以耳濡目染地学习中医。我的姥爷是一名世代相传的老中医，他的一大爱好就是围棋，现在想起来他的围棋应该能达到业余五六段水平，因为经常找他下棋的人，他都是让对方两子到四子。在他们下棋的时候，我就在一旁静静地观看，而且竟能从头看到尾，时间长了就逐渐看出了门道。记得有一天，他的一个徒弟来，姥爷正有事在忙，我就说我跟他下一盘吧。姥爷感到很吃惊，结果上去和他的徒弟下，竟也能去拼杀一番，当时就得到姥爷的称赞，以后便常得到姥爷的指点。“文革”期间有一两年不上学等着分配，我就经常到劳动文化宫、紫竹院、陶然亭等公园的茶室里，观看人们下围棋，有时也偶尔上去试一把。当时，茶室里挤满了下棋或观战的人，公园一些角落里也有人摆盘对弈，就连月坛那样不起眼的小公园里，也每天都有不少人对弈。现在想起来，在那样动荡年代，中国古老的围棋、象棋依然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生生不息，令人感慨不已。记得1969年上山下乡分配时，我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临行特意带了两样东西，一样是一盒中医针灸用的针，另一样就是一副围棋和一张塑料布棋盘。《北京晚报》在1980年1月复刊后，我有幸被分配到体育组并负责棋类报道，使我和围棋真正结缘，这也是我之后能够办晚报杯围棋赛的一个重要条件。

最后说说我和王汝南为什么能够坐在一起商办晚报杯，那也是因为我俩结下的一份缘分，其交情已达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

认识王汝南也是从1980年开始，我掌管棋类报道，经常去国家围棋集训队采访，当时国家体委训练局南三楼是他们的训练场。我去那里除了采访，还经常看他们下棋，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王汝南、许荣新等一批国手。《北京晚报》刚刚复刊不久，我即在四版（文体版）开辟了一个《星期棋局》专栏，经常向他们约稿。王汝南爱写点东西，所以我向他约稿的次数比较多，打的交道多了，慢慢地我就和王汝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及至后来，我和王老常以“兄弟”相称，我称他为王兄，他称我会民老弟，也是源自这段时间的交往与友谊。那时北京市还没有其他报社，晚报独占“花魁”，我在他们眼里也就成了“香饽饽”。王汝南对我有求必应，给了我工作上很大的支持。现在回忆起来，可见王老还是棋手时，便很看重围棋的宣传推广。从1980年到1987年，我们交往了很多，也交往很深，也常聊起有关围棋发展的话题。尤其是他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后，围棋上我俩都有共同的理念，即看重业余这一块，都重视业余围棋活动的开展。

显而易见，王汝南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在中国棋院尚未成立时，在围棋界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我当时已是《北京晚报》体育部副主任（部里没有主任，我主持工作），加之《北京晚报》位处中央，集各地晚报之人脉，在晚报界也有一定的话语权。我选择了围棋，王汝南选择了我，两人结伴而行，共同选择了晚报杯，这就是当时真实客观的写照——晚报杯产生所需要的个人因素。

综上所述，无论从国家改革大环境，围棋之氛围，晚报之号召力，还是从我和王汝南的之人层面，众多因素，融合成了晚报杯围棋赛诞生所需要的肥沃土壤。因此可以说，晚报杯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大趋势，融入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1987年的春天，沐浴着祖国大地的春风，挟王者出征之霸气，正应了那句话——晚报杯“应运而生”。

（弈客编辑YK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