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人生－－聂卫平 王端阳 著

天马行空

聂卫平<<围棋人生>>

聂卫平 王端阳 著

我的童年   

我和陈老总

我的初恋

孔祥明

王静

邓老爷子

耀邦叔叔

金庸和沈君山

吴清源

陈祖德

邓朴方

我和足球

国家集训队

首次夺冠

冲击日本九段

“聂旋风”

聂卫平时代

对抗时代

收徒风波

天马行空

我的童年

　　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尽管"赌徒"这个词不大好听，但确实说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的争强好胜。
　　
　　我于1952年出生在北京，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我的父母很早就投身于中国的革命解放事业，解放后成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是很幸福的。可不幸的是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进行激烈的运动，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免修体育课。像我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男孩子，在学校里自然成了被人欺负的对象，为了免受欺负，我不得不经常向班上的"大王"进贡点小东西，如铅笔啦、橡皮啦等等，以表示"臣服"之心。那时候，我对那些跑得快、跳得高、力气大的男孩子简直羡慕得要命，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突然之间长得又高又壮，好去教训一下那些欺负过我的"大王"。可惜幻想成不了现实，一有了好吃的东西，我还是得乖乖地给他们送去，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总之，这些事极大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把精力转移到凭智力取胜的活动中去，并对所有能比出输赢的游戏产生兴趣，这使我从小养成一种极强烈的争强好胜的性格。后来一位朋友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尽管"赌徒"这个词不大好听，但确实说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的争强好胜。
　　
　　在所有的功课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数学。我认为数学最能让人比出智商的高低来，数学题的答案从不模棱两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看谁能又快又准地解答一道难题，本身就是一种激烈的竞争。记得那时，我常常把解数学题当作一种游戏，这使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出不少难题，这常常引来许多同学羡慕的目光，于是我的好胜心便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满足。
　　
　　我喜欢数学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努力用功，几乎每次数学考试我都能得100分，而班上那些欺负我的人恰恰是数学成绩最差的，每当公布考试成绩时，看到他们垂头丧气的样子，我就会暗暗地幸灾乐祸。这种情景往往让我很开心，使我感到自己的优势。
　　
　　在少年时代，我从未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棋手，如果不是那场"文革"浩劫，我很可能成为一名数学家。当然，我从来没有为走上围棋之路而感到后悔；相反，当初对数学的爱好，对我以后在围棋技艺上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学围棋完全是一种偶然，不像现在的孩子由父母带着刻意去学。我的父母和外公都是热心的围棋爱好者，而且瘾头都不小，一有空就要摆开棋盘杀上几盘。每逢这种时候，平时不苟言笑的大人们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忽而喜笑颜开，忽而摇头叹气，甚至还会争吵起来，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目中，棋盘上星罗棋布的黑白子充满了一种神秘感，尽管什么也看不懂，但仍不肯离去。
　　
　　严格地讲，我的父母并没有教过我们下围棋，但经常看他们下棋，久而久之，自然也就看会了。大概是在我9岁时，我弟弟继波便常常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把围棋拿出来，学着大人的样子下起来。尽管那时我只是刚刚学会了"吃子"，但围棋所具有的强烈的胜负感一下子迷住了我，和下围棋相比，我感到其他的游戏全都索然无味了。
　　
　　继波也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他下棋的兴趣并不在我之下，无形中我们都把对方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同时起步的继波竟然很快就超过了我。
　　
　　在那段时期，我下围棋已经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连做梦也是满脑子的黑白子。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继波挑战，好斗的弟弟当然也是有战必应，因为把我这个当哥哥的杀个落花流水使他感到乐不可支。
　　
　　有一天，我们从清早开始，一盘接一盘连续不断地一直下到傍晚，不知是由于疲劳过度，还是屡战屡败后急火攻心，我忽觉眼前一黑，竟然休克过去。这一来，可把父母吓坏了。本来父母并不支持我们下围棋，只不过他们自己也热衷此道，知道围棋是一项陶冶性情、有益思维的活动才未加反对。不过让自己的儿子以下棋为终身事业，简直想都不曾想过。
　　
　　大概是1965年，由于当时我在北京棋界已小有名气，北京棋社便有意加以培养。棋社的负责人曾到家中征求我父母的意见，结果刚一说明来意，就遭到我父母的断然拒绝。这其中的道理，至今我也没弄明白。
　　
　　在我10岁的时候，我和弟弟的围棋水平已远远超过了父母，外公为了让我们长长见识，便带我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棋艺室去玩。当时文化宫有一个少年围棋训练班，由张福田先生在那里当辅导员。我们去的那天正逢训练班在活动，外公便向张先生说明来意，希望找两位少年棋手和我们随便下下，也好知道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因为那时除了爸爸、妈妈和外公这些"家庭棋手"外，我和弟弟还从来没有和外人下过棋。而训练班的少年棋手和我们不一样，都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即所谓的"科班出身"。
　　
　　张先生欣然同意，随便点了两名少年棋手和我们下起来。我和继波虽说是第一次和外人下棋，但毫不怯阵，兴奋之余便使出了"家传本领"。开始他们对我们这种"野路子"很看不起，但走上几步就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大概他们受的都是循规稻矩的正规训练，从来没有碰到过我们这样不守"规矩"的下法，结果双双败下阵去。于是乎训练班的少年棋手轮番上阵，我们也杀得兴起，经过一场场混战之后，"正规军"居然被我们这支"游击队"杀得全军覆没。
　　
　　张先生颇感意外，当他得知我们学棋还不到一年，并没有良师辅导时，更是大为惊讶，当即表示将我们收到训练班加以培养。就这样，张福田先生成了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张先生是当时的棋坛名手，曾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的成员去日本参加过比赛。他在围棋教学上颇有独到之处，不仅是我，北京现在的高手程晓流、谭炎午、吴玉林等，也都多多少少地受过他的教益。

　　其实我当时的水平简直连"雕虫小技"都称不上，可战胜训练班的少年棋手后，却神气十足，飘飘然起来。如果用"夜郎自大"来形容当时的我，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记得张先生和我下的第一盘辅导棋是让我17子，我心里哪肯服气，拼命想杀败他，可他好像故意气我一样，东下一着，西投一子，弄得我手忙脚乱，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这下我可领教了高手的厉害，赶忙把逞强之心收敛起来。
　　
　　训练班活动时，张先生通常是给大家讲解，并不常下辅导棋，惟独和我下了不少局。后来我才知道，张先生是有意这样做的。
　　
　　尽管张先生教我的时间不长，可是在他的培养下，我的棋艺进步很快。可以说，张福田先生是第一个把我领进围棋大门、并使我看到那变化万千的围棋世界的人，我对他永远怀着感激之情。
　　
　　另外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伯伯也经常叫我去下棋。我妈妈原是第一机床厂党委书记、一机局局长、北京市委委员，可能是这种关系他知道了我。不过他很怪，他自己从来不下，而是叫我和他的秘书宋妆棼下，他在旁边观看。那时我家和宋汝棼家挨着，他们家在胡同口，我们家在里面，刘仁来了，打个电话，我就过去。
　　
　　每年春节，北京市委都要在人民大会堂搞联欢，刘仁就叫人把我请去下棋，算个表演项目。有一年国庆节，他把我叫到北海公园，他当时负责指挥天安门的庆祝活动，指挥部就设在这里。那天不知为什么事他心里生气，秘书过来告诉他那边的游行开始了，他说"我不管"，继续看我和宋汝棼下棋。
　　
　　刘仁特别喜欢我，曾经把一副日本人送他的围棋转送给我，后来这副棋在"文革"抄家时丢了。刘仁和我的关系在"文革"初期给我们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我在后面再谈。
　　
　　为了下棋，我真是没少让父母操心，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难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65年，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比赛，刘仁伯伯送给我一张请柬，可一看日期傻了眼，两场比赛的时间都不是星期天。是去看比赛还是去上学，我犹豫不定。观看日本棋手的比赛对我的诱惑力真是太大了，我实在无法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于是我给学校打电话说我病了，不能去上学了，然后偷偷直奔赛场民族文化宫。
　　
　　逃学，这在当时可真是胆大妄为的行为，对一个学生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可为了看围棋，我还是犯了"天条"。第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第二天我去看复盘，仍然没有被发现，第三天我又抱着侥幸心理去看第二盘比赛。老师见我连着三天没来上课，就给家里打电话询问我的病情。正巧是我妈妈接的电话，这下露了馅儿。我妈妈立刻就想到那张请柬，二话没说就追到民族文化宫。
　　
　　当时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尾原和陈祖德的那盘棋，罗建文过来告诉我"你妈来了"。我一听马上意识到不妙了，因为家里对我们管教很严，特别是我妈妈，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肯定要挨打。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躲起来，可那个大厅里躲都没处躲，慌乱之中就躲到男厕所里。其实躲得过初一还躲得过十五？当时就是孩子的心理，能躲一会儿是一会儿。
　　
　　我妈妈找遍赛场也没找到我，于是就气冲冲地叫国家围棋队领队李正洛把我交出来。李正洛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情况，再说一个孩子他也不会注意，就说没有。我妈妈不信，还和人家大吵了一顿。等我妈妈走了，人家来告诉我，我这才从厕所里出来。回家后就被我妈妈用鸡毛掸子痛揍了一顿，屁股都打肿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逃过学。

天马行空

我和陈老总

　　在我的童年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我10岁那年和陈毅元帅下过一盘棋，从那以后我们竟成了棋友。这件事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可以说是改变了我的一生。
　　
　　1962年夏天，我和弟弟继波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大人下棋。正看得带劲儿，我姐姐突然跑来找我，让我赶紧回家。什么原因她也不说，我就感到挺奇怪的。
　　
　　回到家就让我洗澡。那时洗澡是很大的一件事，我像所有的小男孩一样，不愿意洗澡。可没办法，大人逼着洗也只能洗了。洗完澡还换了身新衣服，我就更奇怪了。这时我姐姐才告诉我陈老总要找我下棋。

　　那时我才10岁，还搞不清楚谁是陈老总。我姐姐说陈老总就是陈毅元帅，我还天真地问怎么元帅也会下棋？在我的脑子里，元帅都是带兵打仗的。
　　
　　第二天上午，父亲领着我和继波来到北京体育馆东楼招待所。由爷爷亲自带我们去下棋，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出门前，父亲一再叮嘱我们见了陈老总一定要先问陈伯伯好，要有礼貌，不许乱说乱动，不许随便吃人家的东西等等。
　　
　　可一进大厅，我的眼睛就不够使了，什么都觉得新鲜，而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被沙发围绕着的茶几上的棋盘和棋子，恨不得立即坐在沙发上，痛痛快快杀一盘，连向陈老总问好都忘了。直到父亲忍不住连声催促我时，才发觉陈老总已经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了。
　　
　　陈老总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比如几岁啦、学棋时间啦、棋力如何啦等等。记得有一个总是使我很难堪，就是"你下得过弟弟吗"？虽然我确实下不过弟弟，但"下不过"这三个字就像根骨头鲠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后来还是父亲替我做了回答。
　　
　　当时在场的还有李立三、过惕生和过旭初。李立三我原来就认识，那时他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每个周末他都派车接我和继波到他家下棋。他家养了好几条狗，我小时候还很害怕。下完棋还请我们吃饭，开开荤。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极度缺乏，能吃上肉就是很不错的事了。李立三给我的印象是极为豪放，他的围棋水平并不高，每次输给我后都哈哈大笑，整个客厅全是他的笑声，我觉得灯都要被震下来了。李立三同陈老总关系密切，就是他跟陈老总讲，有个不到10岁的孩子，棋下得很好，这样陈老总才知道了我，并把我接去下棋。
　　
　　简单交谈过后，陈老总便邀请我们入座。大概是继波水平比我高的缘故，陈老总首先选择了他，我则和李立三对局。第一轮继波输给了陈老总，我胜了李立三，然后我们交换了个位置，我对陈老总，继波对李立三。
　　
　　我从小下棋就很认真，从来不愿让人，不管是谁。对陈老总我也是毫不留情，直到杀得陈老总投子认负。这个结果令我喜出望外，因为继波输给了陈老总，而我却战胜了陈老总，对我来说，这可是双重的胜利。
　　
　　下完棋，陈老总留我们吃午饭，在吃饭时我可是闹了大笑话。那时我们家生活简朴，像汽水也算是高档消费品了，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喝到，不可能随便就喝的。吃饭时服务员给我倒上汽水，我一尝，特别好喝，几口就喝光了。我刚喝完，服务员又给我倒上，再喝光，再倒上，就这样我连喝了十几瓶，到后来居然喝"醉"了，头晕得不得了，只觉得天昏地转，吃了半截饭就坐不住了，只好躺在了沙发上了。陈老总叫我吃担担面，我起都起不来了。后来怎么回的家我都记不清了，反正一到家就挨了父亲一顿打，说我太没出息了，一点样子也没有。
　　
　　没想到晚上陈老总又把我们接去，这次是在首长休息室。那天中国围棋代表团刚出国比赛回来，陈老总正在接见他们并听取他们的汇报，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也在场。他们就如何发展中国的围棋事业谈了很多，可惜我那时还很小，谈话的内容还听不大懂，只知道和围棋有关。
　　
　　自从和陈老总认识后，只要有时间，他便把我接去杀上几盘。有一年暑假，陈老总说，你们白天好好睡一觉，晚上陪我下棋，我请你们吃夜宵。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和他下棋，直到快开学时，他大请我们一次，还开玩笑地说，我们要"告别"了。那意思是说我们一上课，就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陪他下棋了。
　　
　　在陈老总面前，一开始我还有些拘束，后来见他总是笑眯眯的，也没架子，就有点"放肆"起来。有一次对局，陈老总刚刚下了一步，可能发觉不妥，就伸手要把棋子拿回去，不曾想被我一把拉住了手腕，硬是不让他悔棋。当时我气急败坏的样子逗得陈老总哈哈大笑，周围的人也都哭笑不得。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成了棋界的笑谈。
　　
　　和陈老总交往的许多细节，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些话的意思我是记得的。1964年中国成功地进行核试验后，陈老总曾说过，原子弹相当于围棋的"九段"，中国有了原子弹，也就是有了"九段"，而围棋目前还没有九段，你们将来要打败日本的九段。类似的话他说过很多，这使我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懂得了下围棋并不是单纯的玩，而是和民族荣誉、为国争光联系在一起的。
　　
　　经常和陈老总一起同我们下棋的还有张劲夫、金明、胡立教、孙乐宜等，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最有意思的是我还和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宋希濂下过棋。我那时看过不少历史书，知道宋希濂是国民党的上将、兵团司令，是陈毅元帅的手下败将。一次在政协礼堂我同时遇见他们两人，我就在心里把他们进行比较。那时我们受的教育国民党都是凶神恶煞，面目狰狞，可我看着他们两人都很和蔼，从外表上看不出哪个是共产党，哪个是国民党。我特别喜欢宋希濂还有一个原因，他总爱请我吃冰淇淋，政协礼堂的冰淇淋又做得特别好吃，吃得我对他极有好感。"文革"后他去了美国，以后再也没见到他。
　　
　　"文革"开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陈老总了，但我从红卫兵的小报上看到他也被批斗过。
　　
　　1966年11月，以岛村俊宏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按照以往的惯例应该到全国的几个大城市进行巡回比赛，可那时全国都乱了，他们只能留在北京。我听说这个消息后当然不能错过，也跑到比赛场地---北京饭店。没想到那天陈老总出来接见日本代表团，而且是穿着他那身元帅服。我过去虽然经常见到陈老总，但还从来没有见他穿过元帅服，我当时觉得他威风极了。
　　
　　陈老总说了很多，但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他说他早就该来了，因为人家在批斗他，所以拖到今天。可我觉得他特别精神，像根本没有挨过斗的样子。开始我还躲着他，不知怎么被他发现了，马上把我叫到跟前，并把我介绍给日本人。
　　
　　陈老总一定要我和《朝日新闻》的记者田村龙骑兵下上一盘。第一盘由于过度紧张我输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人下棋，尽管他只是个业余五段，可以后的5盘我全赢了。当时武宫正树、加藤正夫、石田芳夫都在团里，我还和武宫正树下了盘让先棋，没下完，打挂了，我的形势不好。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陈老总。后来社会上传"二月逆流"的事，我见到陈老总的儿子陈小鲁，向他打听陈老总的消息，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我坚信陈老总是好人。
　　
　　可以说没有陈老总，就没有中国围棋的今天。

天马行空

我的初恋

　　她曾经在我心中像天使一般美丽，但这只是过去。我只能在今天保留一份美好的回忆。
　　
　　1968年10月，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儿，她叫章娅，小名丫丫。
　　
　　那时我们整天无所事事，也没处去，于是一帮男男女女就聚在一起瞎聊。有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高干子女就在家里成立了所谓的俱乐部，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我常去的就有林杉杉家的"杉杉俱乐部"。在"杉杉俱乐部"我认识了一个叫闵梅的女孩子，闵梅又带我去了"丫丫俱乐部"，也就是章娅的家，我大概就是在那儿认识她的。
　　
　　那年她15岁，我16岁，可能是有缘分，一见面我们就相互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好感。她说她爸爸有将军帽和将军靴，我说那好，让我试试。她真的就把她爸爸的帽子和靴子拿来，给我穿上，并让我穿回家。在那个年代，如果能弄到一身军装，那是非常时髦的，更不用说是将军的了。当时我神气得不得了，觉得她对我真够仗义的，关系马上就不一般了。
　　
　　后来我们就经常一起去玩，那时年龄都还小，说不上谈恋爱，但是一个男孩子如果能在身边带上一个女孩子还是很时髦的。
　　
　　按当时的情况说，我们家庭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她父亲是北京军区副政委，中将军衔，"文革"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我父母都是"黑帮"，家也被抄过好几次。可是她从来没有歧视过我，还帮我洗衣服，她父母对我也挺好，经常叫我在他们家吃饭，甚至还在他们家住。为什么会在他们家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挺奇怪的，可能是我不愿意回家的缘故吧。那时我们很纯洁，真可谓两小无猜，想起来有点类似保尔和冬妮娅。
　　
　　有一天晚上，她打电话约我到正义路路口见面，记得当时已是冬天，天气还挺冷的，我放下电话就去了。到了正义路，她已经在那儿了。我们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的事，只是在分手的时候她忽然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那一瞬间我紧张坏了，觉得地球都要停止转动了，浑身也抖了起来。我担心这样会出什么问题，于是我对她说这怎么得了，出事怎么办？她可能这方面比我懂得多一些，说不会出事的。可见那时我们单纯得不能想象。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一天不见都觉得不行，一有空不是她来找我，就是我去找她，多数是我找她。有一次她到我家来找我，父亲不叫我出去，我简直痛苦极了，甚至对父亲都产生了怨恨。那时我认为全世界最好的人就是她了，她在我心中就像天使一样。
　　
　　没过多久，她妈妈似乎有所察觉。到了1969年3月的一天，章娅突然失踪了，事先也没和我打声招呼。
　　我问她家里，他们拒绝告诉我。我问她的几个女友，她们也不知道。
　　
　　在她失踪后的那些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黯淡下来，日子简直没法过了，我唯一做的事就是到处打听她的下落。终于有一天闵梅收到她从青岛的来信，并马上告诉了我。原来她是被她家里送到东海舰队当了兵。看来是她家里认为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于是采取措施断绝了我们的往来。
　　
　　当我知道章娅在青岛后，便决心去青岛找她。可这事我又不能和父亲讲，那时他已经放回来，对我管得很厉害，总觉得我学坏了。于是我先去太原，摆脱父亲的控制，然后再想办法去青岛。
　　
　　太原有我两个小棋友，刘黎亭和张小弟，1965年在成都参加全国少儿比赛时认识的，后来他们到北京找过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当时口袋里只有5元钱，又不好找家里要，就一路蹭车到了太原。
　　
　　我们到处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东海舰队。门卫见我们这副样子，当然不让我们进，只能打电话叫章娅出来。过了一会儿，章娅穿着一身崭新的海军军装跑了出来，刘黎亭和张小弟知趣地躲到一边。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抱怨她走时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她却不停地跟我讲大道理，什么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事事了。听她这么说，我心里非常难受，我说我希望你说清楚，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我们到底要不要保持联系？

　　章娅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你应该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别在外面来回晃了。我一听心就凉了半截，我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看她，却落了个"在外面来回晃"！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她现在进入了革命者的行列，而我则成了游手好闲的人，感觉完全不对了。我心里的失望、难过、羞愧就甭提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我下意识地朝旁边看了一眼，刘黎亭和张小弟还在不远的树底下等着，见我朝他们望去，便向我挤眉弄眼，以为我这里怎么样呢，我真想扭头就跑，一直跑到天涯海角。
　　
　　最后章娅对我说，部队的纪律很严，她出来的时间不能太长，然后问我有没有钱，她肯定知道我是自己跑出来的，并要给我钱。说实话我当时口袋里已经没钱了，但说什么我也不能要她的钱，就这样我们分了手。
　　
　　从青岛回来后，我仍然没有死心，不断地给章娅写信，可她从来不给我回信。我有一张她送我的照片，上面还有她的题字，我一直视如珍宝地藏在身边，每天晚上都放在枕头底下。
　　
　　4月30日夜里，我正睡着，东华门派出所的一个民警突然闯入我家，要把我抓走。我问为什么抓我，他说过节了。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认为我是不安定因素，就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把我抓起来。那个时期也没处讲理，只有乖乖地跟着他走。可是临走前他从我的枕头底下翻出了章娅的照片，说哎哟，你怎么会有她的照片？我和章娅都属同一个派出所管，显然他认识章娅。他那话的意思是你这个小流氓怎么会认识将军的女儿。说着就把照片没收了，当时我心中愤怒极了，我无法说明这张照片对我的意义，只能眼看着这唯一的纪念品从眼前消失。我觉得他才是个流氓。
　　
　　当晚我被关在一个小屋里，同屋还有一个人，开始我们不认识，也没说话，到了下半夜，实在睡不着，就互相询问对方的情况。没想到他竟是刘仁的儿子，我和刘仁很熟，却不认识他。他也没干什么坏事，就因为他爸爸是北京最大的"黑帮"，半夜里被人从被窝里揪出来，带到这里。这样我们成了难友，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
　　
　　谁知命运使然，十七年后，章娅主动找到了我。
　　
　　1986年，我从日本比赛回来，孔祥明到机场接我。在车上她给我一封信，并说这是你从前的女朋友来的。
　　
　　信并未拆封，但信封的下面署着"章娅"两个字。章娅的事我曾经和小孔说过，所以她知道。我当时特别吃惊，做梦都没想到十七后她会来信。我拆开一看，信很短，先是问我还记不记得她，然后说多年不见，不知我的情况如何，如果有时间，希望我们到她家做客。
　　
　　首先去不去她家我有点拿不准，我心里是很想去的，但我不能跟小孔表示出来我想去，我就问她，你看怎么办？小孔挺绝的，说你别问我，你想去就去，别装傻充愣的！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大合适，还是咱俩一块儿去吧！后来我和小孔一块儿去了章娅家。这时她已改名叫章燕，结了婚，有一对双胞胎儿子，长得虎头虎脑，很漂亮，婚姻也很美满。
　　
　　以后章燕又单独约我到她家，她妈妈对我非常亲热，总是留我在他们家吃饭，好像是他们家的女婿似的，简直让我受不了。章燕悄悄跟我说，那年她就是顶不住她妈妈，现在她妈妈非常非常后悔。我心里说，你顶不住你妈妈你跟我说呀！你不能让我写了几十封信也得不到个回音，而且我从太原扒火车去找你，你就让我那么灰溜溜地走了，这怎么受得了啊！
　　
　　我以为这事到此就可以结束了，没想到事情继续向前发展。章燕向我表示希望继续保持以前的关系，我说现在怎么可能啊，这太难了！她说她随时可以离婚，希望我也离婚，再和她结婚。我说这个我办不到，也没这个可能。我跟她讲，我和当年的我不一样了，你也和当年的你不一样了，我们错过了那个机会也就失去了那个缘分。我不能说我不喜欢你，你曾经在我心里像天使一般美丽，但这只是过去，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保留过去一切美好的回忆，做个好朋友。
　　
　　当时正在擂台赛期间，我心脏不好，医生劝我吸氧。章燕在一家部队医院当主治医生，她叫我到她那里去做高压氧治疗。这种治疗方法是把人推进一个玻璃舱内，关上门，大约待一个小时，没人理你，让人觉得烦闷无聊。可是我做的时候，她就坐在舱口陪着我，和我聊天。将近一个月疗程，她天天如此。
　　
　　做了高压氧后，我的状态好极了，在第二届擂台赛上我连赢五盘，不能不说同我做高压氧治疗有关。

　　我对章燕非常感激，而且我也感觉到她对我的那种强烈感情，而我对她的回报却很差，这使我觉得很对不起她。不是我不想回报，而怕分寸掌握不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算是恰到好处。想来想去我能做的就是请她吃饭。每次出去她都显得特别兴奋，我看得出来，她和我一块儿上街时，有一种女性的虚荣心，很得意。相反我很怕带她上街吃饭，我愿意在屋里聊聊天、说说话，上街对我这个公众性很强的人来说，换了个女人在旁边总觉得不大对劲儿。
　　
　　那段时间我和小孔的关系很紧张，她要一个人到日本去，这是很不正常的，开始我不赞成，可她执意要去，没办法，我只好同意并帮她办了手续。其实我和孔祥明的夫妻关系早就出现了不和谐现象，这同章燕没关系，但章燕的出现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医院里反映大极了，开始人家以为我是个名人，主治医生表示一下关心，多说两句话也属正常。

　　可她每次都这样，而且毫不顾及影响，人家就开始议论了，搞到后来我都不敢去了。接着社会上也开始流传我这个那个的，这些都难免不传到小孔的耳朵里。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卧床不起，章燕突然到我们家来，指挥我们的小保姆干这干那，还亲手给我做了碗鸡蛋面，端到我的面前，就像女主人似的。在感激的同时也使我进一步感到事态的严重，以后我慢慢有意疏远她，不去找她，也不给她打电话，直到断绝了往来。

　　她父亲去世时，她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我到她家表示了哀悼，还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她对我能去最后看她父亲很感激。
　　
　　后来我和王静之间有了麻烦，我感到走投无路去找过她，请她替我出主意。她说不管是谁，只要能取代孔祥明就行。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对孔祥明有那么大的偏见。我听说她曾去找孔祥明谈过一次，具体内容我不大清楚，意思是让孔祥明"让位"，孔祥明肯定予以"正当防卫"。可能是那时结的怨，但这也是因我而起。

天马行空

孔祥明

　　有一个安定的家庭环境，没有后顾之忧，心里就不容易躁，就容易发挥水平。
　　
　　我和孔祥明在1965年就认识了，那时她代表成都，我代表北京，一起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少儿围棋比赛，那年她10岁，我13岁，还处于少年时期。
　　
　　1973年国家体委组建围棋集训队，我和她都应召入队，这样她来到北京，我们开始朝夕相处。这时她已经出落成18岁的少女，我也21岁了，正所谓青春年华。由于过去就认识，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摆棋复盘，谈经论道，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往其他方面想过，我只把她当作一个很不错的小师妹。

　　1973年我们集训队到成都巡回比赛，认识了不少四川下棋的女孩子。那时我虽然刚从农场回到北京，还没进入职业棋手的角色，但在年轻人中棋力高一大块，她们水平低，都愿意跟我学棋。
　　
　　在学棋过程中，有三个女孩儿同时向我发动猛烈攻势。其中有一位姓贺，是一位省长的女儿，我对她的印象最好，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发展到白热化程度。我曾对罗建文讲，我这辈子可能就交给她了。我到过她家，她也来过我家，双方的家长都很满意，认为万无一失。
　　
　　可就在这时突然发生意外。小贺和我一样，喜欢打牌，按说有共同的爱好是件好事，可她特别好强。

　　1976年在安徽参加全国比赛间隙，我们围棋队的几个人在一起打牌，她和我搭档，因为打牌我们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冷静下来后，我认识到我们都太好强了，不知道互相谦让，将来在一起生活肯定不幸福，因此我十分理智地决定和她分手。
　　
　　后来她曾找我希望挽回，我表示已无可能。我没有告诉她原因，只说咱们完全不合适。那时正是日本人捧我为"聂旋风"之后，围棋队的人都认为我地位变了，把人家给甩了，觉得我太不像话，全国围棋界也对我印象不好，但我始终没有解释过。
　　
　　几个月后事情发生变化，过去谴责过我的人也觉得可以理解了，可能是有人透露出事实真相。后来小贺去了加拿大，在那儿结了婚。我由衷地祝愿她幸福美满。
　　
　　和小贺分手后，有不少人为我介绍过女朋友，有一次一天就给我介绍了十来个，搞得我眼花缭乱，这也不错，那也可以，不知道该跟谁好，可最后一个也没成，甚至连名字都没记住。
　　
　　在一个个都不行之后，我的婚姻问题成了"老大难"。1979年国家围棋队到日本访问比赛，我和孔祥明都去了。在一次和日本棋手的聚会中，大家互相开玩笑，一个日本棋手说，陈加锐对孔祥明有意思。陈加锐原是我国的七段棋手，后去了日本，那天也来了。这时我们的一名棋手马上反驳说，你瞎说，孔祥明早就跟聂卫平了，根本不可能跟陈加锐。
　　
　　本来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猛地提出来，显得特别敏感，而且我突然发现小孔真的对我很好。这有点像我们棋手下棋，有的时候需要长考，一长考就是一两个小时，可决心一下，"啪"地一着就解决了。我的婚事"长考"了几年都没结果，在那个偶然的场合一下子就给捅破了。我半开玩笑地问，这是真的吗？我这是试探，把球踢给了小孔。小孔在众人的目光下扭扭捏捏地说，可能是真的吧。

　　她回答得很微妙，没有明说，但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真的。
　　
　　回到北京后，我们很快就结了婚，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小孔在围棋上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特别是在精神上给我很大的鼓励。还在擂台赛之前，她就鼓励我要敢赢日本的超一流棋手，那时中国棋手还没有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的纪录。我说即使我不行，我后面还有我的学生。她说不对，在你能完成的事，你为什么要留给后人呢？！她还说，你有能力把棋下好，什么样的日本人你都能赢。
　　
　　这番话对我真是刻骨铭心，她说这话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以后的实战也证明她的话是对的，我战胜过所有现役日本超一流棋手，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在我成功的后面，有小孔很大的功劳。
　　
　　1981年，我们的儿子降生，那时我不在北京，正在外地参加全国比赛。按照预产期计算，我知道她已经生了，可那时通讯还很落后，很难打长途电话。回到北京，我就给家里打电话问是儿子还是女儿。我当时打算如果是儿子我立刻就赶回去，如果是女儿我就先洗个澡收拾收拾再回去。说实话，我是喜欢儿子的，有点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
　　
　　我弟弟接的电话，他告诉我是儿子，我放下电话立刻就回去了。我进屋时，小孔躺在床上，儿子就在她旁边。我第一眼看见他时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儿子，他长得很小，小极了，样子非常可爱。我把他抱起来，心里特得意。我给他起名聂云骢，意思是云中的骏马。
　　
　　离婚之后反思我们的关系，我认为有一步最大的"漏算"。在事业上我们有共同语言，这是没得说的，在家庭生活中她也很能干，持家是一把好手，另外很会关心人，这些都是她的重大优点。我们"漏算"的是两人的个性，或者说是兴趣爱好。可以这么说吧，除了围棋之外我们的兴趣爱好截然相反，作为朋友这无所谓，可是作为夫妻问题就严重了。
　　
　　比如我喜欢打桥牌，有时还把人招到家里来打。小孔对打牌反感至极，短时间还问题不大，时间一长就无法容忍了。没办法，我就出去打，很晚才能回来。她明知我去打牌还要问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问得我很烦。她还特别讨厌我和女牌手一起打牌，认为我打牌是假的，和那些女的来往是真的，说出的话都出了格，这也使我无法忍受。打桥牌本来是一种很好的业余爱好，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调剂，有什么不好？可她就偏偏反对。人就是这样，你越不让我打我偏打，还就跟女的打，故意让她看。在打牌的事上我们搞得很僵。
　　
　　另外我还喜欢足球，可以这么说，凡是争胜负的我都喜欢。这个她也不喜欢，而且一点都不看。我多次跟她讲你也陪我看一场足球，可她就是没给过我这个面子，直到我们的关系出现危机时，她才陪我到外面看了一场，当时我们双方都在努力尽量做得好一点，实际结果却是没用的。
　　
　　相反，她喜欢的花样滑冰、花样游泳、艺术体操、音乐会等等，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记得我陪她听过一场音乐会，我真是太难受了，异常的痛苦，虽说是陪下来了，心想下次再也不干这样的事了。我认为最大的失误就是婚结得太仓促了，如果多聊聊、多接触一段时间就好了。
　　
　　孔祥明作为一个朋友是极好的人，她本人也曾获得过全国女子冠军，但她的个性太强，作为妻子对我来说就不太合适了。有一次，在一个公众场合，有人介绍她时说，这是聂卫平的太太，她马上站起来更正：

　　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孔祥明。弄得我非常尴尬。这种事发生了不止一次，明显让人感觉到我们关系不好嘛。
　　
　　后来我们发展到吵架，特别是每逢我出去参加重大比赛之前，她总要找点茬儿吵上一顿。比如和林海峰争夺"富士通"冠军，和曹熏铉下"应氏杯"……每次都吵，我说能不能不吵了，马上要出去比赛，而且是争世界冠军。她说我不管，看上去都有些失去理智了。我不是埋怨因为她我才输了，我是说比赛前有个好的心情，至少是个有利的因素。有一个安定的家庭环境，没有后顾之忧，心里就不容易躁，就容易发挥水平。擂台赛期间我心里就特别平静，所以发挥得特别好。
　　
　　我和孔祥明最后的决裂是因为我认识了王静，在此之前她不断提出离婚，是我没同意。首先是影响太坏了，那时报纸上都在宣传我们这对"模范夫妇"；其次儿子当然要归她，这我也难以接受，所以一直维持着。后来王静怀孕，又不肯把孩子打掉，使事态急转直下，我迫于无奈，正式向她提出离婚。
　　
　　小孔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很平静地接受了。她提出把儿子带走，并帮他们做好去日本的安排。这本来都是应该的，她不说我也自然会办。小孔是个要强的人，在经济上她没提出一点要求，就连当时比赛的奖金，虽不多，但对他们来说还是重要的，她都不要，如数还给了我。他们母子到日本后，我通过在日本的朋友尽量给他们安排得好一点。
　　
　　办离婚手续那天，我们把儿子也带去了，那年他10岁，在办事处大哭，不让我们离。儿子，我也舍不得你啊！我是真的没办法，心情很矛盾。在我离婚这件事上，几乎遭到了亲友的一致反对。我妈妈大骂我，你怎么能这样？！她思想正统，说得也难听。邓朴方特意把我找到他家里，批评我太不检点了，不同意我离婚。伍绍祖、李富荣等我的直接上级和朋友找我谈话，做工作。万里委员长虽没明说，也是很不以为然。

　　姜昆最绝，一见面就说，原来你也是人啊！我们都以为你不是人是圣呢！话虽幽默却不乏挖苦之意。社会上骂你的就更多了，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天马行空

王静

　　她要演出，我要比赛，匆匆忙忙，真正在一起交流感情的时间太少了。
　　
　　我这个人对音乐可以说基本上没兴趣，对文艺也是一窍不通。记得有一次陈昊苏请我去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我碍于情面不得不去，结果在主席台上睡着了，鼾声通过主席台上的扩音器传了出去，王昆差点没跟我急了。而王静是总政歌剧团的歌唱演员，我们隔山隔水，本来无缘相会，如果不是去湖南参加一次活动，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
　　
　　1990年春节前夕，湖南电视台想请北京的一些知名人士去参加他们的春节晚会，他们通过训练局的一个湖南籍副局长找到我。我根本不愿参加这类活动，局长让给他点面子，并说就两天时间，飞机去飞机场，我没办法，同意了。
　　
　　那时我的名气非常大，资格也老，出差都是车到楼门口来接。出发前突然接到电话，让我自己到训练局大门口上车。我住的那个楼和大门口还有一段距离，再说1月份天气正冷，而我则从不穿棉衣，我就说车多跑一圈不是很快嘛！他说总政的女演员王静要跟我一块儿走，说好了在大门口等她。我听了心里就不大愉快，可没办法，只得自己提着包，冒着寒风来到大门口。坐到车里又等了半天，王静也没来，我们不能再等，直接去了机场。我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可又没处发泄。
　　
　　走进机场大厅，有人过来对我说王静在那边，你是不是过去见见她。我从远处看见那边有一个女的，穿得很时髦，我心想王静算什么，是谁？刚才已经等了她半天，这会儿凭什么要我去见她？因此我说她愿意见我叫她来，我不可能去。那人离开我后又朝王静那边走去，后来听王静说，人家也对她说，聂卫平到了，是不是去见一下。她也觉得他算什么，为什么要来拜见他？当时我们都拿着架子，没见成。但那时我知道她就是王静了。
　　
　　吃饭时，主办单位又把她安排在我旁边，这时我们才交谈了几句，但话不多，也就是应酬吧。现在如果问王静喝不喝酒，她肯定说不喝。当时人家问她她却说喝，于是人们纷纷向她敬酒。她还挺能喝，这引起我的注意。我的酒量很好，我就想借这个机会把她灌醉，让她出点洋相，也好发泄一下憋在心里的怨声。
　　
　　我开始拼命灌她，话自然就多了，喝到后来居然没把她灌倒，这实在出乎我的意外。我对她说晚上有空还可以再接着喝，我是非要把她放倒不可，她居然也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但没什么来往。
　　
　　春节期间有个朋友在家里搞了个Party，邀请我和小孔参加。我希望王静也能参加，但又不能让小孔知道是我请的，我就叫主人弄个车把王静接去。女人的感觉真厉害，当时还请了很多文艺界的人，而且那天晚上我和王静几乎都没说话，小孔还是感觉到了我和王静的关系。
　　
　　从那以后，王静经常到体委来找我，也不怕别人议论。我去她那儿总是躲躲藏藏，不敢公开，冬天大衣领子都竖起来，低着头，从来不敢抬头走路。那时她还住筒子楼，人多眼杂，我觉得特别危险，所以去的不多，主要是她来找我。后来人们议论得多了，可能是逆反心理，反而不在乎了。
　　
　　1990年3月，是我和孔祥明结婚十周年，她一定要我给她搞个纪念活动，她说最后搞这么一次就可以分手了。作为十年的夫妻，满足她这个并不过分的愿望，我不能推脱。那天的仪式搞得很隆重，方方面面的朋友去了不少，大概有好几百人参加。那天王静和她哥哥王刚也去了。那时我和小孔的婚姻已经完了，可以说那是一次"告别晚会"，但是许多参加晚会的朋友并不知道。
　　
　　接下来的事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我和孔祥明离婚后，马上就和王静结了婚，因为时间已经刻不容缓。

　　没过多久，王静的预产期到了，并有了反应，我和她的女友杨英把她送进同仁医院，然后到医院旁边的新侨饭店边喝饮料边等，杨英不时地来回探听消息。
　　
　　在等待的过程中，一个服务小姐莫名其妙地把一杯饮料倒在我的身上，就在这一刻，杨英告诉我王静生了，是个儿子，这使我异常高兴，也顾不上擦干身上的饮料，急忙向医院赶去。我就喜欢儿子，在喝饮料时我就对杨英讲，如生女儿你自己去看她。后王刚给我们这个儿子起名叫聂云青。

天马行空

邓老爷子

　　邓小平确实在人民心中竖立起一块无法磨灭的丰碑！而我能和这样一位伟人有过直接的接触，不能不说是非常幸运的。
　　
　　邓小平喜欢打桥牌我早就听说过，但水平如何我不清楚，那时我还没和他打过牌。有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我想当然地信口说道，邓小平的牌，就因为他是邓小平，所以不错。我这话比较含蓄，可以有多种含义：一是可以理解为因为你是邓小平，水平高，所以打得不错。二也可以理解为因为你是邓小平，别人都让着你。
　　
　　没过多久，也就是1984年的夏天，胡耀邦请我到北戴河休假，当时邓小平也在北戴河，听说我来了，邀我过去打牌，而且指名和我搭档，我当然是荣幸之至。对方是另一对熟悉的老牌友。其中一位牌友打牌有时冒叫，邓老爷子抓住他这个特点，动不动就加番。按照正规的叫法应该叫加倍，可邓老爷子总是用四川话叫加番，我们也就都跟着这么叫。
　　
　　邓老爷子一加番，对方哪里顶得住，被邓老爷子一顿痛杀，真是惨不忍睹！打了几圈，他们一次没赢，我就发现对方的脸都长了，嘴也翘得老高。而邓老爷子仍然是毫不留情，穷追猛打。
　　
　　当时我就想偷偷"放水"，让他们一把。这位牌友拿牌的姿势永远是"君子坦荡荡"，谁都能看得见。叫牌时我看见他有好多黑桃，而我只有AK四张黑桃，我就叫了个四黑桃。这回被他逮着了，给我来了个加番。

　　这一加番不得了，我当了六个，输了很多分。这一下对方的脸色好看多了，可邓老爷子见输了这么多，很不高兴地说，小聂，你创了世界纪录了，还当了六个。这时我才感到邓小平打牌是很认真的，而且牌打得确实好，出乎我的预料。
　　
　　打完牌邓老爷子留我吃螃蟹，在餐桌上，毛毛突然大声叫我，听说你在背后说我们老爷子打牌不行，都是别人让，现在你觉得怎么样啊？你是不是可以坦白一下你的想法呀？邓小平耳朵有点背，她这么大声讲就是为了让老爷子听见。我当时就傻了，我讲的那些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她的耳朵里，而且当着老爷子的面给我抖了出来，我顿觉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尴尬至极。我愣了半天，说道，看来我以前的判断错了，老爷子打得确实很好。邓小平听了哈哈大笑，丝毫不掩盖得意之情，天真得像个孩子。
　　
　　后来在回北京的火车上，老爷子还跟孔祥明说，小聂下围棋是九段，打桥牌可没有九段，他被人家当了六个。从此以后"当六个"成了我的笑柄，桥牌界的人都知道，一见面就拿"当六个"来打趣我。
　　
　　在北戴河期间，邓小平还叫他的外孙女和外孙子跟我学围棋。当时他们刚10岁出头，并不是专门学棋，只是陶冶一下情操。每天由他们的妈妈送过来，同时还给我带来一个大冰淇淋。教他们是很难的，因为教一个五六段的棋手对我来说很容易，可让我教一个完全不会下棋的孩子那就很难了，这完全是两回事，但我还是很耐心地教他们。我说我教你们下棋是次要的，主要是教你们好好做人。他们都挺怕我，也挺听我的，因为他们不认识我，只是听说过我。我也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保持着老师至高无上的权威。
　　
　　"八一"前，邓小平要回北京出席建军节纪念活动，他说再回北戴河时可以把孔祥明和我儿子骢骢一块儿接来，并要在专列上请我独生子吃饭。这面子可大了去了，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小孔，让她提前把独生子接出来，做好准备。
　　
　　可是当警卫局的车来接小孔时，围棋队的领导竟然不同意，说"中办"没来正式通知。专列马上就要出发了，是不能等的，当时急得不得了，警卫局的人只好给上面打电话，通过一层层传达下来，这才放行。
　　
　　我儿子当时还不到3岁，长得挺可爱，邓小平见了很喜欢，让他叫邓爷爷，可我们这独生子不争气，就是不叫。邓小平也特绝，不住地说，你就叫我一声邓爷爷嘛！叫我一声嘛！好像是在求他。可他就是不叫，死拧，到最后也没叫。邓小平还是很喜欢他，并让小孔转告我：你这个独生子很好，将来结婚找媳妇的时候要报告我，我批准才可以。当小孔把这话转告我时，我真是受宠若惊。那时邓小平的精神多好呀，他让我独生子结婚时报告他，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充满信心。遗憾的是我独生子还没到结婚的年龄他就先走了。
　　
　　1991年，中国女队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世界桥牌比赛中荣获第三名，回国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们。接见之后进行了一场桥牌友谊赛，由邓小平和丁关根搭档，结果把中国女队打得落花流水。邓小平的牌感很不错，他打的体制是精确叫牌法，叫牌偏冒一点，往往出人意料地打一个很大的约定，而且最后证明大多数是可以打成的。
　　
　　有一次邓小平、胡耀邦、丁关根和我正在大会堂118房间打牌，突然杨尚昆出来，后面还跟着几个人。

　　我见是国家主席进来，便主动站了起来。邓小平连忙说，别动！别动！打牌嘛！打牌嘛！我只好又坐下。

　　这时杨绍明急忙抓拍了几张照片，后来这张照片发表在他的画册上。
　　
　　邓小平曾笑称自己之所以保持健康是四个原因：一打桥牌、二游泳、三吸烟、四喝酒。邓小平吸烟也有个习惯，从来都是自己点，而且是用火柴，不用打火机。谈到吸烟，邓小平十分幽默，他曾亲口对我说过吸烟有十大好处，比如口腔卫生、提神、使大脑充分发挥、增进交流、增加国家税收等等。因为我也吸烟，对他的看法颇为赞成。这件事得到邓朴方的证实，但具体的哪十大好处他也记不清了。后来在医生的劝阻下，邓小平终于戒了烟，邓朴方也戒了，我却始终没戒。
　　
　　在和邓小平的接触中，我感到他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人。国庆四十周年的"十一"的晚上，我因是政协常委，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邓小平刚一出来，便被一层层的人包围住了，我无法和他接近。我想那么多人，他肯定看不见我。没想到他发现了我，并微笑着和我打了个招呼。我当时觉得他既是一个伟人，也是一个普通人，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感情。
　　
　　1976年全国围棋比赛期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正在高潮。我当时是全国冠军，说话有影响，于是上面让我代表全体队员在大会上做表态发言，遭到我的断然拒绝。后来在围棋队内的"批邓"会上，有人提出应该撤销邓小平的副总理职务。当时邓小平已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但仍保留着副总理的职务。我当即表示不能撤，我说这两年邓小平抓治理整顿还是有成效的。我的态度在国家体委引起强烈反应。其实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他也正处于逆境之中，我对他只是一种天然的好感。

天马行空

耀邦叔叔

　　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
　　
　　十年前的春节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赛，这时接到胡耀邦的秘书从南宁打来的电话，约我去他那儿过春节。第四届擂台赛失利后，胡耀邦曾约过我，因去美国比赛没有成行，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
　　
　　谁知正要动身，宋世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参加春节晚会。我说我从来没参加过，再说这种场合也不适于我。他说，不，我代表十二亿中国人希望你参加。我说宋老师，你说得这么重叫我怎么办呀？我只能参加了。我把这事告诉了胡耀邦，然后赶到北京。
　　
　　我参加的这个节目和我们家有关。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帮她治病，我们家还给她捐了钱。

　　这事传出去后也得到社会的捐助。这次中央电视台把那个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请到了直播现场，并由韦唯演唱了《爱的奉献》，当时场上场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动，但忍住没有掉泪。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为什么全国飞机停飞，非常奇怪。没办法，只能订初二的票，可南宁机场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飞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车赶到南宁。好在小孔已经带着孩子先去了，没有跟着折腾。
　　
　　一见到耀邦叔叔，他就说春节晚会他看了，很感人，并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广西军区为他举办的酒会。

　　他说酒会本来早就要办，为了等我才推到现在。他的意思是酒会上那些军区领导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来喝得就很少，那时医生也不让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帮他挡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还送过我很多好酒。在车上他对我说，你不仅是棋圣，还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挡住他们。我果然不负耀邦叔叔的“重托”，顶住了那些司令政委们的“轮番轰炸”，没有倒下，无愧于“酒仙”的称号。
　　
　　那段时间耀邦叔叔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的情绪不太好。我总想找点什么事让他开心一下，非常巧，我在报上看到姜昆来南宁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说，姜昆，你不是个笑星吗？今天你把你毕生的本事都拿出来，把耀邦的情绪提高起来。姜昆真不错，把耀邦叔叔说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姜昆台下说的笑话比台上说的相声更有意思。
　　
　　在离开南宁前，耀邦叔叔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很不错，你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我呢，今后可能会不帮什么工作，越来越闲了。今年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来陪我了。

　　他讲这话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对耀邦叔叔好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首长，其实我和他的来往在他不当总书记时比当总书记时多得多。他当总书记时我只有两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当总书记后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时间也长得多。谁知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这又使我们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几件事来。
　　
　　1985年，在范曾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民盟。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这才知道我不是党员。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不入党而入民盟呢？我说我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没人理我，而民盟对我非常热情主动。胡耀邦没再说什么。回去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按照党章的规定，加入民盟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胡耀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

　　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3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他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

　　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体委负责人后，他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由于我经常和胡耀邦接触，胡耀邦对国家体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转达过去的。另外有人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来找我，必要时我也如实转达。我起的作用不过如此。可是有位记者在《兵败汉城》一文中说，一个围棋国手和中央领导人打桥牌时说了什么，结果把女篮主教练给弄了下来。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显然指的是我。这是不属实的。
　　
　　胡耀邦多次批评过国家女篮，说女篮基本功不行，教练有问题，要多练基本功。说了很多次后没有效果，特别是输给韩国好几十分后，耀邦说要换教练，但没说要撤职。这话确实是我转达给体委的，总书记托我，我不能不转达，并不是我和胡耀邦说了什么“坏话”，致使胡耀邦做出这个指示的。
　　
　　我是一有机会就尽量沟通中央领导和运动员的关系。我曾带华以刚和邓小平打桥牌，并让他替我向老爷子敬酒。我也向邓小平推荐刘小光，所以邓小平专门请他吃饭。
　　
　　还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被授予体育十佳的活动，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韩健坐一架班机返京。因为事先已经和胡耀邦约好去他那里打牌，他们就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韩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们也希望能见见中央领导。我就和胡耀邦联系，说他们也是最佳运动员，为国争过光，能不能接见一下。当时万里也在，他们愉快地接见了郎平和韩健，还表扬了他们一番。
　　
　　1988年8月，胡耀邦在烟台休养。我利用比赛的间隙，前后两次到烟台陪他，一共住了两个多星期。此时胡耀邦的身体不是特别好，已明显地开始走下坡路。这么热的天，他却说他有点怕凉，所以空调总是开得很小。即使这样，我还是经常问他，耀邦叔叔，空调行不行？就怕空调太凉吹着他受不了。其实我特别怕热，和我一起来的杨勇的夫人林彬阿姨更怕热，可是为了照顾耀邦的身体，只要他一来，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关小。
　　
　　吃饭时，我和耀邦叔叔坐对面，林彬阿姨和李昭阿姨坐对面，因为空调得得小，感觉热得不得了，但也只能忍着。这时我发现耀邦叔叔吃饭吃得特别快，而且吃完就走，也不多聊。过去他可不是这样，他喜欢在吃饭时说说话，从不提前离座。他一走，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加大。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敢问。终于有一天他说：“我先走了，你们就可以开空调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经常替别人着想。
　　
　　在正常的情况下，耀邦叔叔也是不乏幽默的。记得有一次喝酒，他就给我讲过一个笑话，他说苏联人很喜欢喝酒，特别是喝伏特加，一到晚上醉汉很多，所以政府派了很多警察维护治安。这天有个醉汉在街上走，看见前面有个警察过来，就说：“警察同志，我……没有喝醉，不信看我……从你们两个人中间走过去？”其实只有一个警察，他喝醉了，把警察看成重影了。那个警察回答：“可以，但是你要一个一个地过来。”……耀邦叔叔一边说，一边模仿，把我们说得哈哈大笑。
　　
　　在和耀邦叔叔的长期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去世后，有一部分骨灰埋在江西的共青城。我每次去江西，都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给他送个花圈，以寄托我对他不尽的哀思。

天马行空

金庸和沈君山

　　政治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而围棋和桥牌是不会变的。
　　
　　沈君山先生是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比我大20岁。据说他是台湾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才华出众，风流倜傥。他父亲是搞农业的，对台湾的农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他母亲抗战时死在重庆，追悼会是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我和沈先生是在金庸家认识的。
　　
　　说起来很有意思，金庸很喜欢下围棋，是个超级棋迷，以至在他的小说里经常有关于围棋的描写，甚至还把棋子当成大侠的暗器，甚为有趣。我虽然读过他的小说，可并不认识他。
　　
　　1983年我正在广州进行“新体育杯”的卫冕战，他突然托人转告我，要在从化拜我为师。我以为他不过是想和我学学棋，而且我也想认识他，于是就赶到从化。一见面，他真的就要像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行大礼，三叩九拜，举行拜师仪式。他比我大20多岁，这我怎么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说拜我为师可以，但不要磕头了。就这样我成了金庸的老师，以后金庸一见到我就以“师父”相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1984年“新体育杯”的决赛就是在香港金庸的家中进行的，那年是钱宇平获得了挑战权。当时陈祖德正在他家养病，罗建文陪着他。金庸知道我爱吃螃蟹，专门在家里请我吃了顿螃蟹。那顿饭从下午5点一直吃到晚上10点半，我一共吃了十三只，金庸一直在旁边陪着。那天有两个菲律宾佣人对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金庸的太太就把她们“炒”了。金庸和沈君山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就是由金庸介绍认识了沈君山先生。沈先生不仅喜欢围棋，也喜欢桥牌，而且造诣很深，这也正合我意，我们一下子就聊到一起，有很多共同语言。
　　
　　1987年夏天，香港搞了一个“应氏杯”青少年围棋比赛，我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沈君山先生也去了，香港方面知道我们都喜欢打桥牌，于是特意给我们安排了一场桥牌比赛。那时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正处于微妙时期，和现在不一样，蒋经国还在台上，国民党的所谓“戡乱”条例也还没有取消，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台湾同胞不允许到大陆来探亲，大陆同胞也不允许去台湾，甚至两岸人员的接触都很严格。特别是他们知道我经常和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高层领导在一起打牌，以为我有什么政治背景；而沈君山先生是台湾对大陆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而且时有传闻他可能出任台湾当局的重要职务，所以我们两个搭档打桥牌成了很敏感的一件事。
　　
　　比赛那天，来了很多记者，我从来没见过为了一场桥牌赛来了那么多记者，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政治”记者。沈君山先生对记者讲了一句话，我认为讲得很好。他说：政治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而围棋和桥牌是不会变的。
　　
　　我没想到他会讲出政治色彩这么浓的话来，据说这话传到蒋经国那里，蒋听后勃然大怒，说沈君山被我“统战”了，并下了一道手令：沈君山这人永不录用。
　　
　　这件事使沈君山先生受了很大的连累，我多次问他，是否和我接触，对他仕途上的影响很大？他说他不在意这些，他还讲了金庸小说中的一个故事，有两大对立的教派，其中每个教派都有一名担任高级职务的人，虽然教派之间杀得你死我活，这两个人却是知音，经常悄悄地跑到一块儿谈论音乐。他的意思是我们之间的接触交往，将来历史会证明是非常有远见、也非常纯洁的，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台湾一些政客攻击他很厉害，语言也很“恶毒”。可没过多久，蒋经国就死了，以后沈君山才当了“政务委员”。
　　
　　后来我们经常一起搭档，参加各种桥牌比赛，成了莫逆之交。我去台湾，有人就说，知聂卫平者，沈君山也。同样，在大陆可以这么说，知沈君山者，聂卫平也。

天马行空

吴清源

　　能和“一代宗师”吴清源先生交往，对我来说真是三生有幸！
　　
　　吴清源先生是我最崇敬的老一辈棋手，辈分跟我老师一样，可棋艺水平比我的老师高多了。
　　
　　吴清源先生在他的回忆录《天外有天》中提到，他曾经希望我到日本学棋，就住在他的小田原的家里，并为经费问题和读卖新闻社达成意向。后因“各种情况”没有办成。尽管如此，我对他的关心是非常感激的。
　　
　　在日本参加比赛期间，我曾专程去拜访过吴清源先生，并送了小礼物，以表达我对他的敬重。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我和沈君山在日本参加了一个世界桥牌锦标赛的选拔赛，本来日方安排我们参赛就是想让我们玩玩，没想到，我们却“毫不客气”地拿了冠军。赛后有人请我们吃饭，在座的有吴清源、林海峰等人。喝酒时沈君山说起桥牌的事，我一听桥牌就来了劲儿，借着酒兴跟他们猛吹我们是如何如何拿到冠军的。这时吴清源先生冷不丁给我来了一句“搏二兔，不得一兔”。意思是批评我在桥牌上花费的精力太多，势必会影响围棋。我当时口若悬河，正说在兴头上，一下子就呆了。沈君山见状哈哈大笑，后来他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我的窘态大肆描写了一番，说我正在得意之时，突然之间茫然不知所措。林海峰见我出了“洋相”，也开怀大笑。我当时确实狼狈至极，着实让吴清源先生给教育了一下。

　　他是老前辈，说得也对，我只能连连点头。
　　
　　对吴清源先生我特别尊敬，只在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就是他现在老在提的21世纪的棋下法如何如何。围棋这东西，像我们这样的职业棋手，对它的理解连一半都没有，包括藤泽秀行、武宫正树都讲过类似的话。而且越是高手，越觉得围棋奥妙无穷。21世纪的下法究竟是什么？应该说我们谁都不知道，只能跟着学。而吴清源先生讲，21世纪的棋应该怎样怎样。我不是说他提倡的棋不对，我只是提出疑问，21世纪的棋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能知道21世纪的棋，那么我们的水平只有比21世纪高才行，实际上我们的水平肯定比21世纪低。比如60年代的棋就没法和90年代比，时代不同，棋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像60年代跳过2米就是世界冠军，现在能跳过2米3的有的是。对未来棋的发展可以预测，但不能说这就是21世纪的下法。从技术角度我完全不能赞成吴清源先生的看法，在公开场合我也表示过我的观点，但这不影响我对吴清源先生的尊敬，他对围棋的贡献是无人能比的。
　　
　　能和“一代宗师”吴清源先生交往，对我来说真是三生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