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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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结果

　　和新兴宗教“玺宇”的教祖玺光尊在一起的流浪生活长达四年。

　　金泽事件之后，我们一行又去了山中湖（山梨）的一个别墅。但在那里只待了半年，就又去了八户（青森）的信徒那里。那是１９４８年。

　　在那里又出事情了。那名信徒是酿酒的资本家，尽管他已经送了一栋房子给我们住，但玺光尊还是不满足，命令他必须在一起修行。所以，资本家只能住进了玺宇的楼里。不知所措的是他的亲属。为了把他抢回来，他的亲属雇了当地的许多壮汉，那些人就蜂拥到我们住的地方。

　　出现了大混战。一楼的信徒因为没有进行抵抗，所以只是单方面地挨打，大部分都受了伤。二楼的玺光尊面对如此乱成一团的场面，依然坐在神前一心一意地继续祈祷。其实，我在这次事件之前，正好也被驱逐在外面，这一连串的事情也是后来听说的。

　　那时有人正和我在商量进行下一次“升降十番棋”，对手是当时的本因坊岩本薰八段。主办方的《读卖新闻》社为我在箱根的仙石原买了一栋别墅。玺光尊一行在八户也待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决定要到我在箱根的别墅来住。

　　但是，那时我和妻子都已经决定要离开玺光尊了——彻底告别玺光尊。如今想起来，那４年就算是一种修行吧。

　　日置昌一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住在横滨杉田的实业家，名叫西幸太郎，是经营九州碳矿的。日置先生跟我说，西幸太郎很强悍，住在他那里，即使玺光尊来了，他也会替我们赶走他们的。所以我们就住进了西幸太郎先生的家里，住在同一个院子的旁边一栋房子里。

　　杉田的家里经常召开宴会，十分热闹。宴会之后，经常是打麻将，或是下棋。战前曾担任过大臣的青木一男先生、日本棋院副总裁大仓喜七郎先生也经常来，一起下棋。大家都为我能离开玺光尊、重新回到棋界而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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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为九段

　　１９４８年我和岩本薰本因坊下“升降十番棋”，到第二年第六局的时候，我取得了５胜１败的成绩，将对手打降了格。按照比赛制度的规定，如果领先４局，对手就要“降格”，以后再和同一对手对局时，对方就要降一格，变成先相先。

　　但是，当时我还是身在新兴宗教“玺宇教”里，所以对局费我是拿不到的，全都被教祖玺光尊拿去了。所以就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反正吴清源也拿不到对局费，给一
半就可以了。”

　　和岩本先生下完后，下一个对手就剩下棋力越来越厉害的藤泽库之助先生了。他是当时日本棋院惟一的一名九段。

　　在战争时我和藤泽库之助先生下过一次十番棋，４胜６败我输了。但那次是我让先下的，也就是说，１０盘棋里，藤泽先生全部拿的是黑棋，大家都说这个成绩我已经尽力了。

　　有过先前的一次十番棋后，《读卖新闻》社决定再次策划我和藤泽先生的十番棋。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藤泽先生是九段，而我还只是八段，按道理说，我们不能分先下。所谓分先，就是一盘黑棋、一盘白棋交替着，双方平等。

　　于是，决定从六段和七段中选拔出１０个人来和我下一次对抗赛。但是，过去只有上手测定下手，却从来没有过下手来考核上手的事情。女棋手喜多文子老师等也表示出不满：“这样的事情太奇怪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和他们１０人下了，最后取得了８胜１败１和的成绩。为此，日本棋院授予我“九段”称号。

　　取得九段称号后，应该是马上和藤泽先生下十番棋，但事情并没有那样顺利。好像藤泽对和我下十番棋不是很积极。为此，《读卖新闻》社和藤泽先生之间还爆发了相互揭短的口水战，双方都发表了“为什么不下”和“我任何时候都应战”的声明。

　　这样，在藤泽先生之前我又和桥本宇太郎先生下了第二次十番棋。那时，桥本先生不仅从岩本薰先生手里夺回了本因坊的头衔，而且还成立了独立于日本棋院之外的关西棋院。这第二次十番棋的结果是５胜３败２和，也是我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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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泽库之助

　　和藤泽库之助九段十番棋的策划、准备工作十分复杂，最后终于定下来在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开始。

　　但是，就在开始之前，为了比赛的用时，双方再次出现了争执。藤泽先生坚决主张双方各１３小时，而且不肯退让。每方１３小时，一盘棋就要下三天了。而我则主张根据日本棋院的规定每方１０小时。

　　我一直认为，作为原则，比赛应该在一天之内下完。两天以上的比赛，对局中可能会出现接受别人支着的可能性。既然围棋是一个竞技项目，那就应该尽量排除各种不公平的因素，再说，我认为时间的长短对棋局内容的好坏是没有影响的。明治时代的本因坊秀荣名人就赞成一日赛制。

　　无论怎样，和藤泽先生十番棋的条件，最后还是随了藤泽，时间是每方１３小时。即使这样还有问题。藤泽先生附加了一个条件，说如果这次十番棋藤泽输了，那么要马上再下一次（复仇赛）十番棋。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条件。“升降十番棋”应该是倾注了棋手全部生命的真刀真枪的比赛。所谓真刀真枪，就应该是只有一次的事情。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

　　像这种一开始就约好要再下一次的话，也许是想保证能赢我一次吧。

　　第一局在日光的轮王寺下。藤泽执黑，是激烈砍杀的一局，到９４手时藤泽先生就投子认输了。是黑棋在计算上出现了失误，一着致败，我也是那样认为的。

　　但这是我们对局双方的错觉，其实黑棋有一着制胜的手段。双方出现相同的误算，这也是十分少见的。这十番棋的结果是我取得了７胜２败１和的成绩，藤泽先生降格了。

　　事先说好的再赛一次的复仇十番棋于１９５２年秋天开始了，到第二年春天第六局的时候，我取得了５胜１败的成绩，藤泽先生再次降格，这次十番棋也就此结束了。在下第六局之前，藤泽先生说如果再被我打降格的话，他将退出日本棋院，因为这样的成绩玷污了日本棋院的名誉。

　　后来藤泽先生改名为“朋斋”之后，又继续参加比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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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

　　说一说我的国籍。出生于中国的我，到了日本后的头８年里，都还是中国国籍。后来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我加入了日本国籍，一直到战后。

　　到了１９４６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华侨来到我家，并且拉着我去了我所住的杉并区的派出所。他们强迫我放弃日本的国籍。因为他们是让我等在另一个房间里，所以他们是怎么具体操作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他们交给了我一本中国的临时护照。


　　当时正好是我和桥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开始的时候。第一局我输了后，那些华侨又来了，说“输得这么难看，像你这样的人要了也是没用的”，结果他们又把临时护照从我手上拿走了。

　　后来，拿到正式护照已经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了。那一年，中国的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去了台湾。我去了在横滨的中华民国领事馆办手续，终于拿到了护照。在此之前，我三年没有国籍。

　　妻子和我一样在１９４６年失去了日本国籍，实际上一直也处于无国籍的状态。而我们是１９５２年才发现这个情况的。当时正好刚赢了和藤泽库之助先生的十番棋，就收到了台湾来的邀请函。

　　妻子去申请护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没有国籍的，便一边找律师商量，一边办手续，终于又恢复了日本国籍。失去日本国籍的真相是，１９４６年那些华侨冲到派出所，杉并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不是本人的话，是不能办理退国籍手续的。”对此，华侨们怒吼道：“战败国的国民说什么呢！”然后就强词夺理地将我和我妻子的日本国籍都退掉了——那是日本刚刚战败后十分混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拿到了护照，决定去台湾。这时周围有人开始担心我会不会是一去不复返，不再回日本了。因为在战时，加入日本国籍的我是曾被人贴出了悬赏告示的，所以这次如果去台湾，很有可能会和我算旧账。

　　在东京举行了饯别会，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村松逍风先生都来了。席间，川端先生还对我说：“吴君，还是不要卷入政治的好。”看得出他很为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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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手

　　我是和妻子还有女棋手本田幸子一起去的台湾。那是１９５２年。从羽田机场乘螺旋桨飞机，经过岩国（山口）和那霸（冲绳）。飞机不仅小而且速度也很慢，一旦晃动起来脑袋几乎要撞到机舱顶。那时冲绳还没有归还给日本，厕所还分“有色人种”和“白人”。妻子要进写着“only white”的厕所时，竟引来了美国的宪兵。

　　虽然也有“回不了日本”的担心，但一到台北机场，那样的不安立刻就消失了。在机场大约有２００来人迎接我们，规模宏大，欢迎热烈。我见到了台湾的空军总司令、也是围棋协会理事长的周至柔，还有台湾银行副总裁应昌期先生，我和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母亲、大哥和两个妹妹都在台湾，时隔１１年，我又和他们见面了。

　　抵达台湾后，我立刻就被带到了一个叫做中山堂的公会堂，先和一位“天才少年”下棋。那个少年，就是当时只有１０岁的林海峰。之后，连续好几天，每天都是宴会。

　　最值得纪念的是台湾赠与我的“大国手”称号。“国手”的意思和日本的“名人”的含义是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说是“大名人”。这是很高的荣誉。

　　其实，原本台湾的围棋协会是想授予我“棋圣”称号的。但我听说之后，婉言谢绝了。“圣”这个字在中国只有像孔子那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我是实在不敢当。所以他们才改赠我“大国手”的称号。

　　很久以后，１９８５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听一位先生说：“中国抗战战胜日本，是因为得到了美国的帮助。战胜日本的只有吴清源。只有在围棋上，他真正战胜了日本。”大约台湾对我的热烈欢迎也是出于这样的心情吧。

　　我还去了总统府，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他穿着军服，凛然而立，令人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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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林海峰

　　和林海峰的测试棋是１９５２年８月在台湾的一个礼堂里下的，当时的林海峰１０岁，会堂里来了好几百人。我让他六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林少年的棋就完全不行了，看样子马上要认输了。但就在这时，他突然拿出自身的力量，将局势挽回了不少。后来才听说，原来事先有台湾的一流高手帮助林少年研究对策。但是结果还是我赢了１目。也就是说，周围的人事先教的定式根本就是不行的。如果林少年一开始就根据自己的想法下的话，结果可能反而会更好。

　　测试棋之后，台湾的围棋协会理事长周至柔先生问我：“如果林少年去日本的话，能不能下到六段或是七段？”我回答说：“要尽早让他去日本留学。”周理事长大概一开始就打算让林少年成为我的弟子吧。

　　两个月后，林少年来到了日本。但当时我住在箱根的仙石原，距离东京十分远，不能照顾他。所以台湾的围棋协会就把林少年托付在东京某个有声望的华侨家里，让他作为日本棋院的院生开始了围棋学习。

　　但因为还只是个１０岁的孩子，和父母分开了，语言也不通，生活很不方便，所以林少年显得无所适从，很不习惯。我听说他为了打发时间，就坐在山手线电车上转了一圈又一圈的时候，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所以，又把他托付到了京都的华侨朱涧义先生的家里，并让他去日本棋院京都支部的藤田梧郎先生家里修业。朱先生曾经担任过华侨会长，是一个很好的人。

　　因为我和林少年离得很远，所以我们实行的是通信教学。朱先生把林少年下的棋谱抄下来寄给我，然后我作一些简单的评注再寄回去。因为受过台湾方面的拜托，所以我的责任也很大。

　　之后，朱先生搬家了。林少年就寄宿到了藤田先生的家里。有一次，林少年来仙石原我的家里玩。我和他下了一盘三子的指导棋，看到他的棋力大进，我也放心了很多。

　　来日本三年后的１９５５年，林少年成为了初段。我的通信教学一直持续到林少年升到三段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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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原

　　１１年后，和母亲舒文在台湾见面时，母亲提出了希望和我一起住的想法。为此，在箱根仙石原我家的院子里又盖了一栋房子，迎接母亲的到来。母亲于１９５３年再次来到日本。

　　但是，在仙石原有生活上的问题。附近找不到医生，如果生病了，只能去距离较远的小田原叫医生。

　　曾经有一次，我发了４０度的高烧，躺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是发生在１９５０年我正和桥本宇太郎下第二次十番棋的时候。来给我看病的医生有的说是伤寒，有的说是肾炎，不能确诊到底是什么病，高烧一个星期都没退下去——前后４位医生都是从小田原请过来的。

　　结果，还是请了一位有名的医生，终于诊断出我得了流感。医生说：“吃什么都可以，要多加点营养。”我记得当时我吃了螃蟹。我特别喜欢吃螃蟹，我的一位住在金泽的朋友知道我这一爱好后，就带着上好的螃蟹来探望我。

　　稍微有些跑题了——当时的仙石原还是一个不太方便的地方，母亲已经６５岁的高龄了，我担心她会突然生病。而且，正好那时妻子也怀孕了。这是我们夫妇的第一个孩子。考虑到母亲以及将要出生的孩子，我决定搬家。

　　虽然仙石原的冬天十分寒冷，但那里的自然环境却十分优美。稍微走几步，就可以望见箱根的群山以及富士山。秋天长满狗尾巴草的空地也是我很喜欢的景色——结果我在仙石原只住了５年。

　　我在小田原寻找下一个住处，在看得见海的高台买了一块地，盖了房子。那时是１９５５年，我４１岁的时候。第二年的１月，长子信树出生了。

　　我现在住在东京的四谷。小田原的家还在，因为周围又盖了很多房子，已经看不见海了。

　　长子之后，１９５８年我们又有了女儿佳澄，１９６２年我们的小儿子昌树也出生了，我的家一下子变得十分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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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樱花

　　小田原的家是我们自己盖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个家。战前，我在住的方面一直受到了濑越老师的关照。战后，在箱根仙石原住了５年的家，名义上是属于和我签了专属协议的《读卖新闻》社的。满４１岁时，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我感到特别高兴。

　　不管怎么说，战后，我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首先一个就是交纳税金的问题。

　　虽然“升降十番棋”的对局费是一笔巨款，但都被新兴宗教玺宇教的教祖玺光尊拿走了。她没有给我留下一元钱，却把交税的义务加在了我的头上。在离开玺光尊之后，我被催着要支付滞纳了几年的税金。

　　和律师商量的结果是，我要在几年内分期付清这些税款。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很俭朴。到了夏天，妻子就把冬天衣服的里子拆下来变成单衣那样穿着。

　　在购买土地的时候也遇上了问题。我看上的土地是属于一家大型胶片厂的，他们一直不肯把地卖给我。通过朋友的介绍，我去找大映公司的永田雅一社长商量。永田社长是造就大映公司黄金时代的人，因为他的独断专行，他有个绰号叫“永田喇叭”。永田社长答应了我，对手下的人说：“把土地给我卖给吴君。”

　　土地大约有３００坪左右。新家的工程完成后，从很早开始就非常关照我的《京都新闻》会长坂内义雄先生对我说：“祝贺乔迁新居，给你买点什么礼物吧。”坂内先生战前在满洲经营过纺织公司，战后是关西电力、九州电力的董事，后来还当过百货店的社长。

　　我回答说：“如果要送礼物的话，树最好，一直可以留做纪念。”所以他就送了我两棵垂樱花，现在长得已经有好几米高了，每年一到春天，就开十分漂亮的粉色的花。听坂内先生说：“这和平安神宫里的樱花是同一个品种。”

　　几年后，在京都的一个演讲会上，坂内先生突然倒下了。刚巧我也在场，就跑了过去，虽然尽力抢救，但坂内先生还是当场去世了——他是战后最关照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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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首相

　　战前和我下过棋的鸠山一郎先生和岸信介先生，两人在战后都做了首相。

　　我认识鸠山先生是１９３６年的时候。

　　他是一位十分喜爱下棋的人，那一年他还和一位名叫德巴尔的德国人下“日德电报棋”。那时我是鸠山先生的顾问。

　　德巴尔的围棋是自学的，１９３０年，他受日本棋院副总裁大仓喜七郎的邀请来到日本。他在日本学了一年，然后回德国进行围棋的普及活动，可以说他是围棋国际化的先驱者。

　　所谓“电报棋”，就是把每一手棋都打在电报上，通过电报和对手下棋。每一手棋都是通过电报在日本和德国之间飞来飞去，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关注。这盘棋一共下了５２天，结果是鸠山先生７目胜。日德条约签字仪式举行的时候，正是下这盘“电报棋”的期间。

　　那以后，和鸠山先生见过许多次面，也曾和濑越宪作老师一起去鸠山先生家下过指导棋。

　　岸信介先生也很迷围棋，我还去过他家里。棋力是我让七子左右。岸信介先生战后曾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巢鸭拘留所里。他出来后，和我曾在饭店里下过棋，结果我发现他的棋力大进，我只能让五子了。原来当时“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先生也被关在巢鸭。青木先生的棋力很厉害，一定是岸信介先生和青木下了许多棋，才导致岸信介先生的棋力大长的吧。

　　从《朝日新闻》社进入政界的绪方竹虎先生也很关照我，关于他也有很多回忆。大约是停战前两天，绪方先生来过我这里。通过绪方先生，朝日社想邀请我参加《朝日新闻》主办的棋赛，但因为这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所以最后还是没能参加上。绪方先生的人品很优秀。

　　战前，因为我在《读卖新闻》主办的棋赛中连胜７人，《读卖新闻》的正力松太郎先生赠送过银杯给我，是在他们旧的四层建筑的公司屋顶上举行的授予仪式。那座银杯在战争的时候，被迫作为军需物资的原料捐了出去。战后，正力先生被提名为众议院议员的候选人时，还曾经拉我去参加他的竞选活动，一起去的还有作家村松逍风先生、柔道选手三船久藏十段等。虽然那时我正和藤泽库之助下着十番棋，但我还是去了富山的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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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十番棋

　　当时的日本棋院只有我和藤泽库之助先生是九段。我在“升降十番棋”中打败了藤泽先生后，只有等待着后面的年轻棋手了。

　　首先是坂田荣男八段。和号称“剃刀坂田”的六番棋，是我战后的第一次败多胜少。不过那时下的是“先相先”，就是说三盘棋里坂田先生两盘执黑棋——坂田先生棋风很锐利。

　　１９５３年的１１月，开始了我和坂田的“互先”的“升降十番棋”。但到第二年６月的第八局的时候，我取得了６胜２败的战绩，把坂田先生打降了格，比赛结束了。

　　我把所有的对手都打降了格。

　　下一个对手是高川格本因坊。“升降十番棋”从１９５５年的７月下到了１９５６年的１１月。高川先生的棋风和坂田先生截然不同，他的棋讲究的是均衡。高川先生在１９５２年击败桥本宇太郎先生获得本因坊，后改名为“本因坊秀格”。当时，高川先生已经取得本因坊四连霸的骄人战绩。

　　但是，他在和我每年的三番棋比赛中，一直是连败。和高川先生的十番棋，也是下到第八局就把高川先生打降了格，最终是以６胜４败的成绩获胜。不过，在这次十番棋的过程中，因为高川要下本因坊的卫冕战，所以中断了５个月。在卫冕决赛里，高川达成了前所未有的五连霸。我们十番棋的第八局正好是他刚刚取得五连霸的时候。

　　我下了１７年的十番棋，打败了所有能够成为对手的棋手。所以和高川的十番棋是最后一次了，“升降十番棋”的比赛终于闭幕了。从１９３９年镰仓十番棋我２５岁开始，到最后一次十番棋已经是４２岁了。一想起这段岁月，我就有无限的感慨——那段时期是我棋力最强盛的时期。

　　但是，如果我在“升降十番棋”中被某个棋手打败的话，我想我的棋手生涯也会就此结束吧。因为如果输了，我就无法在日本待下去了，必须回中国。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紧张感去面对十番棋的。本来，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把“名人”称号授予棋艺达到颠峰的棋手的惯例。但是，关于授予我“名人”位的话题连提都没有提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