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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园寺公毅

　　我还受到了西园寺公毅先生的诸多关照。他是西园寺家族的，是相当于当时第一银行董事的西园寺龟二郎的哥哥辈，他十分有钱，家里的佣人就有十多人。

　　先生的家在现在的东京都北区内。因为经营矿山失败，先生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年轻的时候，西园寺公毅先生留学美国，在那里接触了宗教，回国后成为了日莲宗的信徒。先生热衷于对神灵的信仰，召集过很多的信徒到家里。

　　邀请我去西园寺先生家的是我的好朋友木谷实先生。西园寺先生喜欢下棋，木谷实先生是他家里的常客。据说，是西园寺先生叫木谷实先生邀请我去他家的。

　　我问为什么邀请我，说是因为我的身体可以康复，也可以长棋。但是后来在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明白了其中真正的理由。那是在先生的葬礼上，听当时的铁道大臣三土忠造说的。先生在世时曾说：“来了一个担任将来中日友好使命的人。”我想这个人就是我。三土先生在东海道本线的丹那隧道工程中有关众多伤亡者的抚恤问题来找西园寺先生商量过。

　　先生将我看成是他的弟子。先生做什么事都带有神秘的色彩。例如，咳嗽的时候，他就用手指按住身体的某一部位，全神贯注地进行治疗。而实际上竟然就治好了，这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先生对《大学》、《中庸》等也十分了解。先生认为“明德”就是以人的本性在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可以明白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是先生独特的思考方法，先生的“明德”就是指佛教中的佛性，也就是本性。在排除所有杂念、一心一意念经、与佛成为一体的时候，就会体现出本性。

　　每逢傍晚段位赛结束后，我和木谷先生就会去西园寺先生的家，并总是被留下来吃晚饭。木谷先生结婚后，把家就安在先生家的附近。我和木谷一起摆在棋院下的棋给先生看，请先生评论。先生即使在评论的时候，做法也带有神秘的色彩————呼唤出幕府末期被称为棋圣的秀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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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事变

　　１９３０年的春天，我开始参加段位赛。春季赛我是７胜１败，秋季赛我８战全胜，因此升为四段。

　　承蒙濑越先生的关照，那时我从麻布谷街（现在的东京都港区）搬到了东中野（中野区），在那里还开办了围棋研究会。仅仅一年之后，我又搬到了西荻洼（杉并区）－－在属于濑越先生家的土地上盖了一栋房子。

　　东中野的家，是一块地上盖了三栋房子。除了我们和房东，还有一户是野口家。野口家的太太是个特别好的人。因为两家的厨房是相对者的，所以野口太太和我母亲的关系十分要好，她教我母亲说日语，还曾说起野口家的独生女儿和我大哥的婚事呢。之后，听说野口作了满洲的高官，发达了。

　　搬到西荻洼的理由是，濑越老师说离得太远了，照顾不到，所以把我们叫到他的身边住下。另外，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也是其中的理由之一。

　　１９３１年９月，中国东北的奉天（现在的沈阳）的郊外，发生了南满洲铁路爆炸事件。以此为契机，日本的关东军发起了军事行动，控制了满洲。也就是著名的满洲九．一八事变。因为处在那样的时代，濑越老师很担心身为中国人的我，所以把我们叫到他的身边住下。

　　当时，日本称中国人为“支那人”，这是轻蔑的叫法。大哥很在意，所以即使是去商店里，也总是马上办完事立刻就走。我是不那么在乎的人。

　　因为我的生活基本上安定了，所以陆续把在国内的妹妹们接来。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是令人高兴的事。濑越老师的太太十分疼爱我的妹妹们。有一个还在读小学，濑越太太就给她唱儿歌，教她说日语。妹妹们在家帮着做点家务，不怎么去外面。

　　１９３０年我共下了３９盘棋，３１胜６败２和。１９３１年下了４２盘，３５胜５败１和，还有一盘打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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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谷温泉

　　１９３３年我升为五段。《时事新闻》报社立刻就策划、组织当时最有人气的棋手木谷实先生和我的十番棋。

　　那时，木谷实先生的棋正处在从重视边角向重视中央转变的时期。我呢，那时开始下三三。三三就是在角上纵横数都是第三条线的位置。木谷先生是属于长考型的棋手。他一开始思考，无论到什么时候总是一副不能满意的样子，总是不下子。

　　那是十番棋的第五局。到了中盘的时候，木谷先生下完一手后，突然说“打挂”，就是说比赛暂时中断的意思。虽然有点任性，但因为木谷先生的实力比我强，所以他说什么我也不好反驳。我本来也无所谓，再说和木谷先生的关系很好，也不好意思表示反对。

　　第五局就这样打着挂，木谷邀请我说：“一起去信州（长野县）的地狱谷温泉吧。”地狱谷温泉是木谷夫人的娘家。因为时适值酷暑，所以可以权作是一次避暑旅行。我当时也是因为受到了邀请，所以就去了，其他方面也没有想很多。

　　我穿着和服便装去坐火车，终点是汤田中温泉。我在半路下了车，然后在山里走了大约３０分钟。到达旅馆的时候，木谷先生和围棋记者鸿原正广先生已经到了。原来他们定好在那里写一本叫《布局与定式的统一》的书，而我在去之前并不知道有这件事。

　　在地狱谷温泉，木谷先生每天在院子里给鸿原讲课。听着木谷先生的讲解，我觉得十分地有趣，也一起加入他们的讨论。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新布局”。

　　当时，我正在研究由四个星组成的正方形模样的新布局。后来，在和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对局中，我尝试着下了，但结果那盘棋我输了。

　　木谷先生下出有名的“三连星”是地狱谷温泉之后的事情，是在西园寺公毅先生家下的。三连星在围棋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想如果那是我下的话，也许就没有那么大的轰动了。正因为木谷先生是棋界年轻人中的第一人，才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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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布局

　　武宫正树九段的“宇宙流”很著名，是一种重视中央的下法。战前，研究新布局的木谷九段就很喜欢那种重视中央的下法，并且在不断地研究。以前，研究出了贞亨历的江户幕府时代第一代的天文学家涉川春海，也是棋力很高的棋手，他的棋士名字叫安井算哲。他就曾经把第一手下在天元，可以说那才是最原始的宇宙流。

　　在地狱谷温泉是１９３３年的夏天，研究了新布局之后没多久，我们俩各自在比赛中都尝试了新布局，但也许还有未成熟的地方吧，我们俩都输了。但是，在那一年秋天的段位赛中，使用了新布局思路的我们俩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不过，我的新布局是三三、星、天元。三三是占据角上的实地的，这和木谷先生重视、发展中央势力的新布局有本质的区别。

　　本因坊秀哉名人不喜欢木谷先生的棋风。也许是两个人的脾气不合吧。有一次，在比赛中，还是中盘的时候，秀哉名人说：“你该认输了。”但木谷先生却回答说：“请让我再下一会儿吧。”继续在棋盘前顽强。这也许就是原因吧。

　　那一年的大年夜，我也在木谷先生的家里埋头研究新布局，研究包括“三连星”在内的各种布局。日本围棋机关杂志的总编辑安永一先生也和我们一起，围着棋盘热烈讨论。

　　每年元旦的早晨，我都要和濑越老师一起去明治神宫拜年，这已经是一个惯例了。我还记得，大年夜我们不知不觉一直讨论到凌晨，随后我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赶回家里去。

　　安永先生将我们当时的研究写成了一本书，名为《围棋革命－新布局法》。安永先生的文章写得非常好，给我和木谷先生思考的新布局加上了很贴切的注解，很有条理。这本书卖了几万本，销量很大。据说，新上市的那一天，在出版社的门前就排起了长队，盛况空前，围棋书的销量那么好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安永的宣传也很到位。

　　我比较讨厌下“定式”，所以到了日本之后，就一直下星、三三。从这一点讲，我从到了日本开始就一直在下新布局。濑越老师其实是不喜欢那样的棋的，但是因为我下新布局的胜率特别高，所以也没法说什么。昭和初期掀起的“围棋热潮”其实也是“新布局”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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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星·天元

　　在新布局盛行的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我和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对局，着实让棋界和棋迷吃了一惊。

　　《读卖新闻》社主办了由五段以上棋手参加的淘汰制“日本围棋锦标赛”，最后的冠军将和本因坊秀哉名人对局。因为那年名人正好是６０岁，所以将此作为名人的花甲纪念对局。我当时是１９岁。在半决赛中，我战胜了木谷实先生，决赛中我又战胜了师兄桥本宇太郎五段，获得了冠军。

　　据说，《读卖新闻》社的社长正力松太郎，在我获得冠军后，竟然握着桥本的手对他说：“真是输得太好了。”这种“感谢”方法是很怪的。其实，《读卖新闻》社特别想让继承了本因坊传统的名人接受我的新布局的挑战，他们期待着这种新旧对抗能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

　　在日本桥的旅馆里，开始了这局棋。拿黑棋的我第一手是下在了三三。江户初期的本因坊道策把三三称为“鬼门”，是禁着。在本因坊一门，当时还有那样的传统。

　　如果下了禁着的话，是要被逐出师门的。因此，谁都害怕，不敢下。但尽管棋圣道策的棋很高，可他不说明三三不能下的原因，就要将弟子逐出本因坊门，也是很奇怪的规定。和名人的对局，我的第一手就向传统发起了挑战。

　　第二手我下的是“星”。第三手是“天元”。前三手的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将它们放在一起下的这个奇怪的布局着实让名人吃了一惊。

　　现在下星位是很流行的。如果是白棋，下两个星位是很普通的布局。星位在本因坊秀甫时代时有人下过。棋圣秀策在晚年也曾下过。

　　“三三·星·天元”之后，我又占据了包含天元在内的四个星，形成了一个正方形的模样。这也是我研究的一个新布局。这样的布局和先前的常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
在隔壁观战的本因坊弟子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冲击。这完全和本因坊一门所教的布局背道而驰。

　　当然，棋迷们也十分震惊，影响很大。这样的对局使得《读卖新闻》的销量直线上升，正力社长一定很高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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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挂

　　三三·星·天元的新布局让本因坊秀哉名人大吃了一惊。

　　“打挂”就是中断比赛。这盘棋打挂了１３次，在第１４次重开比赛后，终于结束了。秀哉名人一到困难的局面，就开始说头疼等等，然后马上就宣布打挂了。有一次，我下了一步预先想好的棋，结果名人长考了３个半小时后，最终还是没有下子就回家去了。一定是我下的那手棋不在他的预想之内。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６日开始的比赛，不断的中断之后，结束时已经是第二年１９３４年的１月２９日了。一局棋居然下了３个半月。从中大家也能明白那局棋的不同寻常了吧。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日本社会的不可思议。输给名人对我来说也是很正常的，对于这盘棋我是想尽力下好而已。

　　棋局直到１５９手，都是秀哉名人苦战，名人的形势不乐观。但１６０手下出了一个妙手，至２５２手结束，最后名人２目胜。

　　可这第１６０手的妙手事后也引发了不少问题。这局棋本来就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关注，更何况局面又是执黑的我优势，所以对本因坊一门来说，这是豁出命的决战。据说，名人的弟子都聚集到名人家中，每天都在研究当天的实战棋谱，大家一边讨论，一边考虑对策。这第１６０手的妙着，后来听说是名人的弟子前田陈尔五段发现的。

　　实际上，担任日本棋院副总裁的大仓喜七郎先生好像事先就知道这第１６０手的妙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赛的前一天，他请木谷先生和我吃饭。在回来的路上，大仓先生很无意地问了一句：“名人如果下在那儿怎么办？”

　　因为大仓先生是业余爱好者，所以当时我也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但第二天，名人果然那样下了，我很吃惊。那手棋的确十分妙，几乎已经要将黑棋击溃了，所以我长考了一小时左右，好不容易使得局势没有崩溃。不管怎么样，这局棋是在一种很异样的气氛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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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人对局之后

　　和名人本因坊秀哉的对局，结果以名人的胜利而告终，但也遗留下了几个问题。

　　一是决定名人胜利的第１６０手的妙手据说是他的弟子发现的，大家都在说着这样的传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封手”问题就自然地被提了出来。封手是指在比赛打挂或者中断的时候，对局者事先将下一手写下来，然后封起来。

　　战前，每次打挂的时候，将弟子们召集起来一起研究对策是很经常的事情。但这有失公平。

　　这局世人瞩目的棋局结束之后，好朋友木谷实五段请我去银座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吃饭。木谷先生是那种话语不多的人，他是想以此方式来安慰我吧。过了４年，秀哉名人的引退棋是和木谷先生下的。那时，木谷先生就强烈要求采用“封手”制度，结果终于得以实现。

　　濑越老师也觉得名人的做法太过分了，对我输掉这盘棋也很不高兴。虽然输了棋，但我自己却没有感到悲伤。我认为，比起这盘棋来说，这期间的段位赛更为重要。

　　秀哉名人也意外地对我很满意的样子，好像想让我成为他的朋友。他甚至邀请我一个人去了他的新家。

　　但是直到战后，还因为这盘棋引起了一些摩擦。１９４８年在我和岩本薰本因坊下“升降十番棋”的前一天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濑越先生在事先声明说只是内部说说而已，不能登在报纸上之后，就对新闻记者讲了当年第１６０手的故事，他说：“第１６０手是名人的弟子前田陈尔发现的。”

　　尽管说好是内部说说的事，但最后还是登在报纸上了。为此，引起了本因坊一门的极度愤慨，他们表示“那绝对是毫无根据的事情”，并为此向濑越老师声讨。当时，濑越老师是日本棋院的理事长，因为这次事件最后，濑越老师不得不辞去了理事长的职务。不过，濑越老师辞职的真相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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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策和秀荣

　　我四段的时候，曾专门学习过“秀策流”。秀策是幕府末期英年早逝的天才棋手。在江户城的御城棋赛中，创下了１９连胜的纪录。秀策执黑必胜。因为当时我也是多数执黑，所以特地学他的棋。

　　１９３１年我升为五段，在满２０岁的１９３４年我升到了六段－－升段可谓是一帆风顺。随着段位不断增加，拿白棋的局数也越来越多，所以需要花心思的地方也越来越多。那时，我学习的是本因坊秀荣名人的棋。他是明治时代惟一的名人。日本棋院的理事古岛一雄先生就十分欣赏秀荣名人的人品，他对我说：“要成为秀荣那样的棋手。”

　　我因为有疝气的病根，也就不怎么外出。所以这个时期，我专注于围棋的学习。结果，１９３２年那一年，我胜率达到了近９０％。一年下了５０局，取得了４４胜５败１和的成绩。

　　在那一年《时事新报》主办的单败淘汰赛上，我接连战胜了加藤信六段、小野田千代太郎六段、村岛谊纪五段等１８位棋手。在春天的段位赛上，我还第一次执白战胜了木谷实五段。我终于和在那之前怎么也赢不了的木谷实先生并驾齐驱了。

　　１９３３年，我的成绩也十分稳定，２５胜９败３和。这段时期的身体状况也不错，一直担心的肺结核没有复发，比赛的数量也增加了。这一年和木谷实先生下了十番棋。

　　第一盘，我中盘胜。第二盘是木谷实先生中盘获胜。去新布局诞生的信州地狱谷温泉是第五局下到一半的时候。至第六局双方战成３胜３败的时候，因为木谷实先生率先升为了六段，所以那个十番棋也就终止了。从当时我俩的棋力上讲，我是处于追赶的地位。六年后的“升降十番棋”中，我战胜了木谷实先生，将他打到了降格，可以说直到那时我才真正超过了木谷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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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友好访问团

　　作为“日满华围棋友好访问团”的一员，我于１９３４年回中国的各地转了一圈。溥仪就是这一年即位伪“满洲国”皇帝的。

　　在日本棋院和《东京日日新闻》（现在的《每日新闻》）社等共同组成的团里，还有棋手木谷实先生、日本棋院机关杂志的安永一总编辑等等。我们先从横滨到长崎，然后乘“上海丸”号的轮船到达上海。我们在上海待了大约两周，是张澹如先生招待的我们。张澹如先生和英国方面很熟，是一位大富翁，他的棋也很厉害。

　　北京、青岛等中国各地的围棋代表都来到上海，下友好比赛。在那些棋手中间，有我去日本前关照过我的顾水如先生和刘昌华先生。在中国期间，我一直担任友好团的翻译工作。

　　令人惊讶的是，“三连星”等新布局已经传到了中国，中国棋手都在模仿着下。我这次是去日本之后的第一次回国，相隔了６年，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真是分外亲切。

　　在中国的时候，我穿上了西服。因为在日本总是穿着和服，即使比赛的时候穿的也是日本那种和服裙，所以，我连领带如何系也不知道。木谷先生也是第一次穿西服。

　　大家穿着西服，一起出去玩。去了舞厅。木谷先生推着舞伴，舞姿也不成形，而安永先生更是倒在了舞厅的中央……记得还去看了赛狗－－那是一段愉快的回忆。

　　沿途去了青岛。在入港的时候，从船上看见德式的街景，很漂亮。青岛还是个避暑胜地，夏天很凉快。下一个目的地是满洲。

　　伪“满洲国”的第一任国务总理由我的同乡郑孝胥先生担任。他是清朝的遗臣，是汉学家、画家，同时还是溥仪的老师。我受到郑先生的招待，有机会和他说了几句话。我记得先生对我说：“任何事物都是自然的。”对这句话我很有感触，一直记在心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易经》中所说的阴阳的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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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皇帝

　　１９３４年去中国的时候，有机会在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面前下了一盘棋。溥仪是清朝末代的“宣统帝”。１９３２年日本建立伪“满洲国”，１９３４年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皇帝，改名“康德帝”。

　　说说在“皇帝”跟前下的对局吧。在宫内府连续三天，我和木谷先生每天下棋一小时。溥仪穿着很华丽的装束，在我们下棋的三天里，每次都站在后面观战。但究竟溥仪是怎样的水平，倒是不了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溥仪手拿笔记本，十分热心地观战。

　　下完棋，大家在园子里喝茶。我因为会说北京话，所以溥仪很轻松地与我说话，问我在日本的成绩等情况。忽然，溥仪十分唐突地命令他身边的侍医与我下棋，让五子。溥仪又向我提出了一个十分苛刻的要求，说是要“把对手的子全部吃掉”。为了不让我全部吃掉，对手下得十分牢固小心。“吃掉对方全部”那是根本做不到的。

　　溥仪是很热心的佛教徒，他甚至拿出自己的私有钱财建造了寺庙。后来我也成为了红卍会的信徒。在告别溥仪的时候，我送上了两本《新布局法》的书，溥仪十分高兴。

　　我和溥仪的外甥在天津还下过棋。他的名字叫溥仲义。因为他是皇家老爷，所以我以为他的棋很差。让他二子下，却意外地发现他的棋力不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次在中国大约有两个月左右。木谷先生每天都能收到夫人的“情书”，木谷只给我一个人看。总是差不多的内容，但独身的我却是羡慕异常。

　　回日本时要经过韩国。进入韩国的时候，所带物品都要受到检查，为此大家都下了火车。木谷先生为夫人买的中国特产是钻石，为此却受到了盘问，连我们一起都牵连了进去。我们被关了一晚上——可以说是一场意外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