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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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

　　父亲是１９２５年去世的，当时他才３３岁。那年我１１岁。父亲得的是肺病。虽然在家里调养，但自吐血之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亲身体还没有变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北京的一家名为“海丰轩”的棋社。在家里看见我学围棋进步神速，父亲也许就开始想培养我往那条路走。我在棋社和当时中国的一流棋手顾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顾水如老师那时带我去过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亲日派的军阀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十分喜欢下围棋，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们就都会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这已经成为了惯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开始并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无理手想欺负我，最后我抓住了他的破绽，赢了那盘棋。但实际上，他喜欢赢棋。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脾气，为了讨好他，就都故意让着他，输给他－－没想到却让我这样一个毛孩子赢了他。

　　输棋之后，段祺瑞的心情大坏，一个人进屋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出来。那天早上的早饭也没有和我们大家一起吃。但因为答应过以学费名目给我钱的，所以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我直接对他说：“请给我学费。”这样，我拿到了１００块大洋。

　　父亲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所以，第二个星期我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没有再与我下棋。不过那以后他答应过的学费还是如期如数地给了我。

　　在父亲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们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练字用的字帖交给了大哥，把小说给了二哥，交给我的是棋子。这也算是父亲给我们的遗嘱吧。之后，大哥做了官，二哥成为了文学家，而我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亲生前期待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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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少年

　　我去过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围棋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对方，然后在对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块。他将这样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

　　那时，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在满洲建立了军阀体系，一直在各处征战。一会儿将势力扩张到北京，一会儿又撤退回满洲……但最后是日本在满洲建立了伪“满洲国”。

　　段祺瑞也是亲日派的军阀，但他看见日军在满洲张牙舞爪的样子，这样说道：“搭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归为己有。”在围棋上，他采用的就是那样的打入手段，这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在我的亲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阁的有钱人，他给张作霖等亲日派军阀捐献过很多钱。听说有一次和张作霖打麻将，就故意输掉了５０万大洋。作为回报，张作霖把北京郊外占地极大的南苑“处理”给了我的亲戚。

　　后来，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我每月的学费赞助也就没有了。父亲去世后，我们家一直靠变卖家产度日。后来我去了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下棋。由喜欢下棋的有钱人提供奖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里下棋。顺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语，意思是“亲友”。

　　我连战连胜，多次拿回了砚台、花瓶之类的奖品－－那时我还只有十一二岁。为此，我受到大家的鼓励，有一家北京的报纸刊登了我的照片，报道了我下棋的事。后来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我“围棋天才少年”。

　　那时，有一位林先生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以前我的祖父在福建省做盐的买卖，和我们吴家一起合作的就是这个林家。林家是鸦片战争时的忠臣林则徐的同族。那个林家的人看见我们家的没落景象，就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

　　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京经营和美术有关的生意－－这成为了我日后留学日本的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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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俱乐部

　　中国围棋在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初期是最差的时候。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云峰的国手——国手也就是日本的名人——但我认为汪云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国手周小松要差二子。国家处于战乱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样的时代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在我的少年时代，因为有喜欢下围棋的段祺瑞，还有我那有钱的亲戚李律阁也经常帮助顾水如先生等人，围棋环境勉强说得过去。顾水如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那时他和喜多文子下过一盘受二子棋，结果输了。输给女棋手很没有面子，据说输棋后顾水如一下子挥霍掉了他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费。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中国，光靠围棋是无法生存的。

　　那样的大背景下，我在日本人俱乐部和一位日本初段下了一盘棋。那是１９２６年，我１２岁的时候。那盘棋开局的时候我中了对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战。但进入中盘后我吃掉了对方一块棋，最后我赢了６目。在观战者中就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观看了我的对局之后，给远在日本的大棋士濑越宪作写了封信，告诉他中国有一位天才少年。濑越老师１９１９年因为围棋交流来过中国，在中国的日本人都知道他。在他们两人之间，开始了关于把我送往日本留学的话题。

　　１９２６年的夏天，职业棋手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段来到中国。我和岩本薰下了两盘受三子棋，结果我都赢了。下了一盘受二子棋，我输了两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我赢了。这些对局是为了考察我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后，在濑越老师和山崎先生之间，有关我去日本的事情进入了具体商榷的阶段。

　　当时，尽管家里入不敷出，但母亲也没有回福建老家的意思，因为已经从祖父那里分得过家产了。台湾的亲戚劝我母亲说，如果能去日本应该尽力争取。但是在国内的中国亲戚却对我的东渡扶桑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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濑越老师

　　北京的美术商人山崎有民先生和濑越宪作老师之间，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２８年的３年间通了５０余封信，都是商量有关我去日本事宜的。

　　从当时日本的围棋棋力来说，在濑越老师之上还有一位更强的人，他就是本因坊秀哉名人。但是，在中国对秀哉名人的评价不是很高。那是因为１９１９年，日本棋手来到中国访问，秀哉名人向段祺瑞等人说，如果不采用日本规则他就不下棋。

　　日本规则是比空，围空多的一方获胜。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在阵地里补一手就要损掉１目。而中国规则则是比谁在棋盘上活的棋子多，多的一方就赢。即使在自己的空里补一手也没有关系。

　　不管怎么样，和秀哉名人坚持用日本规则相比，一起来中国访问的濑越先生就同意下中国规则。那很了不起。由此考虑濑越先生的为人和性格，山崎老师想让我成为濑越先生的弟子。

　　１９２７年，我和从日本来到北京的井上孝平五段下棋。最初，他让我二子，结果我赢了。后来他让我先，下了三局，我一胜一负一盘打挂（没下完）。井上回国后发表了以下的感想：“最先的一局棋体现了少年的力量。少年对日本围棋既有的定式都十分了解。而且，在那些旧的定式上还加上了自己的更正。可以说吴少年已成大器。”

　　濑越先生也看了我下的棋，他评价我说是“秀策再世”。秀策是江户末期的日本棋圣。“秀策流布局”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布局，无论是棋还是人，秀策在围棋史上都
十分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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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养毅

　　从濑越先生那里得到正式的赴日邀请函是１９２７年。在那封信里，濑越先生写到了有关我在北京与井上孝平五段对局的感想：和井上的三盘棋我都看了，对你非凡的才能十分佩服。

　　濑越先生为我能够留学日本而四处奔走。他直接去找政界的实力派人物犬养毅先生商量，犬养毅先生和围棋界的关系非常好。听说，当时犬养毅先生问：“如果北京的天才少年来了日本，将来夺取了名人位该怎么办呢？”对此，濑越先生回答说：“这正是我的宿愿。”这也是我后来听说的。这个“宿愿”不仅是指对围棋的发展，而且也是指“中日友好”的宿愿。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慢慢地对“中日友好”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对于去日本，我自己没有任何的担心。这是因为后来担任首相的亲中派的犬养毅先生对我人身安全作了保证。还有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先生，他是犬养毅先生的女婿。

　　经济上，身为大财阀的大仓喜七郎先生给了我生活上的保障。大仓先生当时是日本棋院的副总裁。

　　大仓先生给我每月２００日元的生活费。２００日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那时大学毕业刚工作的大学生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４０日元。

　　不过，这每月２００日元是有条件限制的－－“仅限两年”。两年的时间，可以看清我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专业棋手。但是，到了日本之后的第一年，我的身体不太好，没能参加日本的大手合比赛，所以大仓先生又顺延了一年，将期限改为三年。所谓“大手合”，相当于现在中国的段位赛。

　　到日本第三年的段位赛上，我的成绩很好，濑越老师又为我安排了下指导棋的工作，这样，我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于是就提出不用大仓先生继续每月资助了。成为了首相的犬养毅先生在１９３２年的５．１５事件中被暗杀了。随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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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港

　　到日本是１９２８年的１０月，我满１４岁。那一年的６月里，日本的关东军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政治空气空前地紧张。

　　去日本之前，相当于我的师兄的桥本宇太郎四段来了一趟北京，一方面和山崎先生讨论我去日本的事宜，一方面和我下测试棋。我执黑棋下了两盘，一盘赢６目，一盘赢了４目。

　　另外，有一位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打仗的名叫靳云鹏的将军为我饯行。本来说好给我１０００块大洋的，但因为正好打了败仗，就减为５００块了。听说桥本也被减掉５００块，只拿到了３００块。

　　离开中国的那天是１０月１８日。山崎先生带着我们，从北京赶到天津去坐船。坐的是名叫“长安丸”的到大阪的客船。当时，我记得作为我监护人的杨子安先生还对我说：“希望你两年之后回来。”

　　和我一起坐船的有母亲和大哥，还有山崎先生。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先生也一起同行。二哥因为在读书，所以把他交给亲戚照顾，三个妹妹也分别托付给亲戚们照顾。４日后，到了日本的神户港，接到日本棋院的通知说“请在神户稍等”。事后我才知道，那时日本棋院刚好出了“万年劫”的事情。

　　对“万年劫”，日本当时还没有制定相应的规则。万年劫是出现在濑越老师的对局中的，有关这局棋的判定结果，在棋界引起了各方争论。因为是有关濑越老师升八段的对局，听说那时的背景是想阻止老师的升段－－是世间无聊的事件。

　　在神户上岸，眼睛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在去了大阪的《朝日新闻》社参观之后，我们就去了京都。连接大阪和京都的火车速度快极了，令我惊讶。住在京都饭店，第二天一早，和大哥两人上街买东西。那时带有奶油或草莓的蛋糕是５块钱。我在日本第一次说的日语是：“这个，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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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的第一盘棋

　　到了日本，第一盘棋是１９２８年１２月与筱原正美四段下的。

　　筱原是当时日本棋院升段赛的冠军，这盘棋是棋院的副总裁大仓喜七郎先生让下的。这是给没有段位的我定段位的测试棋。我执黑，下了三天，结果我中盘胜。

　　第二盘测试棋的对手是本因坊秀哉名人，在日本棋院的特别对局室里下的。濑越老师因为太担心了，所以没有来观战。

　　让我二子。秀哉名人个子瘦小。但是，他一坐在棋盘前，似乎就一下子高大了起来。对我来说，即便对手是名人，我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很沉着，下得很好。

　　面对名人，我很快地下在了星位。当时下手和上手下棋，第一手是不下星位的，那是不被赞成的一手。但是，我的第一手没有遭到名人的训斥。从这点来看，名人很了不起。

　　但是，如果那盘棋我输了，我想第一着下星位的那手就该被说成是恶手了吧。后来，我创造出了“新布局”，其实可以说在和秀哉名人的第一盘对局中我就已经下出了新布局。只不过当时我还是无名小卒，那手棋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已。

　　结果我４目胜。据说，当时八段的人被秀哉名人让二子，都经常要输。也许是我第一手的星位使得名人使不出劲来了。

　　秀哉名人不怎么表扬年轻人的棋，但是他说这盘棋是“二子的经典之局”。我自己也有下了一局好棋的满足感。

　　之后，我又和村岛义胜四段、前田陈尔四段下棋，结果我都赢了。终于，１９２９年，我被日本棋院授予三段的称号。

　　以前，定段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用“拼命”二字来形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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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布谷街

　　到日本后，我最初住的地方是东京的“麻布谷街”，在现在港区六本木的一丁目、二丁目附近，是濑越宪作老师为我们租的房子。

　　日本棋院当时在永田町，也就是溜池附近。从我的住处到棋院只须步行就能到。由于我们不太了解日本的习惯，我的师兄桥本宇太郎先生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住在东京时，有一样东西让我很吃惊，就是日本叫做“祭”的祭典活动。在祭典活动上，有一个抬神舆的仪式。起初，我将此错以为是葬礼了。中国的葬礼上也是几个人抬着个棺材，静悄悄的。因为不知道这是祭典活动，所以想：“这么沉的棺材，这麽热闹的葬礼啊。”那想法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另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天皇陛下上街时，街道两旁恭迎的人们的样子。溜池离皇宫很近，许多人都等在道路两旁，铺张草席坐下。大家都深深地低着头。据说如果和天皇陛下眼对眼看的话，眼睛会瞎的。

　　学日语很辛苦。我在北京的时候，只是跟一直关照我的美术商山崎有民先生的夫人学了三个月左右的日语。大哥学了一年左右，没有什么问题。母亲一点都不会，在日本基本上是待在家里，不出门的。

　　有一天，我们要去濑越老师们下的大师兄井上一郎家里去，结果迷了路。我是和大哥一起从家里出来的，应该是向赤坂的方向走，但我却从溜池一直走到了东京湾的海边，浪费了两个多小时。

　　我的住处附近，有一家中华料理店，我们经常去那里吃饭。在北京的时候，因为家里有厨子，所以母亲没有做饭的习惯。比起我来，母亲更想去那家中华料理店。

　　大哥开始是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后来转到了明治大学。大哥的棋也很厉害，加入了大学的围棋队，经常获得大学围棋比赛的冠军。

　　在麻布谷街住了一年左右，又搬到了东中野（中野区）。后来又搬到了西荻洼（杉并区）濑越老师家的附近。生活安定后，我把在中国的妹妹们也都一起接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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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棋

　　难忘的对局有很多。１９２９年和木谷实四段下的一局就是其中之一—因为那盘棋我下了模仿棋。

　　木谷当时有个外号叫“怪童丸”，棋力很强，是年轻棋手中最厉害的一位。在来日本之后我就听说了他的厉害。在《时事新报》主办的比赛中，我遇上了木谷。

　　按照普通的下法，我觉得很难赢，所以就和师兄桥本宇太郎商量说：“我想下模仿棋，你看怎么样？”桥本说：“很有意思，试试看吧。”师兄同意了我的想法。实际上，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下过模仿棋。所谓模仿棋就是以天元为中心，与对手下的棋形成对称，正如字面意思那样，模仿对手的下法。

　　我是先手，所以我第一手下在天元。之后就很简单了。模仿木谷下的每手棋。现在的围棋规则，因为认为黑棋有先行之利，所以制定了贴目规则。但当时黑棋是没有贴目的，所以根据我的计算，我认为如果模仿棋能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黑棋最终会赢２～３目棋。

　　木谷感到十分困惑。好几次走出房间，嘴里表示着不满。木谷显然是不理解模仿棋的战略，早些时候就应该向中央出头。如我设想的那样，开局我的形势一片大好，至６３手我停止了模仿，局势是我明显的优势。但是，后来我一不留神，被木谷下了个妙手，输掉了这盘棋。

　　濑越老师说：“如果模仿棋流行了，可不好办。”那是惟一一次我输棋他却高兴的。很久以后有一次，桥本有一盘棋似乎也要形成模仿棋的格局了，但桥本立刻就挂了天元。模仿棋的胜负应该是在中央。

　　输掉模仿棋的那天晚上，因为很晚了，我和木谷就一起住在了日本棋院的二楼。铺好被子，大家一边说话，一边睡觉。我记得木谷说：“围棋不会出现两局完全相同的形状，所以每盘棋都应该重视，认真下。”我记得，对他的那番话我十分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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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一年

　　本来我的身体就弱，在日本棋院授予我三段称号之后，我就去医院进行了检查．是女棋手喜多文子老师带我去的。喜多老师是能乐的喜多流门派喜多六平太先生的夫人，当时我也受到了喜多老师的很多照顾。

　　检查结果，医生说：“有肺结核自然痊愈的迹象，但恐怕还有复发的可能。”而且，医生建议说：“参加段位赛，还是再等一年的好。”所以我就休养了一年。

　　段位赛分春秋两季，日本棋院的棋手都参加，目标就是升段。在当时这是一项最重要的比赛。现在，日本国内的九段都已经超过了百人，但当时的升段可比今天严格多了。差一段，对棋手而言，不仅是名誉，收入等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段位赛也是一个真刀真枪的战场。

　　因为健康的原因，我修养一年，所以没能参加那年的段位赛。我只是下了日本棋院的杂志《棋道》主办的比赛，还有就是时事新闻报社主办的“吴少年棋赛”。和木谷下的模仿棋也就是这个“吴少年棋赛”的第七局。

　　从１９２８年的第一盘棋开始到第二年的１９２９年，我一共下了２２局，１３胜７败２和。和棋就是没有胜负。

　　那一年的年末，也是在《时事新闻》报社策划的正月比赛中，我再次和本因坊名人对局。我以为是受二子，所以就在棋盘上放了两颗黑棋，但此时秀哉名人却用很严肃的口吻说：“三子。”是我搞错了。但名人的声音很威严。因此我的棋下得很拘谨，陷入了苦战。尽管最后我赢了１１目，但那局棋的质量很差。

　　三子局是不能输掉的。濑越老师甚至对我说：“如果输了这盘棋，那你就回中国吧。”老师是担心我，为了给我鼓劲才那么说的吧。

　　当时和我关系好的，当然是木谷实先生了。木谷先生比我大５岁，是我最强的对手。我老下不过木谷先生，大约是到日本４年后我和他的成绩才开始互有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