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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围棋在２１世纪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这次的中国旅行中，在沈阳郊外，当我看见“国际棋盘山城”的大型建筑时，这种想法更加强烈。听说，在这个围棋、象棋、国际象棋的比赛馆里，可以同时容纳１５００人对局－－如此之大令我惊讶。

　　听说棋盘山城，是在１９９９年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建国５０周年纪念，在沈阳举行了棋手表彰仪式，我也受邀参加了那次盛会。那时棋盘山城还在建造当中，当时我就想等落成之后一定要来参观。２００１年６月在沈阳举行的中日围棋爱好者交流活动使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山坡上的圆盘屋顶，看上去就知道是一座很出色的建筑。中国的围棋爱好者年年增加，正是因为围棋越来越国际化，才会建造这样的建筑吧。

　　围棋起源于中国，有着５０００年的历史。我认为在没有文字的年代，棋盘和棋子是用来观测天文、占卜阴阳的工具。围棋在清朝乾隆皇帝年间十分盛行，甚至出现了一位名为黄月天的名人。出现了“千两围棋”－－有钱人出资一千两请高手来下十番棋，每局棋的对局费是一百两。

　　此后，随着中国国力的衰退，围棋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光彩。在清朝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围棋进入了它最黑暗的年代。混乱的年代人们已经没有下棋的闲情逸致了，也没有了保护围棋的人。这一点，围棋在日本很幸运。因为受到江户时代幕府的保护，所以在明治以后，围棋在日本有了空前的发展。我是１９１４年出生的，少年时代我在北京学习的就是日本棋谱。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中国日渐强大起来。在常昊、周鹤洋等棋手成长的１０年间，中国迅速追上了日本。韩国也是围棋强国。韩国不仅有号称世界第一的李昌镐，而且在他之后的年轻人也十分了不起。我的弟子芮乃伟九段在韩国的成绩也很不错。

　　当然，日本也有像王立诚那样的许多一流棋手，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日本、韩国三国鼎立的状态。迈克·雷蒙虽然是美国人，但他也获得了九段的称号，成为了一名优秀棋手。若是他能拿个冠军的话，我想学围棋的美国人肯定一下子会增加不少。

　　我在东京自己家里开办的职业棋手“研究会”，至今已经是第１０个年头了。中国、美国、德国出身的棋手也参加进来了。看着眼前各种肤色不同的面孔，对于企盼围棋国际化的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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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６月，我在中国旅行的最后一站是北京。我终于可以和日夜思念的二哥见面了。二哥住在天津，这次带着孙女专程来北京和我见面。我们已经有５年没有见面了。

　　二哥的名字叫吴炎，已经８９岁了。他的一生也可以称得上是波澜壮阔。

　　１９２８年我去日本的时候，母亲和大哥也一起到了日本。二哥独自留在中国，在天津的南开大学读书。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参加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真是很能走路呀。

　　抗日战争时期二哥作为一名军官参加了抗战。抗战结束后，又发生了内战，二哥被国民党逮捕，带着脚镣在监狱里关了半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１９４９年成立之后，二哥回到母校南开大学教文学。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二哥好像也受了不少罪。二哥还是一位诗人。

　　二哥在战前来过日本，那是１９３６年的时候。我还清楚地记得，二哥来日本的第二天早上，发生了２·２６事件。为了亲眼目睹青年军官反叛这一历史性场面，二哥一个人踏着积满白雪的街道走了出去。这一时期也是我们兄弟仨在一起的最后一次了。

　　记得小时候，我们兄弟三人一起在北京读四书五经。但战后我们三人却是身分三处：大哥在中国台湾，二哥在中国大陆，我在日本，过着天各一方的生活。有时不禁觉得，我们兄弟三人的历史就是一部２０世纪的历史。

　　２０世纪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为了自己的生存，人们考虑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地去消灭对方，所以，每每打着正义的旗号发动战争，然后留下不计其数的难民。

　　我们兄弟也是在那样的时代浪潮中走过了各自的人生。如果２１世纪还是同样的思考方法的话，我想不可避免地又将是一个战争的世纪。所以，我认为大家今天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共存共荣。

　　能和二哥再次见面是件无比高兴的事。二哥的气色十分好，看上去很精神。我们俩都已经是将近９０岁高龄的人了，活到１００岁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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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化

　　中国导演田壮壮计划将我一生的经历拍成电影。田壮壮导演的《蓝风筝》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过大奖，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另外，北京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的计划也在进行之中。制片人是李小婉女士，按计划电影将于２００２年的春天开始拍摄。这次到北京之后，和田壮壮导演、李小婉女士也见了面。听说，电影完成要到２００３年，那时我正好是虚岁９０。和日本的卒寿一样，这个年纪在中国也是可喜可贺的。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田导演说，我的人生就是一部电视剧。回顾我的一生，那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仅仅是那次规模巨大的战争就可以说明很多了。为此，我的国籍也变换了好几次－－加入日本国籍，战后又成为中国台湾籍，然后再加入日本国籍……

　　我还遇到了“东京大空袭”，所有的家产及纪念品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战中战后的一段时间，我随着新兴宗教过着在日本到处流浪的日子。

　　在围棋上，战前战后的“升降十番棋”是以我的棋士生命作赌注的，那真是类似于武士的真刀真枪的决斗。１９６１年我遭遇了交通事故，因为后遗症的关系，在比赛上我陷入了困境。

　　我有过许多痛苦的时刻。每当那时，我就会背诵白乐天的诗。

　　　　蜗牛角上争何事，

　　　　石火光中寄此身。

　　　　随富随贫且欢乐，

　　　　不开口笑是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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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

　　１９１４年我出生在中国福建省的福州市。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我出生时是中华民国３年，正好是日本的大正３年。

　　祖父在清朝就获得了盐的专卖权，他的买卖做得很大，因此家境很富裕。福州是省会城市，有四大家族。包括我们吴家，还有陈家、林家和沈家。

　　我祖父叫吴维贞，原先是福建省的北边浙江省的官员。当时在省之下有一个“道”的行政单位，祖父的官衔就是道台。现在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行政单位了，但韩国还留有这样的行政单位，诸如全罗南道、庆尚北道的“道”。据我小时的印象，“道台”差不多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县知事”县吧。

　　从道台的位子上退下来，祖父就开始了盐的专卖事业，也许是觉得还是当老百姓比较轻松吧。但不管怎么说，虽说是民间活动，专卖权还是从清朝政府那里获得的，所以可以说性质上还是属于半官半私的吧，和现在的专卖公司有相似之处。

　　盐的生产和销售是面向整个福建省的。中国很大，即使是一个福建省也有很可观的量，何况有时还向台湾供盐。所以，生意规模十分庞大，称得上是资本家。

　　盐的专卖生意一直持续到清朝的灭亡。向福建省的各个都市以及台湾运送盐，船是必须的运输工具。但是，当时是海盗猖獗的时代。而且，当时政府围剿海盗的能力根本达不到福建省。所以，听说祖父和海盗之间有交往。

　　为了能让盐船安全地运抵目的地，作为交换条件，如果海盗有要求，就得在他们的指定地点放上钱。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通行税吧。

　　祖父也曾受到海盗邀请。听说把眼睛蒙住，被带到某个地方，受到了盛情款待。之后仍然是被蒙住眼睛送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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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

　　外祖父的名字叫张元奇。

　　清朝末期，西太后是最高权力者。她是咸丰皇帝的妃子，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外祖父就是伺候西太后的官员，官衔为“御史大夫”。工作好像就是向西太后谏言的。因为西太后周围的高官太多了，似乎外祖父在西太后眼前露脸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实际上是外祖父在给西太后上奏一道文书之后被贬了。

　　清朝的某个皇亲出车时撞了人，发生了事故－－这就是外祖父被贬的原因。所谓车，在当时来说，也就是指马车。外祖父为了这个事故，花了一个晚上给西太后写奏书。那个晚上，我的母亲一直陪在外祖父的身边。

　　因为是皇帝亲戚的事故，总是会有所顾忌的吧。外祖父也很明白地知道，如果写了这份奏书，说不定会被贬到地方上去。但即使知道结果，外祖父还是上奏了西太后，结果被贬到浙江省。外祖父之所以敢那么做，也许是已经厌倦在宫中奉事了吧。

　　有关西太后，小时候听说过她各种各样的传闻。

　　据说西太后是绝顶聪明的人。大臣们出早朝，写上奏文书，西太后只是粗略地看一下文书，立即就能判断出好坏，当场进行指示。

　　有一次，发生了叛乱。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西太后正巧在看戏。外祖父当时也在场。但是，西太后听后一点都不慌张，继续把戏看完。也许看戏时一直在考虑对策。戏结束后，西太后十分麻利地给周围布置了一通指示。她已经算准了一定能够镇压叛乱－－她的政治手腕十分高明。

　　也听说过其他的一些事。

　　一看见令她心仪的官员，西太后就会从帘子后面扔出一块手绢。之后，那个官员就会脸色发白。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晚上，为了还手绢，那个官员必须去内宫参见西太后……当然，这只是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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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奇

　　外祖父张元奇被西太后贬至浙江省，之后又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

　　外祖父还去过湖南省和福建省等地赴任。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外祖父成了徐世昌的家臣。徐世昌在清朝末期是宫廷的最高顾问，即使在中华民国他也做过大总统。外祖父的最后官职是满洲的奉天省长。之后他就引退了。

　　我的母亲一直随祖父一起去各地赴任。母亲的名字叫舒文。当时的中国，夫人以及孩子一般是守在本宅，不随官人一起出去到各地上任的。但是，母亲作为长女却受到特别对待，一直跟随在外祖父的身边，照顾外祖父的日常生活。当时的女性是不抛头露面的，而母亲是一个特例。因为一直和当官的外祖父在一起，所以母亲对人情世故很了解。当然，母亲的性格一定也很开朗积极。

　　张元奇和祖父吴维贞两人都是福建省出身，原先就是好朋友。因为这层关系，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父亲的名字叫吴毅，和母亲结婚的时候１７岁。母亲２０岁，长父亲３岁。

　　自母亲结婚之后，外祖父才开始在地方上纳了妾。当时的中国，有地位的人纳几房妾都不奇怪。对外祖父来说，也许是到了地方上，没有了照顾日常生活的人，感到了不方便吧。

　　张元奇也是中途停止让母亲缠足的人。缠足在当时中国的上层社会，是女儿出嫁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外祖父考虑到清朝长不了了，没有必要让母亲再受那样的痛苦。而且，母亲也说，如果因为这个嫁不出去，那一辈子呆在娘家也没什么。想法真是很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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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维贞

　　祖父吴维贞兴趣广泛。首先，他办了一个“菊会”。从日本拿来菊花的苗，精心培育出漂亮的菊花。之后，他开放了自家的花园，让外人也可以自由进来赏花。吴家的菊花，当时在福州十分有名。

　　他还时常篆刻，自己制作毛笔、印泥等。此外，祖父还经常捐钱做一些事情。福州有一座涌泉寺，祖父捐赠了十分漂亮的柱子。日本的空海和尚曾经来过此寺。因为遣唐使船遇难，空海漂流到了这附近。

　　祖父的家园墙下面有一个洞就那么开着。穷人从那个洞里伸进手，可以拿到园子里的东西。祖父说“洞不封上也没有关系”，命令家人将洞就那么放着不用堵上。从这种细微处也可以体会出祖父的慈善心肠。

　　福州的官邸十分大，院子里古木参天，还有一个不小的池塘，大到了可以泛舟的程度，到对岸有七八十米吧。除此之外，邸内还有别的池塘。因为我出生后不久就去了北京，所以对福州没有什么记忆。１９８８年我再次来到福州，才对我的出生地重新有了了解。

　　祖父有５个儿子，还有若干个女儿。按中国的习惯，问孩子的人数时一般只问有几个儿子。所以，女儿到底有几个，我也就无从知道了。另外，当时的佣人一定也很多。

　　墓地在城外的山上。据风水先生说，葬在了一个后代子孙繁荣的地方。１９８８年我是第一次去上坟。坟地所在位置正对着台湾，那一带就成了军事重地，是高射炮阵地，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我是得到了特别批准的。吉普车开到半山腰上，之后是乘轿子。山路很陡。

　　墓地很大，正好下面还有一个小池塘。到了晚上，月光照射在池塘里的反光可以照亮墓碑的表面。趁着月光，可以看见墓碑上的字。这种墓地，按中国的说法，叫做“月照美人”。大家都说，墓地的风水非常好。

　　祖父就在那儿一直保佑着他的子孙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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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吴毅

　　我的父亲吴毅是在祖父将近７０岁时才出生的，是５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虽然出生于一个盐商的家庭，但父亲还是选择了为官的道路。这可能源于两个理由，一来祖父原来是做官出身，二来在清朝的时候做官比有钱人更有面子。

　　按日本的算法，父亲是日本明治２５年出生的，母亲是明治２２年出生的。父母结婚的时候，介绍人是徐世昌。徐世昌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外祖父张元奇就在他手下做事。外祖父因为与徐世昌关系不错，所以就请他做了介绍人。

　　我出生后不久，一家就从福州搬到了北京。那年，父亲２２岁。作为第５个儿子的父亲也得到了一部分家产。在北京我们住一个“四合院”，就是中间有个院子的那种，当时北京一般中产阶级的典型建筑。相隔几十年后再度去拜访原先住的那个“四合院”时，发现中间的院子里也搭建了住房，里面竟然住着７户人家。

　　父亲去日本留过学。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中，一般是把长子和次子送到美国或英国去留学。而第三个儿子以下，则是送到日本去留学。当时，有过留学经验的人一般是能谋得个好工作的，所以父亲也到日本去留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父亲一边学习一边对围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说，父亲经常到本因坊秀甫在明治时期创立的“方圆社”（棋社）去下棋。并且，父亲回国时，还带回来了许多日本的棋谱和棋书。父亲是那种容易着迷的人，对书法、围棋等都十分热爱，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但是，他的棋力却不怎么样。

　　在亲戚的建议下，父亲进了平政院上班，平政院是一个司法部门。这个职务是需要相当于法务大臣级的人物直接任命的。但是，当时官员的生活可并不好过。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工资发放经常拖欠，有时候竟然要半年才发一次。另外，由于政府不停地更换，所以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根本坐不上好位子。

　　依父亲的性格，是不善于溜须拍马的，所以他最终在官场上也未能有大作为。也许是所受的教育导致了这种不谙世事吧。在这一点上，一直跟随在做官的外祖父身边的母亲倒是比他懂得多。

　　在北京，有时得靠变卖一些家产来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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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

　　我正式的名字是“泉”，“清源”其实是我的字。无论是“泉”，还是“清源”，都是和水有关系的文字。这或许是因为我出生的那天正好遇上了洪水的缘故。

　　我是农历五月的生日。在我出生地的福建省，农历五月正好是雨季。在傍晚时分经常打雷。特别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据说雷雨特别厉害。母亲是把两张八仙桌并起来，在上边铺上布垫，才生下我的。


　　母亲特别讨厌打雷。在怀我的时候，一听到雷声，就没有了食欲，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或许与此有关吧。

　　我出生后不久，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北京。４岁的时候，我得过疝气。原因是我和哥哥一起玩，我扮做马，哥哥骑在我身上，他不断地叫我跳、跳。结果用力过度造成了疝气。我的一位亲戚是医院院长，所以，我住进协和医院接受了治疗，协和医院当时是和美国合作的。但是因为我自作主张解下了治疗用的绷带，所以最后疝气没能完全治愈。因此，我后来一直都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

　　在北京，父亲经常去上两三个小时的班就赶回家来。与工作相比，父亲更热心于对我们兄弟三人的培养。

　　清朝时代，有科举中考的制度。父亲也是学四书五经长大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是五经。这些都是儒教的经典。

　　我出生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被取消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很早就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教我们兄弟读四书五经。当时我还只有虚岁５岁。

　　在书房里，我们兄弟三人一起上课。为了便于监督，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听课。学习是从早上８点开始。我的年龄最小，和大哥相差４岁，和二哥相差两岁。因为年纪小，所以要跟上哥哥们的进度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吃力，实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背书，就是把书拿在背后，嘴里背出书中的内容。我怎么也记不住，往往要弄到半夜１２点才能结束。祖母经常为我说情，说“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了”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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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启蒙

　　学习四书五经很辛苦。如果复述不出来，手掌就要挨父亲的竹板子了。一定是父亲小时候也是那样被教育过来的。

　　先通过卡片识汉字，然后学习《三字经》。《三字经》是以三个字为一组内容的课本，现在想起来，里面的内容可真是深奥。写的尽是人间的根本。之后再学《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

　　《大学》讲的是政治的根本，我作为一个孩子，一点都不理解，只能死记硬背。那种教育持续到我８岁。

　　后来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即使用清朝的教育方法也没用”之后，父亲的教育方法才有所改变。并且，当时父亲也开始有了信仰，开始了道教的坐禅，思想也有所转变。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开始把围棋放到围棋盘上是７岁左右的时候。两个哥哥也一起开始学棋。围棋的学习，我的进步明显比哥哥们快。

　　因为父亲在日本留过学，所以对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很了解－－比如围棋发展得很快、也有职业棋手等等。父亲从日本还邮购了许多棋书，有幕府末期的棋圣秀策的百局棋谱，也有“方圆社”发行的《方圆新报》合订本。

　　围棋的学习也是从早上持续到晚上。一只手拿着沉重的棋书，一只手打谱。一会儿手腕累了，就换另一只手，就这样不停地交换来交换去的。因为看不懂日文，解说部分就由父亲读给我听。棋谱基本上摆一遍也就全记住了。

　　因为长时间地持续拿沉重的棋书，所以我两只手的中指都变形了，略有些弯曲。

　　再也没有更让人高兴的事了，我不再挨父亲的板子了。因为进步得比哥哥们快，比起念四书五经，学围棋是件快乐的事。

　　那样的日子，一直到父亲病倒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