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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中折射出的文化特质

来源:新浪博客 格物致知的博客 2010-09-09 05:01:06


  竞技体育源于人类早期的游戏,而现在博弈一词也来自于英文游戏一词的动名词表达,所以我们不妨将竞技体育理解为人类之间现实竞争的游戏化,因此不同文化和竞争背景所产生的游戏也就各具特质。在以现代奥运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大家庭中,东方文化孕育出的独有品种几乎没有,以此为论据试图论证中国简直“非现代人类”和考据“蹴鞠”是现代足球的起源一样无聊。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游戏,有自己对于竞争的理解,也必然折射出其的文化背景,我以为最具代表性的游戏莫过于围棋和麻将。
  
  如果形而上的区分围棋和麻将,那么围棋是认识论,而麻将是多重博弈下的行为方法论。麻将的技巧在于“吃上家卡下家看对门”,如果我们将麻将一圈的四人看作是一个利益输送环,这种方法技巧就在如何实现利益流输送到我为止,或者说将利益流最大程度的截流在我这里,并在多次博弈的牌局中获得最终的物质结果。这真是很高明的社会技巧!对于习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胜即负、非此即彼的确定性思维方式来说,麻将高手们可以说各个都有思辨的功底,他们知道为避免输大钱要点小炮;扣别人的牌不是绝对的,有时为了自己的大牌就要敢冲;对门虽然和我没有直接利益输送但一定要“看”;运气不好时小输当赢等等等等。虽然西方的科学工具概率论对于麻将胜负有很大的帮助,但中国麻将本质打的是人性,而针对人性的博弈游戏我想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赛场是很难登台的。
  
  麻将在中国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围棋却不然,行为方法事关吃饭,认识态度事关境界,所以围棋在中国过去历史中只能是知识分子们的专利,而中国农业社会的统治阶级一直是知识分子形成的官僚阶层,所以围棋所反应出的文化特质在东方文化里应该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1、 胜负观
  竞争性的游戏都有胜负,西方竞技体育的游戏以胜负为最终的价值所在,围棋却不然。如果在复盘时询问某九段高手,如此下能挽回局势,实战为什么没有如此下的原因时,高手的回答可能是:我没有这个心情。这里游戏中的个人价值趋向体现无疑,日本流的围棋美学价值观可以说极具代表性。
  
  上世纪后半叶,日本围棋曾经独领风骚,后来却先遭遇中国棋手的冲击,然后是韩国棋手的颠覆,以至于今天日本围棋在胜负领域中落后于韩国和中国,日本旗手在胜负场要靠王立诚、王铭琬、张栩等旅日棋手支撑起半壁江山。在日本流的美学派中尤以木谷门下的大师兄大竹英雄和自创宇宙流的武宫正树最为典型,他们是所谓的求道派,如果要靠走出劣形才能取胜,他们宁愿放弃胜利,日本流的这种特性与儒家的理学派很相似,在对局中追求一种自我境界的价值实现。
  
  韩国棋手求的就是胜负,他们棋艺的研究目的明确,就是为了战胜对手,非常具有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除李昌镐外其它韩国高手大都擅长力战,棋走得紧凑而忌讳松弛,每手棋的效率要求撑得很满。因为胜负就是战胜对手,不给对手压力的下法是背离这个宗旨的,让对手在压力下崩溃是胜利获得的捷径。正是在赢下对手这种根本目的的指引下,韩流的棋艺研究是无形式底线的,愚形中的妙手,实战中的手筋是韩国棋手带给围棋世界最亮丽的风景。看韩国棋手的对局,我几乎能听到他们在说:不要和我探讨这手棋棋理上的绝对好坏,我只知道这手棋对我此刻的对手是最有效的。可以说韩国人在围棋上的认识方法完全继承了现代西方竞争理论中的实用主义,同时也为现代围棋走向职业化的竞技体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棋手介于日本和韩国之间,骨子里还留存着对“棋道”、“棋魂”等形而上东西的无限敬仰,时不时还会流露对韩国棋手为胜负不择手段的鄙夷,同时心里却又对韩国棋手的胜率和头衔羡慕不已。这种矛盾的心情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容易体会,“祖上的阔”让我们很是对现在富人日本的价值观心生戚戚之情,而现实的穷又让我们不得不看重胜负的结果,所以我们吊在东西方之间,围棋成绩也吊在韩日之间。
  
  这里我将专门为一位棋手写几句,他的名字叫李昌镐。就像从战乱纷争,实用主义至上的时代背景中走出老子和孔子那样,在韩国的斗杀力战,招招见血的棋风环境中也走出了李昌镐,在棋盘上,李昌镐简直就是老子和孔子的合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李昌镐人称“石佛”,无胜负之心者方能称佛,李昌镐的棋就几乎看不出招招强烈胜负感的执着之心,几近道。而他的棋风朴实无华,平淡无奇,不行险,不取巧,走的是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很多中国棋手在韩国棋手“过分”的招法下落败,事后复盘可能心有不甘,但对局李昌镐后的复盘往往是无明显败招的半目输棋,李昌镐官子功力深厚或能力均衡(棋手的能力均衡也是中庸的另一面)等等都是技术性的解释,我却希望由此试窥东方文化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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