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三三.星.天元之局

    由于我处于向名人挑战的地位，因而毫无顾虑、轻装上阵。说真的，此局给我的感觉还不如参加升段大赛时紧张。因大赛的每一局都关系到升段的大事。在众人眼里，与名人对局，非同小可。而我只觉得是“升段大赛中的抽空下一盘罢了”。但是，对以秀哉名人为统帅的本因坊一门来讲，毫无疑问，此局若败，将有损于本因坊家门的权威。因此，对卫道士们来说，这是一场包袱沉重的重大对局。

    因我当时正处在用新布局下棋的颠狂时期，所以一开局，我就将1、3、5着按照三三、星、天元的顺序打了出来。看到白棋在两个角上均投子于小目，因此，作为黑淇为了使实地与外势保持平衡，故而采取了将第5手打在天元上的布局。这并非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标新立异。

    然而，此举毕竟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我这三手棋，都是与本因坊家的布局教条格格不入。尤其是三三，在本因坊门中规定为“禁手”。所以，不仅本因坊门中棋士们个个怒气冲天，就连一般的棋迷们也都大吃一惊。

    实际上，三三也好，星也好，我自己在升段大赛中曾打过多次。只是由于当时还处于《新布局法》一书出版的前夕，因而还未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亮相。即便是天元，第1手就投打的棋也不乏其例。到了第5手时才去投，这在我自己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当时，濑越先生曾十分担心：打出这样罕见的布局，恐怕不到百手就会溃不成军呀！总之，我第1手棋打在三三这个“禁手”上，这不仅引起社会上棋迷们的阵阵喝彩，同时，也是对名人、对日本人棋坛旧传统的挑战。于是，“岂有此理！”这种口气的信件刹时间雪片般地飞到新闻社。


    更有一件麻烦事：恰恰就在那时候，日本策划和挑起了“满洲事件”，日中关系越发走向险恶的道路上去了。当时各报刊均将我们二人的决斗夸大其词，大肆宣扬；随着社会上人们对此之关心越来越强烈，这盘棋终于被笼罩上一层“日中对抗”的辛辣气味。这对新闻社来讲，读者大增，自然是美事；然而对名人、对我来讲则是大伤脑筋的事情。

    对局中由于考虑名人的健康问题，决定每周只在星期一对弈一次。从昭和八年十月十六日开始，一直拖延到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九日才宣告终局。由于此局并未采用封棋制，名人可以视情况暂停，这一点对白棋绝对有利。到终局时，屈指一算，实际上对局天数只用了十四天。其中这样的情况很多：如第八天，白棋一开始就将早已预先考虑成熟了的一手打了出来：我只考虑了两分钟便应下一手。随后，名人来了个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思考，到最后也未见他落下一子，就干脆暂停收兵回营了。这样，连新闻社也因报导内容不足而十分困惑，只好以“名人身体状况不佳，一手未打”这样的消息而搪塞过去。

    此局基本上旗鼓相当，进展到中盘时，黑棋略微优势。可惜，由于后来有迫使濑越先生辞去理事长的白棋第160手的妙手出现，最后我以二目败而终局。现在我常想，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气氛中，若是我胜了这盘棋，弄不好会吃大苦头呢！那时我本人由于周围人们的特殊照顾，对社会上发生的骚乱一概不知，如今仔细一想，输了棋，处境反倒好多了。

    上面提到的那白棋160的妙手，是在第十三天的第1手棋时打出来的。没想到，一石激起了千层浪！

    战后昭和二十三年（1948），在我和岩本（熏）本因坊举行的“擂争十盘棋”的预想座谈会上，濑越先生在声明了“此话非正式，不得发表”之后，谈到“第160手的妙着，是前田陈尔四段（当时）想出来的一手。”可是，读卖新闻社觉得这是件趣事，便不顾”非正式、不得发表”的在先之言，将此话登报泄露出去了。

    后来，濑越先生否认了报上的那种说法。当时的报导如下：‘这是一件秘密事。那时，被吴清源打过一手之后，苦思冥想的的秀哉，回府后立即召集弟子们，为考虑下一手棋研究了各种打法。结果采用了还击的那一手，是前田这个弟子想出来的……” 这一报导见报后，惹得本因坊一门的棋士门怒不可遏：“捕风捉影的事，怎能在报上发表！”于是，他们对濑越先生进行了严厉的追究。濑越先生无奈，毅然承担了引起事件发生的全部责任，决定辞去日本棋院理事长之职。

    然而，即使是是辞职之后，对他的攻击还是不见收兵。就连濑越先生的家里，仍然有坊门的棋士将充满恐吓词语的书信不断投来。据说后来由间组的神部社长亲自从中劝解，并在一家饭店举行了“调停会”之后，这场攻击才终于偃旗息鼓。

    我那时生活得逍遥自在，毫无牵挂。对这件事竟然长期蒙在鼓中，直至几年前从别人那里听说后，才刚刚了解到事件的经过。160手的确是个妙着。稍微冷静地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只有像秀哉那样棋艺高深的人才能谋算出来。即使如此，继续下去，结果如何尚且难言。的确，当时我置身激烈的对局中，对这一妙手并未察觉到。

    总之，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我也闹不清楚。反正将暂停后的棋，召集起本因坊门的弟子们共同商讨和推敲，这已是古今沿用的一贯作法了。这盘棋也毫不例外，一有暂停，便将一门的棋士唤来，专问研究对策。因此我想，即便说穿了这一手棋是由前田发现、由名人打出的，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

    关于160手，还有这样一段闲话，即日本棋院大仓副总裁，事前便知道了这一妙手的存在。大仓先生对这盘棋的局势发展非常关心。当时，不知是哪阵风，就在第160手打出来的前一天，先生在家中设宴招待了我和木谷实，让我们饱餐了一顿美味的中国菜。说来有趣，尽管我有时特意去大仓先生家问候拜访，却从未沾过他家餐桌的边儿。如今先生唤我去府上赴宴，这种美事还真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我们边吃边谈，话题尽是些有关围棋界的事情，而有关和名人对局的事连半句都未提及。可是，那天格外热情的大仓先生，在为我们送行至大问的途中突然说了句：“白棋的下一手要是打在这儿怎么办？”随即将翌日打出来的第160手的地方指点出来。由于是在漫步之中被人奉告，因而大仓先生所指点的那个地方，我当时并没有马上明白。当时我只是淡淡地一想，觉得作为围棋业余爱好者的大仓先生不可能一语道破天机。于是，随便敷衍着应了两句就告辞了。总之，“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却对此毫不留意。况且，我在升段大赛和其他的新闻棋战中忙得焦头烂额，就连和名人的对局，回到家后也几乎从未复盘仔细揣摩过。

    大仓先生怎么能知道第160手呢？我想，也许他听说黑棋略占优势后，便向本因坊门下打听白棋的命运。大概那时，他被告知“有这一手杀手锏，没关系。”因而得知了第160手的秘密。

    这次对局到了最后的那天，是在数寄屋桥的旅馆对弈。那时我的败北几乎已是决定性的了。但盘面上还残留着若干复杂的官子。我拼命地收官。抽空去厕所时，无意中看见对局场的休息室里，秀哉名人的弟子黑压压地聚集了一群，他们手中拿着许多张棋谱，都是早已将收官直至终局的多种打法彻底研究透了的棋谱。见到如此异常紧张的气氛，吓得我提心吊胆，于是赶紧向濑越先生求救。濑越先生立即拜请了京都围棋界的巨头、吉田私塾的主办者——吉田操子先生来担当公证人，后来，就连担当应急公证人的吉田先生，见到那戒备森严的阵势，也大吃一惊，觉得事态非同小可。最后，白棋终胜了二目。我记得终局的时刻，名人脸上硬梆梆的肌肉顿时松弛了许多。

    局后，木谷实带我去饮食店慰劳。谈话中，木谷极力为我抱不平，说：“这盘棋完全只给白棋以有利条件，是极为不公平的对局！”

    两年之后，木谷实与秀哉名人下了“名人引退棋”。那时木谷吸取教训，极力主张对局应采用封棋制和“同息一馆、闲人免进”的形式。果然，他的主张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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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籍日本

    在我和秀哉名人又对弈之际，社会上阵阵阴风冷雨向我袭来，有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曾为我十分担心，他就是山崎有民先生。

    昭和六年，他于‘满洲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回到了日本。由于日中关系日趋险恶，他在北京美术商的买卖早已无法正常经营了。往在日本的华侨也都相继不断地返回中国。山崎先生当时对我说，若是我还想继续学棋修业的话，不取得日本国籍，终归难以长久留住日本。他劝我尽早加入日本国籍。山崎先生参加过日俄战争，曾在向二0三高地的冲锋中九死一生，成为幸存的三人之一。他常常以此为自豪。他在中国大陆有很长的生活经历，对政治亦了如指掌。

    我毕竟对政治一窍不通，便去找望月先生商量入籍日本之事。望月先生认为日本与中国是同种同文的国家，入籍也是件好事。于是劝我将名字改为吴泉。为了既不忘中国也不忘日本，吴泉字的前一字按照汉文读音，后一字采用日文训读。就这样，我高兴地顺从了这一劝导。昭和十一年四月，入籍日本的申请被批准了。我改名为吴泉。最初见报时，大家都只会用日文训读我的名字，其实吴字应是音读。由于大家很不习惯，念起来又不甚通畅，于是，昭和十五年，在镰仓我与木谷实下“十盘棋”第六局之前，又恢复了原名——吴清源。

    全家只有我一人加入日本籍，母亲和兄妹们仍然保持原有国籍。

    战后，我曾因为国籍问题而苦恼过。其实，入籍的事情我并未与濑越先生作任何商量。我想，未和他商量反有好处。因为濑越先生是个过于于认真、责任感强的人，当时若与他商量，战后他肯定会为我的国籍问题而大伤脑筋的。

    大哥吴浣从早稻田大学转到明治大学，不管在哪个大学读书，他都作为围棋部的主将而十分活跃。他曾获得大学生循环赛的优胜。后来，他毕业后，我拜托床次先生对他给以照顾，决定让他去“满洲国”任一官职。

    “满洲国”由日本一手扶持建立，日本政府曾将“满洲国”作为“理想之乡”而大肆宣扬。我由于对实情毫不了解，轻信了政府的宣传，见大哥就职之事有了眉目，以为今后会在“日满亲善”中大有作为，一时曾倍觉心情舒畅、踌躇满志。

    大哥一度就职于“满洲朝廷”的宫内省，嗣后调至于驻日本的“满洲国”大使馆，走马上任又回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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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岛、“满洲”

  昭和九年（1934年）五月，在日本棋院、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共同举办之下，以“日满华围棋亲善使节团”的名义，我们一行访问了中国各地。这次旅行预定为两个月、除了我和木谷实，还有安永一先生和田岗敬一先生同行。

  由于身着和服，行动不便，决定以西服领带的打扮前往。我和木谷实穿西服是头一遭，谁也不会系领带，只好请田岗先生帮我们一一系好。乍一穿上西装，心情就好像是当上了某会社的社员一样。木谷实过去长年和服打扮，没想到西装领带对他再合适不过了，看着他就像一流会社的要人一样气派，真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从东京去长崎的沿途，出席了各地举行的“送别棋会”，最后到达长崎，乘上了“上海丸”，一路乘风破浪驶向上海。船在浩荡的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由那时算起，抵达上海已是翌日的傍晚时刻了。

  在上海的逗留预定为两个星期，是此行访问时间最长的地方。当地的富豪张谵如先生谈情款待了我们一行。船一进港，便看到众多的欢迎人群在岸上挥手跃动。许多令人想念、倍感亲切的面孔也夹在人群之中。最最令人吃惊的，是我看见了幼年教我汉文的老师——杨先生的身影。

  在上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棋会，当年我生活在北京时与我常常竞争胜负的顾水如、刘昌华、雷博华等中国棋士们也幸会一堂。一阵寒暄之后，对局开始。由于那正是我们狂热地运用新布局奕棋的时期，因而我们投下的子都是高位。对此，中国的棋士们个个惊诧不已。

  我们还从上海去了苏州和太湖等地游玩。那天，我们乘游船随波浮荡在太湖，船上主客对弈、谈笑风生。听说大湖也有类似海盗一样的水寇，时常袭击游览船只。为了以防万一，我们的船也不敢大意地乱开。上海名菜繁多，我们此行真是口福不浅。遗憾的是我滴酒不沾，见到那“酒浸小蟹”，虽然馋涎欲滴，却只好逊谢了。记得还有一道菜是用活蹦乱跳的小虾沾着佐料汁生吞人口，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光阴似箭，我们在上海两周的逗留一晃而过。我们队张谵如先生处得到一千元的谢礼，接着向青岛继续旅行。

  到了青岛，我和木谷实二人决定去国分先生的府上打扰几日。国分先生那时正因脖子疼不能扭动，样子十分可怜。他向我们诉苦说，到处请医生来看过却总是不见好转。那时，木谷实在西园寺公毅先生去世文后，继续在他儿子西园寺公直先生那里作信徒。公直先生给别人治病时，常常将手掌按在病人的患处，白中念念有词，采用“神贴掌”的精神治疗法。我和木谷实原来也学过此法。于是，“给国分先生治一治脖子吧！”木谷实劝我用“神贴掌”治疗法。我虽然不愿轻易卖弄此法，但经不住木谷和国分二人夹攻，“那就试一下吧！”我被说服了，只得点头答应。

  “也许很不灵验，光靠这个谁也不晓得管用不管用。”我一边嘟嘟哝哝地说着，一边取出一块手帕，贴在国分的脖子上。将手贴放在手帕上的约有三分钟，就那样纹丝不动地使精神贯注一统，然后将手撤开。怎么样？只见国分的脖子顿时疼痛全消，彻底治好了。

  手到病除，国分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我们受到了格外热情的款待。其实，我的妻子在遇到孩子肚子痛的时候，将掌贴在肚子上治疗，孩子的腹痛都曾一下子就治好过。用木谷实的话来解释，贴掌时，只要是将精神贯注一统，掌内便有静电传到患处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离开青岛，我们又踏上了去“满洲”的旅途。

  在“满洲”，于“康德帝”御前，我和木谷实每日用一个小时，下了三天的棋。由于当时我是五段，木谷是六段，所以对局我为黑先。，结果，我十二目胜，“满洲皇帝”观战时，曾拿出笔记本，认真地作了纪录。

  皇帝的侍从中有位徐先生。当年我住在北京时，曾让徐先生五子奕过棋。这次御前邂逅，真是他乡遇故知。当我问徐先生，觐见皇帝时该怎样称呼为好？徐先生告我说要称呼“皇上”。和木谷实的对局结束的那天下午，在皇宫御庭内抬出了桌子，决定由我和徐先生对奕。皇上随后也步出宫闱，前来观局。看到我的对手比较弱，便开金
口道：“联想看你吃他的子，越多越好。”一闻此话，徐先生顿时紧张起来，旋即将胜负置之度外，越发紧固地防御，拼死地不让我提取。我也剑拔弩张地想吞吃对方的几团子。然而，对方根本就无取胜之意，只求能活便罢。说真的，要吃掉背水为阵、殊死求生的子确实不易。非常遗憾，最终我也未能吃掉几子。

  对局结束后，我献给皇上一本新布局的书。皇上龙颜大悦，与我亲切攀谈。由于皇上龙踞御座，我总是仰着头用北京话对他讲有关围棋和在日本的生活等事情。也许皇上平常用北京话闲聊的机会甚少，与我谈话时显得格外有兴致。

  然而，据说皇上的“帝宫”原来是日本烟草专利公司的旧址，破旧不堪。日本的外交官经常出入宫廷，皇上虽然对他们那种蛮横傲慢的态度毫不动气，耐心以礼相待，但仍然可以看得出，他过着“笼中鸟，不如意”的生活。一想起前一代清朝皇帝威扬四海的光景来，怎禁得住痛心疾首、满腹凄凉。总之，那次的中国之行，是我初次还乡，心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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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天津!”

    昭和十年，我二十一岁。

    这一年的五月，西园寺公毅先生患癌症去世。记得前一年的年末，公毅先生曾对我说过，他想让我“得道”。“得道”，是指将先生倡导的宗教之秘诀传与我。无论哪一种宗教，仅仅是信仰，就只能称称为门外汉而已。唯有积多年之修行后，才能得授于那种宗教精髓的入门键。这个入门键，即各宗教之秘密，或称为秘诀。

    公毅先生逝世后，其子公直先生继掌山门。不过他与公毅先生的修行方法大有不同。木谷实在进入公直先生的时代里仍然继续其信仰；我却于公毅先生独去仙界后即离门而别。

    回想来日之后，我始终被对局纠缠紧迫。在前一年秋季升段大赛时，我升为六段。不过，随着身入高段，对局时间亦相应延长，真是此一局未完，又一局亟待，连续奋战。对当时已筋疲力尽的我来说，能得以修心养神的地方，唯有西园寺先生的府第。可惜西园寺先生一去不复返，埋头苦战于胜负之争的我，心灵深处仿佛顿时出现了无底的空洞，在难以解救的寂寞中，度日如年。

    就在这十月一日的夜间，发生了一件事。而且恰巧是在重大的秋季升段大赛前夜。升段大赛将于翌日迫临。入夜后，我将老子的《道德经》读完，正欲上二楼去歇息，突然一阵轻微发作，顿时陷入了“神灵附体”的状态中。据“心灵学”解释，即“接灵”状态。若是“神灵附体”程度严重，便会手舞足蹈起来。嗣后我作了“玺光尊”（日本一宗教组织的头领）的信徒时，曾在金泽陪伴双叶山（日本著名相扑力士）三十五天之久。他也是灵感强烈之人，据说每当有劲敌相逢的相扑大赛的那天早晨，他都常常进入“接灵”状态之中。

    总之，我无意识地双手摩挲着自己的身体，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随后便感觉腹中一下子变得空空的了。这时，我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步履瞒珊地走进洗手间，直愣愣地坐下不动了。那时己是夜里10时左右。

    母亲早已睡下。可是，一想起我穿过寝室前的走廊去厕所多时总不见出来，“明儿还有大赛，这是怎么啦？”母亲放心不下，便到厕所来看。只见我两眼直呆呆地坐在那里。母亲大惊失色，唤起妹妹们，将我迅速搀扶到房间里躺下，赶紧通知濑越先生，并请来了医生。

    医生诊视了我的“病”状后，也只是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见我牙关紧咬，毫无表情；切脉微微，若跳若止；呼吸浅薄，并无异常。弄得医生无术可施，只得给我打了一针，说了声“请给他好好暖暖身子”，便回去了。我当时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直到被按躺下都隐隐约约地有所知觉，然而无法开口说话。又过了一小时后，于午夜12时，我终于能开口说话，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是，即使是到了次日，依然有神灵附体的感觉。那天的升段大赛只好因“病”而“不战败”。

    嗣后，我将精神贯注一统，向神祈告昨夜的事情究竟为何？于是，即刻在我心中听到了这样一个声音——“回天津！回天津！”

    记得这次发作的数日前，天津的二哥吴炎给我寄来了当地发行的报纸《庸报》。那个报社的社长是一位红zi.gif (65 字节)会的信徒，报纸每期都有他撰写的一篇有关红zi.gif (65 字节)会的专栏论述。我读了报上的论述后非常感动，对红zi.gif (65 字节)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将此事如实讲给望月先生，并递交了秋季升段大赛“休场报告”后，决定立即出发去天津。对濑越先生，我只说是回去祭扫家父之墓。不过先生觉得，在如此重要的升段大赛中途去扫墓，岂不怪哉？

    放心不下的濑越先生便去望月先生那里询问，当我出发后不久，先生也了解了真相。我递交了升段大赛“休场报告”后，只身肩着背囊，除了带上三等舱的船票钱外，轻装简从地由神户上了船。三等舱位于船底，我从那昏暗的船底逃了出来，在甲板上让海风吹拂身体，久久眺望那无边的大海。举目无亲、身无半文的我，究竟为何而去？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毫不迷惘，更不怯懦。因为有一种信念在强烈地打动着我——神在身边保佑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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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红卍会

    船到天津的塘沽港，二哥吴炎前来接我。说是母亲十分担心，早已给他去了电报。我决定先到哥哥住的南开大学宿舍打搅几天。到了宿舍，安顿下来，我便立即委托哥哥设法将《庸报》社长李先生介绍给我。当时，二哥边在大学读书，边在庸报社做零工。

    据说李社长是个虔诚的红卍信徒，一切新闻报导都放任让记者们去干，他只在自己的专栏里每天撰写有关红卍会的解说或一些活动的报导。

    我向李社长恳求尽早赐教红卍会教义，李先生愉快地答应了。从那天后，为了在李社长那里聆听教诲，我每日都去庸报社。

    可是，当时南开大学是抗日民族运动开展最热烈的地方。何况我来自敌国日本，仅此一点就会遭白眼，若不是与二哥一起形影不离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围攻与殴打。

    在这种处境下过了一周左右，我便离开大学宿舍，决定去烦扰二哥的朋友家。

    这样，我于昭和十年、二十一岁时在天津入了红卍会。并迄今始终一贯地信仰红卍会，现在，我已是日本红干会的元老会员，并得赐道名为吴碟灵。

    经常遇有各种各样的人请求我将红卍会的宗旨简单说明一下。然而，事情并非那样容易。若是勉强地作潦草解释，容易招致误解。无论怎样通俗易懂地来阐述，也要写成厚厚的一本。但我还是想斗胆一一试，将红卍会在此扼要介绍一下：

    红卍会布教之目的，在于领悟“解救他人，同时即解救自己”之真谛。大家都要互相帮助，从地球上消灭无益之争，实现世界和平，让人类得到解放。红卍会认为：综观一切宗教的本源，存在着宇宙之神——“至圣先天老祖”。那稣、释迦、穆罕默德、孔子、老子等，都是为了救济人类而受至圣先天老祖派遣的圣人。世界上的五大宗教，追根溯源，都是同根同生的，根据对世界五大宗教宗旨的研究，可以寻到那个本源，红卍会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宗教界里的所有排他性，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应该在同根同源的悟性上联合起来，从地球上消除各种无益之争，进而救济人类。正因为如此，红卍会不存在“开山教祖”，无论哪种宗教的信徒都可以信仰和加入此教。

    书归正传，那时，我每天从热情相待的二哥的朋友家出来，到庸报社就一头扎进社长室，洗耳恭听李先生的教诲。

    然后去道院，从晚十点半开始打坐。为此，我和李先生二人每日形影不离地往来于道院。盘腿打坐乃修行之一。为何要在那个时辰进行？因那正值日夜变换时刻，也正是阴阳交替的时候。所以认为此刻的修行最有效果。

    有时我于10时前到达，有机会常和道院的干部们闲谈，或听讲有关红卍会的事情。坐禅一结束，归程中再到报社歇歇脚，吃点稀饭后回家。回到二哥的朋友家时，每次都是夜里近12时左右。虽然如此晚归，但寄宿家的伯母也曾是个道教信徒，见我千里迢迢热忱求教，每次都和蔼可亲地开门迎候。

    当时的红卍会非常严格，要想成为“修方”（正式的道院信徒），条件是必须有六位干部会员的介绍，并且要有百日以上的修行，我挚意成为修方，得到了六位干部介绍，为达到百日修行，每日往来于道院。

    天津一到十一月，叶落秋深，寒气袭人，身上亟需外套一件。可是，我赤手只身离开日本，并未带外套。不过，那时天津住着一位曾是旧军阀、后又从政界引退了的人，名叫藩复，他叫人给我做了件漂亮的大衣，真是雪中送炭。

    藩复先生引退后成为道教的信徒，当时他一家三十人住在天津，共有佣人六十人伺候他们的生活。过去有钱有势的家庭，佣人必须是家族人数的两倍，此乃一般常识。

    在藩复先生家里，时常有围棋迷们云集一处开棋会。我有幸得到他的知遇，便是从应邀参加棋会开始的。总之，在天津，藩复先生作为我最善良的理解者给我以慷慨援助。

    在中国，一般军阀等政治家引退后，走向信仰之路的人很多。就在我客居天津之时，听说孙传芳这位军阀政治家引退后也信了佛教。有一次他步出寺庙时，遭到一位二十岁左右女子的枪杀。孙传芳遇刺事件，原因只是那位小姐为报杀父之仇而已。

    再说我虔诚地进入百日修行之后，约莫过了一个月左右，开始接连几次收到濑越先生发来的电报——“速归！”原来日本方面觉得我孑然一身远在千里，应该早些回返。

    由于催我回东京的电报频传，我沉不住气只好请求将修行缩短为六十天。后来，六十天修行一完我就成为修方，拜得到“北极真经”一部，嗣后于十一月中旬，乘上了回日本的船。到达日本后，我打算在回东京的途中先去位于京都绫部的大本教本部拜访一次，希望能见到出口王仁三郎先生。为此，事先曾得到大本教天津支部的干部为我写的介绍信。可是，船一到下关，便接到濑越先生发来的“速回东京”的电报。接着又有通知说，十五日将在广岛举行棋会。我盘算着，那个棋会结束后，返程时再去大本教拜访亦不为迟。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东京。

    非常遗憾，我最终也未能实现得见大本教的出口王仁三郎先生。就在那个月的十日，我回到东京后不久，大本教遭到了大搜捕。大本教的干部全部被捕人狱，大本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毫无疑问，风云突变的战争前夕，社会陷入了连宗教活动也没有自由的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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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见疗养所

　　回到日本，我再次一头扎进对局之中，每天一局接一局地应接不暇。

　　升为六段后，限用时间为十二小时的对局骤然增多，而且几乎都是两日制对局。两日制的第一天可以尽早封盘暂停，所以，第二天几乎都是昼夜拼杀。

　　木谷实最喜欢夜战，他在对局中，白天慢条斯理，一到夜间便猛地一下鼓起干劲，不战个通宵达旦决不收兵。我想，夜间也许情绪沉稳，可使注意力更加集中。怪不得后来我与他在镰仓进行“擂争十盘棋”的时候，他从白天起就要求将套窗关紧、点着电灯对局。那时，对局开始的时间早已事先走死，但午休可以自由地使用时间，和木谷实对局时，常常是第二天彻夜激战也不能终局，实际上一直是续战到第三天下午四时左右才见分晓。

　　因为我体弱无力，连续不断的日夜激战，实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可是，当时的新闻棋战大部采用的擂台赛的形式，因此，越是获胜，对局就越是增加。特别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夏天，在七、八两个月里，我不得不连续下了二日制的十七局，十七局可以说是每周平均两局。那时一局的艰辛，可以与当今两局相比。所以，局后只能休息一天，尔后又有对局恭候。这样，每周必有两天通宵达旦的搏斗。何况那时正值三伏盛夏，冷气设备还未诞生。

　　据说林海峰九段一般在比赛场合也是每下一局体重减轻三公斤，而且需要三天才能复元。因我生来就很瘦弱，一次不可能减轻三公斤的。即使是这样，一局熬下来也要掉一公斤以上的肉。但是在体重尚未恢复之际，又必须一头扎进下一局的拼杀中去，到最后，竟瘦到再无多余的肉可减的地步，顶多只有四十公斤了。

　　我在新闻四社联合举办的擂台战中，曾力拔十二将，可惜遇到第十三人前田陈尔的那一局时，连看一眼棋石都感到恶心，结果以二目之差败北。

　　到了九月，身体疲备不堪，一副病态，每天夜里发低烧。于是赶紧到神田骏河台的杏云堂医院去检查，结果才知道患了“肺浸润”。肺浸润在今天属于肺结核的一种。我小时候曾患过此病，这次是自然痊愈后的再次复发。

　　我这副病态根本无法下棋了。只得在秋季升段大赛时“休场”，于家中静养，母亲和濑越先生尤其焦虑，用不知从何处打听到的各种各样的疗法来劝我医治。

　　三个月过去后，血沉由最初的每小时二十毫米恢复到十一、二毫米，每天仍然发烧，但不很高，37．5度左右。看来似乎有好转。

　　病情虽然不再趋向恶化，却总也不见明显的好转。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到何时才能参加角逐，似乎一时难以指望。于是，当时担任日本棋院理事长的古岛一雄先生便积极劝我住院治疗。

　　古岛先生曾担任过《万朝报》的主编，是绪方竹虎先生的前辈。古岛先生在信州的富士见高原有一座别墅，他与有名的结核病疗养所---富士见疗养所的院长正木先生交谊深厚。

　　正木先生除了本职为医生外，还是个小说作家，笔名“不如丘”。丘即指孔子，不如丘即自愧弗如孔子的意思。“事到如今，还是多花些时间彻底治疗一下为好！”古岛先生这样说，劝我去富士见疗养所住院。我曾几次应邀拜访过古岛先生的那座别墅，早就看上了富士见高原的景色，于是欣然同意。古岛先生就我住院之事当即委托正木先生，正木先生也愉快地表示接受，结果，我幸运地免费住院疗养，于昭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前往富士见疗养所。

　　人人皆知，富士见高原在日本的高原中空气最清净，对结核病的疗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据正木先生说，他在全国巡查一遍之后，得出富士见高原为最佳疗养地区的结论后，才下决心在那里修建疗养所的。富士见疗养所还因为在久米正雄的小说《来自月亮的使者》中作为写作背景而十分有名。

　　住院的第一天就有人向我宣布：“安静第一”，“最初的两个月里必须进入全天卧床静养状态”，并且还被警告，“说话多了也不好！”

　　与今日相比，那时治疗结核的特效药一无所有。即使有也不过是防止食欲减退的消化剂等等。说起治疗方法，完全是依靠安静和高原的清净空气，让肺部被结核菌侵蚀为空洞的地方，由滋生出来的膜儿像一堵混凝土的围墙那样将其包裹住，从而达到慢慢愈合的目的。

　　绝对安静的状态对一般健康的人可谓寂寞难熬之事；然而对我来讲，好不容易才从残酷的胜负世界中逃脱出来，难得能如此享受清闲的宝贵时光，因此，我毫无苦感。

　　我请人帮助安装了一个撑书器，大部分的安静时间都在读书中度过。那个撑书器使用方便，只要是头扭转的范围内，无论哪个位置上都可以撑起书来，自由自在地躺着阅读。阅读的一页，可用撑书器上的金属夹子夹住，只要挪动一下夹子，就可继续翻开下一页。

　　住院时，我将幼时读过的书，从四书五经开始，到王阳明、程子、中江藤树、本居宜长等有关儒学、国家的书都细细地读了一遍：以红卍教的论述为主的书也读了许多。吕祖全书等也是那个时期读的。

　　住院前夕，久原先生送给我一本生长家出版的《生命的真相》，劝我读一读。带着此书，一进疗养所的大门就开始阅读，谁知里面尽是记载依靠信心来治病等经验之谈。有一天，正木先生来查房，见我正在读此书，“读那样的书，能治病吗？”先生一间，我无言对答，慌忙将书合上，藏起不读了。记得那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说不须请医生、光凭信心就可包治百病。

　　万万没有想到，享受了两个月的安静时光，我大有收获——彻底根治了自幼就有的老毛病——疝气。这是因为我每天躺着不动，腹内支撑小肠蠕动的腹膜完全长好，小肠下垂现象便不复存在了。这真使我喜出望外。

　　进入静养生活的两个月后，再也不发烧了，并可以洗澡淋浴及逐渐地增加日光浴的锻炼。日光浴是从晒足十五分钟开始，这样循序渐进地加强锻炼一个月后，允许每次全身晒一小时。

　　住院期间，来探视的人非常稀少，有一天，喜多文子先生光临。据先生说是拜访了富士见的老相识后顺便来看我。她还特意为我带来了仓田百三的《出家与作弟子》一书，并有数册日莲宗及一休宗等宗教方面的书。如此厚待，对除了看书别无他求的我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

　　记得当时喜多文子先生曾这样告诉我：“东京方面，由于时局异常骚乱，人人都谨慎小心，莫谈国事。就连我丈夫六平太的能乐教习也很少搞了。只有围棋，因为是无言之物，不会祸从口出。比起来，我倒是因外出教习增多而忙得不亦乐乎呢。”

　　将要入冬时，经允许我可以慢慢地散步。于是我今天串串病房，明天到附近转转，显得异常活跃。富士见高原的秋天景色非常迷人。极目远眺，一边像海一样，到处生长着芒草，金风拂荡，漫山遍野泛起阵阵白色的浪花。另一面是日本南阿尔卑斯山脉，座座峰峦头顶着初冬的白雪，默默无言地高耸入云。向北望去，八岳山挺拔险峻的山峰，像支支利剑刺破天空，干燥的空气，晴朗的蓝天，站立高处，冷飓飓的风迎面吹来，令人心旷神怡。脚个的这片沃土不禁常使人回想起养育我长大的北京风光。每当找独自出去散步，一想起能够从胜负场上那乌烟瘴气的日月里逃脱出来，不但对病身未抱任何不安，反倒暗自庆幸，我终于享受了生来未遇的安静与修闲。

　　新鲜的室外空气对我这种病是天然的最佳良药，因而疗养所规定，到了冬天也不允许将窗户关死。富士见高原一到严冬季节；夜里气温下降到零下十五、六度左右。连门的金属把手都冻得冰凉，一不小心握住了，弄不好会粘掉一层皮下去。而我却只穿一件睡衣、仅盖一条薄被便度过一冬。身体确实受到了一番严格的锻炼。

　　记得那年初冬时节，濑越先生前来看我。他一进病房，觉得太冷，十分吃惊。于是劝我说：“如果禁受不住这里的寒冷，就提出来，千万别客气！”在伊豆也有个疗养地，四季如春，他可以介绍我到那里去住院。先生来时紧裹着外套，口中不住地喊：冷！冷！而我却若无其事地身穿一件睡衣。也许身体早已逐步适应了寒冷，因而并无那么冷的感觉吧。所以我对换个地方疗养之事丝毫也不考虑，对先生的深切关怀感谢一番后，便一口谢绝了。

　　后来，经允许我可以更自由地散步。于是就常到富士见车站附近去玩。

　　那时，由于“日华事变”，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战争风云。日本各地到处都可见到为出征兵士们送别的场面。富士见车站亦不例外，每天都有一群一群的送行人拥挤在车站。那时，我一直盲目听信了“日中战争是为大东亚的和平而战”的日方宣传。然而我的心中还是不禁泛起阵阵杂乱的疑团。，每当看到送别出征的情景时，我总是久久地眺望，思绪万千。

　　就在疗养院内最大的一间病房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大陆的地图，患者们每天都将日本军进击的状况记录其上。他们在我的面前总是避而不谈，但我却清楚地知道，这间最大的病房里，除了日本军进击而别无其他话题。

　　富上见疗养所里有许多病房，其中“白桦病栋”为最上等。那里常有各界名流往院疗养。我认识的有作家崛辰雄先生，政治家永田秀次郎先生的儿子永田亮一先生，画家曾宫一念先生，还有一位稀客——萨摩治八郎先生的夫人也在此疗养过。

　　据说萨摩先生是个出身亿万富翁家庭的纨绔子弟，他一辈子吃喝嫖赌、放荡不羁，将财产挥霍殆尽。夫人出院后不久，当时耗资三万日圆，在疗养所附近建造起一座豪华的别墅，打算一住不走了。可惜如此倾国倾城的美人，独自守着一座空房。丈夫在外花天酒地，似乎把她忘了。

　　在我的身体明显恢复后的一天，我和几个人结伴访问了那座豪华的别墅，并和那绝代佳人照了纪念像，可惜那些照片在战火中全被焚为灰尽。

　　结核病的疗程很长，疗养者需要有极大的耐心。这种病一般在疗养初期退烧很快，眼见着明显地好转。可是疗养到一定时候，“自感症状”虽然大大消失，但往往再也看不到有更明显的效果。

　　遇到这种状况时，丧失耐心而未能彻底疗养至康夏的人，有的吸烟、饮酒，有的偷跑出医院，于是造成病情再度恶化的不乏其例。年纪轻轻就因旧病复发而归天之人，在我身边也历历可数。记得富士见车站前面有一家“扒金库" （注：弹子游艺厅），一到夜里，常有一些病号从医院偷跑出来，在此寻乐和消磨时光。

　　我住的病房是“富士见病栋”，这里有许多《文艺春秋》社的社员和他们的关系户来往院。菊池宽先生的情妇也在此疗养过。

　　我隔壁的病房有一个比我晚一个月入院的人，名叫千叶。他也是《文艺春秋》社的社员。千叶住院期间最爱玩克郎球，邻近的克郎党徒们每天聚会，架起克郎球盘大订一场。我也被卷了进去，而且越打越精湛，这个游戏后来逐渐在全疗养所风靡一时，由于大家越打越上瘾，惹得医生们不得不采取将克郎球盘没收入库的高压政策。

　　千叶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住院期间和我交情最深。或许他过于年轻气盛，见自己的病情恢复缓慢，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后来又患了失眠症，异常苦恼。我见他时常背地里吸烟，还偷偷地往眼药瓶里灌注威士忌，于无人处悄悄地一饮而尽。我出院后，他的病情仍无明显好转，终于成了不归之人。

　　昭和十三年六月，当我的病情有显著康复的结论后，接受了本因坊秀哉名人与木谷实七段的“名人引退棋”的解说之任。

　　这个“秀哉名人引退棋”，名副其实地成为秀哉名人最后的一盘棋。从六月二十六日于箱根开局，中途由于名人病情恶化，八月十四日弈至百手时便中断。然后过了三个月，于十一月十八日于伊东再次交战，到了十二月四日才终于有了结果。实际上对局的天数共十五天，限用时间各为四十小时，成为载入棋史的一场重大对局，同时，这也是“世袭名人制”时代名人最后的一局。木谷为了此局，决定当年秋季升段大赛时“休场”，对其他的棋战一律挂起免战牌，在半年之间全力以赴地迎战秀哉的“引退棋”。

　　这盘棋结果是木谷实黑先五目胜。此局乍看朴实无华，但却十分复杂。由于名人抱病对局，下完这盘棋后，大约过了一年，于昭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不幸告别了他那叱咤风云的棋士生涯。

　　这盘引退棋的观战记者由川端康成担当。数年后，他将观战记汇写成一部小说《名人》。在川端先生的作品中被称为名作的《名人》，令人百读不厌，千古流芳。

　　对我来说，于病中担任如此重大对局的解说，无疑是副重担。虽然疗养所的医生嘱咐过，不许我过于勉强地工作，但一想到重大对局之中怎能允许有错误的解说，于是，我便叫人将研究用的袖珍型棋盘与棋石送到病房里。需要研究的棋谱每周由每日新闻社的责任记者鸿原先生亲自带来，由我看过之后加以解说。可是，到了中盘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冷不防地让我看谱，要作出漂亮的解说实在是有些强求。不过，话虽如此，我还是不能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左思右想，不得不在夜深入静之时，偷偷地展开棋谱，反复揣摩名人秀哉和木谷实的真意所在。

　　川端先生作为观战记的执笔人，真是费尽了心血。有一次，他说：“我想看看吴六段是怎样作解说的。”于是，特意和鸿原先生一起到疗养所来看我。

　　自我住院以来，已有一年零三个月的光景，昭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出了院。那正是因名人住院治疗、名人的引退对局不得不中断的时候。

　　在我往院期间，除了名人引退棋以外，我还接受了朝日新闻刊登升段大赛实战谱的解说之任。这件差使，也许是懒越先生见我病情好转、怕我收入减少而特殊关照给我的。为此，朝日新闻的责任记者胡桃先生每周都到疗养所来取我写的解说稿。

　　即将顺利地出院之时，按照朝日新闻社的计划，为了观察一下我身体恢复的情况，决定让我与藤泽库之助四段下一盘“试验对局”。限用时间各为四小时，结束后，再用调光给我作一下透视检查。对局后检查的结果是：不可勉强，必须让身体一点儿一点儿地逐渐适应对局。

　　出院后，我立即出场于当年的秋季升段大赛，然而由于身体尚未彻底恢复，结果成绩为：三胜三败一平。

天马行空

忆川端康成先生

    出院后，从翌年的二月到三月之间，我与木谷实进行了三番棋的对局。这次对局是东京日日新闻的计划之一，观战记者仍然是川端康成。

    由于我出院不久，竞技状况不十分良好，因而吃了个二连败，退下阵来。然而在第一局和第二局的中间休息时，和川端夫妇同去伊豆旅行，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回忆。在富士见住院疗养时，我和同病房的安田善一先生结为知交，那次旅行是应他的邀请而去。那时我了解到，安田先生就是位于伊豆下贺茂的旅馆——伊古奈饭店总经理的儿子，当时伊古奈饭店经过重修，改造成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大饭店，十分有名。

    安田的父亲——安田总经理也是川端康成的小说迷。趁着饭店重修落成的大庆之机，开口说一定要请川端康成来往几天。这样，川端夫妇和我加上安田共四人，兴致勃勃地谈好去下贺茂旅行。动身时，已是大地回暖、河水湍流，春天的气息开始飘荡在原野上。早春二月末，眼前一派鸟语花香的迷人景象。

    我们一行先在修善寺投宿了一夜后，被汽车在下田街宿卜颤簸了一程，然后从下田乘出租车抵达下贺茂。著名的伊古奈饭店是茶室式的建筑，景色幽雅。尤其是周围的树木嫩芽初萌，一片新绿，十分耀眼。翌日，带上饭盒，川端夫妇与安田及我四人同去妻良。子浦等地徒步旅行，我们沐浴在早春明媚的阳光里，信步在海边小路或芒草原野上，无忧无虑地尽情欣赏着和平宁静的景色。

    到了夜里，温泉戏水之后，常去川端的房间里畅谈到深夜。我们的话题从宗教到围棋，海阔天空。还记得，当时仿佛尽是我一个人口若悬河地高谈阔论。回顾我为四段、在国民新闻主办的与秀哉名人下让二子局之时，川端康成就曾担当过观战记者。我们的交情从那时开始，真是缘分非浅。

    川端康成对“美”有根深的研究，是位有细致观察力的天才作家，因他作文章反复推敲、追求尽善尽美，，如同制作艺术品一样，所以经常延误交稿期。战后，为了写《吴清源棋谈》，他投宿于箱根仙石原的表石阁，用了三天的时间到我那里采访。记得，出版社的编辑因与川端的约稿到期，为了使延误的稿子尽快到手，不得不派人一直尾随于他的身后。

    读卖新闻社主办的棋战常常在“福田家旅馆”进行，川端康成作为观战记者也常常在福田家眠宿和写稿，那里有个侍女经常侍侯他，名叫“雪姑娘”，川端十分喜欢，后来，川端一到，雪姑娘就成了他的“专属侍者”了，据雪姑娘说，“川端先生非常喜爱收集艺术品，一有闲暇便去逛古玩店。

    川端康成和我都很瘦，我对此并无所谓，可是川端似乎十分介意。他好像十分羡慕丰满型的人，特别喜欢丰满的女性，难怪他选择的妻子就是一个胖乎乎的美人。在伊古奈饭店时，我们一同洗温泉，几乎互相估摸了对方的体重，不过谁也没有说准，我俩都不足四十五公斤。因此，，川端康成笑嘻嘻他说：“不管谁先达到了四十五公斤，都必须请客庆祝一番！”

    战后，此事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没想到川端康成却牢牢记着。一打听到我的体重已经超过了四十五公斤，“喂！你不请我客可不行啊！”川端冷不防地摆出了一副认真的面孔咄咄逼人地向我“讨债”，当时还真吓了我一跳。

天马行空

白刃格斗——擂争十盘棋

    世人皆知，“擂争十盘棋”如同武士真刀实剑的战斗一样，两雄争霸，必有一伤，实在是一种极端残酷的对局。若有一方被击败，本应为平等待遇的胜者一方，便会截然分明地比对方在棋力上拉开高出一段左右的等级差。嗣后，败者是再也不能与胜者平摆地对局了。（擂争十盘棋过去称为争棋，有十盘，也有二十盘，甚至更多盘。一般在净胜局上每领先四局者，称为多胜一筹，交手棋份立即提高一格——译注）一旦被人降服，就会身败名裂，如果不能东山再起、重霸擂台，其结局只能是从棋界的第一把交椅上跌落下来，永远被人们遗忘和抛弃。实际上，重整旗鼓、再次争霸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擂争十盘棋”可说是一场悬崖上的决斗。特别是在争夺棋界第一把交椅的擂争胜负中，一方面，胜者名扬四海、誉满天下；另一方面，败者一蹶不振、棋士生命就此断送。这也是“十盘棋”给职业棋手带来的无情命运。

    自古以来，为了决定棋界“第一人者”的地位——名人棋所，大都是只凭一次擂争十盘棋或二十盘棋的对局便评功定爵。因此，任何对局者都会强烈感到：成败在此一举！不得不舍生忘死地在棋盘上展开决斗。这绝非危言耸听之谈。人人皆知，在江户时代的本因坊、安井、并上、林这四大棋家之间，为了争夺“名人棋所”的宝座而进行的擂争胜负，从来都充满着残酷的血腥味道。

    正保年间，第二世本因坊算悦与安井算知为争夺名人棋所的宝座而进行的擂争胜负，双方都舍出性命来作赌注，费时九年的期间里却只下了六盘棋，而且最后不分高低，毫无结果。到了宽文年问，第三世本因坊道悦为报师仇，向当时已当上名人棋所的安井算知挑战，发誓与他擂争六十番胜负。“倘若败下，将受到流放远岛的刑罚”——道悦就是在幕府这样的威胁之下冒死格斗了十二盘，终于遥遥领先、占据了上风。更有悲壮之例：元文年间，第七世本因坊秀伯与井上因硕的“争棋”中，弈至第八局结束时，秀伯口吐鲜血，英勇地倒下。争棋只得中止。另外，天保年间，向第二世本因坊丈和名人挑战的井上家的赤星因彻，败局之后也吐血不止而倒下。可惜一代超逸之才死不瞑目，生命的火花刚刚闪烁了二十六个春秋就磕然熄灭了。再有，第十四世本因坊秀和与幻庵因硕的二十番棋，第一局就费时九天，这期间因硕曾经两度吐血，冒死搏杀。如此壮烈绝顶的擂争对局，其例真是不胜枚举。

    举近代之例：明治时期有个水谷缝次，在与高桥忤三郎进行擂争胜负之后，可怜一命呜呼，气断身亡，昭和初期，日本棋院的铃木为次郎先生与棋正社的野泽竹朝七段，人称“宿命的敌手”。他们的擂争十盘棋的激烈场面，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根据弈棋者双方的段位差而决定不同的“交手棋份”（如互先、先互先、定先、让子等——译者），以及一直沿用擂争胜负的对局形式，这些惯例在棋界早已自行消亡了。其消亡开始于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引退、世袭名人制度被废止的时期。从此，一切棋战的称号都根据“名衔制”而定。可以说，这种巨大的变迁，若是从四百多年的日本围棋史的长河来看，不过是沧海一粟，一朝一夕的变化而已。

    对我来讲，所经历过的“擂争十盘棋”本质上与昔日的擂争胜负毫无区别，同样是以棋士生命来孤注一掷、冒身败名裂之危险的“争棋”。尤其是战后，我作为读卖新闻社的一张王牌，独霸擂台，打了十多年的“十盘棋”。我的处境若称为悬崖上的决斗可谓名副其实。这并非有任何言过之处，因为那时我早已失去了日本棋院的支持，只得独闯天下，因此，一旦被别人击败，吴清源的身价将一落千丈，他的棋迷们也会大夫所望。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我的棋士生命将就此结束。

    特别应当说明，擂争十盘棋这种白刃格斗决胜负的形式，若不是身临其境地去尝试着下一下，断然体会不出那种恐怖的滋味。看起来，因那种血刃决斗式的对局已然灭绝而值得当今的棋士们庆幸。现在的各种名衔战，即使是败北一两次也无妨，既无损于名誉，又不会引起交手棋份的改变，而且还存在许多次挑战的机会。另外，名衔非常之多，对谁是第一强，无人公正地来“排座次”。对于棋士来讲，当今的棋战是只加不减、只升不降的各种头衔制的比赛而已。

    我绝非嗜好此道才去下擂争十盘棋的。从昭和十四年（1939）的“镰仓十盘棋”开始，到昭和三十年（1955）与高川本因坊大战为止，我面对当代所有的最强者，实际上与这些对手轮番决斗了十回，下了近百局的“十盘棋”。因此，难怪人们在我的名字上又贴了个标签，送我个绰号为“十盘棋的吴清源”。

    十分幸运的是：在所有的擂争十盘棋中，除了与藤泽库之助六段（注：当时吴为八段）“定先”（注：藤泽始终执黑）的十盘棋之外，在所有“分先”的十盘棋中，我将所有对手全部降服于脚下。总之，能将与我旗鼓相当的强敌轮番击败，我想只能解释为福星高照。或者可以这样说：我常常受到司掌胜负之神的青睐。

    长时期作为观战记者、经常在十盘棋对局场采访的读卖新闻社的山田虎吉先生，在他的《吴清源擂争十盘棋全集》第一卷中这样写道：

    “事实证明，当时再也没有像这种擂争十盘棋那样令人恐怖的了。因为无论如何，盼望已久的‘谁是日本第一强’即将揭晓，天下亿万人的眼光当然全都集中到这两个最高擂台上的人身上。这两人无疑都将名誉地位、身家性命全部孤注一掷地押在擂争之中，谁都必须殊死地决斗到底。就连观众也会替他们捏出一把汗，心情也会随着那棋石的落盘声而激动万分、惊叹不止。若将现在定型了的对局形式——各种名衔战的‘七盘胜负’来举例，在使观众时而振奋、时而惊叹这一点上，可以说与‘十盘棋’相比简直是望尘莫及。这样说，其恐怖意味完全可以使读者理解了吧！”

    “然而，万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们常常在饭后茶余闲谈的‘十盘棋’，要想取胜是何等地艰难。更何况在历经多年、参加多次擂争十盘棋的棋士中，唯有一人连胜不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吴清源！真可谓百战沙场，九死一生，非同凡响。在这个十盘棋的最高擂台上，代表当代之精华的人物——木谷实、藤泽库之助（朋斋）、岩本熏、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高川格等，他们轮番抖擞精神，个个施展绝技，大显不凡身手。然而，吴清源面对这些虎狼之将，高屋建瓴，百战不殆。他不仅全都战胜对方一筹，而且有时打得对方的交手棋份不只出现一段之差，还出现过二段之差。这怎能不令人拍案称绝！此乃日本围棋史无前例的壮举。并且，由于十盘棋的决斗名副其实地酿成‘争霸日本第一’的一场大战，所以它显示出无比残酷和惊险的特点。在这一系列生死攸关的连续较量中，吴清源竟然不遗一尘、无咎无愧地参天而立，真是应当重彩浓墨地大书特书一番！”

    山田虎吉先生如此不惜溢美之词，敝人实在难当。但今日回想起来，擂争十盘胜负这种残酷的对局，毕竟在长达十五年以上的艰苦岁月中反复不断地进行，况且唯一连胜到底的幸存者，万万没想到竟然是我！这怎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啊！

天马行空

镰仓十盘棋

  昭和十四年（1939）九月，我最初经历的擂争十盘棋拉开了战幕——与木谷实七段进行擂争十盘棋的第一局。由于这次十盘棋的对局场选在镰仓的寺院，因此，便被称作为“镰仓十盘棋”。

  其实，认真说起来，在镰仓十盘棋之前我和木谷实已经下过一次十盘棋了。那是我还未满二十岁、木谷实也刚刚三十出头弈欲颠狂的时期。当时我们联手成为棋坛新锐，被人同称为“花形棋士”，十分活跃。不过那一次的十盘棋因木谷实中途晋升为六段，交手棋份突然改变，不得不在三胜三败时中止。但对我来讲好像昨日的事一样。特别是在建长寺下的第一局，我俩当时倡导的新布局崭露头角，使天下棋迷耳目一新，成为举世瞩目的一局。另外，昭和八年我对本因坊秀哉名人运用新布局抗争的一局（三三、星、天元之局——译者），同样是誉满天下、令人难忘的。

  首先叙述一下镰仓十盘棋决定的经过。

  昭和十四年，日本棋界的棋士升段大赛制度经历了重大改革。由于那时的升段规定过于苛刻，若成绩一般，即使是苦战十年也难得晋升一段，因而造成棋士间焦躁和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对此，日本棋界不得不对升段规定作适当放宽的改革。那时棋坛状况是这样：在秀哉名人引退之后，八段位上空无一人，七段成为最高段。除了铃木、濑越、加藤三长老以外，比较年轻的棋士只剩下木谷实一人了。

  段位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在同段位中分甲组、乙组以及因此产生的级差。另外，采用了“权宜升段规定”。这个规定将过去的“升段大赛成绩未达到平均分数为七十分以上者不准升段”改为“在昭和十四年与十五年里，平均分数达到六十五分以上者即可升段”。

  这一年春天的升段大赛一结束，我便作为享受权宜升段规定恩惠的第一号而晋升为七段，再次与木谷实段位平等、并肩起坐了。

  我与木谷实的多次对局，早在数年前就作为“明星节目”被搬上舞台。为此，各大新闻社都争先恐后地相继将我们的对局纳入计划。例如：时事新报社主办的仅打到第六局便中止了的十盘棋；读卖新闻社主办的七盘棋；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三盘棋等等。总的来看，以上的对局双方胜败是平分秋色。如此景况之中，我俩作为当时的最高段——七段而并驾齐驱、难分轩轾，这样一来，秀哉名人引退后的日本棋界最强者是谁？无形中，木谷实与我的对局作为决定最强者之战更加名副其实地成为“最佳节目”。

  谁来主办这个最受欢迎的节目——木谷、吴的决斗？这无论对哪一家新闻社来讲都事关重大。那时，读卖新闻社慧眼识到擂争制对局的严酷性，于是与日本棋院缔结了一项契约，将所有的擂争制对局由该社一手垄断起来，木谷实获悉此事后，有一次与读卖新闻社的围棋责任记者饮茶闲谈中，曾表示“愿与吴清源一争胜负，打它几十盘也行！”

  读卖新闻社喜出望外，趁木谷实话音未绝便急速地作出木谷与我擂争十盘棋的计划。当时的对局费也是每局每人高达七百日元。那时节普通的对局费按行情是每局两人共三百日元左右，我们的对局费可真是慷慨破格。其实我对金钱之事从来都算不清账，对自己的钱囊到底有多重也从未掂量过。毫无例外，那时的一切都托付日本棋院的八幡干事与木谷实去商定，据木谷实讲，对局费中有四成被日本棋院预先克扣了。
此次十盘棋对局的条件还有：决定以擂争胜负的方式。有一方净胜局上领先四局即改变一次交手棋份；限用时间各为十三小时 ，三日终局制；对局期间采用“同馆食宿、闭门封棋”的方式进行。

  在对局场的选择上，鉴于必须是与擂争十盘棋这种白刃格斗色彩相符的擂台，为了始终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决走主要选用坐落在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鹤冈八幡宫。第一局于九月二十八日起费时三天在建长寺的禅房里对局。当时的住宿地点是靠近由比滨的镰仓海滨饭店。

  猜棋结果是木谷实执黑。木谷实从他与本因坊秀哉名人下引退棋时开始，形成了“以新布局为主、重视取势、投石高位”的棋风。不料此局木谷实突然棋风一转，改为“投石低位、坚实占地”的策略。当牢固地占地之后，奔至中盘便猛然打入对方的阵势中去。因此，在我与木谷实的对局中，围绕打入的子而展开绞杀的场面屡见不鲜。此局也同样，黑棋首先抵投取地，然后近中盘时在白模样中打入，不过在黑棋牢固占地的功夫，白棋早已捷足先登地伸张开模样的大网。结果，第一天给人的印象是黑棋稍稍落后。

  第二天，黑棋果然打入白模样中，双方短兵相接。然而打入虽然可望得手，但整个盘面对黑棋来讲仍无根本好转，黑棋陷入苦战的印象难以消除。从黑棋第77手开始进入对局的第三天，绞杀的态势更加扩大，双方都相继遇到了局部战术的关键地方。只见木谷实一手又一手地冥思苦恩，一阵又一阵地反复推敲。局后一查记录，黑棋的思考时间：第95手用了52分钟，第97手用了65分钟，第101手用了55、分钟。可见木谷实长考留下的脚印真是既深且长。

  我的第120手，本来是想赚取小小的两目而伸腿，谁知竟是个失着。后来落了个被黑棋猛烈反击的苦果，造成一个大劫，把我逼上梁山。此时，木谷实也好我也好，全部舍生忘死地拼了。后来第157手时，没想到木谷实在左上角打了”一手劫棋后，突然在盘侧倒下。当时的观战记者三崛将先生描写了这个场面。文章略长，恕我全文引用：

  此次对局纯属真刀实剑的血战，，棋手双方无时不在殊死拼杀。这种赌命于擂台的决斗，即刻成为铭记昭和棋史的一场大战。激战到了最后一天的深夜，对局场上展现出一一片阴气袭人、满地月色凄凉的景象。

  只见木谷六段的黑棋打下第157手后，顿时鲜血从鼻孔中流出。敝人当然不解，盘前竟如此令人呕心沥血！于是，房内纸隔扇和玻璃门急忙被打开。建长寺对面的山上
吹来一股股寒冷的夜风，在寺院中的禅房四角飕飕地回荡，仿佛要将这里的一切都冻结凝固似的。

  走廊里，限用时间已所剩无几的木谷七段，闷闷不乐地躺倒着，头上不停地用毛巾冷敷，并不时地叫喊：“对方考虑的时候，我也想去看看！”于是，一时拦挡不住，他便强打硬撑地坐到棋盘前，不过只听他说了句“不行！”，便又踉踉跄跄地回到走廊躺下。当时，对局场上人们四处乱窜，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然而抬头望去，昏暗的走廊对面的山上，早已是风平月明，株株苍杉在漆黑的夜色中已然纹丝不动地静下来了。

  禅房里，明亮的灯光下，表情严厉的吴七段正在长考，仿佛刚才的骚乱他全都置若罔闻。不！也许噪音根本就未曾入耳。在30分钟之内，他正襟危坐，纹丝不动。突然，他抬起头面向天井，双目向极高处眺望，但心神却仍然贯注于盘面。刚才的骚乱发生以来，吴氏始终一言不发。自黑棋第157手打下后，惊慌失措的人们，水呀、药呀的喊个不停。然而噪音对他毫无干扰，吴氏就这样默默思考着度过了30分钟。真是寸心不乱！

  “吴先生，怎么样，休息一会儿好吗？”日本棋院的八幡干事伺机搭话问道。当然，八幡先生的用意很明显，若是吴氏此时将下一手打下，那么限用时间仅剩9分钟的木谷氏将陷入苦境，可以这样说，若是吴氏一石落下，然后再用30分钟、或1个小时来休息的话，就等于赐给时间窘迫的木谷氏以额外的缓兵之暇，此事便显得不公平了。正因为如此，八幡先生才考虑趁现在吴氏未投之际先休息一下。

  吴氏慢吞吞地看了看左腕上的表，答道：“快点儿下吧，可以早些结束。”说完，吴七段终于决然脱离思索，扬起脸向走廊那边问道：“木谷先生，怎么样？休息一下好吗？我这一手马上就要下啦。”

  话音落下后，禅房内鸦雀无声，沉默中又过了几分钟。后来，脸色不佳的木谷七段，用湿手巾将头缠住，步履蹒跚地从走廊处走出来。于此同时，吴七段第158手打下，将这个大劫彻底地收拾了。

  “休息吗？”木谷七段问。

  “休息吧。”吴七段额首应道。

  于是，休战20分钟。

  吴七段在侧室里继续饮茶休息。木谷七段仍要冷敷头部，便低着脑袋，摇晃着走向大彻堂，在黑暗中消失。随后，高桥四段悄悄地给我看了四个字：“胜负不明……”
（引自《吴清源擂争十盘棋全集）第一卷）

  嗣后，这篇观战记事害得我大难临头，有苦难言。其实，木谷实倒下之时我根本就没有察觉是因为出鼻血。我觉得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棋势非常微细，而且黑棋始终陷于苦战之中，后来因我出现失着而局面骤然间好转，于是他大大松了口气，紧接着便引起了贫血而倒下。我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木谷实在对局时，只要是疲劳过度，就常常引起贫血。以前他在和桥本的对局中，木谷实就曾因贫血倒下，因而不得不休息30分钟。据桥本说，当时那盘棋已进入收官阶段，木谷实就是利用了那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边躺着一边在头脑中的棋盘上计算如何收官，而且他自称：充分计算的结果是自己一目胜。

  分析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应该说我这里不但没有余暇去分心照应木谷实，实在是早已自顾不暇了。由于我的失着，本来自信为优势的局面，顷刻之间转变为胜负不明。我自身血压剧升，鲜血几乎快从天灵盖上喷出了。由于我只顾绞尽脑汁地思考，所以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与其说是没有印象，其实根本未映入眼帘。可以说，在这么重大的对局中，遇到黑白棋石拥挤成一团、临近终盘尚且优劣不明的局面时，作为棋士，谁都会冒粉身碎骨之险，毫不弛心旁骛地投入战斗。因此，此时此刻岂能一心二用，焉有替对方的竞技状态而担扰的余暇。总之，血战的双方从始至终在盘上将自己的棋石与对方的棋石紧紧咬住，只要盘面上这种僵持的棋石不消失，恐怕谁也不会去介意对局者处于何等状态。再者，观战记者中“木谷七段闷闷不乐地躺倒着”一句，委实是大肆夸张的描写。实际上应说明木谷实是躺在长椅子上的。而这篇报导无疑给广大读者造成了“木谷实痛苦难堪”的不良印象。

  休息后再战，进入收大官子，在第184手我再次出现失着。黑棋终于转为优势，如此打下去的话，局势发展将是黑棋多二、三目。可惜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第193手木谷实也出现了失着，我再次抓住胜机，挑起劫争，终于实现了逆转，白棋获二目胜。这就是我近百局的擂争十盘棋中的第一局，是一场从始至终苦战不休的胜负大较量。

  昭和十四年，正是“满洲事件”后，不宣而战的日中战争早已陷入了更加扩大的深渊，日本国内也处于“国粹思想”笼罩全社会的时期。宣传机构都大肆宣扬日本民族在亚洲的“优越性”。于此相反，他们将中国人蔑称为“支那人”甚至辱骂为“狗窟子”。霎时间“支那人愚蠢”等恶语中伤如阴云弥漫，嘲笑中国人的报导、文章等，不但是报纸，就连少年杂志也连篇累赎。

  在如此蔑视中国人的风浪中，如前所述的观战记事登载见报，顿时引起了读者巨大的反响。“当木谷七段鼻血流出、异常痛苦之时，你却佯作不知，只顾继续下棋，这简直太残忍了。你为什么不马上休息一下？你为什么不能说几句照顾的话？你简直是个不懂‘武士侠义’、惨无人道的赌棍！”顿时，新闻社那里对我如此非难的阵阵咒骂犹如一群黄蜂纷飞沓至。

  若允许我说两句的话，我认为那些对我非难的人只能说是对围棋的“白刃格斗”一窍不通。我与木谷在棋盘上演出的是一幕决斗悲剧，木谷实要决一死战，我也只得冒死相拼，而且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是否休息，只能由公证人八幡干事来决定，我毫无权力。职业棋士们到底与众不同，不但棋士中间无一人说我残忍，木谷实本人也因读者那般骚动而感到十分为难。

  但事件还是越发严重，竟然发展到连恐吓信都投进家中。我将那些恐吓信拿到濑越先生那里，本来就事事爱操心的先生看到后，更加为我担扰。后来，先生立即去找安永先生商量，安永先生答道：“吴先生若是胜了这十盘棋，恐怕有丧命的危险。”于是对这个十盘棋是否应该中止，濑越先生一时进退维谷，大伤脑筋。最后，先生毅然决定对局继续进行，并热情激励我说：“即使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身为棋手，死于盘上，也应心甘情愿、在所不辞。振作起来继续打下去吧！”

  这次事件中，还发生过有人向我家扔石头的不愉快事情。由于濑越先生既是招我来日本的，又是劝我继续对局的人，他既负有保护我的安全之使命，还必须承担让我冒险之责任。无疑，那阵子先生左右为难，朝夕喊苦。

  不过，可能由于我生来就遇事满不在乎，对此事件并非那样耿耿于怀，我若因此而过多伤感，在那么艰苦的对局中就绝不会取胜。我认为：我能超脱民族与国境的界限，能保持镇静、临危不乱地奋战到底，这全都归结于我的信仰。

  战后听说大宅壮一氏曾以这次对局为例，写了一篇以“中国人是残酷的民族”为主旨的文章载于杂志。看过那篇论文的华侨同胞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指责在大陆上到处烧杀掠夺的日本军，他们才应该称为惨无人道！对我来讲，我不但无法承认自己狠毒不仁，而且更不能容忍任何人随便指责全体中国人。这只能给我留下非常不愉快的回忆。

  镰仓七盘棋期间，除了第一局以外，还有许多值得回顾的往事。昭和十五年（1940）六月，在圆觉寺下的第四局，是继我二胜一败之后，可以左右这次十盘棋结果的重大对局。那一局我执黑棋，因走棋过分而作茧自缚，陷入苦战。收大官子时，我在必争点上打出了一手逆收官棋，苦站到底终于多了一目。因此，我三胜一败，终于拿下了这确保我有利的重要的一局。

  舍命争夺的第六局，于昭和十五年十月再次在圆觉寺举行。对局场选在寺内归源院中茶室式的小书院，那里四周翠绿如屏，景致十分雅静。

  第六局之前，我顺从广大棋迷的要求，将“吴泉”这个名字再次恢复为“吴清源”。户籍上我依旧称吴泉，吴清源如同笔名一样。木谷实失落了第五局之后，将爱惜多年的长发一剪子断去，变成和尚头。在仅剩一城（再输掉一局就要被迫降低一格即改变交手棋份——译者）之际，以表示他将重整旗鼓、破釜沉舟之决心。我从来都是光头，我俩在禅房对局时，简直如同两个禅僧一样，双双不禁掩口而笑。总之，第六局我也幸运地获胜，五胜一败，终于将木谷实击退到“改交手棋份为先相先”的位置上去了。

  第七局，于昭和十五年末开始到昭和十六年的正月初为止，在鹤冈八幡宫对局。当时，针对我向上连扳两手，木谷实来了个向上连扳三手的应着。记录员见此大惊，不小心将桌上的红墨水瓶弄翻，溅洒到塌榻米上，霎时间绽开了朵朵红花。记录员荻原佐知子初段本是喜多文子先生的家传弟子，作为“名记录员”向来评价很高。可惜，昭和二十年三月在东京下叮遇到大空袭时丧失了年轻的性命。

  这一局，进入收大官子时仍然短兵相接，胜负不明。由于我在第六局已将木谷实击退了一步，心情多少松弛了一些。加上此局第三天晚餐时，饭香菜美，胃口大开，忘却了对局时应节食之事，结果像平素一样大吃大嚼了一顿。再次开局后，满腹发胀，招来作祟之祸，不久便在第170手打了个失着，一团大棋被吃掉，好端端的棋让我失落了。

  到镰仓十盘棋的第六局，我以五胜一负多胜一筹；第七局之后的战绩为一胜三败，败多胜少暂且落后。回想与其他人的十盘棋，我也常常是多胜一筹后，大意失荆州，优势之棋多被失落。我亦觉得，只要是第一局，我从来都发誓死斗。这说明我对胜负的执著之心向来是虎头蛇尾、日趋淡薄的。不容置疑，要想在胜负之争中连胜不败、独霸擂台，就需要对取胜抱有一种强烈的倔强心。而我，一旦对取胜变得清心寡味，那么对局时不知为何对手也变得不露破绽；相反，若对胜负之争充满信心，那么顿时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将对手迷惑以致诱其误出失着。

  总之，围棋是两人共同创造的一种艺术。同时应当毫不含糊地指出，围棋完全是为了取胜才引起相互残杀。围棋是不折不扣的胜负世界，除了要求常胜不败之外别无他求。说到底，不获胜就无人承认它的巨大价值。

天马行空

本因坊战

    如前所述，昭和十三年，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引退棋决定与木谷实相争。在秀哉名人即将引退之际，他曾提出将“本因坊”这一“家传名位”传让给日本棋院。棋院当然求之不得地接受了这一名位的传让，重新举办了全日本选手权战，决定优胜者可以获“本因坊”这一名衔。这就是本因坊战的由来。

    本因坊战现在由每日新闻社（过去的东京每日新闻与大阪每日新闻）投入巨金并与日本棋院缔结契约而举行，规定每期本因坊在位期限为两年，每隔两年在本因坊和挑战者之间举行新的本因坊决战。现在，名目繁多的桂冠名衔设立，为争夺那些称号的棋战已达到鼎盛时期。然而回顾一下漫长的围棋史，那时期设立的本因坊战则是各名衔战的先驱者。

    本因坊战从提案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曾一度在棋士中间引起巨大的分歧。无论怎样说，当时正处于根据段位而制定交手棋份的严格时代。若和比自己段位低的人以分先来对局，对当时的棋士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之事。另外，认为贴目是与真正的围棋精神相悸、绝不能得到承认的意见，也以“长老棋士”为中心，人多势众。后来的一段时间内，认为如此争执不如干脆不设本因坊战为好的意见又占了上风。

    从昭和十二年元旦开始酝酿的本因坊战，曾经几度险些破产。然而，由于有关者的热心敦促，难产的本因坊战终于在众人努力下而实现了。昭和十四年，第一期本因坊战拉开了序幕。

    第一期本因坊战预选赛经过了两年时间，刚好在我和木谷实的镰仓十盘棋的同时举行。现将当年的本因坊战从预选赛开始到最后决赛为止的复杂程序说明一下：第一阶段，从四段阵营中的低段者开始展开预选赛，然后出线者与高段者，包括七段的全体参加，从中选出八名挑战者候补。第二阶段，在这八名候补挑战战者中反复进行四次淘汰赛，每次淘汰赛的优胜者积五分，以下人的积分依次递减；根据四次淘汰赛总积分的高低按顺序排出成绩表。最后阶段，”在总分第一位与第二位之间进行六盘胜负的决战，从而决出第一期本因坊。

    我在四次淘汰赛中的成绩是：一回优胜，一回为二等，还有两回是初战即溃。其实八人之中我的胜率本来较高，可惜由于积分的关系只好退居第三位，因此不能在挑战者决战中出场。第一位是关山利一六段，第二位是加藤信七段，在这二者之间进行了“本因坊决定六局胜负”。但由于决战结果是三胜三败，打了个平手，因而第一期本因坊便由预选赛中总积分为第一位的关山六段获得。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 九月，关山六段晋升七段，同时改称号为“本因坊关山利仙”。

    第二期本因坊战的预选赛，在第一期本因坊决出的昭和十六年便已拉开了战幕。可惜由于十盘棋、结婚、宗教上的问题等事情堆积如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而战绩不佳。结果是桥本宇太郎获优胜。他和关山本因坊的挑战局于昭和十六年五月开始。第一局桥本胜；七月打了第二局，然而因中途六十六手时关山本因坊昏倒在地，旧病复发，其后的对局无法继续下去。因此，本因坊决定在卫冕战中弃权，将本因坊称号奉还给日本棋院。后来，见到关山本因坊不能对局，他的大弟子、年轻棋士尾原武雄趁机挺身而出，向棋院请求：“让我代替师傅来打吧！”当然，此事被棋院一口拒绝了。总之，替师出征的尾原先生，他青年时代血气方刚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后来，鉴于关山七段已将本因坊称号奉还，第二期本因坊便由桥本宇太郎就任。他改称号为“本因坊桥本昭宇”。

    第三期本因坊战的方式有些改变，到了最终预选淘汰赛时，分成了八人一组，共四组来进行；各组的优胜者再组成四人循环战，优胜者获得向桥本本因坊挑战权。

    最终预选淘汰赛的举行于昭和十九年，正值太平洋战争战局紧张，日本国土上空敌机频繁骚扰。在这次淘汰赛上我连胜出线，再于十一月分组赛中胜了濑越先生，获得了四人参加的“挑战者循环赛”的出场资格。

    可是，当时的形势是战场上频频告急、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大家为了免遭空袭，都打算立即离开东京。日本棋院那里能安心于棋赛的棋士日趋减少，整个棋院呈现出一片麻痹状态。虽然每日奔向棋院打听，但何时、何处对局等事情无人掌握。整个棋院都是见势不妙，走为上策。特别是桥本宇太郎等人，本来就是临时进京到棋院参加比赛的，为了随时能返回大阪宝家，每次来棋院，都捆打好小包裹，一副整装待发的模样。

    那时我因无法填饱肚子，落了个慢性营养失调。说起配给来，大米根本不足，苹果也只是一星期分半个。副食只有做完豆腐后剩下的豆腐渣。靠配给根本不能维持体力。

    于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濑越先生介绍的农家采购，就这样异常艰苦地保持着体力。采购地点的农家位于东京都郊外的国立，原是一个租借农场，归先生某弟子经营的会社所有，生产各种农作物。我本来就瘦弱，更无体力，即使去采购，肩背手提总共不过能拿二十公斤左右。而且，如此重担压身早已是竭尽全九而搬运量仅仅是另从的一半。另个还必须将米藏在手提包的底层，上面盖上蔬菜，通过车站检票口时，必须避免被人发现是偷运大米。扛到家后，还有重要的工作等侍，即把米倒入一升装的瓶子里，用木棒捣成精米。

    总之，在这种根本不能安安稳稳下棋的环境下，我拖着营养轻微失调的身子，被寻食采购的生活逼迫，从昭和十六年秋开始至“十九年春为止的棋士升段大赛中，战绩不佳，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连败局面，简直是溃不成军。

    如上所述，我在第三期本因坊战分组预选赛决胜局胜了濑越先生。那时我已结了婚，搬出濑越先生的别墅，住进新居。濑越先生也面对时局，留下别墅墅，卖掉旧的正宅，并做好了一有不测风云便即刻离开东京、撤回广岛的准备。

    记得与濑越先生对局是在东京都中目黑的桥本文治氏的家里进行的。当时我们二人都是身裹国防服、足缠绑腿的姿态。对局中遇有两次空袭警报，每次都立即中断对局，飞身钻进防空壕。炸弹正好在离对局场桥本氏宅院不远的目黑雅叙园附近爆炸。这一局，是我在战争结束之前最后的对局。

    第三期本因坊战就是在这种险恶环境下进行，我虽然获得了挑战者决走循环赛的出场权，但那以后的对局在哪里打？不，就连打不打都闹不清楚。我推测日本棋院恐怕已将棋战无限延期或是中止了，于是，不得不就此断念。

    实际上本因坊预选赛好歹还是继续到了最后。岩本熏七段成为挑战者。第三期本因坊挑战局在桥本本因坊与岩本七段之间争夺。第一局是昭和二十年（1945）七月二十四日始在广岛市内进行，公证人由濑越先生担当。第二局也预定在同一场地，从八月四日始到六日止进行。由于来自官方的严重警告说：万分危险，不许对局！所以，只得仓皇将对局场移到郊外的十日叮。正当对局的第三天即八月六日，已然临近终局之刻，广岛市被原子弹投中，顷刻间市内大火熊熊，一切都焚为灰烬。根据桥本宇太郎的回顾：离市内十公里的对局场也遭到强烈的冲击波袭击，纸隔扇和拉门被掀倒吹跑，玻璃窗也粉碎得无影无踪。倘若真是按计划在广岛市内对局的话，现在我们三人哪能活到今天，肯定埋到广岛的焦土之中“火葬”了。总之，岩本、桥本两氏与濑越先生真可谓大难不死、虎口余生之福将。可是，据说獭越先生的三儿子在“勤劳动员”中被炸伤，在同学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家，然而十天之后便咽了气，死时仅是个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