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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

本帖最后由 天马行空 于 2013-11-28 16:19 编辑

来源:飞扬围棋 棋人棋事

崇高的人生境界---------------------------金庸

“匹夫而为异国师,一着而为天下法”
—序吴清源先生《天外有天》---- ----------------沈君山


昭和棋圣—为《天外有天》出版献词--------------- 桥本宇太郎

吴清源谈围棋规则------------------------- 陈嘉锐

荣誉文学博士吴清源先生赞词
--------------香港中文大学第三十一届颁授荣誉学位及高级学位典礼


第一章 赴日之前
福建省
我的出生
北京
父亲的教导
父亲之死
段祺瑞大总统
离家赴日(上)
离家赴日(下)

第二章 新布局的青春
来日之初
模拟棋作战
参加棋士升段大赛
西园寺公毅先生
新布局的诞生(上)
新布局的诞生(下)
三三.星.天元之局
入籍日本
上海、青岛、“满洲”

第三章 归依红卍会
“回天津!”
入红卍会
富士见疗养所
忆川端康成先生

第四章 胜负与信仰--两路兼行
白刃格斗--擂争十番棋
镰仓十番棋
本因坊战
红卍会后援会
我的婚事
两次擂争十盘棋
东京大空袭

第五章 颠簸流离的岁月
开始流浪
玺宇的生活
麦克阿瑟事件
对桥本八段的十番棋
丧失国籍
金泽事件
八户事件
诀别玺光尊

第六章 应接不暇的十盘棋
客居杉田
"脱离日本棋院"的真相
晋升九段
箱根仙石原
养马之梦
用棋士生命作赌注的十盘棋
应邀访台湾
林海峰少年
对坂田八段的擂争十盘棋
最后的十盘棋

第七章 名人战之后
再会梅兰芳
一手劫问题
从最强战到名人战
战后的红卍会
摩托车祸的厄运
车祸后遗症
告别读卖新闻社的棋战
与日本棋院的关系问题
美国之游
母亲之死与人籍日本
 
第八章 以文会友
日中围棋交流
围棋的国际化与规则问题
关于定式
我和木谷先生
文武双全

崇高的人生境界



金庸



  某夜,在闲谈中,一位朋友忽然问我:“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准?”我冲口而出的答复:“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

  这不是考虑到各种因素而作的全面性客观评价,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喜好,,以大智大慧而论,我最敬仰的自然是释迎牟尼;以人情通达而论则最佩服老子;文学与历史著作中我最喜欢司马光的《资本通鉴》。当时所以说范蠡和吴清源,是因为我自幼就对这两人感到一份亲切。我曾将范蠢作为主角而写在《越女剑》的一个短篇小说中。至于吴清源先生,自然是由于我喜爱围棋,因而对他不世出的天才充满景仰之情。

  围棋是中国发明的,近数百年来盛于日本。但在两千年的中日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与吴清源先生并肩。这不但由于他的天才,更由于他将这问以争胜负为唯一目标的艺术,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吴先生在围棋艺术中提出了“调和”的理论、,以棋风锋锐犀见称的饭田荣男先生也对之一再称誉,认为不可企及。吴先生的“调和论”主张在棋局中取得平衡,包含了深厚的儒家哲学和精湛的道家思想、,吴先生后期的奕棋不再以胜负为务,而寻求在每一局中有所创造,在艺术上有新的开拓。放眼今日中日棋坛,能有这样胸襟的人可说绝无仅有,或者棍原和大竹两位略有近似之处吧,但说到天才,却又远远不及了。

  佛家禅宗教人修为当持“平常心”。吴先生在奕艺中也教人持“平常心”。到了这境界,奕棋非但不是小道,而是心灵修为的大道了。吴先生爱读“易经”、“中庸”,在宗教上信奉各教殊途同归的红干教。他的奕艺,有哲学思想和悟道作背景,所以是一代的大宗师,而不仅仅是二十年中无敌于天下的大高手。大高手时见,大宗师却千百年而不得一。

  教我围棋的老师之一王立诚先生前年到我家作客,随同前来的有小松英树四段(当时) 。晚上他们不停用功,向我借棋书去研究,选中的是平凡社出版的四卷本《吴清源打棋全集》。他们发现我在棋书上划了不少红蓝标志,王老师后来赞我钻研用功,相信他心中一定奇怪:“为什么你这样努力,棋艺却仍然如此差劲儿?”这句话他不好意思问,但问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吴老师输了的棋你大都没有打?”因为我敬仰吴先生,打他大获全胜的棋谱时兴高采烈,分享他胜利的喜悦,对他只赢一目半目的棋局就不怎么有兴致了。至于他的输局,我通常不去复局,打这种谱时未免闷闷不乐。相信这情形也解答了王老师心中的疑问,我非但完全不能了解吴先生棋艺的精诣,不能体会至。他在棋局中所显示的冲淡平远,事实上是以娱乐的心情去打谱,用功自然是白用了。这大概是举世围棋业余爱好者的通病。其实,吴先生即使在负局之中也有不少精妙之着。但这些妙着和新颖的构思,也只有专家棋士才能了解。前两年称霸日本棋坛的赵治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生平钻研最勤的是吴清源先生的棋局,四卷《吴清源打棋全集》已翻得破烂了,必须去买过一套新的。相信数百年之后,围棋艺术更有无数创新,但吴先生的棋局仍将为后世棋士所钻研不休。因为吴先生的棋艺不纯在一些高超的精妙之着,而在于棋局背后所蕴藏的精神与境界。

  《天外有天》这部书写出了吴先生一生奕棋的经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吴先生毕生所寻求的,其实是一个崇高的心灵。只因为他的世俗事业是奕棋,于是这崇高的心灵便反映在棋艺上。新布石法、大雪崩内拐的定式,以及其他各种为人盛所称道的创造,其实只是余事而已。在吴先生崇高的心灵中,恐怕在近百局“十番棋”中将当世高手尽数打得降级,也只是人生中微不足道的过眼烟云吧。

  很有机会为一位平生景仰的大宗师的回忆录写序,实是莫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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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夫而为异国师,一着而为天下法”


——序吴清源先生《天外有天》



沈君山



    相传苏子瞻为韩文公庙立碑,傍惶思索,不能落笔,忽得“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两句,乃一气呵成。此传神一联,稍改数字:“匹夫而为异国师,一着而为天下法”,正足为吴清源先写照。

    围棋是胜负的世界,善胜负者日人称之为胜负师。胜负师常有,但没世而名不称者居多。吴先生在五十年代前后,对日本一流高手作个别十局比赛,将之全部降级,专就成绩而言,足够资格称得上第一流的胜负师。但在吴先生棋的世界中,胜负只是一个附带的因素。对吴先生而言,围棋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哲理,反复争棋的最后目的,是从中领悟建立圆满调和的道。吴先生韶龄渡日,纵横棋坛四十年,所创布局定式,不知凡几,这些新布局新定式,对当时的胜负未必有助,但却为后来者开辟一片新天地。此所以吴先生卓立于群彦之上,而为围棋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然吴先生之赢得日本举国的尊敬,又不仅在棋艺。凡继往开来为一代宗师者,心有其特殊之气质,曾与爱因斯但共事并为爱氏立传的一位科学家曾说:爱氏是他所识入中最自由、最不妥协、和最有自信者。自由、自信,和不妥协是真正天才共通的特性,也正是吴先生围淇一生的写照。

   突破前人巢臼的能力必然是从前人巢臼中摸索而得,浸沉愈久,当然愈不容易脱离旧规。吴先生六岁习奕,十四岁东渡,到推出新布局时,已奕了十多年棋,这十多年,他使用传统的布局,战绩所向无敌,但为追求“和谐的完美”(吴先生语),乃一朝弃其旧所依恃,另创新大地,若无自由自在、无所滞着的心灵,焉能致此?

   独立自由的心灵是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执著坚毅则是底定于成的动力。吴先生昭和八年对本因坊秀哉一局,以三三、星、天元起局。围棋之美原在海阔大空,在盘的任何一点都可落子,但日本棋坛的规章建制成于封建之幕府时代,故虽至昭和年代,仍遗留许多陋规,譬如三三称为鬼门打,便是忌讳之着,这当然是没有道理的。吴先生以十八岁之少年,面对代表传统君临日本棋坛已三十年之秀哉,毅然以三三起手,向不合理的陋习挑战。吴先生在决定如此起局之前,也必衡量过会因此引来多少批评指摘。从时代潮流而言,此封建遗习最后必将随幕府制度而俱去。但在将去未去之际,以异国少年一人,挑战三百年绝对之传统,不挠不沮,此局后来称为“昭和之名局”,其时代意义或更在棋局本身内容之上也。

    凡开创新局,开始时一定是孤独的,而十次尝试,失败者八九,成功不过一二。

    若无充分自信,几番挫折,生趣略尽,必然难以为继。吴先生首创雪崩定式,其中某些变化,一般都认为不利,但吴先生却屡屡尝试,而且愈是重要的比赛,愈搬出来用。或以此相间,吴先生总说:还有些演变,没有研究透彻,再试试看。其所以必要在重要比赛场合试用,乃因为只有真剑决胜,全力以赴,才能窥前所未窥,吴先生自信之充分,对真理之执著,有若此者。

    世人常曰“世事如棋”,其实棋何尝如世事。棋之争也公开,其输赢也清白,初未如世事之诡谲难明,然最后终局之胜负荣辱,其得失之道又仿佛相吻合。吴先生一生无世俗之心,不为物移,不为势劫,又不与世相推移,故当其盛时,落落寡合,无花团锦簇之荣。然七十引退之日,日本棋界怀念吴先生一生对围棋之贡献,于东京大仓饭店为吴先生举办纪念棋会,朝野名流群集,盛典空前,其殊荣又非当代棋士所能及,故其成就自在人心,然日人在文化艺术上超越国界之气度,亦有足称者。

    吴先生与日本棋界恩怨友敌数十年,最后赢得彼举国之尊敬,但在自己祖国,以生逢战乱,竟无全国共聚一堂相贺之机会,此吴先生言谈著作间常引为憾者。今趁中文大学颁赠荣誉文学博士之便,海内外华人棋友共集香岛,以棋会为先生贺,并摘译吴先生自叙生平大作《天外有天》而出中文版,瞩君山为序,此为一业余棋士最大之荣誉,因谨就所知所感,略志数言。

1986年10月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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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棋圣——为《天外有天》出版献词



桥本宇太郎



   命运之神仿佛早有安排--我们这一代棋士都是在飚风浊恨之中度过了艰准的一生,真的,回想起来,冒险于围棋生涯的人们的人们,毕竟无一人曾一帆风顺过,当年,我怀着对职业棋士的无限憧憬,踏入了这深邃莫测的棋界大门。那时,棋士的社会地位还很低下,哪像今日这般荣耀。能靠对句的微薄收入糊口谋生的棋士的确是寥若晨星。后来,日本从“日华事变”开始,陷如了太平洋战争的漩涡,我们也被迫在战火中泡尝辛酸,直至战争结束,才重见天日。细想,今日这样繁荣昌盛的棋界,是我们从一片废墟中一砖一瓦地修筑起来的,因此,即使是整日坐着下棋的棋上,其劳累和辛苦也并非寻常…

   就连我这个生长在日本的人,都不得不沿着坎坷不平的棋士道路,挣扎着走了半个多世纪;淌若再想想,生氏在动乱的旧中国、来日后又久居异国他乡、饱受战乱之苦的吴清源先生,他的人生之路则更是艰苦卓绝、举世无双…

   吴先生从幼年起自学围棋,独树一帜。十四岁时徒居日本,当时已经具有接近一流水平的棋力,被公认为天才。吴先生与我,同拜于濑越先生的问下,可称为我的师弟。在他赴日之前,我曾秉承濑越先生之意,前往中国与他弈了两局“试验棋”。当时的交手棋份为吴先生的“定先”,两局的胜负结果是吴先生全胜。在我之前,他还曾与井上孝平五段奔过数局。当时濑越先生看过棋谱后,赞叹道:“令人想起本因坊秀策的年轻时代!”在北京与吴先生初次对局后,我也不禁深有感触:这简直是神奇天才的出现!

   吴先生来到日本后,不负众望,棋才日新月异地增长,转眼之间就超过了我。嗣后,他与木谷实先生共同创造了新布局,让阵阵春风吹遍了整个棋界。众所周知,自战前的“镰仓十盘棋”开始,直至战后为止的十几年中,在近百盘“擂争十盘棋”的舞台上,吴先生以棋扫于军、天下无敌的气概,将当代所有一流棋士统统擂倒于脚下。当然,我也是十盘棋的擂台上尝到苦头的败将之一。

   可以说,每当人们回忆起这样一位具有辉煌业绩和德高望重的棋士,都会不约而同地赞扬吴先生,称他是“为今日棋界带来昌盛”的最大功臣。

   然而,有目共睹,与他那威震天下的棋士名声相比,吴先生的人生道路却是颠沛流离、艰难曲折的。形成这种复杂经历的原因,我想也许是吴先生并不满足于单纯奕棋的生活,他热忱地走过一条宗教信仰的修行之路。其实,吴先生是这样一种人,与他那文静的外表迥然不同,在他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一团永不熄灭的热情之火。更有趣的是,对吴先生在信仰中养成的清廉洁白的人品,无论是谁,都可能将他误认为禅房里修行多年的高僧!

   综观历史,像吴先生这样既有超群的棋力、又有高尚人格的棋士,应名副其实地称为“昭和棋圣”。我为有吴先生这样杰出的棋士作师弟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现在,昭和棋界巨星——吴清源回忆录已经出版。这对日本棋界来说,具有不容置疑的深远意义。

   总之,《天外有天》记录了在动乱的昭和历史上一位旷世奇才在异国他乡独闯天下的故事。我想,无论哪位读者都会被此书深深感动的。其原因不是别的,只因书中叙述了一位从不知苟且偷生、更不愿沉迷堕落的硬汉子。他走遍天涯海角,对自己的信念始终坚贞不渝。书中,他那栩栩如生的高大形象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必然会打动每一位读者的心,并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昭和5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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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源谈围棋规则



陈嘉锐



    围棋应该有一个合理、简单明了的规则,这是一代围棋宗师吴清源多年来的一大心愿。 随着围棋在世界各国的不断普及,国际性交流日益增多,这课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在吴清源老师到香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颁发“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之际,笔者有幸能跟吴老师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得益不浅。

     吴清源先生首先谈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围棋规则,这对于围棋的推广和发展有很大障碍。围棋规则首先是应该合理,使围棋本身能发挥最大的艺术性;其次是简单明了,令即使是不懂围棋的人也能容易掌握。这两点都很重要,缺一则未能尽善尽美。”接着,吴老师开始详述了对规则方面的意见,他说:“我认为新规则的要素应该有三点:第一、胜负的区分,要用棋盘上活子的数量来计算,双方所围到的空,都应视为是省略了摆上棋盘的子,凡空皆子;第二、凡是能从棋盘上拿掉的子是死子,凡是不能从棋盘上拿掉的子都是活子,如有争议,用实战解决;第三、找劫必须找劫材,所谓找劫材,就是找劫的一方必须要在棋盘上下一手棋,弃权或虚着都不算是找劫。”

     对于现存的围棋规则,吴清源老师也谈了以下的看法:“在历史上,围棋规则也曾经过改进,首先是去掉了四个座子和取消了每块棋要扣除两目作眼位的规定,这都是一种进步;传说最早的围棋是用数子来分胜负的、后来为了计算方便,改成数目但由于数目的棋规缺陷很多,中国在唐朝以后再改回本来的数子法,日本现在则仍抱着数目法不改(围棋在唐朝传入日本),数目规则的缺陷首先是‘盘角曲四’,中国传统上有句棋语,叫‘盘角曲四,劫尽棋亡’,但如果棋盘上有双活,劫就不能尽,劫不尽,为什么棋还亡呢?日本棋规中规定:·一手劫必须补’,这种强迫性的做法极不恰当,应该是补不补自由,谁给你的权利来命令对方呢?再说是‘不填单官’,日本人把单官叫做‘驮目’,就是没有用的东西,不填单官往往使某些要紧气后才出现的手段难以实施。还有如‘双活没目’、‘不提三目’都有不合理的地方等等……”

     吴清源老师继续谈道:“近年来,有一部分人提出允许‘自杀’的问题,我看现有(不能自杀)的规则长久以来也没出现过问题,就不必修改了,一付机器出了毛病才应修理,如运转良好,为什么还要去弄它呢?有时反而会越弄越糟。允许自杀的好处不多,但缺陷很大,你可以在我的空里自杀,我不马上拿掉你的死子也总该可以吧?在你的范围里边,你可以任意宰杀,但要在我的范围里搬走‘尸体’,就不那么容易吧。”

     吴老师最后说:“定规则是大家的事,应广泛征求世界各国棋友的意见,最后应该在国际围棋联盟用投票的方式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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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文学博士吴清源先生赞词



香港中文大学第三十一届颁授荣誉学位及高级学位典礼



   人的心智可用于艺术、科学、乃至工商、政治,从而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但也可用于互相对抗,带来压迫、战争和毁灭。下棋能令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大概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较量智力的方法,使人性深处的抗争欲可以和平地得到抒发吧!围棋的规则极其简单自然,变化却复杂繁多,远胜其他棋类。一千多年来它渗透国人的生活和思想,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传到日本后经过反复研究,境界再有提高,乃至被尊为“国技”,这都不是偶然的。

   棋是思想方式的反映,从奔品可以了解个人品德,从棋风更可以透视民族性格。譬如在我国,下棋是才思气度的流露,也是逍遥闲适的象征,王桀复局、谢安坏履,传为千古美谈;樵子烂柯、王积薪遇仙,令人悠然神往。在日本,对局却有如比武,是技术、力量和意志的搏斗。棋士殚精竭虑,终身在严密的比试和名位制度下对抗,甚至以身殉艺,屡屡造成如赤星因彻吐血终局,水谷缝治气愤身亡等悲壮事迹。至于今日站在各位面前的吴清源先生,他以绝顶的天才和勤奋,十余岁成为国手,东渡扶桑后,以“新布局”为围棋开创新纪元,凭擂争雄踞“天下第一”的无冕王位凡甘载,同时终身笃慕宗教与和平,那就不是从单一个民族的观点可以了解的了。他的棋,乃至他传奇性的一生,该说中、日两个民族和文化相冲突又相融含的见证吧!

   吴清源对围棋的颖悟和深情是与生惧来的慧根宿缘。他从七岁接触棋子开始,就已深深沉醉在黑白方圆的奥妙世界中,自此如饥似渴,寒暑无间地钻研父亲所藏的古谱和购至日本的新谱,三、四年后已在北京棋坛崭露头脚,十二三岁就步武过百龄、黄龙士等前代大市,成为一时无两的国手,甚至连当时水平远超国人的日本高段职业棋手来华也都堪砍能够相敌了。然而,他没有能像施襄夏、范西屏那样在山水之间享受闲适的对弈生涯: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为了 生活只好接受日本人面的邀请,在1928年陪问年仅十四的吴清源东流扶桑,为他寻求一个新的世界。

   抵日后后吴清源的棋力立刻被证实,从而破例获得三段资格,奠定专业棋士的地位。其后四、五年问在前辈獭越宪作先生一力呵护下他生活愉快,精神焕发,比赛中斩将擎旗,所向披靡,刚弱冠便脱颖而出,跃升六段,接近棋界顶峰。那时吴清源和比他年长五岁的木谷实是劲敌,也是挚友,1933年两人以结伴游地狱谷温泉为契机,共同创造“新布局”,掀起了一场围棋的革命。当时以循走式先求坚实占领角地为主导思想的“秀策流”支配日本淇风己将近百年,“新布局”反其道,大胆提倡以快速和机动争取中央势力为主的各种新着法。这新颖开放的思想一提出来就以野火燎原之势深深吸引了棋士和广大棋淇迷,它的优点和实效也迅即获得证实,由是不旋踵成为二十世纪棋风的主流,并且为六十年代崛起的陈祖德“中国流”、今日盛行的武宫正树“宇宙流”等着法开了先河。就这样,少年吴清源以自由奔放的才思,在异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围棋时代。

   然而,向传统挑战,势必付出代价;当时中日两国交恶,有人对他侧目,也在所难免。所以在“新布局”出现的同一年,吴清源大胆的采用新着法和当时的棋坛盟主本因坊秀哉名人对局,当即招来棋院中保守分子的愤恨和仇视,令这个十九岁就独处异邦的年轻人受到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他体质素来嬴弱,升高段后赛事连绵,经年不缀,身体因此也渐渐感到难以支撑。1935年他突然决定返回天津参加红#会,翌年在社会压力下入日本籍,再下一年倒入疗养院卧养,无意都是身心疲惫有关系的。1939年他病愈出院,那时日本相延数百年的家传本因坊和推举名人的代刚告结束,随之而来的,是通过“擂争”比赛来决定“棋界第一人”的新时代。

   围棋是艺术,也是战争。棋士能创新固然可喜,要立足棋坛,超迈前辈,却非奋战克敌十纵横十九道之间个可。所喂“擂争十番棋”就是日本棋界用以判分棋力和决定名位的传统制度,对局者倘若连败四局就会遭到降低“棋分”即对局地位的命运,对“棋即生命”的棋士来说这不啻是以毕生名誉作孤注一掷,所以被喻为“悬崖上的白刃格斗”。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响彻波兰的时候,吴清源和木谷实这时一时无两的年轻棋士在建长寺的禅房中开始了著名的“镰仓十局”,这一战前后连绵三年之久,以木谷被压低一级,即至“先相先”的地位而结束。吴的胜利却并没有如在过去的时代为他赢得“本因坊”或“名人”的地位,只是使他从此四面受敌,欲罢不能。其后十五年间,他连接再下了九趟“十番棋”,迎战了日本棋界所有一流强手,包括秀哉以后的历届“本因坊”。在统共近百局棋赛中,吴清源以于然一身,面对全日本前仆后继、倾尽全力的顶峰棋士,竟能奋起横扫千军之力,除半途罢战的元老雁金汇一以外,将所有的对手如藤泽朋斋、桥本字太郎、坂田荣男、高川秀格等都一一迫降到“先相先”乃至“定先”,即相对低二级的地位。这在围棋史上空前绝后的纪录造成了无可争辩的“吴清源时代”,证明他不但是天才横溢的围棋艺术家,更是伟大的围棋战士,超卓绝伦的“当代第一人”。

   然而辉煌的战绩和崇高的称号并没有带来稳定地位或优厚待遇。毕竟,真正的“争棋”时代已经过去,在代兴的名衔公开赛中新的角逐者必须并肩从同一起点开始,连打败了所有强手的吴清源也不例外。冷淡的待遇和连年的孤身奋战使他感到疲倦和意兴阑珊,到五十年代末期,他逼人的光芒逐渐掩敛。1961年8月,正在参加第一期“名人”战的吴清源在交通意外中被摩托车撞倒而致骨折头伤,由于诊治草率,遂遗留下时时复发的偏头痛和神经错乱。不久之后他就意识到,三十多年叱吁风云的棋士生涯行将提早结束了。吴清源以不世出的才华从四十年代开始光耀棋坛近二十年,但不知道为什么,阴错阳差,三十年代未开始办的“本因坊”和六十年代开始办的“名人”、“王座”、“十段”等各种大公开赛的冠军名衔竟全部和他无缘,就连“九段”这一衔头也备经延滞才获赠与。正所谓卫青不败,李广无功,千载而下,还是不免令人扼腕长叹的!他一手发掘的独传弟子林海峰,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弱冠之年先后夺取“名人”和“本因坊”两大名衔,打开战后年轻棋士称霸棋坛的新时代,那就比他幸运多了。

   棋,虽说是和平的智力较量,但就长年精思慎算,在一发胜负之间安身立命的专业棋士来说,它对内心无休止的蹂躏压迫恐怕比战场上的硝烟弹雨更为严酷。为了获得生命上的调剂与平衡,吴清源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向往灵境,从信仰寻求滋润与宁静,有数年甚至曾经因为宗教热诚而舍弃围棋,全心追求另外一个世界,对他来说,棋是“武”的胜负世界,宗教是“文”的和平世界。他虽以棋名,以棋尊,在宗教的追寻上则遭遇过痛苦和失败,但对两者无分轩轻,同样是贯注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惟淬”的深情。倘若说对一个人生目标诚执信守,一往无前是大和魂的体现,那么他能够文武双修,在内心同时涵蓄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境界,并且取得两者的平衡,正好显示他始终还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

   自然,棋盘有如世局,胜负得失只是过眼云烟而已。甚至棋道本身或许都并不是永恒的,只是人类文明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罢了。我们知道,电脑已成为跳棋强手和国际象棋好手,它的围棋技术虽还幼稚,但运作类乎大脑的大规模并联信息处理集成电路已然面世,在飞跃科技的推动下。电脑能力的极限是无从预测的。然而,无论科技如何发展,吴清源先生对生命最高境界的无限向往和永不止息的探索追求始终是人类精神最可贵的表现,是文化进步的动力,是永远值得我们低回景仰的。

   监督阁下,为表扬吴清源先生六十年来对围棋的伟大贡献,为表扬他在痛苦冲突中听表现出的崇高品格,在不同民族间所产生的融和力量,更为表扬他对生命究竟的虔诚追求,本人谨恭请阁下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予吴清源先生。

1986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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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我出生于福建省闽候县,祖上几代是经营盐业的世家。在这名门望族之中,出过许多侍奉清朝朝廷的高官。

    专销海盐是朝廷委派的公职,也是规模甚大的生意。其销路遍及福建全省并远至台湾。早在百年之前我祖父的年代里,每年都可赢利几十万银两。因此,吴府成为家境充裕的世家,与陈府、林府、沈府,并称为福州名门四家。

    我的祖父辞去道台(旧中国行政区划为省,下分二道,道下分若干县;台即长官之意)后,仍然继续操持这庞大的家业,专销海盐,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为止。

    福建省远离北京,天高皇帝远,朝廷的统治力量鞭长莫及。因而自古以来沿海一带海盗丛生,甚是猖撅。吴家向台湾运盐贩卖,为了提防海盗掠夺,祖父早就在暗中与其头领打交道了。就这样,还不时地从海盗那边传来如此之要求:“某日某时,请将多少多少的金钱放置某处!”祖父无奈,只得顺从海盗的心意。这样一来,虽然一时钱囊告蓉,却换来了短期内盐船的安全保证。看来出钱的一方如同支付了巨额的买路钱一样,结果本利相抵,一无所获。据说,祖父还受过海盗的晚宴招待。赴宴时,被迎接他的人蒙上双目送至席上;一番盛大的招待之后,再被蒙上双目送还家中。和现在截然不同,那个时代的人看来都是万事大大方方、胸襟十分开阔。

    祖父名叫吴维贞,爱好十分广博。比如他将日本寄来的菊苗精心栽培,每年都可见到那朵大如盘的菊花争芳吐艳。有时连毛笔和墨汁、甚至印泥都自己动手来做。另外,他还喜欢金石艺术,经常操刀篆刻。我至今还保存着祖父亲手制的印泥,在字幅上盖章时常常拿来使用。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出世,不过,生后仅百日左右便背井离乡远去了。因此,有关在福建老家的生活未留下任何记忆。只是记得孩提之时曾看见过老家的照片,根据照片来看,当时我家庭院中有一个大水池,几只小船荡漾池上。因而可以想象老家的庭院十分宽大。

    我的外公名叫张元奇,他也是福建省出生,并且是清朝末期的一位重臣。他曾勤学苦读,通过了道道科举难关,终于登科及第。并且还曾屡任各种官职,特别是他竟攀上了御史大夫的高位,成为显赫一时、笃志成名的一位大人物。所谓御史,即担负向皇帝进谏上劝重责的重要官员。在光绪皇帝被幽禁之后,他一直侍奉着西太后。我的祖母在以后的年代里常常向我们这些孙辈们述说她对外公张元奇的回忆;并且话中还不时提起一些西太后的故事。

    听祖母讲,西太后的确是个绝代美人。在外公张元奇侍奉她的时候,虽说已是髦耋之年了,然而看上去仍旧像是刚过三十岁的人。当时,外公等高官在书写有关政事的奏折时,每日黎明前即起,沐浴之后,用蝇头小楷,一字一字地以楷书工笔誊写,即使途中错写一字,也不得不从头开始再写一遍。总之,那是一桩十分麻烦的差事。如此细心写好的奏折,上朝时进宫呈递。据说当时西太后垂帘听政,在御帘后面将奏折过目,并对那一本本的奏折于当场裁决。其裁决是既迅速又准确,对奏折中的内容常常提出十分尖锐的质问。她的异样聪明,委实令人感到吃惊。

    清朝末期,在以光绪皇帝为中心的激进派和盘踞于西太后身边的保守派的对立中,外公的御史之职位委实是桩棘手的差事。到后来,外公对效力朝廷之事深感厌倦。外公心中明白,倘若真的直言敢谏,惹得西太后不愉快,必遭贬滴无疑。不过,外公或许真的希望莫如一贬了之。于是,冒险向西太后进谏。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外公就被贬滴为浙江省的地方官。后来,清朝因辛亥革命而倒台。到了中华民国的年代,外公作为徐世昌的心腹,又异常活跃了一段时期。最后,外公出任统辖东三省的奉天省省长之职后,便隐退而去。我的母亲年轻时跟随着身为地方官吏的外公,为赴任所,从北京到浙江,又到湖南、东三省、福建等地,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记得母亲常常对我讲昔日旅途中的种种回忆。

    我的父亲名叫吴毅,是吴维贞的未子。我的母亲名叫舒文,是张元奇的长女。因二人的祖父是同乡,两家结交深厚。不知何时,吴家看中了张家的女儿舒文,从而提出:一定要她给吴毅作媳妇,永结秦晋之好。张家儿女成群,唯独对长女舒文比哪个都要宠爱几分,因而当时总是不肯爽快地答应。不过,到后来还是难却吴家的热心挚意,终于应了这门亲事。这样,父亲吴毅和母亲舒文在福建幸运地结了婚。那时父亲满十六岁,母亲满二十岁,母亲大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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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出生



    我出生于1914年旧历的5月19日。日本年号为大正3年。我的诞生地是福建省吴府。吴家的长子名浣(涤生)、次子名炎(景略),我作为三子出生于世,原名叫泉,字清源。

    在我之后,又有一个弟弟和五个妹妹出生,不过那个弟弟和第三、四个妹妹都很早便夭折了。现在,在我下边,按大小顺序来排,有清仪、清瑛(兰)、清桦三个妹妹。除了早殇的三个弟妹外,我门兄妹六人分散居住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经过战乱动荡的年代,我们挣扎着熬了过来,虽说大家都已年过六旬,好歹至今仍然健在。

    却说福州,位于中国的南端,一个夏季,傍晚多雷。我出生的那年夕雨和雷电尤其猛烈。母亲年幼时和外祖父居住的官邪,就曾遭过可怕的雷击。后来,母亲就最厌恶雷电。哪怕有一点雷呜电闪,便心情抑郁,即刻大被蒙头,卧床不起。就这样,连饮食也受了影响,饭菜咽不下口。母亲生我的时候,营养不足,身体十分虚弱。更有甚者,据说那时正值闽江泛滥,洪水淹了无数的房屋、土地。大水不断地流进房屋里,母亲是在并排一起的几张大八仙桌上铺垫着被褥生下我的。据母亲说,当时我被哄睡的房间里还不时地有游鱼蹦跳进来呢。,正因为如此,我名泉字清源,都是与水深深有缘的名字。我亦时常觉得,我的性格像水而不像火,可能就是有此经历的缘故吧。

    母亲厌雷,终生未渝,即使是后来到了日本,一有雷呜仍旧心情抑郁,只得卧床不起。也许我就是在那种环境中出生的缘故,幼时身体十分虚弱,养成了一副比两个哥哥都少言寡语、乖顺老实的性格。

    在我父亲成年时候,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更加变本加厉了。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社会陷入了动乱,盐商这一家业也无法正常地维持下去。因此,祖父死后,父亲他们几位兄弟会聚一堂,商量的结果是:将家产平分,各奔前程。

    不久,我们一家也分得了一些财产,于是,全家离开生我的故乡——福州,踏上了去往北京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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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我父亲在二十二岁时,依靠母亲亲戚的照顾曾去过北京。在我出生前的一段时期,父亲曾经留学日本。留学为二年,毕业刚回国时,父亲看来像是什么大学预科出身的人。不过,留学的目的和学的什么全不知晓,也许父亲只是为了使自己加深阅历。总之,说来有趣,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书,尽是些有关围棋的书刊和棋谱,而有关学问的书籍却几乎全无,看来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比起学问来,对围棋的热情似乎更大。而且,据说他还经常出入本因坊村懒秀甫创立的方圆社。

    当时,中国虽说已经由于辛亥革命而成立了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但实际状况离实现全国统一还相差甚远。那时我们一家徒居到的北京,就处在与革命政权完全相悖的行政管辖之下——即当时已经形成的所谓“北洋政府”。这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洋政府”,虽说是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但实权都操纵在包括袁世凯派在内的军阀们的手中。其实际状态是以段棋瑞为首的安福派(亲日派系)和以冯国漳为首的直隶派(亲英美派系)的官僚及奉系军阀的大杂烩。这个大杂烩的实质与革命之前的陈腐状态毫无区别。父亲对此干知百晓,然而为了寻找在北京安居乐业的落脚点,只好决定先设法在平政院(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的机构)里谋一公职。

    我们一家在北京城内民宅街的一角租住了一个宅院。这个宅院颇大,堂屋、厢房俱全。正房中间夹有一个大厅,两边各有二室,因而作为全家的起居室。厢房是东、西各三间,西面三间是书库、书斋和会客室;东面三间是佣人室、麻将室和食堂。佣人中有看门的、厨子、车夫、奶妈、女仆等十多个,他们在院内都各有自己的小屋栖身。我们一家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北京属中产阶级的一般生活水平,并非特别奢侈。那时物价低廉,每月给佣人的工钱除了奶妈最高为四元外,其余的都是二元左右。总之,据说若有二百元,就足够维持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了。可是,当时父亲的薪金总是推迟发放,最甚之时半年内仅发一次。因而我们实际上是靠一点一点地典当家产度日.

    那时,父亲才二十多岁,非常年轻,生来就是一个耿直单纯、不爱拐弯抹角和兜圈子的人。一次,不知怎的,说是车夫要求的车费超过了当初的约定,于是真的动了气,与车夫大吵大闹了一场。那时,在我孩提的心里,曾这样想过:别吵啦!多给一两个铜板不就完了吗?当时的官署是十分腐败无能的机构,若是在官署内没有本族的庞大势力,或是不拿出相当的贿赂买通各种渠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官升一级。由于父亲的性格与行贿之事格格不入,外公张元奇也已引退,后台势力变得荡然无存,所以,指望父亲在官署中出入头地,简直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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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教导



    父亲为了让我们三个男孩接受文官考试,很早就为我们聘请了家庭教师,不让我们上小学,对我们施行了严格的单独教育。学习的内容与过去只为进京赶考的科举考试的内容完全相同。从最初步开始,尽是些三字经、于字文、大学、中庸、唐诗选、古文选、左传这样的书,都是必须死记硬背的。

    到四岁,我也与二位兄长一起被按在书桌前坐下,从早到晚,每天勤学苦读。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厉,若是每天叫背的书背不下来,手就会挨板子打。到了深夜,书背不下来不让睡觉。记得母亲为此常常心疼地劝父亲说:“已经晚了,别让他们背了行不行?”可是,父亲还是不肯罢休。甚至本应是休息的星期日,由于父亲布置的课程有耽误的部分,必须补课,因而实际上我们连星期日都不得休息。不管怎样说,我最年幼,可是读书的份量与二兄毫无两样,何况我身体虚弱,可真是岁月难熬。那阵子,我胸肺有疾,每日都吐痰不止,不过好歹自然地全愈了。父亲这种刻板的教育方法,日复一日地持续到我七岁半为止。

    我七岁时,不知刮的是哪阵风,父亲信了道教。于是,只见他每日往来悟善社,盘腿打坐。看来父亲像是对尽职官署感到绝望,经亲戚的入教劝说而动了真心。父亲生就是个好着迷的性格,热衷于书法时,立即买来千大堆字贴摹本;迷上了小说时,书库里顿时增添了一大批小说。这次也同样,没多久就成为道教的虔诚信徒。

    后来,父亲终于觉察到在这种前途难测的混乱时代里,强制地对孩子们施行仿古式教育恐怕是毫无意义了。于是,辞去了汉学教师,给我的长兄聘请了英语、数学家庭教师,责令他为考中学做好准备。至于我,即便什么也不学,父亲也不管不问了。这件事可以说是父亲性好着迷的缘故,才造成了如此突然的大转变。现在回想起来,若无父亲的这次大转变,我肯定不会作为棋士来到日本的。

    父亲自从往来悟善社后,每天回到家也要在下午三点和晚十点,各盘腿打坐一小时,另外,从那时开始,时常与孩子们一起玩军棋。官署那里,即便去上班也无甚要紧的工作,所以父亲那阵子想去就去,想不去就在家里玩。特别是父亲钻研起军棋来,并且编排出许多新的玩法。当时他编的新玩法曾照成相片登载在《北京晨报》的画报刊物上,因而博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后来不知不觉中,父亲也教孩子们玩起围棋来了。并且,当父亲了解到兄弟当中我学棋最快,便渐渐地着重对我一个人用力施教。

    父亲首先教我们掌握了围棋规则,然后将收藏已久的围棋书翻腾出来,让我们每天摆棋书中的棋谱。当我觉得围棋非常有趣的时候,自己便主动地想学棋了。那时,父亲腾出更多的时间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地守着,指点我研究棋谱。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恩议,我对于围棋的记性特别好,只要是摆过一次的定式,再复杂也能记住不忘。那阵子,我每天从早上九点起开始摆棋谱,直摆到夜里十二点左右。由于学棋过于着迷,惹得母亲心疼起来,有几次竟狠心地把棋盘藏了起来。

    父亲起初既让我看中国的对局谱,同时还让我学他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棋谱。后来,又为我订购了由日本方圆社发行的月刊杂志《围棋新报》的合订本。那书一到手,我便如饥似渴地捧住不放了。《围棋新报》合订本分为三册,合计有六百局的对局谱,并附带有村懒秀甫的简单评论。合订本是相当沉重的书,尤其是第二册、第三册最重。因为我每天只手擎书学摆棋谱,所以,左右两手支撑重量最吃力的中指,现在仍然是弯曲着的。

    然而,父亲仅仅是将大量的棋谱给我看,并未像现在的先生那样热心细致地教过我。只是有时他自己先看看棋谱的解释,然后让我猜测下一手走在哪。或在学摆日本的棋谱时,将日文的解释译成易懂的语言来教我;再就是实战对局时,除了父亲自己作我的对手外,还让他的棋友也来当我的对手。

    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只要一学起棋来,从来都是忘我痴迷、不知疲倦。从学棋开始到第二年我九岁时,便可与父亲势均力敌地平摆了。父亲的棋并不那么高超,可能比过去的业余初段还稍微弱些。

    到我十岁时,父亲为了让我们见见世面,开始带我们兄弟三人到当时北京唯一的“棋会所”——“海丰轩”去下棋。其实那里与日本的“棋会所”不同,问面上是个小吃店,店的里面才是个下棋的场所。当时北京的围棋迷们云集那里,并时常下赌博棋。客人从赌金中抽出一成作为入席费付与店家。父亲好像也是那里的常客之一。另外,当时北京有名的棋手如顾水如、汗云峰、刘隶怀等常常出入于此,父亲请他们与我弈棋,记得首次对局好像是让五子左右,不过当时的胜败都已忘记。

    顺便一提,中国的棋盘与日本的不同,大都是用布制做,比日本的稍微大一点儿,另外,棋子的底部是平的,形状像是将一个小球切去三分之一,可以想象成一个小馒头的样子。因此,说起下棋时的“投子”,实际上是将棋子摆于盘上,或是将棋子推放到某一点上,并不像日本的棋石落盘时能发出“啪”、“啪”的那种惬意的声音。另外,中国最上等的棋子是云南石,棋盒属紫檀木的最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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