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正文 第八章 国 耻（3）

    下午战局又开，四台棋刀光剑影，鏖战甚争。第一台的刘大将在国内是重量级拳手，可如今的对手曲八段不但刀沉力猛，其力量绝不在刘大将之下，而且棋理娴熟，自然就占了较大优势。刘大将尽管勇气百倍，奋力迎战，但曲八段任凭冲杀，始终阵脚不乱。这次日本代表团中无疑曲八段的实力最突出，他下棋从容不迫，应付自如，即使是我国实力最强的刘大将也未能对他构成威胁。这一局他始终控制着局势，而且战果越来越大，终以九子半的优势取胜。

    第二台黄永吉对小山靖男七段一局最为紧张。黄永吉步步为营，小山七段着着缜密。小山七段虽然棋高一着，但他的棋风和黄永吉多少有些类似，且小心翼翼，过于谨慎，因此下得艰苦。两人都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双方耗尽了时间，然后都进入紧张的读秒。其他几局已分出胜负，都在打扫战场了，他俩还在紧张地搏杀。直至晚上7点多，经过9个多小时的激战，小山七段才以两子半小胜拿下这一局。

    第三台，王老的棋有板有眼，而伊藤五段却是一味厮杀，能攻则不守，能进则不退。这位50多岁的老太太显然是日本式的生活习惯根深蒂固，不习惯坐椅子，因此比赛不久她就招呼翻译，要了个垫子放在椅子上，然后在椅子上把腿一盘。

    伊藤五段穿着华丽的和服，脸胖胖的，老是微笑着，一团和气。然而她下的棋子子迸火星、着着见杀气，与她的外表毫无共同之处。那时我国尚无女棋手，后来和日本的女棋手接触多了，我国自己也培养了不少女棋手，才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女棋手大多好杀，属力战型的为数很多。尤其与男棋手比较，其特点很为明显。前文我曾说过棋如其人(如其性格，而不是如其外形)，如果以此论证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女子比男子好争强斗胜，甚至不放过一时之短长。

    王老竭尽了全力，看家本领全数亮了出来，虽然曾几度出现胜机，最后还是抵挡不住伊藤五段的犀利杀法。

    第四台过惕生先生也是一番苦战，他的对手菊池康郎虽说是个业余棋手，然而他的棋艺尤其是比赛的经验和职业棋手无甚差别。他才30出头，但因3岁开始学围棋，所以棋龄已不短。他很慎重地下每一着子，因此几乎每盘都要读秒，读秒时又毫不慌张，还能很好地发挥水平，令观战者赞叹不已。他不愧是日本业余围棋界的国手。

    我国的棋手一旦时间用完进入读秒，就免不了心慌意乱。裁判手持秒表，口中念念有词：30秒、40秒、50秒……简直是个催命鬼。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棋手大都失常。相比之下，日本棋手能够镇定自若、发挥良好，这是大量实践磨炼的结果。

    过老也输了。头一场比赛的结果是零比五，我方吃了个大鸭蛋。尽管这次日本代表团的实力不如1960年的那一次，但结果大同小异，足见我们的水平之落后。当时不要说我们上场的棋手，即使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我看脸色都有些阴沉。当中华民族的选手一个个被击败下来，哪一个中国人会不伤心?

    我跟安藤的第二、第三局接连败下阵来。第三局快下完时，陈毅同志穿着普通的茄克衫进来了。我一看到陈老总，真是无地自容!我深知他对我们尤其是对我的期望，而如今有何面目见他?棋下完后陈老总招呼我们到外边复盘，我们就在悦心殿的空地上摆开了一张棋桌。陈老总看着我们复盘，一言不发，专心极了。棋桌旁的围观者把我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其中有陈老总的哥哥陈修和先生。复盘时我心里那个不好受就别提了，好不容易捱到把这局棋复完。陈老总一点也不责怪我，反而亲切地对我说：“要好好学习。”一会儿他跟我说：“今天本来请周总理来的，总理同意了，但后来他有重要活动不能来，只能以后再请他了。”他说话时感到很惋惜。我心里想，陈老总呵，您对我们太好了!今天周总理没能来固然遗憾，但他如果真来了，我可更不好受了。以后周总理如来观看我们比赛，我一定要赛出好成绩。

    体育报的同志在我和安藤复盘时照了个相，相片的中央是陈老总认真地凝视着棋盘。我后来经常要看这张相片，看着相片就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陈老总走了，而我的心情却难以平静。我走进赛场想看看尚在激烈厮杀的赛局，但却心猿意马、神思不定，只能回到庭园中踱步。此时此刻我觉得庭园怎么这么小?我这个败军之将在众目睽睽之下简直无地自容!我跨出悦心殿的大门，顺着台阶走下山坡。走到山脚下看到一大堆人群，他们在干什么?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原来那儿挂着一个大围棋盘，他们在观看我们的比赛呢。再定睛一看，这不是我和安藤的对局吗?观众真不少呵!当然，北海公园的游客如潮，在这些观众中少不了瞧热闹的和抱着好奇心想瞧瞧围棋是怎么回事的人，但这样的人站不了多久就会离开。还有不少人始终站在那儿，兴味浓厚地注视着棋盘，这些人无疑都是围棋爱好者。这里既无高手讲解，又无座椅，观众像一个个钉子似的固定在地上。围棋不比足球或篮球等体育项目，不会打球的也能看着玩，也能看出个水平的高低。围棋是即使会下的人也往往看不懂高着之妙处、艺术之真谛。但还是可以津津乐道，凭着各人的水平去欣赏、揣摩。这正是围棋的奥妙所在、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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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八章 国 耻（4）

    这些围棋爱好者似乎发出一种磁力，把我不由自主地吸引了过去。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看着自己战败的经过，心里感到一阵阵的痛苦和羞辱。我正想扭身走开，忽然听到有人在说：“杀得真够厉害的!”

    “厉害什么?到头来不还是输。”另一个观众这么说。

    我的心被刺了一下。

    “我们的‘南刘北过’也下不过人家，看来还得靠陈祖德这样的年轻人。”

    “年轻人还嫩着呢!”

    我的心又被刺了一下。

    “日本人发展了很多年，现在水平的确是他们高。但说起围棋，我们是他们的老祖宗呢。”

    “老祖宗管什么用?现在要当他们的学生还不知有没有资格呢?”

    我听不下去了。我似乎被人鞭打着，但我又感到打得应该，打得痛快!

    回到旅馆，我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不愿和别人打照面。我早早地躺在床上。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想着白天的比赛，想着陈老总，想着那些围棋爱好者。只要是个中国人，谁不希望中国人得胜，陈老总没有责怪我，他知道我们的水平尚低。但我深信，他的内心比起那些围棋爱好者，更是加倍地希望我们取胜呵!他为围棋事业花出了多少心血、寄予了多大的期望!这一年中他多次来到围棋集训队，他经常讲到国运盛、棋运盛的道理，他是希望围棋水平早些赶上去以体现我们祖国的昌盛呵!如果我们取胜，笑得最欢的一定是陈老总。

    有些人安慰我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固然有其道理，但此话也不可多听，听得多了就说明你遭到的失败也多了。失败不能没有尽头，失败只能是暂时的。我已连输了3局，从五战三胜的含义上说，失败已成定局，我已是个失败者。但即使我连输了4局，我也应该拿下第5局!安藤连胜我3局，他对我的技术也比较了解了，但他对我的蔑视又必然增加了他的失败因素。我心中不断发誓，下一场定要拿下来，如果连安藤都赢不了，又怎能想象击败比他强的菊池以及比他们强得多的曲八段、坂田九段和桥本九段?!

    安藤在比赛中的漫步对我的自尊心是莫大的刺伤。不过归根结蒂，还是自己水平低，自己不争气!安藤的行为出于年少无知，但他的行为却给我上了一课，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棋手的傲慢表现会给他的对手带来多大的伤害。今后如果我的水平提高了，我绝不会像安藤那样蔑视对手，我绝不无故地离开自己的椅子。自己要被人尊重，首先得尊重人。

    第二天我集中准备了布局，无论如何，布局一定要稳住。尤其第四局我执黑先走，是个好机会。这局我起手下了两个“无忧角”，这种布局按理说是很普通的，但我却很少使用，因为这种稳妥的战略与我的棋风不太协调。而今天我必须先稳住阵脚，因此一反常态。安藤的白棋摆开了三连星的大阵势，下一手来了个“天元”，再下一手又占了边上的一个星位。五手棋占了五颗星，气魄宏大，声势吓人。我慎重地应战，终于等到机会了，我猛然发动了攻势，好似拳击比赛时发现了对手的破绽，猛一拳击中对手的下巴。我的特长终于得到了发挥，不多一会儿，歼灭了白棋的一支部队。至125手，安藤推枰而起。这一局下的时间并不长，然而紧张的心情以及非胜不可的决心却把我折腾得人都瘫了。

    第五局我又一鼓作气拿了下来。总计5场成绩，我方4胜21负，这个数字只能说明一点——实力悬殊。

    这5场结束后，还进行了3场比赛，我方成绩也不佳。曲八段和伊藤五段越战越勇，都是八战全胜。曲八段获全胜无可非议，但让伊藤五段全胜实在不光彩。我们上场的几位都是年岁比她大的在国内棋艺属一流的老先生，这些老将先后被她枪挑刀劈，一一落马。其中魏海鸿先生对她的一局令人难忘。一般男棋手遇上女棋手都有些负担，魏老恐怕也不例外。伊藤五段在棋盘上的每个子都虎视眈眈，非置对手于死地不可。在对手的强大攻势下，魏老的心情也越发紧张。对局至中盘，被动的局势和紧张的心情把魏老这个好好先生折磨得够呛，只见他拿着棋子的手不停地颤抖，其情景令人不忍目睹。有人担心魏老的身体支撑不下去，就劝他挂起免战牌。

    让伊藤五段八战全胜，无论如何也是个耻辱。这不仅仅是围棋手的耻辱，而且是民族的耻辱，是国耻!我国是围棋的发源地，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围棋早就被列入“琴、棋、书、画”四大艺术之一，是中华民族的国技，是炎黄子孙的国粹。但如今却敌不过东瀛女将，这是多少年来国运不盛的结果。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起新中国围棋发展的历史，首先就要想到1960年中日比赛的惨败，也必然要想到伊藤老太太威风凛凛地大获全胜，以及安藤小伙子在比赛中漫不经心地来回散步。

    1961年的中日比赛对我是强烈的刺激，我默默地发誓：下次日本围棋代表团再来我国，我定要做个胜利者!我要让围棋爱好者们舒出一口气，要让陈老总打心眼儿里笑出来!

    我憋着气等待第三次中日棋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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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九章 初渡东瀛（1）

    一架只能容纳20多人的小飞机在二三千米的高度颠簸飞行。如果在今天，这种像航空模型似的玩意儿恐怕会使不少乘客提心吊胆。但在1962年，由北京到广州这样的重要航线却还得依靠它。

    就是这么一架小小的飞机，载着我国第一个围棋代表团，离开首都去完成访日的使命。

    中日两国围棋的交流可追溯到唐代。据说日本王太子来中国，唐朝宣宗皇帝让棋待诏1当时的国手顾师言迎战。顾师言煞费苦心赢得了这一局，并下出了颇有名气的“四十三手镇神头”，即一子解双征之妙手。这件事虽然有记载及流传的棋谱，但不一定确凿。然而唐朝皇帝赠送日本的几副棋盘棋子至今还在奈良的博物馆“正仓院”中珍藏着，那漂亮的柴檀木棋盘的四周都是精致的图案画，361个棋子上每个都画上色彩鲜艳的小鸟。这岂止是围棋盘和围棋子，这是地地道道的艺术珍品，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友谊的历史见证。

    解放前，我国的吴清源东渡，成为日本棋坛明星。顾水如先生也去日本学过棋。但作为一个正规的围棋代表团，1962年夏的出访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当时由于中日两国关系不正常，还没有哪个体育代表团出访过日本，围棋首当其冲，成为外交的先行官。代表团团长由国家体委的李梦华副主任担任。副团长有两位，其中之一是围棋界之权威刘棣怀先生，另一位是对外友协的孙平化副秘书长。孙平化同志跟围棋没什么关系，显然他是借此代表团去日本做工作，这也说明了当时访日的代表团何其少了。

    为迎接这次出访任务，全国的围棋好手再一次在京集训，挑选出5名棋手：过惕生、黄永吉、张福田、陈锡明和我。过先生最大，55岁；最小的是我，18岁。

    临行前，陈毅副总理接见了我们，他像对第一次远离家门的孩子那样再三叮嘱，并特别关照我们要做吴清源的工作，争取他回国看看。

    当时没有直达日本的航线，必须绕道香港。我们乘坐的飞机沿途要停郑州、武汉和长沙几站，几起几落，才到达广州，随后就跨过深圳边界桥，进入香港。

    第一次跨出国度的人总有一种新鲜感。不，去香港不能说跨出国境，她毕竟是我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又必须办理一切出境的手续。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奇特现象。香港给我的头一个印象就是像个“大杂烩”。在拥挤不堪的一小块地盘中，土的、洋的、旧的、新的、贫的、富的以及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五颜六色的小卧车……“相映成趣”。尤其是晚上从九龙看香港，无数灯火点缀了这个小岛，显得分外美丽。但如要在这个地方生活，我感到自己的神经会支持不住。这是第一次到香港的感受，以后我数次路过香港，每次都想是否会改变以往这种看法，但结果每次都加深了这种看法。直到1982年底我去香港养病时才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在香港我们住在自己的招待所中刚跨进大门，后边的铁门就哐啷一声合上了。要是没特殊情况，那么离港之前就得老老实实地在招待所中呆着。

    在招待所中还有一个代表团比我们先抵港，由于这个代表团带有政治色彩，因此日本政府不予签证。他们只能在港坐等，直至我们离港之后他们还是如此。我们这个围棋代表团可不同了，很容易就得到签证。日本在香港有个领事馆，领事知道围棋代表团抵达，就提出要见见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我。于是我就由人带着和他见了一面。他见了我很高兴，特别强调说：“围棋黑子白子，没有政治，日本政府欢迎你们。”

    围棋在外交活动中自有其特异功能。

    7月8日下午5时，我们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日本。途中经过台湾，飞机降低了高度，传出了播音员的声音：“旅客们，请大家往下看，底下是台湾。”我往下一看，真像地图似的，只见一条条山脉密布在这个美丽的岛屿上。我想但愿有一天我能作为一个围棋手到台湾来交流，这里有不少围棋爱好者，而且都是中国人呵……

    飞机到达羽田机场上空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由于时差，东京是晚上10点。从机窗望出去，窗外是灯火的海洋，恰似无数颗钻石闪烁着斑斓夺目的光彩，香港比之东京，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尽管我还未踏上它的土地，未见到它的真正的容貌，但我对它却产生了一种好感。这和对香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要问我为什么，我也难以回答。就好像你见到两位姑娘，尽管长得都不错，但第一个对你毫无吸引力，而第二个却向你展现着她的难以言传的魅力。

    我们一下飞机，就有日本朋友和记者围了上来。机场的阳台上有很多日本友好人士和华侨，手中拿着小小的五星红旗热诚地、使劲地挥舞着。我不知怎么就被簇拥到候机室内，欢迎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一群穿着鲜艳的女棋手给我们每人献了鲜花。欢迎的人群中有接待我们的日中友协和朝日新闻社的负责人，当然大多是围棋界的朋友。我一下就看到了不少熟悉的身影，其中有日本棋院的有光次郎理事长、濑越宪作名誉九段、坂田荣男九段以及不少虽未见过，但已从棋谱的照片上认识的棋手。人群中还有一位头发已白，但脸上充满着稚气和微笑的安永一。他精神矍铄，体格魁梧，性情豪放，是日本业余围棋界的带头人。此外，还有特意从大阪赶来的关西棋院的代表。日方的几个单位的代表致了欢迎词，李梦华团长也讲了话。这么多友好的人们，这么热烈的气氛把我搞晕了，不知怎的我又被人们簇拥着离开了机场，连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也不知被哪位热心的朋友硬是夺走了，好不容易终于到达了我们下榻的帝国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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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九章 初渡东瀛（2）

    出国比赛真有想不到的劳累。3个星期的访问中要安排7场比赛本来就不轻松，除此之外，主人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每天不是以小时来安排，而是以分钟来安排。参观、游览、拜访、联欢以及各种酒会和宴会像走马灯似的，简直是疲劳战。我们当然是客随主便，尤其是第一次去日本，谁都想多看看、开开眼界。然而每天众多的活动使我们经常坐车来回奔波，只是在车里才有喘口气的时间，谁都想打个盹。出了一次国才体会到主队以逸待劳的好处。

    1962年的日本当然不如20年后的今天这么发达，但已具有相当的水平。全国已电气化，每家都有电视机、电冰箱及洗及机。旅馆有空调设备，每个客房都有电视机。日本有很多电视台，在东京只要举目一望，就能看到一个个电视塔矗立着，这就意味着有不少电视台同时在向人们播送节目。最高的东京塔有333米，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还高出一截。这些电视台从清晨开始播送节目直至深夜。精彩的节目均安排在晚上7时到10时的“黄金时间”。我有时忍不住要看一会，看到时间晚了又后悔莫及，第二天就感到精神不振。当时我国连半导体都不会制作，初次出国的人很容易被电视这个“妖精”迷住，当我清除了这“妖精”，再也不被其迷惑时，已尝到了些苦头。

    在日本有些我们难以适应的东西。如参加日本式的宴会时，经常有一位女招待跪在你身边侍候着，给你夹菜，倒酒、跟你聊天，或者还要和你干上一杯，而且往往就拿起你使用的那个酒杯喝了起来，以示友好。这些在日本是极其普通的，但初次到日本的人往往感到别扭。日本人还喜欢提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日本女性如何?漂亮吗?”我从小就认为我母亲是最美的女性。当然，这是对母亲的挚爱而产生的偏激的观点。至于日本人长得如何，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对围棋以外的事物简直是视而不见。当我第一次被人发问时真是不知所措，我涨了个大红脸，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也许正因为如此，使某些日本人更感兴趣，于是我就屡屡被问及这个问题。

    说实在的，我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影响，人们普遍存在着封建意识和保守思想，因此在谈到有关男女问题时往往不自然。日本虽也有封建社会的残余，但近代深受西方尤其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已非常的欧美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日本迅猛地崛起，豪华舒适的旅馆、琳琅满目的商店、衣着华丽的人群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显示出高度的繁华和发达。但同时，西方的一些糟粕也严重侵蚀着这个东方岛国，**画报充斥市场，色情广告泛滥街头，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败坏着社会的风俗。

    60年代，凡有出访任务，总要先学习一番，打打“预防针”，回国后还要“消毒”。在出国期间规定也很严，不能单独活动。我始终认为既然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就应当让你多看看，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个较全面的了解。人是有好奇心的，越是不让看的，他就越想看。你真的放开让他看，也不过如此。当然，出国前必要的学习是不可少的，如果我们能较好地判断正邪、辨别是非，那我们就能较好地完成出访任务。

    言归正传，还是谈谈日本的围棋。围棋在日本连续发展了数百年，与我国由于旧社会的**，围棋每况愈下相反，日本的围棋和他们的高层建筑、高速公路一样蒸蒸日上。60年代初，日本全国有围棋爱好者500万，遍及自上至下的各个领域。尤其在社会的上层，围棋爱好者更为广泛。如众议院中有半数以上的议员都获得过围棋段位称号(当然是业余段位)，好几位首相都是棋迷，岸信介和福田赳夫还担任日本棋院的理事。财界不少巨头也热心支持围棋，使日本围棋的发展有了经济上的保证。

    日本全国共有500多个职业棋手，这些棋手分别属于东京的日本棋院和大阪的关西棋院。日本棋院无论在人数或水平上都占有较大的优势。名古屋和大阪都有日本棋院的分部，这两处均有数量不等的职业棋手。日本棋院的支部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一些地方。

    有志要成为职业棋手的人必须从小在棋院当院生，棋院指派职业棋手担任院生的老师。每年要在院生中考核选拔，将其中成绩优秀的个别人晋升为初段棋士。获得了初段就成为名正言顺的职业棋手。要获得初段是最难的一关，很多有才华的小孩在一起拚搏厮杀，结果绝大部分都被淘汰，只能把希望寄于来年。一旦得到初段，那末一条敞开的道路就展现在你眼前，你只要真有本领，那总会一段段地升上去。然而话又要说回来，要达到九段可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不但需要本领，还需要时间。每年有专门的升段赛，名为“大手合”，春、秋两季各一次，合起来才10多盘棋。要在规定的局数中达到一定的胜率才能升段，从初段升到九段，即使成绩特别优异，也得花上10多年。何况哪有这么顺利的事，因此有的棋手虽然水平早已达到九段，但无情的升段制使他迟迟得不到九段的桂冠。也有的棋手到了60多岁，甚至70多岁才得到了他为之苦斗了一辈子的九段称号。当然更多的人一辈子也到不了九段。这就好比一群人要登上摩天大楼的顶层但又没有电梯，只能沿着楼梯一级一级费劲地爬。纵使能爬到顶端的也不能不历尽辛苦，更多的则只能望洋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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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九章 初渡东瀛（3）

    段位高不但是一种荣誉，而且还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如果有人要请职业棋手对局，那末段位的高低就意味着报酬的多少。我们在日本比赛，凡职业棋手和我们比赛，他们所得报酬的多少全根据段位的高低。请初段下一局给1万日元，请五段则5万，请九段则9万。当时一般日本人的月薪才四五万日元，因此九段下一局棋的收入就很可观了。在日本棋院内爱好者可以请职业棋手对局指导，每天总有几位职业棋手应付这项工作。如请一位初段或二三段，破费不多，如请高段位棋手，则一般人就难以承担。这样低段棋手就生意兴隆，段位太高的很少有人敢问津。有些日本的围棋爱好者跟我说，他们往往几个人合起来请一位五六段棋手指导半天，其指导费由这几位爱好者分摊。

    日本的职业棋手无固定收入，主要经济来源就靠比赛所得。日本的新闻单位，如各报社及电视台等，大多每年举办一项比赛。报纸把棋谱像章回小说一样连续登载，一局棋一般分10次左右刊登完毕。我们问报社的朋友，为何每天要登棋谱，他们说爱好者多嘛，登不登棋谱要影响50万份报纸的销路。真是惊人!

    职业棋手的比赛共有10余种，每种比赛都有其名称，如“名人战”、“本因坊战”、“十段战”等，得到冠军的就获得“名人”、“本因坊”、“十段”等称号。各新闻单位就给优胜者一大笔奖金。第二年全国所有的职业棋手再度选拔，选拔出1人与上一年的冠军保持者挑战。挑战比赛一般是7战4胜或5战3胜。凡是重大的挑战赛对局双方每人规定时间为10小时或9小时。如此，一局棋就得花两天20个小时，真是比马拉松还马拉松。棋手双方在两天中所消耗的体力和精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选拔赛一般都采用淘汰赛的形式，首先由低段位的棋手(即一至四段)进行选拔，成绩优秀者再参加第二轮选拔，即五段以上的高段位棋手的选拔。职业棋手每下一局均有报酬，日本叫做“对局料”，但一个棋手如在各项比赛中都下一轮或两轮就被淘汰，那这个棋手的收入就较微薄，难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他就必须另找途径，如辅导围棋爱好者或写作等等。如某个棋手在各种比赛中成绩都不错，他的生活就有了保证。日本的“名人战”，通过全国选拔到最后是只有9个人的循环赛，这个循环赛在日本被称为“黄金的座椅”，可见其在经济上的好处。少数棋手成绩突出，并获得一项或几项比赛的冠军，那他这年的收入就非常可观，可以说是个富豪了。但这种棋界富豪毕竟为数很少，大概也就10人左右。如果某个棋手在1年中来了好运，垄断了好几项比赛的冠军，那么棋界中大部分的钱财都流入他的腰包，数百名棋手只能羡慕、嫉妒和叹息。一个职业棋手1个月一般只下二三局棋，这每一局棋都直接影响着他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因此他一旦坐在棋盘旁，必然倾注全力，呕心沥血。我国清代著名棋手黄龙士让徐星友三子的几局棋曾被人们称为“血泪篇”(以血和泪来形容对局者在对局中的认真程度及所付出的代价)。依我看，日本职业棋手的对局才真正是“血泪篇”。

    跟这些具有“血泪篇”精神的日本棋手对弈，是不能不有“浴血奋战”的准备的。我们这次访日共赛7场，其中3场为正式比赛，东京两场，大阪一场。其余4场为友谊赛。正式比赛均分先，友谊赛中两场对业余的是分先，另两场对职业高段的是授两子的指导棋。其实在我们看来，这7场比赛没什么正式和友谊之分，都一样重要，一样艰巨。

    东京头两场正式比赛日方出场的5位棋手是前田陈尔八段、鶨原武雄七段、茅野直彦五段和两位业余棋手，即村上文祥和平田博则。由于前田八段段位最高，因此日方称他为这次比赛日队的主将。前田是个老棋手了，他对死活题有特别的研究，日本围棋界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称他为“死活题的神仙”。20年前，他作为“皇军慰问团”到过中国。那时他和日本军队中的围棋爱好者下棋，也和有的中国棋手下过。据他说，当时中国棋手的水平至少要让3个子。日本凡上了年岁的男子很多都作为侵略军来过我国，包括围棋界中不少棋手。当然，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犯下的罪行，不能跟日本人民去计较。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凡是作为侵略军来过中国的人，大多会感到内疚，这恐怕也是很自然的。前田八段讲话不多，始终穿着和服，显得老练持重。他的头发留得很长，这在今天并不希罕，可在1962年却相当触目，可能是种艺术家的风度吧。

    鶨原七段是个很有特点的人，在后文“苦斗鶨原”一章中将对他有较详细的描述。

    茅野五段是位文质彬彬的年轻棋手，在当时除了林海峰和大竹英雄这样出类拔萃的青年棋手外，他也是很突出的新秀。

    平田和村上是日本业余围棋界“四天王”中的两位，另两位天王是菊池康郎和原田稔。这4位棋手在业余棋手中水平拔群、成绩卓著。在以后的多年比赛中，这4位“天王”和我国棋手进行过难以计数的交流比赛，都是我国围棋界的老朋友。

    7月11日上午9时多，我们代表团一行离开帝国饭店，每两人乘坐一辆小卧车，每辆车前都插上朝日新闻社的旗帜。汽车在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前停住，这就是朝日新闻社的报馆大楼。日本的大报社以及其他大公司都有一座很讲究的总部大楼，体现着公司的规模和气派。报社和棋界的朋友已在大门两旁等候我们，以频频的掌声把我们送上报社大楼，然后让我们在休息室先小憩片刻。10时整，在“朝日新闻社”的谈话室——一间华丽的大厅中揭开了战斗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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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九章 初渡东瀛（4）

    日本人抽烟的很多，下围棋的就更有抽烟的嗜好。他们抽烟一般只吸上很少几口，就把老长的一截香烟往烟缸中一插，这无疑是生活富裕带来的一种习惯。生活富裕了容易形成浪费的习惯，但我不能赞同以浪费的习惯来显示富裕。初次看到这种情况真令人吃惊，不过我们的过先生也有让日本人惊讶的本领。他抽烟一支接一支不间断，每当一支烟抽剩一小截时他就很巧妙地接上另一支香烟，如此不断继续。不管比赛时间多长，也不管他身边的大烟缸中撒满了多少烟灰，都难以找到一个烟头。这与日本棋手的烟缸中插满了长长的没吸上两口的香烟成了鲜明的对照。过先生这种巧妙的连接技巧使一些日本人莫名其妙，他们可能以为过先生在表演杂技呢。

    我方选手都是第一次出国比赛，自然有些紧张，其中最紧张的恐怕是我了。日本的报上这么描述：“中国的选手们都很紧张，最年轻的陈祖德好像在接受入学考试。”

    中午12点，裁判长宣布暂停。尽管才赛了短短的两个小时，但我方几局都不太妙。黄永吉和过惕生的对手是前田和鶨原这两位高段棋手，由于双方都很慎重，因此棋局进行得较缓慢。相对来说，日方的两位业余棋手就下得较快。在日本，业余棋手的比赛基本上都是半天赛一局，因此快也就成为业余棋手的一个特点。

    中午简单地用膳后，下午1时继续比赛。至4时，村上首先胜了陈锡明，紧接着平田力克张福田，再下来就是我败给茅野五段。我虽然竭尽全力，到处出击，但茅野的黑棋固若金汤，使我的攻击不断受挫。下午6时，黄永吉也撑起白旗。过惕生先生和长考派的鶨原七段苦战了8个多小时，中盘时局势尚微细，后来鶨原使出他的拿手绝招，猛攻过先生的大棋，过先生抵挡不住，溃败下来。第一场我方以零比五失利。

    第二场比赛我们又以零比五败北。

    我们在日本每场比赛的成绩都要向国内汇报，当然，也向陈毅副总理汇报。陈老总等待的难道就是这个成绩吗?!我们讨论的时候，有人建议既然我们赢不了，那今后就设法少输些，老是输大盘未免太难看。在当时，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但我急了，我说不行呵，下棋总要争取赢，不能未下就准备输。如果有本事只输一二子，那就完全有可能赢下来。尤其我的棋风好厮杀，总是大输大赢的，如要改变棋风那就不堪设想。说实在的，安排我跟谁下我并不怎么在乎，我反正是想赢。让我跟高段棋手下我也是想赢。

    我要赢!

    我们要赢呵!

    说来也奇怪，两场惨败后，我们的成绩越来越好。在以后5场比赛的25局棋中，我们居然胜了12局。尤其是第六场对日本业余强手一战，意想不到地获得了全胜。我个人在这5场比赛中是4胜1负。日本棋界评论说：中国选手一场比一场下得好。

    第三场比赛的赛场设在京都的二条城，这是优美城市中的一个优美的场所。日方上场的是5位业余棋手，通过抽签，日方年龄最大的福井正一对我，我方年长的过老对日方16岁的小棋手吉田晃。老少对抗，饶有兴味。过老和吉田两人都很慎重。而我和福井都是快棋，在寂静的赛场中只听得我们这个棋盘上棋子频繁的碰击声。福井是京都资格最老的棋手，他恐怕多少有些小看我，因此棋下得很快，打子的声音啪、啪、啪地特别响。我也不甘示弱，啪、啪、啪地和他进行速决战。只两个小时，我就拿下了这一局。赛完我感到这位年老的对手情绪不佳，大概他认为不该输给我这个小伙子。后来过老也胜了，说实在的，我心中真替过老担忧，如果中国最有名的“北过”败给日本不知名的16岁小孩，不但是过老，我们大家都不光彩。一老一小胜了，可其余3局先后失利。2比3的成绩不能说理想，以当时我们的水平，没有再一次全败，已经是个好开端。

    第四场是在大阪的正式比赛，赛前有人给我们介绍了日方的主将细川千仞八段。我说：“我虽然和细川先生是第一次见面，但我早已从日本的围棋杂志上认识您了，您的棋谱我也学习过多次了。”细川八段是个和气的人，他很诚恳地对我说：“我学围棋很晚，当我下决心走围棋这条路时已28岁了。我没老师教，就靠自己的努力。你现在和我的情况不同，希望你加油，一定会提高的。”说得多中肯呵!这一场我们差一点全败，多亏陈锡明奋力拚搏，战胜了业余棋手田口哲朗。田口哲朗是广岛棋手，据介绍是原子弹的受害者，他的一条胳膊就曾受到原子辐射的伤害。

    第五场和关西棋院的高段棋手下指导棋。日方列出了强大的阵容，其中有3位九段，他们是大桥本(桥本宇太郎)、小桥本(桥本昌二)和洼内秀知。这一天担任记录的都是年轻的职业棋手，如白石裕、石井新藏和南善己3位五段以及东野弘昭四段等(如今他们都成为九段高手)。职业四五段棋手担任记录，这在日本是破格的待遇。

    这场比赛我的对手是桥本昌二九段，他虽然不到30岁，但已是日本第一流的高手。他那矮矮的个子相当壮实，敦厚的脸上经常带着诚挚的微笑，使人很容易就对他产生一种信任感。有趣的是他一旦坐在棋盘旁，脸上的微笑很快就消失了，转而变成一副苦恼相。在对局时他不断地摇头、叹气，时时发出悲鸣，其状态相当痛苦、悲惨。不了解他的人一看其表情无疑会作出这样的判断：他输棋了。其实非也，这只是他的习惯。无论输赢，他都是这副表情，即使是赢定了，还是一副苦相。只有终局以后，他脸上的痛苦才会消失，然后又绽现出笑容。他是全日本最著名的长考派棋手，很少有不读秒而终局的时候。有时刚开局，甚至下第一着时就长考起来，令人费解。他和日本棋院的鶨原武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两人都属长考派，但感觉都很敏锐。一旦参加快棋比赛，桥本就大显神威，他数次击败全日本的高手，荣获快棋冠军。

    我对桥本这局发挥得较好，利用两个子的威力紧紧地咬住，毫不放松。一有机会就主动出击，打了场漂亮仗。

天马行空

正文 第九章 初渡东瀛（5）

    这一天张福田胜了鲷中新八段，其余3局都败下阵来，最后以2比3失利。

    第五场比赛结束，我们返回东京。一个相当强的阵容——日本第一流的业余棋手，包括“四天王”中的两位，即菊池康郎和原田稔，还有访问过我国的安藤英雄等正严阵以待。这对我们来说，显然是场硬仗。在京都对二流水平的业余棋手我们尚且以2比3败北，这一场的艰苦也就可想而知了。赛前我代表团商量出场名单，大家都感到菊池最难对付。我虽然也知道菊池厉害，但丝毫没有畏惧心理，于是我这个初生牛犊自告奋勇要战菊池。有人问我：“如果你猜到白棋1有信心吗?”我说黑白都一样，我都有信心。大家看到我真有那么一股子劲，于是名单也就容易定下来了。对这场比赛的成绩我们也作了估计，认为如2比3失利不算意外，如3比2胜利就完成任务，至于再好的成绩，谁都没说出口。

    毫无疑问，日方也显然认为我们处了下风。比赛前抽签结果，我方5个棋手全部执白，这又增加了不利因素。但是往往不利因素中包含着有利因素；有利因素中也蕴藏着不利因素。世上的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正因为意识到自己完全处于劣势，所以倒是无所畏惧了。就好比赤贫者已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于是就最敢拚命一样。

    这一天我们恐怕都豁出来了，因此发挥得出乎意料的好，居然一局又一局地赢了下来。比赛结果谁都未想到，来了个满堂红，特别是对菊池、原田和安藤三位强手都是中盘胜。我对菊池这局下得较得手，我深知菊池老练全面，如果四平八稳按常规作战恐不是对手。于是一上来我就下了新手。但我并不是灵机一动，信手下出的，而是在国内已多次尝试过。我一贯不爱下那些流行的定式，我总觉得如果下棋像背课本似的，那还有什么艺术性、还有什么意思?围棋的变化是无止境的，只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围棋艺术才能发展，人的生命力就在于创造呵!因此我在对局时总是想那些少见的或根本没有先例的下法。如果在一局棋中想不出新手或没有新颖的、有趣的着法，心中就极为懊恼。这大概好像作家写小说，若自己都觉得缺乏新意，那一定会非常不满意自己。和菊池这局的新手显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于是自己的情绪为之振奋。之后一路紧逼、毫不松懈。菊池很早就进入读秒，显然也使足了劲，但看来我是下顺手了，因此赢得不太冒险。

    和菊池这一局结束时日本业余棋界的另一位“天王”村上文祥走了过来，我听到他跟菊池说：“你怎么回事?”他恐怕认为像他们这样“天王”级的棋手不该败于我这个小青年手下。我不由想：怎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我赢了!不过，我并没感到太高兴，因为赛前我是下了决心非胜不可的，因此赢了就好像是意料之中、情理之中的事。

    最后一场是和高段棋手的指导棋，我借着前两场的余威，似乎更得心应手了，和前田陈尔八段混战一场，取得中盘胜。日本的报纸说我的棋凶，并这么评论：“陈祖德的棋很厉害，只要有断的地方没有不断的。”这样评论当然不是贬义，但把我形容得蛮不讲理，我就很难接受了。我下的棋的确较凶，但我绝非盲目和蛮干。多少年来，我始终认为下围棋必须积极主动，因为围棋的胜负及水平的高低关键就在于你所下的棋的效率的高低。当然，每个棋手都有不同的风格，但积极主动的指导思想却是每个优秀棋手所必须具备的。

    这一天黄永吉的对手是木谷实九段，木谷九段是日本棋界的一位巨匠。他在年轻时曾和吴清源一起尝试了“新布石”(即新布局)，这种新布局法重视中原作战，运子自由奔放，如天马行空，完全违反所谓的棋理，震动了日本棋界，可谓围棋史上的一次革命。奇怪的是这位革命者后来棋风大变，成为第一号重视实地的棋手，真是从“极左”到“极右”，不知是何原因使他产生如此极端的变化?

    木谷九段的棋风定型后，他的风格是特别厚实，步调极慢，简直如蜗牛爬行，然而他的棋又好似重战车，它具有厚厚的铁甲和猛烈的炮火，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怪物，日本棋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怪童丸”。木谷九段因非常自信而具有了非常的力量，不管对手摆开多么吓人的阵势，总是先实实在在地占住牢靠的地盘，然后就无所顾忌地往对方的阵营中杀将进去。这需要很大的魄力，更需要强大的实力为后盾。他的棋自成一派，是他人难以模仿的一种流派。如今他让黄永吉两个子也是一点不着急，头两手稳妥地下了个“无忧角”1，然后又花两手从“无忧角”两边开了两个“拆二”2。这种慢条斯理至于极点的下法哪像是个上手，但木谷九段凭着自己的功力硬是把黑棋的劣势一点点化小，终以二子半的优势取胜。

    木谷九段在上了年岁后曾因比赛过度疲劳而得了脑溢血，但他并未因此退出棋坛，始终顽强地活跃在棋坛的第一线。他不但有高超的棋艺和顽强的斗志，更了不起的是他对年轻棋手的热心培养。他在自己家设一道场，收了不少内弟子，在自宅集体住宿、集体研究、切磋棋艺。这些内弟子即使到了较高水平，或有了一定段位，还住在他家里。在“木谷道场”，不论水平高低或段位不同，待遇都一样，真是人人平等，这在日本是不容易的。一旦某个年轻棋手结婚成家，他就与“木谷道场”告别，从此和社会上其他棋手一样，完全靠自己了。除了“木谷道场”，日本的职业棋手都是“单干户”，他们平时很少往来。相比之下，木谷的学生条件就优越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学生们水平都提高得较快，并涌现出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材。资格最老的有大平修三、岩田达明和加田克司等九段棋手。后来风靡日本棋坛的大竹英雄、石田芳夫、加藤正夫、武官正树、小林光一和韩国的赵治勋等优秀棋手也都出自木谷门下。他们把日本的围棋水平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高峰。木谷九段还把自己的爱女木谷礼子培养成日本女子围棋的最强者，她曾几次获得女子本因坊的桂冠。娴雅、秀丽的礼子可能是太热衷于棋艺，一直不考虑个人大事，但最后在木谷的一位年轻学生小林光一的进攻下，她被俘虏了，终于结成了美满姻缘。有趣的是木谷礼子比小林光一要大13岁。

    木谷九段的弟子共55人，数年前他们的段位总数已超过300段。这真是伟绩!依我看，这比个人在棋坛上取得再出色、再辉煌的成绩还要伟大得多。木谷九段早已故世了，但他的学生们对这位老师一直非常的尊敬和怀念，日本围棋界也经常纪念他。

天马行空

正文 第九章 初渡东瀛（6）

    7场比赛结束了，我们的成绩是12胜23败。拿头两场惨败的情况来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真有些始料不及。《朝日新闻》这样评论：“中国棋手在日本的3个星期中提高了一个子。”是否有一个子很难说，但提高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我们的胜局还远远低于负局，但如与1960年的35局中才2胜1和，以及1961年的5胜34败1和相比较，那就有了明显的进步。

    这次比赛增强了我的信心，但我的身体却受到了损害。可能是第一次外出水土不服的原因，到日本没多久就得了肠炎，每天要拉多次，便中带着鲜血。我真有些担心，但又不敢讲，一旦讲出来如被送进医院不能比赛可就糟糕了。人病成这样，自然需要去治疗，但在人的诸多需要中，最强烈的是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的需要。一个棋手只有在赛场上才能焕发出生命力，才能获取胜利的欢乐。人生没有这样的欢乐，简直如死水一潭。

    我就这样坚持着比赛，病势日益严重，有时一天要拉10多次。我的身体本来就单薄，现在更瘦弱了，有的日本朋友说我瘦得像块纸板。代表团中黄永吉有种奇怪的胃病，一发病就要呕吐，但吐完了还照样能吃，因此人还是胖胖的。有时我们和日本朋友一起用餐，席间他突然匆匆地跑了出去，我知道他是去呕吐了。我有时也忍不住要离座，我们俩是上吐下泻，不过始终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病情。我就这样撑着一直坚持到回国。回到广州那天，广东省体委安排我们游览珠江湾，我只能躺在旅馆里，人软得像是虚脱了一股。我心中暗暗庆幸：幸亏没倒在日本!

    3周的访问，我们在友好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这些成绩是同很多日本朋友的配合和帮助分不开的。日本人民非常热情好客，这和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共同之处。每到一地，我们都受到热情款待。日本自民党的议员松村谦三先生曾和陈毅副总理共同发起了中日两国的围棋交流，这次他又多次出面，并组织了不少议员和我们共同联欢。还有一个财界团体叫“清交社”，他们很难得和我国代表团接触，这次也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一起欢聚。当时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松本治一郎先生年事已高，白发银须，如南柯仙翁，他也热情地出席了活动并设宴招待我们。在我们拜访日本棋院时，日本朋友和我们代表团共同下了纪念连棋，由李梦华团长下了第一手，日本棋院的总裁津岛寿一下了第二手，然后由孙平化副团长下第三手，再由日本棋院的理事长有光次郎下第四手，以后由两国棋手一个个续接下去。日本围棋界经常以这种方式来联欢并表示纪念。后来我国围棋界也在一些活动中采用了连棋这种对局方式。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些致力于日中友好的青年，为了我们代表团的安全，他们昼夜保卫着我们。当时中日两国的关系还不正常，既要防备日本右翼的暴力团体，又要留意台湾的一些反动分子。往往我们在到达下榻的旅馆前，他们已在每个房间投下一封策反信。有时行走在街上也可能遇到有人寻衅闹事。尽管日本政府派了便衣成天跟随着我们，但不少对我们友好的青年还是热情地担任起保卫工作。就是在夜深人静，我们已进入梦乡时，在旅馆的走廊上、大厅中和楼梯口，这些青年仍然在彻夜不眠地戒备着。每当我清晨打开房门看到这些年轻人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我们两国人民有这样诚挚的感情，为什么两国关系还不能正常化呢?中日两国的关系能发展到今天(1984年)这样的大好局面，那是很多很多人辛勤劳动并付出了代价而换来的。如今，我们经常听到对一些知名人士的颂扬。的确，这些知名人士对中日友好作出了不能忘怀的贡献。然而那些辛辛苦苦地做具体工作的友人，尤其是那些在旅馆的走廊中为了我们的安全而彻夜不眠的日本青年，我是永远忘不了他们的。

    在友好工作方面不能不提到安永一先生。安永先生原先是日本棋院的职业六段棋手，后来他退出职业棋界，投身于业余围棋界，成了业余棋界的带头人。他的外貌粗犷、浪漫，性格豪放、热情，衣着随便，头发蓬松，很不拘小节。一次和他一起用餐，饭桌上摆着一盘大桃，桃子的外皮上布满了绒毛，安永先生拿起一个大桃，不削皮也不洗，放在手掌中一擦就送进了嘴巴。在处处是一本正经很讲礼貌的日本，安永先生的形象和性格显得非常突出。

    其实安永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念过大学，博览群书，有丰富的知识，尤其熟悉中国历史。我国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留学日本时和安永先生还是同学呢。据苏步青同志说，安永先生在大学时也整天迷恋围棋，有时还为了下棋而逃学。安永先生写过不少著作，被日本围棋界称为评论家。

    安永先生尽管年逾花甲，但充满着朝气，无论从他的性格或棋艺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很反对墨守成规和过分重视实地的棋风，并把这种棋风视之为封建保守。他下的棋和他的评论的确富有创造性和思想性，很令人饮佩。遗憾的是他在实战上功力稍逊，因此他那先进的思想较难付诸实践。但和他接触，总能感到有所启迪、有所收益。

    日本的围棋手一般都说自己不问政治，而安永先生则不然，他有明确的政治观点，这在日本围棋界又是很难得的。他非常理解和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我们代表团一到日本，他几乎也成为代表团的一员，3个星期中，几乎每一天他都和我们在一起。他认真地观看我们的每一场比赛，并热心地参与比赛后的复盘研究。当我们和日本的职业棋手比赛时，他完全站在我们一边，希望我们取胜。我们赢了，他分享我们的快乐；我们输了，他替我们难过。当看到我们的某个棋手下得太糟糕时，他的指责又像自家人一样不留情面。我们都知道他的好心，从不计较他的态度，而且感到这样分外亲切。不过，我们和日本的业余棋手比赛时，他就为难了，他虽然希望我们下好，但更希望日本的业余棋手获胜，因为他毕竟是业余棋界的带头人。以后很多次我国围棋代表团访日，他都自始至终伴随着我们，而且一路上的费用都自己承担。他对我们的感情一年比一年深，对我们的期望也越来越殷切。有时我们比赛没赛好，他着急了，甚至这么跟我说：“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应当下好，你们下不好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话说得多好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靠说的，而是要用一个个具体的成果来体现的，要靠一个个具体的人去创造、去发挥的。

    安永先生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我无法在这儿一一列举。我每次见到他，心里总要祈祷，愿老天让他长寿吧，像他这样生动而非凡的外貌，这样豪爽而可爱的性格，这样对我们毫无保留的真挚的情谊，这样一个安永先生可不能少呵!值得庆幸的是，事过20余年，安永先生还是那样健康、那样豪爽、那样充满朝气、那样始终如一地爱着中国人民。

    首次访日圆满结束了。我们广泛地接触了日本朋友，尤其是日本围棋界人士。日本朋友中很多人是第一次跟中国人打交道，他们通过我们围棋手对社会主义中国多少有了些了解。虽然语言不通，但我们通过“手谈”很自然地增进了友谊。中国人跟日本人混杂在一起，很难分得清。两个民族都是优秀的民族，历史上中国曾经强盛，日本就仿效中国。时至如今，在日本处处还能看到古代中国的痕迹。日本既能迅速地学习世界上的各种先进事物，又很执着地保持着各种传统和习俗。正是由于这种特性，才使很多古老的东西，如木结构建筑、“塔塔米”、和服以及相扑等保留至今，也使得围棋这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艺术得以发扬光大。日本是最现代化和最古老相结合的一个混合体，这似乎有些奇怪，但又很正常。如果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是一式的高楼大厦、一式的西服革履、一式的黄油面包，那才是怪事呢。一个优秀的民族，首先应当看得起自己，应当尊重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和艺术。倘若光学他人，而鄙弃自己的文化和艺术，那是十足的崇洋媚外、愚昧无知、自暴自弃，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闯出一个局面来，才能让别人承认你、尊重你。

    有位日本朋友对我说：“你们的围棋一定会超过我们，因为中国人比日本人聪明。”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究竟哪个民族聪明很难断言，但至少说明这位日本朋友很尊重中国人，很看得起中国人。后来每当有人看不起自己，把外国人捧到天上时，我的耳旁总会响起这位日本朋友的声音，我的心，总是因我们那些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人而感到屈辱!是的，人的卑怯、低下，往往是自己造成的。一个人的强大，一个国家的强大，首先要靠精神的强大。

    唯一遗憾的是这次未见到吴清源先生。我是很想见见他的，我从小就有这个愿望!他那非同寻常的艺术才华和卓越成就，以及我俩都曾受过顾水如先生的培育，都使我产生和他见面的强烈愿望。这次出访前陈毅副总理曾再三嘱咐要看望吴先生，可是先生没能出来，这是台湾方面给了他压力所致。吴先生当然是向往祖国的，一个在祖国生长了14年的人哪能不思念祖国?但他有难言之处。过了两年，我第二次访日时终于见到了他，并在他家作了客。10年之后，我还跟他对弈了一局，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十章 合肥鏖战（1）

    1962年，在围棋界发生了一场冰天雪地里的白刃战。

    这年是我国自然灾害影响最大的年头，安徽省又是受灾较严重的一个省份。然而就在这灾害之年的深秋，安徽的省会合肥市迎接了全国16个省市的棋类选手，举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全国棋类锦标赛。能举行这次比赛，固然和安徽省委和省体委的重视分不开，另外，1960年黄永吉获得了全国冠军恐怕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上海居住惯的人一跨进安徽省，贫穷这个词马上就跳进了你的脑袋。即使是省会合肥也不一定及得上上海的一个县城。当时的合肥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合肥市最好的旅馆——江淮旅社在上海也只能算第三流的。合肥市有一个逍遥津公园还可以一看，但其他地方就不大吸引人了。有趣的是自然灾害的影响却给合肥市增添了一些生动和罕见的景象，首先是自由市场，从远处望去，数万人头涌动，如大海中的一个个浪头，场面可谓壮观，市场里到处是卖花生的、卖香油的以及卖高价烟的等等。今天，全国城镇也都有自由集市，但就我所见过的，如与1962年合肥的集市相比，场面都远远不如。另一个景象是要饭的多，堂堂的省会处处有乞丐。你如走进一个饭馆，刚要坐下吃东西，马上就有一至数名乞丐向你靠拢，稍文明一些的向你伸出手来，有的招呼都不打一个，一把抓起你的食物，甚至咬上一口，令人哭笑不得。凡是领教过一次的，就没有兴致再去饭馆了。

    这次棋类锦标赛三项棋的选手共96人，其中围棋48人，占总数的一半，可见围棋在三项棋中所占的比重。而48名围棋手中有10人是上海选手，又可见上海的围棋手在全国的比重。上海的10名选手中有刘棣怀、王幼宸和魏海鸿三老，还有吴淞笙、赵氏兄弟和我几个青年选手，另3人是孙步田、殷鑫培和朱福源，他们是上海的中坚棋手。实力雄厚、人数众多的上海围棋队摆开了非要夺标的架势。

    虽然如此，其他几路人马的实力也不可小看。首先是以过惕生先生为首的北京队。过先生的水平不用再介绍了，但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具有清晰的头脑，他是认为有夺取冠军的可能才披挂上阵的。此外，金亚贤和崔云趾等高手又充实了北京队的实力，使之成为阵容整齐、实力强劲的一支队伍。

    安徽选手也是一支精悍的人马，这次他们作为东道主，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有利因素，显然是棘手的竞争者。特别是上届冠军黄永吉，经过两年的磨炼，他的棋艺更臻成熟。捍卫自己的宝座无疑是他这次比赛的宗旨。

    这次比赛还杀出一路野战军，即浙江队。浙江队的主将董文渊在刚解放时已是棋坛高手，他的围棋和象棋都堪称一流，是难得的双枪将。据他自己说，国际象棋下得也好，应当是三枪将。遗憾的是除他自己以外，没有一人说他精通国际象棋。此人头脑聪颖、感觉敏锐、着法犀利，可惜他是棋界少有的不争气的棋手，他的恶习使他在解放后坐了7年班房。至1961年释放后我才第一次见到其人。那时他已50岁左右，比起我是老头了，但比起刘、王二老则还是小伙子。虽然多年在牢房，但他的棋艺并没衰退。围棋这门艺术要提高难，但上去了就不易下来。1961年底他来到上海找人下棋，刘棣怀和王幼宸两位老先生不太愿意跟他交手，就让我去抵挡一阵。我和他实力相当，下了几局，胜负各半。董文渊由于多年来未对弈，特别是对一些新颖的布局和定式都很陌生，因此苦思苦想，下得很慢。我的思路较快，下得又熟练，因此在速度上远远胜过他。尽管如此，我还是使足了劲，毫不怠慢。但我毕竟年轻，下一局长一局，经过数次交锋，我已感到自己占了优势，而且对今后战胜他充满了自信。

    1962年春，在杭州举行了4省市的围棋邀请赛。那次除了董文渊，安徽黄永吉等强手也参加了。我发挥得较好，以六战全胜得第一，董文渊居第二。按理说董文渊得第二也讲得过去了，但大概是他在赛前赛后说过大话，认为他得第二是运气不佳。因此浙江省体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要知道个明白，看看董文渊的话是否真实。于是在赛后又专门安排一天让我跟董文渊再次对弈。这天浙江省体委的几位主任都坐在棋桌旁督阵，我不知他们几位是否都精于此道，但他们对这局棋的重视和关心是毫无疑问的。对局时我很放松，而董文渊心里当然也明白要赢我并非像他嘴上说的那么简单。如今几位体委主任一本正经地坐在身旁观战，他的负担自然就更重了。旁观者不一定清楚董文渊的棋艺状况，但他的紧张情绪却无法掩饰——只见他额头上不断地沁出汗珠，拿着棋子的手在空中不住地颤抖。人处在这种状态想取胜那才叫奇怪呢。这一天他输得很干脆，简直无还手之力。我看他那可怜的狼狈相不免又很同情他。虽然如此，董文渊确实还是有那么两手，在1962年的全国比赛中，谁也不会对他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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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章 合肥鏖战（2）

    1962年的全国赛关系重大，因为它不仅是一次锦标赛，而且还要通过这次比赛第一次评选出我国的段位棋手。从历史上来看，我国的围棋曾分过九品这样的等级，后来日本演变为九段。在日本的大力推广下，世界上开展围棋活动的国家几乎都用段来划分和评定围棋水平的高低。也正因为如此，我国也决定实行段位制。尽管段这个词汇在我听来始终感到别扭，因为它是外来货。但恐怕大部分围棋界人士都习惯成自然了，并无不顺耳之感觉。

    由于当时我国的围棋水平和日本有很大的差距，所以1962年全国赛中成绩最优秀者只能授予五段。在这么多棋手的会战中要取得前3名才能获得五段的称号，这对任何棋手都不是容易的事。

    虽然说上海队的实力是最强的，但这只是指上海队这个集体而已。至于队内每个人，情况就不一样了。几位老先生尽管雄风犹在，但他们毕竟年岁越来越大，年轻棋手的成长对他们构成的威胁是明显的。1960年全国赛中，黄永吉和我已显示出第一流的实力。事过两年，又涌现出罗建文、沈果孙、陈锡明、吴淞笙以及赵氏兄弟等后起之秀。年轻棋手已形成一个阵容——可以和老棋手区敌的阵容。六七十岁的老将受到10几、20来岁的小将们的挑战，这对老将是近乎“无情”的。即使是刘大将这样享有最高威望的老棋手，在这次比赛前恐怕也感到一定的压力。

    年轻人的思想状况也因人而异。我是踌躇满志、信心十足。通过1960年全国赛、1962年春的4省市邀请赛以及1962年夏的访日比赛，信心与日俱增。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两次全国集训中，我的战绩也不错。特别是1962年那次，在出访前我和几位老棋手每人对弈两局，结果除了和崔云趾先生平分秋色外，其余均取胜。赛前我把国内主要强手罗列出来，统计了一下近年来我和他们之间对局的胜负，我都占着优势。我不由想，此时不夺冠军，更待何时?

    比我小1岁的吴淞笙近两年也有了较大的进步。他是跃跃欲试、盼望着搏击。但他心中无数，其状态和我1960年全国赛之前相仿。赛前有一天吴淞笙跟我聊天，他说：“这次比赛我要争取打进前6名。”一会儿他又担心地说：“不要连决赛都进不去。”他的这两句话似乎有矛盾，但又并不矛盾。这次全国赛分两个阶段，预赛是分组循环，每个小组的前3名进入决赛的头一组。如果连小组前3名都进不了，自然谈不上取得好名次。在强手众多、实力相当的全国赛中要保证在小组中进入前3名，这样的棋手确实不多，不过我已深信自己是属于这不多的棋手中的一员。

    比赛临近了，48名选手经抽签分成4组。我和吴淞笙抽在一组，这一组中有不少名将，如北京金亚贤、四川黄乘忱、江苏郑怀德、河南陈岱以及安徽的几员战将，他们是朱金兆、史家铸和王汝南等。朱金兆在安徽是仅次于黄永吉的一个高手。王汝南比我小两岁，小小的个子，煞是机灵，在1962年春的4省市围棋邀请赛中，我让他3子对弈，他的棋艺还显得稚嫩。事隔两个季度，他有了相当的进步，虽然还不足以对一流棋手产生威胁，但已能看出是个有希望的苗子。两年之后，他一跃跻身于全国前6名，进步之神速令人瞠目。

    我这小组无疑是4个小组中实力最强的，尽管我充满自信，但也感到面临的将是一场激战。淞笙多少有些沉不住气，时时露出一些担心。我想这一组的大部分棋手其心情恐怕都和淞笙相似。大家的水平那么接近，就看临场的发挥和运气了。至于运气，有人会说是唯心的，比赛只能看真功夫。的确，比赛当然要看谁的技术过硬，这是根本。但在大比赛中要打出好成绩，除了技术水平，还有诸多因素，如体力、健康、情绪、精力，分组后对手的强弱，执黑还是执白，对局中自己的发挥以及对手的发挥等等。有时自己发挥很不好，但对手更糟糕，如此侥幸取胜，不是遇上好运了吗?反过来，自己发挥得很好，但你的对手发挥得更出色，使你无可奈何，这就有些运气不佳了。举个更明显的例子，你今天将要遇到一位难以对付的棋手，你很担心，甚至缺乏信心，可这位对手突然因病弃权，你不费吹灰之力得了二分，这又何以解释呢?当然，运气只能说是偶然的，但有时偶然性却会起到不小的作用，在特殊的情况下，甚至会起难以预料的决定性作用。在不少水平接近的棋手比赛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有趣结局，甚至你个人的成绩要依靠他人的胜负来定，这时你只能听天由命了。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有人在祈祷上天保佑了。当然，话还要说回来，如没有真功夫，那就谈不上运气。所谓运气，实际上是在客观中存在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毕竟很小，因此一旦产生就使人感到运气好。

    1962年全国赛的特点是既冷又热，具体地说是在寒冷的气候中进行的炽烈的战斗。

    按理说11月初不算最冷，即使在北京也还未开始放暖气。但这年合肥市却气候反常，冷得出奇。连下了几天鹅毛大雪，白雪皑皑把整个合肥市覆盖住。本来不太美的城市一披上银装竟也出落得令人炫目了。可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却受了罪。合肥市没有取暖设备，人们只好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武装到牙齿”，即使如此，也还难以抵御寒冷。我们比赛的场地设在合肥市体育馆内，庞大的体育馆寒气逼人，和露天无甚区别。尽管摆着数十台棋桌，但好似几颗星星点缀在夜幕上一般，零零星星，稀稀落落。虽然三项棋的选手加上工作人员有200人左右，但人们身上散发出的热气远不如大自然产生的冷气。安徽省体委尽了努力，找了不少炭盆点燃起来，放在赛场中。这种炭盆放一个在家庭中倒是能给人带来温暖，可如今数十个炭盆也无济于事。燃着的炭闪烁出可怜的火光，只能使人感到精神上的安慰，简直如画饼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