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第10节：丑闻

　　关于载振设酒宴召歌妓一事，张元奇写下奏折。

　　对于这份奏折，皇帝忠告张元奇："你要小心，当谨慎行事。"

　　于是载振的丑闻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而张元奇也因此而受到了降职的处罚，因为皇室很忌讳大臣弹劾皇亲国戚。张元奇被降职后，离开北京到湖南省常德当了地方官知府。

　　张元奇弹劾皇亲国戚的这件事极有可能是张元奇为了离开皇宫到地方上任职的一次计谋。听母亲张舒文说过这件事情的吴炎，即吴清源的二哥，是这样说的：

　　"听说在北京当官除了饷银很少有额外收入，没有油水。所以外祖父为了去地方上任职，才故意去弹劾权势人物的。"

　　当时，中国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而事实上，张元奇后来确实成了一位家产殷实的资本家，不仅在北京和天津两地购置了房产，还拥有大商号的大量股份。

　　张元奇离开北京后，曾经到湖南、浙江、福建等地任职。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他继续担任政府官员，最后的任职地点是吉林省的奉天，即现在的沈阳。吴清源于1940年发表在《妇人公论》上的《母亲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外祖父（张元奇）出任过福建省巡察使（巡按使），后来又到吉林当过奉天省长。外祖父在奉天当省长期间，张作霖在他手下当一名小职员。"

　　我还听吴清源说到过慈禧太后。吴清源手握扇子，时不时地轻叩桌面，对我说起了他外祖父曾经侍奉过的慈禧太后。

　　"听说她脑子非常好使。大臣们上早朝时，把奏本呈上去后，慈禧太后就隔着帘子，阅读奏本，她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奏本的内容作出判断，并当场处理。"

　　这就是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

　　"有一次，北京发生了一起叛乱。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慈禧太后正在看戏，我外祖父当时也在场。据说慈禧太后听到叛乱的消息时，一点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样子，还在那里默默地一直把戏看完。很可能这个时候慈禧太后是在思考对策。戏一结束，她马上就对周围的大臣们干脆利索地下了指示。她一定是对如何镇压叛乱心中有数，实在是很有些政治手腕。"

　　这次叛乱事件究竟指的是哪一次，吴清源并不清楚。

　　有可能是发生在1900年的那次yi和团运动。在各国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形势下，义和团高喊"反对基督教"的口号，揭竿而起，暴动波及到了北京城内。初时，慈禧太后并没有对义和团采取zhen压措施，而是借机向各国列强宣战，结果自己反而被赶出了北京。

　　关于慈禧太后的那些奇闻逸事，不过是母亲张舒文在茶余饭后对家里人唠的闲话而已，并不是要告诉世人的所谓历史真相。

　　"我还听到过这样的趣闻呢，说如果慈禧太后看中了哪个大臣，她会从帘后扔一块手帕到这位大臣跟前，大臣接到这块手帕时，一般都会脸色发青，因为拿到这块手帕就意味着当天晚上你必须进宫，去把手帕还给慈禧太后，……"

　　这是吴清源对我说的他在自己家里听过的一个笑话，他一边说着一边"哈哈哈"地笑出了声。

　　张元奇从福建省到东北地区，辗转于各地任职。每到一地，他都会带上长女舒文。因此舒文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后来她把自己在那个时候的所见所闻都说给孩子们听。吴清源还对我说到过这样一件事情：

　　"张元奇任巡按使去福建省赴任的时候，他乘坐的马车走到半道上忽然停了下来，怎么赶，它都不肯往前迈一步。事后才知道，原来前面有一颗炸弹。大概是马隐约地嗅到了炸弹的气味，察觉到了危险，所以才不肯向前走的。"

　　当时，日清战争已经结束，日本把台湾收为自己的殖民地。台湾与福建省隔海相望，而福建省当时也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吴清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说不定那颗炸弹就是日本兵放在那儿的呢。"事实上，当时的日本的确频频地制造过类似的事件，企图挑起事端，并借机出兵中国大陆。


　　我们再来看一看吴清源的父亲吴毅。他是祖父、清朝的盐运使维贞公在61岁时所生的第五个儿子。

　　1909年，吴毅毕业于福建高等学堂，获得了记有"宣统二年"字样的毕业证书。证书是一张约有半张塌塌米大小的纸，上面记有修身（道德）、中国文学、数学、地理、历史等各门功课的成绩。吴毅的各门成绩都很一般。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虽然仍是清王朝时代，他却还学了英语和理科这两门科目。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吴毅就读的学校是一所西学学校。

　　毕业那年，即1909年，吴毅与张元奇的长女张舒文结婚。吴毅刚满17岁，舒文大他三岁，当时20岁。他们的媒人是宫廷的最高顾问徐世昌。张元奇曾经在徐世昌的手下任过职。徐世昌本人后来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个时候，维贞公已经不在人世了，但生前他与福建省巡按使张元奇的交情甚笃。吴家强烈地希望能与张元奇结为亲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孩子四、五岁的时候，父母就已经为他们找好对象了，而且新娘比新郎年长的情况也很普遍。所以根据中国人的这个习惯来推测，吴毅和张舒文的婚事大概是维贞公在世时与张元奇之间订下的儿女亲。

　　张元奇每次移地任职，都要带上女儿张舒文，并让她接受教育。在最后的任职地奉天（即现在的沈阳），舒文还进了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上学，可以说她是一位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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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一位才女

　　两人结婚后的第二年，即1910年，生下了长子吴浣，两年后又生下次子吴炎。

　　吴毅曾经留学日本。大约在1900年前后，中国一度出现过留学日本热。当时的清政府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曾选派年轻才俊去国外学习，于是发展较快的日本自然而然地成了派遣地之一。

　　特别是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了俄罗斯这个欧洲强国后，去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急剧增加。

　　1906年就有超过一万人的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废除科举考试，设立了新的学制。但是，相当于现在中学的学堂建设却毫无进展，这可能也是造成出国留学人数增加的原因之一。

　　由于大批中国留学生的到来，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等各大学校相继设立了称作速成科的专门教育机构。法政大学的速成科从1904年到1908年间就接收了中国留学生2117人，毕业人数达到986人。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东京的私立学校里究竟聚集了多少中国学生。

　　在吴家的这一族中，吴继籛的长子吴钟（字哲庵）也在那时候留学日本。1907年，年仅15岁的吴钟东渡日本，先在早稻田大学，接着又进入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并于1911年回国。当时中国已经进入了中华民国时代，回国后的他就在教育部供职，曾任学部主事和秘书长等官职。

　　吴毅去日本留学大概是受其堂兄吴钟的影响。吴清源说：

　　"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一般都送长子和次子去美国或英国留学，第三个儿子以下的送到日本留学。留学回来的人，大都能谋到一个较好的职位，所以父亲才会想到留学的。"

　　吴毅留学的具体时间现在已经不是很清楚，大概是在1913年到1914年，也就是吴毅21岁至22岁之间。他上过的学校也不确切。在《吴清源围棋全集》（平凡社）的后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父亲受到政府的选派，前往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专业。"而《吴氏家谱》中的记录却是"为了学习法律，就读于明治大学"。

　　吴清源的二哥吴炎又是这样跟我说的：

　　"父亲就读的学校是东京的法政大学，他所学的专业应该是法律。"1982年日本棋院的机关杂志《棋道》上刊登了吴炎的一篇记闻《捕风捉影》，其中有一节是大哥吴浣的来信内容。

　　"为了证实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既不在帝国大学，也不在明治大学，我会找出我保存着的父亲的纪念品--大学毕业证书，下次给你寄去。……"

　　吴浣的书信中没有提到大学名称，也不清楚他后来是否找到毕业证书。或许吴炎说的法政大学是正确的，于是我试着去法政大学查询是否有一个叫"吴毅"，或者叫"吴劭龙"的毕业生，结果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位学生。法政大学史编辑室的人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

　　"当时的校长梅谦次郎为促进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确实很积极地接纳了为数众多的中国留学生。但是战争期间，大学的办公楼被毁，学生的档案和记录全都被烧了，找不到记录很正常。不过，当时的研究生系及专业系的学习年限都是三年，所以即使吴毅先生曾经留学本大学，很有可能也没有毕业。"

　　吴毅在东京渡过了两年的留学生活，而且很有可能他是自费留学，因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留学生都是自费的。寄宿的地方大概是在神田或者本乡一带，因为在东京的大部分留学生都在位于神田骏河台的清国留学生会馆附近找住处。

　　吴毅好像对学习并不怎么投入，倒是在留学期间对围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儿子吴清源后来在围棋界创造辉煌埋下了伏笔。

　　他总是往方圆社跑。这是第十八世本因坊村濑秀甫等人在明治时期创立的围棋研究会，在1924年日本棋院成立以前，一直是本因坊门派和方圆社这两个团体引领着日本的围棋事业。

　　吴毅经常去方圆社，向当时的八段棋士中川龟三郎学习棋艺，指导费据说是一局两圆。而当时刚进银行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是四十圆。结束留学生活回到福州时，吴毅带回了大量的围棋书，其中就有诸如《新桃花泉》和《本因坊道策》等书籍。吴炎笑着说：

　　"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尽是跟围棋有关的书，像棋谱之类的，而法律书几乎没有。我怀疑父亲去日本留学只是个名义，实际上尽在日本下围棋了。"


　　1914年农历五月十九日，三儿子吴泉（清源）出生了，时值中华民国三年。这一年的五月份有一个闰月，所以按公历推算应该是6月12日。吴清源与吴炎一样，那个年代里出生的人只知道自己农历的生日。

　　这是一个多雨的季节。

　　位于中国南方城市的福州，在这个季节里阵雨尤其下得多。

　　吴泉出生的这一天，雨下的很大，如倾盆一般。流经福州的闽江江水泛滥，漫过吴家的大门，一直流进内室。母亲张舒文就要临盆了，而屋里的积水却越来越深。家里人把两张八仙桌合在一起，让张舒文躺到了上面。八仙桌就是可以坐八个人的、正方形的大桌子。鱼儿游进了家里，在房间里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

　　吴家找来的算命先生给刚出生的婴儿取名叫"泉"。他不仅给婴儿取了名字，还给他算了一卦。

　　他说这孩子"命里有水"，永不停息地流动着的、刀砍不断的流水。吴泉此后的一生也许正可以用坚韧中带着柔顺的流水来形容。

　　吴清源自幼身体羸弱。到了日本以后，曾经因为结核病不得不在疗养院渡过一段时日。吴清源认为自己身体不好与出生时候的情形很有关系。他说："我母亲特别害怕雷声。她小时候和外祖父张元奇一起生活时，家里曾经遭到过雷击。所以，在雷声频繁的福州，母亲总是心情不好。怀我的时候，营养也没有跟上。因此，我想我身体虚弱，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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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毕业生

　　吴泉出生后没多久，一家人就去了北京。在此之前，继承了福州吴家家业的吴继籛召集了包括弟弟吴毅一家在内的全家人，把吴家的财产分割了。吴毅拿着自己的一份财产，打算依仗岳父张元奇的人际关系，到北京自立门户。

　　这个时候，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辛亥革命的成果就是宣统皇帝宣告退位，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但是就任大总统后的袁世凯却随即宣布实行帝制，当上了huang帝。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把长满清朝时代毒瘤的外衣披到自己身上的人物。臭名昭著的日本对华"二十一条"就是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来的。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吴毅一家带着幼小的吴清源，北上来到了北京。

　　1916年，袁世凯病逝后，北京政界分化成了两个派系，一个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也叫安福派；另一个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这两派相互倾轧，对立严重。出生在福州的吴毅属于皖系，他是凭借外祖父的关系，才在平政院当上一名科员的。

　　他们居住的大酱坊胡同与当时被称为北京屈指可数的公馆街丰盛胡同毗邻。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每月开销差不多在二百元上下。家里除了自家人以外，还有女佣、厨师、车夫、菜园园丁等七、八个雇工。好在当时物价很便宜，每人月工资也就二到四元。但是吴毅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月收入不过百元，开销的缺口很大，因此只好动用遗产来维持生活。从平政院到家里步行不过20来分钟的路程，可吴毅却每天要坐人力车往返。这也是过去的清朝官员从清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为了这个习惯，于是不得不从原本就不够用的俸禄中额外拿出一些银两来支付给车夫。平政院的工作很轻松，平时下午两点左右就可以回家了。吴毅早早到家后，也就是在家里看看书，练练书法来打发日子。

　　母亲张舒文因为有佣人打理家务，所以早上起得很晚，当然吸鸦片的习惯也是她晚起的原因之一。因为她的父亲张元奇和伯伯们都好抽一口鸦片，所以舒文自然也染上了这个坏习惯。

　　由于吴家不允许孩子们出去与附近的孩子一起玩耍，所以他们只能在家里玩。他们可玩的东西很少，通常只是把椅子搬到一起，爬上跳下。有时候，大哥吴浣不知道从哪里找来风筝，他们就在自家院子里放风筝。偶尔，吴浣和吴炎兄弟俩也一起玩玻璃球。

　　有一次，兄弟三人玩骑马。最小的弟弟吴泉（清源）当马，哥哥骑在他的背上。

　　哥哥在上面使劲地喊"快跑，快点"，吴泉驮着哥哥的身体，鼓足了劲，一步一步地向前挪。突然，一阵剧痛向吴泉袭来，他忍不住摔倒在地。动弹不得的吴泉被送进了协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这是一家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出资开办的医院，堂兄吴宪后来在这家医院当教授。吴宪是伯父吴继籛的第二个儿子，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又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是一个人才。

　　诊断的结果是椎间盘突出。为了治病，要在吴清源的腰部缠上石膏绷带。但是，还处于好动年龄的吴泉总是忍不住把它解下来，所以，他的椎间盘突出的毛病最后也没有能够彻底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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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1919年的中国，反日气氛异常高涨。

　　以学生为主体开展的“五四运动”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举行的和谈会议上，中国提出了废除日本对华“二十一条”和归还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等要求，但是，由美、英、法、日四大国把持的会议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为此，5月4日这一天，北京大学等在校学生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

　　“取消二十一条！”

　　游行活动声势越来越大，游行队伍甚至把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的房子给烧了。皖系首脑、当时掌握着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对这次运动采取了镇压措施。但结果是非但没有镇压住这一运动，反而使运动的火焰燎原到了全国。国民大众的反日情绪一浪高过一浪。段祺瑞受到舆论的普遍谴责，又在直皖之争的武力冲突中遭遇失败，一年后被迫离开权力的宝座。

　　武力冲突发生在1920年8月。北京政府在袁世凯死后分裂成皖系和直系这两个派系。一直就想逼退段祺瑞的直系勾结了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奉天军阀张作霖，向皖系挑起战争。结果，直系与奉天的联军取得了胜利。

　　吴清源的二哥还记得直皖之争时候的事情，那年他已经八岁了。

　　住在北京西城大酱坊胡同的吴家一片混乱。显然是因为父亲吴毅所属的皖系段祺瑞失利，一家人害怕受到牵连。

　　“段祺瑞吃败仗了！”

　　“敌军说不定会到家里来！”

　　时间很紧迫，危险一点点地在逼近。母亲张舒文慌慌张张地催促吴浣、吴炎和吴泉（清源）赶快收拾行装。

　　“快点，咱们赶紧上天津，去姥爷家。”

　　像是被母亲赶着似的，兄弟三人到了北京前门车站，坐上了火车。这是他们兄弟三人第一次一起出行，也是第一次坐火车。

　　吴炎对天津外祖父张元奇的家记忆犹新。

　　房子坐落在天津市区的英租界内。因为外祖父曾经是清朝的大臣，又是财主，所以宅子很气派，宅基内有三排非常宽敞的建筑和一个诺大的院落。夏天盛开的各种花卉在院子里竞相开放。院内还种着葡萄树，树棚上垂下来的、数不清的葡萄鲜艳欲滴。一条名叫墙子河的河流经宅子的南面，可以看到河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吴炎记得很清楚，在闷热的夏日里，晚上，大家就坐在阳台上聊天，一直聊到很晚。

　　在天津的这段日子里，他们还去过赛马场，并在那里目睹过血腥的一幕。一个英国人因为在赛马中未能取胜，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枪打死了他的比赛用马。诸如此类点点滴滴的事情，深深地印在了吴炎的脑海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吴毅不再过问孩子们学习的事情了。

　　一直以来，吴毅对孩子们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曾经用竹板敲打过吴浣、吴炎和吴泉这三个孩子，强迫他们学习《四书五经》。而这时的他对古书的教育表现得已经不太热衷了。住在吴家的先生，不久也被辞退了。

　　可能是有人劝过他，说：“现在这个年代，还学清朝时代的东西，没用。”

　　当时，西方文明已经开始迅速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死记硬背《四书五经》确实显得有些过时。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大概还是因为在直皖之争中，皖系的失利使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由于皖系的失利使得原属于皖系的人一个个从北京的政治舞台上消失。父亲失去了可以仰仗的靠山，他感到心灰意冷。很多时候，他两眼空空，好像窥视着黑暗的深渊似的，目光滞呆。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迷上了道教。道教是通过符咒进行祷告的、中国自古就有的一种民间信仰。道教相信神灵的存在，同时还加进了远离世俗、回归自然的思想。把精神世界寄托在这些迷信、神话等朴素的信仰之中不失为一种良方。吴毅经常出入于道场和悟善社，并在那里坐禅，成了一名虔诚的信徒。

　　尽管如此，父亲吴毅认为长子还是应该上中学学习。所以为了应考，家里又请了一位家庭老师。这次学习的科目当然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英语和数学。新的家庭老师是交通大学的二年级学生。除了吴浣，他的两个弟弟也一起参加学习，聆听年轻大学生为他们讲授英语和数学。

　　不久，吴浣考上了北京萃文中学。

　　父亲吴毅的观念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体现在他平日里对待孩子们的态度上，他开始跟孩子们一起玩游戏了。

　　平政院百十来元的俸禄总是拖欠。情况严重的月份甚至还拿不到这份俸禄。当然这要归结于北京的政局实在太混乱了。渐渐地，吴毅好像厌倦了这份工作，他不再去上班，甚至还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往来，把自己封闭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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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一开始他和孩子们玩军棋，像行军将棋和军人将棋等。在日本，上了年纪的人大概对这些游戏还会有印象。这是一种把不同的棋子分别当成军人或现代兵器的游戏，每颗棋都有它们各自的身份，从将军到工兵、骑兵、飞机、地雷等等，各司其职，以先占领敌方司令部为胜利。

　　对于吴家三兄弟来说，这种游戏实在过于简单，很快他们就失去了兴趣。于是，父亲吴毅自己设计新的游戏规则，用围棋盘做棋盘，棋子的数量很多，还用黑白两色的围棋子放在棋盘的周围充当地形，命名为陆军大战棋，。

　　游戏变得复杂后，孩子们对这个大战游戏多少表现出了几分兴趣。但是，玩了几次以后又觉得没意思了，还是太简单。于是，吴毅开始教他们下围棋。围棋也是吴毅自己的爱好，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热衷于此，并从日本带回了大量的棋谱和相关的围棋书籍。

　　棋盘纵横各十九路，共三百六十一目。围棋的规则只是把黑白两色棋子轮流摆放到棋盘之上，但是摆法千变万化，无穷无尽。可以说，棋盘上出现过的棋形仅此一次，几乎没有可能下成完全相同形状的第二次。下棋的人就像一位游客，可以在无限的围棋宇宙中尽情地畅游。正因为这样，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莫过于围棋了。

　　吴浣、吴炎和吴泉（清源）兄弟三人，刚一接触围棋就被迷住了。开始时，吴毅给他们讲解围棋的下法和规则。三个人的理解能力非常强，都对围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最小的儿子吴泉更是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当时的他年纪只有八周岁，在围棋的学习方面表现出了超常的记忆力。

　　吴泉的注意力也非常人能比。父亲吴毅把《桃花泉》、《奕理指归》和《残局类选》等中国棋手所写的棋谱给了他。每天太阳刚升起来，吴泉就已经手捧棋谱，面向棋盘，专心致志地摆上棋谱了。每放一颗棋子，吴泉都要认真地体会这一手棋的作用，好像要把它吸进去成为自己身体的养分似的。他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候会这样一直坐到夜半时分。

　　兄弟间经常比赛。二哥吴炎喜欢进攻，只知一味地厮杀，一开局就想杀掉对方，不顾全局形势，所以每次都轻而易举地被弟弟吴泉打败。很快，父亲吴毅、大哥吴浣和二哥吴炎都不再是吴泉的对手。吴清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我与两个哥哥同时开始学习围棋，但是我想我比他们进步得快。跟学习《四书五经》的时候一样，我是从早到晚都在学习围棋。一只手拿着沉重的书，另一只手按照棋谱往棋盘上摆子。一只胳膊累了，就换另一只手拿书。只要摆上一次，基本上我就能记住完整的棋谱。”

　　黄龙土、范西屏、施襄夏、……，短短的半年时间，吴泉就研究透了这些中国棋手们的棋谱。随着吴泉在围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天分，吴毅对三儿子的期望也越来越高。

　　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出入方圆社，带回了至少几十部日本的围棋书，像《新桃花泉》和《围棋布局法》等等。不久，吴泉开始学习日本的棋谱。他通读了江户末期的棋士本因坊丈和、幕府末期的天才棋士秀策和明治及大正年间的棋士中川龟三郎等人的棋谱。父亲还让大哥去邮局订阅日本棋谱让吴泉（清源）研究。所以，吴家有当时方圆社出版发行的《方圆新报》合订本。

　　吴泉对秀策的棋谱尤为着迷。秀策是幕府末期一位被称为棋圣的天才棋士。他出生于1829年，十岁来到江户（东京），1848年成为本因坊继承人，下过御城棋。江户幕府年间为了促进围棋事业，每年在将军御前举行比赛，参加比赛的都是高段位的棋士，这叫御城棋。那时候，秀策只要执黑，基本上不会输棋。他在十三年间共下过19次御城棋，取得了屡战屡胜的好成绩。

　　吴家有一本《敲玉余韵》，书中汇集了秀策的百局棋谱。因为吴泉不会日语，所以由父亲吴毅给他翻译棋谱中的文字解说部分。

　　“日本的围棋水平相当高，比现在的中国要高很多。”

　　“……”

　　“有的职业棋手就是靠下围棋生活的。”

　　“……”

　　吴毅经常会对儿子吴泉讲一些日本围棋界的逸闻，吴泉总会专心地倾听。由于他每天左右手轮换着拿一本本厚重的围(game.mihua.net)棋书，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这期间两手的中指要一直支撑着书籍的重量，吴泉的手指因此变形了，稍稍有些弯曲。在以后漫长的80年间，他一直用他略微弯曲的、变了形的中指来下围棋，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第一个与吴泉（清源）下围棋的外人是他们的同乡林贻书。林贻书出生于福建省长乐县，通过乡举考试以后，从福建来北京的途中，路过上海。他在棋盘上是一位善战的高手。在上海与一个叫周小松的棋手受二子下了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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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

　　林贻书的家在西单灵境胡同，与吴家相距不远。那一次，是吴泉去林贻书的家里下的棋。比赛开始后，到中盘吴泉已经占尽了优势。于是吴泉善长下围棋的话题很快在北京的福建人中间传开了。

　　1923年，父亲吴毅带着儿子们去了位于北京宣武门内大街的“海丰轩”茶社。顾水如、刘棣怀和崔云趾等围棋高手经常云集于此，他们边喝茶边下棋。当然，他们可能还赌棋作乐。

　　天空明媚的一个下午，吴家三兄弟随父亲来到了“海丰轩”。因为这里不是孩子来的地方，所以兄弟三人觉得很奇怪。正好这一天，汪云峰等人也来了。

　　“您能跟我儿子下一盘吗？”

　　父亲吴毅请求汪云峰。已经渐入暮年的汪云峰看了一眼这个几乎可以当自己孙子的、才八岁上下的孩子。

　　吴泉在棋盘上放了五颗黑子。老人与孩子的比赛平时就很少见，一时间周围围起了几层人墙。

　　吴泉轻松拿下比赛。于是汪云峰让四子再战，结果又是吴泉以绝对优势取胜。围观人群骚动了。

　　改天，吴泉再到“海丰轩”进行比赛。这次的对手是中国最具实力的棋手顾水如和刘棣怀。按当时日本棋士的水平来衡量的话，这二位应该具有专业四段的实力。

　　当时的比赛结果不得而知。但是，四年后，吴泉再次与当时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强的刘棣怀对局时，执白获胜。于是，吴泉取代刘棣怀，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强的棋手。

　　家境越来越困难，吴毅一次投机行为的失败使一家人陷入了更大的不幸。

　　1917年，俄罗斯爆发了革命。沙皇时代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发行他们的纸币，并在东北地区流通。这时随着苏维埃革命的成功，旧俄罗斯在东北三省发行的纸币成了废纸，价值一落千丈。这时，在北京的商人中间，却流传着一个小道消息，说是新的苏维埃政府将补偿旧俄纸币的价值……。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用低于面额价值的价格购进纸币，很快不就可以大赚一笔了吗？

　　吴毅落入了这个陷阱之中，他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了购买沙皇时代发行的俄罗斯纸币上。然而结果恰恰与小道消息所传相反，俄罗斯纸币的价值不仅没有反弹，反而一落再落，到最后几百、几千张俄罗斯纸币仅能兑换一元钱。这次投机行为的失败使吴毅一蹶不振，整天唉声叹气，像丢了魂似的。

　　这时候，他患上了肺结核。这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核病，血毫不留情地从肺部出现的空洞中喷泄出来，眼看着他身体越来越虚弱。吴毅终于躺倒在床上，天天吐血。

　　最后，连呼吸都很费劲了，死亡已经不可抗拒地一步步向吴毅逼近。家里没有了生气。

　　已经衰败的吴家，一旦一家之主吴毅离开人世，那么今后一家人的生活该怎么办？全家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担忧，母亲张舒文甚至按照道教的仪式祈求上苍。

　　“让三个孩子的寿命各减五年，给他们的父亲吧!”

　　这就是母亲向上苍的祈求。她还把亲戚和父亲的朋友叫到家里来，请他们一起向掌管寿命的北斗七星祈求。

　　但是舒文的祈求没有奏效，她被告知“这是前世的因缘，没有办法”。向北斗七星祈求的结果，则被告知“脸盆里倒满水，过一星期后看里面”。大哥吴浣按照吩咐在脸盆里倒满了水，并在一周后看这个脸盆里的水，据说他看到了一匹倒下去的马。

　　父亲吴毅终于撇下祖母、母亲和六个孩子（其中包括三个兄弟和三个姐妹）离开了人世。

　　葬礼不好意思办得太寒酸。这样一来，在父亲吴毅的葬礼上又花去了许多银两，使得家境愈加窘迫。

　　家里没人可以支撑起这个已经没落的家，长子吴浣不得不辍学，离开正在就读的中学。生活全靠变卖家财来维持。吴炎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父亲去世后，家里原来的那些雇工大都辞退了，只留下一个厨师和一个女佣人。因为母亲生于清朝大臣的家，从小没有做过家务，更谈不上做饭了。而大哥作为长子，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家之长。家里曾经收藏有许多书画作品、珍珠首饰等值钱的东西，就由大哥出面变卖这些藏品。在北京，附庸风雅的人很多，古董行很盛行。一旦有人要出售家里的藏品，大批古董商很快就会闻风而至。我不知道家里都有些什么样的书画作品，估计我哥也不清楚，因为虽然他担起了一家之长的重任，毕竟才只有15岁。人家很了解我们家的处境，所以我想我们肯定没有卖出好价钱，损失不小。”

　　这时候，母亲张舒文做了一次道教的扶箕。扶箕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咒术，类似于日本过去的巫术，是一种迷信活动。扶箕的做法是由两个男人全神贯注地扛着架子，架子上吊着一根棍子，棍子会在沙盘上移动，画出字句来。这是神示。张舒文得到了这样的神示：

　　“山穷水尽疑无路，

　　风送帆来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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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

　　山穷了，水尽了，似乎已经无路可走了。沙盘中的神示描绘出了当时家境的窘状。

　　舒文还请人算命，祈求她父亲长寿，并保存了这份算命符。对于当时的舒文来说，各种各样的烦恼接踵而至，让她感到困惑不已。于是，她向神灵祈祷，以求得些许的心理安慰，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她的祈祷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在这个已经日薄西山、疲于奔命的吴家，只有三儿子吴泉每天依然坚持学习围棋。看到他整天捧着书，对着棋盘，有亲戚不高兴了。

　　“难道你不知道家里现在是什么情形吗？这个时候还玩围棋！”

　　亲戚会很生气地指责吴泉。

　　“……”

　　吴泉对亲戚的指责声充耳不闻，依然捧着围棋书，对着棋盘，我行我素。他的这种举动更激起了亲戚的怒气。

　　“你以为围棋能当饭吃呐！”

　　站在一旁的吴炎听到吴泉嘀咕了一句：

　　“我将来就是要靠下棋吃饭。”

　　在毫无着落并且每况愈下的日子里，只有吴泉一个人还在为自己的目标而生活，吴炎不由得羡慕起弟弟来。
　
　　1924年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孙中山和北京的军阀政府南北对峙。这年的1月份他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提出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方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北京的政局也发生了激烈的动荡，靠贿赂议员就任大总统的曹琨受到责难，谴责声此起彼伏。秋天，内战再度爆发。皖系、东北三省的奉天派以及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形成包围之势，围攻曹锟的直系。武装对抗的结果是直系败北，段祺瑞作为临时执政重新入主北京政府。

　　属于皖系的吴家当然欢迎段祺瑞的归来。非常巧合的是段祺瑞酷爱围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围棋爱好者。

　　1918年，他邀请了方圆社的社长、日本棋士广濑平治郎和岩本薰来北京。第二年的1919年，又邀请来了本因坊秀哉名人。后来坐上本因坊宝座的岩本薰在他的回忆录《围棋推向世界》中，回忆了在北京见到段祺瑞的情形：

　　“段祺瑞先生是当时的大总统，也是军阀首领，住在宽敞的军营里。我们一早就去段总统的官邸，在那儿和他一起用早餐，然后下围棋。一直到中午时分，总统才离开官邸去处理政务。…… 在中国，棋士可能无法靠下围棋谋生吧。所以只要段祺瑞一声令下，大家就得立刻赶来陪他下围棋。顾思浩（字水如）是他雇请的第一位棋士，王先生、伊（尹）先生也是他私人雇请的。”

　　段祺瑞在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期间，对围棋的爱好程度丝毫不减。

　　没有一点生活来源的吴家，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设法和段祺瑞接触。为此，母亲张舒文拜访了身为段祺瑞棋客的顾水如。

　　“我家儿子吴泉非常喜欢下围棋，麻烦您能不能带他去见见段先生？”

　　顾水如把舒文的请求转告了段祺瑞。段祺瑞好像也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围棋天才少年，于是，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舒文马上带着吴泉来到段公馆，与在场的一位客人下棋，结果当然是吴泉以绝对的优势取胜。段祺瑞观看了这场比赛，他当即表示，“我给你提供奖学金。”

　　原来舒文向段祺瑞诉说了自己家里的处境，所以段祺瑞就以奖励学习的名义向吴泉提供奖学金，也给吴泉出入段公馆提供了方便。

　　“每月一百元如何？”

　　当时的中国，中学教师的月工资不过五、六十元，所以对年仅11岁的孩子来说，这实在是一笔非常大的数额了。性格内向朴实的吴泉深得段祺瑞的喜爱。

　　有一次，段祺瑞对顾水如说：

　　“给这个孩子取个字吧。”

　　过去在中国，父母生下孩子后要给他取一个名，等到孩子长大后，还要取一个字，这是从中国古代沿袭下来的习俗。顾水如想来想去想不出好字，就向朋友请教，有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说：

　　“既然他的名叫泉，那他的字就取‘清源’，怎么样？”

　　“……”

　　清源。是的，泉，不就是清澈的水涌动而出的源头吗？段祺瑞非常满意。从此，段祺瑞就叫吴泉为“清源”。后来人们也都记住了围棋棋士吴清源的这个名字。所以，“吴清源”实际上是段祺瑞取的名字。
　
　　每月从段祺瑞那儿得到的一百元钱成了当时吴家的全部收入。年仅11岁的孩子在围棋方面的才华竟然能够支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

　　事实上，吴清源并不跟段祺瑞下棋，只是在段府观看段祺瑞与其他棋手下棋。当时的段公馆位于北京城内的东绒象鼻子后坑，离吴家很远。每天凌晨，天刚蒙蒙亮，吴清源就要起床，然后坐着人力车，花上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赶到段公馆。

天马行空

第17节

　　段祺瑞的起床时间大约是早晨六点。起床后，他先在会客室与一名棋手下上一局，然后和棋手们一起吃早饭。所以，棋手们必须在早晨六点以前赶到段公馆。

　　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棋手们谁也不愿意赢段祺瑞。因为段祺瑞好胜心强，一旦输棋，马上会不加丝毫掩饰地表现出他的不悦。见过这种情形的日本棋士岩本薰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段祺瑞先生下棋的时候，都是由顾思浩（字水如）、汪云峰、尹鼎执黑，虽然他们几个人的围棋水平事实上并不弱。因为怕段祺瑞输了棋不高兴，所以最初他们执白与段祺瑞比赛时，都设法让对方赢棋，于是作为输家以后只好执黑了。”

　　按照围棋规则，规定执黑一方先下第一手棋，比后下的白方要有利得多，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水平较高的一方执白。但是，段祺瑞却使得那些具有专业水平的棋手不得不执白与他比赛。不过，段祺瑞的儿子段宏行倒是棋力真地不弱，应该有当时日本三段的实力。

　　“我要在你的花园里盖一个小房子。”

　　下棋的过程中，段祺瑞经常会这样挑衅对手。这是他向对方发出的宣言，他要强行攻进对方的领地，并在里面做活自己的地盘。尽管他雇请的那些棋客们都是准备好输给段祺瑞的，但是为了不让段祺瑞起疑，还不能大大方方地输，这就增加了他们与段祺瑞之间的比赛的难度。在背地里，大家都称段祺瑞是“常胜将军”，这多少带有一丝无奈和揶揄。

　　终于有一次，吴清源上了。之前，段祺瑞只是看他和其他棋手下棋，这次他忍不住好奇，要跟这位天才少年下上一局。吴清源讲述了这天早晨发生的事。

　　“我不清楚他的实力怎样，总之他下棋的速度很快。可能因为我还是个孩子，所以段祺瑞将军下得很强硬，很无理。我就反攻，结果就赢了。段将军输了棋，马上拉长了脸，一个人进了里屋，再也没有出来。弄得大家没吃上早饭。”

　　顾水如和汪云峰等棋手静观我们下棋，谁也不敢吭声。直到段祺瑞离开后，大家才七嘴八舌地责备起吴清源来。这件事情，吴家的其他人丝毫不知情，因为吴清源回去后，什么也没有说。直到几天后，北京的报纸《晨报》上，披露了这件事。

　　标题是“段祺瑞与吴清源下棋了”。

　　在这篇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段执政一日与吴清源弈，大败，愤然拂袖而起，进入内室。……”看了这则报道后，吴家人着实捏了一把汗，担心会有什么灾祸临头。而吴清源却很平静地回答了家人的问话，结果也确实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倒是吴清源的名字从此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传开了。

　　到了第二个星期，吴清源又来到段公馆。可能是对输给一个孩子这件事耿耿于怀，段祺瑞以后再也没有和吴清源下过第二局。

　　吴清源对段祺瑞说：“请给我学费。”

　　“……”

　　这个少年非常清楚家里的困境。他认为既然段祺瑞说过提供给自己奖学金，那么每个月他都应该如约给自己一百元钱。就这样，吴清源每月领取奖学金，直到1926年4月段祺瑞下台。对于段祺瑞的口头禅似的那句话——“我要在你的花园里盖一个小房子”，吴清源与其他讽刺段祺瑞为“常胜将军”的棋手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将军最擅长的就是杀入对方的实空，并在对方的实空里做活一个小小的地盘。这就是他所谓的‘我要在你的花园里盖一个小房子’。实际上，段将军的这种下法有他很深刻的思想根源。当时日本人是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后台，但是他们却把张作霖炸死了。段祺瑞虽然是亲日派，可他对日本在中国的这种行径心怀不满。他认为‘你盖小房子可以，但绝不可以取走’。他是把自己的这种思想用到了下围棋上。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北京天安门西侧有一个中山公园。

　　漫步在公园里面，你会看到有一家中餐馆，叫来今雨轩。这是一家老字号餐厅，它记录了1915年以来的历史。可惜的是原址上的来今雨轩早已不复存在，后建的来今雨轩位于距离原址不远的地方。

　　失去了段祺瑞的资助后，吴清源开始去来今雨轩下棋。这里是当时有钱的围棋爱好者聚集的地方。他们经常拿着奖品，在餐厅里面举行围棋比赛。这里所说的奖品，无非是一些砚台、花瓶之类的东西。应该说它们只是获胜的一个标志而已。来这里参加比赛的棋手很多，而吴清源总是所向披靡，屡战屡胜。吴清源的名字再次上了北京的《晨报》，报上还配发了照片。从此被称作“天才少年”的吴清源在北京有了名气，成了名人。

　　二哥吴炎是这样回顾当时的情形的。

　　“我们兄弟三人经常去父亲生前带我们去过的海丰轩。老板总是热情地招呼我们，一到午饭时间，他就从附近饭馆叫来汤面和馒头等等款待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能白吃，于是弟弟清源就用下围棋赢来的钱付饭费了。”

天马行空

第18节

　　就在这个时候，祖母桂氏去世了。享年63岁。

　　然而吴家根本拿不出钱来为祖母送葬。前途未卜的艰难生活仍在继续着。后来，还是和吴清源下过一次围棋的一位棋友送来了五百元钱。这位棋友很有地位，在当时北京政府的国务院任职。这样总算为祖母举行了葬礼，送她出了殡。葬礼一结束，母亲张舒文就辞退了家里仅有的雇工，并卖掉了所有家里的藏书以及其他值点钱的东西，最后离开西城大酱坊胡同的四合院，搬到西城石板房，住进了向福州同乡租借的房子里。
　
　　一天，一个叫林熊祥的人来访。

　　这个人曾经与吴家一起合作做过盐运生意。他应该是林则徐的后人。林则徐是在19世纪的前半叶力主取缔鸦片，从而引发鸦片战争的一位清朝官员。

　　林熊祥当时在台湾经商，这次因商务来北京，他特地抽时间拜访了吴家。

　　“在日本，只要是有名的棋手，收入都是很高的。”

　　他对吴家没落的家境非常惋惜，于是对母亲及三兄弟说：

　　“你们知道北京东城有一家日本人的围棋俱乐部吗？我很想看看吴清源的实力究竟有多高。”

　　林熊祥很快定下了日子，并通过在北京政府交通部担任顾问的中山龙次把吴清源带到了日本人俱乐部。俱乐部门口挂着“大和俱乐部”的牌子。因为大家听说天才少年吴清源要来，所以俱乐部里聚集了不少前来观棋的人，其中就有经营古玩生意的商人山崎有民。

　　山崎爱好围棋，有一定的水平。他和少年下了一局，结果当然是输了。山崎在他的著作《吴清源与围棋》一书中，是这样回顾的：

　　“清源总是先手攻入要害，我输得心服口服。而我只下了这么一局，就已经意识到少年吴清源是个真正的围棋天才。”

　　在与第二个对手进行的比赛中，吴清源陷入了苦战。这个对手就是大和俱乐部的围棋教练、初段棋士。

　　吴清源对近80年前的这场比赛记忆深刻，他说：“我总是上他的圈套。”

　　“对方具有初段的实力。刚开始时，我老是中计，好像有点还手乏力的感觉。到了中盘，我开始加强攻势，吃掉了对方四十来颗子，于是形势彻底改变了。”

　　下完棋再来看棋盘，只见棋盘上对方的阵地被吴清源杀得七零八落，日本人棋士惨败。山崎有民看到这里，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

　　“不管他的天赋有多高，如果纯粹靠自学，是无法把他的天赋充分发挥出来的，能达到什么水平也是可想而知的。”

　　既然他具备这种难得的才能，那么如果在中国被埋没，岂不是太可惜了！事实上当时中日棋手之间的水平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我们可以拿这一时期的中国棋手顾水如作为例子。为了学习围棋，他曾经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他与女棋士喜多文子受二子对局，结果他根本抵挡不住对手凌厉的攻势。顾水如觉得自己毫无希望，他很沮丧，于是就用准备在日本逗留一年的生活费豪游了一番。这时的山崎想到了顾水如的这段经历。

　　“汪云峰也好，雷傅华也好，中国的棋士与日本的棋士之间在棋力上是有差距的，如果没有一个优秀的老师指导，这个天才将会被湮没。”

　　于是，山崎产生了送吴清源去日本留学的想法。

　　“这不仅仅是为了吴清源一个人，同时也是致力于日中友好的一个举措，而且还与日中围棋事业的进步有关。”

　　当然他也有顾虑。如果这个少年去了日本以后没有成就，那岂不是耽误了他的一生了？山崎陷入了沉思。

　　1926年8月，岩本薰和小杉丁两位棋士从日本来到北京。他们分别是职业六段和四段。对岩本来说，这次的北京之行是他的第二次中国之行。

　　山崎有民专门组织了棋会，以示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棋会的会场设在东城八宝胡同内的万岁屋。中国方面派出了刘棣怀、顾水如和吴清源三位棋手。

　　刘和顾二人分别受二子与岩本比赛。也就是这两名中国棋手分别先放上两颗黑子后，再与实力远远高出一截的岩本争夺实地，结果刘胜顾负。与吴清源的对局中，岩本让了三颗子，结果没能取胜。三场比赛，需要三天的时间。岩本与顾水如和与吴清源之间的比赛场地设在另一个地方，于8月20日进行。当与少年的比赛结束后，岩本嘟哝了一句：

　　“我没想过会输棋，竟然还是输了。”

　　从此岩本记住了吴清源这个名字。当山崎问到吴清源的水平时，他回答：

　　“要是他在中国发展的话，升到三段、四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现在就去日本进行正规学习，那么日后一定能有大成。”

　　这一年，25岁的岩本在日记里记录下了这样的话：

　　“8月20日，与十三岁的孩子下了一局，傍晚去了中央公园，然后就回家了。”

　　“13岁的孩子”当然是指吴清源了。

天马行空

第19节

　　两天后，在北京政府任要职的王克敏邀请岩本到家里做客。后来日军在华北建立傀儡政权时，王克敏出任了傀儡政权的行政委员长，因此战后他被逮捕入狱，并在狱中自尽。

　　岩本来到位于北京西城的王公馆，吴清源已经等在那里，准备和他比赛。我们再来看一看岩本当时的日记。

　　“8月22日，与少年吴泉受三子又下了一局，结果还是输了。吴姓少年今年只有13岁，实在是一棵难得的苗子。如果他能来日本学习围棋的话，那么成为一名职业高手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刘棣怀受二子再次与岩本较量，同样取得了胜利。一直在观看他们比赛的王克敏，这时提了一个建议。他说：

　　“刘棣怀受二子，连赢了两局，这次让吴泉也受二子下一局怎么样？”

　　吴清源受二子与岩本又下了一局，一番激战之后，终以二目之差败北。取胜的岩本对这个少年的棋力更加感慨不已。

　　“在日本能赢吴的业余棋士大概找不出一个来。”岩本在回忆录中写道：

　　“后来与吴姓少年又下了一局，这次受二子，结果以二目的微弱优势胜出。在比赛中，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位少年棋风的犀利，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天才。”

　　吴清源与岩本的这次比赛，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山崎有民的努力下，以这次比赛为开端，北京的报纸开始刊登围棋棋谱了。之前在中国，下围棋一直被看成是一种赌博的方式，从来没有在报纸上公开介绍过，而此时的北京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围棋热潮。
　
　　一年后的秋天，日本棋院五段棋士井上孝平来北京，万岁屋里再次聚集了众多的中日围棋爱好者。吴清源首先在棋盘上放了两颗黑子，比赛随即开始。比赛一开始井上就处于劣势，吴清源每落一子，围观者都会发出一片赞叹之声。我们从山崎的著作《吴清源与围棋》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情形。

　　井上不断地长考，谁都看得出来，井上必败无疑。最后这场比赛没有下到终局，以打挂而告结束。

　　数日后，在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举办的棋会上，吴清源受二子再次与井上比赛，同上一次一样，他一直保持着棋盘上的优势，这次对局同样是下到中盘打挂结束比赛。10月19日在北海漪澜堂也进行了一场比赛，如今保存着的一份棋谱很有可能就是那场比赛的棋谱。

　　11月23日，由北京的围棋爱好者组织的欢迎井上的棋会，在北京前门头条胡同一个叫青云阁的餐馆里举行。吴清源与井上的比赛吸引了众多人前来观战。人们把餐馆挤得满满当当，水泄不通。这次比赛，井上没有让子，只是让先，即让吴清源执黑先下。这一局下了很长时间，一直下到凌晨一点半还没有结束。比赛中，吴清源一直领先，最后到中盘打挂结束比赛。

　　11月25日，吴清源的亲戚李律阁也举办过一次棋会，是在他自己家里举行的。吴清源还是执黑先下，下到中盘就轻松胜出了。接下来的一次棋会是王克敏组织的。比赛于11月27日在张驹宅进行，在这里井上终于向吴清源报了一箭之仇。也就是说，在与吴清源的比赛中，井上让二子下了两局，都以吴清源的绝对优势而不得不中盘宣布结束比赛。在让先的对局中，吴清源则下成了一胜一负。井上这个时候说过的话变成铅字保存了下来。

　　“第一局比赛就看出这个少年的棋力不凡。他下的棋棋形很好，看得出来他十分熟悉日本围棋中的旧棋形，并且还对这些棋形进行了改进。少年吴清源已经大成。在让先与少年的两局比赛中，我能赢得一局，实在是非常幸运。”

　　这就是从亡父吴毅留下来的棋谱中学习围棋、废寝忘食地钻研棋谱的吴清源。他确实记住了秀策等日本所有名人的棋谱。对于他所拥有的实力，连日本的优秀棋士也由衷地表示出敬意。一定要让吴清源去日本成为职业棋士，山崎下定了决心。

　　“与秀策少年时代的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堪称完美无缺。”

　　日本著名棋士濑越宪作八段在给山崎有民的信中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原来，山崎把吴清源与井上孝平比赛后的棋谱寄给了濑越。由此，濑越发出了“秀策复生”的感慨。秀策是幕府末期的天才棋士。

　　“他不仅精通日本的棋理，而且他的实力也非同小可，既有谋略又富于勇气，作为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他已经具备了中国第一棋士的资格。”

　　这是濑越对吴清源下的评语，濑越在后来写就的回忆录中，用了“愕然”一词来形容最初见到吴清源的棋谱时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