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围棋通史－－安永一

以棋会友

[日]安永一 著，本文是《日本围棋故事》中的附录，由 mhva 提供，并根据原书整理

日本近代围棋通史

安永一

　　(mhva注：原文可能是OCR而成，错字很多，本人尽可能进行改正，但有些地方上下文连不上的只好作罢了)(yujun注:根据原译文再整理,并分段. 1999-05-24)

    明确解释过去名人高手或达人的且为后人引以为规范的围棋手法，无论如何都会在围棋史上具有真正的价值。寻访先哲的行迹虽然远隔时代也依然能够唤起我们的切身同感，这正是由于在其手法中蕴有创造围棋妙趣的喜悦。

    诚然，从日本围棋史的另一个侧面我们还要广泛地涉及到布局、构想的变革以及局部定式的变化等趣味盎然的主题。这些都是读者从本书正文中己能了解到的一部分。

    本篇是要配合正文，经过纵观的时代的经纬线，编织出一张绚丽多彩的日本围棋史的纹锦来。

    笔者在这里不论及围棋发祥的问题，正文所选的名局开始于德川初期(1603-1867，亦称江户时代)，在围棋史上即从第一代本因坊算砂时代起笔。这样做是因为如果要搜寻古代传记或口头传说的话就要远溯大和朝廷（译注：日本历史上最初的统一政权，约在公元六世纪末到七世纪初）创立时期"大化改新"（公元645年）以前的历史了。可是，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对局谱没有能够留传下来。

一、战国、江户时代

本因坊一世算砂

----名人称号之始

    这是战国时代（公元１４６７~１５６８年）末期，东海尾张地区兴起的织田信长即将灭亡足利幕府统一日本时的事情。一位为躲避战国风尘而在京都寂光寺出家的僧人，在方丈院的一坊即"本因坊"内朝夕修行，酷爱围棋。此人就是日海上人。他历仕织田、丰臣和德川三代将军，作为僧侣，他得到了最高法印（最高的僧位──译者注）的地位并获许开殿。据说"名人"的称号是织田惊叹日海的棋技非凡而赐与他的。

    寂光寺现在仍在京都市内仁王门北门前街，在寂光寺的古老记录中记载了日海与织田信长的对局情况。在这一记载之后还有一段有关"本能寺事件"的故事，其中记叙了围棋中罕见的"三劫"。（译注:本能寺之变，１５８２年织田信长欲救困于备中高松城中的丰臣秀吉，途中宿于本能寺。此时织田派出的先锋明冶光秀叛变，由丹波龟山城反戈袭击本能寺，杀死了织田信长。--译者）姑且不论此劫的真伪，确凿无疑的是织田信长下榻于本能寺，其夜招请日海等棋士并设了棋宴。

三劫及其判例

    本能寺事变发生在天正十年六月初一。前一天的晚上，日海、利贤（亦称利玄）等棋士侍奉织田信长下围棋。《坐隐谈丛》这样记叙："日海、利贤对奕，棋势变幻，妙手叠出，最后出现了"三劫"。本来"三劫"这样的棋形在寻常对局中难能出现，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将其作为无胜负的平局，但皆为此棋的出现惊讶不已。时过子夜，众人退出本能寺，何期此会竟为永诀之先兆。众人离寺不久，金鼓轰鸣，刀光剑影，旌旗隐现，风云突变。......"

    所谓明智光秀的"三日天下"（译注：明智光秀打败织田信长取得政权后仅仅十二天就被杀死。后人以此喻掌权时间之短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日海召集僧众举行盛大佛事，大张旗鼓地为信长父子祈求冥福。时人皆认为日海此举危险，日海却不加理会。在那次佛事上有一位蒙面武士前来烧香，据说此人就是光秀的谋臣明智左马之助光春，相传他曾跃马跨越琵琶湖。

    那日日海对利贤的棋自古以来当作"三劫图"由师家所秘密收藏。然而现在来看此图，全然不见三劫产生的行迹。以我之见，那日出现的"三劫"恐怕是佛法所讲的因缘谈，即后人的戏作。不过，我们还是权且理解为在当时曾产生过"三劫"的问题。

    如图所示，白棋被叫吃，所以白1提一手劫。这样黑棋被叫吃，黑棋也必须提劫。这种棋形任何一方都不能放手他顾，于是将永远重复下去使棋不能进展。

    当然，围棋里也还有种种这类无限循环的例子。现在把"三劫"看做普通的劫也可以，但不同的是它的循环周期的步数不同。一般的劫以两手棋为一循环周期，而"三劫"是以六手棋为一个周期的循环运动。当时的时代正是封建割据时代，对事物不是从整体有机的联系的角度进行判断，而是把一切都片面地看做封建经济的个别事物。所以，即使从"三劫图"上我们也看不到全局整体上的联系性。或许可以说这张"三劫图"是某种必然的产物。

    顺便讲一下，围棋界对此劫的说法并不仅限于"三劫"，此外还有"长生"等种种说法。有一点可以肯定，后世局中出现与"三劫"类似的棋形时都算做"无胜负"，而这是由于日海、利贤的对局才开创的先例。

日海的棋技

    日海的棋技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这局"三劫局"也似乎是他同利贤比赛时的失误。随着丰臣秀吉时代的到来，日海再度受招而获得知遇之恩。一直延续到德川时代的"官赐棋所"制度就是丰臣秀吉掌权时定下来的，而作为一代名流中的魁首，每年特别得到四石的俸米也始于那个时候。

    至于日海当时的对局成绩在他本人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十九年前同利玄在备前冈山改为互先，其后共下十九局，其中胜十三局，利玄胜五局，一局和棋。同树齐按互先下二局，胜。定先四局，胜三局。同山内是安弈，六连胜。与其他名手弈，让先胜十四、五局。"由此可知日海的棋技确实高超，有其独到之处。

    另外，在当代记庆长十二年（公元１６０７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叙："围棋的名手是法华宗清僧本因坊。这一时期参加棋赛的有：本因坊（年四十九岁，强于利玄半子），利玄（年四十三岁），道石（年二十七岁，五、六年前就同利玄下棋，同为高手），树齐（年五十五岁），是算（年二十二岁），以及门徒六藏等人。他们并称高手，但本因坊领先。"

    根据当代历史庆长十二年十一月的记载，在大阪城的本丸利玄同本因坊对局时丰臣秀吉观战。比赛的第一局、第二局利玄执黑先行，接下来的第三局本因坊执黑先行。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先相先"这种对局规则产生的先例。

    元和（年号，公元１６１５～１６２４年）中期，朝鲜人李灼(YuJun注：原文左衣字旁，右勺)史来到日本与日海下棋，受三子而未能胜。他感叹道："于吾国博奕历久至今不曾负，然不料今日如此。日本真为围棋之国，如日海大师真乃空前之高手也。"

    这局棋也成为一个先例，后来凡是同外国人下棋的都定为授三子。

战国时代和京都棋人

    由本因坊算砂定下的各种制度和棋界的先例直到很久以后都是日本围棋界的制度和格式。因此，说日海为日本近代围棋的奠基人任何人都不会有异议。这也是日海在这部通史中特别占有很大篇幅的原因。

    在算砂以前留传下来的棋谱最早的是镰仓时代的僧人日莲和日朗的对局，接着就是战国时代的武将武田信玄和他的大臣高坂弹正的对局。看了这些棋使人感到他们的棋是中国式的从先占星开始的异国情调的棋。

    武田信玄和家臣高坂弹正的对局是在１５７９年织田信长推翻足利幕府以前，这位东海的风云人物以疾风迅雷之势席卷了日本，从时间上讲距算砂的时代并不太远。然而，本因坊一世算砂与武田为同时代人，他对利贤的棋若按传说是在本能寺之变的天正十年下的，则其间最多不过仅隔了十年岁月。虽然如此，与武田、高坂对局的纯中国风格相比，这时日海、利贤的走小目的棋风则完全是日本式的，与现在的棋路毫无二致。他们之间的差异决不能简单地以技艺的高低来下结论，应该看做是质的区别。

    武士家族之间的权力争夺的结果只不过是在社会的上层引起普遍的混乱。从北条、足利经过庆仁之乱直到战国时代这段时期内，虽然在社会上层的武士阶层之间有过纷坛的政权交替，但是对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生活和文化则未发生太大的影响。

    拿围棋来说，京都依然是京都，棋家无视武士们的权力斗争，依旧是怡然自得地下着棋。不过，我认为不能草率地断定武田、高坂的对局和日海棋的不同是文化中心的京都市民自身独特文化发展的原因，之所以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棋或许是曾存在着两条围棋的源流吧。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就不能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了。但是，众所周知，日本的棋和中国的棋不仅是外貌而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方面，称作中国流的棋，如我们在武田信玄、 真田父子的对局中所见到的以"战斗"为主的棋；而在京都同时代的日海等人的以"取实地"为主的手法，则被认为是现在日本的形式。即使在中国也一样，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棋各自发展，趣味津津。

    若按照这样的解释，那就要涉及到日本的经济领域与其文化的异质，但是，关于这一点我想仅止于提出建议。

德川四家

    直到明冶维新，本因坊、井上、安井和林一直被称为围棋四大家。围棋世家之初，本因坊家是第一世本因坊算砂（日海上人），井上家则是以算砂的弟子后来成为名人棋所的中村道硕为祖。

    德川三代家光之时道硕已然去世，棋所缺少适当的人选而成为"空所"。不过，家光好象也喜好围棋。据传说，由于家光和奥洲伊达政宗下围棋，而将有名的"攫取神田川租金"工程（即江户城唯一的隘路小石川口修建工程）委派给了政宗。

    《坐隐谈丛》记叙："家光颇能弈，每每与伊达政宗对之。然政宗每与家光对局辄戏曰：'吾由小石川口攻汝。瞧，小石川口溃矣！'家光三连败，恕其过言，命政宗改建小石川口。"

    就是这位家光命令对自中村道硕以来就成为空所的棋所进行讨论。

    当时，在许多大臣出席的情况下参加讨论的有：本因坊家二世算悦，安井家一世算哲（前面所提的六藏），井上家二世因硕，林家二世门入等。可是，在当时并未达成任何协议。后来算哲的弟子算知禀承先师的遗志，依靠南光坊天海、松平肥后守等权贵一心想当上棋所。最后，终于以天保元年十月五日的"御城棋"开始，算知同本因坊二世悦前后共用九年时间按先互先争战六局。可是这六盘棋都是执黑先行者胜，因而棋所也就一直空缺着等待时代的发展。

棋圣道策出现

    算悦、算知的争棋历时九年而不分胜负，讨论棋所的事也就搁置下来。然而，就在算悦去世的同时，算知不失时机地向当时的权门呼请，宽文八年（公元１６６８年）十月十八日，他终于被任命为期望已久的棋所。在另一方面，本因坊家在算悦死后由道悦任家督，十一年来不曾在"御城棋"下过一盘淇。这次道悦突然得知算知当上了名人棋所非常气愤，立即同后嗣道策到幕府娓娓抗辩。值月班的老中（日本古时官名一译者）加贺瓜甲斐守对他说："算知棋所之议将军上意已决，尔等申请争棋则属违制。如若执意强请，对局败北将发配远岛。"

    无论古今，象武士这类权力社会的思想方法与赌徒社会的思想方法是一样的。当时的道悦正襟凛然答道:"我毕竟出身于棋苑世家，如若这样默默无闻地了此一生亦无颜见祖先于地下。在胜负上即使由于我本人武运不佳而被逐远岛亦丝毫无憾。然而，若今日惧流刑而忍所不能忍之耻辱，那将是永世永代的耻辱。望恩准一决胜负，"

    对于这热诚溢于言表挥泪提出的恳切要求，行政长官也不好拒绝。讨论的结果，决定以一年下二十盘棋的比率对局六十盘。因为算知是棋所，所以决定道悦定先。

    读丛子安藤如意对道悦极口赞扬："志壮哉！有冲天之气概。后世棋人宜以为鉴。"

    结果到第十五局时道悦已经领先了六局，第十六局改为先互先的比赛。在结束二十盘棋的最后五局中道悦四胜一负。

    事己至此，算知只好引退。按理说，道悦应随之成为棋所，但是他考虑到曾违抗过幕府命令这一点从而隐居去了。后继者道策遂承其余荫显露头角于日本国内。这位道策就是后来人们奉为棋圣的本因坊四世道策其人。

琉球棋士来日

    本因坊道策棋艺高超，名声大振，就连琉球国的国王都有所闻。天和二年（１６８２年），琉球国王在朝贡之际让琉球国第一名手亲云上滨比嘉伴随，托岛津光久安排了亲云上滨比嘉与道策的对局。

    德川幕府也同意对局。第一盘授四子棋，道策胜十四目。本书的第一局就是这局棋。同一天的第二盘棋滨比嘉胜二目。这一天彼此不分胜负。

元禄时代的盛况

    现在的段位制度创始于著名的元禄时代（公元１６８８－１７０４年）。（这一时期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执政，政洽稳定，商人阶层兴起，同时也是文化、艺术发展鼎盛时期。─译者注）此时道策已经成为棋所，围棋正处于空前的黄金时代。本因坊道策的弟子曾多达三十多人，由此可略见当时围棋界兴旺之一斑。在道策的众多弟子之中技艺出众的有道的、道节、策元、八硕、本硕和道玄，世人称之为道策门下的六天王并誉之为棋界之花。若论这些优秀少年的段位，道的十三岁时六段，十六岁成为道策的后继人；策元亦不逊色，十五岁就成为后继人了；八硕是堂藤家委托来的门徒，十七岁升至高段；本硕还在弱冠之年就与高手比肩了。此外还有相原可硕、坪田玩硕等神童，他们同时从十二岁开始就从幕府领取一百五十表（表，装谷物的草袋，亦作计量单位─译者注）的禄米，这也确定是前听未闻。

(YuJun 注：此段中的一百五十表的“表”原为左立人右表)

道悦、道策与细川家

    时代的权力中心终于转向商人阶层。包括德川幕府和各大名在内（大名，官名，相当于中国古代的诸侯－译者），封建武士的权力向新兴的商人阶层手中转移。原来以武力为后盾掠夺农民的大米以建立其经济基础的武士阶级，现在也为了能吃到大米而不得不热心地关注大阪堂岛谷物市场上的行情了。此时，武士们的权力己让位于新的金钱的力量了。

    在德川三世的家光时代以前，武士们的生活还算景气，但到了五世纲吉的元禄时代以后，虽说是身为大、小名主也不得不屈身向江户、大阪的商人借钱，有的债台高筑达十万以致几十万之巨。笔者没有记住准确的数字，同时也无此必要。不过，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与围棋有关，此处向读者讲一讲。

    道策和细川家是主从关系。五世纲吉之世，细川越中守家督曾由于过失丢失了幕府赐下的细川家的家宝－兵器和虎皮鞍。这件事对细川家来讲可是系之存亡的大事。当然，对现在的我们来讲这是无法理解的。不过这可不是宫廷戏剧，在当时失去了上赐的"传家之宝"，不知何时就会祸从天降。这可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 大事啊！

    老臣们聚在一起商量的结果就是委托长冈带刀就此事求谋于本因坊道悦、道策。所幸的是二人都受到将军侍卫牧野备后守的特殊恩遇，于是他二人就私下向牧野备后手求情想了一个补救的办法，细川家因此才得以平安无事。

    另外，道策的表弟吉永升庵正侍奉着伊井侯，道策也向伊井侯求了情。总之，道悦、道策尽全力救助了细川家。这一时期的费用，据说细川越中守曾请道策援助了五百两佣金，道策慨然答应了。这其中的有些事情是通过井上家办理的，此处就略去不提了。

    事件的过程中细川越中守给道策的书简留在道策的出身地山崎家。从信的内容来看，细川家在肥后、熊木的米仓大约拥有数十万石大米，无疑是个大诸侯。这位细川家的户主给本因坊家的道策写出了象朋友之间那样亲切的感谢信，末尾还写着"惶恐谨言"。

    大名的没落就不用提了，但是棋手们以下围棋这种技艺取悦于权门势家，甚至于连大名的生命都承担下来了，这不能不令人惊讶。

    由于经过了这件事，细川家每年给道策五百石大米，直至终身。同时他也给了与此事有关的山崎家和井上家几百石。

安井家

    前面的叙述是以本因坊四世道策为中心的。再说四大家之一的井上家，其始祖中村道硕是本因坊一世算砂的弟子，素有青出于蓝之称。井上家自道硕以来与本因坊家的关系至深。

    安井家后来在围棋界与本因坊针锋相对，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安井家的一世是算哲，亦称老算哲，乳名叫六藏，后服务于骏府陪德川家康下棋。算哲十九岁削发为僧，与本因坊算砂、中村道硕、鹿盐利贤、林门入、井上因硕等并列于棋院，每年奉侍"御城棋"。算哲有位亲戚叫安井道顿，现在大阪的道顿渠就 是以挖此渠的安井道顿的名字命名的。安井有时也写做保井。

    安井家的二世是算知，后来他与本因坊家的算悦、道说相争成为名人棋所。他是一世算哲的弟子，由于一世算哲的亲生儿子春海和知哲尚幼，算哲便挑选了弟子中的奇材算知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在江户时期，即道策、道知以前，出类拔萃的仍属中村道硕。第一世算哲与道硕下了一百数十局，道硕领先四十局左右。比起安井家家传的凶猛对攻来，道硕的棋则是轻柔均衡、控制大局。自然而然地安井算哲的棋也下得持久而有毅力。以至中村道硕说："棋虽胜，命却丢在算哲手里。"

安井流

    安井流以力棋也就是以凶猛的对攻而闻名。这种风格与本因坊算砂，中村道硕的轻柔手段、处理巧妙形成两种极端。

涩川春海（第二世安井算哲）

    涩川春海用的是母亲家的姓，他的本名叫算哲，是第一世算哲的长子。人们为了避免混同，把一世称为老算哲。算哲的段位是七段，也出席"御城棋"。然而，他之所以闻名是因为他在德川时代以涩川助左卫问春海的名字写了一本历书－《贞享历》。这本历书的修订是件大事，说明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重视天体的观测和其他的科学实验的倾向。

    在我的记忆里确切地记得，断定傍晚时分西天上的明星和天明时分的明星为同一颗星的是幼年时代的涩川春海。无论怎么说，在历千年之久一步也未离开唐代宣明历的日本，用自己的力量并且是依靠幼稚的观测器材修订了历书，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春海从天文和其他学问上推断，认为"执黑天元第一着必胜"。他抱此信念与本因坊决战，但事与愿违败下阵来。据说他以后再也不先走天元了。

    不管那盘天元局下在天元位置上子的效果如何，就道策卓越的技艺来说，连算哲也难以与之匹敌。

本因坊家的盛衰

    在当时的时代，围棋的盛衰往往依赖于师家的消长。这就是说由于有四大家之首的本因坊家的存在，三世道悦、四世道策 和五世道知都是在同时代棋手中的佼佼者，所以，尽管另外三家中的安井家二世算知曾一度窥视棋所，但最终还是被断然镇压下去了。可是，道知以后的知伯、秀伯、伯元这三代人都是在三十多岁时病故，而且他们的棋力也只在六、七段之间，并无抑制其他三家的力量。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期间那三家也没有出现什么杰出的棋手，四家的争霸战仅仅是在较低的水平上进行，因此，这期间也未出现象前代那样激烈的对抗，历史也未留下什么逸话。

    围棋界维持了暂时平静的二十年，直到本因坊八世伯元之后出现了察元，围棋界才再度呈现出活跃的局面。

第九世本因坊察元

    察元家督叹其坊门衰退，自责自励，锐意精炼，一心献身于棋道。

    当时的师家之间有个坏习惯，就是各棋院只是自家内部研究棋术，极力避免与其他门派争胜负。这固然属于陋习。另一方面，本因坊察元虽然棋格才六段，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棋力比别人雄厚，所以才故意避免在盘上的激烈冲突。当他看到己无法避免冲突的时候遂快如疾风般地驰骋于井上因硕、林门入等列强之间。由于安井仙角的帮助，虽几经曲折，实力雄厚的察元终于获胜成为八段准名人。

    接着，察元为了实现自己毕生的目的，再接再励向"名人棋所"挑战。他解除了井上因硕屡次想拒绝争棋的执拗抵抗提出了争棋。因硕是当时的宿老（古官名─译者），争棋不可避免地在察元和立于一线的第六世因硕之间展开了。结果察元在六局中五胜一负从而成为名人，数年后被委任为棋所。

    我们在写德川时代的围棋史时，虽然把嫡派四家相提并论，但是必须把本因坊家做为问题的中心。这是因为本因坊家是自一世算砂法师以来的名家，处于四家之首的地位，而且从名人高手辈出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他家不可比拟的。

    由于察元的努力，本因坊家经过了明和中兴，后来，以察元的弟子烈元、元丈经常保持着对其他三家的优势。时代从化政（公元１８０４年～１８３０年）推移到天保（１８３０年～１８４４年），亦即丈和、秀和时代。

知得与元丈

    从察元到丈和在本因坊家已经过了四代，这期间没有什么要特别指出的。只是在丈和时代安井家也出现了一位杰出人物─ 安井知得。他原名叫中野知得，入安井家后改为安井知得，后来又改称仙知。现在还留存着知得、元丈的争霸记录。后人评曰："元丈、知得共立名人之位，两雄之技在伯仲之间，故竟同止于八段。"

鬼因彻

    与知得、元丈差不多同时，井上门也出现了一位优秀少年－服部因淑。因淑是美浓国江崎村农民多助之子。他幼小的时候在乡下寺院里读书，同时寺僧教他下围棋。这是他从事棋道的契机，后来他得到乡亲们的资助进京来到了第六世井上因硕的门下。因淑还在使用因彻这个名字的时候，世人就称他为鬼因彻而名噪棋界。

    因淑在晚年担任井上家的教练，负责培养同门弟子，幻庵、雄节、正彻均出其手下。幻庵等人从文化、文政到天保的幕府末期都在日本围棋史上留下了显赫足迹。 这些围棋界的条条流水在幕府末期共同浇灌着围棋的绚烂之花。而在此惊天动地的时代执牛耳者乃是集棋力与权谋于一身的脱颖而出的本因坊丈和其人。

化政--围棋的黄金时代

    文化、文政时代，幕府由将军家齐统治了六十年，尽管这个时代存在着众多的矛盾，它还是发展成为即将来到的明治维新的前夜。在围棋方面终于迎来了本因坊丈和对幻庵因硕的争克时代。由于我们在正文的争霸战中一直详细地谈到丈和与立彻，以及立彻的弟子赤星因彻对丈和的脍炙人口的"天保呕心沥血之棋"，所以有关后来发展到丈和的弟子秀和的曲折经过我们这里就不深入谈了。

    然而，这全部画卷都是反映了一种个人在家门的荣誉之下遭到毁灭的社会。这与不久以后的明治时代无知的民众被一张红纸（当时的征兵公文为红色─译注）驱赶到日清、日俄战争中去不是一脉相承吗？围棋界素有清廉的橘中仙之称，但是，在这里各师家之间展开的谋略之争连明治时期集围棋之大成的安藤如意也为之发出"此丑态目不忍睹" 的叹息。

    察元始终致力于名人之争，后来终于当上名人棋所。他为了消散平时的郁闷心情，以家康赐与的法眼（法眼和尚的简称，仅次于法印的僧位─译注）资格大肆旅游于东海道一带。这时的明和时代是怎样的情况呢？这就是产生有名的田沼时代的那个时代。（译注：田江户时代中期，田沼意次为幕府的重臣，受到将军家重、家治的宠信。此人奸佞妄为，欲与其子图谋篡政，贿赂横行，及至将军家齐才罢其官爵。史称其时为田沼时代。）明和的大饥荒也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如明和九年由于"明和九"与日文"迷惑"（意为麻烦─译注）发音相同，所以改年号为安永。在那个时代对于百姓来说，饥荒、火灾、瘟疫是最悲惨的祸灾。然而，就在这种时候，察元等人却对平民百姓的饥苦漠不关心，挥霍万金安然自得地游玩于东海道上。不过，我们应该懂得，所有这些丑恶的现象的发生，决非明和之争的察元与井上因硕以及化政时代之争的丈和与幻庵井上因硕他们个人的问题。

    德川时代在创立时期即在三代家光以前还算稳定，围棋界也是如此。《坐隐谈丛》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一位老中毫不客气地对本因坊二世算悦说："算悦，这棋你完了。"算悦非常不悦，一言不发地推开棋盘 就要退席。此时正值御城棋之际，又有通知说将军即将出席，老中连忙低头道歉才总算劝住了算悦。此外，还有前面提到的本因坊三世道悦冒着被发配远岛的危险执意请求与安井算知争个高低。象这样的凛然气概堪称后世楷模，思之令人奋起。笔者认为，有如此棋德存在是由于在德川初期的武士社会里蕴藏着发展的契机。

    因为当时的社会还是较充实的、发展着的，所以在普通民众当中才能产生这样的魄力。但是，德川政权推行的是依靠不耕不织的武士阶层用武力压迫农民的强权政治，到了第四、五代时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幕府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如改铸货币、开发新田、对外贸易，兴创产业等，但终究未能挽回西下的落日。在这样的时代当然不乏农民起义、百姓造反的大事件，不料想商人阶层也显露出勃勃的发展生机。最终德川幕府不得不离开权力的宝座了。

    享保第八代吉宗想挽回幕府政权这西下的夕阳也是柱然。这以后的文化文政时期是将军家齐的六十年统治，这朵败色甚浓的封建政治的无果"谎花"，必然地诱致了从察元到丈和时的令人侧目的丑恶战争。笔者认为这是不折不如的社会堕落的生动写照。

以棋会友

三、大正、昭和时代

日本棋院的创立

    大正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围棋界大联合的趋势也迅速高涨。本因坊家产生于德川幕府时代，方圆社也创始于明治十二年，它们都已经运行了相当多的年轮，但是由于它们没有群众基础，缺少民众的支持，命中注定要趋于没落，时常陷入财政危机之中，此刻已经到了必须设法打开局面的时候了。

    这些狭隘的职业行会所必要的条件第一是金钱，第二就是所谓有权力的绅士显贵为后盾，再有就是作用日益增大的舆论界的支持。

    为了新的联合而奔走于权贵之间的是以时事新报为后台的晃南矢野由次郎和官僚政界的议员大绳久雄二人。在大绳久雄的发起下成立了“日本围棋协会”。协会以名人本因坊秀哉为首，再加上方圆社的中川龟三郎，广濑平次郎和雁金准一等人。在年轻棋手里面有世人瞩目的铃木为次郎、濑越宪作、小岸壮二等人。以上这些人都是东京的棋手，他们成为协会的中心人物。在关西方面有阿部龟次郎、井上因硕、田村嘉平、久保松胜喜代、木村广造。另外从中京名古屋到古老稻垣日省也有很多人参加。协会参加的人数之多、地区之广使协会的成立成为日本围棋界空前的大联合。赞助成立协会的显贵人数据说多达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宫内大臣牧野伸显、犬养毅、池田成彬、大仓喜七郎和关西的谷口传藏等人的名字。

    时为大正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方圆社社长广濑平次郎乘大联合的东风将方圆社迁入东京站前当时最新式的圆楼里。当时他筹集了一万六千元钱，而他最初的计划是募金十五万元，一万六千元只不过是达到目标的十分之一。后来历史曾围绕着这一万六千元变化，“坊门圆社”统一成立了“中央棋院”继而又再分裂，其中经过了若干曲折。不久发生了大正十二年的关东大地震，一下子把围棋界内部的矛盾和紧张的气氛震飞了，而在那个废墟上诞生的是将围棋界溶为一个整体的“日本棋院”。

日本棋院大联合的前夜

    独断专行的方圆社社长广濑平次郎七段得病后残废了。在此以前，岩佐、铃木、濑越等人都已先后离去，自村濑秀甫以来为自己已有五十多年历史传统而骄傲的方圆社如今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徒剩虚名了。

    还有一位守孤垒的人，这就是广濑的弟子加藤信。他的处境迫使他必须设法打开局面。幸亏他手头还有师父广濑进驻圆楼时筹集的一万数千元钱，于是他以此为诱饵夜晚时分悄悄地访问了本因坊秀哉。在秀哉的往处，关于本因坊、方圆社联合为一、共驻圆楼的协商在急速进行。

    加藤对秀哉明确表示，“广濑社长筹集的钱全部用于经营中央棋院“。但是，后来正是由于这笔钱又再度分裂。中央棋院成立半年后解散。

    方圆社的圆楼在两派共驻的同时改为坊门圆社合并的中央棋院，他们的费用是广濑社长筹集的一万多元钱，不过还留下了五千元由加藤信当会计把持着。

    这就是中央棋院的财政情况。但是，中央棋院只是登上了新楼却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他们只是以圆搂中央会馆为招牌觊觎后援者的腰包。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象这样单是依靠他人施舍也都是行不通的。从中央棋院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出现赤字，最初加藤信虽说有些勉强总还是掏些钱出来，一旦前途的曙光消失了，中央棋院的命运也就决定了，终于加藤信对棋手们一分钱都不掏了。

    “钱断情也断”，本因坊和方圆社在中央棋院内部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局面。加藤向本因坊提出条件：旧方圆社的钱归方圆社所有；由于发行中的棋院新报是过去方圆社发行的围棋新报，所以它的发行权、营业权等均应交给方圆社。这样一来，局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接着方圆社又抢先摘下了中央棋院的牌子，换之以方圆社的牌子。这事发生在大正十二年四月六日。

    对方圆社的政变，本因坊派个个愤恨不已。总帅秀哉在金钱的问题上 也曾遭到过种种非议，但此时他把自己的住宅做抵压借来了钱，当然总帅是不会亲自去办这件事情的，负责处理此事的是他的得意门生小岸壮二和老将林德藏四段等谋士们。

    当时号称年轻棋手双璧的小野田千代次郎与女棋手喜多文子二人脱离了方圆社，同小岸壮二一起加入本因坊系。方圆社仍沿袭旧名，而坊门仍用中央棋院的名称并把办公地点迁至日本桥川濑石町。

举起“裨圣会”大旗

    让我们稍微追溯一下。围棋界的独裁者广濑社长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使方圆社的同事们内心很不愉快。广濑筹集进驻圆楼的基金不随心，失望之中一病不起。方圆社的巨头雁金、岩佐、高部、铃木、濑越等人看准这个大好时机，结伙离开了方圆社成立起一个新组织－裨圣会。“裨”者，副也，“裨圣”者，仅次于圣所之谓也。据说这是木堂犬养毅命名的。

    “裨圣会”标志着围棋界青年一代的崛起，活动搞得热火朝天。观其宣言，“务须打破围棋界传统之陋习，更新组织，顺应新时代潮流”，真可谓豪言壮语，朝气蓬勃。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忘记了关键的、曾促使棋界发生新转机的大联合的旗号。时为大正十一年十一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裨圣会”造了围棋界旧权威们的反，进行了划时代性的变革。

    首先是他们抛弃了过去限制围棋界一切活动的段位制度，制定了互先的新的锦标赛制度。

    围棋的互先总有人执黑子或执白子，很显然执黑子有利。围棋原本就是一种在对局者之间存在着不平等条件的游戏，但对锦标赛来讲这一点就太不合适了。因此，“裨圣会”一开始就为了消灭互先棋黑白方之间的不平等条件而规定了互先贴用四目半的制度。今天的新闻比赛都是采用短期锦标赛，实行贴目制度是自然的，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件新鲜事。

    “裨圣会”采用的这个革新性的制度，不能不对传统的本因坊、方圆社产生巨大的影响。方圆社社长广濑卧病不起，中坚棋手一走而光，要想恢复昔日光景已是不可能的了。本因坊系仍是以名人秀哉的权威为中心活动着。因此，无视段位的新制度就成了对这个权威社会的破坏性挑战，在前面提到的本因坊，方圆社相互提携共同成立中央棋院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同“裨圣会”这个新兴势力的对抗中产生的。

棋手与对局

    名人本因坊秀哉对雁金准一之战赌的是本因坊家的继承权，为此围棋迷们一直热切地盼望着他们的对局，结果就技术而言秀哉一时得计射杀了中原之鹿。

    秀哉在袭名本因坊以前的实际战绩是让雁金一先，总成绩是领先二局。由于前面的理由围棋爱好者们一直盼望着他们那种高水平的比赛。虽然如此，他们的愿望还是经过了十五年之久才得以实现，真是令人惊奇。就时代的权威本因坊秀哉方面而论，他在其他比赛上的成绩也大致如此，他与方圆社的铃木 下棋，对方长先，结果落后二局。他对濑越从让三子开始连战连败，最后让先也败了一局。不过，秀哉与他人比赛可能不象他对雁金战那样高度重视吧。

    在旧幕府时代，名人棋所就是将军的指导教师的名称，他还要负责向幕府提出参加“御城棋”时的人选和程序。名人棋所并不进行一般的对局，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它意味着成了大家便可以躺在权威的名誉上睡大觉，而且在那种权威的社会里还可以得到种种特权。

    从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战争以后到明治四十年，在名人秀哉的时代，报纸举办的棋赛津贴为一局二十五元，具体分配办法是：棋局讲评七元，杂费三元，剩下的十五元对局者平分。规定这些钱要由评棋者交给棋手本人。

    谁都知道，评棋者拿的确实是本事钱，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评讲得了的，评棋须指靠当时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是一盘棋有时一天下不完第二天还得接着下，有的对局时间竟长达一个星期之多，然而这些拼生计付出大量心血的棋手却和终局后再从头评论一下的人拿一样多的钱，怎么说这也是不合适的。这个讲棋津贴只不过是反映了大家特权的一个方面，通过这样一个侧面 我们应该看到在物质与精神方面权威已经权力化了。

    “权威必须保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秀哉继承本因坊之后 对雁金之战经过了十五个春秋才开始拉开惟幕。

    在他们以往的战绩表上，秀哉领先二局，明显地处于优势。终于在德川公爵、细川侯爵等人的支持下，二人的比赛开始了。从大正九年（１９２０年）到大正十年（１９２１年）共下二局，结果是平分秋色。

    秀哉对铃木之战，直到日本棋院成立后秀哉去世竟一局都没有实现。秀哉对濑越之战，是在日本棋院成立以后旧的大家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被否定的情况下，用一定的格式进行比赛的。濑越执黑不分胜负，下二子棋是和棋。应该说名人秀哉保住了面子。

三派鼎立时代

    大正十二年（１９２３年）五月初，本因坊秀哉手下的本因坊派被旧方圆社派的岩佐硅、加藤信等人从圆楼里驱逐出来以后，搬到了日本桥川濑石町。于是，日本围棋界从明治初期就存在的本因坊和方圆社的对立又加进了新成立的“裨圣会”这一派力量，成为三派鼎立的时代。

    在这一阶段中曾以本因坊、方圆社联合的名义计划实现整个日本围棋界大联合的中央棋院，已经变为本因坊一家的牙城了。

    三派的人员组成是：

    中央棋院
    名人 本因坊秀哉
    五段 宫阪家二
    五段 小岸壮二
    五段 喜多文子
    五段 小野田千代太郎
    四段 福田正义
    四段 林德藏
    四段 林有太郎
    机关杂志《棋院新报》的编辑由广月绝轩担任。

    方圆社
    八段 中川龟三郎
    六段 岩佐位
    五段 加藤信
    五段 古泽道三
    四段 小林健太郎
    四段 岩本薰

    裨圣会
    六段 雁金准一
    六段 高部道平
    六段 铃木为次郎
    六段 濑越宪作

    以上是三派的主要阵容。

    时代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性不景气之中，日本也正在整顿“泡沫公司”（指刚成立就倒台的短命公司─译注），整个社会处于经济恐慌之中。在这样的时代里，围棋的分裂活动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这个转变时期旧权威的特权地位在不知不觉地滑落下去，他们的家业也开始动摇了。不管这期间有多少迂回曲折，这一切都应该看做是时代的思潮在围棋界的反映。关东大地震这件突然事件，将围棋界的沉闷空气一震而光。

    失去了所有基础的日本围棋界啊，你何去何从？三派岂止是在乌云低垂下不辨前程，就连一天如何度过都成问题，他们在混乱当中盲目行动着。就在这时，时代思潮的巨大浪潮席卷而来，拉开了一直悬而未决的围棋界大联合的帷幕。

师徒关系

    日本棋院成立了，它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兴的日本棋院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潮，要否定旧大家的特权，这在日本棋院成立宗旨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自德川时代的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家角逐以来以师家为中心的基本常规，随着自由主义的日本棋院的发展而逐渐瓦解，换言之，就是把年轻一代从师家及弟子这种行会组织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围棋界也不能不遵循历史发展的法则。

    下面介绍一下当时的师徒关系。

    名人 本因坊秀哉
    宫坂宋二 小岸壮二 福田正义 村岛义胜

    七段 广濑平次郎
    加藤信 岩本薰

    六段 铃木为次郎
    木谷实 关山利一

    六段 濑越宪作
    井上一郎 桥本宇太郎

    从以上这些弟子的实力来看，他们是日本围棋界的中坚力量。此外还有中川八段、岩佐六段等人也都拥有自己的弟子， 与其他门派相抗衡。

    在门派界限如此森严的领域内，弟子要和其他派系的棋手下棋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有报社或某 些赞助者的特别支持和要求。围棋界从整体上讲缺乏时代的进步性，它不参加社会生产，在各个方面都有着一种被时代抛弃之感，但它还是依然受着儒家道德思想的支配“不越雷池一步”，对师长的批评是大遭禁忌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其一，本因坊秀哉开除了本因坊秀荣的徒野泽竹朝。
    其二，本因坊的门生井上孝平五段也遭秀哉开除。
    其三，为争大阪的井上家的继承权，惠下四荣芳即后来的井上因硕也被井上家未亡人开除 。

    开除野泽竹朝的理由是，他发行杂志《围棋评论》，在“评之评”栏里严厉批判了本因坊秀哉、中川龟三郎，岩佐哇等权威的对局讲评，还在这个杂志的“棋界月旦”栏里攻击了这一伙大家权威。为此，秀哉给野泽竹朝写了最后通碟式的信。

    “野泽竹朝先生：
    近日发表“评之评”及“棋界月旦”的杂志《范棋评论》，乃是你作为吾门弟子对京家之大不慎言行，望从速改梭。吾谨以此情谊告戒于你。

　　　　　　　　　　　　　　　　　　　　　　　　　　　本因坊秀哉
　　　　　　　　　　　　　　　　　　　　　　　　　大正六年十二月五日”

    野泽竹朝当然不会听从这种警告，于是他又接到了开除令。

    “野泽竹朝先生：
    前番送去对你评棋的警告，至今未获任何答复。作为吾门棋人之行为不可饶恕，特此除名。

　　　　　　　　　　　　　　　　　　　　　此告

　　　　　　　　　　　　　　　　　　　　　　　　　　　本因坊秀哉　大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这里提到的“评之评”是野泽竹朝反复慎重的研究之后发表的，它不仅仅是对围棋爱好者，对于专业棋手们来说也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

    本书正文中收入了濑越宪作和小岸壮二的对局，讲解是以野泽竹朝的研究为基础，同时也加进了笔者的若干意见。读者可从字里行间看出野泽“评”的意志毫无变更，而且他对那一局棋的评论也表现出了坚持真理的认真态度。象他那样的人竟被开除并处之以旧时代的“全村制裁”，真是不可思议。“评之评”最初是登载在矢野由次郎主办的杂志《围棋参考》上的，因迫于本因坊秀哉的压力而中止，后来在《围棋评论》上连载。

    井上孝平的除名是由于他随便地登载棋局的原因。

    “开除”这种旧时代的私刑之所以横行，是因为还残留着做为头目权力的特权之威。尤其象刚才提到的对野泽的警告那样，对宗家讲出自己的看法却被认为是“大不慎”，实在令人惊惑。

    到了大正年代，“开除”这种名誉上的处罚对于被开除者也许不是会招致威胁到生活的大问题，只是在 后来联合成立日本棋院的时候，不要说野泽了，就是井上孝平也因曾被开除过而未能加入，从而受到了实际损害。

段位制度

    师徒关系这种羁绊导致权威化，形成特权，而只是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儒家道德是不够的，维持这种权威化的乃是段位制度。毫无疑问，段位的最初目的是明确地表示各人的实力，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段位转化为一个人的身份了。

    段位的标准当然要根据各个棋手的对局成绩，可是在决定的时候则必须由师家提议或协商，而且还必须是本因坊家和方圆社这样的特权大家才行。棋手们的收入、名誉以及其他的一切统统都是由段位来决定，因此师家头领们便掌握了各棋手的生杀大权。这个制度在日本棋院也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那些高段头领们的特权用“日本棋院审查会”的名义保留了下来。在这一点上，其他技艺领域里的头领也和围棋界的师家一样把资格证书做为一大财源，而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实在值得好好考虑。

    按道理讲，段级的确定是根据各人的对局成绩，不应该以权威的名义从上面授与。为什么呢？以围棋界为例，在日本全国已有数百万之众的围棋爱好者的情况下，要把这么多人一个个地确定段级，仅靠一两个权威头领怎 么能办得了呢？这完全是不可能办到的。那么，段级应如何确定呢？首先，只能以围棋团体之间的比赛成绩来决定。在现阶段，如果说日本棋院这个组织被公认为围棋界总管的话，它的作用就应该是把围棋爱好者组织起来并使各团体之间建立横向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段级也是按照民主方式来确定的话，那么今天就不会出现所谓段位膨胀这类麻烦事了。 那样做或许还会有一些不均衡的现象，但是决不会象现在这样所得段位与该段位的实力之差竟有五六子之多。尤其是以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的名义收取大批金额出售段位证书，更加助长了段位膨胀的倾向。

    现在没有篇幅深入地谈这个问题， 但在围棋界聚散离合的背后常常是缠绕着段位证书的发行问题，过去，从本因坊和方圆社的不睦到关西的井上家继承问题的纠纷，进而到日本棋院、关西棋院的分裂等等，这一切的争斗都是围绕着不劳而获的段位证书费的问题，而为达此目的一门中就需要有一个权威。正如前面所叙述的，将段位制度称之为权威和头领社会的特征是非常恰如其分的。现在的围棋界和段位证书费的问题毕竟是欺骗群众的，然而正由于段位证书费是专业围棋界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这个问题又是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

日本棋院的成立

    日本棋院成立前夜的三派当中只有方圆社由于加藤信牢牢地掌握着财政才在经济上勉强维持下来，但论到实力，中坚力量只有加藤信一个人。众人瞩目的小野田倒向了中央棋院，能寄予希望的只有加藤的侄子岩本一个人，可是他才二十岁左右，段位也只有四段，无力对抗中央棋院和裨圣会。比较起来方圆社的景况还算好的呢。裨圣会陶醉于刚成立时的红火，并无实实在在的积蓄，迟早要想办法另辟新路。中央会馆方面虽然在与方圆社分裂时抵押了本因坊秀哉的房产换到了一些钱，此时在经济上也濒临绝境了，这是因为他们全部热衷于盘上之争而缺乏所谓的治世之才。

    就在日本围棋界处于如此沉滞的时候又遇到了大正十二年九月的关东大地震的灾祸，三派再也无力支撑下去而告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会馆和裨圣会的谋士们导演了棋界大同团结这样的一出喜剧，二者经过协商之后向方圆社发出呼吁，但方圆社加藤信在先前中央棋院入伙时尝够了苦头，因此冷淡地拒绝了。于是中央会馆和裨圣会又拿出绝招，宣布“如果方圆社不赞成联合，今后将拒绝与方圆社进行新闻比赛（报界资助的比赛─译注）”。

    在棋手们的生活越来越依靠新闻比赛津贴的时候，手头拮据的方圆社终于只好就范。不过，这个大联合并非有什么崇高的理想，而是出于克服三派的经济危机这种目光短浅的考虑，因此这个大联合能否实现归根结蒂还要看别人是否出钱。

    碰巧这时财阀的公子大仓喜七郎出头了，他真如同围棋界的救世主一般。

    大正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四月，大地震过后半年有余，在外国宾客和朝野显贵集聚的东京日比谷的帝国饭店，突然出现了许多穿着带有家徽和服的人，他们的衣着与帝国饭店的格调很不相称，因而引起了 大家的注意。这是围棋界大联合的开场，这些人是应大仓喜七郎的邀请前来赴会的棋手们。

    全国协商会的纪念照片使知情人有异样之感，前排正中并肩坐着本因坊秀哉和大仓喜七郎理所当然，而濑越宪作却也悠然自得地坐在前排，相反他的前辈高部道平和同辈的铃木为次郎等人却站在了后排。在围棋界这样保守的社会里对顺次问题是很讲究的，即使是现在也还是分什么上坐和下坐。这张照片的次序排列明显地不对头。

    大仓喜三郎特别喜爱的是濑越和坊门的小岸壮二。小岸也许是因为成立中央会馆时过于劳累而得病身亡了，现在只剩下濑越一人尽受君侧之宠。这张照片就是明显的证明。

    不久，也就是日本棋院成立的同时，雁金、高部、铃木、小野田四人再度分裂出去，挂起了“棋正社”的招牌。自裨圣会以来一直与他们步调一致的濑越，却一个人留在了日本棋院。联合纪念像的不谐调之感决非出于偶然。

    日本棋院的宗旨书里按照惯例以政界、财界的大人物为主要倡导者，棋手名单也差不多网罗进了日本的全部棋手。让我们举一两段在日本棋院成立时宗旨书中值得注目的条文：

    1.成立棋院的目的是“从来棋家一心从技，专心而无他顾始得其中深奥。因之，为使此道进步发达，首先援助有为之棋手使其断后顾之忧，安心以尽天职。”
    2.“战后人心动摇，更加旷古震灾之巨创，人心不安。值此之际，应超越万物，寻求精神安慰与和平于围棋之中。保护、奖励此道乃为现代社会事业之一助。”

    根据以上的话可以推知日本棋院的基本性质。首先，日本棋院成立是社会一般认为的那样，不是“棋手的组织”，而是援助棋手生活的团体。不论此事是好与坏，这与德川时代幕府和大名供给棋手们“扶持米”没有半点差别。

    宗旨书中臆断地规定：要使围棋兴盛，则生活费由别人供给，棋手们只需把注意力集中在棋盘上棋艺就能够提高。然而象这样脱离了生活，任何事情也不会得到发展和进步。以上的基本思想一点也没有脱离二千年前的儒家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心浮动，社会不稳定是实际情况，就是说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本有了西方的个性解放意识。在日本社会里，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体系、国家社会主义等各种势力急剧增加；战后“泡沫公司”接踵倒闭，一般购买力衰减，由这些原因产生的社会不安不如说是社会混乱。不景气也席卷到了农村。据当时统计日本农村的负债高达六十亿元，从而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日本共产党成立了，政友会的独裁者王原敬被刺也是在大正九、十年间，当时的上层社会确实是惶惶不可终日。对于这种由于人民生活不安而引起的社会现象，围棋界竟要以“下棋” 这种方法消灭之，简直可笑之极。这都是权势者们的逻辑，而决非是人民群众的生活逻辑。

    在这里不能详细地对棋院的成立加以评论，“窥一斑以见全豹”，我们只要瞥一眼《成立宗旨书》的前言就足矣了。本人刚才讲了，棋手们脱离了 生活围棋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对于财政界的大人物要解除棋手们的后顾之忧这番善意暂作别论，这些人物怎么能使棋手们的技艺提高呢。他们只会浏览一下棋手们的战绩表，对胜局多的人说，“近来你本领大了，可爱的家伙，你会拿到奖品的”真是一步也离不开封建君主的土壤。对这类“神渝”欢呼雀跃的棋手们，再加上那些扶持棋手、发展棋道立志于消除社会不安的当时的大人物们，如果从广大围棋爱好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很有限的了。

    以上论叙了日本棋院这个到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的组织成立时的宗旨以及棋手们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最终使他们离开了广大围棋爱好者的利益。虽然如此，日本棋院的成立对我们还是有功绩的。

常规比赛制度

    “向来高段者对局年仅一二盘，且费时数十日，更收高额费用，此虽体现对局之严肃，然实则反现代思想，与理想不相容之甚。”

    这里否定了所谓高段大家的特权，创造了日本棋院常规比赛制度，解放了围棋界，给群众以很大影响。于是，在师徒制度的制约中一直难以伸展的木谷、桥本、村岛、前田等初二段级棋手快速地成长起来。停滞已久的专业围棋界注入了新鲜的空气，解放的情绪掀起了普遍的围棋热，加速了围棋界的繁荣昌盛。

段级授与

    “近来动辄乱授段级致棋客品位下降。今不遏止，之后必乱杂。”

    段位证书是各师家的生活基础，当时由于胡乱发放已经成为很大的弊病。日本棋院当初曾要改正这个问题，可是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自己反而重蹈复辙。现在的棋院乱发段位证书的情况实在使人看不下去，这是何等的历史讽刺啊！

关西棋坛

    联合协商会是日本棋院成立的开端。出席此会的除了东都的三派之外还有许多关西的棋手，象老将田村六段、木村五段、久保松五段和光原五段等高段阵容来了不说，连京都的大御所格、旧本因坊系统的吉田操子四段等人也出席了。

    不过，有一个人声名显赫却没有参加协商会，此人就是旧幕府以来的名家井上因硕。关于他为什么没有参加，乐石生在大正十四年（１９２６年）一月号的《棋道》中写道：“原因不详”。除了井上因硕与田村六段有个人私怨之外，还因为田村最终要把可以说是井上宗家的唯一经济来源的证书授与权卖给日本棋院。而且面对人材济济的东部围棋界，困守大阪孤垒的井上或许考虑到“即使参加所得也少吧”。或许井上还有“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想法。

段位制度崩溃

    首先岩佐、铃木、濑越被推荐升段，以开段大比赛为中心的段位制已经开始变得靠不住了。概而言之，日本棋院以前的时代是“一段差半子”，初段对九段之差为四子，而日本棋院成立以后立刻将其缩减为三子。上下差的缩小对低段者有利，但遗憾的是当初并没有果断地下决心将其分为两个或三个等级。

    九段制段位的矛盾持续到昭和十四年（公元１９３９年）， 随着无视段位差的“本因坊战”的开始而名存实亡。这并非是人们不留恋有三百年传统的段位制，但及至时代的浪潮把地方报纸也卷进去举行本因坊战那样的短期锦标赛，这至少在实质上消灭了专业棋手们的段位。然而，在本来由当时社会上层的达官贵人发起、出资而成立的日本棋院里，内在的保守性还占支配地位，因此这个段位的实质即使是消灭了，其内部的供给关系一切都还是沿袭段位制那一套。棋院成立时给棋手们的薪金是：初段十元，二段二十元，三段三十元，……。 这种按段位比例给钱的时代错误一直畅通无阻延续到很久以后，它直接反映了专业围棋界以及日本棋院本身的性质。

院杜对抗赛

    日本棋院的筹备事务所原来设置在中入船河原町，大正十四年（公元1925年）搬至银座。翌年即大正十五年在赤坂溜池的 一角，堂而皇之的日本棋院建成了，它声名赫赫，威镇海内。

    棋正社参加了棋院创立时的联合会议，但是在棋院成立的同时又与它分道扬镳了，此时当然没有力量同棋院抗衡了。

    在这种情况下，棋正社的高部等人通过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导演了一场戏，这就是院、社对抗赛。

    第一阵是日本棋院总帅、名人本因坊秀哉对棋正社的雁金准一。这一仗真酷似战国时代北越勇将谦信同甲斐源氏的后裔、足智多谋的信玄在信州中岛相遇时的一场恶仗。

    秀哉和雁金的对局把围棋界早已存在的种种纠葛交织在一起，也是棋迷们渴望己久的比赛，因此战前的气氛空前活跃。

    这场决战以名人本因坊秀哉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从而也揭开了院、社对抗的序幕。对抗赛继续进行，很明显，在日本棋院自由主义基调的影响下，从大家特权框桔中解放出来的青年一代木谷、桥本（当时四段）为日本棋院方面赢得了绝对优势。

    时代已经完全转向二十多岁的年青一代。昭和三年（公元１９２８年）中华的麒麟儿吴清源来到了日本，时年１５岁。他和屹立于一方的木谷实开创了后来的木谷、吴清源时代。

吴清源来日

    “中国出现了神童！”此事在日本棋院一带渐渐地广为流传。据说吴清源在十岁时从卧病在床的父亲那里学会了下围棋，一年就达到了初段的水平，进步很快。

    他在十三岁时偶然和到中国旅游来的井上孝平对局，受二子战成平局；十四岁时受二子胜井上孝平五段，又执黑一胜一负，具备了专业三段的水平。好象要证实一下情况似的，十五岁那年他与到北京的桥本宇太郎四段对局，以定先连下二城。

    就在吴清源十五岁这年，他离开了天津码头，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也许是因为吴清源的战绩得自中国而非日本，所以日本的年轻棋手们并没有将此事特别放在心上。但是吴清源来到日本后立刻就显露出头角，以黑先逼迫据称是当时第一强手的筱原四段中盘认输，对名人本因坊秀哉也在三子棋、二子棋时斩将夺关连下两城。不仅如此，吴清源以后的战绩几乎保持不败，充实显示出了他的雄厚实力。

    本因坊道知十五岁时就向宝永年间的老将安井仙角挑战，现在我们看到了吴清源少年时的战绩就称他为道知以来的天才也不过分吧。

“新布局”时代

    本书正文也是以新布局时代的代表性对局结束的，因此围棋通史也姑且搁笔在木谷、吴清源的新布局时代。如果要写到现在的林海峰、石田芳夫，则需要另写一本书了。

    回过头来再讲引人注目的“新布局”。一九三四年秋季举行的围棋大赛中，木谷与吴清源这两位集时代众望于自身的天才少年，以前无古人的革命性手法参加了比赛，并且夺得了第一名、第二名，从而轰动了整个围棋界。

    “新布局”无愧于使用“革命的”这个词，它以否定过去传统形式的新鲜之感征服了棋迷们的心，掀起了空前的围棋热。

新旧两种手法的对比

    旧手法体系的基础可以远溯至德川时代初期本因坊一世算砂及其弟子中村道硕的时代。但这并不是说只是到算砂、道硕时代才具备了这种形式，遗憾的是在那以前虽有传说却并无重要的对局谱留传下来，所以现在难以准确地推断了。不过，对算砂以前的棋我们可以零散见到一些古谱，如镰仓时代的和尚日莲和日朗的对局谱、战国时代武田信玄和高坂弹正的对局以及真田昌幸和伊豆守信幸的对局等。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真田父子的对局是在永禄四年（公元1562年），而算砂和利贤的对局是在天正年间（公元1573-1592年）织田信长的“本能寺之变”的前夜，其间最多相隔十几年，但是二者下棋的手法 却有天壤之别，而这种差别又非仅用“技巧之差”等词句所能解释的。如果牵强解释的话，那只能说战国时代东国武士阶层流行的围棋和当时的文化中心京都算砂、利贤、道硕等人下的棋不是一个路子，它是由另外的途径传来的。

    算砂以后，与中村道硕相抗争的安井家之祖安井算哲是东国武士出身，但他和真田父子等人的风格又有千里之差。一言以蔽之，在棋界被称做“安井流”的是所谓的力棋，是属于真田父子或信玄、高坂弹正之棋的亚流，算哲和道硕的棋则与之相反，是注重布局均衡的近代棋风。如此看来，二者不同是，很明显的。在算砂、道硕、本因坊四世棋圣秀策对安井算哲、算知的角逐时代，最终各流派都不得不屈服于本因坊流的棋力之下，尔后经过德川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今日的手法。因此与其解释说近代围棋形成于算砂、道硕时代，不如说在算砂时代流行于京都僧侣之间的就是近代围棋更正确些。这个问题本书就不准 备多谈了。

    简而言之，算哲以来的形式是以形成角、边之“地”为主流的，这也是因为边、角的定式形式易于设定的缘故，因此在这个领域中即使有某些局部性的改革在本质上却并没有什么改变。另外由于日本处于封建时代，所以形式的过分权威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谓改变先哲的行迹也就成为严格的禁区。

    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早在宽文时代（公元１６６１－１６７３年）道策的弟子秋山仙朴写了一卷《新撰棋经》，要把道策的思想传之于后世，由于师家道知的控告，幕府没收了刻好的木版并对其处以“闭门反省”的惩处。到了明治时代这些旧俗也并未消灭，奇才野泽竹朝和井上孝平被本因坊家开除并处之以“全村惩罚”。这就说明，一切脱离了先哲教义的行为全被视为异端，也就有了被围棋界开除的危险。但是，形式主义即使在围棋界也毕竟是不正确的，因为围棋技艺本身并不是以一种固定的形式就能简单规定下来的。

    冲破旧框框的正是木谷、吴清源的新布局。那么，为什么木谷、吴二人能进行这种思潮性的变革呢？因为日本棋院的成立否定了我们也可以它的局部偏狭性而加以否定。

    “新布局”这种清新的构想，也是受当时德国的全体主义思潮的刺激而产生的。无论如何，对于旧手法“不先背好定式就下不成好棋”的说法，新手法的倡导者们则高声疾呼“忘掉定式吧”，于是对那万般定式正腻烦得要命的广大围棋爱好者们便翕然倒向了“新布局法”。

    正文中收入了新旧两法对峙的代表局，那就是二十岁的吴清源勇敢地以新布局的革命手法向维护法城的名人本因坊秀哉发动的进攻。

[全文完]

以棋会友

二、明治时代

    明治维新的大变革自然而然地从根本上触动了日本各个社会领域，围棋界当然也不会例外。

    在德川幕府时代受过幕府扶持的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家虽然靠师传弟承在新时代的旋风中留下了接班人，但是其生活的基础已被剥夺，他们的存在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象天保四杰之首的本因坊秀和，也在祖辈相传的本所相生町的宅地上搭起临时的木板房，过着家无隔夜粮的日子。想当年，丈和曾在幕府末期与井上幻庵的争棋中击败了老英雄，那次争棋在围棋史上称誉为"最后的异彩"。

    明治六年（１８７３年）本因坊秀和在五十四岁上失意而死，后继者秀悦起来接班，但是他悲痛之余竟精神失常了。秀悦之后是百三郎秀元继承家门，此时此刻挽回家族的命运己是难以想象了，更何况平地一声惊雷，方圆社创立了，这就更加速了这个围棋世家的衰败。时年明治十二年（１８７９年）四月。此后直至大正中期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的围棋界围绕着本因坊与方圆社的对立而沉浮变幻。

方圆社的创立

    明治维新经过了十年，激荡的余波逐渐缩小了振幅，民心趋于稳定，围棋也终于出现了复兴的证兆。

    明治八、九年时，本因坊丈和的亲生儿子中川龟三郎，与井上家的小林铁次郎等人商议，计划从旧师家的框框里脱离出来成立一个新时代的组织。他们叫回了为躲避新的混乱而闲游于北陆路的村濑秀甫，并以他为总帅，方圆社成立了。秀甫是幕府末年仅次于本因坊秀和和秀策的名人。

    方圆社以社长七段村濑秀甫、副社长中川三郎、理事小林铁次郎五段为首组成的强大阵容开始了新的征程，赞助他们的显贵绅士都是维新的功臣和社会名流，如井上馨、山田显义、山县有朋、大隈重信、后藤象二郎、芳川显正、岩崎弥太郎、涩泽荣一、日下部鸣鹤、成岛柳北等人。这些人的名字罗列起来不下百个， 由此可见当时方圆社的盛况如何了。

    新方圆社采用新的私塾制培养少年棋手。这些新棋手中有塾长石井千治即后来的第二代中川龟三郎、田村保寿即后来的本因坊秀哉以及田村嘉平等人，他们都做为明治以后的围棋权威而名垂棋史。

秀甫与秀荣

    新方圆社的解放思想符合时代潮流，再加上社长村濑秀甫的才干，方圆社日益昌盛。另一方面，本因坊家虽然有百三郎秀元继承事业，但他的棋格不过才四段，根本不可能与方圆社竞争。

    秀元的哥哥是秀荣。秀荣早先是四家之一林家的养子，由于他不忍看到宗家本因坊的没落，就毅然地离开林家回到本因坊家与弟弟秀元一起准备再兴家运。秀荣仔细分析了方圆社成功的原因，结果他认为归根结底在于方圆社统帅村濑秀甫出类拔萃的棋技。于是秀荣开始了十年卧薪尝胆的生活。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本因坊和方圆社之间的对立是宗家对新兴势力有感情上的隔阂。这里主要的原因 是，秀甫作为本因坊秀和的弟子，他一直认为在秀和的接班人即他的侄子、后世称为棋圣的桑原秀策夭折之后，一向师徒相传的本因坊的接班人非己而莫属了。可是处于当时幕府末年的仓惶之际，接班人的问题还是按照秀和的意志定为秀和的长子秀悦担当大任。很明显，秀甫对此事颇为不满。

    这就是雄心勃勃、胸怀凌云之志的村濑秀甫离开东都的原因。我们且不谈日本围棋界的是非善恶，实际上它是一个孤立的技术世界。秀荣既然对自己家门的衰败痛心疾首，对方圆社及其主帅秀甫自然也就不无怨恨之情了。

    我们应该记注使两者的对立日益加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方圆社重新颁发段位证书这件事。段位证书本来都是由师家、宗家颁发的，同时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经济来源。新兴方圆社侵分了这个利益领域，也就成了师家与宗家的不共戴天的仇敌。

    事情想起来也很可笑，段位证书又不是什么专利，由谁来发放不行啊！宗家没有理由为此事同方圆社找碴儿。可是，说是没有理由并不能解除他们之间对立的情绪，倒不如说害怕一旦说出真正的理由被人指责吧。因此，这种对立在内心深处就变得更加深刻了。

    这里我想举出一个例子。

    在方圆社成立的同时，村濑社长呼吁同本因坊、安井、林三家协作，可是师家没有响应。与此同时，本因坊秀元注销了村濑秀甫和中川龟三郎的段位证书，林秀荣注销了门生林佐野女的段位证书。他们的做法似乎并不很得人心，秀和的弟子高桥杵三郎（五段）对本因坊家的这种处置方法很气愤，自己把段位证书退还不要了。

    总而言之，由于方圆社的创立，围棋界掀起不小的波澜，后来，经过后藤象二郎从中斡旋，在秀甫与秀荣之间达成妥协的基础上，秀甫作为师家本因坊的门生重新从本因坊秀荣手里接受了八段的段位证书。后来因为他在本因坊门生当中棋艺出众而继任了本因坊。十八世村濑秀甫成为八段，继而这位本因坊秀甫又授与秀荣七段证书。本因坊与方圆社和解的条件是，方圆社颁发的段位证书里必须有本因坊的认可证明方为有效：虽然达成了和解，但是本因坊宗家的秀荣一刻也未忘记挽回家运的宏愿，而秀元、秀荣实现他们这个宏愿的时机就要到来了。

秀策、秀甫与秀荣的实力

    从时代的角度来看，明治的巨匠当推村濑秀甫为首，其次是本因坊秀荣，对于他们二者的实力，世上则流传着种种杜撰的说法。

    秀甫与侄子秀策下十局棋，到第九局时秀甫是定先领先三局，当时秀甫是六段，但一般认为他的实力具有八段或名人（九段）的水平。比赛到了最后的决胜局，最终的结果秀策保持住了让秀甫一先的优势，同时也显示出秀策棋艺的高超。秀荣曾这样评价秀甫的棋："他的棋已经达到了名人水平，即使现在秀策还活着怕也难于取胜秀甫了"。

    在秀甫的全盛时代能够对他保持定先水平的人只有中川龟三郎、本因坊秀悦、秀荣三人。不过，还有一位怪人，四国的水谷缝治，只有他能同秀甫下先相先的棋。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秀甫对缝冶的棋评价很高，"天下令人畏惧的棋手当属秀荣与缝治"。有趣的是秀荣对缝治的棋却评价不高，他说："缝治的棋不值一谈"。

四象会

    （译注："四象"一词是天体中日、月、星、晨的总称，四季变化中春、夏、秋、冬的总称，地球上水、火、土、石的总称。取名四象会喻其宏大博深。）

    明治十九年（公元１８８６年）秀甫去逝，方圆社的台柱倒塌了。这时的秀荣己是八段而且是技冠群雄、所向无敌，后世称颂他是"名人中的名人"。

    秀荣不失时机地召集天下棋手组成了"四象会"。"四象会"每月开一次，棋手们轮番与秀荣对局还进行对局讲评。于是，天下的棋手一致集于秀荣麾下。旧方圆社系的石井千治、广濑平次郎，还有此时已经离开方圆社的田村保寿都来到了秀荣面前，秀荣的威名终于压倒了方圆社。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秀荣在经过十年"卧薪尝胆"一朝终于如愿以偿时的那种得意神情。从那以后"四象会"一直举行，只是到了日俄战争时期，由于举国都在进行战争才不得不中止。

    "四象会"的经济来源是靠当时的显贵绅士们提供经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富商高田慎藏的夫人民子捐赠的。

    斗转星移，半个世纪以后在棋界统一之际，财阀大仓组的公子喜七郎一个人出资成立了日本棋院。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专业棋手的职业行会目标所指乃是在于财权。段位证书费的问题也是同样的。象如今必须交纳数万日元才能 拿到一张段位证书，这恐怕是所谓的庶民草莽们担负不起的吧。尽管如此，这种交纳段位证书费的制度却一直沿袭至今。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在没有群众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专业棋手们开口闭口说什么"为了围棋爱好者"， 其实不过是烟雾而已。在这里我倒不是评判这件事的好与坏，我要说的是棋手这个阶层的路线并非大众路线。

秀荣和野泽竹朝

    出资支持“四象会”的高田民子不仅给秀荣，也给石井千治和其他棋手们优厚待遇。据说当时民子夫人送给围棋界的钱不下三千元，与现在的货币价值相比，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秀荣在后来对这个高田民子从感情上似乎有些合不来。这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之后新组织的“日本围棋会”由当时的权威本因坊秀荣担任会长，名誉会长有福泽舍次郎、犬养毅、涩泽荣一、岩崎久弥、武藤山治、三井元之助、有贺长文等人，高田民子也是其中之一员。在招募会员时十五银行的总经理园田幸吉这样说过：“本因坊秀荣棋虽高但不谙人情世故。听说他受到高田民子夫人的惠顾却不登高田家的门。本银行与高田商会关系至深，所以我不加入以秀荣为会长的‘日本围棋会’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其中有个原因，秀荣器重自己的爱徒野泽竹朝。但这位野泽竹朝是围棋界的一个怪人，秀荣之后秀哉继承了本因坊后他被开除，后定居神户主持杂志《围棋评论》，致力于把当时名人高手的围棋讲评登在“评之评”的栏下进行批判。

    关于野泽的事我们在以后还要提到。他年轻时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名人气质，秀荣非常瞩目于他。可是有一天高田民子来对秀荣说：“野泽这个徒弟没规矩，所以你要是开除了他，……”秀荣听后很生气，回答说：“尽管你是我们的恩人，胡乱插手棋道方面的事情也是无理的。这同我们蒙受你的恩德是两码事，请不要把棋艺本身和自己的人格当做商品交换”。

    从那以后秀荣就再也不去高田家，甚至连妻子卷子的月薪都不领了。据说后来犬养毅、福泽舍次郎等人不忍看着秀荣陷入窘境就发起组织了“日本围棋会”。这件事反映出秀荣的品格，同时也可理解为在明治以来如洪水般荡涤天下的商业把一切事物都放在算盘上计较得失的时候，秀荣表现出的一种具有古代名人气质的反抗。

名人秀荣的倔强性格

    怪人野泽竹朝这件事反映出了秀荣的名人气质，此外反映秀荣倔强性格的逸话也有不少。

    我们翻开《谈丛》就可以看到，“秀荣性格严谨刚直，斥虚饰，恶骄做，敬率直。平素默默无言少谈笑，而正是这种庄重的性格往往被人视为傲慢不逊”。再加上老江户的讽刺，挖苦之言从饶舌之口喷出能穿人肺腑，所以他就成了令人畏惧的人。在这一点上秀荣与待人豁达周到的前方圆社长村濑秀甫正好处于相反的两个极端。让我们再从《谈丛》里摘几个小故事来看秀荣其人吧。

    其一：

    韩国流亡到日本的金玉均在秀荣门下的初段级棋手中有让二子的力量，所以秀荣和金玉均一见如故。当时的日本政府屈服于清朝政府的强烈抗议，于明治十九年将金玉均流放到小笠原岛。秀荣想念独居孤岛的金玉均，就在第二年乘邮船来到流配地并在那里处了三个月以相慰藉，秀荣当时年已三十五六，所以不能认为他是凭一时的少年义气，也许应该理解为雄心勃勃自成一家的秀荣的本来面目，是一片耿耿赤心的表露吧。

    后来金玉均又被迁配北海道，船在中途停靠横滨，秀荣前去百般慰藉，最后同船共赴北海道。由此可见他二人的感情至深。《坐隐谈丛》写道：“众人见其情笃为之惊叹”。看到秀荣有这等侠肝义胆，我甚至认为这是日本人的最大骄傲。在当时有关仁人侠士的逸话也为数不少，但大多纠缠于暗地里的利害关系。秀荣只是为了一个亡命志士金玉均而竭尽全力的真挚情意，是后来日朝、日中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巨大基石。

    其二：

    “历来技艺杰出之名人多为处世之拙者。秀荣颇不谙于处世，故多贫困。某日，一友来访，见其敝衣闷坐于陋屋，怜而与之衣。衣乃旧物，样非得体，秀荣以墨染而衣之。翌日随犬养木堂出游伊香保，暑气蒸人，大汗淋漓，遂墨染全身。时人传为笑柄”。

    其三：

    秀荣一向敬畏甲东大久保利通。有一天此人要把秀荣介绍给富商岩崎，秀荣不肯，说：“在那种人家我会被当作一般的艺人看待，不去！”

    还有一件事。秀荣一天去访问那甲东的家，碰巧有先到的棋手。爱挖苦人的秀荣开口便说：“此处不是你等应来的地方，这家贫穷，来了也不会给你们津贴。回去，回去！”

明治末期的波澜

    日俄战争后，围棋界在战胜的气氛当中呈现出空前的盛况。德川幕府时代围棋界是以四家为主，到了明治时代，本因坊与方圆社的对立便成了围棋界的中心问题。方圆社，即由村濑秀甫、中川龟三郎、小林这三驾马车开创的时代，随着三十年岁月的流逝而成为遥远的过去。石井千治成为第二代中川龟三郎，岩崎健造当了方圆社的副社长，后又升为社长。但是时代的中心已经转移向屹立于群峰之上的本因坊秀荣，他的手下有田村保寿七段、雁金准一六段等少年俊杰，人材济济，阵容强大，可谓风靡一世。

    在大阪方面，继承井上家传统的田渊米藏自称第十五世井上因硕，他当然不会有抵抗“坊门圆社”的力量，现出一个地方政权的样子也是出于无奈。

    然而，到了明治四十年（公元１９０９年）二月，即秀荣袭名人的第二年，由于秀荣旧病复发，哮喘而亡，致使围棋界出现了巨大的动荡。

    问题的核心是秀荣死后本因坊家的继承权，角逐在田村保寿与雁金准一之间展开了，这期间屡见不鲜的玩弄权术的争夺使旁观者皱眉。有关详情这里就省略不谈了。结果是本因坊家的退隐者秀元再度出马收拾残局。他在位一年，随着故者秀荣周年忌日的终了按照计划尊让与田村保寿。田村改称为第二十一世本因坊秀哉。从此以后本因坊秀哉名声大瞻之时，便是真正的历史产生之日。

    在明治末期，尽管西方国家的解放思想已渗入日本，但是觊觎本因坊继承权的谋略之争始终不停，这就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时的日本社会是何等的落后。即使是在今天，以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为专业围棋界主流的日本棋界到底如何呢？抱有前途迷茫之感的恐怕不只是笔者一人吧。

    后来曾有好事者策划过本因坊秀哉和雁金准一的对局，但屡作罢论。与此事有关连的雁金准一和坊门的神童野泽竹朝的对局，也只是因为涉及到这一枝节问题而在二人坐定行将落子的瞬间宣告吹台。

    直到大正时代，由于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的斡旋，才终于得到机会实现本因坊秀哉和雁金准一的对局，现在想起来真有不堪回首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