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公园棋人棋事 作者：朱伟

天马行空

襄阳公园棋人棋事

作者：朱伟

（原文连载于《围棋》１９８８年７－１２期）

　　地处上海淮海中路的襄阳公园是个小公园，旧名杜美公园，自四十年代开放以来，一直是上海围棋爱好者聚会、弈棋的场所。著名棋手陈祖德九段、钱宇平九段、芮乃伟八段、王群八段和天才棋童常昊及一大批上海围棋好手都有过一段在襄阳公园学棋的历史。迄今，上海大部分区围棋教练都是“襄阳公园出身的”。可以说，襄阳公园是上海围棋手的摇篮。笔者也是个襄阳公园出身的围棋爱好者，现将三十年的所见所闻，拾樜以记之。

顾水如与少年陈祖德

襄阳公园的茶室

　　襄阳公园早期没有茶室。后来将位于北端的一个凉亭改建为茶室。据一些老棋友回忆，公园管理当局是十分支持围棋活动的，茶室建成后，置备了棋具出借，供围棋爱好者在室内弈棋。陈祖德九段在他的著作《超越自我》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从襄阳公园的大门一直往里走，尽头是一个茶室。茶室中央一长排桌子上放置着十几张围棋盘。棋盘周围经常挤满了对局者和观战者，茶室外有一块空地，也放着一些桌子和围棋。室内是乱哄哄的，相比之下，室外却清净得多。”他说的是五十年代的情景。当时，一些闻名遐迩的老一辈围棋国手如顾水如、刘棣怀、王幼宸、汪振雄、过惕生等都经常到襄阳公园来弈棋，这吸引了大批围棋爱好者，使公园成了著名的围棋活动场所。

　　六十年代时，茶室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室外搭建了个大凉棚，茶室内是围棋爱好者的天地，真正的老茶客是不进去的，他们都在外面凉棚内落座品茗，下象棋者也都在外面。所以那间茶室实际上是一个围棋室，自清晨至日落，都座无虚席，还有许多热心的观战者，泡上清茶一杯，一站就是半天，兴味盎然。

　　茶室内的二十几张围棋盘及棋子，是棋友们集资购置的，由一位顾姓棋友总管其事。经常去公园弈棋者只要交付一元钱“入会费”，便可整年去弈棋，也可带一友人去对弈，两人都未入会的便不能借棋对弈。

顾水如

　　顾水如是我国久负盛名的老棋手。当年他住在陕西南路上，与公园近在咫尺，所以每天都去公园茶室。五十年代初，这些著名国手尚未进文史馆，只能靠弈指导棋或赌彩为生。顾水如大家都称他为“顾老”，他在棋界辈份与棋艺俱高，向他求教者甚多。当时，他印制了一白色指导券，每十张券订成一本，售人民币三万元（折合现人民币三元）。购券者在公园遇到顾水如，付给几张券，便可弈一局指导棋。有钱的棋友也有一次付给一本、两本的。顾老并不亲自出售指导券，而是将券分派给一些熟识棋友代为销售。后来用这种券也能找刘棣怀、汪振雄等老棋手弈指导棋，这些老棋手再拿券去与顾老结算。

　　顾老下让子棋的功力很深，当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大燮常来公园与他弈棋，陈是上海二流棋手中的佼佼者，擅长野战。顾老让他二子，可以匹敌。每当两人对弈时，观者如堵，都想借此学上几招。顾老身材矮小，脸颊偏瘦，双目炯炯有神，复盘讲解时，口若悬河，每当讲棋至得意处，左右顾盼，威光慑人。

　　顾老喜欢孩子，对有弈棋天赋的少年乐意给予指导，从不收费。在上海市青少年体校围棋班未成立前，顾老曾亲自带过曹志林、华以刚、邱鑫等一批少年棋手，每周数次在市体育宫授课，当时有周、谭两少年主动找顾老，请求让他们听课，顾老当即应允，不但让他们一起听课、弈棋，还常借一些日本棋刊给他们。

　　一九六三年，一位十三岁的小棋手朱耶兰夺得上海市女子围棋冠军，引起了顾老的注意。这年暑期，在上海市体育宫举办一次有五百多名学生参加的比赛，顾老担任裁判长。这次比赛采取单淘汰制，朱耶兰进入了最后四人，夺冠希望最大，但在半决赛的比赛开始时，却不见她的踪影，顾老焦灼不安，令人打电话，又派人去寻觅。但那女孩忘了比赛日期出去玩耍了。按竞赛规定，迟到十五分钟者作弃权论。十五分钟早已过去，顾老以裁判长身份决定破例延长时间等待她来，一直等到过了四十五分钟，才遗憾地判其弃权。

　　顾老热爱弈棋少年，与上层人士及有钱棋友的关系也很融洽，但在棋界则人员极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主要是由于他一直以棋界泰斗自居，傲物凌人，有意或无意地挫伤了许多棋手的自尊心。近几年，我曾就顾老的为人探询过许多老年棋友，他们之间只有一个人讲了顾老的好话。这位上海县的王姓棋友告诉我：四十年代，著名象棋手、“七省棋王”周德裕病死后，家中一贫如洗，妻儿无以为生，顾老挺身而出，在棋界发起募捐活动，筹得一笔钱悉数交给周德裕家属，并公布了捐款帐目。

王幼宸

　　著名老国手王幼宸也是公园的常客。过去他住在北京，在某银行当书记员，从事抄写工作，写得一手漂亮的字，但却不会写文章，他的评棋文章都得请人代笔。他一边工作，一边弈棋。五十年代初，王幼宸由北京来沪定居，并以弈棋为生。那时，名手过惕生由上海去北京定居，他原住的襄阳南路永嘉路的房屋便让给了王幼宸。所以，王幼宸常去公园弈棋，棋友们都称他“王老”。

　　一般著名棋手的棋艺，五十岁可达到顶峰，以后便走下坡路了。但王老却是个特殊的例外，他到了六十岁，棋艺还在长进，六十至七十岁时一直保持着本人的最好水平，即当时全国第一流水平。一九六二年全国比赛是解放后规模较大的比赛，由于规定按这次比赛的成绩评定段位，所以全国所有名手都报名参加。竞赛组研究后，排出四名种子（出塞分四组，每组一名种子），他们是：王幼宸、陈祖德、黄永吉、董文渊。像名手刘棣怀、过惕生还未排上，可见棋界对王幼宸的评价。

　　王老高龄而棋艺不衰，这与他身体特别强健有密切关系。其实他年轻时曾患过肺结核病，身体不算好。中年时曾来上海，常涉足花柳场中，有一次因此得了重病，几乎性命不保。病后决心改除恶习，练拳健身，戒绝烟酒，坚持过有规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身体变得特别健壮，这无疑是他长寿的原因。

　　王老为人纯朴直率，性格偏执，是个火爆性子。对于与棋手间的摩擦，耿耿于怀，久久不能宽释。但到了晚年，火气渐减，使人益觉其平易可亲。

　　五十年代，顾水如在襄阳公园出售指导券，收入不错。王老也仿效印制黄色的指导券出售，由于利害关系而产生了矛盾。两人日后的严重不和，似种因于此。

　　一九五六年在上海《新闻日报》上刊出一篇介绍顾水如的文章，文中说顾老是吴清源的干爹和老师，亲手教他学棋两年多。王老见后大怒，认为此文出自顾老自述，与事实不符，尤其是说顾是吴清源老师这一点。因为当年北方老棋手与吴清源下指导棋较多的是汪云峰、刘棣怀、雷溥华等人，如果顾水如可算老师，他们也都是吴清源的老师了。因此，王老立即将剪报寄给在日本的吴清源九段。吴清源收到王幼宸信后，写了一封措辞很客气的回信，信中大意是说，过去少年时，承蒙许多前辈的指点，饮水思源，是不敢忘记的。随信还寄赠《吴清源全集》两卷。后来，吴清源曾出多种传记和回忆录，都未提到顾水如是他老师。

　　王老棋风正规，有板有眼，也能战斗，中盘力量稍逊于刘棣怀。当他的实力赶上刘棣怀后，许多高手都觉得王老比刘棣怀更难对付。王老生平最得意的棋是一九六零年第一次中日围棋比赛中，他执黑与濑越宪作名誉九段的一局棋。濑越是日本棋界元老，是吴清源、桥本于太郎两九段的老师。这局棋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到收官时，濑越形势占优，但他走了一步随手棋，王老伺机反击，最后赢了一子。那次中日比赛总共下了三十四盘棋，中国棋手仅胜两盘，所以王老的这一胜利是十分贵重的。

　　王老生平最痛心的棋是一九六一年第二次中日围棋比赛中与日本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的对局。伊藤是个力战型棋手，擅长攻杀，对此王老很不适应。有几次明明可赢的棋，却翻了船。结果连输了四盘。王老把这次惨败视为生平的奇耻大辱。棋友们常开玩笑说：“要惹王老发脾气容易，你只要当他面提一下伊藤老太太的名字，他老人家便会勃然变色，额上青筋暴突，眼睛里喷出火来！”

杨寿老

　　杨寿生名社馨，寿生是他的别名。他是棋界年资最高的棋手，生于一八七九年，比顾水如还大十三岁。据他自述，少年时曾在上海老城隍庙亲睹清代最后一位大国手周小松弈棋。

　　杨寿生苏州人，其祖上经营珠宝业，后来他又在沪开设珠宝古玩店，并在交易所做公债，故资产富厚。他棋艺不弱，在棋界颇有名望，棋友们都称他杨寿老或寿老。

　　杨寿老是襄阳公园的常客。他包租一辆三轮车，每天早晨送他去公园，午前再接他回去。一九六零年，我认识他时已是八旬老翁，柱着手杖，走路一拐一拐，由于听觉减弱，讲话时嗓门提得很高。他为人和善，精神矍铄，思路敏捷，经常弈棋。但他只与窦国柱（象棋名手，围棋棋力亦强）等几位老棋手对弈。

　　有一次，他对我说：“过去，我们这些人都是国手。陈毅来上海常找我下棋，我让他四子。”他的亲戚和一些老棋手证实了这些话。

　　关于杨寿老，有两件为棋友们津津乐道的事。一件是他收藏的棋具和棋扇。他共收藏一百副围棋盒。这些棋盒用紫檀木、楠木、黄杨等制成，形状有西瓜状、南瓜状、茄子状、蝴蝶状、竹节状、葫芦状，形象生动逼真。有些还涂上金粉，都是精美的工艺品。他还收藏各种质地的棋子，其中最著名的一副棋子，白子用淡黄晶莹的美玉制成，黑子用深棕色玛瑙制成，价值连城，堪称国宝。一九六零年日本围棋代表团首次访华，在沪比赛时，陈祖德曾亲自登门向杨寿老借了这副棋作为比赛用棋，这时许多棋手才得一睹这副名贵的棋子。杨寿老还收藏不少棋扇，一种是名人题诗的扇子。其中陈毅亲笔题诗的扇子有两把。另一种是绘上日本围棋名局的扇子，每扇正反面各一局，都是他亲手绘制的。在暑日日换一扇。日本围棋杂志上曾对此作过报道。

　　另一件是杨寿老遭绑架案。那是发生于三十年代初的事。据一些老棋手及寿老亲戚说，当时寿老每日总去老城隍庙乐圃阆（即今绿波廊前身）吃早茶。一日听得棋友介绍，在城隍庙后街有一饭馆，门面虽小，但该店的鲫鱼汤一菜鲜美无比。杨寿老是个节俭到有点吝啬的人，闻说此菜价廉物美，食欲大动，欣然偕友共往品尝。食毕走出店门，突遇数名歹徒，将他劫持上轿车，带到金神父路（今瑞金路），囚禁在一洋房内，每天供奉极为周到，以后绑匪即向其家属提出赎票之勒索。经过私下进行的复杂谈判，后来付出了大笔贿金，才被用车带到荒僻的西郊释放。这笔赎金到底有多少，传说不一，有说是二十五万银元。有说赎金连同军警当局敲诈等费用，总共近八十万法币（当时米价为六元一石）。棋友们每提及此事，总笑着说：“寿老平时买个烧饼也为芝麻多不多拣上半天，这次二十五万银元买碗鲫鱼汤喝，可真阔啊！”

董文渊

　　杭州棋手董文渊，解放前后一直活跃于上海棋坛。在沪期间也一直在襄阳公园弈棋。董文渊原来是个铜匠，他先学象棋，后下围棋，显示出罕见的弈棋天赋，便弃铜匠之业，以弈棋赌博为生，人称小董，后来五六十岁了，棋友不论长幼仍叫他小董。

　　董文渊确是棋界奇才，陈祖德在《超越自我》一书曾生动地描述过他，说：“此人头脑聪明，感觉敏锐，着法犀利。”他的象棋在名手如林的上海，罕有敌手。解放后常在大世界挂大棋盘表演。其围棋在一九四八年执黑与过惕生对弈，四战皆捷，名声大噪。到解放初，已可与国手刘棣怀、王幼宸等分庭抗礼。小董不仅对子棋有实力，还擅长让子，一直以赌彩为主要收入。他为人狂妄自大，如果顾水如、刘棣怀能让某人四子，他必更多让人一二子，以显其能。其实，有时也并不能让这么多，对弈时只能靠一些“盘外招”为助，或嘴里嘲弄、诱骗、恫吓之辞滚滚而来，或大唱京剧，手指直戳对方鼻眼，或猛吸香烟，将烟雾喷向对方脸面，施展出十八番武艺，以干扰对方思路。于是原来论实力只能让四子的，往往被他让六子也赢了去。其棋品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但小董棋艺确有独到之处，着子不落俗套，常有奇想，有时人们眼见他已必败无疑，忽然突发妙手，化险为夷，令人叫绝。因此，尽管他棋品不佳，不少好手仍常约他对弈。

　　五十年代初，小董棋力绝不弱于顾水如，但顾老仍坚持要让他二子。小董便说：“好，你要让我二子也行，要有彩金，谁输谁付钱。”两人在襄阳公园当众对弈，结果当然是小董获胜，他欣然得了彩金，而顾老让小董二个子，也面上有光，双方皆大欢喜。后来，上海市文史馆组织一次规模颇大的围棋比赛，几乎所有上海著名棋手都参加了。小董与顾水如分在一组，对弈开始前，小董贼忒嘻嘻地笑道：“顾先生，平时我总让你三分，今天不再让你了，要你瞧瞧我小董的真功夫！”这盘棋小董执白赢了顾水如，把顾老气得半死。

　　“文革”前，上海有一金姓棋友，参加市比赛曾进入决赛圈，有一定实力，但他被小董让三子仍抵挡不住，小董对他下出的棋总是批评得一文不值。一日，金某特地背熟了日本坂田九段与桥本九段的一局棋谱，前来襄阳公园，找到小董，对他说：“小董，昨天我和一个朋友下了盘棋，自觉很满意，现在摆出来请你指点。”小董满脸不屑地道：“你这臭棋！摆出来让我瞧瞧。”金某便将棋子一着一着摆在棋盘上。起初，每摆一着棋，小董便大摇其头，说这着棋下得不好，那着棋也不对，但摆了三四十着，小董突然缄默了，他抬起头瞪视金某喝道：“滚你的蛋！这不是你下的棋！”

汪振雄

　　汪振雄是五十年代棋坛公认的一流棋手。与刘棣怀、顾水如、王幼宸、魏海鸿、过惕生等齐名。

　　汪振雄是广西人，青年时在北京读大学。他寄宿的饭庄附近有一架棋手荟萃的茶馆。于是迷上了围棋，曾受刘棣怀的指导。解放前，他曾来沪以棋会友。一九五四年，汪振雄独身来沪定居，以棋为生，寄寓于棋友林勉家，经常到襄阳公园去弈棋。

　　在当时的围棋名手中，汪振雄颇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他有一颗奇大的脑袋。陈祖德曾描述道：“他脑门大，后脑勺也大，整个脸盘也大，看上去沉甸甸的，像个大冬瓜。我想．．．．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承受住这个大脑袋。”所以，棋友们给他取了个外号“汪大头”。但一般棋友都尊敬地称他为汪公。

　　在棋手中，要数汪文才最佳。他出身世家，受过高等教育。他的气质、修养和谈吐都与一般职业棋手不同。他不计名利，放浪戏谑，嗜酒如命，老棋手们都说他虽是个棋手，但更像个名士。汪公文章写得极好，毛笔字亦属上乘，对诗词有很深造诣。一日，他与少年赵之云下棋，适逢倾盆大雨，弈毕他欣然
赋诗相赠。诗云：

　　小赵围棋又几番，老夫胜败总开颜；
　　何须暴雨疑龙斗，野战楸枰最壮观。

　　汪振雄的棋风属“柔软型”，灵活多变，善于腾挪，这与一般喜欢力战、作风刚劲的老棋手迥然不同。陈祖德说：“他好似泥鳅，怎么也抓不住。”但柔软并非软弱。他棋艺高超，功底深厚，在棋坛自成一个流派。不过，当时一些期刊、资料上刊载的汪公对局，几乎都是他的输棋，因为高手都总想刊登自己赢棋的棋谱，只有汪公既不计较输赢，也不计较胜负的名声。

　　汪公为人正直、爽朗，待人诚恳、随和，绝无半点高手架子。任何人找他对弈，他都应允，从不计较怎样对亦，即使实力差二三子的人应要抢白棋下，他也同意。弈指导棋后，对手分文不给，他也毫不在乎。棋手们与名受下棋后，总希望能得到指导，一般名手是难得肯指点一二的。而汪公却能推心置腹、耐心细致地给棋友分析得失，态度热情、诚恳。所以，在老棋友中，一提起汪公，是有口皆碑的。

　　汪公为人颇风趣。一日，他故意将一只外观很漂亮的提包放置在公园大树下，自己则远远地坐在茶室一隅，看是否有人觊觎。果然，隔了一会儿，有个人注意到这个提包，在大树下来回走了两趟，不断东张西望。这个人看来急于想把提包顺手牵羊而去，但又怕物主突然出现，犹豫再三，又复在提包前走了两遭，直到自以为确实无人注意，才鼓起勇气，拎起提包，快步溜走。这一切都落入汪公眼里，等提包被窃走后，他笑了。原来提包里装满了旧报纸，当汪公想到那窃包者打开提包后的失望神情，不禁抚掌大笑。

　　又有一次，汪公在公园与一位棋友对弈，对方讲明，汪公赢则给酬，输则不给钱。这盘棋汪公虽漫不经心，但仍占绝对优势，他自以为中午的酒饭可以不愁了。哪知弈完，一数子自己反输了许多，对方拍拍屁股走了。汪公却傻了眼。明明大赢的棋，何以会大输？他再朝棋盘扫视一眼，不由得哑然失笑，原来这个棋盘竟有二十一道线，比标准棋盘多了二道。

　　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五日早晨，汪公在复兴公园茶室与棋友严家骥品茗闲谈，突然觉得头痛欲裂，便唤严去取万金油来搽。严家骥见汪公手指发颤，言语滞塞，觉得情状不妙，便将两椅相并，使汪公仰靠在椅背上。急招另一棋友去叫辆三轮车进公园，将汪公送到南阳医院（现卢湾区中心医院）。抵达医院，汪公又呕吐起来。医生诊断为严重脑溢血，立即进行输液抢救。但终因病情急剧恶化，这位一代名手当晚便溘然逝世。我国围棋界著名老一辈国手的平均寿命在八十岁以上，唯独汪振雄只活了五十八岁。

　　汪公一身清贫，袋里有几个钱时，便接济那些比他更困难的职业棋手。他虽也进了文史馆（后来进了上海棋社），有了固定收入，但每月要寄钱给广西老家的妻子和八个子女，因此负担仍重。他死时，衣袋里仅有四元钱，再无其他财物。为此，棋友们纷纷解囊，凑了一笔钱汇给他的妻子。汪公妻子赶来上海。料理丧事后，对每一捐款者都登门致谢。

天马行空

第一次打击

   
　　六十年代是襄阳公园围棋活动的“鼎盛”时期。每天到茶室弈棋的爱好者超过二百人次，茶室内二十盘棋全告客满后，许多人只得到外面凉棚及院内石凳去另辟战场。来园观棋者的人数大大超过弈棋者。一些远在虹口、杨浦区的棋友都赶到这里来，外地慕名而来者亦复不少。襄阳公园真正成了围棋爱好者之家。
   
　　由于棋盘、棋子是存放在茶室的，借还频繁，自然给茶室管理方面带来一些麻烦，但茶室负责人支持这项活动，一直给予友好的合作。到一九六四年，茶室负责人换了，新上任者显然对围棋并无感情。他以“整顿”为名，不准将棋盘、棋子再存放在橱柜里，并限令棋友搬走。负责经营器具的棋友在再三交涉之后，只得采取非常措施，将三十多块棋盘和二十多副棋子以极低的价格卖给棋友。一块棋盘只售一元，棋子也比市价便宜很多。这样也就很快地处理完了。卖得的钱款悉数分摊给入会的棋友。
   
　　公园当局这一不友好的做法，对围棋爱好者是个打击。从此，到公园来对弈者必须自带棋子，带棋子还不难，棋盘却成了问题。木板棋盘携带不便，因而只能带纸的、塑布的棋盘。这时，“孟夫子”首先带来了自制的折叠式棋盘，这是仿照荣宝斋的折叠式棋盘做的，由大小十二块纸板拼制成，折叠起来像本书那么大。荣宝斋的棋盘装在一个线装书的封套内，古色古香，但当时已难以买到。我对这种折叠式棋盘产生了很大兴趣，立刻回去动手仿制。由于缺乏具体指导，制出的棋盘难以达到平整美观的要求，后来接连制作了十只棋盘后，才尽得制作的窍门，做出了较理想的棋盘。
   
　　虽然有此一变，棋室并未禁止弈棋。尽管弈棋者要自带棋子，不象过去那么方便，但有棋癖者是不会被此难倒的，所以公园的围棋活动依然兴旺。过了数月，公园方面置备了十几副棋盘棋子，对外出借，收取租费。不耐烦带棋的棋友便每天租棋子对弈。当然不免有人窃窃私议，公园当局不许存放棋子，是不是为了这生财有道的一招？
   
   

“文革”带来的劫难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年的大动乱、大灾难。中国的文化、艺术、科学、教育事业遭到严重存残。在“灭资兴无”口号下，围棋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也在劫难逃。体育运动中的围棋项目被取消，国家及省市围棋队被解散，各地棋社、棋室被关闭。襄阳公园的棋室也在一片“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喧嚣声中关了门。不久，原来的棋室改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室”，室内摆了些杂志、报纸在桌上，供人阅览，但不再供应茶水。这间大屋子从前门庭若市，现在则变得门可罗雀了。原来的老茶客只能坐在园内石凳、木椅上，互相交换有关“文革”的小道消息。
   
　　在“文革”前，棋友们尽管互相认识，经常见面，但除了弈棋、谈棋外，一般是不谈论自己的身世经历的，彼此也不随便谈问对方的家庭、工作等情况，只知某人是教师、工人、工程师、医师、学生、音乐家便是了。“文革”开始后，大家见面后，便谈起家常了，并且互相交换那些不露面棋友的信息。某人被揪斗了，某人被扫地出门了等等。这时，彼此都能坦诚相见，吐露心曲，互相关心，感情上比过去接近多了。“文革”天天大喊大叫“阶级斗争”、“划清界限”、“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在人民中造成一种彼此疏远、隔阂、冷漠的气氛。而在围棋爱好者的相互交往中，却产生更亲近、更具人情味的气氛，这真是很奇妙的对照！
   
　　“文革”给亿万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围棋界也发生了许多令人痛心的事情，留下了沉重的回忆。著名老国手刘棣怀被“监督劳动”，他在扫地时不幸把一张印着领袖像的报纸扫掉，因而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还挨了打。后来老人的中风，不能不说与这些无端折磨有关。
   
　　顾水如每天被“革命小将”从家里押送到单位，一路上还要在电车上作为“反面教员”，历数其“反动历史罪行”。而这些小将原是他亲手培养的学生，这位一生高傲的老人只能把满腔悲愤深埋在心中。杨寿生被抄了家，他收藏的棋盒、棋子、棋扇俱被抄去，其中最珍贵的那副棋子，至今下落不明。据说，他的家在北京揪斗陈老总时，又被街道造反队抄了一次，这次可惨了，将杨的全部家具和四十多箱衣物，悉数抄去，仅留给他一间屋子，里面只有一床一桌一副小围棋。这位长寿老人七十岁时还生过一个女儿，九十岁时牙齿完好无损，本来是能活得更久的，但由于“文革”的折磨，只活了九十四岁。
   
　　董文渊解放后曾因故被收容劳动教养过五年多，在“文革”中日子绝不会好过，隔了好久，才再来沪。当他在襄阳公园露面时，显出一副穷极潦倒的样子，完全失去了昔日的神采。过去人人争着要与他弈棋，每局给酬数元至十几元。现在他到处求人于之对弈，而且自贬身价，哪怕几角钱下一盘也行，但仍少问津者。
   
　　赵氏兄弟的处境也不妙。在福建的弟弟赵之云，一位著名棋手，被赶去山区去“插队落户”当农民。在上海的哥哥赵之华，一位著名教练，被派到上海跳水池当看门的。
   
　　一九六六年，有一位福建棋手，常到襄阳公园来下棋，大家都唤他“小福建”，是个在研究所工作的文静谦逊的青年。后来回到福建被逼疯了。复刊后的《围棋》编辑部有时还收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中自称是围棋、象棋的“当代棋圣”，吴清源和胡荣华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云云。
   
　　“孟夫子”在“文革”二年后，由于受亲戚牵连而被抄家，他讲了几句气愤话，就被来抄家的红卫兵打了一顿，老人不堪凌辱，愤然跳楼自杀身亡．．．．
   
　　经过“文革”的折磨，许多棋友早逝了，如“周文王”、“鬼头刀”、顾水如、杨武之、黄船长．．．．一些青年棋手也都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有些人见面时简直不敢相认。惟一尚能带给人们一点温暖和乐趣的，那就是围棋。下围棋使人们暂时忘却心中的创痛和烦恼。于是襄阳公园的围棋活动又渐渐活跃起来。
   
   

争夺“阵地”

   
　　公园茶室被关闭后，棋友们仍在园中下棋。不久，处于公园西侧的一条长廊成了棋友们聚会、弈棋的场所。
   
　　这条长廊是仿古代乡舍样式建造的，风格上与茶室是相一致的。茅草式顶盖，松木支柱，栏杆和部分支架用的是带树皮的松枝。长廊成凹形，南北约三十米长，长廊内两侧是连续不断的长木条凳，可供弈棋。不过弈时只能侧身而坐，而且纸和塑料的棋盘都不顶用，只有用折叠式棋盘才最合适、方便。但要制作这样的棋盘也不那么容易。我当时义务帮棋友们（相似的和不相识的都有）制作折叠式棋盘，十年间，共制作了七百多只围棋盘。我仿照荣宝斋的试样，加以改进，为了延长棋盘使用寿命，面上还涂上清漆。有些棋盘六往外地，黑龙江、海南岛、山东、新疆都有踪迹，棋友们戏称：“北京有荣宝斋，上海有‘朱宝斋’”。
   
　　“文革”初期，我制作的折叠式棋盘呈长方形，棋盘两端写上毛主席有关围棋的语录，均摘自《毛选》，表明毛主席历来赞成下围棋，围棋对发展军事战略思想有益，用以抵挡红卫兵的侵扰。
   
　　棋友们在西侧长廊“安营扎寨”后，远在闸北、虹口、杨浦、闽行的棋友多纷纷赶来。每天在长廊中有二十多盘棋，园内石凳上也有十几盘棋，星期天更多，围棋的兴旺景象远胜过“文革”前。而且弈棋者中出现很多新面孔，一大批青少年被吸引过来。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一时期，下围棋的人有了成倍的增长。
   
　　这时，掌管襄阳公园的园林造反派，对到公园来弈棋的人愈来愈多的情况，极为恼火。他们曾请红卫兵来驱赶这些“非法活动者”。棋友们以毛主席有关围棋的“最高指示”为武器，与他们辩论，据理力争，使红卫兵感到无趣。公园造反派见哄不走弈棋者，便在院内装上拉线扩音喇叭，让几个退休工人来广播反对下棋的“革命大批判”文章，高音喇叭在播放一首语录歌或毛主席颂歌后，便朗读一遍文章。整天这样无休止地重播，与此同时，还在公园大门口放置一块大黑板，上面醒目地写着反对在公园下棋的大字报。
   
　　在这些批判文章中，首先说公园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前哨，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但有一小撮人不去参加革命斗争而是在公园里下棋，散布封资修毒素。说这是目前公园里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文章还说，有些人先是观看下棋，然后也坐下来下棋，接着发展到去赌博，这是必然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文章最后要求“革命群众”都来抵制这一非法活动。
   
　　对于这些荒谬的奇谈怪论，棋友们采取充耳不闻、置之不理的态度。公园造反派要建立他们的所谓“阵地”。而围棋爱好者不管高音喇叭叫得多么响，也巍然不动地坚守自己的弈棋阵地。
   
　　当时，棋友们还自发组织小规模的友谊比赛，其中部分比赛棋是在棋友家中下的，多数是在公园长廊中下的。当时围棋高手赵之华、朱福源、孙步田等都参加过比赛。外地棋手趁“大串联”机会也纷纷来公园弈棋。少年时的聂卫平只身来沪寻友弈棋，找到了赵之华，赵之华把聂卫平带到襄阳公园，两人在长廊里下了一局棋（聂卫平执黑），结果巧成和局。将来为聂卫平九段写传的人是不应该忘记这一插曲的。
   
   

釜底抽薪

   
　　公园掌权的造反派反对围棋活动，而围棋爱好者则坚持他们的弈棋权利，双方相持了数年。造反派们一直为奈何不得这些“非法分子”而深感恼恨。然而，终于一个机会来临了，上面给公园一笔款子进行修整。他们便决定借机来个釜底抽薪。
   
　　一天早晨，当棋友们来到公园时，发现公园西侧的长廊突然消失不见了，一夜间全部被突击拆除，人们只能瞧见一条光秃秃的水泥走道，其他可说是片瓦不留了。接着，在茶室东侧，紧靠公园办公室的地方修建起一条休息廊。在这走廊的两侧，特意挂起“禁止在此下棋”的牌子，并让一些退休工人在此当纠察，阻止围棋爱好者“入侵”。这一招真绝！
   
　　长廊被拆除了，下棋的阵地被连根铲除了，这给围棋爱好者一个严重打击。棋友们怅然若失，都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从此，人们只能在公园的石凳和大树下的木条椅子上弈棋。公园里游客很多，凳子大家要坐，棋友们还得寻觅空隙，抢占个勉强可下棋的凳子，还要听公园里高音喇叭发出的“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声音，这毕竟是不舒服的。
   
　　由于公园里能容纳下棋的空间实在太少，许多围棋好手都不再去公园了。而没有围棋好手，使公园里的围棋活动失去了向心力和凝聚力，去下棋的人急剧减少，到后来，只剩下少数老棋友还在那儿坚持着。襄阳公园的围棋活动进入了从未有过的低潮期．．．．
   
   

看今日的襄阳公园

   
　　由于工作繁忙、健康不佳等原因，我已多年未去襄阳公园了。最近，我到公园去了两次，希望了解一下公园里的围棋活动情况。
   
　　襄阳公园的面貌并无多大改变。公园茶室正面仍保持旧观，其室内北墙向外拓宽，直抵外墙。茶室里建了个较大的小卖部，但仍较过去宽敞。茶室内的陈设与过去迥然不同，长方桌已改成圆桌，板凳换成了折椅。茶室内虽然无明文规定不准下棋，但不欢迎在里面下棋却是事实。茶室外面的凉棚茶座已经撤除。在南面的空地上建造了二十只石桌，四周俱有石凳。茶室里游客不多，而石凳却全告客满。我早已知道，石桌及茶室东侧的走廊里有人弈棋，那个星期天，我看到七局下象棋的，而下围棋的仅只三局。
   
　　在我刚想离去时，碰见了一位结识二八年的老棋友，他经常来公园走走，有时还在石桌上弈围棋。据他介绍，公园里每天仍有人来下围棋，但不多。天气晴好的星期天或假日，下围棋最多有六七局，围观的棋迷不少，但围棋高手都不来了。在“老襄阳”的眼里，今日的襄阳公园围棋活动仍处于“谷底”，显得太萧索太落寞了。
   
　　我和这位老棋友怀着凭吊“古战场”的心情，来到公园西侧的水泥走道上，那儿原是一座长廊，是围棋爱好者的“中心阵地”，站在这儿，回想当年，真不胜感慨系之。
   
　　上海某报的一位记者在公园瞧见棋迷在石桌上下围棋的情景，发表了一篇描述襄阳公园围棋角的特写。他觉得公园里有这么些棋迷，已很热闹了。但是他知道二十多年前公园的情景吗？那时候，公园里的围棋多达三四十盘棋，每盘棋的四周都围聚着许多观棋者。围棋名手们也常到公园来，他们即使不下棋，坐着谈谈围棋的新闻时，也会有许多棋迷围上来，怀着敬仰的心情倾听着．．．．那时候，襄阳公园的围棋活动是多么兴旺啊！这不是什么“围棋角”而是“围棋园”。这是公园的骄傲！这个不起眼的小公园所以能闻名遐迩，就是因为它有围棋这一传统的特色。
   
　　这几年，全国掀起了围棋热，上海的围棋爱好者大幅度增加，而弈棋的场所却比“文革”前减少。著名的黄陂北路三零四棋室因房屋被移作他用而无望再开放。新成棋室（现静安区体育俱乐部棋室）、精武棋室的开放面积缩减，开放时间缩短。其他像市工人文化宫、各区工人俱乐部、文化馆的棋室仍和“文革”前一样，都只有几副围棋聊作点缀。这一切与广大围棋爱好者的需求太脱节了。
   
　　棋迷们呼吁能有更多的供群众弈棋的场所。人们都希望襄阳公园能恢复其传统特色，支持围棋事业，使公园再度成为名不虚传的“围棋之园”。（全文完）

天马行空

赵氏兄弟

　　像陈祖德一样，少年时曾去襄阳公园弈棋的还有赵氏兄弟－－赵之华、赵之云。他们后来都成了围棋名手。

　　赵之华十二岁时参加初中升学考试，语文考分名列第一，他母亲买了一副围棋送给他，以示奖励。在母亲指导下，之华和七岁的弟弟开始学围棋，并迷上了。那时，福建郭同甫先生寄寓在赵家，郭是个颇有名望的棋手，赵氏兄弟便拜他为师。

　　头二年，赵氏兄弟虽弈兴甚浓，但却从未见过围棋谱。一天，父亲从附近炒货店买回一包油氽花生，包花生的纸竟是一页日本棋谱，兄弟俩如获至宝。急忙赶到那片炒货店，将已被撕剩半册的棋谱买回。从此，赵氏兄弟如饥似渴地摆棋谱，从此，赵氏兄弟如饥似渴地摆棋谱，并到处去觅棋谱，不论内容优劣，见书便买。几年内收藏的中外棋谱、棋刊装满了书橱。

　　赵氏兄弟第一次出外弈棋，便是到襄阳公园。那次，兄弟俩约了一个棋艺比他们略强的同学同去，当时少年气盛，自以为学棋三年，颇有成就，可以出去“闯荡江湖”了。在襄阳公园遇到老棋手窦国柱，由那位同学出战，被窦国柱让五个子下了一局棋，结果被杀得片甲不留。赵氏兄弟瞧得目瞪口呆，吓得很久不敢再到公园去。

　　郭同甫住到赵家后，由于他与顾水如、刘棣怀、汪振雄、窦国柱等名手是很熟的朋友，所以赵氏兄弟有了向老棋手学弈的优越条件。他们的弈棋才华为顾水如、刘棣怀所赏识，老棋手很乐意免费与他们弈棋，给予亲切指导。

　　哥哥赵之华自幼患有严重哮喘病和先天性眼球震颤症，常卧病在家，勤读书籍。由于父母都是历史学家，他十二岁时便已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通读一遍。兄弟俩对古文、诗词都有相当造诣。对棋史也很有研究。俩人还随郭同甫老师学古琴，弹得一手好琴。这一切是一般围棋高手难以企及的。

　　赵之华棋风硬朗，功夫扎实；弟弟赵之云是力战型棋手，善于腾挪缠斗。六十年代初，赵氏兄弟与陈祖德、吴淞笙成为全国瞩目的新中国第一代棋手。但由于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弈棋前程因而受阻。

　　赵之华后来在上海市青少年业余体校任围棋教练，著名棋手曹志林、华以刚、邱鑫、杨以伦、谢裕国、韩启姚等都是他的学生。后来，少年时的钱宇平、王群、马亚兰等也都曾受其指导。可以说，他培养了整整一代的上海棋手。赵之云加盟福建省围棋队，既是主力又兼任教练，驰骋棋坛二十年，福建女棋手张璇少年时曾受其指导。

　　我与大赵（之华）在一九六六年相识，并成为好友。大赵为人朴实忠厚，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为围棋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棋友遍及全中国。上海棋手常到他家去弈棋或借阅棋书。棋友对局中遇到疑难问题也去请教他，它能告诉你，这个走法是某年在某项比赛中，日本某九段首先下出的，后来某人又走出一种有趣的新变化，而现在最流行的下法又是什么。棋友们对他的博闻强识都表示钦佩。外地棋友常来沪托他办事，或要求找对手下棋，他都热情地帮助解决。住宿有困难者便与他同榻而卧。在“文革”围棋遭禁时期，他总千方百计借日本棋刊，抄录下其中的最新棋谱分寄给各地棋友。他阅读中外棋书和传抄棋谱之多，恐怕全国没有人能比得上。

　　大赵每天上班总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帆布包，里面装满书籍和棋谱，工作的间隙，还勤抄棋谱不缀。到了夏天，他总戴着一只宽边草编帽，即使阴雨天也带着它。其实这种草帽在上海早已不时兴了，但却成了他特有的标志。公园里的棋友只要远远地瞧见一个戴草帽的人走来，便知是赵之华来了。

　　一九七七年，大赵因病住院期间，还与少年时的杨晖弈了指导棋。一九七八年，正当上海市体委准备将他调入《围棋》月刊编辑部时，一次严重哮喘引发心力衰竭，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的逝世，在全国围棋界引起了一片哀悼之情。

少年陈祖德(左)在接受指导 中间左起：顾水如、魏海鸿；后排左起：王幼宸、刘棣怀、汪振雄

少年陈祖德及其围棋伙伴

　　顾水如是陈祖德九段的启蒙老师，他经常带少年陈祖德到公园、棋室去与成年棋手对弈，局后便进行复盘指导。当时上海的弈棋场所，除襄阳公园外，还有品芳茶楼及延安棋室。品芳茶楼位于金陵西路巨鹿路交汇的转角上。这个茶楼的茶客绝大多数是围棋爱好者，楼上可摆三十多局围棋。在五十年代这里是上海的围棋活动中心之一。刘棣怀、王幼宸、汪振雄、董文渊等高手每天都来此弈棋，这吸引了大批棋友。延安棋室在延安中路（今茂名北路），可摆围棋十二局左右。这里是顾水如的“地盘”。因顾老与刘、王等老国手关系不洽，所以他不到品芳茶楼去，也不希望他的学生涉足品芳，因而少年陈祖德一直在延安棋室弈棋。当时经常与陈祖德下棋的有青年棋手张厚昆，中年棋手白玉祺、老棋手慎斐文、凌克明。起初，这些棋友可让陈祖德二子，后来只能让先。到陈祖德十四五岁时，他们显然已难以匹敌了。由于老棋手之间存在的矛盾，使陈祖德无法多与刘棣怀、王幼宸等一流棋手弈棋，所以，有几年陈祖德的棋艺进步不大。

　　陈祖德与比他大几岁的赵之华、赵之云常在一起弈棋。陈祖德与赵之华曾在延安棋室下过十局赛。一九五六年，在锦江饭店对面的文化俱乐部（旧称法国总会）每逢星期天也有棋室开放。顾水如常带陈祖德等少年去弈棋。陈祖德曾与赵之云在那儿做公开表演赛。

　　一九五六年，京剧大师梅兰芳赴日演出时，曾与著名围棋大师吴清源会晤。当时吴清源曾建议由国内选送几名少年棋手到日本，由他亲手培养，可帮助中国围棋早出人才。梅兰芳回国后，即请挚友许姬传到上海找顾水如，询问有没有天赋好的少年围棋手。顾水如当即推荐了四位少年，即陈祖德、陈锡明、赵之华、赵之云。此事曾刊登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出版的《新观察》杂志上。但这一将少年围棋手选送到日本去深造的计划，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而没有付诸实现。

　　一九五七年上海首次举办市围棋比赛，这次比赛采取公开报名的方式，参加者有八十人。刘棣怀、王幼宸、汪振雄、曹钧石、林勉等名手和少年陈祖德、吴淞笙、赵氏兄弟都参加比赛。顾水如任裁判长。当时，吴淞笙棋力较弱，初赛就被淘汰了。最后，刘棣怀、王幼宸分获冠亚军。小将中只有赵之云取得第八名。

　　当时，顾水如最看重的是陈祖德、赵之华、赵之云三少年。一天弈棋后，顾老请这三位少年到锦江饭店吃饭。席间顾老讲到日本当时最杰出的三位棋手吴清源、木谷实、桥本宇太郎的事迹和成就。老人最后豪兴勃发地说：“中国围棋的希望寄托在你们一代身上。让我看看，将来你们三个人中间，谁是中国的吴清源、木谷实和桥本宇太郎！”

  

“周文王”

　　周己任是陈祖德九段的围棋启蒙老师。周己任是中学教员，因故提前退休，后又曾在中学图书馆任职。“文革”前还担任过徐汇区业余围棋教练。我认识他时，他已六十多岁了。周己任棋艺并不高，但在棋界交游广阔，人缘甚好，大家都叫他“周文王”，从没有人称呼他名字的。

　　“周文王”为人的确文质彬彬，对局时一面走子，一面口中“之乎者也”不绝。常会听得他说：“你打之，则我接之。”“休看他气势汹汹，老夫自有妙算。”“大事不妙，白棋只能委而屈之。”棋友与他对弈时，也常用同样的酸腐口吻与他“对唱”。当他输棋时，旁观者都会戏谑地高呼：“文王一命归天！”“周文王呜呼哀哉！”这时，他必苦笑道：“文王乃长命百岁者，尔等休得胡言乱语。”

　　“周文王”不仅酷爱下棋，还舍得花钱购买棋子及日本棋书。在“文革”前夕，他花了八十元购进一副日本高级贝壳棋子，还以每册二元五角购进一批日本围棋杂志，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我原以为他的经济情况并不错，后来才得知他每月退休金仅四十多元，他省吃俭用，把钱都用在围棋上了。

　　他住在龙门路的老式里弄房屋里，正屋让给了子女，自己睡在一低矮的阁楼上。我曾应邀去他家里玩，和“文王”在阁楼上用那副高级贝壳棋子在正规日本棋盘上下了两局棋，别有一番情趣。

　　“周文王”中年时是个少见的大胖子，到老年时体重恢复正常，而且非常健朗。他减肥的奥秘，是坚持一种特别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就是晚上先睡几个小时，到午夜十二时起床，穿着背心短裤出门，沿人民路、中华路环上海旧城慢跑一圈，然后回家再睡觉。这样的半夜长跑不论严寒酷暑，常年坚持不懈。“文革”期间提倡“拉练”，他对自己过于自信，竟从市区步行到松江城，再走回家。这次上百里的长途跋涉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的健康情况从此一天不如一天，后来便因脑溢血而去世。

“孟夫子”

　　上海老棋手以古人之名为外号的，除了“周文王”外，还有“姜太公”（一位中学教员）、“孔夫子”（一个高胖的山东老人）。但在襄阳公园最知名的是一位被称为“孟夫子”的棋友。

　　“孟夫子”名叫孟光祖，正象周己任一样，人们叫惯了这一外号，从不以本名称呼他。“孟夫子”原在轮船上任职，有数十年弈棋史，退休后便每天到襄阳公园来弈祺。他是一位真正的“超级棋迷”。每年从元旦早晨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每天必来公园“报到”。而且若非家中有事，上下午都来，连春节也不“脱班”，简直是生活在公园茶室里。他为人谦和、斯文，棋品亦好，所以棋友甚多。后来大家推他组织友谊比赛和升级比赛，常来茶室的棋友均可报名参加。每期比赛的参加者约四十余人，其中有音乐学院教授、上海乐团的乐师、工程师、中小学教员、退休职工、公园里教拳的老拳师、医生、工商业者、学生和待业青年。我也是其中之一。参加这些比赛，不需出一分钱，对优胜者也没有奖励，但棋友们都乐于参加。

　　“孟夫子”是个热心的组织者，他在茶室里挂上一块小黑板，上面贴着比赛积分表。弈完比赛棋的人向他“报帐”，记录上成绩。他还督促、安排棋友对局，使比赛能如期有条不紊地进行到底。当时，我与“孟夫子”是老对手，弈棋不少。他性格内向，做事慢条斯理，下围棋则是“长考型”棋手，虽然棋艺不高，但几乎每步棋都要苦思冥索，久久方才落子，所以弈一局棋常费时四五小时。

　　有一天，“        孟夫子”特地邀我去他家看他珍藏的一本棋书，我问他是什么书？他故作神秘地笑着，不肯揭开谜底。到了他家，他从书橱里郑重地取出一本装帧讲究的棋书，一看原来是《吴清源全集》第五卷。他打开书的扉页，只见上面题写着两行毛笔字：“孟光祖先生惠存，吴清源赠”。原来，五十年代，吴清源九段需要一部中国古谱。遍觅不可得，便在日本《棋道》杂志上刊登一则征书启事，言明谁能将此书出让给他，就将赠书一卷。恰巧“孟夫子”订阅这本日本棋刊，见到启事后，马上将自己收藏的这本古谱寄到日本。吴清源为此在自己的棋集上亲笔题字相赠。在棋迷的眼里，当待棋圣的这册赠书，的确弥足珍贵，也令我羡慕。

黄船长

　　五六十年代，襄阳公园长可见一位身材矮小，满头短发的老棋手，大家都叫他“黄船长”。

　　黄船长名鸿骞，上海川沙人。他是我国最早的远洋轮船船长之一，曾驾驶轮船远航欧非及日本。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艘驶往日本的货轮船长便是他。轮船在途中克服了风浪、暗礁等风险，安全地驶抵日本港口。由于这次首航的成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嘉奖。

　　黄船长一生最大的癖好便是下棋，一有闲暇便沉湎于黑白子的角逐中。五十年代中退休后，因住所即在襄阳公园附近，所以每天都来茶室。

　　黄船长是个极随和的老人，只要有棋下，不论对手是老人还是孩子，是高手还是初学者，一概来者不拒。因此，他一来到茶室，便会有不少棋友争着邀他对弈。虽然他年近八旬，但仍可以整天弈棋，毫无倦容。

　　黄船长是个力战型棋手。他思路敏捷，落子如飞，搏杀力量很强，常常能将对方的“大龙”悉数歼灭，而且吃了一块棋，还要再吃第二、第三块棋，绝不见好便收，真可谓是围棋界的“天吃星”。但是他有时常会因贪吃而搞得后院失火，但等发觉时，棋势已像堤坝崩决，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每当这时刻，他便会急得用川沙乡音惊呼：“污来！污来！污来罗！”意思是：“糟了！糟了！糟透了！”而船长的对手和一些观战者也跟着欣喜地和着他高呼：“污来！污来罗！”

“鬼头刀”

　　一天公园茶室里来了个佝偻老人，棋友们便嚷道：“看，‘鬼头刀’来了！”“噢，是‘鬼头刀’！”

　　这位被唤作“鬼头刀”的老人名叫朱少岳。朱少岳是位有名望的书法家，擅长写魏晋时的草书。他的草书与沈尹默、马公愚、白焦等名家的字一起刊登在中国现代书法名人作品集上。他还能作画，解放前一直靠卖字鬻画为生。老人生平有两大嗜好，一是杯中物－－酒，二是下围棋，酒一日不可不饮，棋也是一日不可不下。

　　在棋界，老人的棋艺不算十分高明，但棋风泼辣，好勇斗狠，善于扭杀，欺着、诱着特别多。对手若稍不留神便会落入圈套，使得原本大赢的棋变为大输，棋界俗话便成为中“鬼头刀”了。棋友明知朱少岳有此一着看家本领，故对弈时战战兢兢，倍加小心，但哪知老人欺着、诱着层出不穷，结果仍不免上当。等到对手发觉不妙惊呼：“中鬼头刀啦！”时，已头颈溅血，难以救治了。因此，大家公奉朱少岳一个“鬼头刀”的外号。久而久之，“鬼头刀”闻名棋坛，而知其姓名者反而少了。

　　我认识“鬼头刀”时，他已年近九旬，步履蹒跚，但精神健旺，非常和气，那时我学棋不久，与他素不相识，上前请他弈棋，他便欣然允诺。下了两盘便熟得像老友一样了。他的“鬼头刀”招法果然厉害，使我感到左支右绌，防不胜防，不禁生出感慨：“鬼头刀”果然名不虚传！

　　“鬼头刀”给我很深的印象。这不仅是那令人吃足苦头的鬼头刀，还因为他的相貌－－短而蓬乱的头发，胡子拉碴，扁瘪的嘴里老是噙着一只烟斗。他的这一形象与我童年时看的美国连环画“大力水手”的父亲老水手极为酷似。

　　“鬼头刀”老先生是个很有特点的人。他终生未娶过妻，在旧社会为了谋生，还曾画过春宫画。他一生清贫，但从不为此犯愁。他为人耿直，卖字画时从不向人低声下气。向人告贷，必想方设法如数归还。老棋友回忆说，解放前夕是他生活最困苦的时期，这迫使他靠下棋赌彩来糊口，常常早晨吃了一顿，中午这一餐就省去了。想到一个人每天只吃两餐，尚能乐哈哈地弈棋，足见老人是个豁达开朗的乐天派。这也许就是他长寿的秘诀。解放后，老人以著名书法家身份进入文史馆，生活才有了保障。

　　有一阵，人们好久没见他露面，当“鬼头刀”又出现在襄阳公园时，他的手中已多了根拐杖。原来，他在过马路时被自行车撞倒在地。经检查是骨折，只得住院治疗了。骑车闯祸的青年深感内疚，再三致歉，并表示愿承担一切医疗费用。老人连忙安慰他道：“没有关系，骑车总难免失误，下次当心就是，我有劳保，住院也没啥花费，你不必这样。你若有空时，可来医院看看我老头，没空那也算了。”这是个多好的老人啊！

杨武之

　　一九六二年，我注意到每逢星期日上午，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常来茶室弈棋。他衣冠楚楚，风仪儒雅，棋艺不凡，棋品极佳，这一切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常站在一旁看他与人对弈。棋友介绍说，这是复旦大学的杨武之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的父亲。

　　在上海高校中，喜欢围棋的教师不少，而杨武之无疑是高校教工中的好手，曾在高校教工围棋赛中获优胜。平时，他常与薛绍青、程孝刚、曹未风等教育界知名人士到上海棋社弈棋。但这几位棋友都远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杨教授还是要到襄阳公园来下棋。

　　杨武之教授是我所见到的棋品最佳的棋手。他懂得尊重对手，弈棋时态度认真，从不讲话，也不与旁人对谈。棋下得很慢，但从无举棋不定的样子。不论走了一步好棋还是坏棋，他脸上总是保持恬淡平和的样子。赢了棋或输了棋，都同样露出谦和的微笑。不论对手是名人还是无名后辈，他都一视同仁。他的棋品和涵养实在令人钦佩。

　　我见杨教授平易近人，很想与他弈上一盘，但那时我学棋才二三年，自知棋艺差距太大，所以一直不敢启齿。

　　后来，我与杨武之教授下过三次棋。

　　一九六三年夏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他请教一盘，他微笑着点头表示同意。我就先摆上二子，一局棋下了三个小时，我被让二子仍然输了。

　　又过了两年，我自觉棋艺长进了，便再次向杨教授请教，这次我持黑子先走，这局棋我侥幸赢了。弈完后，杨教授亲切地笑道：“你的棋进步不少了。”听了这句话，我心里很激动，倒不是因为赢了棋，而是他事隔两年还记得曾和我下过一盘棋。

　　我第三次与杨武之教授下棋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文革”的第三年。一天下午，我在公园长廊里刚与一棋友下完棋，抬头瞧见杨教授拄着手杖，蹒跚而来。我已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他容貌苍老憔悴，身体衰弱，变化之大使我吃惊。我马上站起身来向他问好。杨教授微笑道：“我一直身体不好，已很久没有下棋了．．．．老伴不准我下棋，把棋子都藏起来了。”显然他非常渴望能过过棋瘾。果然，他提出要和我下一盘棋。但他表示，这样侧着身子坐在长廊凳上下棋，时间久了会腰疼，支撑不住。因此希望上半盘坐在南侧，弈下半盘时换个方位，改坐在北侧。我欣然表示同意。对弈中，我发觉疾病已使老人棋力减退，棋感迟钝了，并且不能再长考，我很为他难受。这盘棋下了一个多小时。弈完后，他与我握手告别时，再三感谢我陪他下了棋。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杨教授了。一位与他住在同一里弄的棋友告诉我，杨教授病厉害了，不再外出，也从不弈棋。又过了些日子，从报纸上突然见到杨武之教授病逝和举行追悼会的消息，使我心中黯然。我怀着虔诚的心情追念这位长者。我总想，我们在公园第三次下的那盘棋，也许就是杨教授一生中下的最后一盘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