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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德比我大6岁，但是，在我的心里他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和偶像。
最早知道陈祖德是上世纪60年代初，我那时刚刚走进围棋的殿堂。就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他战胜日本九段杉内雅男的报道。就杉内雅男的围棋水平来讲，在今天的中国也就是职业棋手里二、三流的水平，在当年的日本也仅是进过日本某大赛的循环圈，算不得是出名的棋手。但是，陈祖德战胜了他，毫不亚于中国在后来的奥运会上拿到金牌。原因在于，在围棋领域中国领教了不少日本人的狂傲和目中无人。
围棋源于中国，兴盛于日本。新中国以后中国和日本才有了官方的正式交流。开始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有多厉害，第一次派出了一流棋手为主的阵容，当然把中国打的大败。此后就不再把中国棋手和中国的围棋当会事。我小时候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在北海公园悦心殿，日本棋手面对白发苍苍的中国老先生长考时，脱下了他的尼龙袜子，举起来在眼前晃荡，那意思是你的棋和我的袜子一样臭。这事情不知是真是假，但我很早就听说了这件事。
后来，日本某职业高手在从中国返回日本途径香港的路上，对有关人士说：中国的围棋要想赶上日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要说和日本能真正交手那也是20年以后了……直到中日围棋擂台赛以前，日本棋界人士随时随地地表现出了瞧不起中国棋手的优越感。
这个背景下，首先能赢日本的九段一盘棋就成了许多中国人的最大愿望。就在那位知名日本九段棋手说中国不可能在围棋方面赶上日本的言论发表不到3、4年的时候，年仅19岁的陈祖德在让先的情况下战胜了日本的杉内雅男。也正是由于前述的背景情况，北京的各报都报道了既非是正式比赛，也不是得锦标的比赛，而是很普通的，还是让先下的友谊赛。陈祖德的胜利也引起了中国棋界的轰动。那时，日本的九段就像是喜马拉雅山一样高耸在中国的围棋爱好者面前，而陈祖德战胜了日本的九段，陈祖德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喜马拉雅山。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北京的业余棋手在有的周末时候，前往国家体委的围棋队去向专业队的棋手们学习，就是下盘让子棋，我当时的水平还够不上和陈祖德下，这样的学习，在当年没有对局费的情况下就全靠专业棋手们的学雷锋精神了，我看到身体很消瘦的陈祖德，戴着金丝框的近视镜，在国家体委会客室里认真地和业余棋手们下让子棋，那时我想，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和陈祖德下盘指导棋啊？这对业余棋手的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美好的梦。
这样的学习机会还没等形成气候，文化大革命就来了，很快围棋就成了四旧，围棋在中国被迫中断了将近10年，我自然是不可能向陈祖德请教下盘棋了。
到了1975年，第2届全国运动会围棋赛区在上海，我代表宁夏参加了这届的围棋比赛也来到了上海。陈祖德的老家是上海的，在临比赛的前一天，我和我哥哥向陈祖德提出想和他下盘指导棋，我知道他当时已经担任了国家围棋集训队的领导工作，本人又是1975年上海赛区的牵线人，工作之忙，人情交往之多是可以想象的，没有想到的是我们随便提出的一个要求陈祖德竟然出忽我们预料的同意了，就在上海建国路的建国饭店的房间里，我们同时摆上了2盘棋，我和我哥哥授二子向国手陈祖德领教了一盘，这盘棋的胜负显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和中国的第一高手面对面的手谈了一盘，我们兄弟难忘的是陈祖德那博大的胸襟和谦和的态度。
在后来的全国比赛中我还和陈祖德相遇过一次，那是正式比赛，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我最珍惜的是和陈祖德的授二子局。
上世纪90年代我回到了久别的北京，有了比较多的机会参与各类围棋活动。到了世纪末，经别人策划，由我执笔写出了一本初步的新中国围棋史的书——《中国围棋50年风云》。此书送到出版社以后，编辑提出是否可以请陈祖德亲自撰写一篇序言，为本书增加些色彩。我当时颇感为难，那时陈祖德已经是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是国家体委的局级领导，同时也还出席一些围棋比赛，自己还在辛勤写书，主要是还得知他是胃癌大手术之后的人，胃基本被切除了，这样的情况下请他为自己的一本不很成熟的作品写序言，有点强人所难。但是，我也知道，如果能有陈祖德给本书作序，那书的销路肯定会好不少，这是出版社的意思。我硬着头皮冒昧的拨通了陈祖德的电话，当我三言两语说出了请求以后，话音刚落，陈祖德就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然后，又说马上去开会，他会托人找我了解必要的情况。
也就是二、三天后，中国棋院围棋部的同志来了电话，要我写好一份个人简历传给他们，干什么用也没有说。我就写了一份几十个字的简历，主要内容也就是姓名、工作单位、曾经参加过那些围棋比赛、取得过什么名次等等简要的不能再简要的一份“简历”。大约半个月后，又是围棋部的同志来了电话让我去取陈祖德陈院长给我写好的一份东西。期间我给陈祖德去过一次电话，名义是说书已经完稿，想给他送份书稿，以便他写序言，实际的意思是怕他忘了对我的允诺。陈祖德婉拒了，说：你写的书我是不用看了，我想只要是你的用心之作，不管写的好坏，我都会给你作序的，我支持一切对围棋有益的事情，你写新中国的围棋历程，肯定是有意义的，我负责围棋协会的工作，我有责任支持你……
更让我感动的是，我的书虽然写的很认真，但是和陈祖德那区区数百言的序相比，我下的功夫还是不够大，陈祖德的序言竟从上世纪的60年代说起，洋洋洒洒的几百字的序言，他是看了许多的资料和对我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了解这后才写出的，我的简历里许多没有说到的事情他竟然也都知道。他真是个好人，没有任何的报酬和利益就为一个交往不多的人，写了篇极其认真的序。
我明白了，陈祖德给我写序，不是着眼于一本书或一个很不成熟的作者，而是不管什么人，只要进行的工作是为中国的围棋大厦添砖加瓦，他都热情的支持。
听了他的这几句话，我不禁热泪盈眶，也忽然明白了中国的围棋在改革开放之后何以进步的这么神速，是因为有他这样一位一心为着围棋的好主席，好领导。
我还知道一些关于陈祖德的轶事，上世纪70年代中，他当中国围棋集训队队长的时候，集训队在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下的房间集训，有时房间里的灯泡坏了，除非是他这个队长亲自出马，否则连个灯泡都领不出来，陈祖德就是一面去领灯泡一面打内部的集训比赛。
1976年，正是陈祖德的围棋水平如日中天的时候，那年的全国围棋比赛陈祖德没有打好，许多人以为是一代新人胜旧人了，其实是那年开始批右倾翻案风，已经公开批判支持围棋的邓小平了，围棋再次面临被打压解散的危机，陈祖德一方面处心积虑想着怎么把围棋保下来，一方面和那些如狼似虎的年轻棋手拼搏，内心的极度不静，怎么可能再下好每一盘棋呢？
陈祖德静悄悄的走了，他住院的消息我听说了，我想我即使去了医院看他也给他不能有丝毫的帮助，反而是给他添麻烦，但是，对他的病，我一直牵挂在心上，一直暗中企盼他能再次战胜病魔。对他的病逝，我想我是和全国许许多多的围棋爱好者一样的感到无比悲痛，我会在我的内心深处深深地怀念着他。也争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如他所鼓励我的：多做些对围棋有益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