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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下)



  另一次例外是我看到他出手下了一盘棋。那是个下雨天,我跟着老师李更上先生在棋室准备周末晚上的大象棋活动。王孟起在一旁打盹,这时进来一个人,自我介绍姓刘,从南京来,喜欢下围棋,曾在南京市比赛中拿到过名次,想和常州的高手下盘棋。那天因为下雨,棋室里面几乎没人,平时每天必到的屠蔼堂也没来,后来我看到王孟起下局了,我只看到他们两个下着下着脸色都挺凝重的,很较真费力的样子,大约是棋逢对手,都能感觉到对方的力量不容小觑,必须全力以赴。后来我跟着先生走了,不知道他俩胜负如何。

  对于这位前辈,我知道的和了解的几乎就这么多了。再说一说他的结局吧,这位前辈最后的日子用贫病交加,穷困潦倒来形容也一点不过分,那是1964年年底还是1965年年初,记不清了,我有一次在得财园茶店下棋,忽然看到他走进门来,脸色很不好,走到我身旁,要借几毛钱,在那以前我就听到有棋友说他,已是重病缠身,吃什么吐什么,很可能是食道癌或胃癌,却没钱治病,连过日子也靠东借西贷,在棋友中借钱只借几毛钱从不多借(也许是自知再也无力归还,不肯多欠棋友的,是个知趣的老人。人不到万不得已,谁肯低下头去求别人呢?可是一钱逼死英雄汉,这真是金钱不是万能的,离开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我赶快给了他,他又拿起桌子上一只空茶杯,就手倒了点茶喝了,没多停留,转身颤悠悠地走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家人,看他样子好像挺孤单的,后来没过多久就听到了他过世的消息。这真是少年得志非真好,老来吃苦是真苦。

  写到这里,忽然感觉有点伤感,这是怎么啦?算算也写了好几个前辈,心里从来没有这样压抑过,是对王孟起晚境凄凉的同情,还是因为同病相怜。2013年、2014年,我两次住院开刀,尤其去年一次是因患了直肠癌动的手术,术后身体虚弱不堪,那种无力的感觉连一个字都不想说,只想闭着眼睛睡着。虽说自己还算乐观,没有整天愁眉苦脸,自己把自己吓死了,但要讲心里没有一点阴影,也不大可能。所以在写到王孟起晚年得了癌症时,思想上就产生了一点波动、共鸣。所以,也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在文化宫棋室的日子里,王孟起不下棋少说话,其实并非是对棋的淡漠,并非是清高孤傲,而是已经患上了重病,身体不好,没有了精气神。

  “乘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人总是要死的,谁也避不开这个结局。想透了也就没有什么太可怕,前辈棋手去世了,后代棋手源源不断地产生。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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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中)



  王孟起和一般的棋类爱好者不同。非但不同,而且大大的不同。我们都知道,喜欢棋的人,大多数爱动手,一盘接一盘地下,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棋瘾不过足是不行的,一盘棋下到一半的时候让他走人,这比什么都难。经常会看到家人在旁边催促他离开,却牵牛下井般的,要磨蹭很多时间,甚至引起家人发火犯难。也有些人喜欢看棋,但是往往有人看着看着便会自然入局,忍不住开口参与,讲得多了,常会和对弈者发生争论甚至争吵。我曾经看到有的棋友,在棋盘上写着:“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这还挺客气的;不客气的有在棋盘上写的是“枰边无草,牛口少开”,真正能做到观棋不语的人很少,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见解是对的,别人的不行,所以见到对弈者下的棋和自己想的不同时,便忍不住要开口支招,除非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真正的高手,才会不动嘴。而令人不解的是王孟起他不喜欢动手下棋,也不喜欢看别人下棋,更别说跟棋友交流评论棋局了。很多时间里,他会静静地坐在一旁,闭目养神。来棋室的人多了,他便站起来让座,东走走、西看看,就是没有什么声音。在我和他有接触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没看到过他下一盘棋(只有一次例外),几乎没有听到他评论过一次棋(也有一次例外),这种对棋的冷淡,甚至漠不关心,让人感觉好像他就是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一样。使人感觉他有点云山雾罩,捉摸不透,如他的水平究竟怎么样,他的棋风是什么,他的特长又是什么,等等。

  来说说两次例外吧。一次是我很幸运地听到了他一句评论棋局的话,这句话还是评论我下的棋,记得那时我刚刚开始对围棋有兴趣,刚刚知道一点什么金角银边草肚皮,至于星位和小目的不同,无忧角和单关守角的不同,第四线和第三线的作用,分投和打入浅侵等等一概惘然不知,纯属一超级菜鸟。那盘棋的对手是王孟起介绍的,依稀还记得是一位姓徐的青年,水平同我相仿。在我们铺地板似的占了角,拆了边的时候,王孟起过来瞄了一眼,说道两个人客客气气的,便转身走开了。后来好似还来看过,却再也没发表任何评论。现在想想这也正常,估计他对我们这样的水平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也有过同样的感受,就是面对一个水平太低的人,想在短时间内指点什么,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好。何况王孟起还是个惜字如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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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上)



  王孟起是和屠蔼堂同时期的常州本土围棋高手。棋友对他的水平评价是和屠蔼堂差不多,甚至还有说他更高一些的。

  关于王孟起,我曾听到老一辈棋手说起到关于他的两件事。一是说他从小就下得一手好围棋,非常聪明,周围的人都叫他小神童。二是他和屠蔼堂关系挺好的,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年坂上赵地主来常和屠蔼堂下棋,王孟起几乎都在场。赵地主很细心,许是每次来都输钱,所以把下棋的地点选在他的船上。船不大,看棋的人就有限,这样既避免了人多唣杂影响思考,也防止了有人支招作弊。毕竟是有钱财来去的,谁也不想输。王孟起不仅在旁观战,还常常帮着在棋局结束后数子。数子这件事,看看没什么,其实关系还不小,因为这中间可以做手脚的。输了的人真金白银要捧出来,赢得人腰间钱包能鼓起来,这一来一去利益相差可远了去了。因此,如果对弈双方不信任的话,绝对不会让王孟起帮着数棋子。按说棋下完了,大家眼睛都盯着棋盘看,错数棋子是不可能的,想要做点手脚也很难。但是,据说王孟起数子很有一套本领,能在别人不知不觉中把一盘相差半子、一子的棋局输赢掉个个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能出老千于无形。当然,这种酒后茶余的闲扯,真伪莫辨。

  常州市工人文化宫有一间棋类研究室,专供市棋类协会会员活动。我不知道

  这间研究室成立于何时,反正我从1963年接触到常州棋界的时候,这间棋室就在了。那时是王孟起在负责管理这间棋室。棋室每天下午和晚间都开放,星期天全天开放。因为免费,加上地点和环境都不错,所以去下棋的人不算少。那个时候下象棋的人比下围棋的人多得多。那时的王孟起头发已白了大半,年纪应该有60多了,精神尚可,手脚勤快,一间棋室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板凳和棋具上面不带灰尘的。印象中,王孟起对人很客气,棋友来了点个头,打个招呼,礼数很周全。有时休息天进来的人多,一间小小的棋室容纳不下,他维持秩序时,也是好说好话地劝非棋协会员出去,没有高声恶语的(好在那时的人也都心态平和比较讲理,不像现在的人那么浮躁那么火爆)。不过,他待人也就这样,不即不离,虽然客气,却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几乎没有看到他和某个人较长时间的谈话交流。他和差不多年龄的人都是这样,话不多,和我们这些当年的半大小子就更是无话可说了。只觉得他不太好接近,挺清高孤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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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舞的性情小刀(下)



  下的盘数多了,我渐渐熟悉了马瑞兆的棋风,了解他下棋的强项和短板,总的来说,马瑞兆的棋风和当时绝大多数业余棋手相似,不太重视布局,敷衍了事,重视中盘,战斗力强。所有这些,和那时的学棋环境和条件密不可分。在上世纪70年代前(至少在1973年前),那是一个“一招鲜吃遍天”的年代,是一个“秘技自珍”的年代。举两个例子,一是大家熟知的吴清源先生。自从创出“大雪崩”型向里拐的一手棋之后,全日本高手无人能解,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无人敢用大雪崩的定式,后来,还是吴清源先生公布了解决的办法。这个定式才再度活跃在棋盘上。另一个是解放初期,我国有个老一代国手,通过在日本的关系,掌握了当时在国内无人知晓的在“无忧角”上二路托的变化,在各种棋赛中间,借此占先,屡试不爽。后来有人摆一席酒水愿讨教这手棋的奥秘,不想,只得到一句话,这是试应手的。在那个年代里,业余棋手高水平的不多,肯指点后进的更少,有些好手连棋都不肯轻易下一盘。那个年代里,下围棋的人很少,所以要想找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互相砥砺,共同进步,几率同样很低。那个年代里,因为闭关自守,市面上好的围棋资料、书籍几乎看不见。业余棋手学棋,要花大量的时间去下棋,去复盘自省,如同盲人摸象,虽然能有进步,却绕了许多弯路,浪费了许多时间。

  马瑞兆的棋风特点非常鲜明,他的中盘战斗不是那种统筹全盘、进退有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型;也不是那种风卷红旗出辕门,金戈铁马,弯弓射天狼的将才型;更多的像是一个漂游江湖快意恩仇,率性而为的侠士。兴之所至,他会疯狂攻击,贴身拼搏,千里追杀,务求成功;意兴阑珊之时,状如病猫,全无威胁,轻易逸机。马瑞兆的官子收得很好,手里像是有一把锋利的小刀,随时随地都会在对手身上割下点目数来。

  马瑞兆还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喝点小酒,每天下班回家,对着妻子儿女喝上几口,放松心情恢复疲劳,那是十分舒服的感觉,是一种人伦之乐的享受。可是听说他后来酒喝得越来越厉害,喝酒是喝的情,人逢喜事精神爽,酒遇知己千杯少,马瑞兆是因为高兴而放纵喝多了吗?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马瑞兆是因为有烦心事而喝闷酒解愁吗?我不知道。听说为喝酒影响到家庭的和睦,后面的生活不是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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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舞的性情小刀(上)



  前一篇说到吴晋磋为人大度、遇事不斤斤计较,可能大家都不会想到,他能大度到让一个人多少年来一直爬在他头顶上,甚至拉屎撒尿。难道是吴晋磋有什么把柄捏在这人手上,才不得不如此忍让?难道是吴晋磋得了这个人天大的帮助或好处,才心甘情愿低人一头?不是,都不是。只是因为这个人刚巧和吴晋磋同住一栋楼,同一单元,这个人住楼上,吴晋磋住楼下,所以才有上面我开玩笑的一说。

  这个人,是马瑞兆。1978年常州市围棋冠军。

  马瑞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起来的棋手。文化大革命是疯狂破坏一切传统文化的浩劫,号称要砸烂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围棋是以前有钱人、当官的人玩的东西,在文革时期的无产阶级造反派眼里是封建主义的毒草,属被砸烂之列。因此,大小比赛都被迫停止,连下棋的公共场所也被关闭。可是,那时学校不上课、工厂不开工,倒让一些喜欢围棋的人有大把时间去自学成才,常州有好几个这样的棋手。这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真是极具讽刺意义的事情。这也充分说明,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979年的全国棋类比赛在苏州举行,马瑞兆以1978年常州市围棋冠军的身份被邀请去当裁判。我当时在市运输公司上班,我公司属交通局领导。交通局工会对棋类运动十分看好,挺重视的,组织了一些局内象、围棋好手去苏州观摩学习。我有幸在其中,所以在全国比赛的赛场上,我结识了马瑞兆。他的年纪比我大一些,也戴付眼镜,比较文静,经常笑呵呵的,性格也比较朴实。言谈之中,没有那些虚头虚脑的敷衍话,没有那种趾高气昂的冠军架子,很容易接近。我对他印象很好,大家相约回常后多往来。

  在整个80年代,我和马瑞兆的确往来很多,下过很多盘棋,只要碰在一起,就会面对面地坐下来。记得还下过四五次十番棋。

  十番棋是对弈者下十局棋定胜负的方式,我国明清时就有了这种比拼方式。最有名的是清代国手范西屏和施襄夏的当湖十局,至今盛名不衰。围棋泰斗吴清源在日本也以十番棋的形式挑落了日本所有高手,成为绝世美谈。所以,在业余棋界,这种十番棋的比拼形式也广为流传。我和马瑞兆下十番棋没有彩金,是下升降。从分先开始下,谁输了便被对方让先,接下来让先的十番棋如果被让方继续输,那就要变成让1夹2,即一盘让先,一盘让两个子,以此类推。因为是下十局定胜负,所以其中的偶然因素很少,非常考较棋手的技术水平、意志力和体力。因此,它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对弈者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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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五好”说晋磋(下)



  一个人的家,要成为棋友常去的地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晋磋的家在市中心,常州第二人民医院大门对面,周线巷和鲜鱼巷交界转角处,棋友去很方便。几栋老式宿舍房,他住最西一栋底楼,刚好门口有块小空地,进门两边有两个小护栏,护栏颇宽,木头棋盘放在上面下棋还挺好的。再搬个小桌子小椅子什么的同时下三副围棋不成问题,这是占了地理之便。另外最关键的一点,是家里人要支持。不然,地方再大,条件再好,如果棋友去了,家里人嫌烦,不乐意,说话间、举动里,表示了出来,那么大家去了一次两次便再也不会去第三次了。而且,下棋人有个最招人嫌的坏习气,就是绝大多数都抽香烟。人一多,那浓郁的烟味,那自由落体式弄得到处都是的烟灰和满地的烟头,这都需要家里人能容忍。吴晋磋的老婆很贤惠,对丈夫喜欢下棋非常支持,所以棋友到他家里,她总是笑脸相迎,客客气气。吴晋磋的儿子和很多棋友交好。棋友到他家里玩,感到自由、放松。直到他家被拆迁了,我们还很怀念那段快乐的时光。

  下面要说到吴晋磋的嗓子了。吴晋磋的嗓子清亮有穿透力,放到现在,只要掌握点唱歌的技巧,在什么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手的舞台上都非常有望出彩,棋友都称他为金嗓子。这个美誉确定于那年上海市队来常指导交流时,他执裁潘留生对全国冠军胡荣华一盘棋。因为挂大棋盘公开讲解,他还兼报棋。潘留生是常州数得着的高手,象棋功力很深,常常有极具灵性的妙手出现。这盘棋对阵胡荣华,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当然全力以赴、拼得很凶,所以盘面上红黑双方都是形势险峻、杀机四伏,将帅都离开了原位,以避追杀。这时潘留生进军叫将,吴晋磋粗一看,以为是步连环追杀的好棋,不由精神大振,运足丹田中气,一声黑车X进X,震响整个比赛大厅。后来有棋友开玩笑说,老吴这一声吼,比赛大厅抖三抖。虽然胡荣华上帅有惊无险地解除了黑棋的杀招,并最终赢下这盘棋,可吴晋磋金嗓子的称号也由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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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五好”说晋磋(上)



  吴晋磋是“五好”棋手。读者也许会问:从来只知道有三好学生、四好少年、五好家庭,你们市棋类协会什么时候也评起五好棋手来了?抱歉,市棋协从来没有这项活动内容,这只是我为了更清楚地把吴晋磋介绍给大家而总结的。

  吴晋磋有哪五好呢?

  一、     棋下的好。
  二、     人品好。
  三、     人缘好。
  四、     家庭和睦好。
  五、     嗓子好。

  看到此,读者也许又会说了,前四好,都和下棋能搭上界,这第五好,嗓子的好坏和下棋无关。熟悉棋界情况的朋友,还会举例证明,我市有个今年已八十多岁的聋哑人凌寿志。他国际象棋下得非常好,年轻时还代表常州去参加了省比赛。那我为什么把吴晋磋的嗓子总结为一好呢?请耐心往下看。

  先说吴晋磋的棋下得好。他是“双枪将”,圈内人士把能下象棋、能下围棋的人称为双枪将。严格地说,这两棋的水平还都得有点高,才能获此称号。吴晋磋的象棋是市二级棋手,围棋虽然没有参加过定段比赛,但在老一辈棋手中,也属二流,是完全过得去的,所以说他的棋下得不错。

  他的为人正直、热心。这从他多少年来一直积极地参加市棋协的各种活动,得到广大棋友的认可就可以看出来。在20世纪,市棋类协会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协会。搞个比赛,早先是精神奖励为主,后来是靠拉点赞助,所以对一些裁判啊什么的工作人员,能给的报酬非常微薄,纯属意思意思的那种。而吴晋磋只要是棋协请到他,从无二话,从不推三阻四。并且无论是象棋还是围棋比赛,他做裁判,公正、认真,还颇具水平,绝少差错。正是这样,棋友对他的人品都表示敬佩。

  一个人的人品好固然重要,人缘好同样不可或缺。人品再好,如果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那么他的朋友不会太多,很多人只会对他敬而远之。现在提倡和为贵,我的理解是,人和天要和谐相处,人和地要和谐相处,人和人之间更要和谐相处,而不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斗得其乐无穷。吴晋磋的人缘就很好,他本人性格大度、随和,见人笑口常开,遇事不斤斤计较,所以棋友乐意和他往来。于是,他的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一些棋友的相聚之地。我在八十年代经常去他家里玩,有时戈仲禹也去,我们就在吴晋磋家里下过好几盘棋。记得那时负责市里围棋活动的,原六中(现田家炳实验中学)校长李亚白也是他家常客。有一次,镇江名手王小乐(可惜天妒英才,年纪轻轻就遭车祸去世了)到常出差,空余时间想找人下棋,有棋友带他到了吴晋磋家里。刚好那天我下班早,也去玩。我和王小乐在省比赛时见过面,相处甚好。那天从下午到晚上,两个人狠狠地下了几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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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碧水常围青山转(下)



  人和人之间有种东西叫缘分,相聚是缘,相交是缘,相爱是缘,相恶也是缘。拿相聚来说吧,有句俗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大约五年前的一天,我怎么也想不到会一下子和钱园易、徐大伟徐小伟三个四十多年从无联系、从没见面的人相聚在一起。

  那是一次和师妹曹慧珠、徐小媛见面时,她俩说起了钱园易。啊,钱园易,这个名字勾起了我已经深深埋在心底里的记忆。他是我的下象棋师弟,是一个住在西门,要用一只小船,渡一条小河才能到他家的孩子;是一个身患残疾、不良于行的孩子;是一个下棋时喜欢扳大拇指,能把大拇指扳得靠近自己手背的孩子;是个棋力不弱,我稍有大意便给他赢了去的孩子……四十多年失联未见了,现在他怎么样了,一切都好吗?那时发生的事太多,文化大革命了,老师含冤死了,我改下围棋了,又上山下乡修地球去了,等等。说来惭愧,在我心里,这个师弟已被时间的风尘深深地掩埋,如今忽然得到他的消息,一种急切想见上一面的念头不可抑制。于是,和曹、徐两位登上了去钱园易家的公交车。当徐小媛说起她的两个妹妹,大伟和小伟也住在钱园易家附近时,我更是高兴,连忙请徐小媛打电话叫人。见面了,钱园易、徐大伟和徐小伟,当年的少年、小姑娘都和我一样,被时间的车轮带走了青春,被岁月的刀刃刻下了深痕。都说儿时的友谊最纯,我和他们虽说那时相交并不多,尤其徐氏姐妹,只是同去参加了一次省比赛。这次会晤,大家却都是真心的激动和兴奋,叽叽呱呱说个不停。钱园易早已成了象棋高手,现在常州棋界很有名气的常春棋院梅超杰,弈天棋院的周庆,以前都曾到他那儿去学过棋。钱园易用自己的手折了一只船,坚强地渡过了困难的河流。徐氏姐妹没有走上下棋这条路,各自有自己的生活,都很好。

  说到1965年的那次比赛,徐氏姐妹不无遗憾,跟着刘洪开老师仅学了一个多月就匆匆上阵,比赛时败绩太多。我说,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参与了,努力了,付出了,分享了。那年夺冠辉煌属于所有参赛运动员和教练李更上先生、屠蔼堂先生、刘洪开先生,和一切为之出过力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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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碧水常围青山转(上)



  1966年,我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大革命,就是人斗人,斗得天翻地覆,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后来被定性为十年浩劫。所以在1965年时已经是天低云暗,形势紧张。迫于此,是年省棋类比赛规模大幅缩水,改为“九城市棋类邀请赛”,取消了成年组,改设青年组。虽然少年组和儿童组不变,但各地参赛名额也有减少。这次比赛常州队带出了两对双胞胎,都是下围棋的,男兄弟是毕葵林毕葵森,女姐妹是徐大伟徐小伟,这使得常州队大大地出了一次名。比赛期间,只要是吃饭,常州队的饭桌周围总有好多其他队的人来看看这两对小家伙。毕氏兄弟的老师是屠蔼堂,徐氏姐妹的老师是刘洪开。

  刘洪开是常州的一位围棋高手,水平比起屠蔼堂、胡德培虽稍逊一筹,却也不遑多让,他最值得人尊重的是他对围棋有一份执着的爱,而且是一种大爱。他是当时围棋界中一个最热心推广围棋的人。1965年的时候,围棋这只“燕子”,尚未从“王谢堂前”飞入寻常百姓家,所以下围棋的人很少。特别是在青少年中间,连知道什么是围棋的都不多,别说是会下了,更别说是下得好了,女孩子就完全没有了。因此,1965年的省比赛常州组队面临女子儿童无人选的尴尬局面,弃权是不行的,有关部门不肯丢这个人。于是,唯有紧急拉伕培训,只求有人参赛,不想取得什么成绩,应付过去便可以。谁来做这个临时教练呢,这可是摆明了吃力不讨好,劳心劳力无结果的事情。刘洪开在这个当口,挺身而出,接下了这个培训小孩的任务,解救了当时无人参赛的燃眉之急。人,有能力固然重要,但如果人品好,就能让能力施展得更好,人品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为。

  印象中刘洪开在那时似已五十多岁,一只眼睛不大好使,走路要拄根拐棍。在1970年前后,他曾组织了一次三对三的对抗,由戈仲禹、唐永荣、朱汉良,对阵毕家三兄弟毕葵柱、毕葵林、毕葵森。组织这样的比赛,在现在是太简单了,发个微信什么的,约定人选、时间,再找个地方,一会儿功夫,就能搞定。然而,放在当时,就绝非这么容易。首先,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电话,联系全靠面对面约定;其次,自行车在当时也是奢侈品,十有八九的人家都没有的,到东到西主要靠两条腿,需要联系的人离得不远还好,要远一点的话,这个路还是有得走的,试想,一个五十多岁,走路要用拐棍的人,组织这样的比赛容易吗?若非有对围棋的热爱,有对推广、普及围棋的热心,有对提携后辈的热忱,刘洪开会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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