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正文 第十二章 苦斗鶨原(3)

    离棋艺辅导站没几步远的地方，有一所棋校，这是培养小棋手的场所。棋校聘请一些名手作辅导，这所棋校陆续培养出不少棋艺高手。我们也在棋校中辅导了小棋手，当时黄德勋、孔祥明和何晓任等人才10岁左右，他们尽管年岁幼小，但都具备出色的素质。

    我们在成都还参观了一所小学，这学校共有千名学生。在上体育课时几乎所有学生都在对弈，这么多棋盘棋子都是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制作的。制作棋盘较容易，拿张硬板纸划上19道线即可。但黑白361个棋子做起来可不是轻而易举的。学生们找了各种代用品，全是废物利用。尽管每副棋子的规格大小不一，质量当然也不如市场上卖的，但在我眼里这些棋子要比市场上卖的可爱得多，宝贵得多。这些围棋器材是一双双可爱的、娇嫩的小手自力更生的劳动果实呵!我非常感动，不禁用敬佩的眼光望着学校的老师，感到他们格外的可敬，可亲。

    顺利的1964年过去了，随之而来的1965年是繁忙的一年，疲惫的一年，又是回味无穷的一年。

    在1964年，中日两国围棋界商定，自1965年起两国的围棋交流每年为一来一往。然而实际上1965年两国的围棋交流达4次之多。以鶨原武雄八段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在春意盎然的季节来访，紧接着以伊藤友惠五段为团长的日本业余女子围棋代表团访问我国，夏季我国围棋代表团出访，10月份以岩田达明九段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这4次活动安排在前后共半年左右的时间里，真是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这每一次活动都很有意义，如今回忆起来依然兴味浓厚，但其中印象最深的无疑是和鶨原八段的交战。那几场呕心沥血的比赛以及当时的一些情景似乎就发生在刚才。20年的春来秋去，好像一点也没磨损我这盘记忆的录像带。

    鶨原八段在日本围棋界有较高的威望。他的棋风独树一帜，因此被称为“鶨原流”。在日本棋界，能被人公认为是一种流派的棋手寥若晨星，而鶨原即是其中之一，这就很不简单了。翻开他下的每一局棋，不用看对局者的姓名，也能很快判断出是鶨原的作品。他的鲜明的风格宛如在棋盘上打下了印记。鶨原的感觉异常出色，日本围棋界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局部感觉当代第一”。他下棋不按常规，经常能下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各种新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布局和序盘中不惜耗费大量时间。虽然过早地把时间耗完对胜负不一定有利，但他对艺术的执著，他那不断探索和进取的精神值得赞赏。

    鶨原的性格如同他的棋风，也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古怪。在比赛时他专心致志，始终俯身凝视着棋盘，眼睛简直要贴在棋盘上，似乎是2000度的近视眼。非但如此，他还老是长时间地歪着脑袋，大有把脑袋斜着扎进棋盘中去的架势。也许正因为这种姿势，他下出的棋如锥子一般，非常棘手。可是这个在赛场上认真得无与伦比的棋手在平时却放荡不羁，浪漫之极。他谈吐很随便，讲话有些尖声尖气，不时仰起头放声大笑，其音量足以使男高音歌唱家为之瞠目。

    总之，鶨原不但是个具有鲜明风格的棋坛高手，而且是个很有特色的人物，是个使人见一次面就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

    和往常一样，在鶨原一行来访之前陈老总接见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神情比往常认真、严肃。因为陈老总早就知道鶨原其人，对他的棋艺很赏识。如今这个难对付的强大对手要来了，陈老总就像一个司令员面临一场艰苦的战役那样，要我们去较量，去接受严峻的考验，去赢得胜利。

    以往我们和日本高段位棋手比赛，都是被让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陈老总坚决地说：“这次不让先了，要分先下。”接着他又说，“我们要争一口气，分先下即使赢不了，也不要紧，我们下回争取赢。下回还赢不了，再下回赢。棋可输，气不能输!”这之后，他又再三强调棋可输气不能输。

    陈老总铿锵有力的话语震动了我的心弦，是呵，不能输气。人活着就得争一口气，下围棋不也是如此吗?两军对垒，黑白分明，双方交战的结果往往就要看谁的气长。我们今天要争的这口气不是个人的气，而是中华民族的气，是要让我们的伟大民族扬眉吐气!比赛中被对手让先，首先在形式上、在感觉上就低人一等。堂堂两国交锋，自己先摆在下手的位置，等于甘拜下风。要不是陈老总斩钉截铁的决心，不但这次比赛还要被日本棋手让先，并且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平等地在赛场上与日本棋手较量呢。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十二章 苦斗鶨原(2)

    吴先生的学生林海峰也是我们的同胞。他1964年已和大竹英雄并驾齐驱，在棋坛上迅猛成长。不久，林海峰打败了最强大的坂田九段，成了日本最年轻的“本因坊”。这次访日，我们在参观日本棋院时见到林海峰正在比赛。他自然也知道我们的到来，但他始终低着头凝视着棋盘，好似没见到我们。对于他的处境我们也理解，因此并不在意。但毕竟是祖国同胞，总感到这种隔阂不应存在。他的年龄比我稍大，我的个子比他略高，我是上海人，林海峰虽是浙江人，但出生在上海，我俩都从小学围棋，应当是很谈得来的。我想总有一天我能和他畅谈一番，并还希望和他对上一盘呢。

    同年秋天，陈毅副总理对国家体委的同志说，他经过云南时，云南的同志希望请几位高水平棋手去开展围棋活动，陈老总希望国家体委给予支持。于是1支5个人的小队伍很快组成。除1位领队外，有4名棋手，是竺源芷、王汝南、姜国震和我。我们先赴昆明，在返回途中再到成都，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巡回辅导活动。

    云南是边远的省份，无论围棋水准或普及程度均在国内的一般水平之下。但当地的围棋爱好者，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对围棋活动十分热心。非常巧，我们抵昆明不久，陈老总因出国访问也路过昆明。他一到昆明马上把我们找去，又是和往常一样，他和我们聊天、下棋，然后一起进晚餐。他着重说，我们不但要提高自己的围棋水平，还要多开展地方上的普及活动，地方上的围棋活动开展起来，国家的围棋水平就容易提高了。陈老总自己每到一地都热情宣传围棋活动，有这样一位榜样，我们还会不重视普及活动吗?

    晚饭后，我们向陈老总告辞了。当我走到门口时，听到背后陈老总在和外交部的其他同志说：“他叫陈祖德，棋下得好，我对他希望很大。”听到这话，我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回头朝陈老总看去，他朝我微笑着，眼光是那样的和蔼、深情并充满着信任感。我只感到一股暖流呼地涌上心头，涌向全身，我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只是再一次说了声：“陈副总理，再见!”

    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是那么幸福，又感到责任那么重大。从此我觉得陈老总那亲切的眼光一直朝我看着，我也一直感觉着那亲切的眼光的爱抚。有时候一个眼光会比说多少话更有感染力，更能激动人的心，更使人永志不忘!

    云南省围棋水平较高的基本上都集中在昆明，我们和他们自然进行了不少交流。跟我下得最多的是老将戴心泉，他的棋全面，熟练，有相当水平，作为云南棋王是当之无愧的。我那时毕竟还年轻，下棋只知道赢，不管对手是谁，都要拿下来。第一局我让戴心泉先弈，我赢了。这本来没什么，再来一局就是了。谁知道我们的领队在旁说话了：“让先输了，这回该怎么下了?”

    这一问，老戴不好意思再让先下，于是放上两子。我当时没其他考虑，使尽招数又连赢了两局。不料那位领队又开口了：“两子输了，这回该怎么下了?”

    老戴很为难，无奈何再加上1子，授3子了。他先赢了一局，但随后我又赢了。按理说，他的水平不能让3子，但此时他的心理肯定不正常，堂堂云南棋王被人让3子，怎么受得了?下完棋在归途中我突然醒悟过来——戴心泉在云南有很高的声望，今天如此惨败当然很难堪。我们到地方来是为了推动围棋事业的发展，应当鼓励地方棋手的积极性，而不是给以打击。今天，领队这么做是很欠妥的，而我呢?也太不懂事，只图自己痛快，不替人家想想。真是越想越懊恼!这件事虽然过了20年，但我至今一想起就深感歉意!不过通过这件事也使我懂得了一些道理：作为一个棋手，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该显示自己的本事的。从今以后，我不仅应该是一个好棋手，而且应该是一个好的围棋工作者了。

    在昆明我们还开展了一些群众活动，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在一所小学校教小学生下棋。教那些对围棋一无所知的孩子下棋对我来说还是头一遭，我感到很费劲，但还是尽力而为。教了几次，我发现有的孩子记忆力和接受能力都很强，一讲就领会。如讲“征子”1，我先讲了一遍，然后换了个形状，有的孩子马上能熟练地运用。看到这样的好学生，作为老师的我心中不免乐滋滋的。同样是两个不会下棋的孩子，一个很快能理解，另一个却还稀里糊涂，这就说明素质的差别。我始终记得有一个姓雷的小学生，他的接受能力比其他学生要强得多，如果他能得到较好的条件培养深造，那无疑能成为一个好棋手。如今他该是30左右的成人了，一棵好苗子早就被埋没了。如果我小时候也在这所学校，也接触不到围棋，那我怎么会有今天呢?一个不知围棋为何物的人怎么会知道自己能下棋呢?中国人口这么多，下围棋的好苗子何止千千万万，关键要有人去发掘，有人去栽培，并给以生长的条件。我们要使围棋事业兴旺发达，要使各行各业都搞上去，就要下大力气把960万平方公里上的人才都发掘出来，要人尽其才呵!

    结束了对昆明的访问，我们来到了成都。在成都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同志这年夏天作为围棋代表团的团长和我们一起访问了日本，前后共相处了两个月左右，感情也就不一般了。由于廖书记的大力提倡，成都市的围棋活动开展得生气蓬勃。在成都市内有几处群众下棋的场所，最大的一处是东风路的棋艺辅导站。东风路好比上海的南京路，人山人海。马路两边的建筑虽不及南京路的豪华，但小吃店之多使南京路望尘莫及，这也是繁荣的一个方面吧。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一块宝地开展围棋活动可真不易。棋艺辅导站中有个颇具规模的大厅，里面尽是桌子和藤椅，可容纳很多人对弈。棋艺爱好者在这里边喝茶边对弈，可谓逍遥。一旦有名手表演，只需在辅导站的门口贴上一张海报，就会有六七百棋迷前来观看。我们也曾在这里做了表演，不但座无虚席，连过道都挤得水泄不通。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十二章 苦斗鶨原(1)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是那么的顺利，就如壮健的小伙子轻松自如地在跑步；有时又是那么的艰难，好比体弱的老年人筋疲力竭地在爬坡；有时会遭横祸，有时又会交好运……

    1964年，3年灾害的乌云已从天空中散开、逝去，大地又充满了生气，围棋事业也随之得到发展。在这一年中，我顺风满帆地进入了自己的全盛时期，诸事称心，一切如意。

    这年4月，在杭州举行的全国围棋锦标赛中我终于获得了冠军。第一次摘得桂冠总是喜悦的，但并没使我激动，因为此时不仅我个人，就连整个围棋界恐怕都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在这次比赛中，大部分对手都被我轻易地战胜，每场比赛后我都漫步到苏堤，聆听那小鸟的歌声，欣赏那艳丽盛开的桃花以及轻拂着湖面的垂柳，我情不自禁地感到，连自己都溶化到那春意盎然、诗情画意的景色中去了。

    其实，我只是急速成长的年轻棋手中的一员而已。1964年的全国赛中，获得前6名的选手中有5名是年轻棋手。黄永吉获第四，是挤进前6名的唯一中年棋手。1960年前也举办过几次全国比赛，那时年轻棋手连影子都没有。只经过几年，围棋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刘棣杯、王幼宸等老前辈在比赛中都尽了自己的努力，但不断受挫于年轻棋手。然而，他们没有感到面子上的不光彩，更无懊恼和难受的表现，他们满怀喜悦地看着晚辈们的成长，他们真心地把希望寄托于年轻的下一代。他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但他们对胜负的态度，他们对晚辈的认真提携栽培和发自内心的期望，永远是我的楷模。

    这年夏天，我国代表团第二次访日。代表团中6名棋手全是青年，平均年龄才20岁。1962年，我国第一次访日的围棋代表团，平均年龄是35岁。事过两年，我虽然长了两岁，而代表团却年轻了15岁，难以想象。

    这次出访共进行9场54盘比赛，我们取得了20胜30负4和的成绩，胜率突破百分之四十。虽然这其中包括被九段高手授两子的指导棋在内，但毕竟也不容易了。我个人的成绩是5胜4负，算是没失去主将的身份。战绩最辉煌的一场是在东京和日本职业青年棋手的对抗赛，日方派出了水平最高的几位棋手，尤其是大竹英雄、工藤纪夫和芳野直彦3位在日本是出类拔萃的。大竹当时的段位仅仅是六段，但其实力早已超过其段位，前不久他已跻身于日本职业棋手的十杰之内。这场比赛分先进行，赛前日方认为我们必遭惨败，但结果我们反以3胜2负1和获得大胜。日方最强的3位分别被我、吴淞笙和罗建文击败。赛后杉内雅男九段来到赛场，当他听说我胜了大竹时很感吃惊，甚至带有不可信之表情。我不禁好笑——去年我胜了你，今年不能胜大竹吗?难道你把自己看得远不如大竹吗?

    1964年的访日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那就是我见到了吴清源先生。

    由于1962年访日时没能见到吴先生，因此这一回我们并没提出要和他会面。不料吴先生主动提出这一要求，于是我们在紧张的赛事中抽出时间拜访了他。那一天除了团长廖井丹同志，还有我和翻译3人，在日本朋友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小田原市吴先生的家。那是一幢二层的日本式房屋，环境幽静。吴先生在家门口迎接了我们。他和我想象中的差不多，但显得更清逸，更洒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我从小就渴望见见这位棋坛巨匠，这愿望终于实现了，其喜悦是不言而喻的。吴先生到日本后35年第一次见到来自祖国的围棋代表团，也是不言而喻地喜悦。他的口音是纯粹的老北京，讲话一板一眼，速度很慢。他很关心祖国的围棋事业，我们则希望他早日回祖国看看。廖井丹团长问吴先生是否指导我下一局?我一听，心里怦怦直跳——这是我翘首以待的呵!不过吴先生说今天时间不行了。的确，这次拜访的时间太短促，即使要下棋也只能是象征性的快棋，无法真正向吴先生讨教。然而我心里是多么迫不及待的想和吴先生学上一盘呵!

    一会儿，吴先生拉我们一起在他的园子里合影。然后请我们吃了鳗鱼饭，这种饭在日本是经常拿来招待客人的。这天吴先生的夫人也一直在座，始终热情地款待我们。

    欢快之余，我突然又感到惆怅。因为我想到了顾水如先生，今天如果顾水如先生也在座那该有多好!可惜世上鲜有十全十美的事。真希望吴先生能回国一次，祖国的围棋界会热烈地欢迎他，那时最高兴的无疑是顾先生了。

    之后，我国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时，吴先生多次出面，但和他手谈一局的愿望过了整整9个年头才实现。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十一章 五战五胜（7）

    周总理感谢日本朋友赠送陈老总名誉七段的证书，他还谦虚地说：“我这个人有偏心，我对乒乓球重视，对围棋关心不够，今后应该多关心围棋。”我听了这话很受感动，周总理日理万机，还说对围棋关心不够。后来的多少年中，周总理对我国的围棋事业一直非常关心。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我国围棋事业的生存和发展，周总理作了很大的努力。每当那个时候，我自然会联想起1963年他讲的这一番话，而且总是心潮翻腾，激动得难以自制。

    我只顾看着周总理、听着他的讲话，我感到这就是幸福。后来才知道日本棋手也感叹地说：“周总理、陈副总理都很平易近人，像普通人一样，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你们(指中国棋手)有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这么好的领导的关心真幸福呵!”可见在这方面，日本棋手和我对幸福的理解是一致的。

    后来周总理叫我们一块合影留念。1963年迎战日本围棋代表团的1个月中，真是一个**接着一个**，而10月3日，可以说达到了最**。

    1963年的中日围棋比赛结束了，这次共赛了11场53局，我国棋手取得了19胜1和33负的成绩。虽然输得还多一些，但我们胜了不少盘日本职业棋手，而且取胜的都是我国的青年棋手，从这一点来说，我国的围棋跨进了一个新时代。在这次比赛中尤以我和淞笙的成绩较突出，因此被日本围棋界称为“陈、吴时代”。

    日本围棋代表团要回国了，由于我方的要求，宫本八段和桑原七段两位棋手将留在北京给中国棋手讲课1个月。代表团的大部分先动身，在送行的那一天，我在北京机场看到磅秤，站上去称了一下，真是不称不知道，一称吓一跳。我这1米77的个子穿了西服革履才103斤，看来身上除了骨头就乘一张皮了。一场紧张的比赛把身上的肉无情地吞噬了去，真可怕!我不觉有些凄然之感，但这种感觉一闪而过，我是高兴的，我想这完全值得!如果自己一事无成，那么长了一身肥肉又有什么用?一个人要成功是要花出代价的，花的代价越大，其成功也就越可贵。有苦才有乐，乐在苦中呵。

    宫本八段和桑原七段两位棋手留在北京给我国棋手传授棋艺，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内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讲棋。讲棋的内容主要是中日比赛的对局。我国棋手在学习时态度认真积极，不时提出问题，且非要问个水落石出，有时使两位日本棋手也有些伤脑筋。我们之间的气氛始终友好，热情。日本棋手也颇有感触，宫本八段回国后在文章中这么写道：“当我们被中国选手包围起来开始认真学习的时候，身为一名棋手的我，从这种愉快的气氛中鼓起从未有过的干劲，心情爽朗舒畅，就连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

    两位日本棋手在京期间还和我国棋手对局了几次，我和他俩下了几局，依然都取得胜利。桑原七段每天晚上都要打麻将，玩得很晚才睡。但在和我下棋的那天，他一见面就跟我说：“昨晚我没打麻将，很早就睡了。我养足了精神今天要好好对付你，决心要赢你。”他的确使足了劲，读秒至最后一分，但结果还是输了。我似乎与输棋没缘分，真不可思议。其实我那时水平应当说还不如桑原七段，两年之后，即1965年我在访日比赛中又和桑原七段遇上，那时我的水平肯定比1963年有提高，但却被桑原七段报了仇。看来1963年是我的一个吉利年。

    宫本八段和桑原七段在回国之前，陈老总设宴招待了他们。陈老总感谢他俩对我国棋手的帮助，并询问他们如何才能使我国棋手提高得更快。当陈老总谈到要找一些有天才的孩子下围棋时，宫本八段说：“陈祖德就是个天才。”陈老总笑了，他看了看我说：“他不能说是天才，只能说有才能。”一会儿，他又跟我说：“祖德，你还要好好努力呵!”我深知陈老总对我的要求和期望，我的确还得好好努力。至于天才的问题，尽管我是个自信的人，但我绝不敢说自己是天才。我知道比我聪明的人多的是，只是有不少没下围棋或者是下了围棋又没有合适的条件。而我呢，是幸运的，我有很多幸运，但最最幸运的就是有陈老总的关怀。10来年前，我还是个孩子时，陈老总亲切地把我拉到他的身边，和今天一样，我一边吃饭一边听着他爽朗动人的谈话。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年一年过去了，老是坐在他身边的我个子愈来愈高了，从一个大脑袋细胳臂的不丁点小孩儿长成一个瘦高个子的青年了。10年来，他看着我成长，我是在他的关怀下成长的。这10年多美好，我希望还会有这样美好的10年、20年……我相信会有的。我陶醉在幸福之中。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十一章 五战五胜（6）

    我们走进人民大会堂一楼的一个大厅，看到陈老总正兴致勃勃地和不少人在讲话。他朝我这儿点了点头，他当时不能马上同我们讲话，但他的高兴、他的满意全在这点头之中了。一会儿，以杉内九段为首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到了。杉内九段自从到中国后一直言语不多，在杭州、上海等地不少人会见他时都有些尴尬，因为他话太少了，只是“嗳、嗳”或“噢、噢”，老是主人一人讲话，免不了要冷场。后来有人跟我说，这不但是因为杉内九段的性格，更主要的是他在抗日战争时作为侵略军来过我国，因而这一次来到我国就有些不自然，很拘谨。今天他正好又输了棋，于是就更沉默了，脸上似乎笼罩着一层阴影。然而他一跨进人民大会堂，看到以陈老总为首的各界人士共80余人在迎候他的到来，场面如此隆重，人们如此热情，这是他没想到的。尤其是陈老总是那样的高兴、那样的豪爽、那样的随和，杉内九段脸上的阴影以及比赛后的疲惫神情都消失了，显得有生气了，沉默的人开始谈笑风生了。大厅中的气氛融洽、活跃，白天是“勾心斗角”，现在是畅叙友情，比赛中的紧张气氛在这里连影子也没有了。

    一会儿授段位仪式开始，杉内九段和宫本八段分别代表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宣读了赠送陈老总围棋名誉七段的证书，然后把证书赠给了陈老总。紧接着，日本围棋代表团的秘书长、日中友好协会常任理事岩村三千夫致词。他说，日中两国围棋界的交流对增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日本围棋界为了感谢陈毅副总理对日中围棋交流的关怀，决定把围棋名誉七段的证书赠送给他。岩村先生还说，日本围棋界授予国外人士这样高的荣誉，这还是第一次。

    陈老总高兴地致了答词，他说日本围棋界赠送给他围棋名誉七段的称号，是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表示。他希望中日两国围棋界继续加强友谊和棋艺交流。他还说中国围棋手要向日本围棋手学习，并祝愿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陈老总讲完话，服务员端来了香槟酒，大家高举酒杯，对陈老总表示祝贺。我心情非常激动，日本围棋界如此尊重陈老总——我们的陈老总是值得这样尊重的!我感到自豪、感到幸福，作为新中国的一个围棋手，作为陈老总手下的一个“小兵”，是何等的幸福!

    授段位仪式结束后，在人大会堂的二楼举行了颇具规模的招待会。招待会上洋溢着友好热烈的气氛。我的胃还很疼，面对着美酒佳肴，只能饱饱眼福而已。不过我已很满足了，因为我的心是那样的乐、那样的甜，这一天太美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美好的一天——1963年9月27日。

    10月1日，日本朋友在**城楼观礼。第二天，战鼓再次擂响。这一场我对宫本八段，这是日方最后一个“阵地”，我是否能取得全胜就看能否攻克这个“阵地”了。宫本八段的责任也很重，他的胜负将决定日本选手是否全败在我一人手下。比赛中宫本八段发挥得不太理想，而我凭借着前4场的余威，气壮如牛，攻势凌厉，顺顺当当只花了不到3个小时就胜了下来。这一局赢得如此轻松，赛前我做梦也想不到，怎么解释呢?只能说是交了好运。说实在的，按我当时的水平，要取得全胜的成绩实在不易!赢了宫本之后，我的劲头更足了，似乎脑子中已不存在输这个字了。但以后几场比赛我都没上。日本的选手提出还要跟我较量，我方的领队没同意。不让我上显然是为了维护我的全胜纪录。

    人交了好运时，幸福也接踵而来。10月3日，陈老总设宴招待日本围棋代表团。事先听说周恩来总理也可能来参加，我和同伴们无不欢欣鼓舞，但又有些担心，周总理那么忙，很有可能像1961年那次一样来不了。这一天我们早早来到了北京饭店，接着，陈老总和日本朋友也都来了。陈老总和杉内九段手谈了两局。杉内让陈老总四子，杉内先胜一局，陈老总再扳回一局，平分秋色，皆大欢喜。

    吃饭时间到了，大家入座，我身边空出一个座位，显然是给周总理留着的。但周总理还没来，我真担心这个座位就此一直空下去。然而我的担心没多久就被打消了。不一会儿，宴会厅的大门打开了，几个闪光灯嚓、嚓地亮了起来。就在此时周总理出现在门口。我几乎被这事情的突然发生搞晕了，只觉得周总理如天神一般降临到眼前。周总理器宇轩昂，举止洒脱，风采夺人，比我想象中的更了不起。他个子不算高，但给人一种伟大的感觉。伟大也是种气质吧，学也学不到，装也装不出，要描写也很难，但你看一眼就会感受到。

    周总理和中日双方选手一一握了手，他握着我的手问我是哪儿人，我是……哪儿人?我是哪儿人?我和杉内九段对局时，在一分钟内可以算清361格的围棋盘上双方的目数，然后定下自己该把子下在哪儿的聪明已荡然无存。我记忆的仓库里的一切已消失殆尽，我只剩下一个知觉：我见到周总理了。此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答不上。旁边有人提醒我说：“是上海人。”我才机械地、喃喃地挤出上海人三个字。这和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陈老总时差不多。人在太兴奋、太激动时真是手足无措，语无伦次，呆若木鸡。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十一章 五战五胜（5）

    中盘的大转换之后，局势非常微细，胜负将由终盘决定。我一向擅长中盘，最讨厌收官，而日本高级棋手的收官技术普遍严谨缜密。我不由暗暗叫苦。我以短处对付人家的长处，可不妙呵!此时我观察杉内九段，只见他脸上也多少显露出紧张不安，一位不动声色的“棋仙”此时嘴里也不自禁地嘀咕出声音。他所耗用的时间比我多不少，裁判已拿起秒表坐在他身旁，将要发出无情的读秒声。好，杉内九段也紧张了。围棋比赛就是这样，如果你沉得住气，能始终保持镇静，不露任何表情，对手即使形势领先，也会感到迷惑，甚至会对自己的优势局面感到怀疑。但如果你流露出紧张不安的情绪，则对手尽管处于劣势也会感到希望。如今我看到杉内九段也紧张了，虽然是一些极微细的表情，但已能说明问题了。此情景与上一场对桑原七段有些类似。于是我更增强了信心，咬咬牙，决心在收官中夺取胜利。果不出所料，杉内九段的收官不太理想，局势的天平向我这儿倾斜了。

    局势虽有好转，但苦战依然继续。细微的局势只要稍一不慎，就会逆转。我也把规定时间用完进入读秒了。我国棋手普遍缺乏读秒经验，在读秒声的无情催促下容易紧张失常，我也不例外。但这一局我反而冷静了，没有明显错着。我有一个特点，即点目快，即便在一分钟的读秒时间内，我能用其中一小部分时间把双方的地盘计算清楚，再用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考虑下一手该下在何处。这样，我一直能较准确地知道局势的优劣。

    我们这局尚在激烈争夺，其他4局都已结束。吴淞笙胜了宫本八段，很了不起，其余3局均失利。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关心我们这一局，观战者把我们这局包围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更多的人在另一厅内研究我们这局棋，几位比赛完的日本棋手也在一起研究观看。虽说语言不通，但拿棋比划着，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在一个关键之处，宫本八段拿起一个黑子放在棋盘上，意思是说这手棋重要，如下在这儿黑棋能获胜。一会儿，就有人送来消息——黑棋正是下在这儿!宫本八段笑了，旁观者也都乐了。

    看来日本棋手并非很希望他们的团长获胜，是因为除杉内九段外，其余棋手都已败过，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这种情况当时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们知道个人的胜负当然是和国家、民族的荣誉联系在一起的。

    杉内九段在我国的每场比赛都是轻取，今天他陷于苦战了。当然，我更艰苦，但我若不艰苦才怪呢，而杉内这样却有些出人意料。他平时那符合“棋仙”雅称的飘逸洒脱的对局姿态逐渐消失了，给人看到的是一位职业棋手正在绞尽脑汁、奋力拚搏的形象。杉内毕竟是个高手，他竭尽一切可能设法挽回局势。而我呢，调动着每一根神经以至每一个细胞坚守着好不容易得来的一点点优势。当走到单官时，黑棋左上角外边的气全填满了，黑角里边似乎有不净之处，看来很危险，是否要补一手1呢?花一手补上，黑角固然安定，但要损失两目2，胜负非常微细的局面一下送出两目可不是闹着玩的。如不补又不放心，角里变化复杂，如果出了棋那还了得!要在平时，我不是看清有问题宁可输棋也不肯多补一手，但我深知这局棋关系重大，绝不能到最后出问题，一失足成千古恨呵!我马上以最快的速度再核算一遍双方的目数，终于确定黑棋比白棋多三目，于是我在角里补上一手。三目减两目，剩一目，我已深信这一目的优势不会动摇了。这一目重千斤!直到盘上最后一个子下完，我终于往椅子背上一靠，要知道好几个小时以来我的身子都朝着围棋盘前倾着，始终没有往椅子背上靠过一下!我轻轻呼出一口气，嘴中不自觉地吐出一个词：“一目”。想不到这像叹息一般轻微的自语，被身旁的日本记者听见了，他回去就在报上说，陈祖德在读秒时输赢还这么清楚，还能确信胜一目。杉内呢?身子并没动弹，两眼凝视棋盘许多，没任何表情。当裁判站起要计算子数以确定胜负时，他说：“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他又凝神静思一会，说了声：“我输了。”

    最艰苦的一仗结束了。之所以说最艰苦，其一是比赛时间长，这是长达10个小时的神经始终绷紧的“马拉松”赛；其二是对手强，在被我战胜过的所有棋手中，杉内九段无疑是最强大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这局棋关系重大，尽管是让先，但胜九段在我国还是首次。这一局耗尽了我的精力和体力，当比赛结束后我才感到难以形容的疲乏，也才感到自己的胃疼得那么厉害。不少人跑来对我表示祝贺，我只能有气无力地支吾一下。我多么想痛快地睡上一觉，足足睡上那么一个星期!

    不过现在可不是睡觉的时候，因为还有重要的活动，还有激动人心的场面。

    就在这天的晚上，日本围棋界将赠送陈毅副总理段位证书。我们比赛结束后不久就来到人民大会堂，陈老总以及不少领导同志已等候在这里。陈老总的情绪特别好，一方面是因为他将要接受段位证书；另一方面他已知道了我们比赛的战绩。陈老总早就期待着中国围棋手战胜日本**段棋手，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而且巧就巧在正好发生在他接受段位证书的当天，真是锦上添花、双喜临门!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十一章 五战五胜（4）

    上海的头一场比赛取得了很好的战果，我们以3比2取胜，这个成绩几乎谁都没料到。获胜的3人都是小将：我胜村上3子，罗建文胜田冈1子，吴淞笙中盘胜桑原七段。

    上海的第二场安排我对桑原七段，自杭州比赛开始，我先对五段，以后打一仗升一段，颇有意思。但一仗比一仗难打，一来对手的实力显然不同，二来我一盘盘地获胜，越发引起日方选手的重视。

    桑原七段在上海的头一场败给淞笙，这对他显然是个刺激。在那个年代日本的职业高段棋手输给中国棋手会觉得很难堪的。桑原七段知道我不比淞笙弱，于是决心在我身上雪耻。桑原长得白白胖胖的，他那油亮的皮肤显示出营养的充足。如果从胖的角度来说，他跟村上文祥属于一个等级，不过村上黑，桑原白，两人站在一起，好似黑子与白子。也因为胖的缘故，这两人下棋都爱出汗，桑原因为是职业棋手，对局时更认真，因而汗水也出得更多。

    我很快摆开了积极好战的阵势，桑原七段也是力战型风格，硬碰硬地和我对干起来。不一会儿，黑白双方就扭杀在一起。这是一场恶斗，是双方势均力敌的极其艰苦的恶斗。自始至终，局势一直相持不下。我俩把所有的力气都消耗到棋盘上，虽然每方用时为四个半小时，但这四个半小时是那么经不起支配。桑原七段很快就进入“读秒”，我平时虽然下一手快棋，在全国赛时一般都花不了两个小时，而这一次不知不觉地就把四个半小时耗尽了。我不时感到自己的心口在怦怦跳动，我知道自己已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我一看棋盘对面的桑原七段，尽管连连摇动着扇子，但豆大的汗珠不断地倾泻下来，看来他的紧张不亚于我。桑原七段的汗水似乎成了我的镇静剂。我把体内边边角角一切残存的力量调动起来，集中在一点上：下好每一步棋，直至下好最后一步棋。

    激战了近10个小时，我终于胜了，只胜了半子。在围棋比赛中，胜半子是幸运的。半子这个微小的数字本身意味着很大的风险，然而这半子的价值和100子并无区别。为了这半个子，我这天的10个小时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我自7岁学棋以来，至此下了12年的围棋，这一盘所花的代价无疑是最大的。这是最艰苦的一局。

    没料到，更艰苦的一局紧跟而来。

    上海赛完我们来到了北京。北京的头一场将在9月27日进行，赛场和1961年一样，仍在北海公园的悦心殿内。两年前我曾在这儿以2比3败给日本的业余棋手安藤英雄，安藤在对局时屡屡站起漫步。我很清楚地记得，一次输给安藤后陈老总专注地看着我们复盘。我更忘不了陈老总惋惜地对我说：“今天本来请周总理来的，不巧总理有事不能来了。”两年之中，我一直想在这悦心殿中雪耻，为中国人争口气，也让陈老总高兴一番。说不定这一次陈老总会把周总理请来呢。好不容易捱到了这一天，我憋了两年的劲就要发泄了。我已赢了五、六、七段3位日本棋手，原以为下一场将沿着阶梯再上一级，想不到在北京的第一场就让我与九段对阵。杉内九段如今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他因为比赛的场次多，所以获胜的盘数比我多，就连让二子的指导棋别人也没能拿下一局。特别是他每一盘都赢得那么轻松，每一场比赛他总是很早地结束战斗。有的棋手和他交手缺乏信心，在比赛中一触即溃。这次我将迎战杉内九段，不少人对我寄予了希望，但恐怕更多的人认为我是凶多吉少。这一场吴淞笙将对宫本八段。双方最强的对上了。在北京的头一场摆开了决战的架势，日本是两位声望显赫的**段高手，而我们则是18岁和19岁的两个中国新秀。

    9月27日上午，在悦心殿的赛场中，坐在第一台的是杉内九段和我。两年前的那次比赛，我坐在最后一台苦斗安藤英雄。事隔两年，我从最后一台晋升到第一台，而坐在第一台意味着第一等的责任。今天的对手比两年前的对手水平要高出两个子，而我也是今非昔比了。我满怀信心地进入“阵地”，执起黑子摆开了我最得意的布局。

    这一仗的艰苦是空前的。杉内九段不像桑原七段那样跟我硬干，他巧妙地进行了迂回战，犹如善于轻功的侠士一样，声东击西，来去无踪。我和桑原七段的对局虽然费劲，但总能把浑身气力使上去，而今是有劲使不上，这是最可怕的。如要蛮干，那只会露出破绽给对手提供取胜的机会。我尽量沉住气等待机会，好不容易在右下角接触上，我看准了啪的一个手筋在白子上靠了一手。这一着确实厉害，杉内九段大概没料到。他盯着棋盘凝视许久，此时他恐怕对我真正重视了。然而杉内九段不愧是个久经沙场的老练棋手，他巧妙地摆脱了困境，又继续施展那一身轻功绝招。他下的棋稀稀拉拉，好似撒豆子一般，但又遥相呼应，彼此关联，且子子占要害，着着据急所，下得点水不漏。进行至中盘我感到不妙，黑棋有不少子陷于被动挨攻的境地，如要与白棋对攻，则火力太弱，势必受挫；如要强行夺围，则外势必将受损。我苦思很久，决定弃子，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先牺牲了3子，然后再弃6子，在这过程中，将左上角两个白子俘获了过来。虽然花了极大的代价，但甩去了包袱，摆脱了困境，并且经过转换，夺得白的左上角，有失也有得。从全局来看，保持着大致的平衡。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十一章 五战五胜（3）

    下午，比赛了不多时候，一名中国棋手败下阵来。过了一会儿，又一名棋手遭到同样的命运。然后，第三名棋手又是如此。看到自己的战友接连失利，我的难受就别提了。再要看下去，我就受不住啦!我悄悄地离开了赛场。但是，这一刻赛场上又发生了什么呢?不行，我必须去看看!于是我又不自觉地走了回去。就这样我走出走进好几个来回，感到很难自制。

    自第一次对日比赛以来，我一直是个参战者，而今天成了观战者。上场的队员固然辛苦，可观战也不轻松。一场比赛自始至终起码要9个小时，这9个多小时我的两条腿一直是站着或来回走动，这对于坐惯的人来说很难适应。更何况脑子里要装上5盘棋，并不断地对这5盘棋进行分析、判断。看着战友们在厮杀，自己的手直发痒，尤其在关键时刻真令人心焦!一旦看到我方队员运子不当吃了亏时，我恨不得把手伸进他的棋盘里去。我觉得我快把握不住自己了!如此一天下来，我也折腾得疲惫不堪。以往我只知道上场的辛苦，如果某位观战的朋友说累，我会感到惊讶。可见什么事都要自己体会体会。

    第四局又输了，最后一局也不妙，真揪心呵!这一场我虽然没上，但比上场更受刺激。我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个上场队员其责任有多大，他的胜负要牵动多少人的心!

    最后一局也输了。又是个零比五。

    我默默地离开了赛场。我想，中日围棋交流以来，我们已有过多少次全败了。今天，好不容易盼到今天，又是全败!难道我们一直这样全败下去吗?我只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愤怒，也不知是对谁发怒，或许就像在战场上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都倒了下去似的，反正就是想拚了!

    回想起来，第一场没上对我确实得益匪浅。这一天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和激愤，从而使我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和勇气去投入比赛。

    第一场结束后马上就讨论第二场上场名单，这可是个大难题。如果头一场成绩好，第二场就好安排，而如今是全败呵!要知道第一场除了我没上，其余也都是我们的主力，这样的阵容都输了，谁上场能放心呢?我们的领队也有些不知所措了，此时已不是希望取得什么好成绩，而只求不再重演第一场的悲剧。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就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去对付客队中最弱的棋手——田冈敬一业余五段。这个决定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是一心准备打硬仗，结果却相反。很明显，这样安排是非赢不可的。我理解领队的苦衷，我想反正我是下定决心了，不管对手是谁，一旦上场，我心中只有一个字——赢。

    第二场开始了，经过猜先我执白，这稍有些不利。田冈虽说是业余棋手，但他毕竟生长在日本，尤其是作为围棋记者他经常观看最高水平棋手的比赛，可说是见多识广。他的盘面漂亮，我没料到他的布局这么熟练、清楚，以至开局后不久黑棋领先。我心中有些躁了，好不容易克制住。进入中盘我的特长逐渐发挥，相反，田冈的弱点开始暴露，白棋终于取得了主导权。对局时我把所有神经都调动起来，高度的紧张使我一局棋下来眼睛也直了，身子也瘫了。其实田冈的水平确实稍逊于我，如果我心中有底的话，不至于如此紧张。这场比赛吴淞笙迫和村上文祥，安徽朱金兆在受二子指导棋中胜了宫本八段，我们总算避免了再一次的惨败。

    参加过比赛的棋手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你头一场胜了，往后的日子就好过，像做生意有了本钱。反之，如出师不利，则前途就艰难得多。我胜了田冈绝谈不上是好成绩，但却使我士气更旺盛，我将以更高昂的斗志去迎接新的战斗。

    9月19日，在上海的第一场比赛揭开了战幕。上海的战场还是体育俱乐部的那个篮球场。自1960年第一次和日本围棋手在这个赛场比赛后，我就对这个赛场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似乎到了上海理应在这儿比赛。以后也在其他场所进行过比赛，如锦江饭店及和平饭店的一些豪华大厅中，但总感到缺少一种感情。

    一个棋手在自己的家乡比赛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人感到负担很重，回到家乡，这么多亲友、老领导、老相识，如下不好可丢脸了，这一来却偏偏下不好；另一种人则是劲头更足，家乡的土壤、家乡的气息、家乡的亲人以及家乡的一切会给自己的肌体、精神和力量以强大的充实。我显然是属于后一种人。自1963年开始，以后很多次国际比赛，我在上海大多发挥较好。每当我一跨进体育俱乐部的这个赛场，看到那熟悉而又亲切的一切，特别是赛场上边那一圈尽管是狭窄的、面积有限的观众席，上面却挤满着热心的爱好者，我总会感到一股热流涌向心头，然后又扩散到全身，使人兴奋、激昂。在体育俱乐部的每次比赛，狭小的观众席中总少不了我那身材高大的父亲。他是那么的聚精会神，那么的紧张，永远和我7岁时与顾水如先生在襄阳公园对局时一样。依我看围棋观众中大部分的水平都跟我父亲类似，他们的水平很难对我们下的棋真正理解，但他们都是那样地热衷于观战。他们和我父亲都有一个同样的心愿：希望中国棋手获胜。这样的观众是可爱的，可贵的，是棋手们获取胜利的一个温暖的积极因素。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十一章 五战五胜（2）

    60年代全国围棋赛两年才1次，逢双年举办。对日赛在1965年前是每年1次，因此1963年只有迎战日队这一仗。围棋手们憋了1年才迎来了这一次比赛，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日方来我国之前先把代表团名单寄给我们。大家一看名单，都感到不好对付。代表团团长杉内雅男是个老练的九段，他的棋柔软明快，轻灵飘逸，胜负清楚，好似棉花里藏刀。他在大比赛时下得较慢，但他的思路很敏捷，能下出一手漂亮的快棋，在来我国之前曾获得全日本第三期快棋名人，还曾获得过“本因坊”赛的挑战权。他从不喝酒，也不抽烟，这在日本社会中很为稀有，加上他对局时始终端坐，不动声色，因此在日本有“棋仙”之雅称。杉内九段的夫人杉内寿子也是职业围棋手，如今已达八段，仅比她丈夫少一段，是古往今来段位最高的一位女棋手。寿子原姓本田，本田家有三姊妹，寿子是老大，两位妹妹一曰幸子，一曰辉子。三姊妹都是职业棋手，这在日本是仅有的一家。寿子的棋风比她的丈夫更柔软，尽管如此，可不是好欺负的，她获得的八段称号货真价实，是和男棋手在一起厮杀出来的，很多孔武有力的男将都败在她的手下。杉内夫妻都是棋坛高手，不乏共同语言。他俩的棋风又都属柔软型，棋如其人，他俩的性格大概也是如此吧，以此推理，这对伉俪一定是生活和睦、相敬如宾。

    团员中还有4名棋手，其中有两名职业棋手，他们是宫本直毅八段和桑原宗久七段。宫本八段28岁，属关西棋院，是桥本宇太郎九段的得意门生。当时他的竞技状态很佳，头一年打进了日本最大的比赛“名人战”的循环赛，1963年在象征着日本最高水平的这个循环赛中获第四，这个成绩相当不易。在循环赛中有一盘棋给中国棋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他执白对藤泽朋斋九段的一局。这局棋下得非常精彩，藤泽九段的棋以战斗力强闻名，但他居然执黑输了32目。输这么大的数字在围棋史上实属少见。这次看到名单上有宫本八段的名字，有的人便不禁伸出了舌头。桑原宗久七段和宫本八段一样，也正处在年盛气壮、精力最充沛的时候。

    业余棋手有两人，一人是“四天王”中的村上文祥，村上是日本一家大公司叫“荏原制作所”的一个高级职员，他皮肤黝黑，体躯肥胖。他下的棋和他的体格相似，很有分量。日本业余“四天王”在我国围棋界享有盛名，这次能和他较量一番令人兴奋，当然“天王”可不是好对付的。还有一位是业余五段田冈敬一，他是“朝日新闻”社的围棋记者，有一定的棋艺水平，但在来访的代表团中相对地显得弱一些。于是大家便议论，认为可在田冈身上得几分。

    这个代表团的名单如与1961年日本围棋代表团相比，其实力显然要高出一块。但1961年我们主要依靠老将迎战，事过境迁，这次我们将以10几、20多岁的青年棋手为主力，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变化更大一些。拿我个人来说，1960年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时还是一个刚冒出来的小辈，而如今我已是第一号主力了，自己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几年来和日本棋手的交锋，使我体会到一场场惨败所带来的耻辱和痛苦，这些难以忘怀的隐痛时时在敲打着自己的神经、咬啮着自己的心灵。

    我深知陈毅副总理对围棋手的期望，虽然他对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从不责备一句，反而一直勉励我们。但有时我真想听听他的批评，就像你犯了错误没有听到责备会使你更难过。陈老总也知道我成长了，我从他的眼光中看得出他已不再把我当成一个年幼的孩子了。他每次接见我们，我还是和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总是坐在他的身旁，吃饭时也总是挨着他。但如今我在他身旁已和若干年前完全不同了，那时我只把自己当做一个不太懂事的孩子依偎着老伯伯，而现在我感到自己是陈老总这位元帅、这位司令手下的一员战将、一个士兵，只要他一声令下，我就马上冲杀出去。

    这次客队在我国的比赛路线是由南往北，先在杭州赛两场，然后到上海赛三场，最后的几场都安排在北京。那时和日队比赛的上场名单是赛完一场再排下一场。在赛头一场时谁也不知道下一场该轮到谁，谁都有上场的可能。因此集训队的几十位棋手必须自始至终伴随着客队。

    我是主力队员，按理说第一场应当上。但领队考虑让我头一场先观战，可以摸摸底。这样的安排事后看来效果不错。

    我们和日本职业棋手的比赛除了指导棋外，其余都被让先。比赛场地设在华侨饭店的大厅中，华侨饭店面临景色宜人的西湖，然而两场艰苦的比赛压在我们的心头上，不要说游山玩水了，西湖只要一映入我的眼帘，立即化为一只围棋盘，上面立即会出现我正在思考的棋局。我想，当时我们的棋手恐怕全都有了“点湖成棋”的妙着。

    第一场比赛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我方上场的5个队员都竭尽全力，但先后都陷入苦战。日方的棋手也较认真，就是团长杉内九段轻松自如，他那瘦小的身子坐得很稳，面部毫无表情。他下棋的姿势和一般日本棋手不同，从不使劲打子，总是轻轻地将棋子往盘子一放，又很快地把手缩了回来，好似胳臂上安了根弹簧。只要他的对手落下一子，这根“弹簧”就把棋子迅速地送到棋盘上。杉内九段的棋熟练刁钻，加上他落子神速，使对手往往在精神上先垮了下来，丧失自信。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十一章 五战五胜（1）

    一个人，不管他想走向哪个领域的自由王国，不仅需要拳打脚踢地去拚搏，而且需要沉得下来，用自己的头脑冷静地思索。我在一系列的对局后，尤其是1961年和安藤的比赛以后，深感布局对于发挥水平的作用。虽然我始终认为中盘对围棋的胜负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只有在布局中摆好阵势，取得主动，才能顺利地进行中盘作战。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感到“对角星”1布局较适合自己的棋风。创造对角星布局的是我们的祖先。我国古代下围棋的对局双方必须先放上两个座子，成为双方都是对角星的状态。如此下法较之现在无疑失去很多变化，但如从一个空角上选择一点来说，那星位可以说是效率最高、价值最大的。布局起手占据对角的两个星位，其结构既分离，又呼应，既能取势，又可占实地，而且进能攻，退能守，如此布局加速了步调，丰富了变化，增强了弹性，因此我们的祖先干脆定下规则：4个星位由对局双方以对角星的形式均分。

    “对角星”布局不但有其本身的优点和威力，而且又适合我的棋风，因此多少年来它一直是我下棋时的一种主要布局。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对角星”布局已为大家所熟知，所以我的对手可以轻易地阻止我使用“对角星”。同时我又注意到不少棋手，包括一些水平较高的棋手，在布局方面或多或少被习惯下法，被条条框框所束缚，因此他们的棋变化很少，很多盘棋的布局都大同小异。但我认为棋理是融会贯通的，我们研究布局理论绝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真正通晰棋理，这样下出来的棋就不会像背课本似的那样死板，而会有生气，有性格，有特色。

    我决心研究出一套适合于自己特点的并利于突破的布局，这将是怎样的布局呢?我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积极主动，不落俗套。

    于是我认真研究现代日本的布局，研究中国古谱、日本古谱和日本“新布局”时期的布局，直至研究日本业余棋手的布局。业余棋手的水平自然低于职业棋手，但他们有他们的长处，即他们 下棋没有职业棋手那么大的压力。职业棋手因他们下的每一局棋以至每局棋中的每一着子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准，因此他们往往过于谨慎，缺乏探索和创新的勇气，他们的布局就容易带有保守色彩。而业余棋手无此顾虑，因此敢于探索，敢于下新手。当然，不少新手不见得能成立，但却能给人以启发。我研究的棋谱多了，视野就开阔了。围棋盘实在是个难以想象的广阔的天地!

    我每每半天半天地看着空荡荡的围棋盘或光秃秃的围棋记录纸，那空无一物的棋格上便出现了像万花筒那样变幻无穷的布局。渐渐地，似乎不是我在设计布局，而是布局在设计我、控制我了——我的视像里老是摆脱不开这样那样的布局。不管我干什么，不管是刚走上大街或是刚钻进被窝，那视像的屏幕上早已给我映上了一个空棋盘，我就无法抑制地继续在我视像的棋盘上研究起各种布局。我累坏啦，支撑不了啦，我必须摆脱这只空棋盘!但是这只空棋盘是我的影子，是我的命根子!而且我对于一切见到、想到的有意思的别出心裁的布局，总想在对局中尝试。这种尝试容易使我的对手不快，因为有时我的布局太邪门，对手会感到这是对他的蔑视。我也曾在对局中觉察到对手的不满，心中有些不安，虽然我绝无蔑视对手之意，但我想如果反过来，我处在对手的位置，恐怕也会有同感。然而为了探索棋艺，这也无可奈何。

    我终于找到了我所追求的理想布局——执黑棋采用“对角星”布局，如对手阻止我使用“对角星”布局，则采用“中国流”布局(当时并无“中国流”这个名称)。

    就这样，“中国流”布局产生了。“中国流”布局贯彻了积极主动、不落俗套的指导思想，因此很快在中国、在世界上盛行，最后被日本围棋界称之为“中国流”。

    如今，“中国流”已成为最流行的一种布局，每当我看到“中国流”这3个字时，就感到亲切、自豪，但同时，又感到可悲。

    “中国流”布局的出现及其发展丰富了现代围棋的布局，并推动了积极主动的潮流，这是可喜的。然而在20年前，她还是个婴儿，恐怕在一些人眼里她还是个怪胎。我曾经哺育过她，在她身上花了不少精力和心血，我是多么担心她那小小的生命会夭折，虽然同时我又坚信她会成长的。后来她终于成长了，而且成长的速度令我吃惊。她不像一个正常的孩子那样成长，简直像患了巨人症。虽然这说明她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说明她得到人们真正的认识和重视，但这也反映了围棋界的一大弊病：当一种布局流行之后，很多棋手就会视为圣经，盲目背诵。这种弊病阻碍着围棋事业的发展。20年前我坚持尝试“中国流”布局就是为了同这种弊病作斗争，而如今，人们在下“中国流”时却又恰恰反映出这种弊病。真可悲!就这样，我对“中国流”越来越冷淡、越来越疏远。难道我对这种布局缺乏感情吗?当然不是。但我是不甘心随大流、不甘心受束缚的，我下“中国流”就是为了摆脱束缚，为了创新，岂能到头来反被束缚?我总认为围棋艺术是无止境的，一个棋手，只要他有了一定的水平，只要他真正有志向、有抱负，都应该自己去闯，而不应当老踩着他人的脚印走。虽然闯是艰苦的、要付出代价的，但唯有这样才有乐趣。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流”就不应再使用了，“中国流”同其他布局一样，都有待续实践，继续研究，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但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即我们无论下哪一种布局，都不应盲从，而应当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为了发展、为了突破、为了超越、为了通向围棋艺术的自由王国!

    每一个搞事业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总有最值得怀念、最值得回味的年代。对于我来说，1963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代。在这一年中我的棋艺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果说1959年是我的第一个飞跃，那末1963年就是第二个飞跃。就在这一年中，我和日本围棋代表团比赛取得了全胜的成绩。也是在这一年中，我第一次被周恩来总理接见。20多年前的这些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为准备1963年秋季日本围棋代表团的来访，这一年又举办了一次全国集训。这次集训的规模较1961、1962年都要庞大，老中青三代棋手，能集中的都集中了，连顾水如先生也参加了这次集训。年轻棋手中，像我、吴淞笙、罗建文和沈果孙这么一批已算是老资格了。头一回参加集训的有王汝南、姜国震和黄进先等，济济一堂，好不热闹。通过这次集训，能明显看出年轻棋手的水平已超越老棋手和中年棋手，我和淞笙的实力较突出，受到大家的公认。后生就是可畏，1962年出访日本时淞笙还选不上，同年秋季全国赛中他虽然获第三，但还可能被人认为是交了好运。然而不到1年时间，他已稳稳地坐上第二把交椅。罗建文和沈果孙虽然稍逊于我和淞笙，但已成为二人之下，众人之上的高手了。王汝南当时还较弱，我们训练根据水平分3组，汝南分在第三组。第三组的棋手很少有机会跟我或淞笙下上一局。但1年之后，汝南以谁都意料不到的战绩打进全国前6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