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棋会友

第一个冠军

    我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进入国家队，也能成为一个围棋英雄。

    好运接踵而来，回城后没多久，就听说全国要恢复围棋比赛了。山西省就组织了少年。青年和成年组进行集训，准备参加比赛，鸣久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少年组。眼看没我的份了，谁知这时又成立了儿童组，机会送上了门。

    集训期间，我们可以免费享受一顿晚餐，虽然白馒头只能吃一个，但窝头可以随便吃，这可把我乐坏了，每天都把肚子撑得饱饱地回家。集训结束，杨晋华代表成年，陈惠芳代表青年，鸣久代表少年，我代表儿童，我们组成了山西队去郑州参加全国比赛。

    比赛前，我们去找北京队练兵。我们坐了一个白天的火车，傍晚到了北京。我记得北京队有谭炎午、常征明、张书泰，跟我年龄相近的是一个叫杨靖的小孩。大家就撺掇说，你们两个小孩先下一盘。领队王品璋很严肃地说：“这事很重要啊，你可不能输！”我和杨靖都不敢大意，下得很认真，因而也下得特别慢，下着下着要睡觉了。领队就说，睡觉、睡觉，这棋打挂。当时我还不懂打挂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暂停。因为来的人多，没有那么多床，大家就用两把公园的长椅拼成一张“床”，我和哥哥就挤在这样一张“床”上睡。

    第二天，我们去国家集训队下棋，指导杨晋华的是陈祖德老师，指导我们兄弟俩的是聂卫平老师，他让我五个子，对哥哥是让先倒贴目。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聂卫平老师，“文革”大串联期间，聂卫平老师到太原来过，当时他的朋友张小弟等高于家庭都受到冲击，不便安排，他就住进了市政府招待所，我爸爸那时管市府招待所。聂卫平老师在招待所住了一段日子，经常和杨晋华、鸣久他们下棋。有一天，爸爸说，来一趟也不容易，大家一起照张相片留个纪念吧。于是，聂卫平、张小弟、杨晋华、鸣久他们去照相馆拍照，我也跟着去了。可是拍照片时，他们说我太小了，没资格拍。这张年代久远的照片现在还保留在我们家。

    在国家队，我见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陈祖德、聂卫平、吴淞笙。陈祖德老师那时还挺胖，不大爱说话，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他们下棋时神态专注，我默默地站在一边，觉得他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在做着世界上最高尚的事。我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进入国家队，也能成为一个围棋英雄。

    参加儿童组比赛的有十几个孩子，上午一盘下午一盘，双循环。看见大人下棋时旁边有个钟，我羡慕极了，心想，一边下棋一边按钟，按来按去，那多好玩啊！

    比赛地点是郑州体育馆，在运动员进行曲的音乐中，我们大踏步神气地走进了体育馆。我的第一个对手是张鹏，一走到桌旁，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坐下要下棋。大人告诉我们，现在不能下，要等领导讲完话才能下棋。

    在家里学棋的时候，爸爸就对我们说，现在中国最厉害的是陈祖德，日本原来最厉害的是吴清源，后来吴清源好像是出了车祸，不下棋了。所以，现在日本最厉害的是“板凳”，他下棋就是杀，有断必断。其实爸爸说的是坂田，可我老记不住，说“板凳”我一下就记住了。

    和张鹏下棋时，我也学着“板凳”的样，有断必断，“杀气腾腾”。下到一半时，我居然断得张鹏好几块地方不能活。我正在想接下来他该怎么办，谁知道张鹏马上就认输了。

    旗开得胜，接着我就乘胜追击。第一轮循环下来，我获得全胜，这可是大家来之前没有想到的。这一下我信心大增，把那些小孩都不放在眼里了。骄兵必败，第二轮一开始我就输给了王剑坤和曹大元。我这一输，领队不高兴了，连中饭都不让我好好吃。好多大人也骂我，说本来看你有希望拿冠军的，这下完了。

    我接下来的对手是杨靖，比赛时我特别紧张，老怕输，所以棋也下得不好，没想到最后我居然赢了杨靖一个子。这下我们山西队又高兴了，因为接下来的小棋手似乎都不是太强，我拿冠军的希望很大。我也没辜负大伙的希望，真的拿了儿童组的冠军。拿冠军前，王领队对我说：“如果你拿不到冠军，立刻给我回太原。”我问：“那如果我拿到冠军呢？”领队说：“那你当然跟我们去南京训练。”

    当时，南京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深的印象，那就是南方人太舒服了，因为他们顿顿都能吃到大米。而我们在体委吃得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百分之三十的细粮，所谓细粮就是白面，而剩下的就要吃粗粮和杂粮。

    领队王品璋是上海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因为家庭的原因，他没被重用。王品璋会下国际象棋，曾经以运动员的身份参加过全国比赛。后来他又负责围棋训练，在训练班里挑中了一个女学生陈慧芳，着力培养，想把她送到北京去，当时陈慧芳也确实挺努力的。因为他竭力培养陈慧芳，其他棋手就觉得受到了压制，对他有些看法。

    王品璋老师对我们也特别“狠”，他的绝招是，一到过年就把我们统统撵到南方去下棋。他的理论是，在家过年你们稀里糊涂就把棋荒废了，而去南方，举目无亲，你只有一门心思打谱。我从1974年开始，连续八年没有在家过年。经他这么一逼，大家都格外用功，当然棋也长了不少。

    王品璋老师后来因为搞围棋有功，由市体委的一般职员升为省体委的竞赛处长。再后来，他又任北京棋院的副院长，和其他教练一起培养出了谢军。

    回到太原，因为没有经费，围棋队就解散了。当时队里有一个叫金国苓的北京知青，经常看一本日本死活题书，好像是铃木次郎写的，我就缠着要看。那本书很难，但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为了迎接1974年的全国围棋比赛，围棋队又开始训练了。那时太原又出了一对围棋兄弟，那就是方天丰和方天刚。方天丰后来拿了全国冠军，他年龄和我相仿，但学棋比我晚，所以当时水平和我差许多。王品津老师有一个理论：越是小的孩子就越要送出去学棋，因为在本地有很多玩伴，容易分心。所以王品璋老师想把我们送到当时围棋环境比较好的河南去训练。可是如果让大人送我们去，就要多一个人的费用，王品津老师就要我带方天丰去。我因为去河南比赛过，自以为是闯过江湖的人，就拍着胸膛答应了。

    到了郑州火车站，我们提着几瓶送人的老陈醋傻眼了，居然没人来接我们！一咬牙，我带着方天丰乘上公共汽车，自己摸到了体育馆。那些大人看见我们大吃一惊：“你们怎么自己来了，黄进先老师不是去接你们了吗？”

    受王品璋老师的委托，河南队的老师把我们管得严严的，除了下棋还是下棋。

    在那里，我发现我的眼睛有点问题了。我的视力原来很好，可是有几次下棋累了的时候，我发现棋子虽然还看得清，但变小变远了，可我又不知该怎么跟大人说，因为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接着我又出现了梦游，这些自己解释不清的事，使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

    在河南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围棋赛。当时少年组和儿童组是打团体赛，每队出三人，其中必须有一个女的。我的年龄还是属于儿童组，可是他们把我直接编到少年组，让我和哥哥并肩作战。结果我们俩下得特别好，我哥没输一盘，我只输了两盘。特别高兴的是，我赢了一些年纪比我大的棋手，比如上海的夏胜浩。结果，我们又拿了金牌。

    因为成绩好，我们就底气很足地向领队提出，想留下来观看成人组的比赛。领队同意了，这样我们就和其他一些留下来的少年棋手一起上午训练、比赛，下午观看成人比赛。周六没有比赛时，我们就在成都游玩。我对杜甫草堂和武侯祠的兴趣很大，因为我们家有一套《三国演义》，我很喜欢看，里面的典故知道得不少。现在来到那些故事发生的地方，我特别激动，孔明和张飞仿佛就在我眼前说着那些我背得滚瓜烂熟的话。

    其他省市的小棋手大多是城市里来的，在成都郊外游玩时，很多农作物他们都不认识。我因为有过两年的农村生活，就俨然一个小庄稼汉似地向他们介绍农田里的这个。那个，以至他们都以为我是从农村来的。

    在山坡k看见羊，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放过的羊。我发现，南方的羊和北方的羊不一样，南方的羊胡须长，而北方的羊胡须短。我放的羊每年可以剪三四次羊毛，剪下的羊毛可以卖钱。我养的羊除了爱吃草外，还喜欢吃高粱和玉米。羊角顶人很厉害的，可是它从不真顶主人。有几次，我的羊朝我冲过来，气势汹汹的样子，好像要顶我，着实把我吓一跳。可是羊跑到我面前时，突然更然而止，那副神态好像在说，我是跟你闹着玩的。真逗！

    出来比赛紧张而又开心，可分别就难过了。尤其是我们山西队，经费少，一回去后就解散，大家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第二年有比赛时才能再聚在一起。队里的经费少，我们买不起卧铺，都是坐的硬席。可是因为人多、热闹，大家也不觉得累。有时，我们在车厢里下棋，随着车厢的晃动，轻轻的塑料棋子不时被震落下来，让人有些恼火。我们那时听说，日本有一种磁石棋子，吸着不会掉下，大家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用上那种有磁性的棋子。

以棋会友

江铸久：我的自述

学棋

    大人怕我们惹祸，就让我们在家里下棋。

    我们家算是围棋世家。我爷爷江润甲是个老中医，他一生比较得意的事有三件：中医、围棋和喝茶。20世纪50年代，爷爷的围棋水平在山西是比较高的。来我们家下棋的人很多，所以后来山西围棋的发展应该和他有些关系，因为下围棋的人中很多是他的学生，比如沈果孙七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知不觉学会了下棋。我是1962年出生的，三年后爷爷过世了，如果他能长寿，我应该可以从他那学到很多东西。

    大概是1969年的时候，山西发大水，我家在三圣庵的老房子被冲坏了，于是全家就搬到市政府招待所去住，前后大约住了一年。院子很大，人也很多，其时正值“文革”，外面乱哄哄的，大人怕我们惹祸，就让我们在家里下棋。我爸，还有我们家四个孩子都会下棋。没有棋桌，我们就把饭桌的桌面掀开来，就剩四条桌腿，然后把棋盘直接接上去当桌面，就在上面下棋。当时，太原的很多好手都来大院下棋，我哥哥江鸣久算是下得最好的，还有一位是杨晋华。

    太原的冬天很冷，下棋时坐着不动，就更觉得冷了。可是那时煤少而且贵，家里没有余钱买煤让火整天烧得很旺。但孩子总是有办法的，我们每天上学前先去大院的锅炉房拣没有烧尽的煤渣。放学后，就用这些煤渣取暖，一直下棋下到晚上。因为下棋要数子，所以四五二十、五六三十……这些简单的乘除我还没上小学就会了。

    有一段时间，鸣久被送到北京跟高手高旭光学棋，高旭光是聂卫平同时代的棋手。有一次，爸爸妈妈带着我去北京看鸣久。印象中高旭光家也是个大院，很多人在那儿下棋，我当时剃了个光头，可能样子蛮可爱，谁见了都要摸一下我的光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见到谁都拉着要下一盘，那一天我一共下了二十八盘棋，当然是瞎下。我那天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拆二这一手，可想而知我当时的水平。

    1970年，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下放到太原郊区的清徐县，我们全家也跟着去了。汾河把清徐县分为东西两部分，我们最初去的是东边的一个村庄，叫东木庄，比较穷。太原的围棋高手傅老师一家也下放在那儿，我们两家开始还下下棋，可是村干部对城里来的于部管教很严，说下棋是“四旧”、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套”，我们只好收起了棋盘。之后，我们又搬到了汾河西边的一个叫东高白的村庄。

    在农村的两年，我和哥哥一共也就下了五盘棋。棋虽然没怎么下，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农村生活还是有很多乐趣的。在大人看来很苦的事，在我们孩子眼里却很好玩。我们家的羊归我养，我还养过兔。像其他的农村孩子一样，我经常割草卖钱，有时，我用卖草得来的钱给奶奶买烟抽。在城里的时候，我总觉得没吃饱，因为家里孩子多，一个馍不可能都归一个人，所以妈妈总是把馍切成几片，分着吃。在农村，我反而能吃饱了，因为妈妈是医生，农民病好了以后为了表示感谢，常常会送些吃的给我们。另外农村生活也锻炼了我的胃，长大后我天南海北，漂泊四方，好坏都能吃。更加奇怪的是，在农村呆了两年，回城时我的棋居然长了，很多原来让我七个子的棋伴，这时只能让我三个了。

    1972年底，我们回城了。原以为我们在农村要呆上一辈子，没想到还能回太原，全家都高兴极了，激动的心情不亚于范进中举。

以棋会友

富士通杯、应氏杯、LG杯

    我以前在日本看了六年富士通杯赛，如今能参加，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2000年4月初，我跟曹薰铉老师、李昌镐等棋手一起飞赴日本，铸久也陪我去了。我在日本住了六年，离开以后也先后去了十多次，但这一次去日本意义完全不同于过去，我是去参加富士通杯赛的。我在日本的时候，要读书，要工作，还要看棋，但只要有富士通杯赛，去看富士通总是第一位的。有时，我跟人商谈日程时会说：“对不起那几天有富士通杯赛。”看着我兴奋的样子，人们总是说：“哦，你要去参加比赛啊！”我哪里有资格比赛，只能看。就这样，我在日本看了六年的富士通。这一次去日本，我终于如愿以偿，能下棋比赛了。

    我们在美国的三年，曾经代表美国去韩国参加世界比赛，但富士通的大门一直是对我们关闭的。美国职业围棋协会的负责人、旧金山的棋友，甚至是富士通北美预选赛的承办人都多次向日本方面提出，让江铸久和芮乃伟代表美国参加富士通杯赛，因为他们是美国职业围棋协会的会员。可是我们一直得到这样的答复：江、芮拿的是中国护照，不能代表美国参加比赛。在韩国，这就不成为问题了。实际上在日本棋院的外籍棋手，一直是代表日本参加比赛的。为此，美国职业围棋协会提出了质疑，可是日本棋院总是含糊地应付了事。

    我在韩国获得了国手战的头衔后，自然地就按照韩国的规定，代表韩国棋院参加世界比赛了，但我还是我，我所持的还是中国护照。因此，能去参加富士通杯赛，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在富士通的开幕式上，我见到了吴清源老师。吴老师家的电话都是吴师母接的，所以有什么事一般都是跟吴师母讲。我获得国手战的头衔后，向吴老师报过喜，但没有直接和他通过话。所以这次吴老师看到我非常高兴，一把拉住我，连说：“太好了，太好了！”作为学生，我想，能够让老师高兴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第一次随韩国代表团出访比赛，有很多事看着新鲜，比如吃饭。韩国棋手都是一起吃饭的，先说好个“点”，到时集中一起去吃饭。每个人交两万日元，多退少补，所以我们领到的生活费已经被扣掉了两万。有意思的是，我们同韩国代表团一共在一起吃过两顿晚饭，顿顿是烤肉。要知道，韩国的烤肉很有名，在韩国我们常吃烤肉。到了日本还吃韩国伙食，可能是为了踏实和安心一些。从这些细小的事中，也可以体现出韩国人的团队精神。

    4月的日本鲜花盛开，到处都是花粉。不知为什么，这次我对花粉过敏，症状跟感冒一样，头晕眼花。车敏洙大哥也来了，他是代表美国来参加比赛的。在开幕仪式上，每个棋手都要上台发表感想，车大哥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次比赛，麦克·雷蒙代表日本，我代表美国，而芮乃伟代表韩国，我觉得这样真好，我们整个世界棋坛成了一个大家庭。”我觉得车大哥说得真好。

    第一轮，我执黑赢了彦坂直人九段。我和他曾经在1987年的中日围棋对抗赛上下过棋，自从他拿到头衔后，开始跨人一流棋手的行列。一开始，彦坂就下了几个比较新颖的招法，我在布局上花了不少时间。彦坂下的那几个新颖的变化，好像不成功，但是紧接着，我就下了个缓手。我去二路打吃，拔掉了一个子，那个子价值很小，随后局势就变得难说了。我掏他的空比较成功，但一直到收官我都不觉得乐观，好在终于熬过来了。

    第二轮的对手是小林觉九段。小林觉九段的棋风是属于平衡性的，为人也很平和，获得过日本的棋圣。那时，日本的年轻棋手都称他为“党先生”，我也顺着大家这样叫。虽然我和党先生年龄相仿，但感觉k他是我的师辈。这盘棋我又猜到了黑棋，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弦绷得太紧，有一度不太好，到了中午，黑棋又要围空又要处理孤棋，有些难。但是到下午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黑棋的孤棋和空一下都好了。可能是我下得比较撑，该补的地方也不补，而党先生也没有想出特别好的制裁的方法。到收官时，黑棋获得了优势，后来自己又下得不简明，不应该打劫的地方造出劫来，打了劫以后，劫材等各方面的算路又不精确，最后，这盘棋我是输了。而且最后打劫的时候，我形势判断错误，点目也有问题，等到最后收完时，我居然认为盘面六目是我赢的。最后数出来是盘面四目，我呆住了。这盘棋我有很多机会，但是输了也很正常，因为和一流棋手相比，我的棋确实还有很多欠缺。

    富士通是我到韩国后参加的第一个世界比赛，在那之后，我又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应氏杯。应氏杯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特别希望能打好应氏杯，可是自从第二届应氏杯后，第三、第四届我都是一盘就输掉了。第三届我输给了李昌镐。第四届我第一轮对上的是邵炜刚，猜先我猜对了，选择了黑棋，我一直认为黑棋贴七目半可能是一种比较均衡的规则。布局的时候，我还下出了一点比较新的东西，可是紧接着他来靠压我空的时候，我下得比较轻率，以为可以大举进攻，把他压在底下，没想到他巧妙的一活以后，我立刻就觉得形势不乐观了。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比较大的毛病，不太能忍耐。通过这几盘棋，我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应该多下功夫。虽然棋局一直很紧，黑棋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因为应氏规则比较特殊的是，到了每方用了三个半小时后，再延长每三十五分钟会扣两国，就是罚两点。在双方都快用完三个半小时的时候，我有点发毛，老怕时间过了，这是自己心理状态不够冷静的缘故。邵炜刚就很冷静，他根本就不看钟，只盯着棋盘。在那时候，我又下出了一个败着，等到最后罚点的时候，棋已经是必败无疑了。

    接连两项世界大赛就这样败下阵来，我非常丧气，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一年也没几项世界比赛，我已经输掉了两项。

    6月份，LG杯世界棋王赛在韩国举行。围棋比赛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容易对上的对手老是对上，而有些对手就不容易对上，甚至几年也对不上。在LG杯世界棋王赛上，我第一轮又抽上了小林觉。那盘棋我执白，真是绷足了自己所有的劲，刚开始还难说，紧接着我下了一个疑问手，中午封盘的时候我最糟。下午一开始，小林觉东下一个西下一个，但都没有下到点上，突然就被我扳回来了。到白棋形势有利的时候，就没有太大的风险了，后来我就安全地赢下来了。

    第二轮我又对上了邵炜刚。那盘棋我执黑，一开始就搅在了一起，我又犯了上一次的毛病，他来点我一个拆二的时候，我觉得非要跳出去作战，其实挡住应该说也是一个可以的形势，可我就是忍不住，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毛病。这盘棋下到后半盘，看样子我必败。后来有个地方，我想办法在那儿做劫，在他空里出棋，他也许稍微退让一点就好多了，可是他可能漏算了我一个缓一气劫的变化，所以打劫的时候形势比较乱一些，后来劫材他没有处理好，这盘棋就又被我扳回来了。赢了棋我非常高兴，倒不是我报了仇，而是我可以进入下一轮。我的下一个对手是李世石三段，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年轻棋手，今年在韩国已经有三十二连胜的好成绩，而且八强赛是在巴黎下，那是一个我去了还想去的地方。

以棋会友

获得国手战挑战权

    能在回归棋坛后的八个月内取得如此成绩，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到韩国后觉得日子过得特别快，因为比赛一个接一个地下，平时摆棋好像只摆了一会儿就到晚上了。从早到晚都在棋院，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好多棋来不及看，很多型来不及研究。来韩国后确实下了不少棋，但成绩不是很好，虽然我赢过曹薰铉老师和李昌镐，但很多关键的棋，比如LG杯、三星杯、王位战、名人战都没有打入本赛。可能是我的运气比较好，赢的棋都在一个比赛里，比如国手战，一鼓作气地打上去，成绩不错。

    国手战的预选赛中有一盘棋我对柳才馨。柳才馨也是韩国有希望的年轻棋手，最近刚刚在天元赛八强战中战胜李昌镐。那盘棋我的形势一直不错，可是突然下了一步恶手，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对杀。我九口气，对方八口气，对方看上去怎么都不行了，当时柳才馨有一个妙手，可是他没想出来，在足足想了二十分钟之后，柳才馨突然认输了。复盘时我告诉了柳才馨，他愣住了。那天我看见他跟七八个人讲过：“哎呀，我认输了！哎呀，我怎么就认输了？！”

    之后我又赢了刘昌赫和崔明勋，进入本赛。赢了刘昌赫，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一直认为他的棋特别有力量，有点怕。我以前和他下过快棋，感觉不是他的对手。

    进入本赛后我的第一盘的对手是崔珪(王丙)，他是跟我年龄相仿的中坚棋士，那盘棋我的形势也不是很好，一直到中盘都很难说，我的官子下得不好，在他几乎要赢定的时候，他连续几步没有下好，后来我胜了半目，非常侥幸。

    第二盘的对手是非常年轻的赵汉乘，他也是非常有希望的棋手。最近天才少年李世石势不可挡地三十二连胜，阻止他连胜势头的就是赵汉乘。那盘棋也是一通混战，进入收官时我的优势比较明显，但几步缓手后，我的优势丧失，几乎要输了，后来经过特别顽强的打劫，最后才赢了两目半，赢得非常辛苦。

    第三盘争夺胜者组的决赛权，对手是金承俊，在此之前他把李昌镐打到败者组去了。金承俊会说一些汉语，人缘很好。韩国棋界流行下赌棋，赌注是一万或两万韩币，据说这样可以让棋手专心地下棋。金承俊经常邀请我们和他下快棋，赌注从一万涨到两万，我和铸久加起来和他下了近四五十盘棋，一盘也没赢过。可能是他平时赢我太多了，正式比赛时就有些轻敌。而我则很投入，因为我太想赢他了。那盘棋我赢得不像前面几盘那么艰苦，后来他进了我的大空，我去硬吃他，金承俊可能没有想到我会一开始就动杀机，所以等他意识到时，他的棋已经不容易活了。后来虽然他大龙活了出来，可还是被我把一个大角吃了。

    在韩国下棋，我的心态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以前输了棋感觉就是世界的末日，简直活不下去了，而赢了棋就高兴得有些得意忘形。在经历过那段漫长的想下棋却下不着棋的痛苦日子后，面对胜负，我不再大喜大悲，心情平和了很多。对今天的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下到棋，然后才是赢棋。现在赢棋当然也高兴，输棋也还是难过，但我不会在这上面花太多的时间，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总结经验教训上面。

    还有一点与过去有所不同，以前我输了棋，痛苦得恨不得马上忘掉，最好是没有发生。而现在，输了棋我不回避，一定要找出原因。这一点，我是跟李昌镐学的。在韩国，大家都知道如果李昌镐在重大的比赛中输了棋，那他一定会认真地复盘，大家也都不会走，等着看他复盘。一般来说，比赛结束后，大家都习惯于看输棋的那方愿不愿复盘，赢棋的一方一般是不会起劲地要复盘的。出了对局室，如果有年轻棋手问李昌镐，这里你为什么会这样下？那他也一定会不厌其烦地跟大家再研究。我从李昌镐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输棋后与其让自己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还不如立刻研究败局，找出原因。这样做，睡觉也会踏实些，不像以前输了棋会整晚睡不着。

    2000年1月4日，在国手战中我战胜了李昌镐，获得了国手战的挑战权。我在1月5日的日记里写到：

    昨天，我战胜了李昌镐，获得了国手战的挑战权，挑战我师叔。虽说一心去拼，但真的赢下来了，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有一种狂喜的感觉。执黑布局不太好，中盘出其不意地反击奏效，形势好转并一举成为胜势。不过因为我的错误，对方有两次机会可以赢得对杀。最后能够赢下来是运气好，另外也算是熬住了。十年飘泊，能在回归棋坛后的八个月内取得如此成绩，我自己都感到吃惊。这八个月，与其说是恢复，莫如说是进步了。通过来韩后的比赛和训练，我进步了，究其原因：一是有真正胜负；二是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三是自己还算努力；四是凭了初回归时，那种对棋的渴望所爆发出的气势。希望自己继续努力，能够保持那份对棋的渴求，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成绩。

以棋会友

生活在韩国

    中国大使馆是我们海外游子的心灵依靠。

    到韩国一年多了，我的感觉还和刚回到棋上来时一样，还是那样激动和快乐。我们选择在棋院附近租房住，是为了方便去棋院。如果上午我们去棋院比赛，那还可以节省很多体力和时间，因为汉城的地铁早上很挤，我们担心自己在时间和精力上划不来。

    我们住在十七层高的新楼里，棋院所在的地区在汉城算比较差一点的，开发得不是很好，但我们所在的地方却算是那个区比较好的。我们住在十六楼，站在窗台边上，可以远远地望见汉江。我们住的房屋不像其他房子一样，一间一间的，而是整个一大间，除卫生间外，厨房和卧室是连在一起的，整个家约三十平米。和我们在美国的家相比，汉城的家实在是太小了。用惯了美国的大厨房，在汉城我常常要端着碗找地方放。我们从这个家搬到另一个家，从这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每搬一次家，都要处理掉旧家的家具，同时为新家添置家具。到韩国也是，虽说要花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但我们已经习惯了。在韩国，我们只买了少数必需的家具，即使这样家里也塞得满满的。好在我们不太在家里工作，因为整个白天我们几乎都呆在棋院，棋院也是我们的家。

    刚到韩国时语言不通，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买回来糖或盐，我都要剪开袋子，尝一尝。我们到韩国来是为了下棋，生活上能对付就行。好在铸久对我很照顾，晚上回到家，我总是嚷着累啊累啊，不想做饭，铸久就体谅地带我出去吃。在外面吃饭当然贵，可也没办法，有时实在是太累了。所以刚到韩国的那段时间，我还经常在家烧晚饭，现在除了早餐，我们都是在外面解决吃饭问题。

    问题是我们吃惯了中餐，就是在日本我们也能吃到中餐，甚至连甲鱼也能买到。旧金山就更不用说了，到处都可以看见中餐馆。而在韩国，除了酱油，中国的调味品很难买到。有一次，为了请帮助我们搬家的几个朋友吃饭，我到处买花椒等调料，就是买不到，我只好请中国棋院的朋友带来，这才做出了一桌比较像样的中国菜招待朋友。

    到韩国半年以后，也就是8月份，我父母跟随旅行团到韩国旅游，在汉城呆了一个晚上，妈妈给我带了许多食物，都是些真空包装的鸡鸭鱼肉，让我过足了馋瘾。我妈妈说：“哎呀，乃伟到了韩国，想吃的东西都吃不到了，真可怜！还不如呆在其他地方好，至少能吃到中餐。”不过，我跟妈妈想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韩国最好了，因为有棋下。而且我们也喜欢吃韩国菜，遗憾的是韩国菜的品种太少了，不像我们中国的餐馆，菜单一大串，看得眼花缭乱，韩国的菜单上就那么几样，翻来覆去。虽然我们在饮食上比较马虎，但是到韩国后我居然还胖了三公斤，这大概是心情好的缘故吧。来韩国之前，离开国家队已将近十年，我的体重就没有增长过。可见对我来说，吃的方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情。

    在美国，总能碰到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旧金山。而在韩国的中国人却很少，遇见时大家都很惊讶和高兴。有一次，我们和在韩国做生意的中国人去了中国大使馆，在那儿我们认识了商务处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做其他行业的中国人。这以后我们处得很熟，经常在周末一起聊天、爬山、打网球。打完了球，我们经常会一起到新华社去吃饭，因为记者李保东做得一手好菜。

    在迎接新千年的联欢会上，我们见到了使馆新来的武大伟大使，知道他也很喜欢下围棋，我们立刻觉得亲近了不少。联欢会上大家包饺子、演节目，高兴极了。有个使馆工作人员见到我和铸久这两张生面孔就说：“哟，你们也是北边来的吧？”原来，使馆的很多工作人员都在朝鲜学习过，在韩国初次见面，大家都常问这句话。使馆的办公室主任陆刚在致祝酒辞时特别提到：“我们祝中国棋手芮乃伟在第三盘的决赛中能够打败韩国国手曹薰铉，荣获冠军。”使馆的工作人员孟兵、艾红歌还帮我们联系了韩国的大学，为我们学习韩语提供方便。李保东熬的甲鱼汤非常好喝，大家都说我喝了甲鱼汤就出成绩，因为我第一次喝了保东的甲鱼汤后，就赢了李昌镐。第二次喝保东的甲鱼汤，又赢了曹薰铉这以后，一有大比赛，我就会给保东打电话，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请再给我喝一次甲鱼汤吧。”

    铸久还和武大使还下了一盘棋，铸久让他九个子，旁边不断有人给大使出招。下着下着我暗暗乐了，因为如果铸久真刀真枪地跟武大使干，让他九个子会有些吃紧，可是看见旁边有那么多人帮他出主意，我知道武大使这棋不行了，因为武大使的围棋水平在使馆里算是一流的，其他人还不如他呢，一出主意就乱了。没有架子的武大使有时还会去听别人的，使馆的人海战术本来是想帮大使的，谁知反而帮了倒忙。果然，在大家的“掺糊”下，大使很快就输了。

    我们对武大使说，在这儿我们找到了“组织”。的确，中国大使馆是我们海外游子的心灵依靠。

以棋会友

在韩国下棋

    李昌镐跟我摆了一个多小时的棋，对我来说受益匪浅。

    历尽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又回到了棋士行列，终于又可以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付给围棋了，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安宁和幸福。虽然比赛有赢有输，有欢乐也有痛苦，但即使是输了，还是有棋可下，一想到这点我就很安心。对于一个棋手来说，赢棋是很大的幸福，有棋下则是更大的幸福。那没有棋下，没有比赛，为寻找回归的机会而到处流浪的九年终于成为过去。我们真诚地感谢命运，感谢朋友，特别感谢车敏洙大哥给予我们的无私帮助。可以说，没有朋友们的帮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从我们租的房子走到棋院只要五分钟。每天去棋院上班，早上十点左右出门，晚饭前后回家。如果有大比赛，我们会看到晚上九点左右才回家。只要没有比赛，每一天的生活大致如此。虽然单调，但我们都很满足，也很快乐。每天坐在棋室面对棋盘，也许别人会觉得枯燥，但是我却觉得幸福无比，因为我终于又过上了有棋就够了的生活，而且棋盘上的棋每一天都在变化，那么我的生活每一天也在变化，真是丰富多采。

    到韩国一年多了，一直没有好好学习韩文，主要是因为刚刚回到棋上，全身心地投入，顾不上其他的事。不过毕竟是生活在韩国，周围都是韩国人，不用学也会一点，所以一年多以后的今天，我们已可以用韩语跟棋手谈棋，另外生活用语也会一点了。

    我们的生活圈子很小，除了棋还是棋，看上去很封闭，但我们觉得挺充实的。特别是我们跟韩国的年轻棋手相处得不错，他们单纯、友善，摆棋的热情也很高。有些年轻棋手，像金承俊、李相勋，他们天天来棋院看棋摆棋，安祥永、梁健、金荣三等棋手也经常来。

    韩国棋院的棋士室分两处，一处是年轻棋手的研究室，光线好，基本上禁烟，人多的时候，窗台上都挤满了人。还有一处当然是年纪较大棋手的研究室，按年龄算，我们应该在这个棋室活动。可是我们，还有跟我们同龄的梁宰豪更喜欢跟年轻棋手摆棋，一来这儿的光线好，另外我们可以从年轻棋手那儿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他们身上洋溢出的活力使我们觉得自己也变年轻了。

    李昌镐、刘昌赫也时常到棋室来，他们一来大家都很兴奋。有时我们在棋院的事务室办点事，看见李昌镐我就高兴地对铸久说：“快去，大高手来了！”

    2000年年初的一天，我刚跟黎春华下完棋，一个人在棋室摆棋。不知为什么，那天棋室里就我一个人。这时李昌镐来了，他跟我说：“听说你昨天的棋挺危险的。”我说：“是啊，能不能请你帮我看看。”李昌镐跟我摆了一个多小时的棋，最后结论是，当时觉得危险的时候其实并不危险，而当时觉得不危险的时候其实挺危险的。那一个多小时对我来说受益匪浅。而且李昌镐这样的高手一点都不倔傲，我请他帮我复盘，他一点也不推脱，让人佩服。一直到现在，看见李昌镐、刘昌赫他们来，我还是那样兴奋，期待着能和他们摆摆棋。

    我们发现，韩国棋手都很敬业，每次比赛结束，棋手都要复盘，摆到很晚。正是凭着这种刻苦和团结精神，使得韩国棋手的棋艺突飞猛进。

以棋会友

初到韩国

    从此，我们可以重回我们的职业棋士生活，可以不再流浪。

    1999年4月9日晨六时（韩国时间），我们乘飞机抵达了汉城金浦机场。出关后，叫了一辆出租车，装上我们的四大件、四小件行李，直奔韩国棋院所在的城东区。    离棋院走五分钟路有一家田丰饭店，以前来比赛时，只要是自费，我们都在此下榻。这是这一带较好的一家，但远不算星级。房费是每天四万九千韩元，但我们自第二次入住时饭店便同意将房费降为每天四万韩元。

    到饭店时是八时。服务生说房间要到十点以后才能空出来。于是我们寄存了行李，拿了点钱就到街上去走走。

    虽已4月，仍似残冬，街上冷冷清清的。这次到汉城，感觉和以前来时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周围的一切，而不同的则是自己的心情。但即使是心情，也有点迷迷蒙蒙的。时差加上没有真实感，令人恍恍惚惚。

    十点回饭店，进房放下行李，洗漱一番。下午便又出门去韩国棋院“报到”。

    在三楼的事务室里，当我们站在河勋熙先生面前时，距他打电话告诉我们已将签证寄出的时间恰好为四十八小时。

    国际快递在路上走了十四个小时，而我们去韩国领事馆领签证、去买机票、到登机，用了十六小时，飞了十三小时，余下的五小时则是在汉城度过的。

    常将我俩的这一次改变比喻为“知识青年回城”，即使在知道了韩国棋院已经接纳我们之后，仍是心神不定地盼着签证赶快寄到，盼着出发的那一大快快到来。虽已明知不会有变，但仍然害怕会节外生枝。知识青年若知回城的一天总会到来的话，恐怕更能好好地体会眼前的生活。可是他们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知道！我原本以为这一生再也回不到真正的职业棋手的生活中去了，可我实在不甘心，我不肯放弃。但不放弃又有何用？！住在美国，没有棋的环境，我们即使一年出去参加一两个世界比赛，也只是聊胜于无。我们没有能力去争取好成绩。除了获得两个宝海杯世界女子锦标赛冠军外，几乎回回败战而归。我真的有点熬不下去了……

    1998年11月，韩国棋院召开棋士会，其中有一个议题便是讨论我们的事情。据说，这已是第三次提出来了（前两次都遭到了异议，并未付诸表决即作罢）。

    我们的朋友车敏洙大哥发了言。他呼吁大家将心比心，如果自己被判定此生再不能参加职业赛，而只能以教棋谋生的话，会有些什么感受。针对有人提出的会遭中国棋院的反对的意见，车大哥说：“首先我们要有是非观，如果觉得对的话就应该去做，而不能因为有人反对就放弃。再说这件事中国棋院也已经同意了……”

    车敏洙大哥是中国棋界的老朋友了。在中国围棋最萧条的1994年，他个人出资办了友情杯，目的只有一个：让中国棋手多一点比赛的机会。为了我们在韩国下棋的事，他特意找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老师谈过。陈老师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后来，中国棋院经过研究，作出了不再限制在海外的中国棋手参加别国棋院的比赛的决定。为此，中国棋院还向韩国棋院及日本棋院去过公函，表明了态度。在这点上，我们非常感谢陈老师，感谢中国棋院。

    在韩国棋界，车敏洙大哥与中国棋院的关系亦是众人皆知的，所以他的话很有说服力。再说，几年来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说服大家支持我们。而现在，关键的一刻终于来临了。

    付诸表决。结果是四十五人赞成，十六人反对。韩国棋手们用他们举起的手接纳了我们，给了我们一条新生的道路。

    这是决定我们围棋命运的一刻。从此，我们可以重回我们的职业棋士生活，可以不再流浪。我们从心底里感谢我们的朋友车敏洙大哥，如果没有他的帮助，那么在韩国下棋的事根本不可能，他的大恩我们无以为报。我们也感谢韩国棋士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那么，重归的梦依旧遥遥无期。

    千言万语说不尽我的感激。我们只有努力学习，用最快的速度来填补十年的空白，以回报帮助与支持我们的人们。

    棋士会后，车大哥立即给远在美国旧金山的我们挂了电话。电话是铸久接的，只听见他在笑，一直在笑一直在笑，又不停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喜讯从天而降！我们都高兴得可说是不知如何是好。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竟然就要结束这漫长的等待？竟然，重归就在眼前？！

    车敏洙大哥告诉我们，棋士会虽已通过，但还需要提交理事会讨论，只有理事会也通过了，才能付诸实行，不过“已经百分之九十九没有问题了”。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很担心理事会上会有意外，心里忐忑不安地等着理事会的召开。

    等着等着，忽然有一晚，我已经睡了，铸久接了一个电话后，进卧室告诉我，韩国棋院理事会定于12月10日召开。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一日子。

    又好些天过去了，快11月底了。有一天晚饭后散步时，铸久叹了口气：“唉，也不知理事会什么时候才开，这等待的日子真难熬！”

    “咦？”我大吃一惊，“不是已经定了吗？”

    “什么时候？”他更吃惊。

    “12月10日呀！”

    “谁告诉你的？”

    “你呀！”我提醒铸久。

    “我？什么时候？”铸久完全是一副惊诧不已的神情。

    原来，我竟是做了一个梦，没有电话来过，当然更不存在12月10日这个日子！

    只有再等。

    等待的日子是那样漫长，等待的感觉是那样难熬。

    刚开始的那份高兴劲慢慢地转变成了怀疑，怕这只是一场空欢喜，怕我们的苦难还远未到尽头。在等待中，这件事越来越显得遥远而不真实。

    那真是一个漫长的冬天。

    我们真的害怕呀！怕这整个事情到后来仍是一场梦。我和铸久互相安慰，但心里明白，如果这次仍然不成，那么我们就可能真的永无出头之日了。

    每年2月，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都要举行一次业余围棋赛，冠名为“吴清源杯”。连续好几次想去，均因与宝海杯赛程冲突未能成行。这一次我们两人想，反正等着也是难熬，干脆去换换心情吧。于是在1999年2月生平第一次去了欧洲。结束后铸久先回美国，我便跟着一批朋友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到了非洲的摩洛哥。

    回程从马德里走。在朋友的公寓里，见到了铸久发来的传真：“韩国棋院理事会已通过，老大在找我们。”老大，是我们俩对车敏洙大哥的称呼。

    真可谓“漫卷诗书喜若狂”，那天晚上，我兴奋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害得和我同屋的孔祥明大吃苦头。

    我飞快地赶回美国。铸久告诉我，已经和韩国棋院联系了，棋院说正替我们办工作签证，还需等两周左右。紧接着，铸久开始通知学生，取消去外州的教棋计划，我则忙着打行李，偌大个家，装入行囊的，也就几件衣服而已，别的都先留下。那一阵子，我们的客厅一直堆着装好的箱子，学生来，朋友来，谁看了都知道我们已“整装待发”。不曾想这一“待”，又“待”了四十多天。不过这次不害怕了，知道真的会去了，虽说还没有真实感。

    一直没有真实感，一直到4月9日到了韩国的汉城，一直到20日搬进了自己的家，才真的开始觉得自己会在这儿安定下来，重返职业生涯了。

    9日下午，在韩国棋院三楼的事务室，事业部的河勋熙。郑东焕两位职员给我们介绍了情况（后来都成了好朋友）

    记得先拿到一张所有韩国棋士的名单，共一百三十八名。我和铸久是第十九、第二十个九段，我们的名字后写着“客员棋士”。我们的前面是李昌镐、刘昌赫。

    然后，是一张韩国棋院全年的国内赛事表，比赛名称。规模、赛制、对局费、冠军奖等列得很细，小郑逐一勾出了我们能够参加的项目（如新锐、新人王等项赛事不能参加）。记得共有九项，我因有女子赛，另外加上两项。此外还有LG杯、三星杯等世界赛的国内预选。哇，这么多啊！我的心“咚咚”地直跳，更觉得是在做梦了。

    “好了”，他们合上手中的文件夹说，“就这样吧，两位加油啊！”

    “咦？”怎么就完了？我们互相看看，都觉得奇怪。“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遵守的？”我小心翼翼地用日语问道。心想，初来乍到，还是问清楚点好。

    “什么？”这下轮到他们奇怪了。

    “比如作为棋手，有些什么义务，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铸久再问。

    河先生的中文小郑的日文都说得非常棒，但他们竟然仍是不明白我们问的是什么。经再三解释我们想问的意思，才终于回答了一句：“对局日请不要迟到。”

    其实我们是抱着很强的组织观念，习惯性地想知道：棋院和棋院领导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在韩国的“客员棋士”生活。

以棋会友

欧洲之行

    冬天攀登埃菲尔铁塔，绝对是一件勇敢而浪漫的事。

    1999年2月，我们终于去了欧洲。我们的第一站是巴黎，从机场去巴黎的途中，车开了没多久，我和铸久就面面相觑了，因为沿途我们看见了很多废弃的房屋和工厂，这些落后荒凉的景物似乎都不应该是美丽繁华的巴黎所有的。铸久说：“我怎么觉得好像回到了太原的郊区。”等到车钻入地下，再钻出地面的时候，想象中的巴黎终于风姿绰约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巴黎在我的印象中是美丽而高雅的，可是当我真的见到巴黎时，发现它的美丽和高雅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美得不可思议。

    依靠一本旅游手册，我们在巴黎游玩了三天，罗浮宫、塞那河、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香谢丽舍大街……我们只觉得时间不够用，眼睛不够用，脑子也不够用，要想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巴黎的巴土车窗又高又大，坐在车里看风景是一种享受，而且巴士网密布，在哪儿都能乘上车，很方便。

    埃菲尔铁塔给我以强烈的震撼，站在铁塔的下面，你会被它那种不凡的气势所震慑。我们想到铁塔上去看看，门票要六十法郎，挺贵的，可是既然来了，总要上去。我们决定先绕埃菲尔铁塔一周，把它先看个够再上去。绕着绕着，我们发现从另一个入口进去，只要十五法郎，便宜一大半，问题是要走着上去。我们明白了，另一个入口门票贵，是因为电梯会把你送上去。这还要想吗，我们当然是要走上去，一方面票价便宜，另一方面走上埃菲尔铁塔比乘电梯上埃菲尔铁塔更有意思。

    但是我们疏忽了最重要的一点，在寒冷的冬天，绕着埃菲尔铁塔走上去，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风刮到脸上如刀割，厚厚的冬衣裹在身上，感觉如纸薄。所以根本就不能停下来，否则你就会冷得受不了。这时我们不免要后悔自己的小气和鲁莽，可是当我们看到前后左右有不少人，他们都像我们一样缩着脖子在走，多少有点安慰，想想世界上还真有这么多像我们一样“傻”的人，心头不由便一热，竟觉得寒冷也不再那么可怕了。可以认为，冬天攀登埃菲尔铁塔，绝对是一件勇敢而浪漫的事。

    巴黎也有一个围棋俱乐部，设在一家咖啡馆里。我们站在窗外好奇地往里看，正好里面也有一个中国人在往外看，他一眼就认出我们了。很多人是从因特网上知道我们要来欧洲的。在巴黎能和棋友们相聚，实在是一件开心的事。

    在巴黎的三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紧接着飞往巴塞罗那。参加吴清源杯公开赛的职业棋手有铸久、我和孔祥明，另外还有几个韩国和日本的职业棋手。孔祥明下得很不错，拿了冠军，铸久是第二名。我觉得孔祥明很了不起，她离开棋界的时间比我长，还要抚养一个孩子，不像我有那么多的时间摆棋，特别是她在比赛时还能保持较好的状态，真不容易。

    地中海阳光灿烂，海水碧蓝，小白房点缀山间，童话仙境一般美丽。

    两天的比赛结束后，我们就南下预备去摩洛哥。因为铸久在美国还有事，所以他的计划是从西班牙直接返回美国。禁不住我们的劝诱，他决定在欧洲多耽搁几天，随我们去摩洛哥。除了铸久，我们的旅游签证事先已经办好，但导游说问题不大，他的经验是去摩洛哥的签证比较松，而且似乎到时候钱也能帮上忙。

    入境手续是在船上办理的，摩洛哥的海关官员在一本一本护照上盖章。我们都没有问题，铸久却有问题了。好说歹说，海关关员就是不盖章，导游甚至塞了钱也没有用，无奈铸久只好打道回府。看着铸久乘船返回西班牙，我难过极了。不过，虽然铸久没去成摩洛哥，但摩洛哥的海关官员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他们树立了海关庄严高大的形象。

    据说摩洛哥是北非最安全、最和平的国家，风情独特。但这还不是唯一吸引我的地方，我对摩洛哥的向往跟女作家三毛有关。她笔下的爱情、北非和撒哈拉大沙漠的瑰丽和神秘，令人心驰神往。我很喜欢三毛的作品，甚至只要有人说出三毛作品里的几句话，我马上就能知道这些话出自于三毛的哪篇文章。我曾经非常地迷恋三毛，但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生活经历也会跟三毛有点相似，这个国家住住，那个国家住住，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心也不能安定下来。摩洛哥给了我全新的体验，可惜的是我们的行程里只有城市，没有撒哈拉大沙漠。如果有一天我还能来摩洛哥，我一定要去看看撒哈拉大沙漠。

    在摩洛哥，我整天跟孔祥明在一起，相处得很愉快。虽然我们曾经在国家队里呆了很长时间，但一方面我跟她不是同一代的人，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彼此是竞争对手，所以我们没有很多棋以外的交往，不是特别合拍。在摩洛哥的几天相处中，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很多想法都很接近，很多心情可以理解。敞开心扉，我们都发现：原来我们是朋友。

    回到马德里，铸久来了传真，他告诉了我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韩国棋院理事会通过了接纳我们为韩国棋院客座棋士的提案。美梦成真了，我反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激动得晚上很久都睡不着觉，害得同居一室的孔祥明也没睡好觉。欧洲之行本来就让我大开眼界，再加上在马德里我又听到了如此好的消息，真是锦上添花。总之，欧洲之行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

以棋会友

移居美国

    如果有可能，我们很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多看看这个无限的世界。

    1996年10月，我们移居美国。我在日本生活了六年，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棋书，其中有些棋书非常珍贵，像《道策全集》、全套的《御城棋》等都花了我不少的心血和金钱。因为邮费昂贵，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些书存放在大囗先生家中，一些电器、家具则分送给了在日本留学的朋友。

    去美国前我满怀期待，因为在日本生活了这么些年，有快乐也有艰辛，身心疲惫，况且我一直不太喜欢教棋和下指导棋。我跟铸久讲好，到美国后你去教棋，我就照顾家、研究棋，做一个完整的家庭主妇。

    住惯了日本蜗居似的小房子，一踏入美国的家，我又惊又喜，厅大、卧室大、院子大，总之样样都大。我都不相信我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小心翼翼地东摸摸西碰碰，很不踏实。铸久说：“这是你的家，你怎么这么小心，好像是深入敌后。”房子是我们向银行贷款买下的，分期付款，要还三十年。

    我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所以美国家中后院里的那些果树让我欣喜若狂。其中无花果长得最好，在夏天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开门，就能闻到无花果的甜香，每天都可以采到一小筐。自家院子里长的无花果可比超市里的好多了，又大又圆。在国内，我只吃过切成一丝丝的无花果于，而现在新鲜的无花果多得来不及吃，朋友和学生们也跟着我们享口福。后院里还有桃树、李子树、苹果树、广柑树和小橘子树……其实这都是以前的房主种的，我们仅种了一棵核桃树。这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每天光看看这些果树就已经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了，能不能吃到果子倒不是很重要了。

    在和邻居的院子交接的地方，还有一棵银杏树。我最喜欢银杏树的叶子了，秋天，黄色的银杏树叶纷纷飘落，撒满了院子，是一种凄凉的美。我从来不扫地上的银杏叶，一方面是因为懒，另一方面实在是舍不得。

    院子里当然还有花，玫瑰、天堂鸟、水仙……有花相伴，平凡的日子也会变得美丽。后来铸久的父母来探亲时，还嫌院子里不够热闹，他们开荒种地，种上了豆角、辣椒、大葱和青菜。每次做饭时，我就到院子里摘点菜，这种快乐是在城市里体会不到的。

    院子里还有猫和松鼠，整天跳来跳去，不知在忙些什么。好像它们才是院子的主人，我们到院子里是打搅了它们。

    我在美国的生活比在日本要安定多了，研究棋的时间也比铸久要多很多。外面的事都是铸久在奔波，有的时候他一天要教五六节课，很辛苦。在美国的两年半里，铸久给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有很多时间来看书摆棋。可是我的心还是不能踏实到底，因为没有什么很实在的东西在前面召唤我、激励我。虽然偶尔会有宝海杯世界女子围棋赛之类的比赛，但是太少了。比赛来临时我精神振奋，比赛一结束，我又会无精打采的。

    我在日本的后期，大概是1995年底开始，结识了一位叫古园强的日本实业家。他非常喜欢围棋，曾经举办过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业余比赛，我和孔祥明、张璇等也应邀参加了比赛，是四个职业棋手十秒一步的单淘汰，我拿了第一名，奖金也比较高。后来古园强先生邀请我和一个叫知念卡奥丽的日本年轻女棋手下十番棋，奖金也很高。第一个十番棋我赢了，但我从知念卡奥丽的棋中学到很多东西。我去美国前，古国强先生表示，他还要把这个十番棋办下去，一直办到知念卡奥丽赢了十番棋为止。后来杨嘉源和知念小组结了婚，我真为他们高兴。

    去了美国，就没有什么棋可看可下了。我只好每天跟铸久下来下去，但环境不够好，受到的刺激也不多，当然提高也就不快。这时古园强先生带着知念来美国跟我下第二个十番棋了，这对于无棋可下的我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我们的十番棋无意中也推动了美国的围棋发展，因为古园强先生每次来美国，我们都像过节一样开心。我下棋，铸久讲棋，棋友看棋，旧金山市政府也派人来了解情况。

    一来一回，古园强先生还给我创造了回日本下棋的条件，他把一切都包了，因为我们不富裕，他甚至连铸久的机票也包了。有人说，知念是因为跟我下了十番棋以后棋才上去的，其实不是这样。我和知念下的十番棋，对她来说只是她下棋中的一小部分，可对我来说差不多就是百分之一百了。所以我很感激古园强先生和知念小姐，是他们给了我下棋的机会，使我受到很好的锻炼。其实，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很多人都帮了我们的忙，一些日本的记者也曾经多次写文章为我呼吁。朋友们的友情和帮助，我永远铭记在心。

    第四届宝海杯，因为金融危机决赛推迟到第二年的4月。我担心在美国呆上几个月后，决赛时不在状态，铸久让我回去看棋，在美国的事他全包了。

    我先去日本看棋圣战，在现场看棋收获很大，因为要跟着比赛的进度摆棋。我还去了神户，在结城聪家住了几天，跟关西棋院的一些年轻棋手没日没夜地摆棋，除了睡觉吃饭，一天大概有十四个小时在下棋。然后，我又去东京，在王立诚家下了快棋。在日本棋院，我还请到宫氵尺吾郎先生和我下快棋。之后，我去了北京，跟一些年轻棋手摆棋。就这样，一直到比赛前夕，我才回美国休息了一个星期，然后就去韩国比赛。

    从日本到北京到美国，然后再到韩国，走来走去，看上去很不安定，但我的内心却很快乐，因为虽然我这样跑来跑去下的都不是正式的比赛，但能够每天和职业棋手在一起摆棋，除了棋还是棋，这样的生活我心满意足。当然，这是因为铸久在美国承担了所有的事，我才有可能在外面四处求学。我也很感激王立诚这些棋手，因为他们跟我下这些非正式的棋对他们没什么帮助，但对我的帮助就太大了。我非常感激那些棋手朋友们，因而也就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不管我流浪到哪儿，都有朋友们愿意跟我摆棋。

    我在美国的生活总的来说是很清闲的。我们俩经常一起去买菜，把一星期的菜都买回来，放在冰箱里。美国的冰箱特别大，可以说是我在日本的冰箱的两倍。其他的家务活不多也不重，空闲时就摆摆棋。我们经常请朋友来吃饭，像美国应氏围棋基金会的主席布朗先生。如果我们要商量事，他总是说，下午五点三十分到你们家。因为他知道事后一定会有一顿好饭。后来其他一些美国朋友也跟布朗先生学，商量事时总是把地点定在我们家，时间是下午五点三十分。

    有一年，我爸爸妈妈到美国探亲，那我就更舒服了，连饭都不要烧。能跟父母同住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得的，是一种幸福。因为我们从小就出门在外，过集体生活，长大以后就很少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出国多年，和家人见面都很难，所以父母能和我们同住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

    那一年，我们双方的父母一起到美国探亲。早上，我们各做各的事，铸久的父母整理院子，我妈妈管做饭；我爸爸则替我们处理来信。下午，四位长者就打打麻将，聊聊天，笑声不断。就这样，我们整天沉浸在大家庭的热闹和温馨中，忘记了生活中的一些不快和遗憾。

    我们带父母四处游玩，还计划了一次远征，开了一辆小型旅行车，铸久和我轮流开车，我们去了大峡谷、拉斯维加斯等旅游胜地。父母亲虽然年纪都很大了，但身体还可以，累是累些，但身体还吃得消。我的父母在美国呆了四个月，铸久的父母则呆了一年，因为少了麻将对手，他们就经常去老人中心玩，到处走动，过得也很快乐。我特别佩服他们的是，虽然我会开车，但美国的很多地方都没去过，可是他们买张老人月票挂在脖子上，就大着胆子到处跑，游览了美国的许多地方。看见长辈能玩得开心吃得开心，我们做小辈的也很开心，觉得多少尽了一点孝心。

    到美国不久，我就学会开车，并通过考试领到了驾驶执照。我学会开车，完全是铸久手把手教出来的。车是会开了，但我不太认路，除了购物，一般我不常开车。1998年，铸久随旧金山市代表团访问上海，可是他的围棋课不能停，于是我就代替他去给学生上课。围棋学校离我们家不远，可是我每次走的都是不同的线路。其实在地图上我已经标好了路线，可是真的走起来，我不是早拐弯就是晚拐弯。看来在这方面，我的智商还真有点不够高。

    我喜欢开车去旅行，不管是在沙漠，还是在平原，还是在崎岖的山路，沿着公路一路开下去，似乎要开到大的尽头。大地合一，人是如此的渺小，但感觉却非常畅快。和铸久一样，我也喜欢开快车，而铸久在水平高了以后反而比较小心。车开快了，警察会给开单子。我们的经验是，如果限速是六十五迈，那一般不要超过七十。在一些地荒人少的地方，限速是七十五迈，那开到八十多一点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开快车的感觉挺好，风驰电掣。我们都喜欢旅行，人活一世，所闻所见有限，如果有可能，我们很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多看看这个无限的世界。

    刚到美国时，铸久的学生多是美国成人，后来他开始教小孩下棋，班越开越多，有些忙不过来，我们就考虑让两位父亲代教一些课，因为他们都懂棋，我们下的第一步棋都是父亲教的。我们担心铸久的父亲没有教小孩的经验，午饭后就让他先讲给我们听一听，铸久的教棋经验很丰富，不时地指点一下。我父亲则是另外一个特色，我看过他的教案，密密麻麻的，极认真。他教过的一个小孩后来在一次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说总算没有误人子弟。

    1998年9月，我的父母又一次来到美国，本来他们是打算长住的，可是住到第二年的春节，他们就回上海了。因为那时我们去韩国的事有眉目了，正在等待签证。和父母在一起的幸福日子，又是这样匆匆忙忙地过去了。

    在美国，对我来说还有一件大事。1998年的9月5日，我的眼睛做了激光手术，从此我摘掉了戴了二十多年的近视眼镜。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戴眼镜，因为从小就戴上了眼镜，而且镜片越来越厚，没少被小朋友嘲笑。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这种与众不同不是来自于优越，而是自卑。眼镜的度数在不断加深，我的自卑也在加深，后来两只眼睛都有一千多度，离开眼镜我就什么都不能干了。有几次运动时我的眼镜不小心摔碎了，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世界的末日。另外，厚厚的眼镜压在我的鼻梁上，不堪重负。紧张的比赛一结束，我就头痛欲裂，眼珠都要弹出来了。在国家队时，我曾经在日记中写到：如果哪一天我能摘下眼镜，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眼睛做好手术，我有一种重见天日的感觉，以前依靠眼镜我也能看清这个世界，但那是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现在通过自己的眼睛，我就能清楚地看这个世界了，我看见，每一片树叶都像被水洗过似的干净嫩绿。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这以后我去日本，很多老朋友一下都没认出我。后来小林光一也做了手术，他还说，做了手术以后成绩特别好。

    我做了手术，似乎好运也来了。1998年11月，车敏洙大哥告诉我，韩国棋院棋士会投票通过，同意我们去韩国任客座棋士，参加职业比赛，这就意味着我们又有可能重新回到职业棋手的行列。我们接下来要担心的是，这个提案理事会能不能通过？眼看多年的梦想就要成真了，我拼命压制住自己乱跳的心，不敢太激动。我真怕节外生枝，再一次从云端跌到地面。我们只能等待，那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漫长，等待“判决”的日子实在难熬，我们就决定出去散散心，到欧洲去旅行。再说，如果我们真去了韩国，恐怕就没有很多时间能四处走动。

    我们决定先去西班牙，那儿正好有一个吴清源杯围棋公开赛，吴清源老师的经纪人寺本忍先生跟那儿的联系很密切，他们曾经多次邀请我们去西班牙比赛。以前因为我要参加宝海杯比赛，没有去成，这次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的。铸久因为在美国还有一些事，打算比赛一结束就回美国，而我的欧洲之旅还包括摩洛哥，所以我又办了去摩洛哥的旅游签证。

以棋会友

心愿

    我想着，在门外，铸久将我抱起来，走进门去……

    做女孩的时候，和其他很多女孩一样，对自己的将来，特别是结婚的情景，作过种种的设想。

    盛大的婚宴，洁白的婚纱，还有蜜月旅行，对这些我倒不十分向往，令我感兴趣的是一些地方要彩礼的风俗。

    很想替辛苦养大我的父母亲多“赚”上几文，也可乘机看看铸久为了我究竟肯花多大的代价，岂不一举两得？再仔细想想，却又为数额犯难，因为如果要少了会产生将自己低价出售的屈辱感，而要多了呢，又怕吓跑我千辛万苦觅得的夫婿。

    想来想去还是死了这个心吧，也好显得清高一点。

    物质的要求既然放弃，那就只有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了。

    想着走近一间屋子，小小的，亮着暖暖的灯。在门外，铸久将我抱起来，走进门去……“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结婚的时候，我在日本，铸久在美国，只是在同一张表格上，各自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章，再送到有关机构，在法律上我已经做了铸久的妻。

    不能见面，自然不会有婚礼、婚纱之类，当然也就谈不上拥有我们共同的家。

    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了一年之后，丈夫铸久能来日本。机场上接到既熟悉又陌生的他，带回到我住的小屋。

    小屋自然也亮着暖暖的灯，可是，我已经从这个门槛进进出出快一年了，总不好叫初来的铸久抱我进去吧。不过那时并不着急，想以后还会有机会的，不成我可以去他那儿嘛！

    机会不久就来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小城区，我们的车在暮色中到达了铸久的住处。眼看可实现我的心愿了，谁知从旁边一辆车上下来一个分租的房客，也是中国人，于是互相介绍了，一起向门口走去。

    呜呼！

    又过了一年半，由于铸久的工作也转到了日本，我们的小屋就觉得太小了，于是决定搬家。看了几处房子，定下了其中的一处，在搬进去前，两个人又去看了一处。

    搬家时会有很多朋友来帮忙，因此，实现心愿已是成败在此一举了。一路走，一路想着该说了该说了，就这样走到了门口。脱鞋时仍在拼命地想。这时，毫不知情的铸久在后面催起来：“走啊！愣什么啊？！”心一慌，脚便踏了下来，待回过神来，人已经站在屋子当中了。

    完了，最后的机会也失之交臂。后来想想自己也感到纳闷，对铸久无所不言的我，怎么就不早点跟他说好呢？也许，期待越是强烈，就越是不容易说出口来？

    虽然没能由铸久抱进我们的新家，但我们的婚姻生活也并没有因此而变得不幸福。高飞的鸟儿在围城里安安稳稳地做起了主妇，日子过得平凡而忙碌。闲时又想，待我们携手同行数十年后，或许有一天我将由铸久来抱出我们共同的家。这就算是我自己对幸福的一种诠释以及那小小心愿的延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