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棋会友

初到美国

    棋友是我的衣食父母，我的上帝，我盼望他们能天天跟我下棋，人数越多越好。

    1990年8月20日，我从北京去了美国。行李很重，装了满满两辆行李车，里面大多是棋盘、棋子和棋书。去美国前，忙乱了一阵。上了天，坐在飞机上，我才有时间静下心来认真地考虑前途，到了美国该怎么办？想来想去，想不出很细的章法，一点方向也没有。1986年我出访过美国，但那只是点到为止，对美国没什么具体的印象。想来想去，连会遇到什么具体的困难都想不出，大概也就是英文不行，靠教棋能不能生存之类的。后来干脆就不想了，到了美国再说，只要能吃苦，到哪儿都行。

    因为时差，到了旧金山还是1990年的8月20日。雾中的旧金山看上去朦朦胧胧的，一如我的心情。排队进关的人很多，我扶着两辆行李车，不知该怎么办。周围的人都很忙，看样子不会帮我什么。一急之下，我就找到了中国民航的人，说我是中国运动员，东西太多，又不懂英语，需要帮助。中国民航的先生知道我是围棋队的江铸久后，非常客气，帮助我顺利进关。

    出了关，见到了来接我的北京小伙韩越。车开出机场，天变好了，我心想，旧金山的天真好。住下来以后才知道，旧金山的好天实在不多。到我住的地方，出租车费连小费共花了五十美元，真贵。我当时带去的一共不到四千美元，都是在国内时攒下的。

    我住的房子是车库改建的，半地下，面积和宾馆的标准房差不多大。过道暗暗的，越往里走越凉，而外面正是夏天的中午。

    我租的房子水电全包三百九十美元一个月，接下来还有吃饭等日常开销。另外，在国内时我吃住在运动队，不会做菜。临去美国前，我临阵磨刀，跟家人学了几个最简单的菜，比如西红柿炒鸡蛋。有个朋友告诉我，他经常吃方便面，我一听放心了，我喜欢吃面。后来我就经常买一大箱方便面回来，往里打两个鸡蛋就行了。另外，有一些日常用的东西我没从国内带来，比如被褥。跑到商店一看，要五六十美元一条，实在太贵了。正好乃伟的父亲一个月后要来美国出差，我就请他从国内给我带被子来。

    吃住安定下来，生存问题立即摆在面前。我急着跟旧金山的围棋协会联系，看看能不能教棋谋生。然后看收入的多少，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美国围棋协会的组织比较松散，是由一批围棋爱好者组成的。比赛是根据人数的多少租借场地，费用由会员平摊，没什么赢利。不像现在，全美围棋大会组织的比赛已能赢利了。

    旧金山围棋俱乐部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他们的活动场地是个废弃的歌剧院，租金很低。给我发邀请信的是旧金山围棋俱乐部的主席布朗先生，1986年访美时我们认识的。他认为请一个职业棋手来教棋，可以增加俱乐部的吸引力。他说，学棋的人每个人每次交十美元，学费都归你。我想想还可以，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吧，以后看着办。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旧金山围棋俱乐部，1986年访美的时候曾经去过，但只是看看而已，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我在美国的生活和它密切相关，它是我的饭碗。

    踩着“吱吱”响的楼梯，我边走边想，原来美国不全是高楼大厦，也有这么破旧的房子。大厅里有二三十个棋友，他们当中有银行职员、大学教师、律师……我一看，稍微放下了些心，人数不算太少。我留意了一下墙上挂的一块板，上面有一百多个名字，看样子会员不少，这样我就可以多赚些钱。可是他们告诉我，曾经有过这么一百多名会员，平时最多也就三四十个。我的心一下就凉了许多。

    跟棋友下棋不累，讲棋很累，因为我的英文不行。问题是这样的活动是否能经常举行，如果能保证每周一次，那我的收入也不过四百美元，正好抵我的房租。以前也曾经有一些职业棋手来旧金山俱乐部下过指导棋，如坂田荣男、小林千寿等，但他们是不定期的，并不以此谋生。我现在收的指导费，就是延续他们的标准。

    俱乐部的组织形式是这样的，主席下面有个五人管理委员会，其中有个叫马丁·李的成员自称是国民党将军的后代，是从中国台湾去的，说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我对俱乐部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说不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我最担心的是收入，如果每周教一次棋都不能保证，那我的生活真是成问题了。马丁·李帮我联系了伯克利，那里的俱乐部也有兴趣让我去教棋。
   
    我去了伯克利俱乐部，那儿的棋友人数和旧金山差不多，但里面的一些人让我有些尴尬，因为他们也是旧金山俱乐部的会员。俱乐部不同，但问题是同样的，那就是能不能保证固定教棋，保证有那么多会员。问下来，连每两周一次都不能保证。我当时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自己所处的位置完全倒了个个儿。以前，我从来不需要考虑生计问题，一切都由国家养着。即使是去下指导棋，迎接我的都是笑脸和掌声，我想的只是快点下完棋，完成任务。而现在，这些棋友是我的衣食父母，我的上帝，我盼望他们能天天跟我下棋，人数越多越好。

    我第三次去旧金山俱乐部时，一共只有八个人。签到的只有五个，另外三个平时几乎不来，是俱乐部临时拉他们来凑数的。看样子，刚开始很多棋友是来凑个热闹的。这样下去不行，生活要没保障了。不过，我还不是特别着急。因为我知道在洛杉矶，还有很多中国棋友。那里的棋社负责人彼得·张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欢迎，我可以找些人跟你学下棋，每个月一两千美元的收入应该没问题。”另外，我知道在洛杉矶的中国棋手杨以伦靠教棋生活得不错。所以旧金山的状况再怎么样，我还是有后路可走。要知道，美国是饿不死肯做事的人。

    朋友老唐在旧金山机场旁边的一家赌场做副老板，他带我去玩过。赌场很热闹，服务员看上去收入挺高，小费收入也不少，据说没准每月可拿四千美元左右。于是我就动过脑筋，想暂时去赌场工作。老唐对我说，你就断了这个念头吧，这绝不是个好职业，唯一的好处就是收入高。我当时听了稍微有点不快，心想，我现在缺的就是钱。再说，我觉得让我学坏也不容易。

    同住的朋友詹永仁对我说：“老店一定有他的切身体会，听他的没错。美国的确有不同的生存之道，但你总得一步步走。第一，语言要过关；第二，要解决你的身份问题。忙，我帮不了你多少，但我可以帮你少走点弯路。”我后来才发现，詹兄的确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指点。

    我当时把带来的美金都放在身边，詹兄让我到银行去开户，说这样做事方便些，而且还有利息。我们一起到马路对面的商店去买东西，我想走没有红绿灯的人行道，觉得这样方便些，而詹兄则一定要走有红绿灯的人行道。詹尼说：“你现在没有开车，如果你开车你就会知道，一时发愣会导致踩错油门和刹车，一次错误可以使你丧失生命。你不想走有红绿灯的人行道是你的事，我是一定要走的。在美国，你乱扔垃圾、乱停车可能没人来管你，但他一旦来管你了，那你就犯法了。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些细节，对你的生活有好处。”刚开始我还不以为然，觉得未兔太婆婆妈妈了点。后来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从这些生活细节着手，对适应美国的生活大有益处。

    詹兄告诉我：“洛杉矶棋社类似于台北的棋社，里面卖茶水和小吃，可以打牌和赌棋，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定的人，就有一定的市场。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么四五十个人喜欢这个地方，那棋社就开得起来，房租就交得出来，也请得到老师。而且去那的人，大都是喜欢下下小彩棋，对专业下棋兴趣不大。”詹兄其实是在暗示我，洛杉矶棋社里的人下棋是喜欢的，学棋不是很喜欢的。当时思想简单的我没有真正明白他的意思，我还是带着我的普及围棋的理想和以棋谋生的想法去了洛杉矶。

    老店和韩越陪我去洛杉矶，詹兄那时正好也在洛杉矶。我当时穿着中国排球队的服装，我自己一点也没意识到什么，反正拿了就穿。事后有人告诉我，一看我的衣服就知道我是刚从中国来的，老土。

    洛杉矶棋社的负责人彼得·张跟我说，杨以伦不在这儿教棋，所以你应该有市场。如果有一个人跟你学棋，那你就有一百多美元的收入，有十个人的话，当然也就有一千多美元的收入。他当场就问周围的人：“如果江铸久来教棋你们愿不愿学？”没有人说话。他又问：“你们只要出一二百美元，就能请到江铸久这样的高手来教棋，你们还不乐意？”还是没人说话，我有点尴尬。这时，老唐突然开口了：“铸久，天黑了，我们去吃饭吧。”

    吃饭时我问老唐，彼得·张的话听上去怪怪的，是什么意思？老唐说：“他的话我不乐意听。他的意思就是，你的面子我给你了，但答应你的事我没法做。他如果有心帮你，应该早就问过人了。你来了才问，说明他根本就没把你的事、你这人放在心上。彼得·张可能只想维持棋社的现状，而不是真正地办一个专业棋社。杨以伦不在这儿教棋，可能就有这个原因。”顿时，我的梦破灭了，理想中的一千美元飞走了。面对眼前的美味佳肴，我没有了胃口。其他人也不是很愉快，大家大老远地跑来，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朋友们帮我分析，如果教真正的老美也许有戏，因为他们是把围棋当做一种学问来学，而不是消遣。因为一些美国棋友认为，围棋能训练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他们还认为，围棋和编电脑程序有点类似，看上去很简单的东西却有无穷的变化。所以他们跟你学，就会一直跟下去。

    老唐还说：“铸久，你注意到没有，前一段时间我经常带你去一些高级餐馆吃饭。”我不好意思地说：“让你破费了。”老唐说：“不是这个意思。餐馆里的那些端盘子的服务员，工资加小费一个月也有三千多美元。”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教棋眼巴巴地等学生上门，也就一千美元左右的收入，而那些服务员只要服务好，就有那么多的收入。老唐又对我说，“所以，只要你肯放下架子，肯吃苦，你也可以有这样的收入。当务之急，你赶紧学英语。”

    权衡之下，我决定回旧金山教美国人下棋，那样学生可能会越来越多。而且我比较欣赏美国人的学习态度，他们是把围棋当成一门学问，而不是像某些亚洲人那样，学几招用来博彩。

    我知道韩国棋手车敏洙也在洛杉矶教棋。他们告诉我，车敏洙的确也在教棋，而且收费低廉。但他并非以此谋生，他同时还是一个牌手，而且还开了家酒店。我这才知道，原来职业棋手并不只是靠教棋这一门行当来赚钱的。

    詹兄和老唐都来自台湾地区，是好朋友。他们的个子都挺高，可是两人站在一起特别逗。因为詹兄胖，肚子很大；老唐则很瘦，很精干，穿上西服看上去像一个律师。他们两人对我的影响很大。

    詹兄留在洛杉矶，我们回到旧金山后，韩越去中国做生意了，老唐继续在他的赌场上班。我在俱乐部教棋，下车轮战，好歹也有一些收入。加上我从国内带去的美元，我算了一下，撑半年应该没问题。

以棋会友

中日擂台赛

    我感谢擂台赛，它使我有机会为我的祖国做了一点事。

    1984年，一些队员去参加访日比赛了，没去的队员就悠闲了许多。想象着队友们在日本比赛的情景，我的心充满了惆怅。谁知好消息悄然而至，一天，郝克强老师对我说：“江铸久，你好好加油吧，我们正在筹备中日围棋擂台赛。”这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在第一届擂台赛的开幕式上后，第一战中方先锋汪见虹输给了依田纪基，接着就该我上了。我收集了很多依田的棋，一门心思看棋打谱。

    轮到我执白，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要让依田一下就把我击垮，因为依田的棋非常锐利，要想法先耗着，然后再寻找机会。我的布局稍微亏了，但总的来说还算势均力敌。熬到最后，依田没有下出特别好的棋，局势开始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眼看胜利在望，我反倒开始紧张了，就怕一疏忽把棋断送了。我几次去卫生间用冷水洗脸，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最后，我赢了依田一又四分之一子。我太高兴了，因为这种比赛能赢下一盘就很好了。其实，我只是发挥得还可以，主要是依田的失误多了点，他的攻击有时过火了。下一盘，我将迎战小林觉。

    紧接着我又去桂林参加了新体育杯，我下得非常糟糕。当时以为自己不在状态，其实还是水平问题，深一脚浅一脚的老毛病又犯了，经常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兵，把缺点都暴露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全国个人赛。为了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我没有跟队里一起走，而是去了衡山。一个人在山道上边走边想，脑子似乎清醒了不少。

    第二天早晨，我遇见了湖南省地质队的几个工程师，几句话聊下来，彼此有了好感，他们知道我是北京来的运动员，我也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兴趣。他们正准备去界碑看矿，我也想跟着去长长见识，于是就退了房，上了他们的吉普车。

    途中，我随工程师们去了一个勘探小队。工人们羡慕地说：“你这么年轻就在中央工作，真了不起。”我说：“我哪是什么中央来的，不过是个运动员而已。”将近中午，一条蛇好像是知道人们要吃饭了似地主动送上了门，工人们打死了蛇，用它做午餐肉。

    吃饭了，每个人一钵饭，一罐菜。看着那一罐菜，我傻眼了，所谓的菜其实就是辣椒，里面几乎找不到什么肉。我吃了一口辣椒，立刻头上冒汗，嘴里好像着了火，没办法只好使劲往嘴里塞饭。辣椒没吃几口，一钵饭倒是都吃光了。剩下的辣椒我分给了工人们，他们一个劲地谢我。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辣椒饭，我觉得地质工人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工人们却告诉我：“今天还算是吃得好的，因为省里和中央都来了人，平时的辣椒里可没今天这么多的油水和肉。”我这才明白，当工人们发现那条蛇时为什么那么激动。

    那顿饭吃得我感慨万分，我们平时吃得稍微不称心就要抱怨，嫌工资不够高也要抱怨，下棋输了就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和这些四海为家的地质工人们比，他们的苦才是真正的苦。

    回去的路上，我和工程师们谈了自己的看法，可是他们说，你刚才见到的地质队还算是条件好的，至少他们是住在宿舍里。更多的地质队是居无定所，餐风露宿。衡山之游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原来总是抱怨下棋如何如何苦，从那以后，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最多也就是说说输棋后的痛苦。

    下午，我随着工程师们往衡阳赶，心情就没有上午那么轻松了，沉甸甸的，心想：这世界上不容易的事和不容易的人还真是挺多的。

    在广州的个人赛上，我的成绩是第十五名，尽管我很想下好棋，可就是事与愿违，问题还是实力不够，唯一的安慰就是我把每一个对手都看成是小林觉。成绩不好，大家都对我接下来的擂台赛表示担忧。

    郝克强老师送我上飞机，他问我感想如何，我的回答是：“撞沉吉野。”我很喜欢电影《甲午海战》，就引用了海军将领邓世昌的话来表示自己的决心。我还对郝克强老师说：“下一次你也到机场送我。”意思就是我会连赢的，不知道当时郝克强老师是怎么想的，是看我很自信，还是不自量力。
   
    我和小林觉的比赛被安排在箱根的石叶亭旅馆，日本棋坛很多重要的比赛如本因坊战就是在那儿举行的。那盘棋我执黑下得比较顺利，几块棋缠绕下来，我占了便宜，最终我赢了小林觉。

    下一场比赛的地点是东京的银座，对手是淡路修三。在东京，我联系到了好朋友、原北京围棋队的常征明，那时他正在日本学习证券，后来他当上了中信公司的领导。跟常征明有关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个叫生方文司的日本业余棋手正在跟山西搞体育交流活动，他说：“江铸久，你这么年轻又会日语，为什么不到日本棋院来留学？”听上去主意不错，但知道真要办起来会相当麻烦。生方文司就说，“我可以帮你试试看，有事我可以和你在日本的朋友常征明联系。”

    到了比赛场地，我就暗暗叫苦。因为对局室不是一间单独的房间，而是一间很大的房间，仅为擂台赛而临时布置了一下，把房间分隔成对局室和研究室两部分，这样我和淡路下棋时就会受到干扰。开始我还很担心，在这样的环境里下棋，可能会影响自己水平的发挥。但很快我就平静了下来，并不是我一个人受到干扰，淡路也同样受到干扰，而且我的日语有限，他受到的干扰应该比我还大。

    那盘棋我下得很苦，淡路的水平确实不错，而且那段时间他的竞技状态很不错，成绩也很好。比赛每方三个半小时，我开始读秒时，淡路才用了一小时五十分。可是如果有棋运的话，它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地方。我的形势不好，淡路就想一棍子把我闷死，而越是想把我闷死就越是闷不死，淡路急了，他越是有时间长考就越是想不出好棋。如果换一个水平更高的棋手，或者心态更好一些的，那我可能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淡路选择的路是全面围杀我，通常读秒的时候我会下得不好，偏偏那一盘我错得很少。我在逃大龙时，还处处给他出难题，为了解决我出的难题，他消耗了不少时间。淡路进入读秒后开始慌了，嘴里不时念叨着什么，我听到有傻瓜之类的词。不管怎么样，最后我赢了淡路。

    下一个比赛的对手是片冈聪，比赛地点是在上海。那时上海正好有个小范围的名人赛，名单里没有我。擂台赛连赢了几场，我士气正旺，底气很足，就向队领导打听，名人赛的标准是什么？擂台赛的成绩算不算？领导回答我，名单是早就定下的，因为那时还没有打擂台赛。

    比赛时，我和钱宇平住一屋，一般人们外出总是喜欢轻装，东西越少越好，可是钱宇平那时总带着一对哑铃锻炼身体。比赛前我的神经绷得很紧，早早就睡了，迷糊中隐约知道钱宇平回来了，可过一会又没有动静了。我当时是朝着墙睡的，无意中睁开眼吓了一跳，墙上可以看到有一对哑铃晃来晃去。我知道是钱宇平在举哑铃锻炼身体，可是赛前我太紧张，神经过敏地以为哑铃就在我的头上晃动，唯恐钱宇平万一举不动，手一松，哑铃掉下来砸在我身上，那我就不能比赛。就这样杞人忧天，我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在和片冈聪的那盘棋中，一上来的那个大型定式我研究得不深，所以布局时就有些吃亏。中盘后我开始扳回来了，后面的攻击我还是比较凶狠的。这样我不但扭转了局势，我的空围得还挺大，片冈聪没办法，只好把他薄的地方硬撑了一大块空。到底要不要打进他的空？最后我还是打了进去，一锤定输赢。

    比赛结束后我们去了长江剧场，曹志林老师正在讲棋。看见我们，棋友们“呼啦”拥上前来要求握手签名，我只觉得很多笔在眼前戳来戳去，好像还挺危险的，保安及时将我们带了出去。远远地看着长江剧场，门口还围了一大群人，我的心头热热的，其实我很想给棋友签名，可是当时的情景容不得我那样做。很感激棋友们对我的热情和鼓励。

    赛后，我陪片冈聪一行乘船游览黄浦江。酒卷忠雄先生说：“日本棋院这两天就要讨论你来日本棋院留学的事。”片冈聪说：“那真要这样就好了，我们可以经常在日本下棋了。”船上安排了娱乐节目，酒卷忠雄先生津津有味地看着变魔术。片冈聪有点不耐烦了，他告诉我，他这已经是第三次游览黄浦江了，因为每次到上海，主人都是安排游览黄浦江，而且船上的娱乐节目几乎没变过。

    赢了片冈聪后，邱百瑞老师问我，能不能跟常昊下一盘，他进步很快。我不记得是让四个子还是几个子，常昊下得特本手，特坚实，我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就输给他了。常昊那时就给我留下了挺厉害的印象。

    当时曹志林老师主持的《围棋月刊》专门出了号外，并联系了一家洗衣机厂赞助，这家厂后来发展成为申花集团，是申花足球队的赞助商。曹老师说：“江铸久，你好好下。如果你赢了，厂方答应赞助你一台洗衣机。”我听了很高兴，因为当时洗衣机算高档紧俏商品，如果我拿这台洗衣机孝敬父母，他们一定很高兴。

    我如愿以偿赢了比赛，在庆祝晚宴上，曹老师把我引见给洗衣机厂的老总，老总答应把洗衣机寄到太原去。回北京几个月后，家人告诉我，洗衣机没有寄到家里。我有点尴尬，觉得好像给父母吃了个空心汤圆。后来有一次遇到曹老师，问起这件事，曹老师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会事，看来厂里是赖掉了。一台洗衣机在今天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但当时我和家人的确是空欢喜了一场。

    擂台赛连赢了几盘后，我很是风光了一阵。许多地方邀请我去做报告，介绍擂台赛的情况，其中清华大学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清华大学的围棋基础比较好，而且年轻人很容易兴奋。记得有学生问我：“哪一盘棋下得最好？”我那时年轻而又气势正旺，就豪情万丈地回答：“下一盘！”这样的回答当然赢得了满堂的掌声。

    下一个对手是石田章，可是比赛前的一段时间，我对棋特别没有把握，跟大家下棋时经常输。因为擂台赛成绩好，队里就让我搬到条件较好的房间去住，室友是王谊。相对来说，王谊当时的成绩在队里要弱一些，可是我跟他下快棋却下得很难看。我紧张起来，几乎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很多人还调侃我，这些棋输了算什么，你只要擂台赛的成绩好就行了。

    又要去日本比赛了，连头尾共五天。郝老师跟我说，比赛的日程定得很死，因为经费的关系，日方只能接待我们三天。如果我们到了日本后的第二天就去下棋，可能对比赛不太有利。跟日本人商量下来，我们去日本的第一两天不下棋，就是休息。如果第三天我下棋赢了，那第四天就连下。仗着年轻，我相信自己的体力，就答应了这个方案。

    到日本后的第二天，是NEC的决赛，当时风头最劲的赵治勋和小林光一打入了决赛，最后赵治勋半目赢了小林光一。在酒会上，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林海峰老师，就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如布局不好、不知道平时应该怎样学习等等。林老师是个相当谦虚的人，他说：“我觉得你没什么大问题，棋下得挺好。”这也许是林老师的客气话，可当时的确增强了我的信心。

    在酒会上，我还遇到了酒卷忠雄先生。他对我说：“关于你到日本棋院留学的事，理事会已经通过了，生方文司先生会安排你的生活琐事。最近，大校雄介理事正在中国访问，会跟你们中国棋院谈的。等一会，他会赶到酒会来。你觉得中国围棋协会会同意吗？”我知道，多年以前，中国棋院曾经有过派棋手去日本留学的意向，所以我认为，中国围棋协会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大枝雄介先生来了，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说：“留学的事可能不会很顺利，因为中国围棋协会有问题要跟你商量，你回去以后再说，我们保持联系。”当时我听了有些不愉快，觉得可能是大枝雄介先生不赞成我赴日留学，就推脱说要跟中国围棋协会商量。

    虽然不愉快，但擂台赛还是要打好的。和石田章的比赛还算顺利，他的棋路比较对我的路。下到中盘，他的一个缓手被我抓住，我攻击了他的一块厚势，顺带还破了他一个大飞角，局面一下就有利于我了。这时，我的弱点又出现了，下得过火，老是跟他转换来转换去，好在我最后的一个转换劫材比较多，一举就把他的一块棋提干净了。我又赢了，至此，在中日擂台赛上，我已经连赢五盘了。

    接着，我要跟小林光一下了，比赛地点是日本棋院。那次，我们一块去的有《新体育》的刘晓君和我们的领队杜维忠。刘晓君懂一些日语，很多日本来信都是他翻译的。

    比赛前一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日本友人问我们：“不是原定在香港举办比赛的吗？你们中国围棋协会为什么不同意？”刘晓君愣了愣，说：“不会吧，怎么会不同意？”日本友人说：“我们特地给你们发了函。”刘晓君想起日本棋院是来过一封这样的函，可上面说的是我方不同意在香港举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哪一方不同意在香港举行比赛？后来刘晓君才想起，那封信的语意是否定之否定，意思是：“难道我们不可以在香港举行吗？”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在香港举行比赛？”可是我们这位可爱的刘晓君先生把意思弄拧了，大家都等着去香港比赛，可是刘晓君告诉郝克强，日本人不同意去香港，既然日本人不同意，那我们也没办法，当然也就不同意了。

    比赛那天，雪出奇的大。我执黑，迎战小林光一。开始的布局我还可以，可是中盘以后，小林光一不停地瓦解我的攻击，进入大官子阶段，小林光一就控制了局面。我尝试了各种手段，都不能扭转败势，最后只好认输。

    虽然输给了小林光一我很遗憾，但擂台赛我的成绩难以置信的好，这对我自己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安慰。

    回到北京，大家都很高兴，我就问陈祖德老师有关我去日留学的事。陈老师说：“这件事恐怕我们不会同意，原因是各方面的，也不是我一人能做主的。”我那时年轻，说话直率冲人，就说：“你们是不是怕我跑了？”陈老师说：“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们开过会，大多数都不同意。”我还想再争取一下，陈老师说：“那你只好去问问国家体委李梦华主任了。”

    我觉得理在我这一边，就去找了李梦华主任。李梦华主任不在，他的秘书接待了我。当我再去找李梦华主任时，秘书告诉我，李梦华主任的意见是服从队里的决定。这等于我根本没见到李主任，只是和他的秘书见过两次面，原来我是准备和李主任敞开心扉，好好争取一下，没想到就这样完了，而且，秘书告诉我的理由还不能说服我。

    我又去找了训练局的年维泗副局长，年副局长是足球界的前辈，分管我们围棋队。我也喜欢踢足球，开始我们谈得很投机。年维泗副局长说，他也很赞成运动员走出去请进来，这样有利于提高。我听了很高兴，觉得这下有门了。谁知最后年副局长话锋一转，说：“像你这样的棋手呆在国内也不错，你们队一定有很好的考虑。”这么兜了一大圈，我都不知道自己来找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就直愣愣地问他，那这件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年局长告诉我：“我毕竟不太了解你们围棋队，既然你们队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一定是有道理的。你就服从队里的决定吧。”

    绕了一大圈，我又回到了队里。陈老师说：“还是这样的结论，队里绝大多数队员不同意，我理解你，但我不能改变队里的决定。”

    留学的事就这样结束了。刚从擂台赛回来，我还是兴冲冲的，可是队里的决定就好像是一盆冷水，浇在了我的头上，冷得我直哆嗦。

    这时候还有一件更不愉快的事。擂台赛期间，我曾经说：“现在火车票没那么紧张，我回太原就容易了。”好几个教练紧张地问我：“你回太原干什么？还是好好准备擂台赛吧。”其实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那时家里还老给我拍电报，让我好好打擂台赛，这种情况以前不常有。等我打完擂台赛，他们才告诉我，你奶奶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一个人跑到龙潭湖去转悠。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奶奶带大的，感情很好。长年在外训练比赛，很少回家看望奶奶，但我心里是一直牵挂她老人家的。每次回家，我都要挑水帮她洗手，因为那时我们住在简易楼里，没有自来水管。奶奶说：“你就别挑水了，你一走了还不是这样。以后你回来时，记着给我带点好吃的就行了。”十三年里我只有一次是在家过春节的，也没给奶奶带什么好吃的东西。奶奶去世了，家里和队里商量瞒着我，因为我和奶奶的感情很深，怕奶奶的去世会影响我比赛。

    所以，擂台赛的五连胜虽然给我带来了喜悦，但很快郁闷占据了我的心间，其原因主要就是这两件事。

    第一届擂台赛继我五连胜后，小林光一也发挥出色，一连赢了我们好几名棋手，一直到我方的主帅聂卫平出场，才三连胜拿下了擂台赛的最终胜利。

    第一届擂台赛中国队胜利了，大家都喜气洋洋，开好了庆功会，就要开始分配奖金了。奖金分配方案是输棋的队员和教练各一千元，聂卫平三连胜贡献巨大，得奖金九千元，我得五千元。

    我在擂台赛上的胜利给家乡也争了光，因为山西还从来没有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上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省里特地为我开了庆功会，除了表扬我的拼搏精神外，还宣布奖励我五千元，王森浩省长和张维庆副省长都到会了。张维庆副省长说：“江铸久，你有什么愿望就尽管提。”我说：“我省围棋队的成绩在全国一直不错，但一直是体工队在托管，如有可能，我们应该像其他省市一样建立棋院。”张维庆副省长满口答应。我父亲也很激动，说：“如果建棋院，我就把我们家的三间私房捐献出来。”

    建棋院的八十万专款很快就批了下来，盖了一幢楼。可是弄到最后，棋院只拥有四、五两层楼，其他的几层都给体工队做了办公室了。

    回到北京，华以刚老师代表队里找我谈话，说：“我们都认为你不能五千块都自己拿了，你这儿得五千，那儿得五千，总共拿了一万，这不比聂卫平还多吗？”我说，我是不应该比聂卫平多，可这是两种奖励加起来的。这样扣掉，我觉得对山西不公平。而且我知道有的队员成绩好时，地方也有奖励，包括钱和房子，为什么到了我的身上就不行了？最后七扣八扣，除掉税，我实际所得是七千多元。没多久，北京市也奖励了聂卫平，队里却没有分任何奖金。我就对华老师说：“你们这样处理，对我和山西都不公平。”总之，在奖金分配方面，我有些不愉快。

    中国队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胜利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把“抗日英雄”之类很多溢美之词都送给了我们，我们也到处去做爱国主义的报告，所到之处都收到了热烈的欢迎。后来想想，至少是我，真不适合做那样的报告，因为我只是把目己份内的事做好，这跟军人站好岗、工人上好班、农民种好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第二届擂台赛我输给了小林觉。

    第三届擂台赛在太原举行，我上场对山城宏，那盘棋一上来就挺苦的，一直到中间，我有一个挺明显的机会，可是我攻击过分，又追着人家打劫，一下子被山城宏抓住，他乘机不断扩展领先局面，最后我输了。

    第四届擂台赛在厦门举行，轮到我上场时，依田纪基已经连赢四盘。那盘棋我下得不好，结果依田又把我给干掉了。

    第五届擂台赛我也参加了，可是还没轮到我上场，钱宇平就赢了武宫正树，就这样我还没上场，擂台赛就结束了。

    现在回想起来，第一届擂台赛我的成绩出乎意料的好，而以后的几届擂台赛我的成绩又出乎意料的糟，但擂台赛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我感谢擂台赛，它使我有机会为我的祖国做了一点事。

以棋会友

藤泽秀行

    有的文章说，藤泽秀行就像是江铸久的教练。

    1981年，秀竹军团来访，我和藤泽秀行老师的渊源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那时日语并不怎么样，可是胆子大，见到日本人就开口，也不怕出洋相。陪同来的翻译日语当然很好，可是对围棋就不懂了。我有时就斗胆帮秀行老师翻译，别人看我挺能的，其实很多时候，他说的和我翻译的意思不一样。我大概给秀行老师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我好像挺能说日语的。

    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秀行老师对棋的那些想法。我那时对棋的思考还是局限于一招一式，在局面特别一般的情况下，就想不出好棋，而秀行老师很敏锐，能发现“只此一手”。在此之前，我对吴清源老师很崇拜，可是我跟不上他的思路，觉得很难学。我比较学得来的是(木尾)原武雄先生的想法，觉得特别神奇，比如钻头式战法、子的效率等等。

    秀行军团每隔一年或两年都要访问中国，我把平时看书打谱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记下来，他到中国来时就请教他。因为我会一点日语，队里就让我多照顾一下秀行老师。有一次，我去他住的宾馆看他，只见秀行老师边喝酒边下棋，房间里的十五瓶茅台酒他已经喝掉了八瓶，醉醺醺的。日本人很讲究师道尊严，小辈不敢违抗长辈的命令，已喝成那样了，他的儿子和学生还在给他斟酒。我粗惯了，没有那么多规矩，就收起酒瓶，倒了一杯只兑了一点酒的白开水给他喝。秀行老师一喝勃然大怒：“你们竟敢给我喝这样的酒，这是谁干的？”他的儿子和学生吓得不敢出声，我承认是我干的。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我，但也无可奈何。他说还想喝酒，我就说酒喝光了，而且这种酒现在北京买不到。

    和秀行老师接触多了，我们的友谊也加深了。有一次，秀行老师问我，中国除了北京、上海和南京，还有哪些城市的围棋活动开展得比较好？我就向他介绍了太原，一来太原是我的家乡，二来它离北京很近。没想到秀行军团真的去了太原。秀行老师感叹地说：“你告诉我太原离北京很近，可是要乘十个钟头的火车，太远了！”其实这不是我的错，中国地域辽阔，乘十个钟头的火车在中国人眼里实在不算很长。而日本国土狭小，从东到西乘十个钟头的火车，差不多可以坐出日本本土了。

    在太原，我赢了清成哲也，输给了小松英树。有记者就此问我：“你怎么赢了八段，输给了四段，发挥太不稳定了吧？”准备回北京时，秀行老师生病了，不能随大部队乘火车，只好改乘飞机。可是当时没有从太原直达北京的飞机，再加上天气不好，秀行老师就在太原耽搁了几天。他嫌宾馆的饭不好吃，我们就常常陪着他到外面去吃。吃饭时除了我们这些陪同外，按照当时中国的习惯，司机也一起就餐。这在我们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秀行老师看来就很奇怪了。他感叹地说：“中国司机的地位真高啊！”王汝南老师告诉他：“在中国，你千万不能得罪司机。”

    秀行老师过去壮实得像个摔跤运动员，一场大病后他很虚弱。那天晚上，他突然胃疼得厉害，他自己也有点担心，就要我睡在他房间里陪他。这可让我为难了，因为当时的外事纪律规定，中国人不能和外国人住同一间房间。看着我尊敬的秀行老师痛苦而孤独的样子，作为晚辈和学生的我却不能为他分忧解难，我焦急万分，却也无可奈何。那晚，那层楼面就住着秀行老师、王汝南老师和我，奇怪的是连个服务员也没有。我赶忙去找王老师商量，看能不能让我陪陪他，王老师也很为难，身为活动的负责人，他更不能破坏外事纪律。没办法，我们只能经常过去看看秀行老师，照顾一下。就这样折腾了一个晚上，也提心吊胆了一个晚上。好在第二天，秀行老师的胃不疼了，飞机也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总算没出什么大事，秀行老师也赶上了北京的活动。许多年后，提起那晚的事，我和王老师都觉得好笑和无奈。

    秀行老师也没有忘记这件事。1984年，我在日本箱根打擂台赛，赢了小林觉后，秀行老师很郑重地请我去他的房间，说有事要谈。我有点紧张，不知要跟我说什么。在他的房间里，秀行老师先向我介绍了一位年长的女士：“这是我的夫人。”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另一位年纪较轻的女士，“这是我的另一位夫人，也就是藤泽一就的母亲。她们是专门来谢你的，谢谢你在太原照顾我。”两位夫人都跪下表示谢意，我连忙还礼，连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不必客气。”我的日语词汇有限，一时也想不出更多更好的话，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两位夫人给我沏茶，拍着我的肩膀问寒问暖。我那时二十出头，很多事都不懂，嘴上不敢说什么心里却在喃咕着：“秀行老师怎么有两位夫人？”更让人惊奇的是，我看见两位夫人亲如姐妹，手拉着手在庭院里散步。

    秀行老师的确对我很好，赛前经常向我面授机宜。所以有的文章说，藤泽秀行就像是江铸久的教练。

    擂台赛赢了依田纪基后，秀行老师说：“依田的快棋很厉害，你有空要多跟他学学。”依田的快棋果然名不虚传，我连输了四盘。复盘时，秀行老师不时地指点我，当时的情景被《新体育》的记者拍了下来，好几家杂志都刊用了这张照片。

    擂台赛后，秀行军团再次访问中国，其间我一直陪着秀行老师。表面上看好像是我在照顾他，实际上陪同的过程中，棋里棋外我都学到了不少东西。记得秀行老师对我说：“你现在没什么风格，都是抄别人的。这样下去没什么前途，所有真正下得好的棋手，都是有自己明显的风格。你可以合理地吸取别人的东西，但你同时也必须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风格，这样才能成为大家。”

    秀行老师的目光相当敏锐，他对我说：“你不要看马晓春现在的名气还不是很大，可是总有一天他会很厉害的。”秀行老师还问我，“你看当今和未来最厉害的天才棋手是谁？”我回答说是聂卫平和小林光一，而秀行老师却认为是曹薰铉。孤陋寡闻的我居然连曹薰铉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我马上去查看日本的《围棋年鉴》，里面对他的介绍很少，只是说他在日本学过棋，还是六段时就回韩国服兵役了。秀行老师说：“你们不了解他，对他不够重视，但我认为他必定会大放光彩。”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韩国也有围棋组织，但不知道韩国的围棋也很厉害，而且领军人物就是曹薰铉。

    生了那场大病以后，秀行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可他还是多次带领日本的年轻棋手来中国访问。秀行军团里主要的棋手有依田纪基、今村俊也、小松英树、小林觉、武宫正树等。我觉得秀行军团的来访对当时的中国围棋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秀行老师生性豪放，不拘小节。在中国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中午他总要回住地休息一会。一般都是我把他送到宾馆，然后约定好时间，下午我再去把他接来。有一天还没到时间，他就披着我的大衣，一个人迷迷糊糊地来到了棋室。他说：“我一觉醒来，也不知道几点，就一个人赶过来了。”这时有人说，等一会儿中国的方毅副总理要来看棋，看着秀行老师睡眼矇眬的脸，我赶紧手忙脚乱地用毛巾在他的脸上胡乱擦了几把，他也就听任我的打理，旁边的人看了直笑。

    多年以后，我在日本时和乃伟一起参加了秀行老师的“合宿”，他的儿子藤泽一就也成了日本棋院的理事。

    秀行老师后来因为自己给学生颁发段位，与日本棋院有了摩擦，遂宣布退出日本棋院。秀行老师始终是我崇敬的先辈之一，任何时候见到他都是一件很高兴的事，而且每一次我都有很多的收获。我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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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

    那段学生生活我过得很充实也很愉快。

    1987年，我想去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外语，我听说女排的郎平也在那儿进修，学校很好。天文系何香涛教授是围棋爱好者，曾带队出访过欧洲，他帮我联系了进学校的有关事宜。我的本意是想从基础开始，老师测试了我的日语水平说：“以你的口语可以直接上三年级。”我们最后定下，我从二年级开始学。

    我们那个班有十八个人，女生居多。我的学生生活到初中就结束了，现在重回校园，跟比我年轻的学弟学妹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年轻单纯了很多，增添了活力。同学们学习刻苦，但也挺能玩的。大家都想跟我学围棋。有时老师上好了大课，我就接在后面上我的围棋课。我告诉同学们，我能在二十分钟里教会你们。其实，学会下围棋很快，就黑白两个子，可是要想下好围棋，那真是太难了。我的邻桌为了方便跟我学棋，竟然在课桌上刻刻画画，把课桌当棋盘了。

    为了迎接新年，学生们总要举行很多庆祝活动，规模虽然不能和体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迎新活动比，但也很热闹，并且另有一番味道。俞斌和芮乃伟也去了，我们都玩得非常愉快，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比赛多了，我已经习惯真刀真枪，复习考试也是这样。可是有的学生却爱耍小聪明，走捷径，比如公开课要背的东西很多，他们很想知道考试范围甚至是考题，如果他们去问老师，肯定会碰一鼻子灰。于是他们就推举我去找老师打听，老师看在我是运动员的份上，说不定会网开一面。他们七嘴八舌的，教了我很多提问的技巧。

    我想与其诚惶诚恐地去见老师，不如开门见山，因为老师总是聪明的。于是我跟老师说：“我的复习时间实在太少，所以想问问考试范围，这样也许能复习得更好一些，争取考出好成绩。”最后，还要不打自招地加上一句，“我不是想知道考题，只是想请老师帮助确定一下。”

    回到教室，同学们把我团团围住，问得特别仔细，老师跟我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词，他们都要分析研究。看见学生们如此把老师的话当圣旨，我觉得好笑，心想：你们聪明老师也不笨，老师怎么会轻易地告诉学生考试的题目呢？

    为了考好试，同学们真是利用一切机会，无孔不入。他们会利用考试前的几分钟时间，千方百计地打听，如果老师流露出什么，他们马上翻书。我心想，这样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这就像马上就要比赛了，你再去问教练，我是下三连星好还是中国流好？没用！可是我想错了，同学们这样东打听西打听，居然都考出了好成绩，我佩服至极。老师说：“这些学生考了十几年的试，身经百战，都成精了。”我在赞叹同学们刻苦学习的同时，也赞叹他们问老师考题的技巧。

    我们班有四个朝鲜族同学，他们的语法都很好，我就向他们请教学好语法的经验。他们告诉我，朝鲜语和日语的语法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也没怎么用功学。他们还愿意教我朝鲜语，可是一来我对外语的兴趣不大，另一方面一门外语已经够我累的了，所以就婉拒了。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我会去韩国下棋，而且不得不学习朝鲜语。真是世事难料。

    我在北师大一共学习了两年多，那段学生生活我过得很充实也很愉快，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唯一遗憾的就是因为学习，用在棋上面的时间就少了。

    北师大接纳了很多运动员，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谢军后来也在北师大学习，她学得很好，从本科一直读到研究生，据说还准备读博士。

    在大学学习，原以为离围棋远了，其实不然，我还是能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人和事。有一次，我看见校园里有围棋和象棋比赛活动，挤过去一看，竟然是原山西围棋队的领队王品璋在搞活动，真没想到我们会在大学里见面。

    在北师大，我还见到了当年北京队的小棋手杨靖，我们还一起进入国家集训队。杨靖那时已经从数学系毕业，正在读研究生。我一直觉得杨靖如果做职业棋手应该也不错，因为他很有围棋天赋。不过，聪明如杨靖，干什么都不会错的。杨靖后来去美国学习电脑，我们在美国见了面，他帮了我不少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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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生活

    行行不容易，行行有高手，不服气不行啊。

    那时年初总要开体育大会，各地体委的领导都要来开会，期间他们都会带着食品来看望自己省的运动员。山西省在国家队的运动员很少，像女排的周晓兰，还有乒乓队的几个陪练。足球教练徐根宝那时也借在山西队。有时候，四五个领导来看我们四五个运动员，差不多一对一。

    和老乡混熟了，就滚雪球似地和这些老乡们所在队的其他运动员也混熟了，像乒乓队的陈新华和郭跃华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运动员嘛，所以我们的交友方式还是跟运动有关。仗着自己也会打几下乒乓，就不自量力地拖着这些乒乓高手打乒乓。让五个不行，让七个不行，让十个还是不行，一直要让到十九个才行，也就是在二十一个球里我能赢下两个就算是我赢了。真是行行不容易，行行有高手，不服气不行啊。

    篮球也是我们喜欢的运动项目。不敢和男运动员打篮球，我们就找女队员打球。打球时不是她们赖就是我们赖，因为宋晓波力p青她们屁股一撅就把我们撅一边去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一对一就更没戏了，我的个子不算矮，可是在柳青她们面前我只能算小个子，旁边的人就看见我绕着她转来转去，怎么也摸不到球。我自己也找不到方向，头一抬，就看见她的大手在眼前晃动。

    她们那么厉害，那我们也得蒙蒙她们。每年春节，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摆擂台，和围棋爱好者多面打。有一次柳青也来凑热闹，正好我在十面打。柳青说：“江铸久，你真厉害，同时和十个人下棋。”我乘机蒙蒙她们，便说：“是啊，你柳青打篮球只能赢我江铸久一个，而我江铸久下棋却能同时赢十个，就是几十个我也照样下。”其实，完全不同的两种项目不好比，但年轻人就是这样争强好胜，喜欢玩闹。

    体操队的童非也经常来围棋队玩，有一次我们赌踢足球，谁输了谁请客吃西瓜。体操队的小运动员们举着牌组成了啦啦队，牌上写着：围棋队必输，我们口渴了，我们要吃西瓜。我们看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些体操运动员又瘦又小，看了就让人有些心疼。平时训练受了伤，拄拐棍、绑绷带看上去就更可怜了。

    足球比赛开始了，我们这才发现围棋队根本不是体操队的对手，他们不但体力好，而且身手敏捷，简直是在玩杂耍。我的位置是盯人后卫，盯的是黄玉斌。黄玉斌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不但具有顽强的拼搏精神，踢球满场飞，而且很讲究体育道德，时不时地把摔在地上的我搀扶起来。有的人就比较凶狠了，抢球时连过带拉人，有点赖，而且玩命似地飞身铲球，把我们吓得够呛。球输了，当然是实力不济，由此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跟体操队踢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多年以后，我和童非在美国相遇，聊起当年在国家队那些好玩的事，我们捧腹大笑。

    运动员就是喜欢比赛。冬天，我们经常找其他运动队的人打排球。吸取和体操队踢球的教训，打排球时我们扬长避短，找了个头较矮的跳水队。原以为我们以高制矮，定能把跳水队打个落花流水，谁知他们个个弹跳出众，鱼跃救球一点也不亚于专业队员。

    都说下棋的人聪明，我们后来就专门找游泳队打排球。因为游泳运动员看上去身子结实、四肢修长，是打排球的料，其实他们是鸭子脚，弹跳不行，只会接球，不会扣球。

    足球队的著名运动员容志行很喜欢下围棋，他的弟弟就是我们少年队的教练容坚行。我们跟容志行踢球，不仅大开眼界，而且也大有长进，那球好像是粘在他的脚上似的，任他摆弄。带球时身体一晃，就把我们甩得远远的。

    有段时间容志行跟我们踢得比较多，因为他在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时被新西兰队粗野地踢伤了腿，暂时不能参加正式训练，我们就借此机会找他踢球，说保证不会踢伤他的腿。容志行笑着说：“不会踢球的人才更容易踢伤别人的腿，因为他们老是踢不着球，踢到的都是别人的腿。”

    和科威特队的比赛容志行终于能上场了，我们去北京工人体育场为容志行助威。当容志行顶进一个球时，全场都沸腾了，我们为容志行欢呼，这欢呼中还多了一份特别的感情。

    那时体委经常开运动员大会，开大会时，坐在后面的人难免就要说话开小会。有次我坐在足球队的守门员李富胜旁边，上面在大会发言，我们下面的小会也开得热闹。大会结束，李富胜给我上的足球课也结束了。

    男队员在生活上粗枝大叶，忘记带钥匙的事时有发生，我们就把门上的窗户一直开着，这样忘记带钥匙时，我们就可以从门窗户那儿爬进去。北京灰沙大，窗户上总有一层厚厚的灰，可是经常忘记带钥匙的那几个人的门窗户总是很干净，因为爬窗户时衣服把灰都擦干净了。有一次，我又在爬窗户，篮球队的宋涛看见了就说：“你干吗那么费劲？看我的。”高大的宋涛站在凳上，把手从窗户那儿伸进去，用拖把“啪哒”把门打开了。我是绝对不会想到用这种办法的，因为和宋涛相比，我个子太矮了。宋涛后来被美国职业篮球队看中，邀请他去美国打球，可是成行前他的膝盖摔坏了，实在太可惜了。

    中日围棋擂台赛后，围棋队开始着手培养后备棋手，队里来了一批十岁左右的小队员，其中就有常昊，非常可爱。有一次，我看见宋涛居然背着一个小队员扣篮，让人称奇。有时，他打球时还让小队员搂着他的脖子，就好像是一个小猴挂在胸前。后来有一支美国职业篮球队访华，他们的扣篮更让人叹为观止了，简直匪夷所思。男篮钱澄海教练说：“不但你们是第一次看见，我们也大开眼界，很多技术动作我们也是第一次看见。”

    擂台赛使围棋队出了名，找我们搞联谊活动的也多了，这样我和羽毛球名将韩爱萍就熟悉了，有空就找她打羽毛球。有一次韩爱萍说她单脚打球也可以赢我，我当然不服气，就急着要跟她过招。怪了，她单脚站在那儿，我故意前后左右乱打。可是她好像有吸引力似的，那球总不听我的，总是送到她的身边，她当然就总是能接到。可是轮到她发球时，球就开始乱窜了，我来回折腾，还是接不到球。我彻底服了，真是隔行如隔山，你不能不服气，况且国家队集中的都是全中国的运动精英。韩爱萍后来和丈夫一起去了澳大利亚，在那儿教羽毛球。

    那一阵春节总是有联欢活动。有一年，我第一次对公众讲棋，可是联欢会上乱哄哄的，大家各忙各的，不知有没有人来听棋。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队友就先坐好，假模假样地听我讲棋，等吸引来了人，他们也就撤了。我发现我在讲棋方面比较有天赋，大家挺喜欢的。

    擂台赛后我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我在北京大学做报告时认识了一个女学生小杨，双方相处得很愉快，可是她家对我们的交往有些意见，她后来去美国留学深造了。小杨去美国后提出，如果有可能，让我到美国去看看她。在此之前，我访问过美国，而这次如果去就性质不一样了，是因私去美。我先要跟队里申请，队里讨论同意后还要回太原办手续，这些手续前前后后居然办了两年多，等到手续办下来，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送签证时，我申请去美的理由已经是讲棋了，因为我收到了旧金山围棋协会的邀请。

以棋会友

以棋会友

    这是围棋给予我的一份珍贵的人生阅历。

    围棋是我之所爱，它让我欢喜让我忧。同时围棋又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因为围棋，我结交了许多前辈，丰富了阅历，增长了知识。

    1979年，陈毅杯围棋比赛在北京举行，我被分到一个小组，负责裁判工作并兼照顾那些老同志。前国民党将领宋希濂、杜聿明、刘菲等都在我那个组，我从小就喜欢看打仗的书，这些当年威风凛凛的将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有的很老了，身体也不好，我搀扶着他们干瘦的手臂，难以想象他们当年统领千军的雄姿。人老了有时就像孩子，他们有的你谦我让，不计较输赢；有的却又斤斤计较，争得面红耳赤。前者多是些老军人，而后者多半是知识、科技界的前辈。

    1996年访美时，宋希濂老先生特地让他的儿子陪着，兴致勃勃地参加我们指导的车轮战。我一直对打仗的事有兴趣，见到当事人就想追根问底。见到宋希濂老先生时，我也总是想问问他那些从前的事，可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毕竟太失礼了。如果有机会见到那些解放军的将领，我倒是不太顾虑什么，总是要向他们打听一些事，而那些老将军也挺乐意回答我的问题，而且说时眉飞色舞，毕竟他们是最后胜利的一方。

    革命历史小说《红岩》深深地影响了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我熟知小说《红岩》里的人物和故事，崇拜许云峰、江姐、双枪老太婆……痛恨那些阴险凶狠的国民党特务。

    有一年擂台赛后的联欢会上，我遇到了沈醉先生，而且碰巧我们的座位是挨在一起的。他看上去身体很好，握手时，他有力的手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很想向他打听《红岩》里写的那些人和事，他很爽快地说：“行啊，什么时候有空你就到我家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后来到底还是没去成他家，挺遗憾的。

    那时的国务院秘书长金明也很喜欢下围棋，有一次他邀我去他家下棋。我想，跟老同志下棋我要全力以赴，要不然老同志会说我不认真，水平不高。所以跟金老下棋时我虽然没有使出全部的力气，但也是招招凶狠。我们下了八盘棋，他都输了，而且输得很多。金老的外孙女也会下棋，她说：“江铸久，你怎么比聂卫平还厉害，聂卫平跟我爷爷下棋还有输有赢，你怎么老是赢我爷爷？”我这才想到，我这种下法该不会打击老同志的积极性吧？反正从那以后，队里就不再安排我跟老同志下棋了。

    1981年以后，出国比赛多了，也有机会能跟自己尊敬的棋手面对面地下棋，有几个棋手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比如日本的超一流棋手藤泽秀行老师和小林光一先生，而小林光一先生敏锐的棋感和率直的讲棋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我跟小林光一下棋之前，他已经连赢五盘了。那盘棋我几度挣扎，最后还是完败。赛后，我向小林光一先生请教。他说：“你在胜负处还要加油努力，别看你有的时候在胜负处有敏感，但还不够。胜负处经常是一锤定音的时刻，你必须判断准确，出击时要狠，这样才能收到好效果。”这些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当时国内棋界对我的评论是：胜负处下得不错，挺能拼的。而在像小林光一这样真正的高手看来，胜负处恰恰是我的弱点。

    因为我会一点日语，有日本棋手来比赛时，只要我有空，队里一般就安排我去陪他们，我也很乐意。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我提高日语，陪同中还可以向他们请教一些有关下棋的问题，收获很多。

    有一年，小林光一在北京参加擂台赛。礼拜天休息时，他想到颐和园去玩。我心中一阵暗暗叫苦：中午吃饭怎么办？那时的一些规定比较死板，小林光一住在燕京饭店，那就只能在燕京饭店吃饭，在外面就餐就不能报销。总不能为了一顿饭让小林光一从颐和园再回到燕京饭店吧？主办单位新体育杂志社就想了个办法，或是给我们每个人配备个盒饭，或是给我们每个人发十元钱。那个年代虽然人民币很值钱，但十元钱的标准还是不能吃到什么像样的饭菜的。于是我就自己带了点钱，以备万一不够时还可以垫上。我陪着小林光一在颐和园玩，看上去他很愉快，我却时不时地为午饭发愁。我们来到一处古色古香的休息室，里面有茶水对外宾供应。这时我想起了放在车上的盒饭，就问小林光一：“我们就在这个茶室吃点盒饭怎么样？”游兴正高的小林光一毫不介意地答应了。就这样，一直困扰我的午饭问题解决了。

    我还陪武宫正树去过长城。天很冷了，总不能带着冰凉的盒饭到长城去吃吧。那时的伙食标准已经提高了，记不清是十五（或二十）元，说实在的，这点钱在长城还是吃不到什么的。一路上，我一直在寻思，怎么样才能用这点钱吃到又好又便宜的午餐。那天，在长城的烽火台，我们巧遇到一群四川棋迷，他们是来声援擂台赛的，同时也想和他们仰慕的武宫正树先生见见面。武宫正树先生手捧棋迷们献给他的鲜花，笑吟吟地站在烽火台上。棋迷们说：“我们想请武宫正树先生吃饭，不知行不行？”我一听暗自乐了，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看来困扰我的吃饭问题又可以解决了。后来那些棋迷们跟我说：“真要感谢你答应得那么痛快，使我们能有机会跟武宫正树先生共进午餐。”我说：“哪儿啊，我应该感谢你们才对，因为那会儿我正在为武宫正树先生的午餐发愁，是你们帮我解决了问题。”

    围棋爱好者中有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以棋为媒，我和不少爱好者成为朋友，结下友谊，这是围棋给予我的一份珍贵的人生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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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国际比赛输了

    在我去美国之前，国家队一直使用我的“日汉围棋术语词典”。

    1978年到1979年，日本派出了业余和专业棋手来华访问，专业棋手里有山城宏，我没有资格和日本专业棋手下棋，那是陈祖德老师和聂卫平老师他们的事。我的对手是二口外义，下棋时特别紧张，因为那是我的第一次“国际比赛”。比赛前，队里还专门开了会，除了要求打好比赛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不要乱说、乱动，反正不要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比赛前，我怎么也睡不好觉，一想到明天要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参加国际比赛，心里就又激动又紧张。那盘棋我输了，当然也就失去了参加后面比赛的资格。马晓春是和了，也失去了参加后面比赛的资格。我沮丧极了，觉得自己可能再也没有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再也没有为国争光的机会了。

    1979年的夏天，日本棋手再次来访，队员有小林觉、白石裕等，女棋手有小林千寿。小林觉只比我大两三岁，是当时日本棋圣战五段组的冠军。这一次队里做了改革，比赛前就把名单定了下来，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打一场排一场名单。为此，队里让我们这些少年队员打选拔，谁赢了就对小林觉。还没打到最后一轮，就已经决出了胜负，我可以和小林觉下棋了。

    吸取上次和二口外义比赛的教训，赛前我不再胡思乱想，而是想着怎样打好比赛。大家都说我的棋比较野，我想不如就充分发挥我的“野性”，这样赢棋的机会可能多一些。那盘棋我们上来就扭杀在一起，是最早结束的一盘。我尽量按照自己的思路尽情发挥，最后我赢下了那盘棋，而且赢得比较漂亮。第一次和日本职业高手下棋就赢了，我高兴得满赛场乱转。赢了小林觉，是我个人围棋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信心大增，觉得又可以下棋了，因而就把上大学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了。

    1979年年底，队里开始讨论1980年访日的名单，除了那些老队员外，新队员有曹大元、杨晖和我。想到就要去日本比赛了，我下棋和学日语的劲头格外足。

    1980年夏天，我第一次出国，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赛前，队里给我们这些新队员提了要求，谁能四胜三败就算好成绩。在东京我下得比较顺利，一路赢，其中赢了小林觉的哥哥小林健二。在关西，我输给了谷田治己七段，他下出的大斜定式我比较陌生，不能适应，但总的成绩不错，是六胜一败。

    第一次出国门，看什么都新鲜，觉得日本真是发达，什么都好。其实这种印象和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有差距的。因为接待我们的是《读卖新闻》，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当然看什么都好。

    回国后，我收集了不少大斜定式，认真研究。队友们开玩笑地说，不要跟铸久下大斜定式，他很有研究。

    在看棋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围棋术语很重要，就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可是这样抄来抄去也不是办法，我就把自己收集到的，加上华老师收集的合在一起，按五十音图的顺序编排在一起，抄在一张很大的纸上，贴在床头墙上，取名叫“日汉围棋术语词典”。王汝南老师让我多抄几份供大家使用，我的字不好，有人就向我推荐了字写得比较好的芮乃伟。在我去美国之前，国家队一直使用我的“日汉围棋术语词典”。

    1981年年底，队里又开始进行1982年出访日本的选拔赛，大家都很重视选拔赛，因为它意味着能去日本和高手较量。

    一开始我下得比较顺利，下到和哥哥鸣久的那一盘时，我很矛盾。我当然想赢，同时我也很希望哥哥也能去日本比赛。中午休息的时候，没想到鸣久对我说：“你不要东想西想，这盘棋我认输了，以后的棋你就好好下吧。”因为鸣久放弃了下午的比赛，那盘棋就算我赢了。

    家人之间下棋总是有这种尴尬的地方。有一年我升到六段后，后面还有三盘棋，其中最后一盘是对鸣久，如果他赢了我，就能升段。赛前，就时不时有人问我：“你会不会让江鸣久？”我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便说：“赛程安排如此，我只有让。如果他是你们的大哥，你们会不会让？”日韩的赛程安排中，像夫妻、兄弟这类亲属关系，在段位赛这种重要的比赛中是回避的，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再说鸣久“输”给我之后，他居然连赢八盘，赢下了像聂卫平、马晓春这样出色的棋手。就这样，我们兄弟携手，双双去日本比赛了。那一年我特别顺利，在日本的比赛我获得了七战全胜。

    在日本的时候，也不知是为了回避什么，我和哥哥总是不能睡在一间房间，除非那间房间是三人间。

    我在国家队的生活相对比较单调。出操后，如果不是特别想打球，我一般都是赶在吃早饭前，打上一两盘谱。上、下午都有训练，下午训练完后我们就去排球馆打球。那时女排训练非常刻苦，往往要到六点左右才能结束。我们站在旁边等不急了，巴不得女排的训练快点结束，我们就好早一点打球了。晚上一般就看书或打谱。

    有一阵，我搬到了靠西边的房间，那儿离电视室很近。国门刚刚打开，外国的电视节目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像《大西洋底来的人》、《姿三四郎》等等，真让人看得如痴如醉，废寝忘食。这样下去不行，我就给自己立了规矩，电视剧一律不看，再后来电视一律不看，这样我就在晚上省出来很多时间。

    1982年开始评定段位，因为我和日本棋手比赛的成绩不错，所以一开始就是五段，下半年就升到了六段，到1987年，我就升到了九段。在我准备升八段时，我因为在第一届擂台赛连赢五盘，成绩突出，郝克强老师提议，我们“除了要表彰江铸久以外，还要奖励他直接升九段”，后来队里研究下来，让我升八段。我坚决要求不要奖励我升八段，这倒不是我多么谦虚和高尚，要真给我升九段我倒是很高兴。我只是觉得，如果擂台赛的成绩算分，那我的八段完全是自己打出来的，我本来就可以是八段了，我干吗要杠担这样的虚名！所以我要求按我的分升八段，而不是奖励给我八段。到底我还是升了八段，按报纸上的说法八段是领导奖励给我的，我觉得特窝囊。1987年在武汉参加段位赛时，我还遇到了一点小意外。我在打篮球时不慎被踩了脚，骨折了。医生让我回北京休养，可我实在不想放弃段位赛。于是就撑着双拐，在前四盘弃权的情况下，赢下了后面所有的比赛，升到了九段。

    1983年年底又有访日的选拔赛，大家争夺得更激烈了。我和曹大元的那一盘下得异常紧张。曹大元已经在读秒了，这时突然停电了，大家都急着找蜡烛，只有曹大元坐着且紧盯着棋盘，我心里那个急啊，担心时间会对曹大元有帮助。电终于来了，比赛得以继续进行，我最终输给了曹大元。说实在的，我输得不服气，我觉得曹大元在时间上占了便宜，因为有了这种不平衡的心态，我自己也就应对有误。输了这盘棋，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你在以为别人占了便宜时，自己往往会心态不平衡，乱了方寸，这时就最容易出错。

    下到还有最后一轮时，我还是领先一点，包括小分。可是比赛前的一天晚上，打水时我无意中听见邵震中在说：“你们看吧，明天我会很快输给金茜倩的。”我大吃一惊，按照邵震中的实力，他应该能比较容易地赢下金茜倩。但如果邵震中输给金茜倩，那我就会差四个小分，这样就很难追上别人了，这不是在害我吗？

    第二天，邵震中果然很快就输给了金茜倩，我心里那个气啊。可我又不能向队领导告他，因为他完全可以以状态不好为由，为自己辩解。而且我也没有证据，我只是在走廊上听见他在说。

    1986年，我和邵震中一起访美，找机会我就向邵震中问个究竟。邵震中承认他说了也做了，但问其原因时，他支支吾吾地说：“那时年轻嘛。”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这事首先要怪自己不好，如果成绩很好，那么随便别人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我。另外，比赛时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不要因此而影响情绪，自乱方寸。

    选拔赛没有出线，心情当然不好。正好秀行军团又来中国了，我就陪秀行老师去了太原，顺便反省自己。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地方不成熟，看来以后要好好用功，弥补不足。

    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我家有一本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围棋年鉴》，上面有很多新布局创始时期的棋谱。记得小时候，父亲从不轻易示人，更不要说借给别人了。说起这本年鉴，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抗战时期，爷爷行医时发现了那本年鉴，看了实在喜欢就把它买下了。逃难时，他把年鉴和医书一起埋藏起来。劫后余生，大幸中的不幸是那本年鉴被人弄走了，爷爷很是痛心了一阵。有一年，爷爷在街头地摊上奇迹般地又看见了那本年鉴，摊主要价很高，但爷爷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心爱的《围棋年鉴》失而复得，爷爷的喜悦无以言表，自然倍加珍惜。

    我把年鉴带到了北京去看，我发现那些新布局创始时期的棋谱的确很精彩。

以棋会友

在国家队

    北京的冬天特别冷，我边溜冰边想象着自己是剿匪英雄杨子荣。

    1978年年初，我和马晓春、华伟荣、王冠军、杨晖、黄丽萍、郭鹃、金茜倩、穆晓红、敖立贤等进入了国家集训队。从此，我就在北京开始了国家队的生活。

    分管我们那一批少年队员的是容坚行老师和何晓任老师。我和马晓春他们住在四楼，楼下住的是华以刚老师和吴淞笙老师。那时北京的供水不好，经常会断水，我们有时把水龙头拧到最大，也不见一滴水流出来。可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水，我们就开着水龙头等水。有事出门时，我们经常忘记把水龙头关上，结果，有好几次水漫金山，我们的房间满地是水不算，楼下华老师他们的房间也跟着遭殃。容坚行老师专门找我们开会，说你们也不小了，居然连个水龙头也管不好，这样既浪费了水，又损坏了房子。挨了顿批后我们就学乖了，离开房间时，一定要仔细地检查一下，看看水龙头是否关好了。

    吴淞笙老师下棋是高手，可他老是记不住自己的房间，经常跑到四楼，推开我们的房门，然后一愣，说：“我怎么又走错了？”我们都说他的神经比较粗。

    进国家队没多久，队里就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也就是一个大队员带帮一个小队员。刚开始是杨晋华带我，后来队领导说：“于吗这么麻烦，哥哥带弟弟不就行了。”聂卫平带的是牛力力，马晓春分给了王群。可是聂卫平说，他喜欢鬼头鬼脑的马晓春，于是他就带了两个小队员。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摆棋，就连出操也在一起。

    北京的冬天特别冷，早晨跑步出操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有人跑了一会儿，就返回宿舍睡“回笼觉”。坚持长跑的有江鸣久、陈嘉锐、郭鹃等人。小时候，我的身体不是很好，跟着他们跑步，身体逐渐强壮了。冬天，浓雾笼罩着龙潭湖，湖面结了层厚厚的冰，我边溜冰边想象着自己是剿匪英雄杨子荣，穿行在茫茫林海雪原中。

    相隔几年之后，我在北京又一次看见了庄则栋，只不过这一次他是站在台下挨批，那时体委系统批“四人帮”余孽的活动接近尾声。我不喜欢开会，因为开会就不能训练了，而且我们小孩傻坐在那儿，似懂非懂，只不过跟着喊喊口号、举举手而已。

    1978年，我随山西队去厦门比赛。当时厦门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市民的敌情观念比较强，我们在大街上问路时，经常会被人盘查。厦门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大海。在前沿阵地，我看见了被台湾当局管辖的小岛，清楚地看见了国民党的旗帜。原来在电影里看见过国民党的旗帜，只记得是灰蒙蒙的，现在看到的国民党的旗帜原来还有那么多红颜色，我总算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是怎么回事了。出门在外真是长见识。

    在国家队，除了日常训练外，队员还分成若干小组研究棋。我那个组的老师有华以刚老师和吴淞笙老师，华老师经常给我们解说日本棋谱，他比较推崇的有岛村俊广的《忍之棋道》、藤泽秀行的《华丽》，还有(木尾)原武雄、大平修三以及小林光一等棋手的棋谱。因为很多棋书都是日本的，所以国家队的很多人多少都学了些日语。我也赶紧买了广播教材，跟着广播学了起来。

    日本文字跟汉字有些相像，学了没几天日语，我就大言不惭地说：“其实日文没什么好学的，蒙也能蒙出个大概。”正好华老师提水走过，就指着书上的一段课文说，你倒是给我蒙蒙着。我看书上有刘胡兰和白匪军这几个字，就暗自乐了，这篇课文我们上学时在语文课上学过。于是我一本正经地念道：“天刚蒙蒙亮，村子就被白匪军包围了。”我没想到这个“被”字在日语里还是比较难的，属被动语态，这一来，令华老师大吃一惊，他提着水壶就走，说：“看来这日语还真没什么好学的，连没学过的都能蒙出来。”

    那一年回省队调整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利用这段时间学好日语。我爸爸有个老朋友叫孙凤祥，留过日，后在山西大学教书，我就跟他学日语。他的方法比较独特，先带我念一遍课文，讲解语法，纠正发音，然后就让我回家把课文背下来。如果我背不出来，他就不再教我新的。有时我背得结结巴巴，孙老师坚持要我背熟了再来。就这样，我跟着孙老师学习了二十来天，基本掌握了学习方法。我一开始学习日语就遇到了一个好老师，运气真不错。

    在1978年的全国比赛中，我的心态不好，自以为是上一届的冠军，算是少年高手了，就没把其他小棋手放在眼里。几招下来，见没能把对方置于死地，就慌了，一慌就乱了阵脚，结果在预赛阶段就被淘汰了。发奖的那天，我痛苦极了，在街上一路狂走，心想：进了国家队应该一月一变样，可是我怎么会退得那么厉害？输得惨不忍睹！

    队里总结时，队领导说：“我们有的队员不用功，到了国家队还不如不到国家队。”我听了深受刺激，因为我确实不是不用功，可是为什么会输得那么惨，我也不知道。这是我进国家队后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下棋这块料，要不然就去考大学吧。还有人说我，布局的很多东西你都不懂，连大场也不懂得占，就知道断、断、断。老师告诉我，日本棋手的布局好，我连忙找来日本的棋书看，看是看了不少，可我还是本性难移，下着下着，又开始断、断、断。

    下一个比赛是在郑州举行的个人赛。火车上，陈祖德老师说，这些少年棋手虽然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快。让先他们应该没有希望，让两子他们也希望不大。我听了不服气，特别想跟陈老师下一盘。于是他让我两子，我们下起了快棋。结果我赢了，心里免不了一番得意。其实，陈老师并没有全力以赴，像他们那样等级的高手能跟我们下棋，本身就不容易。

    在郑州的比赛是直接从下午开始的，这样可以避免拆棋。我的成绩是十五名，我觉得当然算不上好，但也不是太坏，因为我参加的是成人组的比赛，有一些国家队的棋手成绩还在我之后。比我小两岁的马晓春是十六名，那时他就显出了其非同一般的才能。他思路敏捷，下棋很快，“啪、啪、啪”就把对手给拍下来了。

以棋会友

进入省队

    在父母的极力要求下，老师终于同意让我留了一级。

    1976年冬天，山西省运动队终于开始接纳围棋队和象棋队、国际象棋队了。到省体工队报到的那一天，我、方天丰和叶江川等十几个小孩叽叽喳喳，兴奋得不得了。第二天，我们很早就醒了，大家都没有手表，又怕起来晚了影响训练，于是大家都早早地起床了。推开门，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外面黑呼呼的，什么人都没有。原来我们比规定的起床时间早起了两个钟头。

    运动队的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去附近的太原二十一中上学。下午专业训练。学校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不是很高，只要能通过考试就行了。我们家另有一种考虑，就是想让我晚点毕业。我姐姐是1959年生的，她很早就从中学毕业去农村插队。回城后，因为年纪还是小，就又被安排到太原郊区插队。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我的身上，父母就建议学校让我再留一级。老师很奇怪，江铸久的学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还要留级？在父母的极力要求下，老师终于同意让我留了一级，和弟弟在一班。我那时对围棋的兴趣比上课大，对留级并不怎么难过。有一次，我和方天丰上课迟到了，老师让我们先说声“报告”再进来。站在门口，我跟方天丰说，反正迟到了，我们不如去下棋。老师很恼火，便要我们写检查。

    我们进入省队时，杨晋华和鸣久已经进了国家集训队，这样在省队，我就算是一号了，光跟实力不如我的棋手下棋，不利于提高。我们家在北京有亲戚江流华爷爷，于是我就向队里提出，要求到国家队去观摩，队里同意了。

    在国家队看棋收获很大，有时几分钟就等于在省队几小时的训练量；有的东西在省队的时候，你就是打一天的谱也弄不明白。就这样，我在北京呆了好几个月。

    一大早，我就离开亲戚家直奔国家队。大家对我都不错，允许我到处看棋。可是一到中午，我就没地方去了，因为队员都要午休，而我一个小孩又不爱睡觉，东走西逛很无聊。

    那时的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是个棋迷，一到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到围棋队找人下棋。可是大家都要睡觉，于是他就招呼我：“小江，我们来下一盘吧。”刚开始和庄则栋下棋时我很拘束，因为他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管我们全中国的体育运动，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中学生。可我很快就发现，他平易近人，而且棋下得很臭，我很快就不怕他了，还跟他处得很熟。到北京来看棋，省队只补贴我很少的饭钱，炒菜买不起，只能每天到很远的地方去吃面条。庄则栋知道了就说，那你就到我们体委食堂来吃饭吧。体委食堂的菜果然又便宜又好，庄则栋也在食堂吃饭，和大家吃得也一样，他唯一享受的特权大概就是不用排队。有时他看见我在排队，就关照卖饭的师傅：“你把小江的饭也一起弄了吧，他是外省市来的，吃好饭还要训练呢。”其实他所说的训练就是我们一起下棋。

    冬天，我又随着省队去杭州训练了。那一年，我们走得晚了，临近春节，火车站到处都是人，车厢里也塞满了人，我们背着铺盖根本上不去。还好，我们发现一节车门窗子坏了的车厢，就直接爬了进去。火车开了，冷风直往车厢里灌，我们就站着来一会儿捣脚取暖。现在想想那样的旅行真够苦的，可是当时我们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想象着就要和分别一年的朋友们见面，大家又可以在一起下棋。玩闹；想象着又可以天天吃到白米饭，我的心决乐得要飞起来了。

    在杭州，我学会了洗衣服、缝被子，付出的代价就是满手的冻疮。我记得浙江队的领队惠润生老师对我特别好，总是问寒问暖，而且还经常送我围棋记录本。他们的记录本是用道林纸印的，光滑细腻，而我们山西队的记录本是油印的，很粗糙。

    1976年，我们去合肥比赛，那一年我们队的团体成绩特别好，打败了四川队、北京队，率先进入决赛。我的个人成绩也不错，除了输给刘小光，其他的都赢下来了，也打入了决赛。印象特别深的是，大会还安排国家队的棋手给地方队的棋手讲棋，我收获很大。秋天的决赛原定在太原举行，9月9日，毛泽东去世，所有的文化体育活动都要取消，我们的比赛也取消了。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年底我们再去杭州的时候，浙江队的领队惠润生老师正在挨批，理由是他是“四人帮”的余孽。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对我一向很好，所以就去看望他。没想到他直把我往门外推，连说：“我们要划清界限，别影响了你。”后来我又去看过他，帮他做些打水之类的杂活。那次他很高兴，说了很多话，我也听不大懂，只记得他说：“我是延安保育院长大的，我怎么会反对党呢？”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惠润生老师老了，我也长大成人，我们虽然断了联系，但如果碰到熟人，总是尽可能地托人给对方带个好。

    1977年开始，有个问题开始困扰我，那就是国家恢复了高考，我是考大学，还是继续下棋呢？我们家希望我上大学，但要我自己拿主意。

    在没有拿定主意的时候，棋我还是要下的。我们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围棋比赛，在关键的一盘比赛中，我输给了曹大元，把我们山西队夺冠的美梦给葬送了，结果屈居老二。个人赛我倒是拿了冠军，第二名是刘小光，第三名是杨靖，第四名是曹大元。我高兴的是刘小光已经是国家队队员了，地方队打败了国家队。比赛后，大会组织我们集训，由国家队的一些队员带一带我们这些少年棋手。这时，家里催我回去商量前途的事，所以我没有留下来参加集训。

    我们家很开明，关于我的前途大人只是帮我分析，关键还是看我自己。我喜欢下棋，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我极有可能进专业队。专业队和集训队大不相同，负担队员的伙食和服装，满十七岁以后还有工资，而我如果读书，家里势必要负担我的生活费和学费。再说，我就算以后下不好棋，再回头考大学也来得及。所以，我决定继续下棋。

以棋会友

走出太原

    坂田的《围棋攻逼法》，我看得特别来劲。

    上中学时，国内开始陆续出版日本棋书了，有吴清源老师的《黑布局》、《白布局》等。坂田的《围棋攻逼法》，我看得特别来劲。

    山西省是体育弱省，除了自行车，没有什么运动项目可以拿牌。随着围棋队连着在全国拿牌，省体委兴奋了，没想到太原倒真的把围棋搞上去了。于是，为了准备参加1975年的全运会，省体委就特别多拨些钱给太原市围棋队，希望取得好成绩。王品漳领队特别高兴，就扩大训练对象，把我们分成两摊训练。这样，我哥在新华岭，我被分在西海子的游泳场，我不是特别高兴，因为西海子的游泳场没有食堂，我们也就没有饭吃了，队里每天只有一毛多的补助。王领队很精明，特别会用钱，他说我们下一个集训的地方是太原市游泳场，那里的游泳队有伙食。我们只交十五个人的伙食费，但扩大到二十五个人吃饭，只不过大家匀着吃，吃得差一点罢了。

    游泳场每天都有人来游泳，闹哄哄的，只有晚上清场后才安静下来。为了让大家集中精力下棋，王领队让大家不停地下循环赛，每个人跟每个人下四盘棋，如果四盘全胜就升一个子，如果三胜一败就升半个子。结果大家都把升级看得很重要，特别玩命。从那开始，我的棋力慢慢接近成人，终于可以像大人那样按着钟下棋了。

    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游泳场下棋，我不但棋长了，还学会了游泳，并且一举考出了深水游泳的合格证。学会游泳对我意义挺大，小时候我们家曾经被水淹过，我对水又敬又畏，看见会游泳的人就觉得他们特别了不起。学会游泳还使我体会到，有些事情看上去很难，但只要努力，你也能做，也能成功。

    全运会的预赛是在上海举行的，当时从太原到上海没有直达车，我们只能一段段地走。王领队很会利用一切机会，他让我们借转火车的机会和当地的棋手交流。于是，我们先到济南，再到徐州、南京上海，每到一个地方，就派两个人先去当地的体委联系下棋，然后争取白住。我之所以牢牢地记住了这几个城市的名字，是因为我从那开始，我以少年的身份和当地的成人棋手下棋，而且成绩不错，大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其实那时，大家的水平都不怎么样，我能多赢几盘实在算不得什么。

    在上海比赛时，我们住在建国饭店。我的床靠走廊，这是领队的刻意安排。比赛在体育馆进行，早上大家乘车去下棋，中午乘车回来吃饭，大家就借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研究对策。这在象棋比赛中是允许的，而在围棋比赛中是不允许的。王领队说，我们队的水平差，必须依靠集体的智慧才能取胜，所以就安排我在门口望风，发现可疑的人立刻报告。所谓可疑的人就是外队的人，以及那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人物——工农兵评论员。门是不能锁上的，否则就有作弊的嫌疑。为了保险起见，还有一个人站在门后面，用屁股顶着，这样门就不会被轻易推开了。

    我们自以为聪明，可是黑龙江队的程晓流私下得意地说：“你们在于什么我们都知道，只要一看见铸久的脑袋露出来，我就知道你们在拆棋。”我对程晓流的聪明很是佩服，不知他是怎么猜出来的。谁知程晓流接下去的话是，“嘘——我们也在拆棋。”于是，我们都笑了起来。

    在和四川队比赛时，杨晋华半目赢了黄德勋，江鸣久半目赢了陈安齐，黄德勋和陈安齐当时在国家队都很出名。赢下了四川队，就意味着能进入决赛，也意味着那么多的经费没有白花，我们都高兴极了。

    我参加的是个人赛，参加个人赛的小孩很少，我第一个遇上的是甘肃的一个教授钱伯初。当时有评论文章说，年龄最大的教授棋手和年龄最小的少年比赛就是指的我们。比赛是双败淘汰，第一盘我输了。第二盘我赢的是新疆的一个选手。第三盘我又碰上了钱伯初，那盘棋我们一共下了七个小时，连读秒的时间都用上了，最后我赢了，这等于我在成人棋手的行列中又迈进了好几名。我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可是钱伯初教授却为此念叨了一整天：“这棋不能再下了，连小孩都能赢我。”

    下一轮，我对的是河南名将陈锡明老师，听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如果有可能往日本送留学生的话，那就是陈祖德老师和陈锡明老师。棋还没下，我在心理上先输给了陈锡明老师，结果还没学到什么东西，就输给了他。

    从1975年的冬天开始，我和陈慧芳、邱霖就经常去杭州训练，杭州的条件比较好，杭州的好棋手也多，比如姜国震等。那时候马晓春也已开始冒出来了。我喜欢到南方训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南方吃得好。不过，我对南方有一点不满，那就是南方的冬天实在太冷，那是一种阴冷，冷遍你的全身，冷到你的心里，冷得你无处躲藏。北方的冬天虽然也很冷，温度要比南方低得多，可那是干冷，而且可在房间里烧煤取暖，热呼呼的。

    在杭州，我们总会遇到福建队，那时福建队出名的有赵之云、黄良玉等。后来我才知道，陈慧芳那时正在和黄良玉谈恋爱。因为他们两个老是想凑在一起，两个队自然也就老是凑在一起。最后，最大的收益者还是我们山西队，因为黄良玉后来调到了山西队，他们至今还在山西从事围棋工作。

    我的另一个大收获就是我和赵之云老师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称他为赵公），按年纪来说，我和赵之云老师似乎不会成为好朋友的。那时老是开会传达中央文件，一开会大家就要聚在一块，房间里塞不下那么多人，我们外队的只好到外面去呆一会。外面很冷，大家就走来走去。赵之云老师特别能走，很多人都走不过他。我爱逞强，就跟着他走，走着走着，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赵之云老师是个学者型的棋手，知识渊博，尤其是对围棋的历史特别有研究，很多围棋掌故我都是从他那儿听来的。他说得眉飞色舞，我听得如痴如醉。赵公是上海人，“文革”时下放到福建，无论在哪儿，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围棋的研究，1975年他重新出来下棋，一举拿到了全国第四名，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赵公后来调回了上海，编辑《围棋月刊》和从事对古谱的整理工作。在棋界，大家都知道，赵公是研究围棋古谱的绝对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