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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2)



    我看了机舱内和我同行的代表团成员,有这么多各界的代表人物,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代表团,实际是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代表团中有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如楚图南、谢冰心、董其武和马纯古,他们都德高望重,但却很随和、平易近人,他们对自己要求甚严,在出访前的一段学习期间,无特殊情况,他们从不请假和迟到,且学习认真,令人可敬。

    代表团的成员大多相处融洽,关系甚好。不少前辈对我亲切关怀,并和我成了忘年之交。但也有那么几个人令人侧目,那是于会泳和浩亮等“四人帮”的几个红人。出访前的一段学习,他们几乎从不参加。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何未来学习,回答得很干脆:“我太忙。”或者“我排戏重要。”只有他们忙?他们重要?难道其他人都是吃闲饭的?

    离日本越来越近了。每次访问日本,我总是作为围棋代表团的一员,参加这样的代表团我还是生平第一回。但我想,到了日本,日方必然会给我安排对局的。一个围棋手不下棋就失去了意义。可叹我在棋艺的道路上已停顿了多年。想到1966年来我国访问的石田芳夫、加藤正夫和武宫正树几位年轻棋手,那时才二段至四段。这几年中,我们的棋艺都得到飞跃,在日本都是棋坛的佼佼者。此时石田芳夫正独霸棋坛,战绩辉煌。相比之下,感慨不已。这次到日本能否和他们对上一局呢?即使有这样的机会,我的实力能否和他们抗衡呢?

    要不是“文革”,也许我并不比上述几位日本棋手差。我总是充满自信的,但我已是快30的人了,提高棋艺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了。我是否只能起到桥梁作用?我是喜欢搏斗、喜欢冲锋陷阵的,但命运似乎在作弄我,在折磨我!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的围棋事业终究又在发展了。在1973年这一年中,全国各地办了不少训练班,陆续培养出一批好苗子。较突出的有上海的曹大元、钱宇平和杨晖,浙江的马晓春、河南的刘小光以及江苏的邵震中等等,他们是围棋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在国家集训队中除了聂卫平、华以刚、邱鑫、曹志林以外,广东的陈志刚和陈嘉锐等也都年轻有为。特别是我们的女棋手显示了出色的才华。当时孔祥明18岁,陈慧芳19岁,小孔杀法犀利,小陈稳健含蓄,两人的棋路截然不同,但素质均为上等。她俩在对局时有一共同之处,即不动声色,很沉得住气。小孔只要一坐在棋桌旁浑身就像凝固了一般,两眼始终盯着棋盘,其势咄咄逼人,令对手望而生畏。小陈则毫无表情,总是深思熟虑,读秒时丝毫不乱,指挥若定,其大将风度令很多男棋手自叹不如。后来小孔在棋艺上步步登高,在各种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小陈原本也可能有这般作为,只可惜她过早隐于情网,难以自拔。每当我想到小陈,总是替她惋惜。

    我自然又想到陈老总,他在世时曾说过:“等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后,我要带一个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如今中日关系正常化了,我也作为围棋手的代表访问日本了,但陈老总的这一愿望却无法实现了。想到这里,伤心不已!

    中日两国有过很多次的围棋交流,我多次访日都深感日本人民的真情实意。日本对我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犹如我的第二故乡。8年过去了,我又要来到这里,想到此处,激动不已。

    不知听到谁的声音:“看,东京!”我从机窗往下看,可不是,东京就在下边。东京多美!以往几次抵达东京都在晚上,只能欣赏其夜景。今天是阳光普照,碧空万里,东京市五彩缤纷,绚丽夺目。飞机在机场停稳了,机场上铺着一条长长的红地毯,地毯旁站着很多日本官员以及各界、各团体的负责人。在这长长的欢迎行列中我看到了几位老朋友,他们是多年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知名人士。我还看到了西园寺公一,他这次担任着廖代表团欢迎委员会运营委员长的重要职务。西园寺先生曾在中国居住过多年,因此我早就和他认识了,他还是陈老总的棋友呢。

    我们代表团一行除了团长等少数人坐小卧车外,其余均乘坐豪华的旅游车。这种旅游车内设置着一个个极讲究的大沙发,沙发中有大茶几,车中还安放着彩色电视机及各种冷热饮料,真是应有尽有!对于这次访问,日本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尤其在保安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如果代表团全体出动,全程配备3000名警察。各种警车前呼后拥,气势壮观。沿途的警察都拿着报话机,及时与前方联络。这样,代表团在行进中不会遇上红灯,在交通拥挤的东京市能畅行无阻。天空中还经常有两架直升飞机来回巡航,完全是国宾待遇。在廖公的身边始终跟随着两名保镖,每次外出他俩都紧挨在廖公左右。如果欢迎人群或记者过分靠近,他俩就会毫不留情地将这些人推开,有时他俩的动作似乎有些过分,但为了尽其责任可能也是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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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1)



    一架伊尔62大型客机划破万里晴空,呼啸而上。

    飞机内载着52名乘客,由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同志率领的中日友协代表团正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大多人称这个代表团为廖承志代表团,由此又进一步称为廖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大部分是各界的知名人士,除团长外,副团长就有9人,足见其不一般。

    1973年,中日两国还未通航,去日本一般都得经香港。这次是破例,我们乘坐的专机由北京起飞途经上海,然后由上海直飞东京,比原来在路途上要折腾几天快多了。

    时间过得真快,我上一次访问日本是1965年,一晃8年过去了。这8年经历的事真不少。我在万米的高空俯瞰祖国大地,想到在祖国大地上辛勤劳动的亿万工人和农民,我不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吗?我似乎自己还在干校拉车、打夯,还在工厂挥舞头、摆动锉刀。这一切如梦幻一般,不可思议。今天,我又以一个围棋手的身分访问日本。这都是靠了我们的周总理呵!

    “陈祖德,你现在下棋了吗?”周总理握着我的手,关切地问道。

    在我们代表团动身的前一天,即1973年4月14日晚9点,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全体。周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见到我时他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下棋了没有。

    “周总理,我下棋了。”

    是啊,我又下棋了。也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家体委又恢复了围棋集训。三通用的7兄弟是集训队的主体,加上罗建文和沈果孙,我们已成为棋坛老将了。聂卫平也参加了这次集训,他才20出头,正是提高棋艺的黄金时代。比起我们,他是幸运的。参加集训的还有几位女棋手,如四川的孔祥明和山西的陈慧芳,后来四川的何晓任等也陆续加入。我们所有的集训队员都清楚,围棋得以再生,离不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坐定以后,首先谈到乒乓球。当时,第32届世界乒乓球男子团体赛刚结束,中国男队失利。我国的乒乓球在世界乒坛称雄多年,全国人民对乒乓球十分关切,这次失利令人失望。国家体委收到不少群众来信,意见纷纷。周总理对乒乓球的关心众所周知,有人担心周总理是否会不高兴,然而周总理却很豁达,他说乒乓球不要老是我们东方人垄断,今天欧洲人赢了我们也是好事,可以促进我们。周总理的远大目光,令人钦佩。

    说完乒乓球,周总理话题一转,就谈到围棋。今天在座的有各界这么多代表人物,而周总理首先说的却是围棋,真使人想不到。

    周总理说:“日本有个中国棋手,叫吴清源。他的棋很好,很有影响,我们应该做他的工作,请他回祖国看看。如果请一次不行,下次再请,第二次不行,第三次再请嘛。”

    当有人说到日本还有个中国棋手叫林海峰时,周总理说:“请他一起来。”

    周总理又说:“有人要撤销围棋,借口说围棋不属于体育项目。但这项事业总要搞嘛。我看放在体委也不错。”

    周总理接着问了我们围棋手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周总理感慨地说:“陈老总去世了,中央没有像陈老总这样的人来抓围棋了。我们谁来关心一下?”周总理转向在座的**和耿飚等领导同志,逐个问他们会不会下围棋。周总理对围棋事业如此操心,不要说在当时,就是今天回想起来,我也仍然难以自制。

    从14日晚9点至15日凌晨1点,整整4个小时听着周总理的谈话。以前我虽几次见过周总理,对他十分崇敬,但亲自体会到他的伟大那还是在这4个小时。周总理和各界的代表作了谈话,他谈了不少在日本可能遇到的而出访成员未曾考虑到的事。周总理为大家考虑得那么周到令所有在座的人惊叹不已。周总理问到田中首相来中国时赠送的樱花树现在长得怎样了,有人作了回答,周总理让人马上去天坛公园摘下樱花树叶,让廖公(人们都习惯称廖承志同志为廖公)带上。廖公把这象征着中日两国友谊的樱花树叶小心地夹在笔记本中,揣在上衣的口袋里。后来在日本首相官邸会见田中首相时,廖公就把这意义不一般的树叶拿了出来赠送给田中首相。

    周总理和大家的谈话无法在此一一描述,然而他对文艺界的几位知名人士的讲话使我感触很深。周总理这么说:“你们如今有了成就,但一个人的成功是包含着机会和条件的。”(大意)是呵,一个再有天分的人,如果缺乏必要的条件和环境,缺乏某种机缘,那他也很难有作为。正如我们下围棋,如果国家不提倡,甚至处处禁止下棋,那高手从何而来?即使国家提倡,而你在穷乡僻壤,你的才能也将被埋没。周总理的这一番话说得很简单,但道理却十分深刻。我想一个人如果真正清楚主观作用和客观条件的关系,他就会变得理智,他就不会自负和傲气,就不会把个人摆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

    飞机在平稳地飞行着,我的心情可一点也不平静。几个小时之前周总理接见的情景在我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周总理那令人神往的风采、那精辟深邃的见解,尤其是对工作一丝不苟、高度负责的精神,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然而最令我难忘的是周总理对围棋事业的关心。这次我能作为廖代表团的一员,也是由于周总理明确地指示要有围棋手的代表参加。周总理为祖国这一古老艺术的保留和发展操了多少心呵!

    我感到很奇怪,自己的精神怎么这样好?周总理接见之后,我到了附近的中日友好协会,把周总理对围棋方面的指示整理出来。清晨我赶着头班车到了围棋集训队,我要尽早地把喜悦让大家分享。我似乎没意识到自己一夜未眠,一个人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恐怕是不会感到疲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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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五章 恩人与恋人(4)



    1971年秋,敏之因病在三○一医院动了个小手术。在她住院期间我经常去探望她。三○一医院离市区较远,路上来回得二三个小时,但探望恋人是种乐趣。一次探望她时,有一位好心的护士跟我们说陈毅同志也住在此院。我马上问他住在哪里?护士说陈老总住的是将军楼,一般人不得入内。我心中一直想念着这位恩人,多么渴望再见见他。我朝将军楼望去,不就在眼前吗?为什么可望而不可即呢?

    又一次我去医院看望敏之,病人都用过晚餐了。那位好心的护士匆匆跑来跟我俩说,陈老总从将军楼里出来散步了,你们如要找他快去。我马上拉着敏之奔出病房。三○一医院地盘好大,我俩漫无目的地到处寻找。那时天色昏暗,人影模糊,我拉着恋人找恩人,心情激动又着急。我们只要一看到穿呢制大衣的就急急地跑上前去,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领导干部都穿呢制大衣。但,不是陈老总。又不是!还不是!不是!不是!一次次地找,一次次地失望!我们身心俱乏地、近乎绝望地望着不知什么时候黑了下来的院子。怎么,已经完全黑了!陈老总必定已回到将军楼了。希望破灭了!

    人常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就此再也找不到陈老总,再也没能看到陈老总的音容笑貌,再也不能向他倾诉一句肺腑之言了。

    1972年1月9日上午,我正在厂里挖防空洞,突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电话是国家体委的一位领导干部打来的,他说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同志和廖承志同志找了我几天,今天才打听到我在三通用,他们要我上三○一医院与陈老总的遗体告别。遗体?怎么不是陈老总而是遗体?!这是怎么啦!

    晴天霹雳呵!

    我有5年多没见到他了,但我一直深信早晚会见到他的呀!谁知……电话听筒中又传来声音:“你12点之前赶到三○一医院,他们在等着你呢。”马上去?我一看表,天哪,快11点了,三○一医院那么远,我怎么赶得及?!我拿着听筒发愣了。对方知道我为难,就说:“你现在就来体委,与李梦华同志一起去吧。”

    我钻出防空洞,拍了拍反正也拍不干净的浑身的泥土灰沙,大步冲出厂门。看到一辆公共汽车就一跃而上。售票员过来了,我这才发现匆忙之中一分钱都没带。我只得向售票员赔不是,售票员看我不像欺骗她也就罢了。我来到国家体委只见李梦华同志已等在门口了,他的车把我们带到三○一医院。这一天是和遗体告别的最后一天,按计划到中午12点结束就将遗体送往火葬场火化。我们明显迟到了,全班人马都在等着我们,还未到三○一医院门口就见路边一个接一个的军人肃穆地站着,袖上都带着黑纱。我们来到三○一医院的太平间,这是间小小的屋子。房间中央放着一张床,陈老总安详地躺着。一条白被单盖在身上,只能看到他的脸。他显然比以前瘦多了,脸颊凹了进去,颧骨突了出来。他的头发白了不少,但他那宽大的脸庞、高高的额头以及往上竖起的眉毛还和从前一样。他长眠了,但我依然能在他脸上感觉到一股他所特有的帅气,这是天底下只有陈老总才有的帅气。

    我们站在陈老总的遗体前默哀了一会儿,然后绕着他的遗体慢慢地走了一圈。这是我和陈老总的最后一次见面。我盼望了5年多,却盼来了这样的一次会面!是会面,又是永别。我多么不想离开他,哪怕再多看一眼,再看一眼吧。再也看不到了,再也看不到了……可我还有那么多话没来得及和陈老总说呢!来不及说了,什么也没说就永别了!

    不知怎的,我已经走到陈老总的几个孩子眼前。我和他们无言地握着手。我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怎么也说不出。他们比我更痛苦,这种痛苦非言语所能安慰。张茜同志在陈老总去世之前也患上了癌症。苍天对这一家人太不公了。此情此景永远深深地烙在我的脑中。

    第二天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追悼会。我仍然和李梦华同志一起去。追悼会之前我们在一个休息室中等候。休息室里的空气是沉重的,像巨大的铅块似的压迫着每一个人。一会儿进来了一位外交部的负责人。他一进休息室就起劲地到处打招呼,人还未坐稳就夸夸其谈他去美国的情景。非但津津乐道,而且他的举动、神态都在显示着外交家风度。看着他的表现,我的心中燃起一股怒火——此人太没良心,他在陈老总手下工作多年,陈老总的为人有口皆碑,不知多少人为陈老总的去世悲痛。而他,却兴高采烈、忘乎所以。

    追悼会在一个小小的礼堂进行。出席的人数不多,大概才100来人,但已把礼堂挤得满满的。一位受人民如此爱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其追悼会的规模这般小,使人感到凄凉和愤懑!好在**也来了,他的到来算是对陈老总的肯定,也使这小小的追悼会的规格升高了。周总理悲痛地念着悼词,他已经明显地憔悴了。“文革”给他带来的无数烦恼和精神上的折磨,也只有周总理这样坚强的伟人才能承受得住。“四人帮”的那几个家伙也参加了追悼会,他们的心中无疑在大声叫好。陈老总看到了**的下场,这算是他归天之前的一大安慰;但他没能看到“四人帮”的结局,这又是极大的憾事。

    归途中,我默默地坐在李梦华同志的车中,只感到说不出的空虚。世界冰凉了,天空黑暗了。苍天呵,为什么不让陈老总这样的大好人再活下去?为什么在我刚得到心爱的恋人时,就夺去了我崇敬的恩人?我不久前才刚刚获得了喜悦,突然又遭到了这难以名状的痛苦。我所得到的远远比不上我所失去的。陈老总的去世是我国围棋事业无法弥补的损失。围棋事业已遭到**一伙的毒手,我一直期待着陈老总来挽救,如今这已成为不可能了。我悲恸之极,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不是脆弱的人,更不轻易掉泪,我一直认为男子汉掉泪是羞耻之事。后来直至我父亲病故以及自己病危时我都未曾掉过一滴泪。但此时我再也忍受不住,我哭泣了。虽然李梦华同志在身边,我也顾不上了。梦华同志见此情景,跟我说:“以后好好干。”短短的一句话止住了我的哭泣。以后好好干,说明以后有希望。人活着就是因为有希望,一个人失去了希望,他的生活就毫无意义了。

    是呵,我要好好干,我一定还会拿起围棋子的。陈老总是我国围棋事业的大恩人,他的教诲和期望已铭记在我心中,我要把这一切讲给比我年轻的棋手听,要一代一代讲下去,以此作为勉励和鞭策。我们将永远记住,在中国围棋史上功劳最卓著的一个响亮的名字——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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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五章 恩人与恋人(3)



    我写情书完全是秘密行动,连我姐姐都不曾告诉。而姐姐还继续在为我奔忙。姐姐又给我找了一位,要我在某个晚上见面。恰好在约会的这天下午,我收到了郑敏之的回信。这也是封短短的信,信中没明确的同意,但也没说不同意,没不同意就意味着同意。我看着信,只觉得心在怦怦乱跳,这是难以形容的高兴与激动。我在事业上受到挫折,而在爱情上却得到补偿。命运呵,乐极了会生悲,苦尽了会甘来,看来苍天是公正的。

    我发那封情书看来真是鲁莽:郑敏之确是有过朋友的。亏得我和她有缘分!我的信寄的正是时候。有时鲁莽也会胜于谨慎——过于谨慎容易畏缩不前,而鲁莽一些却容易得到机会。

    可晚上还有约会,这是可怜的姐姐已经安排好了的。当时我的内心无比的兴奋和充实。尽管是去赴一次完全是例行公事的约会,仅仅是因为不能失约所以不得不去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愉快的情绪。

    这一次姐姐给我找的是位很好的姑娘,端正的五官,苗条的身材,单纯而善良。可此时我的心已被占领,就是天仙也不可能攻入我心灵的城堡了。会面时姐姐也在场,她一直暗示我,要我表态。她心中着急:你连这样的姑娘还不要,那你要谁呵!我对姐姐的一系列暗示视而不见,只是出于礼节勉强应酬着。姐姐天性容易激动,容易感情用事。她自己看上了这个姑娘,竟然当场声明两天后让我们在公园见面。

    事后姐姐忍不住责备我了,说我太挑剔。我只得将真情告诉她,姐姐听了愕然,不过也替我高兴。但约会怎么办呢?此事如何了结才好?姐姐感到这位姑娘很好,为了不使她伤心,想了个主意,即再为她找一位条件好的青年。我当时神情恍惚,姐姐怎么说我就怎么是了。

    约会的日子到了,我们在公园见了面。不过这次又增加了一人,即姐姐找来的一个青年,这个青年相貌堂堂,各方面条件都好。我姐姐很诚恳地和那位姑娘作了解释,但那位单纯的姑娘哪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此时即使是再出色的青年来代替我,从客观上来说也是骗局无异。姐姐和我都是缺乏经验的人,好心办了坏事。尽管我们没有一丝不好的动机,但事实上无疑是伤害了这位姑娘。为此事我一直充满着歉意,我最反对伤害别人的自尊心,而这一次我显然是伤害了那位姑娘的自尊心。这件事我是忘不了的,那位姑娘肯定更忘不了。不知她如今生活得怎样,但愿她早已建立起美满幸福的家庭,也希望她能看到我的这本回忆录,并能谅解我和我姐姐。

    姐姐帮我介绍对象至此结束,以后都是我单独行动了。既然目标已定,我只能勇往直前了,正如我下棋时向着冠军这个目标挺进一样。

    我以极大的热忱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发出一封长长的情书。每天晚上我坐在那个用砖垒成的凳子上,俯在床上狂热地倾泻自己的感情。每一封信都是那么厚厚的一叠。大概感情一泻而不可止吧,我信里的每一句几乎都是几十字组成的欧化长句。我的字迹本来就非常潦草,这种在感情的浪涛中起伏的欧化长句字迹更不会规矩。敏之每天要看上那厚厚一叠波涛汹涌般的情书,无疑是很费神的。我的不少字她必须像猜谜一样,乃至像考古一样方能知其端倪。我想任何谈恋爱的人对于情书都是有兴趣的,虽然敏之有时跟我提出抗议,说我的字迹过于潦草。但这个恶习实在难以克服,要不然我写一封长信就得彻夜不眠了。

    我和敏之的第一次约会很有意思。见面之前我很紧张,谁知后果会如何呢?我们约在一个下午会面,中午我喝了几杯啤酒壮壮胆。敏之可是个非常机灵的人,我没说上两句话她就闻到酒气了。她直截了当地问:“你喝过酒了?”这实在无法抵赖。好在她早就听说我有此嗜好,加之运动队经常有宴会等各种应酬,因此她对于喝酒也不见怪,不然这一股酒气很可能坏了大事。

    就在这第一次约会中还有件有趣的事。敏之爱吃冰棍,她不喜欢奶油冰棍,就爱吃三分钱一根的小豆冰棍。我问她要买几根,她说6根。6根?!我真吓了一大跳。其实她也是“眼高手低”,一口气消灭了4根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另外两根融化掉。她哪里知道她那神情快要把1米77之躯的我融化掉了。

    人最可爱的就是本色、自然、不做作。她从不因为她是女方而故意在约会时迟到1分钟,也决不因为她当时是世界冠军而我是工人就觉得她高于我。她每次都是讲乒乓,讲拚搏。任何两个人互相吸引,总有共同之点。也许,这种拚搏的性格正是使我们互相吸引的内在原因?

    我们恋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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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五章 恩人与恋人(2)



    我们处境的变化使我开始明白了一些事理,使我明白原来处世比下围棋还复杂。确实有那么一种干部,办任何事只看上边的颜色。他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事业心、责任感,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如何使自己飞黄腾达。他们愈是对上察言观色、“深刻领会”,愈是对下漠不关心,充耳不闻。他们打着**员的招牌,实际上连个普通的百姓还远远不如。陈老总关心围棋完全是为了祖国的事业,他多次跟围棋手们谈到下围棋的意义,谈到他开展围棋活动是“经过政治局的,是**同意的”。记得一次陈老总到体委接见围棋手,在吃饭前一位干部走了进来,陈老总毫不留情地说:“你平时不关心围棋,吃饭就来了。”一语击中要害,痛快!

    当然,势利眼毕竟是个别的,大多数的人还是和以前一样,特别是广大的围棋爱好者,他们总是关心着我们,不断地使我们得到鼓舞。我呢,每月要买上一大堆邮票、信封,和全国各地的棋手、围棋爱好者保持着联系,有时一天就发出10来封信。发信之多也可见收信之多。周总理呵,围棋没有绝种,围棋不会绝种!

    我进三通用不久,姐姐一本正经地跟我说:“你应当考虑个人大事了。”我想是呵,我念书、下棋和比赛,莫名其妙地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以前我的脑袋中装满着围棋子,容纳不下其他念头。如今围棋不下了,终身大事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我这个人向来腼腆,除了下棋,很少和人打交道,尤其对于女性。我问姐姐:“找对象从何找起呢?”

    姐姐说:“这事我给你包了。”

    姐姐马上为我奔走起来,替我物色了一个又一个的对象。

    作为二十六七岁的青年,我自然也想有个称心如意的终身伴侣。但是每一次姐姐或其他亲友替我介绍,一见之下我都感到失望。我也说不上是何原因,就是不中意。我姐姐越来越着急了,她出于对我的关心,又可能是由于“媒人”这个角色所具有的通病,总是希望能早日成全我。但终身大事可不能凑和呵!我也有些烦躁了,疲沓了,甚至感到这种介绍是负担了。是何原因我老是不中意呢?原来在我的脑子中存在一个倩影,她才是我的意中人。这个倩影早在10多年前就在我的脑中扎下了根,那当然谈不上是爱情,但这是埋在土壤中的种子。年复一年,这颗种子终于破土而出,并开始萌发出嫩绿的幼芽。这个倩影不知不觉已成为我终身伴侣的一个标准,无怪乎介绍这么多对象都无法使我满意。

    这个倩影对我来说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具有吸引力。她是多么的娇小,娇小得使你不可能相信她居然是个运动员。小时候我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我很喜欢朵拉这个形象。现在我觉得她就是朵拉。她那白净、光洁的额头上,乌黑的秀发理成一个运动发型,这恐怕是她身上唯一的运动员的特征。她那两根长长的有些往上挑起的眉毛下长着一对机灵有神的明眸。她那中国人少有的高鼻子可能是她五官中最有特征的一部分。她那红红的小嘴以及略尖的下巴显示出可爱、任性和倔犟。她的一举一动是那么的轻盈、灵巧和协调,她与同伴们逗趣嬉戏时笑得那么爽朗,那么有感染力,一派天真无邪。

    她是谁呢?她是乒乓球运动员郑敏之。在我15岁进入上海市体育宫参加围棋集训时,14岁的她也在体育宫参加乒乓球集训。体育界都称呼她为小燕子,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称呼。我曾听说这个小燕子比较任性,但小燕子就应当任性,任性不也是可爱的一种表现吗?很多“过来人”都告诫年轻小伙子找对象不应以外表为主,更主要的是内心美。可年轻人又怎能不重视外表呢?不要说是终身伴侣,即使在商店买一件普通的物品,谁能只要物品耐用,而完全不管外观呢?那还要商品款式、商品装潢干什么呢?好比买一件衣服,往往是这件衣服的“外形美”——好看——首先吸引了你,然后你才会注意这件衣服的“内在美”——是不是结实。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甚至嘲讽过来人的经验,过来人的经验固然是正确的,但年龄的不同必然决定思想上的差异。

    既然目标已定,那么就应当行动了。但如今她是体育界的红人,乒乓球在当时是体育界中红得发紫的项目,她又是这项目中的尖子。我是否配得上她?不,什么叫配得上?我从来不小看自己,我也不小看工人,人的价值不能以工种区分,而应以人的实际才能和精神力量区分。于是我提起笔写上我的第一封情书,这是封短短的又是毫不含糊的情书。

    说也奇怪,我写信时根本未曾考虑郑敏之是否有对象。按她的年龄完全可能有了,如那样的话,我无疑要碰上一鼻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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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五章 恩人与恋人(1)



    在三通用的两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我心爱的围棋事业。我也不断地思念着陈老总,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大恩人,是围棋事业的大恩人。

    自1967年开始,陈老总的处境一直不太好。**、“四人帮”一伙对他百般攻击,但陈老总光明磊落、浩气凛然,那些造谣中伤只能更衬托出他的品质高尚。我深信黑白总会分明,是非定能澄清。陈老总是正,**、“四人帮”是邪,正气定能压倒邪气。只要陈老总健在,围棋事业就有希望。

    尽管我深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我的心却一天比一天不安。自1966年开始,我已有5年多没好好下一局棋了,再如此下去,至少我个人要报废了,祖国的围棋事业自然也将遭受更为严重的损失。我的生命已和围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休戚相关,我的最大痛苦莫过于不能在围棋的疆场上厮杀。

    我经常想到1959年拳击运动被撤销时的情景。如今我们遭到了和拳击手同样的命运。我的内心和拳击手一样悲痛,但我不会掉泪,我要奋斗,我要为围棋事业的恢复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和同伴们为此给不少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信。虽然我们清楚,在这种动荡的年代这样做其希望实在渺茫,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要争取。

    这些信件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这当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对围棋不关心,而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自身处境不妙,不可能再为围棋事业说话了。然而不少领导同志还惦记着围棋事业。如周总理在一次接见日本的冈崎嘉平太先生时谈到围棋,周总理感到如今没人支持围棋事业心中很着急,当他看到在座的有外交部亚洲司的丁民同志,就跟他说:“丁民同志,你来关心一下围棋。”周总理是出于无奈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只收到一封回信,那是我和吴淞笙两人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的信。他当时处境还可以,因此还能过问围棋事业。他希望我们推荐些棋手去河南开展围棋活动。我马上和各地的棋手联系,结果有4人愿去河南,他们是福建罗建文、江苏陈锡明、广西黄进先和湖北邵福棠。他们为了围棋事业,远离家乡和亲人,只身前往河南,精神感人。河南的围棋活动基础很差,水平也低。自他们4人去了之后,有了较快的发展,涌现了不少有希望的青少年棋手,包括获得1980年全国围棋冠军的刘小光。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说的围棋不能绝种这句话只有在河南才算得到贯彻。

    我和同伴们还多次找体委领导反映情况。当时李梦华同志又回到国家体委当了副主任,他是围棋协会的主席,我们当然要去找他。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总是诚恳地接待我们。有一次我和淞笙在他午睡时敲了他办公室的门,他马上起来,丝毫没有不愉快,和我们攀谈了一个中午。他的至诚的态度至少使我们得到慰藉,并使我感到一个人不论身居何职,都要平等待人,要能够真心诚意地倾听他人意见,这会使找上门来的百姓感到怎样的温暖!后来也有不少次有人在我休息时找上门来。特别是在我得病的几年中,有时我确实很疲惫,很虚弱,偶尔我的脑中掠过一丝不愉快的感觉,但我马上把这种念头排除了,同时又责备自己不该产生这种念头。我对任何来访者都从心中欢迎他们,因为我知道,正是因为人家尊重你,信任你,才来看你、找你的。我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和那次中午把李梦华同志从床上叫起来不无关系的。

    我也遇到过一些令人气愤的事。体委有一位干部以前我对他印象很好,感到他平易近人,对围棋事业也很关心。于是我和同伴们去找他,但不巧,找了几次均扑空,最后好不容易上他家见到他,我见了他满心喜悦,谁知他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有事,你们以后再来吧。”我简直怀疑自己找错了人,定神再瞧一遍,可不就是他。他说完一句话扭身就走了。我站着直发愣,浑身的血液简直凝固了,我的自尊心受到强烈的刺伤。我想这位干部的脸以前如暖房之花朵,而今天却成了冷库之冻肉,变化有多大呵!我想了一会才恍然大悟,以前陈老总关心我们,因此他总是堆着笑脸,如今我们是被遗弃的孤儿,因此就不值得瞧一眼,也不屑跟我们多说一句话了。当然,也可能这位干部那天真有事,但他如对人稍微尊重些,至少他的表情和语气不会那么冷酷。这件事从反面教育了我:人不分社会地位的高低都有自尊心。伤害别人的自尊心是不道德的、残酷的。

    人只有在动荡中才能显现出他最本质的一面,人生也只有在动荡中才能展现出丰富深刻的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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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四章 我多么希望……(6)



    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动身前往工厂,在工厂食堂吃早餐,然后到车间上班。工厂食堂的早餐天天是油饼。在北京人看来,在早餐中油饼是首屈一指的美食,正如好吃不如饺子一样。工厂的食堂很大,但没有一张桌子,工人们买了饭菜都捧在手里坐在长条凳上吃。虽然如此,比起我们宿舍坐在砖上还是相当现代化了。下班时天快黑了,晚饭一般在宿舍自己动手做。7个小兄弟在生活上都是“低能儿”,吃饭时各尽所能,大部分人至少能把米饭、面条煮熟,还能炒几个普通的家常菜。可有的人从未跟油盐酱醋打过交道,未免要出洋相。曹志林看我煎了几次鸡蛋,心中很羡慕,但他耻于下问。一天他终于憋不住说自己也要煎鸡蛋,然而说了几天却未见动手。终于他下定了决心,在一天做晚饭时,他拿起一个生鸡蛋,定神看了看,随后作了一个深呼吸,那神情简直像在表演硬气功。他把鸡蛋举起,使劲往锅沿上砸了下去,只听得啪的一声,他再看手中的鸡蛋只剩下一个空蛋壳。原来他使劲太猛,蛋黄和蛋白全部掉在炉旁的煤灰堆中了。如此精彩表演,真是千载难逢。这种乐趣只有在我们这样的单身汉中才能享受到。

    有时我们几人进行会餐,各人大显身手,也是饶有趣味的。一次会餐,汝南买了一些猪肉和一只鸡放在一起红烧,他为了将鸡和肉炖得烂一些,焖在锅里很长时间。待揭开锅一看,鸡烧得烂糊糊的,而猪肉已毫无影踪。我就给这道菜取了个名,为“烂糊鸡”。同一天晚上,淞笙煎了个很大的鸡蛋饼,大得无盘可盛,他只得将它放在一个很大的锅盖内,大家就给这道菜取名为“锅盖蛋”。做菜的人一般都爱被人夸奖,我们边尝着淞笙的手艺边说:这个菜具有锦江饭店厨师的水平。淞笙高兴得那个大嘴加倍地大了。

    我是第二次进工厂,14岁那年是半工半读,这次是正式工人。前者是临时,后者是固定,性质完全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都要从头学起,都要拜师当徒工。我已快27岁了,我的师傅姓张,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个朴实勤劳的人。当时正值动荡年代,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再加上工厂的管理不当,给工人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但工人中总有那么些品质可贵的人,我的师傅也是其中之一。他很少言语,从不表现自己,整天埋头苦干,没活时也能找活干。对于这样的工人,我从心中钦佩。

    当钳工每天就得和钳台、头及锉刀等打交道,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自己实在不是当钳工的材料。我的一双手太不灵巧,打头经常砸在自己手上,使锉刀又端不平。对于钳工技术,我实在缺乏信心。我只能挑一些不需要多少技术的活来干。工人师傅们显然理解我的心情,因此对我也无甚要求,还尽量给予照顾。

    在工厂时间越久,我越感到当个好工人不容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一样,也是大有学问。就拿钳工来说,要不是心灵手巧以及多少年的勤学苦练,不可能成为好钳工。一个技术精湛的钳工,小至配一把钥匙,大至装配和修理各种机床,样样得心应手。各种工具在他手中运用自如,干出的活如一件件艺术品,制造出这些艺术品的人是真正的艺术家。行行出状元,是千真万确的。有人瞧不起这瞧不起那,实际上是他无知,正如瞧不起围棋的人正是因为他对围棋的无知一样。

    我们7个围棋小兄弟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人较尊重。尊重是双方的,你尊重人,就容易被人尊重。正因为如此,我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较融洽。也有的人到了工厂以为是委屈了,一副清高的姿态,很少与工人交谈。对于这种人,工人们也敬而远之,这种人在工厂相当孤独。

    一次厂里搞拉练,每天要行军六七十里,非常劳累。行军过程中,炊事班居然因为太辛苦而撒手不干,这样就把我们钳工班顶了上去。钳工班的工人们尽管煮饭烧菜并不拿手,但大家心齐,能吃苦,任务完成得挺不错。拉练结束时评五好,工人们把我和曹志林评上了。我俩虽然也尽了些力,但比不上我们的勤劳能干的师傅们。这次被评上五好,是工人师傅对我们的一番好意。

    工厂里也有些围棋爱好者,他们都很正派,没有染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气,由此也可见围棋对陶冶人们性情确有好处。我们不时和这些爱好者下上几盘。一些不懂围棋的工人希望能学围棋,我们也教了。曹志林还办了一个学习班,吸引了不少人。小曹平时讲话有些结巴,但讲起棋来口才横溢,妙语连珠,且眉飞色舞,表情极丰富,宛如在表演单口相声。在三通用期间他已显示出讲棋的才能。

    在三通用除了和一些工人对局外,社会上有些围棋爱好者不时找上门来,与他们交流是一大乐事。所有爱好者中,和我们下得最多的无疑是聂卫平了。小聂是18岁左右的青年,时代的潮流把他卷到遥远偏僻的黑龙江农场,但他对围棋有着强烈的兴趣和上进心,因此常返回北京找我们对弈,有时一个星期上我们宿舍五六次。他思路敏捷,短短的一个晚上能和我们下三四盘。我们在工厂的这段期间,小聂的棋艺有了长足的进步,以至1973年恢复围棋集训时,他已成为全国数得上的高手了。

    工人们学围棋毕竟有难处,工厂的劳动每天足足8小时,回到家还有永远干不完的家务事。工人们的经济大多拮据,一个三级工月薪47元,夫妻俩辛苦1个月还不到100元。况且大多要扶老养小,如此每天得精打细算、艰难度日,很难会有闲情逸致。

    一次我和曹志林到一个工人家庭作客,为了不使主人事先忙碌,我们没打招呼来了个突然袭击。这对工人夫妇对我们很热情,诚恳地留我们吃饭,然后匆忙地外出采购准备。他们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男一女,我和小曹无意中听到那个男孩跟他妹妹说:“今天爸爸妈妈没钱。”小孩的一句话引起我极大的不安。我想这对工人夫妇肯定是向邻居借了钱为我们做了一餐。这顿饭吃得真不是滋味!这家的男主人是工厂中的技术骨干,但家境如此困难!我心里汹涌起深深的同情和深深的忧虑——我们的国家有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工人们平时要添置一辆他们生活中必需的自行车或一架缝纫机,需要很长时间的省吃俭用。工厂里的很多女士为了省钱,从家里带来一个饭盒,吃饭时蒸一下,饭盒中除了米饭经常是寥寥几片菜叶子。这不是一餐两餐,而是常年累月呵!无怪乎女工们的脸色大多如她们饭盒中的菜叶那么枯黄。中国人虽然是黄种人,但黄种人也可以有更好看的血气、更鲜艳的光泽。

    我们的宿舍距工厂有几站地,因此每天上班都要乘公共汽车。公共汽车那个拥挤难以用文字表达,非得亲身体验一下方能领略“拥挤”这个词的含义。尤其是严冬刮风下雪天,不少骑车的改乘公共汽车了。车站上候车的人群黑压压的一大片,其中还有抱着孩子的女工。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车,人群如潮水般拥了过去。车中本已满满的,车下这么多人又要往上挤,没有本领的只能望车兴叹。要知道工人阶级是最讲组织纪律性的,但为了要上班不迟到这条纪律,在车站就无法讲纪律了。总有大量工人没能挤上车,只能眼巴巴地等待着下一辆。那开动的公共汽车由于太拥挤,门外还吊着几个人,售票员总是身先士卒,吊在车门的最外边,使劲将乘客一个个推进车内。这些售票员都是普通的女子,她们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力量在公共汽车的开动中硬是把那些比她们强壮得多的男子一个又一个塞进了看来已经完全饱和的车厢。

    我经常看到在严寒中那些骑车的工人顶着迎面刮来的大风,身子尽可能前倾,两腿使足了劲,但自行车的轮子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似的移动。我不禁联想到我在干校时拉车走上坡路的情景。尽管前者是骑车,后者是拉车,但两者的形象都可以归纳成一个词——挣扎。我还经常看到下雪天时骑自行车的工人一个接一个因地滑而摔倒在马路中央,有时四五辆车摔成一堆。我不禁想,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可他们得到的太少了,他们太可怜了。在“文革”中,似乎工人阶级最光荣,到处派出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但在生活上,他们属下层,在政治上呢?他们连《参考消息》都不能订阅。

    我国10亿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城市中,工人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生活的改善主要应体现在工人和农民身上。值得高兴的是,近几年我国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有了以往所不敢想象的令人目眩的变化。但要使全体工农都营养充足、手头宽裕还要做很大的努力。我多么希望早日看到我国广大农民能早日摆脱那些原始落后的农业工具,今后再也不要用锄来耕地、用扁担挑水、用石夯来打土坯以及再也不要开饭时只见窝头咸菜;我也多么希望看到我国所有的工人再也不要为了添置一辆自行车而饭盒里只见几片菜叶,不要为了上班不迟到这条纪律而在汽车站上毫无纪律地争先恐后,更不要为了招待两个客人而到邻居家去借钱。我多么希望……

    我国有多少农民一辈子守着自己的家园,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太狭小了;我国有多少工人不是在厂房,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是忙着没完没了的家务,他们虽然在城市,但他们常年累月地奔波在工厂和家庭的两点一线上。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具有极其可爱、极其难能可贵的伟大品质,他们辛勤工作一辈子,但对生活的企求很少很少,他们最容易满足。然而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人应当替社会创造财富,与此同时,也应当得到越来越多的、越来越美好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

    我们的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呵,我多么希望你们能早日得到你们应该得到的一切。“文革”使我在最宝贵的年华荒废了棋艺,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然而到了农村,又进了工厂,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尤其是使我了解了工厂、农村,爱上了工人、农民,这又很有所得。人生总是有失又有得,当我想到我所失去的,其痛苦难以名状;但当我想到我所得到的,我又有所慰藉。

    人生是那么的丰富多彩。无论是幸福的,或是痛苦的,当你回忆起来,都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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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四章 我多么希望……(5)



    屯留地区的农民粮食缺乏,可以想象,他们是经常饿着肚子在干活。我们五七战士在粮食的供应方面较当地农民优越,但也时常受到饥饿的侵袭。试想,天天吃窝窝头,几乎尝不到油水,肚子不提抗议才怪呢。尤其到了星期天只供应两餐,这日子更为难熬。有一个星期天,我突然感到浑身乏力,像得了重病,只得躺倒在床。我思索着自己为什么变得“奄奄一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被饿成这样的。窝窝头在向我发出诱人的微笑,于是我挣扎起来,一步一步走向我心目中的圣地——食堂。但是,食堂门紧闭着,不接纳我这个虔诚的信徒。原来是时间还早,离开饭还有1个小时。我顿时又变得“奄奄一息”了。我顺着墙慢慢滑下,在食堂门口坐了1小时……

    粮食是那样的欠缺,而工业的粮食——煤在山西却是取之不尽。我们刚到屯留时是大伏天,3个月后已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了。屯留海拔较高,因此同样的季节比北京冷不少,然而山西省在御寒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农民要用煤只需拉车往山上跑一趟,煤块乌黑油亮,很大的一块拿在手里却是那么轻,我在北京曾烧过锅炉,那些发白的沉甸甸的煤如在山西的老乡看来简直不成其为煤。屯留取暖的煤炉既大又沉,令人瞠目,4个人抬还费劲。炉膛是个大老饕,它张开大嘴,每一餐可吞入无数煤块。那么多优质上等的煤块在它的大肚中熊熊燃烧,其散发的热量可想而知了。一次有人不慎把一个武斗时扔下的土制手榴弹随同煤块一起扔进炉膛,一会儿只听得一声巨响,屋内众人惊骇不已,而那个坚实笨重的取暖炉却纹丝不动,安然无恙。

    在干校中我被评为五好战士。以前评五好运动员我总是有份儿,那是因为我比赛成绩好,是一好带四好。在干校则不同了,我的确竭尽了全力。因此当我被评上五好时我心安理得,毫无愧色。

    当我们在干校劳动了4个月时,军管会作出决定,我和其他几名围棋手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美其名曰是执行周总理的围棋要留种的指示。我们是身不由己,命运完全操纵在人家手中。周总理说的围棋要留种难道就是把我们几个仅剩的棋手分到一个厂里当工人吗?当然不是。而且我断定,跟我们这么说的军管会代表心中也不会这么认为。

    12月26日,7名围棋手来到了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这一天恰好是**的诞辰,因此印象较深。我们7人的年龄每人相差1岁,我是老大,以下按顺序是吴淞笙、王汝南、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和黄德勋。第三通用机械厂简称为三通用,这是一个拥有2000人的中型厂子,其主要产品是破碎机,即把矿石粉碎的机器。一进厂门,一个挨一个的厂房,满地的钢板,巨大的龙门吊,汽锤沉闷有力的锤击声以及电焊发出的刺眼的光芒……这一切使我马上想起10多岁时在造船厂的生活。那时我几乎被造船厂迷住了,我的理想就是船厂工人。如今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但此刻工人已不再是我的理想了。因为我已有了一个坚定的、不可动摇的理想,我的心已经扑在围棋事业上了。从我跨进三通用厂门的第一刻起,我一直惦记着心爱的黑白子和纵横19道的围棋盘。我深信我定会重新执起黑白子,并定要为此献出毕生的努力。

    我们被人领进一间大厂房,这是个维修车间。车间的中央是条长长的过道,过道的一边是各种机床,有车床、铣床、刨床、磨床等,另一边是供维修钳工和模具钳工操作的工作台。我们7人的工作很快被分配定当,我和曹志林是模具钳工,吴淞笙和王汝南是维修钳工,华以刚、邱鑫和黄德勋三人是机加工。邱和黄是车工,华是铣工。大概他们3人较年轻,容易掌握机加工技术。但机加工每天在机床旁一站就是8小时,这对习惯于坐一整天的人来说无疑很不好受。相比之下,4位老大哥轻松不少,钳工有不少时间是坐着干的,活也较轻松而不枯燥。

    我们7人都是无归宿的单身汉,因此被安排在工厂的单身宿舍中。我们被人领进距工厂几站地的一条狭窄的胡同,来到了我们的新居。这里有几个小小的房间,每个房中放着两三张三角铁架的木板床。此外,每个房里还有一个取暖用的煤炉。北京的居民一般都使用烧蜂窝煤的煤炉,而这里是烧煤球的。煤炉的体积比起山西的最多只有其三分之一。我们这些人烧煤球都是外行,有时要做饭,煤炉就是点不着。但生活能力是逼出来的,没过多久,7个单身汉都成了烧煤炉的能手。

    我们的新居除了床和煤炉外是一无所有。没有桌子和凳子,怎么办呢?只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床自然就成了桌子,只要把被子、褥子一掀,吃饭、写字以至打棋谱均可解决。凳子可要想想办法了。我们在胡同里拾了一些旧砖,五六块砖一垒,凳子就有了,虽然有些摇晃,但毕竟能支撑一下。从生活的条件来看,城市的工厂还不如农村的干校,真有些奇怪。好在7个小兄弟相依为命,并不感到无聊,更不觉得凄凉,经常说说笑笑,自得其乐。

    我们新居外的那条长长的胡同可真热闹,简直是个动物园。不要说鸡、鸭、猫、狗等小动物,甚至连猪、羊都有。要不是胡同里没有青草,说不定还会见到牛和马呢。我记得城市里是不准饲养家畜的,大概在这个颠倒的年代无所谓准或不准了。胡同尽是泥地,遇到雨天可糟糕了,长长的一条胡同全是泥浆,我们只好在这个沼泽地里跋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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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四章 我多么希望……(4)



    每天我拿起石夯,没打多久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到了休息时衣服被风吹干,只见衣服上铺满了一层白花花的汗渍。体内的盐分留在衣服上,塞外的风沙留在我脸上。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在这段时间里,眼看着自己干瘦下去,肚子像放了气的皮球,只剩下了一张皮。几个月后回到北京,姐姐一见我大吃一惊:“你老了10年!”因为我本来白白的脸现在变得又粗又黑,布满了皱纹。而我的蓝外衣、蓝绒衣……每一件上衣都变得发白了。

    然而劳动能给人带来一种透心的欢快。每天干完活,浑身酥软,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会产生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无数土坯垒在那儿要经过很多天的吹晒,心中经常牵挂着,就怕突然来了一阵雨把这些汗水浇铸的果实糟蹋了。有时半夜突然听到雷雨声,大家马上触电般跳起来奔了出去,宛如母亲怕孩子着凉似的,用草席把土坯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

    干校的领导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断号召大家劳动竞赛,五七战士就玩命地干,参加打土坯的人大多身强力壮,其中包括一些体育项目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他们膀大腰圆,又经过长期的运动锻炼,在体力上显然胜过我这个下围棋的。但我从来就好胜心强,干事情决不偷懒,面对这些壮汉我毫不示弱。起初我半天打70块土坯就名列前茅。不过,运动员们积压已久的竞争心很快就在打土坯这个赛场上爆发出来了。竞争十分激烈,打土坯的指标直线上升。半天打出的土坯上升到100块、150、200、210、230、250……这就像跳高一样,指标愈高,每突破一点都极其艰难。纪录突破了又创造,创造了又突破。其中多数的纪录是我破的,又是我创的。一个文质彬彬的围棋冠军成了打土坯冠军。围棋和土坯恐怕谈不上有什么内在联系吧?是否冠军的性格在起着作用呢?每天打完土坯,我对自己的成绩也颇感吃惊,别人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这事的确用不着思也用不着议。这里没有诀窍,只有猛干。我只是毫不吝惜自己的体力。我全然没有想到这种拚搏会在我的体内潜伏下怎样的病。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田里挑水,我居然在半天中挑断了3根扁担。这首先说明自己用扁担没个巧劲儿,同时也说明我使了多大的别扭劲。事后有人跟我说:“你虽然很卖力,但这样干活越干越亏本。”我也因为自己使扁担不内行感到羞愧难言,从那以后我看到扁担这玩意儿就尽可能回避。

    来干校前我虽然由于体育锻炼身体很健康,但我毕竟从未从事过真正的劳动。在土坯和扁担的夹攻下,我感到干完活后腰部疼痛不适,但我总认为一个人有一点小毛病就挂在嘴上是没出息的表现,所以从来不吭气。到第二天再拿起石夯我就把一切都忘了,但干完活又感到不适。

    我终于得了严重的腰肌劳损。

    后来不少人说我傻,劳动应量力而行。我也懂这个道理,但干起活来就忘了。人的性格真是没办法。我干什么事都不甘落后,甚至在街上走路也如此,只要看到前边有人,定要加快步伐赶上去并超过他。

    在我当逍遥派时有这样一件趣事:一天晚饭后王汝南买了一个10斤重的西瓜请我和其他几人分享,我开玩笑和汝南说:“你这个瓜太小,怎能请我们几人?我一人就能把它解决了。”

    “你真能吃?”汝南不以为然。

    我虽无把握,但话已出口,岂能收回。“我说能吃掉,就能吃掉。”

    “好,你如吃了,我再去买一个这样大的。你如吃不了,那你去买一个还我。”

    一言为定。于是一只大西瓜切开铺满了一桌,限定只能用半小时。事情到了这地步非得上了,由于吃饱了晚饭,几块瓜下肚已感到胀鼓鼓的,但此时跟下棋一样,也是个胜负问题,为了赢就不能后退。居然20分钟就把“战场”打扫干净。汝南只得再去买一个,他边走边说:“今后再不跟陈祖德打赌了。”其实我压根儿不喜欢打赌,这一次只是好胜心的表现罢了。

    我想如果今天我的身体和以前一样健康,叫我再拿起石夯,我还会不顾一切地干的。但话要说回来,劳动的确要掌握分寸,要控制劳动强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得到锻炼。而掌握好劳动强度关键在于组织安排劳动的领导。记得一次陈老总知道我们要下农村劳动,特意来到我们这儿。他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累着了。”第二句是:“饭要吃饱。”我当时听了止不住笑了,因为没有一个领导像他这样对我们说话,别的领导总是爱讲一番劳动锻炼的大道理。事后我感到这短短的两句话是多么诚恳,多么实实在在!

    干校中绝大部分都是干部,这其中除了一般干部外,还有大量的处长、司长以至副主任。李梦华副主任和我们在一个连队里,因为他是围棋协会的主席,因此我对他尤其同情和注意。他在干校是饲养员。梦华同志干一行像一行,当起饲养员也真是那么回事,踏踏实实、兢兢业业。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心中暗暗钦佩。很多干部都会这么说:干什么工作都一样,社会分工不同嘛。然而真当上饲养员,能和梦华同志一样的恐怕并不很多。一个人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首先不是看他得势时的表现,而是看他处在逆境中的表现。人生如大洋中的一叶小舟,命运的浪潮有时把你抛得那么高,有时又把你摔得那么低,甚至无情地将你摧垮。真正的男子汉往往在命运的低潮时方显出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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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四章 我多么希望……(3)



    1969年10月10日,周总理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表演结束后,周总理接见国家体委的负责同志和一些运动员。当时主管国家体委的是军管会的代表,他根据**一伙的旨意向周总理汇报要撤销一批体育项目。当他提到围棋时,周总理说围棋有对外交流的任务,不能绝种。这话再清楚不过是针对撤销而言的。但之后不久,军管会又打了一个报告,再次提及要撤销围棋。周总理明确批示:围棋不是撤销的问题。短短的几个字,鲜明有力。可恨**一伙无视周总理的批示,围棋终于被强行撤销。

    当围棋在世界上日复一日地发展的时候,她恰恰在自己的故土上遭到了无情的摧残,凶狠的践踏!不过,这也不奇怪。棋运和国运从来就是一体的。50年代,围棋随着国家的复苏而复苏;60年代末,围棋随着国家的沉沦而沉沦。

    国家围棋集训队被撤销了,集训队员纷纷回到自己的省市。我和另几位上海的棋手理应回到上海。谁知“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竟然不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张春桥在“文革”中不择手段地攻击陈老总,谩骂陈老总“不会打仗,只会下几着臭棋”。出于这种不可收拾的仇恨心理,他自然就仇恨陈老总提倡的围棋事业以及陈老总爱护的围棋手。

    北京不让留,上海不让进,我们无家可归了。

    怎么办?

    军管会下出高明的一着——让我们去五七干校。去五七干校是**发出的号召,我们当然响应。

    这是1967年的夏季,我们上海的几个棋手加上安徽的王汝南和四川的黄德勋等,混杂在大群体育战线的干部中乘火车来到山西省长治市,在长治换上卡车驰往屯留县。卡车在田野上奔驰着,阵阵暖风迎面扑来,暖融融的。我不知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更不知从干校出来后的前途如何,不免有些迷茫。但同时我又感到高兴,因为今天我再不是“饱食而遨游”的逍遥派了,而是一名五七战士。我是真真切切地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我对党始终怀着一种感恩思想。“文革”中我虽然对不少事情无法理解,特别对于围棋项目的被撤销极为愤慨,但我对党对**是坚信不移的。我当然渴望着能重返棋坛,不过眼前我应当响应**的号召,当好一名五七战士。

    屯留地处晋东南,虽然晋东南在山西属较富的地区,但屯留却非常贫瘠。这一带粮食产量很低,一个劳力每月只能分配到20多斤粮,难以糊口。因此这里的农民经常喝稀的,一大碗棒子面粥加上几块咸菜,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很多南方人看到窝窝头就皱眉头,然而在这儿能吃饱窝窝头已是上上大吉了。

    干校的劳动很繁重,在4个月的干校生活中,我干了不少活,造猪圈、盖马房、建厕所、修堤坝以及拉车挑水等等,干得最多的是打土坯,4个月中大约有3个月和土坯打交道。

    农活中固然有轻重之分,但每种活只要认真地干,卖力地干,都极辛苦。记得一次我拉着几百斤重的车不断地走下坡路和上坡路,走下坡路时脚步尽可能放慢,身子尽量后仰,非得用自己的体重和力量去抵抗那几百斤物体下滑时的惯性不可。如控制不好或有所不慎,则后果实难设想。上坡艰苦之极,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代价,坡度越陡,身子越要往前倾。我只听到自己在大声喘着气,只看到脸上的汗水不断洒向地面。我的思想变得非常单一——想法迈出一步,再迈出一步。我前倾的身子眼看就要碰到地面——两条腿已不顶用了,连一双手都撑在地上“走着”,就此成了4条腿的动物。

    当我终于走完这段上坡路,身子一软就躺倒在地。我只感到浑身如虚脱一般,但又似乎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愉快。我的脸上尽是泥土和汗水,想想自己的狼狈相不免笑了起来。我躺在泥地上把水壶里的水往喉咙里直灌,此时的水再甜美不过了,是以往任何宴会上的美酒都无法比拟的。我透过被汗水模糊了的镜片望着晴朗的蓝天,享受着一种胜利的喜悦。对付这一段路程我花了多大的代价!然而喜就喜在付出了代价,好比拚搏了一整天之后终于赢了棋一样。胜利的喜悦往往是和付出的代价成正比的。

    打坯在农村中是最重的体力活。以两人为一组,由一人将湿土装在木模中,另一人拿着石夯将湿土打结实,然后拆开模子,把相当于六块砖大小的土坯一块块垒起。经过日晒风吹,土坯的水分蒸发,就成为和砖类似的建筑材料。

    打夯这个人非常劳累,每一块土坯要使劲打20下左右。如打100块土坯,就得打2000下。石夯本身有一定分量,又得举起使劲砸下去。为了使土坯结实,当石夯接触到土坯时还得把夯拧一下。当地都是身体最棒的劳力干这活,即使在粮食极缺乏的地区,打土坯时也必须加餐,每餐又得保证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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