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棋会友

新棋战上现威风

    现在回想起来，1975年是我的转机。这一年，日本棋院锦标赛取消了，新设了天元战。这是优胜奖金五百万日元、比名人战的三百万日元还要高的大型棋战。倒不是因为苦于债务，我当然瞄上了天元战。在五局决胜负的决赛中战胜了大平修三君，就任了第一期天元。就是在这一时期，有了“秀行在新棋战上威风”的说法。确实如此，新棋战的优胜特别多。从1957年的首相杯开始，1959年的日本棋院第一位决定战、1962年的名人战、1969年的快棋锦标赛，还有1976年的天元战，我都是第一期的优胜者，再加上1977年的第一期棋圣战。虽然这只是巧合，不过确是不可思议的记录。

    棋圣战是读卖报社主办的新棋战。为什么创设棋圣战？我虽不想触及这一问题，但不说又不行。

    1974年的年底，日本棋院理事会向读卖报社发出了终止名人战契约的通知，理由是对契约金不满。第一期名人战的契约虽是破格的二千五百万日元，但是十四年只长了百分之十。我担任涉外理事的时候，约定了契约金按物价指数变动，但是对方没有守约。

    理事会当时就公布了名人战将移到朝日报社的名下，并缔结了以契约金总额一亿日元为主旨的暂定契约。因为对读卖非常不满，所以理事会的决定得到了多数棋手的支持。但是我的心情很复杂。我为创设了名人战而感到自豪，因而对名人战怀着眷恋之情。尽管能够理解理事会的行动，但是期待着用其他方法解决问题。

    1975年的棋坛被名人战事件搞得十分混乱：读卖提出了高出朝日的契约金进行反击，日本棋院总裁田实涉发表了调停方案：“第十五期由朝日、读卖共同登载”，甚至还打起了官司....棋手也分成急进派（朝日派）和稳健派（读卖派），到处弥漫着火药味儿。我被当做了读卖派，但是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确实，朝日是以名人战救星的姿态登场的。但是让读卖因此罢休，是不是好呢？我的立场是尽可能使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

    到了年底，事情总算得到了解决。由于日本棋院顾问冈田仪一的努力，以朝日、读卖双方都不失面子的方式作出了结论。即把名人战移到朝日的名下，作为补偿，日本棋院创设新棋战“棋圣战”，并把它排在棋战的第一位，与读卖缔结契约。

    对日本棋院来说，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不仅迎来了棋圣战、新名人战等大型棋战的诞生，本因坊等其他棋战的契约金也大幅上升了，这样就使棋手的收入和地位都得到了提高。由于有了钱，棋圣战诞生以前减少到二十人以下的院生一下子增加到六七十人。靠下棋科研为生的认识开始有了市场，希望孩子作专业棋手的父母也出现了。

    虽然作为结果，一切都很完满，但是给田实先生、冈田先生等很多人添了不少麻烦却是实情。今后应该避免发生这类事情。

    第一期棋圣战的优胜奖金是一千七百万日元，再加上决胜七局的对局费五百万日元，不用说我绷紧了弦，大家都绷紧了弦。但是鼓足干劲儿和赢棋却不是一码事儿，还得有几分运气。我是天元战的优胜者，可以直接作为最高棋手决定战的种子选手，而没有头衔的普通九段却要先在九段战、全段争霸战等几个选拔赛中取胜，才能进入最高棋手决定战。对于难以长时间保持精神集中、臭棋又多的我来说，从下边儿爬上来是至难的活儿更为幸运的是在最高棋手决定战上的几局棋。最初对加藤正夫君，往常早就认输了的必败的棋，结果不屈不挠，以半目取胜。接着对石田芳夫君，以苦战获胜。半决赛是对武宫正树君，赢得也很幸运，应该是轻易取胜的棋，后半盘却东损一点儿、西损一点儿，搞得脑子都有点儿不正常了，能够以半目取胜，真可以说是幸运女神的照顾。好像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变得顽强起来了。

    就这样，我进入了七局定胜负的决胜战。对手是年近古稀的桥本宇太郎老师。舆论认为我占上风，但是我觉得势均力敌。桥本老师是老前辈，因此有点儿不好对付。我年纪轻，如果输了的话，不是要被世人耻笑吗....

    在决战的时候，我保持了冷静的心情。那时有人求我题字，我喜欢写“无悟”。这是有其原因的。原想写表达剑道大师心境的“无构”二字，第二个字把木字旁错写成了竖心旁。改写又太晦气，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好字呢，心里想着，“悟”字浮上了心头。“无悟”－－这确是个好词儿。自己离悟的境地太远，悟不了就悟不了吧，悟不了就用悟不了的方法战斗。

    靠“无悟”的精神战斗的结果是以四胜一败战胜了桥本老师，就任了第一期棋圣。虽因为臭棋输了一局，不过桥本老师有一局步调紊乱，也帮了我一把。总起来说，我觉得下出了自己的风格。

    决胜战期间我戒了酒，大概是产生了副作用，棋赛结束以后成了酒鬼。回顾这一年的成绩，七胜十二败。除去棋圣战的四胜，几乎全输了。每天喝酒还照常参加电视围棋赛，造成了播放时间还胜一个小时就输掉了的事件，也是这一时期的事情。就连我也不得不反省了，请日本棋院替我转告了“今后一定注意”的歉意，但酒还是照样喝。

以棋会友

酒和借钱

    说起秀行和酒，那是太有名了。人们以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酗酒，其实真正开始喝酒并不那么早。因为战后一段时期，酒到不了我们嘴里，并且自己也特别注意对酒敬而远之。

    喝酒超过常人的量是过了三十多岁、邂逅我敬仰的人生之师稻叶圭亮老师以后的事情。稻叶老师是原法务大臣稻叶修的哥哥，他长时期担任众议院议员的职务，是六十九岁才开始有了四个孩子的杰出人物。他常常从新泄来我家，一边喝酒，一边讲中国的历史和诗，这老人有着仙人般的风貌。有一天稻叶老师送我一张漂亮的硬纸笺：

            兴志一来
            可狂起耳
            侠情一往
            可乱醉耳

    就是说，“酒这个东西，既然喝，一定要喝醉。”从那以后，我就忠实地信守着稻叶老师的教诲。威士忌的话，一瓶，日本酒的话，一升，每天如此，因此决不是一般的爱喝酒。

    因喝酒而出的事数也数不清。有一次在冲绳，喝醉了之后坐上出租车被拉到了警察署，早上醒来发现在拘留所里。还有一次，和作家三好彻在 TBS电视台演出节目“杰出的伙伴”时，演着半截儿竟找不到我人了。

    最大的失败要算1981年第五期棋圣战取得了五连霸之后，我在NHK 杯决胜战上的那一次。棋圣战一结束我就开始喝酒，可是十天以后必须参加争夺 NHK杯的比赛。我曾以有病为理由请假，但是没被批准。对局的前两天，和我不错的一位围棋记者来了，不容分说把我带到了伊豆修善寺。他很关心我，希望我戒掉酒，把身体恢复到可以对局的程度。但是因为几乎十天光喝酒不吃饭，这时连茶泡饭都咽不下去，吃了就吐。对局前一天也什么都没吃，总算勉勉强强回到了东京，晕晕忽忽地进了对局室。

    当时的样子通过电视播放到全国，或许有人还记得吧。连棋子都不能随心所欲地摆好，结果却赢了。给对手高木祥一君大概也添了不少麻烦。我虽然醉醺醺的，但是下棋却不糊涂，所以还是不好对付。

    但也有不顺的时候，电视播放时间还剩一个小时我就认输了。

    说了酒又不能不说赌。我主要是赌自行车赛。这比喝酒早，从我二十四五岁就开始了。和小说家坂口安吾就是在自行车赛场认识的。大概是小田原自行车赛吧，坂口批评名次判定、作弊事件引起人们的注目也是那时的事情。

    我当然是常败将军。用六十三万日元一次下注，赢了四百二十万的时候也有。尽管我还算是有点儿赌博的才能，但是在百分之二十五抽头的情况下，想赢是根本没门儿的。在赌车赛上花的钱大约比上亿还多一位数。倒霉的是赛场有人会轻易就把钱借给我。“秀行先生，要借多少都可以。”不由自主，借上五十万、一百万，一转眼就光了。借钱的利息也够厉害，从赛车当天开始每天百分之十！于是欠款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

    找这么个老公，老婆吃了不知多少苦。可是她没发过一句牢骚，真是个了不起的老婆。记得有一次，她还对我说，“真是那么好玩儿的话，也带我去看看。”难得下了小注，但是到了最后一场比赛，手里还是只剩了两千日元左右。我说，“这点儿钱就带回去吧。”可是看她的表情，比我还来劲：“好不容易来了，就玩儿呗。”

    “石毛（嘉久夫）、盐入（逸造）没有钱，藤泽存不住一点儿钱。”

    这是前田陈尔老师作的打油诗。何止存不住钱，借款越积越多。又稍微搞了一点实业，借款竟升到了天文数字。

    1965年，听从他人的劝告，我在代代木的大楼里挂出了“泽建设”的招牌，是不动产的中介行业。因为认识的人多，开始倒也接到过几回不动产中介的业务。但是轻率的毛病在这里也没能避免。想的是要干就正式上马，结果却是惨败。成功了两三次，也挣过一千万、两千万的，但归根结底还是棋手式的买卖观念，到底对付不了猴儿精的同行。小西泰三六段说：

    “我在泽建设帮了七年的忙。从公司的注册到一般事务几乎都是我干的。房产走红的时候，有过几件不错的生意，但是在这处处危险的行业里，我们外行们顶多算是进行了一番顽强的奋斗。借款生出了借款，为了更改期票，每个月都疲于奔命。

    有人问我，是不是影响了藤泽老师下围棋，这可是很难说。赌自行车赛减少到了过去的十分之一，酒量却增加了不少。头衔也还有，不知道做生意对他的影响是好是坏。改造列岛计划破产的时候，他洗手不干了，恐怕正是时机吧。”

    我自己不认为当初从事这一行业有什么不好，并且确信，对棋坛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家住附近的林海峰君，还有四谷的木谷道场的石田芳夫君、武宫正树君、赵治勋君等每天都来，代代木的事务所就像专业棋手的棋社，十分热闹。年轻的棋手们在这里不断地成长，回到了韩国成了头衔大王的曹薰铉君就是其中之一。

    客变主不变。不管谁来，每天照例是快棋、讲评，脑子里就没有不动产。

    还有一件给棋坛带来好处的事情是组织围棋旅行。现在，各种各样的围棋旅行很流行，其实它们的祖先是我的事务所主办的1963年的“德岛旅行”。

    旅行公司的人来到事务所，问我是不是搞个围棋旅行，地点就定在了德岛。我当时甚至计划着，让旅客们看看德岛，在那里买土地。要干就大干，包下了豪华客船“日本丸”，和众多的棋手打了招呼，集合了棋手四十人，旅客三百多人。不管怎么说，气氛非常热烈。

    到了德岛，却因为暴风雨不能上岸，让旅客买土地、发大财的计划也成了泡影。但是我让客人们很满意。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棋手们总动员，不收费跟客人下指导棋，带去的棋盘最后也都白送给了客人。船上的酒吧也不收费，喝光了船上所有的酒桶。船长吃惊地说，“这是有史依赖第一次。”当然是大赔本，但却是非常愉快的围棋旅行。

    后来又策划了两次夏威夷围棋旅行，也是以赔本告终。如果要考虑得失，那就什么也干不成！

    经营事务所的时候借了多少钱，我自己也不清楚。以亿为单位是错不了的。十五年前拍卖了阿佐谷的住宅，再加上六期棋圣战优胜的奖金也没还上借款。

    其实借钱是很苦的。期票转来转去就转到了坏蛋的手里，他决不会因为明天有比赛而加以考虑。半夜，汽车开到家门口儿，用喇叭大声吵闹。听说明天比赛在严流岛，逼债就追到严流岛。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宫本武藏，是不是能打败佐佐木小次郎都有问题。我觉得，这一时期的成绩说不上好坏。1970年从林海峰手里夺取了名人。1971年、1972年虽然输了，但连续两年与林君较量，并且王座战四连霸。虽然被债务压得抬不起头，但是我觉得我奋斗得很顽强。

以棋会友

我的对手

    第二期名人战，坂田先生理所当然似的成了挑战者。人们都说我和坂田先生是好敌手或好对手，其实不是这样。确实，在名人战等各种争夺头衔的棋战中，我和他常常碰在一起，展开激烈的角逐，但是我从来没有认为我们是好对手。如前所述，我和坂田先生的出发点不一样。我当院生的时候，坂田先生都快入段了。我入段的时候，坂田先生已经四段。不论在报社的棋战上，还是在段位赛上，和早我一步两步的坂田先生几乎没有对局的机会。真正对战是从1959年最高位战开始的。与其说他是我的好对手，不如说他是我的目标更贴切。

    我以为我的对手是从院生时代就开始与我竞争的山部郡郎君和铃木圭三君。如果还有一个，那就是稍前于我的前辈梶原武雄先生。铃木君如果还活着的话，肯定是我终生的好敌手。山部君和「木尾」原君虽然和头衔没有缘分，但那只是取胜的技术稍逊一些，在围棋的才能上决不比我差。我能有他们这些好对手，真是我一生的福气。

    再说和坂田先生的第二期名人战。被说成是好对手之间的激战，实际上也确是棋逢对手。第一、第二局连败之后，从第三局开始三连胜。但是第六局、第七局却输了，名人位卫冕没有成功。

    第六局，到了第一天封棋的时候，出现了令人兴奋的交手。封棋就是轮到走棋的人把下一着棋写在棋谱上，封好，不让对手知道，棋谱由主持人保管，第二天再开封的制度。和很多棋手一样，我也不喜欢轮到封棋，担心是不是写错了，或者为一着臭棋睡不着觉，这样就消耗了不该消耗的精力。第六局到了封棋的时间轮到坂田先生走棋。我想，当然该坂田先生封棋，就松了一口气。就要到点了，坂田先生突然走出一着棋！面对坂田先生的棋外之棋，我一下子乱了步调。下面引用观战记者对这一场面的记叙：

    “本因坊（坂田又看了一眼表，冷不防捏起棋子，白52。名人（藤泽）看到之后，脸一下儿涨得通红。可能是坂田先生想让对手封棋的意图激怒了藤泽先生。名人也猛然抓起棋子，53。然而本因坊又马上应了54。正当名人抱起胳膊说“真恼火儿”的时候，主持人高桥七段宣布时间到了。因为并没有违反规则，所以本因坊自然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但是这如果是扰乱对手的作战方法，如此成功的例子绝无仅有。（方冈子）”

    因棋外之棋而动摇当然不对，但我总以为应该在盘上堂堂正正地竞争。因此，当时我确是有点儿吃惊。但是我输棋并不是因为这个。包括精神方面，我比全盛时期的坂田先生确是稍逊一筹。当时的坂田先生实在是厉害。接着，第三期名人战我又是挑战者，但是只胜了一局。

    我觉得我真正厉害起来，是在五十岁以后。就是体力衰弱了的现在，也能战胜1963、1964年的我。

以棋会友

成为第一期名人

    第一期名人战是从1961年 1月开始的。参加的棋手有吴清源、木谷实、藤泽朋斋、坂田荣男、高川格、岛村俊广、宫下秀洋、杉内雅男、桥本宇太郎、桥本昌二、半田道玄等九段和岩田正男（后改名达明）七段，还有我，共十三人。当时我是八段、最高位。按照规定，循环战每人十二局，争得第一位便是名人。以后，每年循环战的第一位就向名人挑战。

    根据读卖新闻和《棋道》杂志的预想投票结果，吴先生和坂田先生最负众望。我得票很少，似乎要有一场激烈的角逐。

    决定我为优胜者，是在十九个月以后的1962年 8月。当时的情况登载在各种书报杂志上。因为有些不属实的记载，这里做些订正。

    剩下了最后两局：藤泽秀行对桥本昌二，吴清源对坂田荣男。如果我胜了，十胜二败，无疑是优胜者。如果输了，就与吴－－坂田一战的胜者同分，还要进行一场同分者决胜战。我很快输掉喝酒去了。观战记上写着，当时我说，“坂田终于当上了名人。”但是这并不属实，因为还有决胜战呢，我不可能说那样的话。

    吴－－坂田一战，吴先生力挽劣势以和棋取胜。现在统一规定贴子为五目半，但当时有四目半、五目、五目半等多种方式。名人战的贴子是五目，这样就产生了和棋（执黑盘面胜五目）的可能性。按照规定，和棋为白胜，但劣于一般意义上的取胜。这就给我带来了运气。我是九胜三败，吴先生也是九胜三败。但他有一局是和棋胜，处在我的下位。这样，不用决胜就决定了我的优胜。

    我对此事毫无所知，和几个相好的棋手在新宿喝酒。有人说我是借酒浇愁，其实当时不论胜负我都不少喝，根本不是借酒浇愁。报社找不到我便慌了手脚。记得那天我回家比较早。第二天的《读卖新闻》做了如下记载。

    “在第一期名人战七十八局棋里，首次出现了和棋，并且是在最后一局。这一意外的结果迫使有关人士赶紧寻找新名人。首先给藤泽先生家里打电话，元子夫人担心地说，“他还没回来。”一一寻找了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 7日凌晨一点左右，元子夫人终于打来了电话，说丈夫“刚刚到家”。有关人士才放下心来。

    回到家的新名人穿着裤衩，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听到就任名人位的消息后，“真的吗？真对不起。秀行是个坏家伙，而且是日本棋院负债最高的借钱大王....”不知道他想说什么，表达喜悦心情的话说个没完，并且立刻就拿出来威士忌，和夫人开始庆祝。也许是渐渐真实地领悟到了新名人的喜悦，他才连忙批上了衣服，鞠躬行礼，“十分感谢！””

    报纸上登载这样的记事恐怕是头一次吧。虽然被称作“白捡的名人”，但我还是很高兴，不但实现了父亲的梦想，债额也减少了。

以棋会友

为创设名人战而奔走

    大约从1952年开始，我对日本棋院的经营产生了兴趣，受到大家的推举，担任了理事。在1960年改选的时候，我又被选为负责涉外的首席理事。

    我的任务只有一个，即改善棋院的财政状况。棋院的收入来源以段位证书费、书籍的营业额，还有与报社的契约金为主。书籍的营业额微不足道，段位证书费还算能解决些问题。关键问题是与报社的契约金。棋手的人数在急速增加，日本棋院的组织也庞大起来，可是契约金却没长多少。怎么办呢？当时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即创设引人注目的棋战：名人战。去找从我少年时代就一直照顾着我的、曾负责涉外工作的理事村岛谊纪老师商量，他完全赞成我的想法。他说，“我也努力过，但是没成功。藤泽君大概没问题。”

    事情必须秘密进行，被人知道了的话，没准儿谁就会插进一杠子来。我首先与朝日报社联系。这样做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七八年前朝日曾有过主办名人战的计划，但没有成功，并且朝日是决定升段的段位赛和它的延续－－最高位战的主办单位。

    获得最高位之后，就着答谢的机会，我在拜访朝日报社的时候，对当时的专务信夫韩一郎说：“朝日不打算举办名人战吗？”由于报社之间的对立和过去的挫折，信夫先生说：“哪儿有可能呢？”他用的虽是否定的语调，我却觉得他内心期待着名人战的诞生，也会支付巨额的契约金。后来，我又见了信夫先生两三次，事情渐渐有了眉目。

    正在这时，我成了本因坊战的挑战者，名人战的交涉只好暂时放一下。但这次本因坊战只给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当时，我并不是不知道在本因坊战上屡屡防卫成功的高川先生的力量。但我想，我能够战胜坂田先生，就一定能战胜高川先生。我信心十足地登上了七局决胜负的战场。头三局两胜一败，我领先。后来却太不应该，第四局的一着大臭棋使我情绪急落，结果反胜为败，接着第五局、第六局连败。我的气焰被彻底扑灭了。

    这里请大家看看第四局里改变了胜负走向的一着臭棋。这就是有名的“瞎劫事件”。「谱三」（注：见本主页藤泽先生对局集）的黑 1提劫的时候，高川先生用白 2刺来制造劫材。我便条件反射似的应了黑 3，并且马上就发现，白 2不是劫材，就是说黑 3根本没有应的必要，把劫粘上，这盘棋就算下完了。多么轻率啊！

    “高川先生，这不是劫材呀！”

    “啊，是吗？”

    好像有过这么一段对话。就是走出了黑 3这着臭棋，我的棋毫无疑问还是优势，但是情绪一落千仗，棋也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

    什么都可以说成是输棋的理由，不过，确实是有令人不快的事情。开始打劫的时候，对局室里挤满了当地的爱好者。这倒问题不是太大，其中有一个人突然用闪光灯开始照相。本来神经就很紧张了，再加上这一刺激。总之，在争胜负方面，我还是不成熟。

    输了本因坊战，创设名人战的热情就更加高涨。因为本因坊战的挑战对局费一局才给六万日元，太少了，必须想点儿办法。决定棋坛霸者的对局费是这样，其他的比赛就可想而知了。

    我马上又开始了和朝日报社的交涉。谁知道，在本因坊战的那三个月里，朝日的气氛发生了很大变化。信夫专务已经辞职，马上就要有了结果的事情撞上了暗礁。交涉又持续了将近半年，最后还是没有结论，只好中断谈判。

    接下来开始与读卖报社商量。这次是笔名叫做覆面子、写作观战记的山田虎吉先生出面负责和我交涉。山田先生是报社的干部，据说对社长正力松太先生进行了顽强的说服工作。于是契约金两千五百万日元的名人战诞生了。

    棋手中也不是没有反对设立名人战的。比如木谷老师，他主张“名人的诞生不是人为的，我们应该等待名人自然而然地出现。”我也认为他的主张很有见识，但是我主张，“如果名人称号只授予像神一样全知全能的棋手的话，那么不但以后不会有，过去也没有过这样的棋手。”就这样，我们俩的意见始终没有取得一致。

    有关名人战的规定和与读卖报社的契约在棋手总会上以七十比四的绝对优势得到了承认。

以棋会友

从名人到棋圣

“我们的时代到来啦”

    1950年前后，战后的混乱得到平息，人们开始有了娱乐的要求。从那时起，围棋开始正式登上了不断扩大版面的各报。于是，不再是作为爱好的或临时的棋战，而是永久的、锦标赛式的棋战一个个地诞生了。主要棋战按时间顺序揭示如下：

    1953年  王座战（日本经济新闻）
    1953年  日本棋院锦标赛（中部日本新闻）
    1955年  最高位决定战（朝日新闻）
    1956年  快棋名人战（产经时事新闻）
    1956年  围棋锦标赛（东京新闻）
    1956年  日本最强决定战（读卖新闻）
    1957年  首相杯争夺战（共同通信）
    1958年  日本棋院第一位决定战（地方新闻联盟）

    随着棋战增加，我开始展露头角。在五段以上七段以下的年轻棋手、中坚分子争夺的首相杯赛（1981年终止）上，我战胜大平修三君取得了第一期的优胜。回过手来，在第一期日本棋院第一位决定战上，又以二比零战胜了宫下秀洋先生，取得了优胜。请看「谱二」对宫下先生的一战。

    「谱二」上数字挤得满满的，看起来很费劲，但因为是很有意思的一盘棋，有兴趣的话，不妨在棋盘上摆一摆。如果可以在一小时以内摆完，那就是不错的业余有段者。这盘棋自己是不是能在三十分钟以内摆完，连我自己也没有自信。

    从少年时代被评论为抡棍子的棋风脱颍而出，独自的序盘感觉开始渐渐地显露出来。白20并不是走错了定式。白24碰，感觉很好。就是现在的我也会这么走。在上边得到了好棋形，再控制住左边、左下、下边，就保住了优势，但白 112有点儿太随便了。白 136也应酬不当，后半盘局势变得扑朔迷离。总算保住了胜势，除了幸运
之外，大概归功于真的长了棋力。

    胜了宫下先生，我好像说了一句，“快到我们的时代了”。记不清楚了，也许说的是类似的话。宫下先生属牛，比我大一轮。也许是因为属相一样吧，从我小的时候，他就很喜欢我。通宵达旦喝酒的事是常有的。安永一先生也属牛，大我两轮。大我三轮的是濑越宪作先生。他们都是照顾过我的老前辈。

    由于第一位决定战的优胜，得到了初步的承认。稍后，又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大头衔，舞台是从1959年末到1960年正月举行的第五期最高位决定战。循环赛以六胜二败领先，接着决胜五局向坂田先生挑战。与坂田先生绝对有利的预期相反，我以三胜一败获胜。当时的坂田先生是最高位、最强位、日本棋院锦标赛、NHK 杯的四冠王，与吴、木谷、高川先生一起被称为四横纲。对我的评价顶多是关胁。我这一胜，世间哗然。当时，我倒不是觉得自己能胜，只是不肯轻易就认输罢了。我和任何人下棋，都是这种精神。

    （译注：横纲，相扑的力士最高位；关胁，相扑力士中的级别，在大关之下，小结之上。）

    下完这最后一局，和亲近的棋手们举起祝酒杯的时候，才感到真的战胜了当代第一的坂田先生。我入段的时候，大我五岁的坂田先生已经四段了，在段位赛上根本遇不上。拼命追赶，升了段，坂田先生同样也向前迈进。所以，到争夺最高位为止，我俩几乎没有正式对过局。战胜了坂田先生，与其说是高兴，不如说是真切感到终于得到承认，可以和坂田先生一比高下了。

    报导说，我像战胜宫下先生时一样说，“我们的时代终于到来了。”这恐怕是新闻工作者的创造。一次胜利，根本动摇不了坂田先生的地位。坂田先生这堵墙决不是一般的厚。

    田冈敬一先生在以“浑身弱点的大人物”为题的文章中写道：

    “我问秀行先生，就任最高位后，心情怎么样？他回答说，“没什么变化。要说有什么高兴事儿，那就是收入增加了。”这种话听起来有点儿假模假式，但出自秀行先生的口，可以不打折扣。因为这个人是有什么说什么。实话说，秀行先生向坂田最高位挑战时，就是以二比一领先的时候，我也没预想到他能胜利。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迷信坂田九段的精明高强，另一方面，毫不掩饰自己弱点的秀行先生就是在围棋方面，也根本不会摆出强有力的姿态，那么像我这样的外行，就看不出他强在哪里。谈到这一点，他说，“坂田先生的棋艺虽然占优势，但是胜负却是另一回事。运气好的人胜。我当时运气好，仅此而已。”这些话在某些人那里只是肤浅的外交辞令，但是在秀行先生那里，却是真心话。（《棋道》1960年 3月号）”

    只有从孩童时代就了解我的田冈先生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以棋会友

1950年前后和吴清源

    至此，我很少谈到我的围棋，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确实，1950年前后的我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虽然被称为“战后三杰”，并参加了临时的棋战，但和现在的有名棋手是不一样的。

    当时的正式棋战只有春秋两季的段位赛和本因坊战。段位赛还算顺利，但是怎么也进不了本因坊战。现在，棋战有十多个，有点儿实力，立刻就被捧出了名，成了明星，但那时可不一样。

    那时，第一位是吴清源先生。他在1941年和木谷老师下了十局棋，名符其实地把木谷老师降为先相先，成为最强者，并且战后吴先生也是遥遥领先。下面记载的是吴先生战后的十局棋。（时间是每次十局棋终了的年代）

    1） 1938年  和桥本宇太郎的十局棋
        第八局把对手降为先相先。六胜三败一持棋（持棋作和）

    2） 1949年  和岩本薰的十局棋
        第六局把对手降为先相先。七胜二败一持棋

    3） 1951年  和桥本宇太郎的十局棋（先相先）
        五胜三败二持棋

    4） 1952年  和藤泽库之助的十局棋
        第九局把对手降为先相先。七胜二败一持棋

    5） 1953年  和藤泽库之助的十局棋（先相先）
        第六局把对手降为让先。五胜一败后中止

    6） 1954年  和坂田荣男的十局棋（先相先）
        第八局把对手降为让先。六胜二败后中止

    7） 1956年  和高川格的十局棋
        第八局把对手降为先相先。六胜四败

    吴先生的成绩无可挑剔。十局棋这种比赛制度非常严厉、残酷，那是现在的锦标赛比赛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就像以前的剑客一个对一个用真刀真枪比武一样。吴先生把所有的棋手都降到了先相先或让先的地步，可以说是实力超群。

    最残酷的例子是与藤泽库之助先生的十局棋。根据段位赛制度，库之助先生在1949年成为第一位九段棋手。第二年，吴先生也升为九段。吴先生不属于日本棋院，也不参加段位赛，是为了表彰他的成绩，以推荐的方式授予他九段的。这样，在围棋史上就有了两位最初的九段。这下子成了问题。那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扔块石头就能砸着个九段，而是还和秀哉名人以前一样，普遍认为“九段就是名人”。名人怎么能有两个呢？两个九段应该势不两立，应该决一雌雄。

    但是库之助先生和日本棋院与吴清源先生所属的读卖报社又处于对立状态，因此两个人的决斗一直无法实现。读卖新闻上登载的通告也是造成对立的原因之一：

    “围棋爱好者们所期待的吴氏与藤泽库之助九段的对局，尽管吴氏随时准备应战，但是因为藤泽九段根本没有出场的想法，所以不能实现。并且升段以后的藤泽九段一蹶不振....”

    写成这样，谁不生气呢？库之助先生在《棋道》杂志对读卖的无礼行为进行了反击，“不用说十局棋，就是二十局、三十局我也没问题。”接下来是“到底谁无礼？”“无礼者，读卖也！”这样的互相揭短儿，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最终，双方总算达到和解，开始了全民注目的十局棋。

    库之助先生输了。虽然每一局都进行了激烈的角逐，但是他还是没能避免过火的着法和臭棋。藤泽家族怎么也免不了轻率的毛病。

    代表日本棋院出战，却被降为先相先的库之助先生处于破釜沉舟的境地。他再次从先相先出发向吴先生挑战，又再次失败，于是，不得不离开了日本棋院。对于库之助先生来说，这是过于残酷的十局棋。那时他改名朋斋，一直等到1959年才又复归日本棋院。

    我那时干了些什么呢？虽然机会不是完全没有，但从结果看，我还是袖手旁观了吴先生独霸棋坛。1949年举办了“吴与新人擂台赛”，从五段中选出了杉内雅男先生、小泉重郎先生（第二年死于结核病）和我，执黑向吴先生挑战。杉内先生赢了，而我却惨败。1954年举办了“吴九段对日本棋院最强七段战”，我仍不是对手。

    也许是我吹牛，我那时觉得，如果自己把握住不出问题，即使是吴先生，对付我也不那么容易。只要学习，下次遇到吴先生，一定能赢。1961－1962年，在第一期名人战上，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有和我一样的气概。

    应该也谈谈1950年关西棋院独立的事情。但是与记述围棋新社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我对事情的内幕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一部分强硬派因为不满意日本棋院的管理，脱离了出来。因此我没什么资格谈论这件事事情。不过，对于下棋的来说，东（日本棋院）西（关西棋院）是不分的。从那个时候，我与关西棋院的棋手之间就丝毫没有隔阂。和洼内秀知先生的来往在那以前就开始了，宫本直毅君把我当做哥哥一样看待。我在大阪的研究会有很多关西棋院的年轻棋手前来参加，后边儿将要谈到的秀行军团，也有不少关西棋院的人。已经不是说“东”道“西”的时代了。我认为早晚有一天两家会统一起来。

    吴先生是无形的独占鳌头，还有高川先生的本因坊九连霸也是一个伟大的业绩。虽然每一次的预测都是高川先生不利，但他还是依次战胜了桥本宇太郎、木谷实、杉内雅男、岛村利博（连续两年）、藤泽朋斋、杉内雅男、木谷实，创造了足以和吴先生媲美的纪录。第九期本因坊战，我登上了擂台，详情让给下一章吧。

以棋会友

三好达治老师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看完自行车赛回来，在新桥偶然遇到了熟人三好达治老师。我常看三好老师的诗，老师喜欢围棋，不一会儿就情投意合起来。他请我到鸟森的酒馆儿去喝酒。这已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现在写出来而没什么关系。酒席上，我们争论起来。引起争论的是陶渊明题为“饮酒”诗的一节。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我正在用日语吟咏这首诗，老师说，“不对！应该是，而有车马喧。”尽管他是日本有名的大诗人，但在这一点上，我是不能苟同的。我认为不念成“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前后文就不通了。但是老师坚决不同意。后来我们吵了起来。记不得是怎么收场了，在电车上他突然亲了我一口，“藤泽君，我可喜欢上你了！”把我吓了一跳。

    我是从十几岁开始念中国古诗的，因为这次争论，我更喜欢中国古诗了。三好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些事情，现在我还常常回忆起来。

    我最喜欢陶渊明。我喜欢他的诗读起来琅琅上口，最典型的就是从“归去来兮”开始的《归去来辞》。我也喜欢李白。李白写酒的诗极多。后来我那么能喝，没准儿是受李白的影响。

以棋会友

发行围棋报

    在高轮设置了日本棋院会馆的1948年年初，我从疏散地搬到了西荻洼的公寓。因为不能只靠棋赛维持生活，只好教棋。马上，我就挂出了围棋教学的小招牌，每星期日把公寓当做教室指导爱好者下棋。第一个星期日没来一个学生，真够扫兴。但是第二回一下子来了十来个人，弄得我穷于应付。大概是战后的混乱得到了平息，想要学棋的人也多起来了吧。因为学生太多了，围棋教学两个月就中止了。后来，因为有人坚决要求继续跟我学棋，我便以五六个人为对象，用上门教棋的办法把教学持续了下来。

    那时，在我的学生之中有东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横井利彦君（后来是丸万股票公司的经理），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了，我和他的亲密交往一直没有中断。横井利彦君曾写道：

    “我以为我们之间只是围棋上的师生关系，可有一天，藤泽老师突然来到了我的公寓，说想要学习学习。当时，我正处在以书橱里排列着难读的著作为荣的年龄。他想从书橱里找出一本有意思的书来，结果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借走了。过了几天，他来还书，我问，“怎么样？懂了吗？”他的回答很独特，“不知道懂了没有，反正从头读到了尾。”

    历史书、哲学书，只要是身边儿有的，都一本本儿拿去看。在求知欲、探求欲上，我简直不是对手。他还读了《资本论》，把我吓了一跳。”

    虽然是一知半解，但确是学习过。我坚持认为，要想开拓棋艺，必需开拓心胸。为此，我必须在与围棋无缘的世界中学习。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我还跟横井君的朋友用围棋和英语交换教学的方法学过英语。

    和横井君认识了半年，我们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办围棋报的事情。当时高川先生办了《围棋报》，给了我们很大影响。

    虽然受到了周围的许多反对，但是事情进行的还算顺利。有人肯无偿提供事务所，通过介绍还认识了肯帮助解决难于入手的纸张问题的人。我和横井君一个人五万解决了眼前的资金问题。这笔钱是我卖了父亲留下来的棋盘棋子才张罗到的。

    1948年 9月，月刊《围棋研究》终于创刊了。四页的小报，定价十日元。我任责任编辑，横井君是编辑兼发行人。岛村利博六段（现名俊广，九段）的贺信写得很妙，“如果藤泽秀行能赚钱，日本就不再有穷人了，那该多幸福啊！”看来，生财有望。

    横井君后来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儿。没有经过周密的安排，特别是根本没考虑到怎么卖出去。”

    确实没卖出去。期待中的广告收入没拿到，最要命的是连纸张也成了问题。结果只出了两期就不得不停止了。常说的“三期杂志”是指那种短命杂志，而我们连第三期也没出成。不过这也是棋手和学者的生意经的必然结果。

    但是在内容上，即使现在看来也不坏。原稿是两个人写的，横井君的评论很出色，用假名代替围棋术语以及深奥的汉字也是横井君的功劳。例如把“征”写作シチヨゥ，把“开”写作ヒラキ。后来，其他报刊杂志也都用了这种方法。完全可以骄傲地把《围棋研究》看作围棋报刊杂志的先驱，只不过超过时代太远了。

    办报是失败了，但是写棋书却赚了一大笔。一册一百日元的技术书，一共卖了一万册。用十万日元的稿费作本钱，在阿佐谷买了三百三十平方米的土地，盖了房子。记得那时三。三平方米才一千八百五十日元。

    不能总是把母亲和弟弟妹妹放在木更津呀。为此，想尽快有个自己的家。所以新家建成的时候，我高兴极了。

    新家建成后不久，我就结婚了。1950年秋天，亲戚们聚集在新家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那时的家庭有妻子元子、母亲、弟弟、妹妹，共五口人。

    成立了家庭、娶了妻子，但是我还是不安心，爱赌的习性又抬头了。那时虽然在围棋上下了比别人多一倍的工夫，但是出入自行车赛场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因为总是从棋院预支工资，便有了一个“借钱大王”的绰号。我几乎没有往家里带回过钱去，当然，我妻子也从来没有轻松过。

    当时的《棋道》（1952年 7月号）写道：

    “前一阵儿还穿着藏青白花和服，像个孩子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变成了堂堂男子汉。建立了家庭，生了孩子，顺利地升到了七段，怀着兼任不拔的取胜心和逼人的果敢，面对对手勇气十足，毫不畏缩。因为他在赛车上输了不少钱，我就说，“输多了可是要影响下棋呀！”他马上率直地回答道：“那可不一定。”他这么一说，我反倒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了。真是个有意思的人物。说起自行车赛，有一天早上下大雪，他一点儿不在意就去了赛车场。坐在公共汽车上，他大声问道，“司机，今天有赛车吧？”弄得满车乘客都大笑起来。这么大的雪，怎么可能有赛车呢？（....）藤泽这家伙，不管对手是吴清源，还是桥本或木谷，他都不在乎。就像河童头上顶着水，满不在乎。”

    （译注：河童指日本传说中的妖怪，水陆两栖，形如儿童，嘴    尖，全身发青，有鳞，头顶凹陷，盛有水。）

    执笔者是日本棋院的总编辑、以观战记者闻名的宇崎玄玄子先生。把「木尾」原、山部和我命名为“战后三杰”的是他，说我是“异常感觉”的恐怕也是他吧。

以棋会友

围棋新社事件

    1947年 5月发生了围棋新社事件。前田陈尔七段、坂田荣男七段、梶原武雄五段、山部俊郎四段、桑原宗久三段、盐入逸造二段、儿玉国男二段、石毛嘉久夫二段等八个人脱离了日本棋院，成立了围棋新社。

    其表面的理由是，针对日本棋院的现状提出的改革方案没有被棋院的上层领导采纳。确实，年轻棋手积怨已久。处在那个时代，单靠围棋是无法生活的。这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没有长远的计划，这却是无法让人忍耐的事情。

    我也被当做了改革派，因此也受到过加入围棋新社的规劝。山部君级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劝诱过我。但是，这件事情是我不能同意的。假如我也离开了日本棋院，有希望的年轻棋手差不多就都走了。日本棋院培养了我，我怎么能走呢？我对山部君说，“不管围棋新社的宗旨如何，我要留在日本棋院，为改革做贡献。我们来共勉吧！”这样，我和山部君分了手。我相信我的判断没有错。

    怀着极大的抱负独立出来的围棋新社很快就无路可走了。无奈人少，努力也无济于事。作为挽救的最后手段，读卖新闻策划了坂田七段以先相先的优惠条件，向当时最强，并且最有名气的吴清源八段挑战的棋战。三局棋以吴先生三连胜告终。如果坂田先生能赢的话，围棋新社的士气高涨，也许还能坚持一阵子。梶原先生以执先并倒贴子的优惠条件也向吴先生进行了挑战，也败下阵来。也许是因为败阵才使「木尾」原先生觉悟起来，不久，他一个人又回到了日本棋院。其他七个人是在1949年春天回到日本棋院的。为了他们的复归，木谷老师和藤泽库之助先生尽了极大的努力。

    原来都是伙伴，因此我们之间什么隔阂也没有。围棋新社事件使得购置新的围棋会馆实现得更快了，也使得日本棋院渐渐地完备起来了，可说是坏事变成了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