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棋会友

美国围棋团访华

    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令美国棋友感到风光无比。

    我在美国开展围棋活动时，很多美国棋友经常向我打听中国的围棋情况，因为他们主要受日本围棋的影响，对中国围棋的情况了解得不多。大家想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于是很多人建议，不如组织一个围棋代表团，去中国旅游，到围棋的故乡去看看。我觉得组织围棋团去中国麻烦很多，诸如旅费、签证……所以想法是有的，但总没有付诸行动。乃伟来美国后，我们商量下来，觉得尽管率领美国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有很多困难，但不妨一试，我们应该让美国人了解一下围棋在中国的情况。

    1998年初，我们筹备组织了一个十四人的美国业余围棋代表团。临走之前，旧金山华人报纸的记者来采访，这下美国棋友可乐了，说这辈子上报纸的机会不多，没想到这次还没出国，就有记者来采访了，真够风光的。

    代表团的第一站是北京，去拜访中国棋院的时候恰好正在举行名人战的预赛，这可把美国棋友乐坏了。我事先关照他们，在大厅里走动脚步要轻，不要影响棋手的比赛。棋友们很认真地向我打听各种各样的细节，比如怎么样才不影响比赛？有的棋友一上午忙忙碌碌地记录了四盘棋，实在来不及记录就画圈。有的很兴奋地问，能不能跟那些“名人”合影。参加比赛的棋手们看见一下冒出那么多“纯”老外也很惊讶，惊讶这些金发碧眼的人也会下围棋，惊讶他们对一些中国棋手的情况很熟。更让这些美国棋友惊喜的是，当陈祖德老师辅导美国棋手下棋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进行了采访报道。离开中国棋院时，棋友们还沉浸在喜悦之中，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令他们风光无比。棋院还安排了一些喜爱围棋的社会名流和美国棋手下棋，他们兴奋得脸上发光。

    在上海，代表团受到了热情接待，特别是嘉定区的热情和友好，更给美国棋友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对我和乃伟来说，嘉定可以说是我们在中国的又一个家。我们对嘉定的周时华先生充满了深深的感激。

    那次活动，使很多美国棋手知道了中国围棋的兴旺和强盛，回美国后，他们津津乐道，纷纷发表对中国围棋的感受。看到这次活动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我们就打算以后每年搞一次，可是1999年我们去韩国下棋后，这样的活动不得不遗憾地中断了。但是，以后有机会，我们还是想再开展起来，因为这对扩大中国围棋在美国的影响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以棋会友

参加应氏杯

    像应老先生这样不遗余力地推广围棋的有钱人，就他一个。

    1988年，第一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是在北京举行的。当时听说台北的应昌期先生要举办一个世界性的围棋比赛，日本方面也赶紧筹备富士通杯世界围棋比赛。一年里能有两项世界比赛，对棋手来说真是可喜可贺，特别是我那段时间正处于上升阶段，很想在世界比赛中打出好成绩。

    秋天，第一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开幕仪式，棋手们都住进了北京的香格里拉饭店。我是第一次住进那么豪华的饭店，记得一碗面要十八元人民币兑换券，好像那时北京还没有这么贵的面，也可能是我市面见得太少，少见多怪。

    那次有很多厉害的棋手都来参加比赛了，我第一轮抽签抽到的是武宫正树九段。猜先之前，很多人对我说，如果我猜到的话，应该选择白棋，如果武宫正树拿的是白棋，那他就更厉害。据说武宫黑棋的“三连星”还不是最厉害，白棋的“自然流”更厉害，我被他们说得心里没底。结果武宫正树猜中了，他选择了黑棋。那盘棋下到官子阶段好像还是黑棋好一点，而且我也早早地读秒了，就在大官子之前我还顽强了一下，我觉得没有棋了，也就没补，其实是有棋的。可是同样读秒的武宫也没有下出棋来，结果我的局面一下又好了。我赢了武宫后就进入了前八名。

    第二局我对的是林海峰老师，林老师选的是白棋。那盘棋我下了三连星，也是围起了大模样，下到中途的时候我还可以，可是林老师后半盘的收束下得非常好，黑棋就没什么机会了，我输给了林海峰老师。武宫先生来给我们复盘时，我说，我这盘棋要是让武宫先生来下就好得多，武宫先生只是笑了笑，他是当年富士通杯的冠军。

    比赛前，应昌期先生发给每个参赛棋手一个可以折叠的棋桌。开幕式上应先生问：“你们有谁用过我带来的桌子，觉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旁边还可以放茶杯，很方便。”应先生说：“那就好。”我很尊敬应昌期先生，我觉得中国人能举办高规格的世界围棋大赛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应昌期围棋基金会每年都要分别提供价值十万美元的经费和棋具给美国和欧洲的围棋协会，用于推广围棋和应氏记点制规则。

    说到这个应氏记点制，我是这样认为的，世界上各地的围棋规则本来就不统一，应氏规则出来得晚，反对它的声音就能经常听到，有的人就觉得它繁琐。我觉得应氏规则有一点应该肯定，那就是它的严谨性，应氏规则是可以靠书面的东西，也就是已经定出来的规则来判定输赢的。而有些规则，比如日本的规则，发生在吴清源老前辈身上的事是需要委员会来判定的。我觉得从这点看，应氏规则就比它强，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找规则就能解决问题，至于繁琐还是不繁琐，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还觉得，应老先生能用自己的金钱来推广围棋是件了不起的事。世界上比应老先生有钱的大有人在，爱好围棋的有钱人也不少，但像应老先生这样不遗余力地推广围棋的有钱人，就他一个。我是非常尊敬应老先生的。我认为，围棋能走向世界，应昌期老先生功不可没。

    在1988年的时候，七目半大贴目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从五目半到七目半这是一个很大的跨度。很多人都意识到，五目半拿黑棋胜率比较高。1999年我们到韩国下棋，韩国的很多比赛已经改为六目半，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拿黑棋。我想，既然大家认同六目半拿黑棋胜率还是比较高，那么七目半普遍被大家认同的日子应该不会很远吧。

    另外根据我在美国的教棋经验，用应氏规则数棋教小孩挺管用，就是把棋盘全部填满。当我们用九路盘和十三路盘教小孩的时候，棋局结束时有两种办法判定输赢，一种是数目法，小孩不容易弄清楚。如果连子带目，小孩也是要教一阵才能弄清楚。后来我们干脆采用把一方或者两方的子全部填上去，然后数一方究竟有多少子，那小孩很快就能计算出来。

    1992年我在美国期间，一件大喜事突然降临，那就是第二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要举行了，比赛名单里有我，因为上一届的前八名就是这一届的种子选手。更高兴的是乃伟也被邀请参赛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但可以参加梦寐以求的职业比赛，而且可以见面了。可是不久，乃伟又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可能我们不能参加应氏杯了，因为应昌期围棋基金会和中国围棋协会在我和乃伟的参赛资格上有分歧，正在谈判。乃伟很是担忧，我可不管那么多，赶紧收集棋书，日夜打谱，想恢复一点感觉。

    为了能有充沛的体力参加比赛，我还每天跑步，边跑边想：“我要在应氏杯上好好下一把，争取打出好成绩。”这么想着，脚步也轻了，越跑越快。其间不断有各种或好或坏的消息传来，反反复复，我才不想那么多，越想越烦，我只想争取下出好成绩，不能去了就输棋。

    有一天，应氏基金会的沈君山先生抵达旧金山，他说：“现在中国围棋协会反对你参加比赛，我想知道你的意见。”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唯一的意见就是去下棋，去比赛。不久应明皓先生也到了美国，我们见了面。应明皓先生说：“你准备好了吗？赶快把签证办出来，我担心的是你最后又去不了。”我让应明皓先生放心，因为签证的事我已经打听好了，没问题。

    应氏杯一拖再拖，终于定下7月在东京举行。我知道因为应昌期先生执意要让我和乃伟参加比赛，这成了中国围棋协会放弃参加比赛的原因之一。我不明白，参加比赛是棋手的权利和义务，为什么要弄得那么僵呢？多年以后，我听到了当事人的说法，郝克强老师在其《中日擂台大幕内外》一书中以“对一件史实的匡正”为题，对这件事作了详细交待。

    1992年7月，第二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在日本东京举行，我很想早点去日本，这样可以有一些时间切磋，可是我拿到的是短期签证。但不管怎样，时隔两年，我和乃伟终于见面了。

    应氏杯那盘棋我抽到的是梁宰豪九段。我执黑，在右边的局部作战中，我上来就吃了他一块棋。整个局面我也知道是黑棋好，优势不是一点，而是很多，可我就是把握不住局面。几次打劫转换下来，自己老是往复杂的局面里走，越复杂就越是驾驭不了，结果输了。我很难过，因为我是从第二轮直接进入比赛的，如果赢了又是前八名，可以和乃伟碰上。我原来以为乃伟很难赢下李昌镐，没想到她发挥得很好，难以置信地赢了李昌镐。

    回美国等待签证的那段时间，我打谱的劲头很大；觉得以后自己还是有机会参加职业比赛的。特别是输给了梁宰豪我有些不服气，因为我还是有过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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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兰集训

    有位棋友这样写道：江铸久的围棋集训在智力上的严酷程度，超过在军队里特种兵的训练。

    在全美围棋大会上，我认识了台湾地区来的朱文枢先生，他在克利夫兰开旅馆。他说：“我非常想请像你这样的职业棋手去我那儿下棋，因为我的时间比较多，特别是冬天淡季的时候。”

    于是到了冬天，我就去朱先生那儿，顺便也去克利夫兰的围棋俱乐部教棋。俱乐部设在咖啡馆里，棋友们边下棋边喝咖啡，很是悠闲。朱先生居然是当地最厉害的业余围棋手，当地的棋友见了他都很客气和尊敬，没有人来招呼我。我打趣道：“朱先生，您在这儿就跟围棋皇帝似的。”朱先生赶紧把我介绍给大家：“大家看，这才是最厉害的棋手。”

    棋下到一半时，忽然有一个美国青年急急忙忙地走进来，他一边走还一边嚷道：“有没有人懂汉语，快告诉这位中国棋手，我下棋很快，我要跟他下一盘！”因为大家正在兴头上，没有人愿意回答他的话，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下。于是我用英文跟他说：“你不用找懂中文的，你要是想下就和我下吧。”因为他来得晚，跟其他棋友下完棋后，我就直接站在他对面和他下。我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哟，没想到他比我快得多。”大家听了忍俊不禁。此人叫彼得，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叫艾瑞克，艾瑞克后来教会了我滑雪。他们也是后来访问中国时的团员。他们聪明活跃，热情大方，是典型的美国青年。他们都做过电脑工程师，当攒足了一定的钱后，就辞掉工作，或去下棋，或去旅游，总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朱先生对我说：“我有旅馆，这里又有这么多棋友，干脆以后你一来我们就举办个活动，比如夏令营，反正任何季节都可以，一周、三四天，甚至周末都可以。”大家听了都很高兴。

    在朱先生的旅馆举办围棋活动有许多便利，因为他是老板，他以最便宜的价格为大家提供了最好的房间和最良好的服务。第一次集训；就来了三十个人，棋友们聚在一起都是为了切磋棋艺，所以我把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充实紧凑，棋友们说活动收获很大，但也累得够呛。活动结束后，棋友们纷纷写文章发表感想，有位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江铸久的围棋集训在智力上的严酷程度，超过在军队里特种兵的训练。每天训练活动都安排得很满很严，我们虽然很高兴，但学得很累。回家之后只想睡觉，不想上班。”

    朱先生很大方，他说：“明年大家可以带家属和孩子来，尤其欢迎会下棋的孩子来，住宿不要钱，饮食减半。”如此优厚的待遇，大家都不想放弃，果然第二年，很多人就把孩子带来了，有的还是从加拿大来的。棋友们说：“一年里有围棋大会还有集训活动，我们收获很大。”

    这样的集训活动我们一连搞了五届，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活动也越来越完善，朱先生的名气也越来越响。在全美围棋大会上，很多棋友都穿着特制的集训汗衫，引人注目，做了一个活广告。后来围棋集训活动的中断主要是因为朱先生的家族改变了经营方向，朱先生卖掉了旅馆，我们再搞集训活动就有很多困难。以后，我只是在旧金山一带搞过几次周末的围棋活动，时间太短，很多外州的人就不太肯飞过来了。很多棋友都很想念在朱先生旅馆举办的集训活动，我们也在寻找新的机会和喜欢下棋的旅店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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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围棋大会

    电脑里的黑白棋子变成了可爱的动物，黑棋是唐老鸭，白棋是米老鼠。

    对于美国围棋爱好者来说，每年一度的全美围棋大会是他们盼望的日子。全美围棋大会创办于1985年，通常是每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活动持续一周。我到美国的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也被邀请参加了。那次的规模比以往大，是因为有应昌期围棋基金会的赞助，大会举办了一个业余应氏杯。我在那次大会上见到了中国派去的华以刚、杨晖，还有台湾地区来的应明皓和杨佑家先生。应氏基金会负责在美职业棋手讲棋的费用，而职业棋手相应地必须做一些讲课和下指导棋的工作。这些在美国的职业棋手除了完成大会规定的工作外，还可以自己开课收费，这样也能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这也算是全美围棋大会支持在美职业棋手的一种方式。

    在全美围棋大会上，我还见到了一些早期赴美的中国棋手，如何晓任、金茜倩、杨以伦、黄丽萍。杨以伦在美国的时间比较长，他的学生很多，所以大会期间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许多美国棋手看到我来了也很兴奋，想跟我学棋。

    大会为了吸引更多的业余棋手参加，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除了有正式排名的比赛外，还有双人赛、闪电赛、九路盘、十三路盘、每人连下两步的比赛……反正只要能想得出来，都可以下。有个棋手还发明了四人彩色围棋，他嫌黑白围棋只能两个人下，参与的人太少，而他的彩色围棋可以四个人同时下。每届全美大会，我都看见他在起劲地推广他的彩色围棋，看样子收效不大，因为响应的人很少。晚上还有一个传统节目——唱歌。他们唱的都是英语名曲，但歌词全部被换成了与围棋有关的内容，什么“铸久喜欢打劫”啦，“乃伟经常追大龙”等等，总之曲调不变但歌词总在翻新，很好玩也很有特色。

    我听说在欧洲的围棋活动上，大家都带着啤酒去，以酒助兴。全美围棋大会没有这种现象，大家都很认真地下棋。下棋的严肃认真，记录的就不那么规矩了，有的用手提电脑，大多数还是用记录纸，可是记录纸简直五花八门，只要你能想得出，能把比赛情况记录下来就行了。有时他们给我看记录，我从小到大不知道看了多少记录，可就是没有看到过他们这种记录，看不懂，没办法只好请他们摆给我看。

    全美围棋大会致力于在美国推广围棋，大会期间要召集各俱乐部负责人开会，商讨如何开展围棋活动，有时也会邀请我去参加。听他们的发言，有时要笑破肚皮。比如有的俱乐部派人把围棋印在衣服背上，然后到大学静坐以吸引学生的注意。一般有五十几家俱乐部参加会议，为了缩短开会时间，只允许每家俱乐部发言一分钟，这样也要一小时。后来干脆缩短为一句话，这样相同意见的就避免发言了，开会时间大大地缩短了。因为我是职业棋手，说话有权威，他们就允许我多说一点。

    发奖大会简直就是一个派对，持续三个小时，当中不停地发奖，不停地吃，非常热闹。有小孩奖、快棋奖、九路盘奖、十三路盘奖、连胜奖、连败奖、对局最多奖……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要你参加比赛，就很容易得奖。

    热闹的全美围棋大会不但吸引了美国围棋爱好者参加，也吸引了欧洲、日本和韩国的业余棋手自发组团参加。中国都是公派职业棋手，什么时候也能有业余棋手自发组团参加就好了。

    全美围棋大会的赞助商很会动脑子，他们给小孩发的奖品就是代用券，可以到棋具店买棋，棋具店的围棋有黑白两色的，也有红蓝、黄绿等，彩色的围棋子是为了吸引小孩的注意力。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围棋子还可以是彩色的，可是美国人就是爱打破陈规，他们认为小孩子喜欢彩色的东西，既然是为了吸引小孩子下棋，为什么不可以把黑白棋子做成彩色的呢？等小孩长大，他们自然会回到正规的路子上来的。

    电脑的介入给古老的围棋注入了活力。在全美围棋大会上，电脑里的黑白棋子变成了可爱的动物，黑棋是唐老鸭，白棋是米老鼠，当唐老鸭吃掉米老鼠时像真的一样，米老鼠被唐老鸭五花大绑带走了。规则不变，但棋子拟人化后特别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在全美围棋大会上我还见到了很多老朋友，都是我们在1986年访问美国时认识的，相见甚欢。从1984年底开始，美国的华人围棋组织就开始邀请中国的职业棋手访美，交流指导。第一次是聂卫平和刘小光。1986年轮到我和邵震中，行程一个月，我们访问了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费城，以及哈佛。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下棋，很少讲棋，这一方面有语言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围棋了解不多，他们一直认为高手是出在日本。那次访问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美国的围棋爱好者还不是很多，水平也不是很高。1986年的美国之行，使我大开眼界，我不仅看到了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下我们中国古老的围棋，自己也对美国有了真切的认识，以前对美国的认识都是从书本上来的，顺便我也玩了个够。

    在1991年的全美围棋大会上，老朋友都在，还加入了很多的新棋友，令人振奋。1991年全美围棋协会的主席就是当年我和邵震中访美时的陪同，当时他的一只眼睛刚做了手术，像个独行侠。我见到他时指着眼睛不停地比划着，他笑了，还问我：“江，邵为什么不来？”当年邵震中和他下了一盘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认为邵震中是所有和他下过的棋手中最厉害的一个。这是因为日本职业棋手访问美国时，为了不伤美国人的自尊心，都手下留情，下得很客气。而我们去美国时，当地的华人告诉我们，和美国人下棋不要客气，你越厉害，越把他杀得惨，他就越佩服你。因为我们的“不客气”，美国人可能对中国围棋有了新的认识，原来中国围棋也那么厉害。因为围棋，我见到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这就使我想起了一句话：围棋在不同的时期都能吸引很多人，而你一旦被围棋吸引，你就会成为终生的围棋爱好者。这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情形大多确实是这样的。

    我在全美围棋大会上给美国人讲棋上课，很忙碌也很快乐。我发现美国人比较喜欢听我的课，他们说：“江铸久的课轻松幽默，也很实在。”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我爱开玩笑，平时在生活中也如此，即使是讲课也喜欢幽默一下。在国内，有的人不习惯或者不喜欢，而美国人就比较习惯也能接受我的性格和上课方式。

    有一次我在上课，一个很熟悉的美国棋手打开了摄像机，我突然大叫一声，然后严肃地说：“我现在讲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围棋技法，是我刚刚研究出来的。现在有人在偷偷录像，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上课不经允许是不可以录像的。”随着我的话音，大家的目光一下都盯着那位棋手。那位棋手吓坏了，他说：“我不知道你有这个规定，那我把录像带交给你还不行吗？”后来明白我是在开玩笑，于是大家都笑成了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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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

    我在美国这么些年，一直用的是旧车，不过旧车的等级是越来越高了。

    到美国不久，我就体会到会开车的重要性。我晚上要出去教棋，夜间乘公交车总觉得不太安全。公交车经过贫民区，上来几个黑大汉，我总是很紧张，担心发生可怕的事。

    棋友彼得·黄教我开车，他有一辆丰田小型卡车，力量大，还是手排档，这对初学者来说有一定难度。可是彼得·黄说：“你从我这车开始学，以后什么车都能开。”我很感激他，因为一般人都不愿把自己的车借给人开，特别是初学者。彼得·黄是个很客气的人，我跟他学开车时，他一般不太说我哪不好，鼓励甚多，再加上我开车时的感觉特别好，很自信，想自己考出驾驶执照应该没问题。我果真很快就通过了笔试，我借了辆车，信心十足地去参加路考了。

    在考场，考官先检查了我的车，如果不安全，他不会坐我的车。朋友告诉我，考试时要给考官留下你很谨慎的印象，所以开车前我一本正经地看看后视镜、左右镜，发动、倒车的动作都很规范。

    一上路，第一个停车我就没停稳，然后拐弯时也没拐好，我看见考官在本上记着什么，接着在考官的指令下，我做了三个右拐，就又回到了停车场。我知道不妙了，因为朋友告诉我，考试要考很多东西。果然考官对我说，你回去后要好好学习驾驶，这次你有危险动作，争取下次考出驾驶执照。

    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去了旧金山郊区的一个考场，因为我听说市区的考场比较严格。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接下来的事就是买车了。我没有买新车，因为我的钱不多。买二手车的学问可就大了，最后我花了一千四百美元买了一辆旧的马自达。有了车，我就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教棋了。

    旧车总归是旧车，开了一段时间后，毛病陆续出来了。美国人在高中时就专门有修车这门课，所以他们多少都会一些，我对修车一点也不懂，所以那些小毛病都由我的学生解决了。有一次，我的车刚开上高速公路，就趴下不动了，我总不能把我的学生叫到高速公路上帮我修车吧，只好等警察。朋友们说：“像你这种一点也不会修车的人，还是买新车好。”新车当然好，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太贵了。我在美国这么些年，一直用的是旧车，不过旧车的等级是越来越高了。

    第二辆本田车花了四千美元，开得还比较顺利。可是有一次和朋友们一起去旅行时，“本田”突然也罢工了。当时车正在大山里，我只能不停地念叨：“本田”老了，不能太累，让它休息一会，然后再给它加上机油，也许它很快就会重新工作的。果然“本田”歇了一会，又精神十足地上路了。

    开车我也出过几次车祸，吃了好几次罚单，主要是为了赶时间超速。

    1991年初，四川省围棋队到旧金山访问，队里有职业棋手陈安齐，我拉着他下个不停。陈安齐说：“你老跟我下棋有什么用，我也好长时间不下了。”好不容易来了个棋手，我怎么肯放过他。再说，我就要去拉斯维加斯和车敏洙先生下表演赛，这正是一个练兵的好机会。

    接下来，四川省围棋队还要去美国的其他城市，他们就邀请我随他们一起去，顺便帮着开开车，费用他们包了，而且还能跟美国各地的围棋爱好者下棋。这个建议太诱惑人了，那时我才学会开车不久，也不知道开车的厉害，就跟着他们走了。一路开车累得要命，好在没出什么事。

    达拉斯的围棋俱乐部是由几个美国人发起组织的，租房子很贵，他们就看上了国际象棋的活动场地，因为国际象棋的活动也不是天天有，平时空着也是空着，就每周跟他们借一两天用，都是下棋的，国际象棋俱乐部就同意了。这下好了，围棋俱乐部不但节省了房租，还吸引了不少国际象棋爱好者。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办法，我就把达拉斯围棋俱乐部的经验介绍给其他的俱乐部。

    陪同四川省围棋队访问美国，使我对美国的围棋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印象比较深的是纽约的棋社。

    纽约的棋社每个月都能获得日本棋院十万日元的赞助，这样房租和管理人员的薪水就不用担心了，而日本棋院之所以愿意赞助，是因为老板许诺要把在纽约的日本商人都吸引到棋社里来。

    纽约的棋社管理服务工作也做得很好，管理人员根据会员的水平，为他们组成搭档，水平低的还有人教，这样就使每一个会员到棋社来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即使多付点钱也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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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

    生活一旦安定下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打打谱，只是心情和在国内时完全不一样了。

    詹永仁、我和韩越共同租了一套地下室的房子，一人一间，因为詹兄经常去洛杉矶，所以我和韩越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韩越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刚到美国什么都不懂，韩越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指点，具体到上厕所，他告诉我一定要在马桶上垫两层纸才能用。我曾经问过韩越，我们两个人就在家里随便吃，一个月大概要用多少钱，韩越说估计是一百五十至两百美元。不知道为什么，生活环境的彻底改变，使得我特别贪吃贪睡，一个月才过了二十天，我们就吃掉了三百美元。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就经常去跑步，让自己的精神好一点，体力充沛一点，顺便也把自己吃下去的那么多东西消耗掉一些。

    在旧金山，很多人家用不了和用旧的东西就拿出来卖，这就是所谓的车库买卖。我买了张小桌子，有空可以在家里打谱。生活一旦安定下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打打谱，只是打谱时的心情和在国内时完全不一样了，从前打谱是有目的的，是为了提高棋艺，因而很投入。而现在，打谱只是一种机械、习惯的动作，没有什么意义，打谱不过是对从前生活的一种回忆罢了。初到美国的那一段时间，有时打着谱我就走神了，思绪飞回到了中国，飞回到了围棋队……我感到自己的棋力在飞快地下降，但又无可奈何。

    詹兄不常回来，韩越回中国做生意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多数时间，这套房子就我一个人住。天冷了，地下室更冷。再说，有时我还在家给个别学生上课，收了人家的钱却让人家呆在地下室里，总觉得过意不去，我决定再次搬家。

    我还是在学校周围找房子，因为与人合住房租便宜，最后我就和一对台湾夫妻和一个北京来的小伙一起租下了一套房子。

    在美国如果你想搬家，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房东。韩越回来得晚了，来不及找房子，眼看还有一天就到期了，我为韩越着急，可是韩越说不怕，我以为他一定有什么好办法。那天晚上，算好房东要来了，韩越拿出枪，慢条斯理地擦了起来。房东没好气地走了进来，看见韩越在擦枪，便很客气地问候了几句，就退出去了。韩越在国内时是在政法系统工作，喜欢枪也会摆弄枪。我对韩越说：“你这不是在威胁人家吗？”韩越说：“在美国，没有通知就去他人的家是不受欢迎的，私闯民宅更是违法的，主人可以开枪，即便你是租房住，但你只要付了房租，你就是房子的主人。所以，你如果在大街上迷了路，也不要轻易去敲门问路，宁可等警察。”这又让我学到了一个生活经验。

    韩越是个挺有意思的人物，我1986年访美时，韩越刚开始留学，我最早是认识韩越的父亲。韩越的爷爷是原山东军阀韩复渠。

    总算不住地下室了，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来我家学棋的学生。有些美国学生在到俱乐部听我上大课前，先到我这儿来开小灶，肚子饿了就随便弄点吃的。可是同住的其他房客在家的时候，我们这么多人下棋就会影响他们的休息。所以，在新家住了一段时间，我又考虑搬家了。

    小说里的海边小屋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听海涛，看日落，真是妙不可言，所以我决定住在海边。可是真在海边住下了，我就发现不全是美好。不美好的地方是屋内特别潮湿，每隔二三年就要重新粉刷一遍。由此，我又得到了一个生活经验，海边的屋子是好，但不能靠海太近。

    住下来一年多后，住宅周围的治安开始不好了，有时可以听到枪声，我的车也被人撬了。海边再美也不能住了，我再次决定搬家。这以后，我又搬了几次家，搬家在美国是很平常的事。

以棋会友

工作签证

    拿不到签证要变“黑”了，这可是很严重的事，那样我将只好离开美国。

    到美国已快半年，我的访问学者签证要到期了，如果想继续拿到签证，留在美国，就要得到俱乐部的支持。

    在这之前，我和詹永仁、韩越准备搬家，我们三人住在一起。我的要求是最好选在我上学、教棋的公交车线路附近。我们从原先住的十一街，搬到了三十三街，还是地下室，但房子大了，连水电带租金是七百多美元，我们三个人平摊。

    一段时间呆下来，我觉得自己还是能适应美国生活的，所以就考虑长期呆下去。要在美国生活，就要解决身份问题。我来美时买的是来回机票，一年内有效。如果我留在美国，那我的机票就作废了。这时，朋友们帮我出了不少的主意。

    首先，我觉得学生身份不适合我，因为就算是读好了书。接下来还是要考虑工作和身份问题，我跟乃伟就更难团聚了。而拿到工作签证的话，我在美国可以随便出出进进。一般的中国人走的是学生、工作、办绿卡的路，整个过程加起来估计要四五年的时间，太慢了。跟乃伟商量，她也不了解情况，只是想快一点。周围的意见各种各样，我们棋手听意见喜欢听高手的意见，一点就明。所以我决定还是去请教律师。

    我找的都是华人律师，他们都跟我说，你的情况很特殊，但也很有希望，具体到办公室来谈。打电话咨询只要三四分钟，而去办公室面谈就要收费了。收费半个小时算一个时间段，按律师的声望情况收费不等，贵一点的要五十五美元一时段。我那时收入少，舍不得花钱，但这个钱我舍得花。我记得我曾经同一天约了好几个律师，律师的话都差不多，我只能根据我的感觉来判断。但他们都建议我先找一家俱乐部，只有某一家俱乐部答应请我工作，而且能支付足够高的薪水，在办好有关文件后，律师才能接着走下一步。

    我觉得旧金山俱乐部的棋友都很欢迎我，俱乐部雇我工作应该不成问题。问题是我办得有点晚了，但只要能赶在最后一天递给移民局就行了。这样在法律上我没有超期，批不批就是他们的事了。

    果然，旧金山围棋俱乐部也建议我办工作签证，问题是俱乐部没有实力支付我的薪水，尽管他们愿意。这时，我的朋友李欣知道了这件事，他对我说：“既然你决定继续在俱乐部教棋，那么我去跟俱乐部打招呼，你的薪水我来付，就算是我捐给俱乐部的，专款专用。我出一万八千美元捐给俱乐部，从中每个月发给你一千五百美元的薪水。我希望你能好好地在美国发展，推广围棋。你还不还我没关系，这是我支持你的一点心意。”我急了，说：“如果俱乐部不同意我继续教棋，那这个钱不就没了吗？”李欣回答说：“我以老会员的名义，按程序捐钱给俱乐部。我会办好银行和俱乐部方面法律上的手续，直接写明这笔钱是捐给你江铸久的。”

    李欣来自台湾地区，在台湾时下棋也打桥牌，沈君山是他的老师。来美国后，他在春天电话公司做高级主管。李欣这么一说，俱乐部方面当然很高兴，口头表示同意，因为这样不必动用俱乐部的钱了。这样看来，似乎解决工作签证的事没问题了。

    可是有一天马丁·李对我说，实际上俱乐部的老美并不同意你在这儿教棋，首先他们跟你接触得并不多，另外鲍·胡来俱乐部下多面打的时候，俱乐部都付给他钱，而对待你江铸久，他们就不是这样了。我愣了愣，觉得马丁·李的分析有道理，可是再一想，又糊涂了。因为通过李欣的翻译和我自己的感觉，我以为老美对我还是挺好的。

    在我教棋的伯克利，负责人亚瑞女士听说了这件事后，热情地对我说：“我的俱乐部很乐意支持你，但是你要帮助俱乐部做一些事。”当时我的英文有限，只听懂了“很乐意支持你”这句话。我想了想，既然两个俱乐部的条件都差不多，都愿意帮我出文件，而且看上去亚瑞女士更欢迎我，那就去伯克利吧。亚瑞很快就草拟了文件，让我在上面签字。文件上的英文我很多都看不懂，我们的沟通就靠我有限的一些英文和随身携带的快译通。

    签好了字，我就把文件给李欣看了。李欣很严肃地问我：“是你自愿签的吗？你全看懂了吗？”我说：“当然是我自愿签字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文件看上去还不错。”李新说：“在美国，如果一份文件你没有完全看懂，那千万不要在上面贸然签字。签了字文件就生效了，你就要负法律责任。”

    李欣指着文件上的一段说：“我不知道亚瑞是怎么跟你解释的。这一段实际的意思是，伯克利俱乐部支持你办工作签证，但是以后不管你在哪儿教棋的收入，亚瑞都要抽成。”我一听傻眼了。李欣又说，“这里面有问题，如果亚瑞有心帮你的话，合同不应该这样写，如果她写上在你在伯克利的工作期间抽成，这说明她的贪婪还是有限度的。可现在签的这份合同，却写着以后你在美国所有教棋的收入她都要抽成，这肯定是不对的。”

    李欣还告诉我：“在美国，看文件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文件中如果有于你不利的条文，你签了字就等于默认。像你今天的这份合同，如果你签了，那么你一生有关教棋的收入她都要抽成，这显然不合理。好在你们的那份文件从法律来说，并不是很正式，因为没有律师和证人在场。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找个与文件不相干的人来完全准确地解释给你听，特别是细节，千万要小心。”李欣在关键时刻帮了我，我记住了这个教训。

    当天，李欣就和我一起去见亚瑞。他对亚瑞说：“你知道江铸久的英文并不是很好，他是在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签了字，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这份文件并没有证人签名，不算正式，所以合同要重新起草，而且一定要有证人。铸久肯定会在你们俱乐部教棋的，你这么写，铸久反而不好工作了。你只有给他更多的自由，他才能更好地工作。”亚瑞说：“你是在帮江铸久，那么我同样出于帮江铸久的心情，既然你们觉得这份文件签得草率，那我们就重拟一份。”李欣说：“不如这样吧，这份文件就算了，你们继续做朋友，江铸久再想其他的办法。”在这一点上，李欣把亚瑞给说服了。以后我也经常在亚瑞的俱乐部教棋，对她发展新会员也起了挺大的作用。

    回旧金山的途中，李欣说：“我觉得你和旧金山俱乐部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因为我觉得很多美国人是很欢迎你在俱乐部教棋的，而且因为你在俱乐部，本身就给旧金山俱乐部增加了名气。我不知道马丁·李是怎么翻译的。”这时我们都不觉得马丁·李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毕竟在我教棋上，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我们回头又去找马丁·李。恰好在这时，旧金山俱乐部正在进行改组，委员们说：“江铸久来俱乐部教棋，对我们的发展有利，那我们不如推举跟江铸久直接联系的马丁·李来做主席。”因为这个很重要的原因，马丁·李做了俱乐部的主席。马丁·李当即就答应我说：“申办工作签证的相关文件我会很快帮你做的，不要担心。”

    接着，我们办好了有关的手续，这时离最后的期限还有两个星期。律师告诉我们，最终的文件要俱乐部主席签。我们都觉得没问题，因为俱乐部主席马丁·李已经口头同意了。

    可是眼看还有三天就到移民局的截止日期了，马丁·李那儿还没动静，我急了，赶紧去找他。谁知马丁·李说：“实际上俱乐部的很多人并不同意支持你，他们不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且我本人也不同意。”这下我发懵了，这和我平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和我们前面谈的也不一样。我急了，如果这个星期五我的文件不送到移民局，那我就拿不到签证要变“黑”了，这可是很严重的事，那样我将只好离开美国。

    我又赶紧去找李欣。李欣说：“马丁·李已经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口头表示了同意，现在我们去找委员会里所有的老美来问一问。相信把事情摊到桌面，大家都会支持你的。”

    老美们的回答是：“立刻开会，因为马丁·李所说的和我们的说法不一样。”这时我们才意识到马丁·李不实在，可能是在骗我们。

    在开会前，马丁·李跟有的委员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同意江铸久的。我已经和中国围棋协会联系了，一位姓杨的先生说，只要你们不接受江铸久，中国围棋协会立刻派两个有职业六段的棋手来俱乐部推广围棋，这些我都有记录。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了江铸久，那我们和中国围棋协会的关系就会弄僵。”

    开会了，委员们都来了，发起人和一些老会长也来了。没想到会一开始，马丁·李就说，这只是委员们的会，请不相干的人出去。果然，除了委员，其他人都退出了。我感觉挺奇怪的，他们怎么就这么老实？其实这也是美国的一个习惯和规矩。投票结果是，大家乐意让我来教棋。委员们还认为，马丁·李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于是大家不再推举他做主席了。

    听说在会上有委员问马丁·李：“我们以前都盼着有专业棋手来教棋，而且江铸久又是你联系的，现在为什么又不同意了？既然不同意，就要早点跟他说，免得让他措手不及。你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们大家。”马丁·李的解释是，如果我们不同意江铸久的话，中国围棋协会立刻就派两个棋手来俱乐部，否则我们和中国围棋协会的关系就会弄僵。又有人说：“可是江铸久已经在这教棋了，教得挺好，我们为什么要让他回去呢？我们也欢迎中国围棋协会再派两个人来，可这是两回事。再说，中国围棋协会的态度也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什么。”

    最终我留在了旧金山俱乐部教棋，并顺利拿到了工作签证。在这件事上，李欣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忙前忙后，比他上班还要忙，李欣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工作签证办下来之后，俱乐部为了扩大影响，就想在俱乐部外找一些高水平的棋手来和我下棋。这些人我起码都是让两子，有的让更多，大都是他们输。在南湾教棋的鲍·胡自称有八段半实力，为此俱乐部想搞一次比赛，看看我们谁更厉害。大多数美国人知道我是职业九段，比较厉害，可他们也想看输赢，看看究竟谁更厉害。因此，南湾俱乐部和旧金山俱乐部约定，双方各出二百五十美元作为奖金。这盘棋我让两子，来看棋的人特别多，原因之一就是南湾的美国棋友认为鲍·胡的棋是非常厉害的，他们是来为老师助阵。那场比赛我赢了。我的体会是，在美国除了实力，还要会推销自己，让大家知道你，知道你的实力。我觉得鲍·胡可能是在自我推销方面下了很多力气，以至很多人都认为他很了不起，真的有八段半的实力。

以棋会友

数学围棋

    美国数学协会主席艾勒文教授说：“我研究了这么多年智力游戏，围棋是最好的一种。”

    我在伯克利教棋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美国学生戴维。有一次他给了我一些跟围棋有关的数学题，有几题我答得挺快的。反过来我又给他出了一些我们在国家队里经常做的题目，比如三个黑子三个白子并在一起，每次只能移动两个子，移动三下，变成了每个子相邻的都是另一种颜色。隔了一周，再上课时，我看见他正在表演十几个子的大移动，把我的题目扩张了。我惊讶地问他，你怎么这么快就弄出来了？戴维说，这不难，我就是研究数学的博士生，我的老师一直在研究跟数学有关的棋和游戏，而且我的老师对一目的官子非常有研究，很想请你去看他上课。

    我当然去了，只见戴维的老师艾勒文·伯林坎在棋盘上把一至二目之间，包括一又四分之一、一又八分之一、一又十六分之一这样的官子题目都做出来了。我跟他下的时候，他就看着棋盘上的坐标，如果左上这个是一又十六分之一，他就要先走一又四分之一，这样下他是不会失误的，而我稍微不注意就是出去一目。而且他叫左上角、右上角，还有一套独特的叫法，他把棋盘似地图坐标般分开，叫做为：北、东北角……听说，他把这些题目拿到日本棋院，很多职业棋手都被他考倒了。

    多年以后，乃伟来到美国，艾勒文教授经常跟我们学棋。他说他有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在数学上特别聪明，她的为人处世跟乃伟一样，不喜欢在人多的地方交往，她跟乃伟见面，肯定很有意思，因为她们都是头脑聪明的人。我告诉他，看见乃伟你也许会失望，因为她一点儿也不聪明。他说，正好我那位朋友除了数学，对其他的也不感兴趣，这样的人才是大天才。

    我和艾勒文教授下棋时，每当下到官子阶段他就特别高兴，他说：“发挥我特长的时候到了。”问题是他的计算是在先告诉他官子的正确次序前提下，如果让他来考虑官子的正确次序，那他会头疼得老是出错。所以每到官子时，他就把整个题目记下来，请他的秘书复印成跟真棋盘一样大小的图案，还用塑料薄膜把它裱起来。他说：“复盘我复不清楚，现在这样每个棋子都和真的一样大，那我就不会把棋子复丢了。”他就是这样研究棋的。后来我们知道，这位教授做过好几届美国数学协会的主席。他告诉我：“我做主席的时候，我就大力推广这些智力游戏。鉴于此，我希望以后在伯克利举办数学年会的时候，你们能来表演，我一定要把你们介绍给那些最优秀的数学家。”

    果然，在2000年7月的伯克利数学年会上，艾勒文教授邀请我和乃伟做了数学和围棋结合在一起的表演，这是第三次举办这类活动，只不过这次的规格更高，奖金也更高。这棋有它独特的规则，黑棋贴九目半，旁边放着二十张卡片。二十张卡片是这样的：第一张二十目，第二张十九目半，第三张十九目……你可以选择下棋，你也可以选择拿卡。那盘棋我们下了将近六个小时，数学家们看得津津有味。这位数学家的理论是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围棋，因为很多围棋书都是这样写的：这步大，这步很大，这步非常大。但是“大”的概念不明确，如果能让围棋爱好者明白，这步大是大在三十六目，或者是三十六目到四十目之间……这样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所以，艾勒文教授提出了下数学棋的设想，并主张从数学的角度来推广围棋。艾勒文教授说：“我研究了这么多智力游戏，围棋是最好的一种。”

以棋会友

教美国人下棋

    美国人相当自信，自我感觉很好。我问他们谁的棋下得最好，他们都举手。

    就这样，我上午在学校上课，下午或晚上在旧金山俱乐部下指导棋，有时也去伯克利教棋。这种状态持续了三个月，我发现不行，因为学生越来越少，我的收入不够。于是我就跟旧金山和伯克利的俱乐部都提出，能不能换种方式，安排我上课，从围棋的理论、官子、死活这些基础的东西教起，这样也许能吸引学生。

    我的围棋课讲座一期是十节课，一节课一小时十五分。如果所有的课都听要交八十美元，如果挑着听，则每节课要交十美元。最初讲课时，是马丁·李帮我翻译的，他的学费我就不收了。

    我发现美国人一到讨论布局时就热闹了。考虑到他们听课的时间有早有晚，上课一开始我先安排他们做死活题，然后再做布局题，这样晚来的人也能赶上做布局题，然后我给他们讲解发下去的布局题。

    可是那些美国棋友说：“我知道你比我们厉害，你讲的下法可能是最好的，但我认为我的下法也有道理、”我发现美国人学棋和中国人有所不同，他们的逻辑性比较强，你要想让他们接受你的观点，必须告诉他们你的思路，完完全全地说服他们。所以，从第二节课开始，我就让他们自由发言。起先，我还担心会不会冷场，可是他们非常踊跃，争着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水平低的人讲得比水平高的人还要多。他们说了很多，可我大都听不懂，又不好意思什么都叫马丁·李帮我翻译。我就想了个办法，让他们到大棋盘上来摆棋，我只要看看他们摆的子，就能蒙出大概，然后再顺着他们的思路，分析讲解。

    这些美国棋友的基本概念都比较差，知道一些布局和中盘就觉得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了。我这么一讲，他们都觉得收获很大，原来还有很多东西他们是不懂的，比如厚的地方不能靠近，薄的地方一定要护住，模样不一定是空，只有自己站稳了才可以攻击别人。这样讲我自己也比较轻松，而且还跟他们学了很多英文。

    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棋友喜欢问你：最好的一步在哪儿？也就是能打一百分的那一步在哪儿？能打九十分、八十分的那一步在哪儿？我只能告诉他们，我认为的最好的一步在哪儿。我的理解是，围棋很难这样去分析，除非是大家都公认的形状，特别是在布局阶段，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结果。而在死活阶段，则必须知道哪步棋是最好的。

    美国人学棋有个误区，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布局理论，觉得那样能提高很多东西。照我的理解，要想提高水平，就要在死活和官子上下大功夫，而他们最差的也就是在死活上。所以，我就布置了许多死活题让他们做。

    美国人相当自信，自我感觉很好。我问他们谁的棋下得最好，他们都举手。我问他们谁的布局好，他们也都举手。这一点和我们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老师总是要指出学生不足的地方。对美国人就不能这样了，你得以鼓励为主。所以，我改变了以往的说话方式。他布局下一步棋，我就说：“你这一步走得不错，可能是你的思考里最好的办法。不过，我还可以告诉你另一种更好的办法，你可以试试看。”这样说，美国人都非常乐意接受。

    做死活题时也是这样，我告诉他们：“你们以前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也很有用，但我现在教你们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完全从实战出发。比如这个死活题，实战时对手不会告诉你答案。”没想到这时一个老美插话道：“我会告诉对手答案，只不过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我笑了，接着说：“所以做死活题要跟正式比赛一样来看，不一定谁先谁后。”那个学生又问：“那我的答案就奇怪了，我告诉你是白棋先，还是白棋后？”我回答他：“如果白棋先，很简单就活了，那就证明应该是黑棋先。所以黑棋先，有黑棋先的结果，白棋先，有白棋先的结果。”

    后来新学生来了，也会问同样的问题。这时老生就告诉他们，黑棋先的结果你要告诉老师，白棋先的结果你也要告诉老师。这几种基本的方法训练下来以后，他们自己也觉得长进不少，尤其是死活题。我说：“死活题十分重要，尤其是业余棋手，不管你布局下得多好，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死活。已经活的棋，为什么要多补一手？下一步正确的棋就可以杀死对手的地方，你不下，人家活了，那你这盘棋就送掉了。”

    成效大了，有的学生就提出，我们可不可以星期六或星期天也来下棋。我当然乐意，这样又可以增加一份收入。有一个星期天，我正在楼下教棋时，一个中国人推门进来，看了一会然后走了。等我再看到他时，发现他居然在楼上下车轮战。我太惊奇了，我知道这一带好像除了我，还没有其他的职业棋手。等他走了。有人告诉我，那个人叫鲍·胡，来自中国台湾，八段半，非常厉害。他每个月的月头来旧金山教棋，如果学棋的人不到十个，俱乐部会贴他钱。我教棋是按人头收费，没想到他还有补贴。我当然有些不快，可是我那时刚来旧金山三个月，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不便多说什么。美国人热情地张罗着我和他进行一场比赛，我说没问题，可是那个鲍·胡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拖。

    我在伯克利的围棋活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大学下车轮战，一部分是每周三在东湾俱乐部上课。俱乐部的负责人亚瑞女士说，我负责帮你招满十个人，十个以上的我要抽成。

    上课要讲英文，我那时的英文很差，只能连比划带说。比如黑棋good（好），白棋no good（不好），黑棋big（大），可是小我就不会说了，学生们就在下面说small（小）。我的很多英文单词就是这样学来的。

    我那时还不会开车，上完课很晚了还要赶公交车回去。车要经过一个贫民区，那里的治安很不好，每次经过时我都挺紧张的。

    从1991年开始，我意识到在美国教棋如果是光靠学生上门或者我去教学生毕竟有限。那时候美国开始有了网络围棋，只要想下棋，我和学生通过电脑和电话线就可以对弈了。但这也有个缺陷，一是我们要事先说好，然后要占着电话线，下盘棋通常要一两个小时，如果棋友是在外地，那电话费也是个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最早的IGS开始起来了，做成了电脑围棋软件，让我去下，顺便带带人气。最早开始在IGS下棋的只有几十个人，而且软件也不完善，是坐标式的，只是黑白的，只能看出一团麻点，十九路盘就有三百六十一个点，得拿铅笔戳着坐标下，下一盘棋要花很长时间，而且非常费眼睛，让人越下越怨，但是我和很多学生的教学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的。哪想到电脑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如今电脑上的棋盘已是非常逼真。

以棋会友

学英语

    现在，不会英语我就没办法生存，必须来真格的了。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学习问题，通常的留学，如果语言不行，可以先在大学里的学前班补习一段时间，学费是一学期一千五百至二千美元左右。这样的学费我无法承受。还有一种就是成人语言学校，只要考进去就行，不收学费，自己负担书费。

    去美国前，我的英文程度极差，二十六个字母如果打乱秩序，那我就糊涂了。有一天，我去考成人语言学校。那所学校从最基础的字母开始，按一百、二百……六百分分班。考卷全是选择题，从A、B、C中选一正确的答案。我A、B、C一个个接着往下蒙，居然给我蒙得差不多，考了五百多的“高分”，理所当然地我被分进了五百分那个班。我一看急了，我哪有五百分那个程度。我赶紧向老师要求，把我分到二百分那个班。老师说不行，只要是你考的，那么考多少分就进多少分的班。我问老师，哪种情况下才可以进我想进的二百分那个班呢？老师回答我，一个月后重考。

    为了能进二百分的班，我又去投考另一所离我的住处较近的学校。考题和上次考的差不多，我尽量不去蒙，先把觉得错的答案挑出来，朝二百分努力。最后考下来也就二百来分，我如愿以偿地分进了二百分那个班。

    语言学校每周有两三次课，我选择的是上午的课。因为即使有学生来跟我学棋，他们多半也是下午或晚上来。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对学习外语不感兴趣，除非特别需要，比如日语，我才会认真去学。我当时还以为下围棋的人根本就用不着英语，所以基本上是不碰它的。现在，不会英语我就没办法生存，必须来真格的了。

    上学了我才知道，我那个二百分的班多是些老头老太。班上有几个越南来的年轻人特别调皮，影响课堂秩序。老师很严肃地说：“你们之所以要上语言学校，是因为你们需要。而到成人语言学校教课的老师都是志愿的，是想来帮助你们，所以我们不拿或者只拿很少的薪水。”以后我才知道，那些老师是没有教师执照的，而在美国，干任何一样职业都要有执照才能上岗。而这些没有教师执照的老师来成人语言学校教课，差不多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了。也正因为老师不是正规的，所以他们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不是很严，学生学习也不够认真。所以如果你想在成人语言学校学好语言，必须自己加倍努力。

    每学期结束，有一次考试，全校一起考，热热闹闹的。如果你考了高分，那你就进那个高分的班，如果你的分数没有进步，那你就继续留在你原来那个班，没什么不好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