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正文 第十八章 失败还是胜利（3）

    上海市的体育代表团住在西郊的部队招待所，棋类比赛的赛场在北京市少年宫。从招待所到赛场坐车得花不少时间。大轿车往往不够，只能借用部队的卡车。乘坐卡车颠簸得厉害，但选手们的情绪高昂振奋，在国内最重大的比赛中打出好成绩是每个选手的共同心愿。我尽管表面显得镇静，但我的思潮颠簸得比卡车还要厉害。我的心中充满着忧虑和焦急。我想今天我们围棋手能够参加这盛况空前的全运会，而明天呢?谁知明天会怎样。我国的围棋事业经受不起再一次的打击。正如一个体质很好的人如接连遭受重病的侵袭也要垮下来。陈老总的孩子们已将信递交上去了，但邓副总理会批吗?邓副总理主持着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他正在跟“四人帮”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能顾及围棋事业吗?一个又一个问题不断地在我的脑际产生、盘旋，我气愤地对自己吼道：镇静下来，你这是去比赛!但是那些揪心的问题死死地纠缠着我，我怎样也摆脱不开，怎样也平静不下来。

    邓副总理大概知道我们等得焦急吧?他很快地在我们的信上作了批示，批示鲜明有力，毫不含糊。批示下达时正值全运会召开之际，“四人帮”在体委的代理人不得已将批示给大家传达。我知道有的人会因此痛恨我的，你们恨吧，反正我是高兴的，因为围棋事业得救了。体育界的广大群众为此而高兴，其中最高兴、最激动的应当是我了。阴霾被驱散了，我突然感到北京的秋天从未有的美好。我真想狂奔一场，想大笑一场，更想大哭一场。我多么想痛痛快快地发泄一下!很遗憾我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我简直痛恨自己的这种性格。我不禁回想到1965年陈老总在中南海请乒乓球队吃饭时的情景，那次周总理把我和另一位围棋手招呼过去，和我们干杯。随后陈老总把我们向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当介绍到邓小平同志时，陈老总说：“总书记，你要支持围棋呵!”邓小平同志点头微笑着。事隔10年，在围棋事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果然力挽狂澜，使祖国的这朵艺术奇葩避免了再一次遭受摧残。

    全运会的围棋决赛进行到最后阶段只剩4人，除我之外，还有聂卫平、王汝南和赵之云。抽签结果，第一轮我执黑对聂卫平。小聂自然是我的主要对手，赛前有人跟我说小聂近来进步很快，我想他要击败我还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但这一次我估计错了，1975年是小聂棋艺上一个重要的飞跃。全运会之后，在迎战日本围棋代表团的比赛中，他先后战胜了高川九段和洼内九段等强手。1976年春他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的一员访日，取得了7战6胜的优异成绩。1975年全运会是聂卫平黄金时代的开始。

    在第三届全运会时，论水平，小聂要战胜我也并非易事。但我的心思都放在围棋的存亡问题上了，没有进入较好的比赛状态。和小聂这局棋进行至序盘我已感到不妙，我苦思冥想，竭尽全力想把局面打开，以求得较好的战机。但我的脑子竟是从未有的麻木迟钝，一点灵感都没有，我简直感到这棋似乎不是我陈祖德下的。棋盘对面的小聂，神态自如，落子轻快。我可以肯定他的心情也是紧张的，因为这局棋关系到冠军宝座是否易位。然而他是自信的，他是有潜力的，他下的棋那么有分量，犹如一个强壮的拳击手不断打出那铁锤似的一拳又一拳。我不禁想到杰克·伦敦的小说《一块牛排》中那个老拳击手汤姆·金，难道我和他是一样的下场吗?不，汤姆·金实在是老了，而且他所以没取胜是因为那一块牛排。而我究竟不像他那么老，我也不是因为少那么一块牛排。但不管怎样，我如今的情况和他那场悲惨的拳击赛类似，我们都是面对一个年轻得多的、强有力的、充满着朝气和生命力的对手，而且我们都是力不从心了。

    一局关键的棋输了，这局棋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输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但输得如此窝囊却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

    这局棋是对我沉重的一棒，紧接着第二场比赛时我显然还未清醒过来，以致把好端端的一局棋送了出去。我就此从坐了11年的宝座上掉到第三名。我在招待所的小道中闷闷不乐地走着，心中很委屈，我想要不是竞技状态如此不佳，要不是可恶的“四人帮”在关键时刻施出了毒招，我完全可能在全运会上卫冕。回想1960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赛时，那次我几乎摘到了桂冠，但胜利女神并不庇护我。1964年我才第一次登上宝座，那时我的实力已无可非议，当我有可能得到冠军时我得不到，而当我刚刚有可能被人击败时桂冠便马上失去了。命运对我实在不太公平。

    我保持着镇静，在众人面前尽可能显得若无其事。要是赢了棋趾高气扬，输了棋垂头丧气，那是会被人看不起的。但在重大比赛中遭受失败再怎么说也是件痛苦的事。在比赛中，对局双方往往为了那似乎微不足道的但不是决定性的一个子、半个子绞尽脑汁，激烈争夺，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一个赢字。更何况为了要打好一场比赛，一个棋手平时要花多少代价?多少年来，我一直把失败的痛苦带给我的对手，今天我终于得到了报应。我是不甘心失败的，我相信今后若干年中我和聂卫平还会有一番争夺，虽然他总有真正超过我的一天。但无论如何，今天的失败来得太早了一点。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围棋事业得救了。我从心底里感谢拯救围棋事业的人们。为了捍卫围棋事业，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想到这里，我为自己高兴。如果我保住了桂冠，而事业遭了殃，那冠军还有什么意义?我不免谴责自己失去桂冠后的痛苦心理，这种心理带有自私性。谁都希望年轻棋手能早日战胜我，这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希望事业的发展。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不也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天吗?我的老师顾水如、刘棣怀、王幼宸等前辈为了培养我这一代围棋手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传授棋艺时毫不保守，在比赛中被我击败时多么坦然。我继承了他们的棋艺，他们的好品德也影响着我。今天我看到聂卫平等一代新人的崛起，他们继承了我这一代人的棋艺，并由此向新的高度迈进。在围棋事业上，我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高兴和自豪呢?任何强者迟早有被击败的一天，新的总要取代老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每个强者都有他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越短，则事业发展越快。吴清源在日本能称霸20余年，从他个人来说，确实了不起，但从事业的角度来说，多少有些遗憾。日本围棋界进入60年代后，坂田、林海峰、石田、加藤、武宫、赵治勋以及藤泽和大竹等强手，一个接一个，如走马灯似的出现在围棋舞台上。有的棋手黄金时代才短短的一二年，从他个人来说，实在太短暂了，但事业是兴旺了。我的黄金时代已维持了11个年头，我还要怎样?我真羞愧，同时我也真正地为聂卫平的成长而高兴。我虽然失去了冠军的桂冠，但我得到了人生的真谛，得到了精神的升华。这如同我们每个人都被父母养育，又都有义务养育自己的下我为围棋事业做了个人所能做的，我还有什么不高兴的?我不是失败者，我是胜利者。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十八章 失败还是胜利（2）

    在这之后，又发现了资质很好的两个小棋手，是姐弟俩，姐姐叫芮乃伟，弟弟叫芮乃健，他俩比杨晖更年幼。后来姐姐不断深造，棋艺猛进，战绩卓著，在1982年访问日本的比赛中，获得七战全胜的优异成绩。而弟弟却中途放弃了围棋的学习，据说是他们的家长不愿姐弟俩都学一行。以至棋坛上少了一颗本来可以放射出异彩的明星。

    如果一个小棋手具有杰出的才能，你只需见到一次就会产生磨灭不了的印象。记得1974年日本的安永一先生访问中国，他和8岁的钱宇平下了局指导棋。安永先生让小钱4子，小钱感觉很好，落子快速，但至中盘时小钱遇到一个难处，他突然凝坐不动了。一个淘气得一刻也静不下的8岁孩童长时间地思考着，毫无表情。安永先生完全没料到一个孩童竟会如此长考，他等了不少时间有些不耐烦了，加之他年事已高，坐久了抑制不住瞌睡，眼皮搭拉下来，呼噜呼噜地做起了美梦。做完一个美梦，他睁开眼一看小钱还在沉思，于是又继续他的美梦。如此这般地安永先生不知做了多少个美梦，时间过了1小时有余，才看到小钱伸出小手拿起一个黑子放在棋盘上。对局结束后安永先生马上招呼我到他的卧室中长谈了好久。他极感叹地说：“一个8岁小孩能长考1个多小时，真了不起!”他尽管在对局时有些不耐烦，但他不愧是个头脑清晰的评论家。安永先生后来反复地说 ：“小孩就是天才，小孩就是天才。”

    和小棋手对弈实在是一大乐事。有一次体育宫的围棋教练希望我同时和12个小棋手对局。同时下这么多棋必须来回不停地走动，这对患有腰疾的我来说负担实在不轻。但一个人感到有乐趣时付些代价完全值得。这12个小棋手都是上海市最有希望的。其中有曹大元、钱宇平和杨晖等人。我不停地弯着腰走动了三个半小时。下完棋腰疼了3天，但心情非常愉快。腰疼总是能过去的，然而和这么多小朋友同时对弈，不但乐趣无穷，而且回味无穷。

    一天，接到敏之自北京的来信，看了信的内容不由大吃一惊。敏之说她得到确切消息，国家体委又要撤销围棋项目。不单是围棋，还有不少项目也要同时撤销。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围棋事业两年前才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恢复，怎么今天又要撤销了。我再看一遍来信，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敏之岂会跟我开这种玩笑?真是晴天霹雳!我愣住了，完全傻了。命运多会捉弄人!自全运会预赛后，我养精蓄锐，排除一切杂念，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只有一个目标——打好全运会决赛。我的技术状态，我的精神状态都使我具有充分的信心实现这一目标。我满以为任何杂念都不会对我产生干扰，任何意外都不会使我产生动摇，然而妻子的一封信，那么短短的几行字却把我的一颗心彻底粉碎了。

    回想这些年来，围棋事业有几刻安宁的日子?1966年“文革”开始后，围棋就被一些人指责为“四旧”，1970年被**一伙撤销，1972年陈老总去世，一个打击接连一个打击。1973年围棋项目总算恢复了。但我父亲病重直至1974年去世，给我留下难以弥补的创伤。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准备投入到那即将来临的、盼望了16年的全运会，却传来了这噩梦般的可怕消息。为什么?为什么?“四人帮”他们和**一伙有何区别?谁都知道，围棋是周总理、陈老总关心和提倡的，于是**一伙强行撤销了围棋。“四人帮”也视围棋为眼中钉。围棋始终和政治连在一起，休戚相关。我明白了，围棋再度要被撤销绝非偶然。

    “四人帮”已下手了，我们难道无动于衷、任其宰割?我马上找了吴淞笙和华以刚，把情况告诉他们。我说事到如今，只有上书中央。当时周总理顽疾在身，常卧病榻，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我建议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淞笙、以刚完全赞同。于是我连夜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至于这封信能起到什么作用，这封信又将给我个人带来什么后果，这一切都来不及考虑了。我所考虑的只有一条，即围棋事业不能再度被撤销。我的生命早已溶化在围棋事业中，我从来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但围棋事业是我的生命，我要像捍卫生命一样捍卫围棋事业。不，我将拿我的生命去捍卫围棋事业。

    信写完了，我们考虑到要使此信的分量重一些，落款除了我们3人外，又加上罗建文、王汝南和聂卫平3人。恰好淞笙有事要先上北京，我就把信交给淞笙请他设法上交。淞笙带走的信牵住了我的心，我思虑重重，焦躁不安，度日如度年地等待着淞笙的消息。全运会的决赛一天天临近了，但全运会对我来说已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虽然我始终渴望着比赛，但我清楚，围棋之所以能有比赛，那是因为事业的存在。我已曾有过7年不下棋的历史，这是新中国围棋史上的一场悲剧，难道事过两年，历史的悲剧又要重演了吗?

    淞笙在北京尽了努力，但无法把信递交上去。他只得把信交给敏之。就在此时，我随上海体育代表团抵达北京。全国体育界的精英在最美好的季节荟萃在我们的首都，这其中包括7000多运动员和大量的工作人员。北京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全运会的各种招贴画举目可见，满载着各种项目的运动员的车辆不时在街上奔驰而过。要在平时，我会兴奋和激动得像第一次参加比赛那样。可是今天，我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我真麻木了吗?不，我的神经全部集中在一点上——信，那封至关重要的信。

    我马上找到了敏之，敏之也是个搞事业的人，她理解我。我俩经过商量，认为将信递交上去的最可靠途径是通过陈老总的孩子。当我们见到陈老总的第二个孩子丹淮并说明来意时，他愤慨地说：“这是对着我爸爸的。”

    陈老总的几个孩子严于律己，作风正派，为人诚恳，毫无优越感。人们说这是陈老总在世时家教有方。几个孩子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革命好传统，而且也继承了父亲的趣味。老二、老三都爱好围棋，他俩的棋艺水平旗鼓相当，都不亚于获得名誉八段的父亲。老大昊苏不擅于弈棋，但作诗撰文很是拿手，这显然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他们非常爱自己的父母，但在**、“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下，父母相继离开了人间。1月6日，是陈老总去世的日子，每年这一天，他的几个孩子都要前往八宝山，在父亲的骨灰盒前默哀悼念。我们围棋手也总在这一天带着自己精心制作的花圈到八宝山怀念我们的陈老总。我们和陈老总的几个孩子在这种场合见面言谈不会很多，但我们的心是完全相通的。一次离开八宝山公墓时，昊苏、丹淮邀我和敏之等去他们家，他们把陈老总的相册拿给我们看，又拿出家中仅剩的一些棋盘棋子。陈老总生前有不少棋盘棋子，他去世后，昊苏、丹淮他们让即将离开的几位秘书和工作人员自己选择一些东西作为纪念品带走。谁知秘书等都选择了围棋盘和围棋子。不知是陈老总的魅力还是围棋的魅力，反正陈老总周围的人都对围棋产生了兴趣。对于他们来说，最有纪念价值的恐怕莫过于这些棋盘棋子了。

    围棋手们从心底里热爱陈老总，陈老总的子女理解我们，他们自然也热爱着父亲所关心和提倡的事业。在围棋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为维护祖国的围棋事业尽了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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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八章 失败还是胜利（1）

    全运会!

    作为一个运动员，全运会这三个字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呵!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之前我参加了围棋集训。那时我非常向往能参加体育界的这一盛会，但我没有资格。岂止没有资格，我简直不敢流露出我内心的这种向往之情。过了6年，在第二届全运会前我的棋艺水平明显上升了。我想我有资格参加全运会了。可那次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中没有棋类，真是不幸。更不幸的是“文革”开始了，天下大乱，全运会一拖再拖，直至1975年才决定举办第三届全运会。

    过了整整16个年头，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众所周知，全运会是4年一届，如果一个运动员在1959年参加了一次全运会，至1975年他就连续参加了4届全运会。我不知世界上有否能连续参加4届全运会的运动员。我只知道运动员的运动寿命都是非常短暂的，唯独动脑力的棋类运动不一样，不要说16年，即使在棋坛上厮杀60年的还能举出不少。然而话又要说回来，围棋手并不像有人认为的“姜越老越辣”，围棋手的黄金时代在20多岁，20多岁可以达到个人在棋艺上的顶峰，20多岁具有最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当然，三四十岁的棋手无疑具有更丰富的实战经验，但其闯劲和体力显然不如20多岁的年轻人。而这后两条是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所必不可少的。

    我呢?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迈过了30岁。不少报纸都已称我为“棋坛老将”。每逢我看到“老”这个字就很反感，我实在不能接受。但如今我的对手都是10几、20多岁，我又不能不承认自己是老了。尽管如此，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我的心情和年轻人无甚区别——充满着新鲜感、兴奋感和跃跃欲试的劲头。

    第三届全运会的棋类比赛比第一届全运会的规模大不少，因此6月份在上海先进行预赛。比赛本身是严肃的，然而严重的极左思潮影响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使体育比赛染上了可笑的政治色彩。当时所有体育比赛都有工人评论员参加，棋类比赛也不例外。每个省市的代表团均有一名工人评论员光临。他们到运动队指手画脚，俨然是一副救世主的姿态。运动员必须视他们为工人阶级的化身，必须恭恭敬敬，言听计从。有的工人评论员油嘴滑舌，一派胡言。我想他们在工厂里必不是好工人，我对工厂有一定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工厂里有的是好工人，好工人都是热爱本职工作、精通本职工作的。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的劳动者，绝不是耍嘴皮子的。我尊重真正有本领的好工人。但对那些一味教训他人的、明明什么也不懂偏要装作什么都懂的工人评论员，我实在为他们感到遗憾。

    极左思潮的表现当然不光是工人评论员。在比赛中每个队都要出墙报，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写文章。其实谁不是为了敷衍?大家心照不宣，但又不得不如此。这些墙报在赛前各队都准备好，到时呼啦一下贴出来，造造声势。这种没一个人想干的事却人人都得干，只得说是特殊年代中的特殊产物。

    1975年中最可笑的一件事是上海女子排球队倒马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上海女排全体队员每天都要拉着粪车倒马桶。本来让年轻人体会一下清洁工人的辛勤工作也未尝不可，但作为一个运动员每天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体力去拉粪车，真令人哭笑不得。当时在体育界大肆宣扬此事，似乎女排经过拉粪车思想境界得到飞跃，然后又由精神变物质，使运动水平大大提高。在上海女排的这一“创举”下，其他体育项目也往往过分地号召选手们参加各种公益劳动。在这年全运会的决赛中，上海女排在12个队的循环赛中名列倒数第一。女排队员们尽了努力，她们是值得同情的。但人们无不为之高兴，因为这给了极左思潮一记无情的耳光。

    我忘不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全运会预赛期间，晚上经常安排选手表演。一次轮到我和甘肃棋手杭承义表演。表演地点在西藏书场。这时突然接到通知说市委某个书记要来观看。市委领导大驾光临，这可不得了，马上作出决定，门票不得出售，只能组织分配，似乎老百姓中随时有人要谋害大人物。赛前很多围棋爱好者挤在门外，而场内却冷冷清清。结果那位尊贵的市委书记并没来，而真正爱好围棋的群众在门外守候了很久，还是吃了闭门羹。后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仍愤愤不平。作为一个领导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首先必须接近群众，如此才可能真正了解群众、关心群众。那些不愿见群众的人心中哪里有群众?自1973年围棋项目恢复后，围棋爱好者日益增多，在上海、北京等地表演，经常有数千观众观看。上海体育馆可容纳3000多观众，即使如此，门票经常售罄。有些围棋爱好者凌晨三四点就在售票处排队，有这样的群众，怎不令人感动?然而在当时，却有那样的市委书记!从我内心来说，一个在凌晨排队买票的围棋爱好者比起那种自以为是的市委书记不知要亲切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

    全运会预赛中我仍和以往全国赛一样，无甚风险就击败了所有对手，顺利出线。当时棋坛上普遍认为在决赛时仍然是我夺魁的可能性较大。记得一次姐姐问我：“你已经保持了11年冠军(自1964年至1974年)，能否再保持11年?”姐姐对我简直有些迷信了。我回答说：“我或许还能维持几年，但11年不可能，聂卫平会击败我。”我知道聂卫平的棋艺已相当成熟，特别是他比我年轻得多，他迟早会有赢我的一天。但我并没料到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在棋界中还有不少人提出和我姐姐类似的问题，我想作为个人谁不愿意自己始终是个强者?谁喜欢被人击败?但从事业考虑，个人称霸的时间越长，则越不是好现象。事业的发展，必须不断地产生新的强者，由新冠军取代老冠军。我想起每次和日本棋手比赛，尤其是每次出访日本，我们的名单上总是陈祖德、吴淞笙等人。这几个名字看得太熟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十分厌烦，好像偌大一个中国就这么几个围棋手，少了这几个人就无法进行比赛。我的内心极其复杂，我珍视曾经获得的桂冠，我将尽最大的努力去捍卫它；同时我又期待着被人击败的那一天，那一天将是什么滋味呢?只有到了那一天才知道。

    全运会预赛后我一直在上海，敏之因有赛事去了北京。我在上海有时和吴淞笙、华以刚等棋友切磋棋艺，有时找些小棋手下上几局，颇为自在。体育宫是我经常要去的地方，那是我成长的摇篮。直至如今，依然是少年棋手成长的摇篮。那些活泼可爱的小棋手是多么惹人喜爱。一次我和吴淞笙等人来到体育宫，有人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女孩子，叫杨晖，不到12岁，她学棋不久，颇有希望。杨晖小小的个子，一张圆脸上那两个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煞是可爱。体育宫的围棋教练请吴淞笙让五子指导杨晖一局，学棋才一年的女孩子与第一流高手对弈只让五子可不简单。杨晖思路敏捷，杀法犀利，面对赫赫有名的高手毫无惧意。她是全攻型，似乎非要将对手杀个落花流水才罢休。淞笙身经百战，什么对手没遇过?可在一个小女孩面前忙于招架。我极为惊异，虽然只看了杨晖这一局棋，但已经够了，她所下的棋洋溢着非同一般的才气。中国棋坛又出现了一个优秀的女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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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七章喜事和丧事(4)

    1974年的全国赛热闹非凡，除成人赛外，还有少年赛和儿童赛。少年赛选手的年龄限制在17岁以下，儿童则是12岁以下。参加儿童赛的小棋手引人注目，其中最突出的小棋手为浙江的马晓春和上海的钱宇平。小马10岁，小钱8岁。小钱在儿童组里最年幼，但他在比赛中屡战皆胜，把他的小哥哥们全数击败，为上海队夺得儿童组团体冠军立下战功。小马和小钱的才能博得众人好评，谁都认为他俩的前途无量。当时小钱可谓最有希望的苗子，他年龄最小，棋艺突出，特别是他身在上海，向高手学习的机会较多，无疑条件最优越。但实际上却不完全如此。小马在浙江省虽无上海那样高手众多，然而正因为如此，他在浙江得到了重点培养，在以后的多次全国赛中他都作为主要选手上场，大量的实践使他的棋艺得到飞跃，也使他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上海强手如林，一些全国第一流的名棋手由于名额有限，经常不能参加全国赛，这就自然轮不上小钱了。处在高手多的环境中反而提高得较慢，似乎很不正常，却也有其规律性。如今，小马和小钱都已成为棋坛高手，小马曾经领先一步，然而小钱奋起直追，已迎头赶上。我相信，小马和小钱这两员小将在一个长时间里都是竞争的好对手，我也相信他俩将不负众望，为提高我国棋艺水平尽到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次比赛我还算顺利，赛至一半我的优势已明朗。我不断把比赛消息向上海家里汇报，我想病重的父亲听到这消息会感到欣慰的。虽然我深信自己将再一次夺得桂冠，但父亲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他是否能捱到我们比赛结束呢?

    为时1个月的比赛结束了。下完最后一局棋，我马上发出一信，我要把夺冠的喜讯尽快送到父亲那儿，能让他在临终前笑一笑也好呵!

    第二天中午成都市体委设宴招待所有选手和工作人员。这一天我情绪较好，看到我喜爱的杯中物，就开怀畅饮。围棋界的很多朋友热诚地前来祝贺，可也有几位好恶作剧的端着斟满烈性酒的大碗小碗和我干杯，这岂是干杯，而是干碗了。我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大碗小碗都往喉咙里一灌了事。如此无节制地狂饮，终于醉成烂泥一摊。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醉酒。晚上发奖，朋友们唤醒我时，我仍神智不清，凭着自己体质壮健，总算没在发奖仪式上出洋相。“人生得意须尽欢”，一个人在幸福时刻多饮几杯乃理所当然，即使大醉一场又何妨呢?何况能给自己留下难得的生动的回忆。当然，我绝不是赞成酗酒，但生活中有时是需要美酒做伴的。我们在生活中应当不断地奋斗，应当经受得起苦难，但我们也应当有欢乐的时刻、尽情享受的时刻。我们之所以要努力奋斗不正是要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吗?生活不应当永远像一杯白水，毫无生气，生活是变幻无穷的海洋，生活是气象万千的天空，生活是动人心魄的抒情诗，生活是灿烂辉煌的交响乐。

    生活呵，你给予我多少欢乐，又给予我多少痛苦!我清楚父亲很快将离开这个世界，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是我能让他在临终前知道我比赛的成绩。这是距上次全国赛8年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赛，这是在我两次夺得全国围棋冠军后相隔8年又接着夺得的第三次冠军。父亲这一生就是希望我们几个孩子在事业上能有所成就。我最后能给予父亲的也就是这个第三次全国冠军了。但是比赛结束后的两天，有人告诉我父亲在我比赛期间就去世了。妈妈怕影响我的比赛故一直瞒着我，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这消息仍然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得了冠军的兴奋感顿时被一扫而光。我好不难过!

    回到上海我立即奔赴火葬场。我站在父亲的骨灰盒前凝视着骨灰盒上他的相片，想到他在我身上所花的心血、他对我深切的期望以及他做人的很多美德，这些都是他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产。我又想到两年前我最崇敬的陈毅同志去世了。无论陈老总或是我父亲，对我的成长都极其关心。直到如今，每当我做错一件事，总感到对不起他们；每当我取得一些成绩时，又感到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人的一生免不了会遇到些喜事和丧事。喜事能使人振奋，能给人带来美好甜蜜的回忆；丧事则使人悲恸，但当我们怀念那些过去的人时，不是能给我们带来激励和鞭策吗?不是能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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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七章喜事和丧事(3)

    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市中山医院肿瘤科主任汤钊猷医生，于是请他去八院会诊。汤医生的医术真神了。他看了父亲住院后的X光片等各种检查结果，并全身检查了一遍就确诊是胰腺癌，而且还说出在胰腺的什么部位。事实证明，他判断完全正确。后来，我得了输血后的急性肝炎也被他一眼看出，所以我是极信服他的。医生诊断病情和棋手解答死活题相似，水平低的棋手面对一个较深奥的死活题，花再多时间思考也往往白搭，而一位高手只需稍加思考就能答出正解。遗憾的是医务界这样的高手还太少，多少人的病就是这样被耽误了，多少人的生的希望就是这样丧失了。

    父亲被确诊为癌症时已属第四期，即癌症的最后阶段。敏之和我想尽办法才把父亲转到中山医院。但父亲也只是拖延时间的问题了。我们都瞒着父亲，尽量不让他知道患上了这不治之症。父亲也始终“不知”他患的是什么病——原先我们真的以为他不知道，因为他既来之，则安之，泰然处之，甚至漠然置之。是的，他从来没有问过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后来我们才想，正因为他从来也不问，才说明他是知道自己的病的。正如他被打成“黑帮”时从来没有向我们诉苦。他得病后直至去世也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过一次他的病。父亲的度量，父亲的胸怀，父亲的始终为别人着想，父亲的始终独自承担苦难……我的父亲呵!

    一般人胰腺癌到了这么晚期生命就维持不了多久了。而我父亲凭着他原先不寻常的体质以及他至今不寻常的达观，他那生命的火花尽管那么微弱，但却久久不曾熄灭。他那顽强的生命力使医务人员也感到惊讶。

    转眼又过了半年，父亲的生命火花更微弱了。我因比赛和集训等任务不能常留在父亲身旁，姐姐就一直请假在上海。一次我从外地刚回上海，马上赶往医院探望父亲。父亲病得非常重，根本不可能坐起来，只有两条手臂还能无力地活动。他一看到我就淌下眼泪，恐怕是太想我的缘故。他让我扶他靠在床上。父亲瘦成那样，我又自以为力气不弱，谁知扶父亲是那么的费劲，因为父亲自己已使不上一点劲了。我心里好难受呵!父亲因肿瘤引起肠梗阻已动过手术了。医生打开腹部切除肿瘤时当机立断地切断了父亲的神经。如此虽对身体机能的调节有影响，但大大减少了病人的痛苦。我父亲因而直至临终都未感到疼痛，不然受的折磨要可怕得多。我不由想到医务界中对那些无药可救的垂死病人的“人道主义”，即只要能使病人多活一天，就要千方百计达到目的。殊不知这样做只能延长病人的痛苦。而且这些药物、人力何不用在可以救活的人身上呢?其实，只要病人及其家属愿意，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采取适当的措施让病人安息，或者叫安乐死，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才真正的符合人道主义。

    父亲见到我时心情很坦然。他让我打开床边一盒酒心巧克力，这是12个做成酒瓶状的巧克力，每个“酒瓶”中装着一种不同的名酒。我把装茅台酒的给了父亲，自己拿起装着西凤酒的。我俩好久没有对饮了，父亲特意留着这盒巧克力跟我作最后一次对饮。我们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最后一次干杯更加深了我们的父子情趣，也是父亲对我的最后一次祝愿。父亲对我从小就充满着期望，总希望我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他对我说：“你很快就要去四川参加全国赛了，我相信你能打好这一次比赛，我在上海等着听你的好消息。全国赛后你还要迎战日本围棋队，你又将在上海比赛了。那时我肯定已出院，等你比赛打好后我们再好好聊聊。”其实父亲清楚自己快不行了，但他不愿让我悲伤，更不愿因此而影响我的比赛成绩，才故意这么说的。他何尝不知道这次与我分别就是永别，他又何尝不愿拉着儿子再好好看一看、再多说几句永别前的遗言。以前我每次和父亲小别时，他尽管叮嘱了很多，但还总是不放心地再三这么说：“还有什么重要的话没有说?”如今我们要永别了，而父亲却那么坦然、那么果断。他能这样做需要多大的毅力呵!

    7月在成都举行全国围棋锦标赛。自1966年的全国赛之后已停顿了整整八年。多么漫长的8年!临行前敏之问我：“你这次比赛有信心吗?”“我一定还会得到冠军。”每次赛前我都抱着必胜的信念，没有这一条要取得好成绩怎能想象?

    这次比赛比起1966年的全国赛要艰苦不少。主要是年轻棋手有了显著提高，如黄德勋、华以刚、邱鑫和曹志林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聂卫平的成长已对我构成威胁。此外，我已是30多岁的人了，“文革”前才20左右，那时年轻气盛，比赛再辛苦也能较快地得到恢复。如今30多岁虽说是壮年，但毕竟与小伙子不能同日而语，要在短期内赛完20盘，每一盘棋又要紧张地熬过**个小时，精力和体力已感不支。尤其干校劳动给我带来了腰部顽疾，坐的时间稍长就痛得难以支撑。比赛时经常得用拳头顶着腰部，以加强腰部的支撑力。一场比赛下来每每顶得腰部一片紫红。比赛本应全神贯注，如今我却老得分心去顶腰，真是有苦难言!

    我不会忘记成都的围棋爱好者中有一位姓阙的大夫，他主动提出给我按摩治疗，帮助我解除病痛。每当我比赛后他就不遗余力地把我僵硬的肌肉放松。8月的成都炎热异常，坐着不动也相当难熬，何况使劲按摩。阙大夫为了我经常大汗淋漓、浑身湿透，真使我过意不去。我只要有可能就和他下上一盘，以此作为报答。围棋爱好者中热心人非常之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直到如今，只要某人跟我说他会下围棋，我就自然地感到和他的关系亲近了一些。我想围棋如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开展，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融洽不少，从而对促进世界和平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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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七章喜事和丧事(2)

    我在北京连输了3场，到郑州接着上第四场。要不是我以往的成绩和自己不服输的劲头，连失3城无疑失去了再上场的资格。第四场我的对手是关西棋院的太田正藏六段，我拿下了这局之后风势突变，之后又接连胜了石井邦生八段、加藤正夫七段和菊池康郎。我跟菊池这一战是整个比赛的最后一场，本来这一场我想再跟坂田九段下一局，谁知菊池下了6局竟未败1局。如果让一位业余棋手在我国保持不败实在不太体面，于是决定让我在最后一场迎战菊池。我以前虽曾胜过菊池，但这一战是势在必夺，压力不小。在我和菊池的对弈过程中，日本棋手也很关心，有几位棋手不时离开自己的战场来观看我们的局势。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对这一局如此关心，可能有这样因素：日方的职业棋手基本上都输过了，如果一位业余棋手保持不败而归，职业棋手未免不大光彩。

    我在三连败后虽然能四连胜，令我感到振奋。如果我第四场还是输了那该怎么办?这种可能当然存在。我在每次比赛结束后经常会回想比赛中的凶险情况，想起来真令人后怕。但是作为一个围棋手在比赛中能考虑这么多吗?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能勇往直前。这跟战士一样，当他迎着呼啸而来的弹雨冲锋时，即使他看到周围的战友不断倒了下去，即使他明白再前进是九死一生，但是除了前进他能想到其他吗?

    这次中日围棋赛，我国棋手的成绩不理想，14胜40负2和，比分较悬殊。其实也不足为奇，一来我国的围棋运动停顿了多年；二来这次日本的阵容很强，实在不易对付。然而令人高兴的是通过这次比赛能够看到围棋在我国仍有所发展。我们每到一地都进行大棋盘讲解，各地的爱好者踊跃观看。“文革”是一场浩劫，从个人到国家，无不蒙受损失，围棋也不例外。但“文革”期间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逍遥派，这些逍遥派使围棋爱好者的队伍大大地扩大了。尽管国家不提倡了，公园和茶室等公共场所也挂上了禁止下棋的牌子，但围棋仍在进一步普及。事实证明，那些有强大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的事物是任何人也扼杀不了的。

    1973年的短短半年多时间真够繁忙的，围棋集训的恢复，随廖代表团访日，巡回表演直至中日比赛，忙得不亦乐乎。中日比赛后，我终于喘了口气。我已29岁了，应该有个家了。我和敏之谈了我的想法，就像打乒乓球似的一下把球发了出去。敏之是从不娇揉作态的。她也像削回一个球似的一下就同意了。我乐极了。也就是在这年春天，父亲得到了平反。他被批斗了多年，连工资也没有。个人的苦难不用说，整个家庭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这几年中，我有些积蓄全数给了父母亲，那是微不足道的。我从来同意父亲的观点：钱是最不值钱的。但如今要办婚事我还是两袖清风可怎么办?虽然敏之丝毫不世俗，从不过问我的经济状况。她选择对象的时候绝不包含经济因素。但我一贫如洗，真觉得对她不起。也算是我有福分，我父亲平反后，他的工资一补发，就给了我在当时看来相当可观的一笔钱。我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事后我把这一切告诉了敏之，她表情平平，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我愈发觉得她的可爱。我到市场上买了些必需的家具，这些制作粗糙的家具在今天看来很多人会认为太土气，应该更新换代了。而在我俩的眼中，还有比这更好的吗?我们兴致勃勃地搭起了我们小小的金窝。

    在这段时间里，我充满着喜悦，无法抑制的喜悦。一次敏之跟我说：“你这个高兴劲，要小心乐极生悲。”

    敏之简直是个预言家，正当我感到一切都那么美好时，我的父亲病了。我父亲近60岁，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病过。他那高大强壮的身躯、那令人惊讶的食量、那乐观豁达的性格，使病魔无法接近。但“文革”中他被长期批斗，终于让病魔乘虚而入。我父亲的年龄将要退休，本来他满可以度一个清闲安逸的晚年，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几个子女在事业上的不断上进，也可以看着他所宠爱的第三代幸福地成长。每天晚上他可以在家中享受着人间乐趣。他很喜欢和我及弟弟三人一起欢饮。他举兴致勃勃地买上几斤加饭酒，将它倒在心爱的酒壶中烫热，桌上再摆上一砂锅他最喜爱的腌鲜汤……他还一定会教自己的第三代学习古文和下围棋。亲友的一些孩子在他的影响下都学会了围棋，父亲不但教会了他们，而且每教会一人都要赠送一副围棋子。这样，有的朋友到我家找我下棋，我每每拿不出一副棋子，不得已只能上商店再买一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得可怜的玻璃围棋子，配上一个很大的纸棋盘，简直不成体统。我看到不少围棋爱好者家里都珍藏着好些精致的棋盘棋子，而我这个全国冠军的家中却使用着不能再差的围棋子，造成这种哭笑不得的局面都是因为我父亲的美德。

    像我父亲这样的身体和性格，本来是应当长寿的，他这样的人活在世界上，是对他周围的人都有益的。可苍天对他太不公道了，他刚脱离了苦海，就遭到体内凶残的敌人——癌症的袭击。也正因为他原来的体质太好，因此病势较轻时并无觉察，等他感到不舒服时已病入膏肓。在我结婚的前些时候父亲已感到很不对劲，浑身无力，没有食欲，体重直线下降，平时走10分钟的路程现在要很艰难地走40分钟。去医院检查多次均无结果，医生认为是肠胃病。有人建议拍张消化道的照片，老百姓要拍这么张照可不容易，一般要等上两三个月。我父亲如此病重再拖上几个月还了得?于是就设法“走后门”，走后门并非正道，但当你走投无路时不走后门又奈何呢?好不容易拍了照，依然找不出症结。

    我和敏之的婚礼定于国庆节。父亲和弟弟一起动手把上海家中的卧室粉刷一新，给我们来沪时作为新房。父亲的体质已虚弱不堪，但还辛勤地操劳了几天。如今我回想起来还直难受。作为一个父亲，他为自己的孩子尽了一切。

    婚礼那天，我们在“新雅”饭店设了三桌，来的都是双方的亲属，非常简单。每一桌才30元，但比起今天的60元一桌却丰盛不少。敏之是穿着一身家常布衣来的，恐怕是这个饭店里穿得最不起眼的一个顾客了。在我们这三桌里到底谁是新娘呢?一些服务员都认不出来。父亲因病早已滴酒不沾，但这天他再度捧起酒杯，也许他是为了不使大家扫兴而故意振作精神。这是他去世前最后一次拿起酒杯。父亲一脸的病容在我的心灵里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这年11月在郑州举行围棋邀请赛，我因腰疼未作为选手上场，但我还是去观看了。我的腰疼是在干校劳动时造成的。跟随廖代表团访日前突然发作，不能起床，差点出不了国。从那以后不时发作，真是隐患。郑州邀请赛进行至一半时突然接到敏之来自上海的电报，说我父亲病重，让我速回。我大吃一惊，连夜返回上海。

    到上海才知父亲已住进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这是上海的中心医院，我父亲学校的合同医院。我去医院见到了父亲，他瘦得和以前判若两人，以前那魁梧的体躯如今成了个衣架子。可恶的病魔将一个好端端的人折磨成什么样子!

    医生替父亲作了全身检查，发现肩部有肿块，切片化验结果是癌症，已全身扩散。但还是查不出原发癌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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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七章喜事和丧事(1)

    我作为廖承志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日本受到了全国围棋界的关注。回国以后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信件，寄信人十有八九是素不相识的。这样的情况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广大围棋爱好者和体育工作者对祖国围棋事业的关心、希望和热情更加强了我对围棋事业的责任感。收到的信太多，无法一一复函。在众多的来函中免不了有些趣事，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青年找爸爸找到了我身上。这位青年是四川人，他的父亲早已失踪，失踪的父亲恰好姓名与我相同。当这位青年从报上看到我的名字后，可能是思父心切的缘故，认为只要叫陈祖德的就必然是他父亲，于是迫不及待地给我来了信。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青年失望，但我只能写信告诉这位28岁的青年——我只比他大1岁。

    我对日本的访问也触动了日本围棋界，他们决定于7月份派一个围棋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比赛。在7月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围棋集训队决定兵分两路到全国巡回表演，以推动各地的围棋活动。一路往西，沿途经过郑州、成都、重庆、武汉和广州；另一路往东，路线是合肥、芜湖、南京、杭州和上海。我和几位棋手走东路。我们一路上不但和当地的棋手进行交流，而且每到一地都进行公开表演，每次表演都吸引了很多观众。即使是芜湖这样的城市，表演场地也挤得水泄不通，实在出人意料。在芜湖表演前，市委书记请我们吃饭，那天晚上是我和黄良玉表演。良玉一喝酒就上脸，两杯酒下肚，就成了不用化装的关公。当我们走进赛场时，我听到有的观众说黄良玉：“他酒喝得这么多还来表演。”不过我看那天的观众也都醉了——陶醉于我们这场围棋赛了。

    每次表演时都有一位棋手为观众进行讲解，我们东路的讲棋主要由曹志林担任。小曹只要一开始讲棋，全身的细胞就都活动起来，全部的灵气都焕发出来了。他的思维随着意识的流动时时闪出奇想，他的讲话随着灵感的闪现常常妙语连珠。不要说棋迷们听了为之倾倒，就是几乎不懂棋的听了也会笑口常开。

    曹志林的讲棋一路博得喝彩，可到了巡回的终点站上海却遇到了麻烦。上海的围棋基础较好，不少爱好者正因为有了一定的棋艺水平，所以就墨守着一些陈规。当他们头一回看到围棋表演居然有人讲解就不以为然，可能是认为小看了他们的水平或干扰了他们的思路。小曹没讲上几分钟下边就递上纸条，要他别讲。纸条接二连三递了上来，小曹为难了，来到我的身边轻声地问：“怎么办?”我正在下棋，无法多考虑，只能说：“再讲下去看看情况。”小曹壮起了胆子继续讲棋，但他看到的是条子越递越多，而且还有人高声抗议，小曹简直觉得没法下台了。可是那些不抱偏见的围棋爱好者已经感到讲棋能提高他们的理解水平，能活跃他们的思路，于是要求继续讲棋的纸条和呼声也随之而来。两种呼声此起彼伏，可怜的小曹简直像在发表竞选演说，听众分成了支持和反对两大派。好在支持讲棋的压倒了反对派。小曹终于坚持讲到最后。从此上海的围棋爱好者便接受了、习惯了、爱上了这一新事物。今天如果在围棋表演赛时没人讲棋，上海的观众又该递条子，又该提抗议了。

    那天还有些趣事。对局结束后小曹让我谈一些感想。在我讲话时小曹有时故意提出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启发爱好者的思考。谁知竟有自命不凡者气势汹汹地走到台前指着小曹说：“你这臭棋在这儿瞎说什么?!让陈祖德一人讲!”这种围棋爱好者为什么不爱护我们的小曹、不爱护每一个围棋手呢?

    表演结束后，我刚要离开表演场地，忽然被一位爱好者一把拉住：“祖德同志，你在1962年10月号的《围棋》月刊上评的对菊池康郎的一局棋说白24手是妙手，我看不对。”“噢，你认为怎样呢?”这位爱好者就说出一大套他的“高见”。我很叹服他的膨胀的自信心。这样有特色的围棋爱好者也只有在上海才能遇着。

    然而话又要说回来，我们需要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围棋爱好者。对我来说，任何围棋爱好者都欢迎。他们都有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即对围棋的爱好，有这一条就够了。围棋爱好者是围棋事业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当然越庞大越好。

    1973年的巡回表演非常成功。围棋事业被视作“四旧”撤销了数年后终于恢复了名誉，这次巡回表演是趁热打铁，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围棋活动。

    巡回表演结束马上赶到北京迎战日本队。这次日方的阵容非同小可，在8名棋手中有6名职业棋手，其中坂田荣男九段、本田邦久九段、石井邦生八段和加藤正夫七段均是日本第一流的高手。两位业余棋手是菊池康郎和西村修，他俩是业余围棋界的超级棋手。我方迎战的阵容以吴淞笙、王汝南、罗建文和我为主力，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四大金刚”。较年轻的棋手如华以刚、黄德勋和聂卫平等人棋艺都有长进，但其声望和经验稍逊于上述几位。

    这次在北京赛3场，郑州和上海各赛两场。北京的3场成绩不佳，“四大金刚”全军覆没。亏得黄德勋等个别人争气，才免吃大鸭蛋。

    北京的第一场我的对手是坂田九段。坂田来我国前说：“1960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和16岁的陈祖德对局，事过13年能再和他对局非常愉快。”我也是和他同样的心情。1960年我惨败的那局是难忘的，这一次我决意和他好好斗一斗。但我终究停顿了7年，这是很不利的一个因素。这次交锋坂田九段显然比1960年谨慎，不过他有时还要站起来观看其他几局比赛。中盘时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没逮住，很可惜。最后我的黑棋还不出子，以二子之差败北。坂田九段胜了这一局之后以破竹之势一一击败对手，且一盘比一盘下得快，其威势慑住了大部分中国棋手，不少棋手甚至不敢借此机会向坂田九段学习一局。其实坂田九段每赛一场其轻敌情绪就增加一成，这就使得我方棋手取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比赛沈果孙奋勇接战，他执白对付这位强大的对手，似乎取胜无望，可是出人意料，沈果孙痛快地取得了胜利。这看来很偶然，但其中包含着必然。坂田九段输了之后对沈说：“这是你毕生的杰作。”说实在的，执白棋能胜坂田九段的确战绩辉煌，值得自豪，但这句话出自坂田九段之口又很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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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5)

    整个廖代表团，除我一人都是轻松愉快的访问。到处是笑脸、鲜花和礼物，而我则老是在赛场上角斗。自大阪开始我一直被失败的妖魔纠缠不休。代表团中有人跟我说：“你就别再下了。”但是，一个真正的棋手哪有打退堂鼓的?棋手可以不要命，但就是要赢，要胜利!

    我从大阪开始连输了5局，惨不可言。尽管如此，我的信心却比刚抵东京时增强了。起初我因7年没比赛心中很不踏实。通过这些对局我感到自己并没倒退，即使跟日本最强棋手对局，虽然水平有所不及，但也并非不能抗争。我虽然停顿了7年，但我还能奋起直追。

    访日的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吴清源，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对局，也是我多时的梦想。1964年我曾到他家和他会了一次面，但那次没能讨教一盘，终觉遗憾。9年之后的今天终于如愿以偿。5月15日下午，我们驱车前往进行比赛的住友会馆。日方的保安措施太周到了，我一个人外出要动用几辆警车共10多名武装警察跟随着。人是10倍地安全了，但我心里十倍地不安。

    住友会馆的赛场相当豪华。对局的虽然只有我和吴清源两人，但众多的观战者、工作人员、记者以及保卫人员，使宽敞的比赛大厅并不冷清。吴先生已先到了。他的头发在9年前还是黑黑的，那时的他举止洒脱、神采飘逸，如今头发却已是白方占了优势，背也有些驼了，岁月不饶人呵!相比之下，我是正当人生最好的年华。此时我已不是以前那种瘦弱的书生，而是体格壮健的男子汉。从生命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旭日高升，而吴先生则是夕阳西下。但吴先生在我这个年龄时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是世界棋坛的巨匠。三十而立，吴先生在他的青年时代做到了他所能做的而别人所达不到的。可我呢?我没能做到我本来可能做到的，我没能达到我本来可能达到的。从这点来说，吴先生的过去是灿烂的，吴先生的现在是坚实的，那么我呢?

    我和吴先生都为这次见面而高兴。吴先生还是用那一口老北京话跟我侃侃而谈，他拿出几本新出版的自己的著作赠送给我，我也还赠了礼物。此时我不禁想起顾水如先生，他如在场看到自己的两个爱弟子(日本人称自己钟爱的弟子为爱弟子)亲切交谈不定多高兴呢!

    与吴先生的对局经过在这里不叙述了。我虽然获胜，但与吴先生对局的输赢是次要的。吴先生已不是全盛时代的吴先生了。如果在10年前我胜了他，那末情况就不同了。如今由于年龄和健康等诸种因素，吴先生的棋力已有所衰退。但不管怎样，能与这位艺术巨匠手谈一局是非常幸运的。我想今后有这种机会的人越来越少了。直至如今，在我的心目中，吴清源先生在围棋史上是才华最卓越的一人，也是对围棋艺术贡献最大的一位艺术大师。

    对局结束时，代表团的赵正洪和孙平化两位同志也来了。我们和西园寺公一先生等共进了晚餐。我们谈到希望吴先生回祖国看看，吴先生也表示有此愿望，并说待他健康好些和夫人一起来中国。我想任何一个从祖国出去的中国人都会有回国看看的愿望。遗憾的是10多年过去了，吴先生还未回来过，不过我总是期待着那么一天。

    访问快结束了。这次访问作为一个围棋手的我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为这意味着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恢复。日本围棋界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安排了9场有意义的对局，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日本的杂志上说我成了围棋大使，这是个令人愉快的称号。作为整个廖代表团，成绩就更大了。这次访问掀起了中日友好的新**，代表团每到一地，都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两国人民的情谊是那么的至诚至深，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望是那么强烈感人!日方的各党派、各团体竞相安排欢迎活动，代表团收到的礼品简直成灾，使几位礼宾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我收到的礼品大多是棋书及棋盘棋子，有不少棋书我不知是哪位朋友赠送的，因此也无法表示谢意。在一大堆的围棋书籍中有三部同样的《历史围棋名人打棋大集》，这恐怕是最有价值的一部书。其中有一部是安永一先生赠送的，他为了买这部书跑了好几家书店，实在令我感动!我就把安永先生赠送的这一部书留在家中珍藏起来，其余所有书籍和器材均交给了我们的围棋协会。这些书籍和器材对我国围棋水平的提高和围棋事业的开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廖代表团返回北京后即解散，大家各奔东西。后来我较少和这些相处了一个多月的朋友们重逢，偶尔见面，彼此十分喜悦，而且总使我回忆起那次有意义的访问。如今，代表团中“四人帮”的红人已得到应有的下场。有几位可敬的老人已先后和我们永别了。特别是廖承志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祖国的一大损失，廖公为人慈祥，幽默，可敬，可亲。他一点架子都没有，见到我总是笑眯眯的，说说话就往我身上捅一拳。这一拳总是捅得我心里暖烘烘的。他从小在日本，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而且爱吃日本菜、爱睡日本的“塔塔米”、爱看日本的电视。他看电视时很入神，如果你在他身旁请他讲讲电视中的内容，他就回过头来给你做个鬼脸，然后又专注地对着电视的荧光屏。如果有人说他太胖了，他会有趣地拍拍自己的肚子，显得很得意。他非常爱吃，尽管他的健康状况需要他节食，但到了餐桌旁他就会失去控制。他的夫人经普椿同志是位出色的生活监督，在饮食方面对廖公起着有效的约束作用。一次吃自助餐，我跟廖公说：“我替你去打一盆菜。”他说：“好呵!”我就给他端回满满的一盆，他兴味十足地将盘上的一切扫荡干净。他有这样的豪兴，我就有再端一盆的激情。我说：“我再替你去打一盆!”“好!”他回答得那么快活、那么干脆。但是，只听一声“不行!”呵，他的夫人又对他实行管制了。尽管一个是团员，一个是团长，但团长乖乖地服从了。

    廖公真是个好人，我们都那么爱他。廖公在当时只是中日友协会长，在政府部门中连个部长也不是，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尊重他。他在日本受到的是最高级的国宾待遇，他所到之处，自市民至国会议员都发自内心地欢迎他。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他的官职，也并非因为他是代表团的团长，而是因为——他是廖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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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4)

    我的第一场比赛是跟日本的著名棋手藤泽秀行九段。藤泽九段在当时还未获得“棋圣”称号，但他的棋艺早已被日本棋界所推崇。我们的比赛安排在日本式旅馆“福田家”，这家旅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这里不但进行过不少次日本的重大棋赛，而且以前我访问日本时也曾在此住宿。对局在下午开始，观战者中有西园寺公一先生。他身为欢迎廖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但只要有可能，总是来观看我的比赛。我在日本共赛了9场，他居然观看了8场，只有一次因实在脱不开身没来。我虽然知道西园寺先生爱好围棋，但兴味如此之浓还是令我惊讶。这天做记录的是女棋手小林千寿四段，她在不久之后即获得日本女子本因坊称号。

    我对藤泽九段是执黑先走。说实在的，对局前我心中不太踏实，7年未下棋了，免不了生疏些。但开局后不久，我的自信恢复了，我从不是悲观论者，何况这局棋我发挥得不错，前半盘我占了优势。藤泽九段不愧是高手，处下风而不乱，冷静地等待时机。而我毕竟多年未下棋，最后有几手不当，终于以半子惜败。这一局棋意味着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恢复，因此意义不小。日方很重视，《读卖新闻》用整版作了报道。

    第二场比赛的对手是加藤正夫。加藤在1962年时访问我国，那时虽只四段，但锋芒已显露。如今虽是七段，但其实力和九段不相上下。他和石田芳夫一起成为日本新一代棋手的代表。加藤的棋风和我一样都是力战型，日本棋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做“刽子手”，这足以说明他凶狠的棋风。日本的职业高手和他对局，如稍一不慎就可能“大龙”被擒。我和加藤一交手就杀得火星迸发，硝烟滚滚，最后我好不容易以一子半获胜。局后大竹英雄九段问我：“陈先生，你的棋为何这么好杀?”我回答说：“我讨厌收官。”加藤听了微笑着说：“我和你一样，也不喜欢收官。”

    后来我们一起用晚餐，在座的除了加藤和大竹外，还有石田芳夫和女棋手木谷礼子等年轻棋手。大家年龄相仿，不乏共同语言。木谷礼子再三请我和他们一起玩棒球，我也想和他们热闹一番，无奈代表团活动安排太紧，难以有此机会。我身旁还坐着一位胖胖的老人，我以为他是日本棋院的代表，当时只顾和年轻棋手欢谈，也没在意。不知谁说：“今天宇都宫德马先生观看你们的对局，他很感兴趣。”我早就听说宇都宫德马先生的大名，但我对局时聚精会神，目不斜视，哪有心思留意旁观者。我说了句：“宇都宫先生也来了?可惜我没见到他。”有人笑着说：“他不就在你的身旁。”我这才恍然大悟。宇都宫先生头上已布满银丝，神情很慈祥。他在自民党中是独自一派，有较高的声望。后来他请廖代表团到他家中作客，在硕大的花园中搭上很多彩色帐篷，还请了不少厨师烹调出很多美味可口的佳肴。宇都宫先生还特意把我带到他的住房，拿出他心爱的棋子棋盘给我欣赏。爱好围棋的人对于棋手总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在东京紧接着又进行第三场比赛，我的对手是业余棋手菊池康郎。菊池是我的老朋友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强劲的对手。比赛那天，业余棋界的老前辈安永一先生和另几位业余高手均聚集在赛场。赛前安永和菊池等人再三提出要我让先和菊池比赛，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实在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想自己即使比菊池强一些也是微乎其微的，岂能让先，虽然他们再三提出，但我持坚决态度，因此还是分先比赛。这局棋我虽然赢了，但也历尽辛苦。

    可能是太疲劳的缘故，代表团到达名古屋时我感到浑身不对劲。好在与我住同一房的是位大夫，他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叫陈木森。陈大夫给我作了检查，量了体温——39度，马上给我打针服药，总算控制了病势。

    名古屋设有日本棋院的分部。我们刚抵达名古屋，岛村俊宏九段、岩田达明九段等就来到我们下榻的旅馆。他们恳切地希望我能在名古屋和他们的棋士交流一局，我也何尝不想学上一盘，但身体太不争气，代表团的同志再三婉言谢绝。岛村和岩田显得很失望，我也感到过意不去。我知道他们想安排一局棋的目的绝非单纯为了输赢，主要是为了友好，为了表示对廖代表团的欢迎。岛村和岩田两位九段都作为日本围棋代表团的团长访问过我国，他俩不但具有高超的棋艺，而且为人正派、诚恳、热情，实为优秀棋士之典范。他们虽然失望而归，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挚的情意久久地激动着我。

    按原计划，自名古屋开始廖代表团将兵分几路访问。代表团的团部，即团长廖公及部分成员在大阪等地活动，其余的人兵分三路到各地访问。有一路往北海道，还有一路南下冲绳岛。我心中很想去冲绳岛，因为这个吸引人的美丽岛屿我们围棋代表团是很少有机会去的。可惜我病体缠身，只能随团部活动。路走少了，棋可下多了。日本围棋界都希望和我多下几盘，我作为棋手当然也有此愿望。只是身体异常虚弱，这对一个棋手来说是最大的不幸。当比赛需要你付出大量体力和精力时你却力不从心，当你在对局中下出一些本来不应该下的坏棋以至把一些不该下输的棋下输，其懊恼和痛苦谁能理解和同情?只能自认晦气。我自大阪开始进行了多场比赛，一局接一局失利，心中说不出的难受。有几局棋输得太冤枉，最突出的是和石田芳夫的一局，那天中午封盘时形势难分难解，可下午我很快取得优势，其优势之大简直令自己都怀疑。可惜在关键时刻我松了劲，莫名其妙地被石田翻了盘。石田是日本的“本因坊”，代表着当时日本围棋界的最高水平。本来我败在他手下不足为奇，但从这盘的内容来看却很奇怪了。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3)

    这次代表团由于包含了各方面的代表，因此就必须分头应付各界的欢迎活动。代表团的秘书组为了全团的日程安排，每天工作至第二天凌晨，辛苦不堪。围棋界就我一人，于是我经常是独立作战。一个人去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多少有些棘手，好在都是围棋界的朋友，因此很少拘谨，倒是欢愉畅快。刚到日本时，东京的围棋界要在日本棋院举行一个欢迎会。我请国家体委的赵正洪同志一起参加，他同意了。我将此情况告诉了日本棋院，他们为此作了准备。谁知后来有一个乒乓球的欢迎活动，与这次围棋活动在时间上有了冲突。在我国的一些人看来，乒乓球无疑比围棋重要，因此赵正洪同志就改变了计划，去出席乒乓球的活动。这下可苦了我，我想日方对赵正洪出席已有了准备，我如何交代?慌乱之中我拉上了外交部的丁民同志一起去。我俩来到日本棋院的大门，接待人员一看赵正洪没来，也有些手足无措。他们在二楼的大厅中和佩带的红花上都已写好赵正洪的名字。突然的变化把这些接待人员忙坏了。

    数年前的日本棋院还是一幢老式的日本式房屋，如今的日本棋院已成为一座8层大厦，变化真不小!刚跨进棋院就有几位记者问我：“你看到这建筑有何感想?”“这是日本围棋事业发展的象征。”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回答的。

    日本棋院的一楼设有小吃部和小卖部。二楼有一个可容纳600人同时对局的大厅，大厅可拦开分成几个小厅。日本围棋界经常在这个大厅中举办各种类型的比赛、快棋表演以至酒会等活动。平时业余围棋爱好者可在此自由对局，也可花钱请职业棋手讨教一盘。后来的不少次中日围棋比赛以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也在这个大厅中进行。三楼和四楼是棋院的各种办事机构，自棋院负责人会见外宾的客厅直至各种书刊的编辑部，均集中在这两层。五楼和六楼是职业棋手的赛场，这两层中有大小不等的各种赛场，房内都是“塔塔米”。有几间只能安放一局棋的赛场是职业棋手进行重大比赛的特别对局室，这种对局室布置精致，格调高雅，还具有闭路电视的设备，可供棋院其他场所观看。七楼和八楼是旅馆，可供外地棋手来东京比赛时住宿。这是一个设备完善的现代化的棋院。我不禁想我们的祖国也应有这样一个棋院。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是围棋的发源地，我们的棋院理应比日本棋院更壮观、更完善。我回想起陈老总在世时曾多次说过我国要盖一所棋院，“文革”前有位体委的负责人问陈老总是否把棋院盖起来，陈老总说：“等我们的水平提高些再盖吧。”谁知夜长梦多，时间过去近20年，这个棋院还未能成为现实。

    我们来到二楼大厅，只见数百人济济一堂。这其中不但有众多围棋手，还有不少政界和财界的头面人物。而与此同时的乒乓球欢迎活动才30人左右，两者无法相比。在日本，乒乓球怎能和围棋的影响相比呢?我们和日本交往为什么不更多地考虑日本的国情而要把自己的国情加在别人身上呢?我心中不免埋怨赵正洪同志，今天突然改变计划是多么不妥!不过后来又觉得此事实在不能怪赵正洪同志，换一个人恐怕也会这样。因为我们这么办事惯了，我们的一些观念已是固有的了，譬如乒乓球当然比围棋重要，至于在日本围棋远远比乒乓重要，那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招待会一开始，首先举行追赠陈毅副总理名誉八段的仪式。日本棋院理事长有光次郎登上台宣布了这项决定。陈毅副总理的名誉八段证书的填发日期，采用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发表的日期——1972年9月29日，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从有光次郎先生手中代替陈老总接过了名誉八段证书。我既喜又哀，喜的是陈老总虽然去世，但他不仅被中国人民也被日本人民深深地怀念。哀的是陈老总未能看到这一天，本来应当由他亲自接过这张证书的。我想到10年前日本朋友授予他名誉七段证书时他是那么的喜悦，今天他如果在场，不定有多高兴呢!我手捧这张证书，百般思绪汹涌而起，本想用日语说一句谢谢，但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酒会上大多是我熟悉的老朋友，多年不见，自然很亲切，双方都有很多话要说。可是我只一张嘴，哪里应付得了?我只能与一些最熟悉的老朋友三言两语地打招呼。近两个小时后，酒会宣告结束。日本朋友赠送了我和丁民同志每人一个讲解围棋用的大磁石棋盘，后来这两个棋盘对我国围棋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是个棋手，棋手之间最好的交谈莫过于“手谈”。日方的欢迎委员会收到了一封又一封的要求“一定要下一盘”的信件。这绝不是单纯的为了要跟我下一盘，而是日本人民想和中国人民交流情谊的强烈表现。在我访问期间，日本围棋界和新闻单位替我安排了不少有意义的对局，对此，我是由衷的高兴。廖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进行拜访、参观等友好活动，只有我不但要参加代表团的一些重要活动，还要进行一系列激烈的比赛。旁人体会不到我的辛苦，但旁人也享受不到我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