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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样是打子 中日棋手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1965年10月，随岩田达明九段访华的棋手还有：刈谷启八段，谷宫悌二五段，木谷礼子四段，业余棋手原田实、西村修。

　　日本棋手下棋时都有打子的习惯，谷宫悌二尤为突出，打子声极响，给人感觉特狂妄，棋手打子的常见习惯是以标准的手势，在棋子与棋盘接触的刹那间稍加发力而已。具当时观摩棋赛中一位对谷宫落子观察很细致的成年棋手描述，谷宫是以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缝夹子往棋盘狠狠发力打子，每当寂静的赛场突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那一定是谷宫的落子声，在我学棋阶段所受的教育，打子是对对方的不尊重、不礼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棋手也普遍存在这种观念，大部分棋手顶多是在棋局进行过程中下出一步好棋时，才会偶尔发力打一下子，以示得意之情。更多时候都是尽量控制住内心欲打子的冲动。

　　很多年后，参加过中日围棋交往后从日本棋手口中得知，日本棋手普遍习惯打子，源于一种礼仪，日本围棋界很早就在比赛对局中采用限时制，即用计时钟限定对局双方用时，往往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即一方在对方长考时会闭目养神，甚至会小睡片刻。这时经过长考决定落子的一方如轻轻的落子，按下计时钟，另一方将会在不知觉中耗用自己的限时继续沉睡，已落子方会觉得这不是君子所为，如轻轻落子后再“喂，该你喽”似乎又不合时宜，所以，落子时重重的往棋盘上一打，另一方当然马上惊醒。这样就不会无谓的占用对方的用时。

　　当年来访的日本代表团中，有位八段刈谷启，看上去像一个小老头，但很有学者风范，对局时坐的身板笔挺，中规中矩，一点不摆上手架子，反而更让人肃然起敬。在上海的两场比赛，他对上的是中国当时的两大高手：陈祖德、吴淞笙。由于他的对局态度极端认真，本身棋力也强，分别取胜陈、吴也在情理之中。刈谷启八段的风度、实力和成绩让在现场观摩的上海棋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围棋代表团上海期间，根据安排对当年的上海市队棋手下了一场授两子的指导棋，我小哥韩启姚有幸对上的就是刈谷启八段，日本代表团回国后，刈谷启还将与韩启姚的对局棋谱以自战解说的形式登载在日本关西棋院出版的《围棋新潮》杂志上，由于前一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期间，刈谷启对后来成为中国围棋三号人物的王汝南也下过授两子的指导对局。所以在对韩启姚的对局讲评中不时将二人做对比，认为韩启姚也是具有相当潜质的后备人才。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的文革破坏，使中国当年相当一批围棋人才的理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不正常的社会坏境中遭到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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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亲眼观摩了陈老“力斩”岩田九段

　　眼下终于又能看到中国棋手同日本的围棋比赛，因受反日情绪的驱使，心里特别盼望我所崇拜的中国棋手能多赢棋。

　　在上海的赛场，仍设在上海体育俱乐部。据陈祖德多年后的回顾，在此地比赛是他最熟悉的赛场，从心理上讲，就是一个好兆头，对取胜充满信心。此前，在北京的四场比赛中，除了胜刈谷启八段一局，对岩田九段三局均告负。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又回到上海进行比赛，想必能取得一个好成绩，跨上一个新台阶，出现一个新飞跃。我观摩的其中一场比赛，是陈祖德执黑对岩田九段，又欣赏到陈所得意的中国流布局。附上当年对局谱，让棋友们共欣赏。

　　白6远一路占据下边大场，想必是日本棋手研究的对付中国流的下法。按照普通的布局规律，白6当在左上守角，在中国棋手多次采用中国流布局后，日本棋手从实战中体会到只有抑制黑棋快速扩张，才能有效削弱中国流布局的威力。黑11夹，表达了陈祖德积极求战的态度。黑13继续贯彻作战意图，白14点角时黑棋竟然置之不理，极为少见。围棋的最大特点是行棋自由自在，任何原则和定式并不是金科玉律，只有善于灵活运用并和战略方针相结合，则如同一首完美的乐谱，奏出动听的旋律。黑17飞，攻击左上白子，逼白18与黑19作出损的交换，黑在左上角的亏损立马得到部分补偿。黑33、35将白棋分成两块，白8以下三子显得相当笨重，进入陈所擅长的攻击态势，白36跳即所谓的行棋步调，是步好棋。白46压继续追求步调，希望黑在53拐，白则80位跳。黑棋如按白棋的意图，白立即可摆脱困境。黑47凶狠的扳，是极有针对性的一手，破坏了白棋的步调。黑59靠、61断，借助于对白中腹弱棋的威胁。逼白在此局部做出让步。白90以下，不得不为处理孤棋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为了做活而让黑棋尽得外势，至黑107，黑已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在中国棋院二楼比赛大厅挂有一副一丈见方的织锦工艺品挂毯，正中镶嵌的一副棋谱，那正是陈祖德对岩田达明九段至107手时的对局图，说明了这是一盘具有纪念意义的、划时代的胜利。那是中国棋手第一次以平等条件下，分先战胜了日本九段棋手。

　　那个时期，中国围棋的总体水平还远不及日本棋手，但陈祖德以他的能力已基本能与日本高端棋手抗衡，具备了赶超日本围棋的潜力。按他当时的上升势头，有望提前实现陈老总在数年前发出的十年内赶超日本围棋的宏伟目标。可叹的是此后延绵十年的政治运动，耽搁了中国围棋的发展。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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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祖德的“中国流”初显威力

　　我观摩的上海站两场比赛，都是由仍在棋校初级班任教的邱佰瑞指导任裁判长，每当邱指导在开赛时宣布：“中日围棋友谊比赛现在开始，比赛按中国规则执行”时，我都有种莫名的激动心情，似乎也置身在国际交往的赛场中。未料到一年半以后还真体验了一次身临其境的感受。在上海的两场比赛，陈祖德都是对梶原武雄八段，第一场陈祖德执白与梶原八段下成和棋，第二场陈祖德执黑运用的就是他已试用多次的“中国流”布局，当年的场景和对局中的有些片断，至今我仍有些许记忆。随文附上当年两名高手的对局片断。23=16。从谱中的白8，可以想象当年的日本棋手显然很不适应陈祖德这种开局，从黑9靠开始，早早的就进入了战斗状态。这正是陈祖德当初研究这种布局时所希望出现的局面，可扬长避短。力战是陈之所好，将局面引入己之所长，方能得心应手。梶原八段以擅长弃子的风格而闻名棋坛。是局梶原八段在左上角的战斗中竭尽腾挪、弃子之能事，但整个战斗至黑61显然是黑大为成功。白中腹的棋都贴在黑坚实的棋子上，气撞的很紧，子效也不发挥，白已近败势。棋理上有“落子不近厚势”的格言，这里几经演变，当初尚不算接近厚势的白子，此时全贴在了黑的铁壁上，违背了行棋规律，白棋的作战失利不言自明，导致本局仅至125手，白即速败。

　　这一年梶原团访华陈祖德共同梶原八段对局六盘，成绩是两胜、一和、三负。但在南京站的一场比赛中陈祖德执白局面占优，梶原武雄读秒至最后一次时裁判从“30秒”“40秒”“50秒”“55秒”“58秒”“一分”已报出，梶原仍无反应，按讲裁判应果断判梶原超时负，不知何因裁判迟迟未作裁决。梶原索性又下起来，陈祖德情绪大受影响，结果被梶原反败为胜，要不是有这么一盘“胜局”，梶原八段总成绩是输给陈祖德。多年以后陈祖德与我们聊起这段往事时仍耿耿于怀，说当年的中国裁判太软弱遇到洋人竟不敢行使正常权利，致我蒙冤。

     1965年10月，岩田达明九段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上海两地。与中国棋手进行了十场比赛，棋校仍然组织部分学员观摩了在上海举行的两场比赛。在此之前，有一部当时在中国大地引起极大反响的电影：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是一部宽银幕电影，在上海当年只有大光明电影院具有宽银幕设施。地点在南京西路国际饭店附近，是我每次去棋校路上的必经之点，受电影院门口的大幅海报诱惑，我也买了两张星期天的票，请弄堂里要好的小伙伴一同观看。《东方红》贯穿了整个中国革命史，均以歌舞形式表现，我最喜欢的是片中的大合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长征组歌》《黄河颂》场面气势恢宏，令人振奋，用现代的语言评价那就是“震撼”。直至如今，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就会不由自主的回想到当年的场景。电影以“卢沟桥事变”为素材穿插了日军当年的侵华史，战争年代日本鬼子的暴行，在我当年幼小的心灵中，深深的埋下了仇恨日本鬼子的种子。可以说，通过观看这场影片，自觉的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答案摄自1966年《围棋》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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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亲眼目睹了第一代国手的风采

　　我学棋期间观摩的两次中日围棋友谊赛，分别是1965年的春秋两季。为扩大中日围棋交往，日本方面主动提出当年增加一次访华，众所周知，当时中日两国棋手之间的水平差距很大，据陈祖德十几年后的回忆，两国顶尖棋手之间的水平差异实际上被让两子还不够。是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关系，中国方面当然也希望多与日本棋手进行交流，增加学习机会。

　　1965年4月，日本棋院派出的是以梶原武雄八段为团长的代表团，分别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比赛。上海站的赛场设在南京西路，国际饭店旁的上海市体育俱乐部，那是个闹中取静的场所，二楼的大厅做为赛场，观摩者均在二楼半的看台上，当年的我与其说去学棋，实际上更欣喜的是能一睹我所崇拜的一代国手的风采。首次见到了曾经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陈祖德、吴淞笙、王汝南、罗建文、孙果荪等大名鼎鼎的国手。当时的我不知天高地厚的幻想“如能同他们结识还能下上一盘棋，那是多么开心的事啊！”实际上我也清楚那是很不现实的。未曾想经过多年孜孜不倦的钻研棋艺，距此九年步入专业围棋圈子后，上述名手竟都成为我一起手谈、口谈、经常交往的良师益友。

　　在这之前，中国棋手与日本七段以上高手的对局均被让先，现在中国围棋水平有所提高，陈老总提议这次比赛不要让先了，全部分先。他还对棋手们说“我们要争一口气，这次比即使输不了也不要紧，下回再争取赢，下回还赢不了，再下回赢。棋可输，气不可输”。

　　当时，中日两国棋手技术上的差距，最主要的部分是体现在布局上。往往是布局三五十手下来，就已落下风，要挽回局面，必须要经过艰苦的中盘搏杀，从中获取取胜机会。针对这一现象，当年的陈祖德研究了一种中国棋手称之为“桥梁型”（既日后被日本棋界命名为“中国流”）的布局。这个布局的特点是尽可能缩短布局进程，使之尽快进入中盘。这也是聪明的陈祖德采用的一种扬长避短的策略吧，因为陈祖德特别喜欢研读古谱，古人的棋风都擅长力战，长期的熏陶，使陈祖德也形成了以战斗力强而闻名中外棋界的棋艺风格。“桥梁型”布局更有利于陈发挥自己的特长，与传统布局相比取胜的机率是否也能随之提高点？这是陈祖德当年研究这个布局的指导思想。实践证明，针对日本棋手讲究棋理，拼功力的特点，“桥梁型”布局是行之有效，颇有针对性的对策。多年后，日本棋界也有不少棋手，包括著名棋手藤泽秀行、加藤正夫也喜欢上这个布局，特别是加藤正夫在1977年~1980年全盛时期几乎逢黑必下“中国流”，战绩奇好。依据实战心得还专门写了一本《中国流布局》的名著。近50年来，世界棋坛围棋布局不断创新，以此延伸的变化层出不穷，形成无数流派。但直至如今，仍有不少棋手喜爱采用这个布局。“中国流”布局的长盛不衰，应证了当年陈祖德的创意是何等的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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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难忘的1963年

　　1963年秋天，日本按协定派出了由衫内雅男九段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此时，陈祖德已确立了中国围棋第一人的地位，中方制定的参赛策略是让陈先从日本代表团中段位较低的棋手中开打，以期树立陈的信心。果不其然取得开门红后陈祖德士气大增，先后战胜两名业余棋手和一名七段棋手。

　　1963年9月27日，是中国围棋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陈祖德在棋份被让先的比赛中，沉着应战，出人意料的以半子的微弱优势险胜衫内雅男九段，同日吴淞笙也以被让先的棋份战胜了宫本直毅八段，被当时媒体称之为中国围棋里程碑式的胜利，也大大提升了棋手们赶超日本的信心。那天，陈老总格外高兴，破例以外长身份宴请了日本围棋代表团。

　　在当年日本团访华日程中还有一项重要的仪式，日本方面出于对陈毅元帅的尊重和感谢其对中日围棋交流所做的贡献，日本棋院和日本关西棋院分别委托衫内雅男九段和宫本直毅八段向陈老总授予名誉七段称号，陈老总欣然亲临现场接受证书。据说这是日本方面向外国政要授予的最高名誉段位。在陈老总逝世后为纪念他在中日围棋发展史上的丰功伟绩，日本方面专门派出代表到北京举行仪式，追赠陈毅为名誉八段，由陈老总长子陈昊苏代为领取证书,由此可见陈老总在日本围棋人的心目中也是显得何等的伟大。

　　耳目一新的1964年

　　在中国棋手的心目中，陈老总更是一代伟人。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棋手陈祖德等人算起，至今已有六代棋手。前五代棋手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常昊、古力。第六代棋手中已有八名棋手获得世界冠军，虽无明确的领军人物，但呈现出群雄纷争的可喜局面。历代棋手中除第一代棋手和第二代少数棋手当年能经常接触到陈老总，聆听陈老总的教诲，大部分棋手并未见过他，但受前辈棋手影响，对陈老总也充满崇敬之情。只要提到中国围棋的发展，做为围棋人自然而然就会从心底里产生对陈老总的感恩心理。

　　在中国棋院门厅中央安放着一尊陈毅同志的坐像，就是为了让后辈棋手永远都铭记陈老总对中国围棋的厚望。直至如今每年的1月6日（陈老总逝世纪念日）棋手们都会到八宝山祭奠、缅怀陈老总，表达了棋手们对陈老总发自内心的尊敬。

　　1964年夏天以成都市委书记、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廖井丹为团长的中国围棋代表团如期访问日本。为达到锻炼新人的目的，中国围棋协会此次派出清一色的年轻棋手，充满朝气，让日本棋界也耳目一新。这次访问，中国青年棋手比赛总成绩是20胜4和30负，比前四年与日本棋手交手成绩有了明显提高。有一个统计，1960年日本围棋代表团第一次来华访问，中国棋手的胜率仅为8.3%，1961年为13.7%，1962年为34.3%，1963年为36.8%，此次，中国棋手的胜率达到了40.7%。数据的统计证明了中国围棋水平在逐年提高，当年的日本权威杂志《棋道》有一篇评论，称中国棋手水平与前几年相比长进足有一先以上。这也印证了中国围棋完成了新老交替后迈开了坚实的、持续发展的步伐，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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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算啦，小子！给你个答案吧

　　这期间这道题让我伤透脑筋，苦思冥想十几天仍无结果。有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似醒非醒中这道题型突然进入脑海中，但是比原题中多了一个黑子，那是一个神来之着，朦胧中的我觉得有戏，兴奋的不敢再睡，一骨碌披衣起床赶紧摆上题目。有了这第一步的神来之着后面的正确答案自然迎刃而解。这个离奇的经历多年后我仍百思不得其解，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以迷信角度来讲应该是我坚韧的求学意志感动了围棋上帝。

　　“算啦，小子！给你个答案吧，不要再苦苦求索啦！棋艺上该探索的内容还多着呢！”原来比原题中多了的一个黑子就是正确答案的第一步，送吃一子！我当年的棋力显然没有如此境界，所以始终想不到这个点，正解图中的黑1，妙味在于有5位挤打破眼的后续手段，白如于5位粘，黑则于A位破眼。白再于B位跳，仍做不出第二个眼。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自行验证。正解图中的白2虎是最强应手，最终形成劫杀。（答案见最下方）

　　中国围棋的发展，离不开陈老总

　　在304棋校学习期间，有两次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的上海站比赛，棋校都组织部分学员观摩比赛。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么好的学棋机会。尽管是学校上课时间，也会以此为理由向老师请假，小学期间我的各项课目成绩都还不错，所以老师每次都会准假。中日围棋友谊比赛起源于1960年，是陈毅副总理同日本著名的亲华政治家松村谦三会谈中达成的协议。时任外交部长的陈老总，除了本人酷爱围棋的原因，更深层次的考虑是期望通过民间的围棋交往，打开当时还比较紧张的中日关系。因为围棋在日本具有足够大的影响力，有1000万围棋人口，在政界也不乏具有相当棋力的围棋爱好者。陈老总是卓有远见的政治家、外交家，他洞察到中日围棋交往将在两国外交中起到催化剂作用，此后的形势发展确实看到预期效果。1964年的围棋《月刊》刊登一副照片，内容是杉内雅男九段等一批日本著名棋手在东京街头发起百万人签名活动，要求日本政府尽快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

　　1962年中国围棋协会成立，由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担任主席，陈老总欣然应聘担任名誉主席，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协会名誉主席，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个例。他曾在国家围棋队和其他场合多次说起过“我担任名誉主席，提倡围棋运动，并不仅仅是个人喜好，我是向中央汇报过，是经过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

　　1960年和1961年，日本方面先后派出两支代表团来华访问比赛，当时的中国围棋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前期。上场应战以老一代棋手为主体，两次比赛分别以两胜一和27败，四胜一和35败的大比分告负。可想而知当年的中日围棋差距是何等的大啊！据陈祖德十多年后与我们聊起中日围棋之事时，说起当年一段往事：1962年中国组成以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为团长、老一辈棋手、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刘棣怀为副团长的围棋代表团回访日本，陈祖德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征前夜陈毅副总理召集围棋代表团成员谈话时说起一段往事，“去年日本代表团来华访问，我问一名棋手中国围棋十年后能否赶上日本，那名棋手沉思一会后回答，中国这么大，人口那么多，十年后应该能赶上日本。回日本途中，那名棋手在香港与记者谈到同一话题时，认为中国围棋二十年也赶不上日本。对我刺激很大，中国围棋十年后一定要赶上日本，在座的一定要有信心，再往后要争取超过日本！”

　　陈老总这段充满感情色彩的话，对在座的棋手和官员都触动很大，对正步入青年时代的陈祖德来说尤其刻骨铭心，心里暗暗使劲一定不辜负陈老总的厚爱，一定要早日实现陈老总的愿望。因为早在陈毅任上海市长期间，认识了少年陈祖德，并同他下过棋后就深信这个少年是个可造就的棋才，就将少年陈祖德托付给上海老一辈棋手多加培养。此后几年陈祖德的棋艺呈现飞越，在国内比赛中多次战胜当时一流的老一辈棋手，已成为中国围棋的栋梁之材。也正是他日后在棋份被让先的对局中第一个战胜日本九段，为赶超日本围棋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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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会下棋的我，俨然是个小富翁

　　从我进入棋校起，每到月底有一位我们称作李指导的上海棋社工作人员，到棋校来为学员发放交通补贴，根据每一位学员住址距棋校远近发放不同数额的补贴。我家距棋校六七站的公交距离，每个月能领到将近2元钱。那个年代消费水平低，物品往往以分、角为计算单位。过年时，父母给的压岁钱也就是几角钱，平时几乎没有零用钱，所以到了棋校每个月都能领到将近2元钱，自己感觉就像个小富翁了。

　　我家距304棋校有六七站路，如果不是赶时间或恶劣天气我来回都是步行。从我家所在的东长治路一路向南经过外白渡桥到南京东路外滩，步行约需20分钟，再沿南京东路向西走20几分钟，在上海图书馆旁边就是黄陂北路304棋校的所在地。每次去棋校，无论是走在家门口僻静的道路上，还是车水马龙的南京路上我都兴致极高。即将见到我喜欢的同学们和心仪的围棋，尽管路途较远一路走来也不觉得累了。

　　在高级班每周有一堂训练课设在星期天上午，爱睡懒觉的我，平时总要妈妈叫几遍才懒懒的起床，而到周日总是兴奋的早早醒来主动起床。出门走在空旷的南京路上，由于店铺尚未开门，全无平日的喧闹，令人心旷神怡，心情超好。逢训练日天气状况不好或时间紧张，我则会从家里走到外滩，在公交20路起点站坐四站直达棋校附近。这种情况一个月只有少数几次，所以大部分交通费都成为了我的零用钱，买零食、吃冷饮、我身边要好的小伙伴因此也沾了我不少光。因为那时候的小孩子身上几乎都没有什么零花钱，能傍上个“款儿”当然很高兴了。

　　棋迷朋友，玩一玩这道死活题

　　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钱，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订一份《围棋》月刊。1966年之前，一本《围棋》月刊才1角5分钱，1966年第一期起，月刊扩大篇幅至每期64页定价才升至2角2分，我一季度订阅一次。围棋月刊每期有两道死活题的有奖征答，两期后公布答案，答对两题者的名单也全部公布在当期月刊上。围棋月刊面向全国发行，根据各地答卷者的邮戳先后，答对两题者的前二十名获得奖品，奖品是一本当期围棋月刊。每次拿到月刊我首先会把两道死活题放在棋盘上，力求找到正确答案。我当时的棋力大约相当于现在少年棋手2、3段之间，解当年月刊上的死活题并非易事。但我解题欲望强烈，经过努力往往也能答对十之四五。在我记忆中，我应征的将近20次死活征答有近10次上了答对两题者名单，并获得五六次围棋月刊赠送的奖品。即便不算很高的答对率也足以提升了我继续学好围棋的信心。

　　1966年第二期围棋月刊来了，一道题我很顺利的解出，另一道题我怎么也解不出，太难了，看似根本无从着手。一次又一次摆到棋盘上，每次都无功而返，我仍未丧失信心。如单纯的求答案我完全可以求教于数月前已进入上海市队的小哥，答案很快就可以出来，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想凭自己的能力解答。当时正值春节前的寒假中，我有的是时间。如此前后过去了十来天，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了！答案的到来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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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的围棋小伙伴

　　1965年的暑假，棋校组织几名被认为有培养前途的学员集训，我是其中之一。集训期间训练的次数多，时间也比平时长，这样我们的训练时间比大部分同学多了几倍。集训时晚上还可在棋校旁边的市体育宫运动员食堂享用一顿晚餐，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那顿晚餐对我们来说简直不亚于一顿大餐，那里厨师的烹饪手艺相当之好，菜肴美味可口，至今我还对那里烹制的青菜狮子头的味道口感尚存。集训期间对局量大增，实战能力肯定有所提高吧？再回到高级班与同学们训练对局时，觉得原先难对付的同学现在变得好对付了。说明那段时间的集训对棋艺提高有明显的促进。

　　在高级班六级到九级为一个层次，五级以上在班里就算顶级棋手。其中范九林、范全林最为突出，九林已在升级赛中升为初段，全林三级。兄弟俩棋相当好，九林曾在1962年全国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比赛中获得儿童组冠军，有一幅流传甚广的照片是陈毅副总理亲自为范九林颁奖，如今很多在介绍聂卫平事迹的材料中将此幅照片中的范九林解读为聂卫平，其实，聂卫平是当年儿童组第三名。当年，上海棋界是将范九林视作宝贝，加以重点培养，九林也已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出色的才能。可惜，在一切突出政治的年代，终因他的家庭背景而被埋没，最终未能走上专业围棋道路。

　　棋校训练班里我印象较深的还有黄建初和王恬、王群两兄弟和邱礼元同学，黄建初是很受体校赵指导喜爱的学员，棋也学的很好。因此，1965年暑假正好小学毕业就被体校录取，可惜的是第二年因社会动荡也停止了围棋训练，未能成为高手。然而后期在政界发展的很好。如今是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副主任。王恬与我同年，他似乎对围棋不很喜爱，“文革”中期我们虽经常碰面，但从不下棋，而弟弟王群小我们四岁，在棋校训练班时还不很起眼，但他酷爱围棋，因此几年后棋艺飞涨，在上海围棋界已有相当的名气。1972-1973年，王群通过我小哥韩启姚与我取得联系后，经常邀我到他家下棋，期间我们下了十几盘棋，其中我最得意的是在1973年的某一阶段，我连赢他四盘，说明当年的我也已具有相当的棋力。在“文革”后期围棋项目重新恢复时，王群即作为上海的培养对象进入上海市队。直至七十年代后期进入国家队，在国内比赛和对日本棋手比赛中均取得过骄人战绩并获得第六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

　　邱礼元同学是邱指导的侄儿，与我也是同年，人很聪明也很活跃。有时议论起他叔叔，他是口无遮拦，被同学们认为大不敬。他家住在杨浦区，我住虹口区，我们在棋校放学后，经常结伴同行，他能一直陪我步行40多分钟，直到我家弄堂口他再坐车回家。在棋校高级班的他，级位比我高，水平明显强于我。1973年，我们重新取得联系后，他经常到我家来下棋，这时的他棋力显然已不如我。据他自己说在这六七年间几乎不练棋。而我此前四五年间，又重燃围棋欲望之火，棋也下的多，棋力自然也在逐步长进，正可谓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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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棋校高级班的训练，为我今后成为专业棋手打下基础

    国家体委于1962年试行中国围棋专业段位制，根据当年全国比赛的成绩评定段位。于1964年2月正式公布了42名有段棋手的名单，当年最高段位为五段。四名五段棋手分别为：刘棣怀、过惕生、陈祖德、吴淞笙。另外38名棋手分别获得初段至四段的称号。其中一名三段棋手孙步田老师，就是我们棋校高级班的指导，能够获得三段称号，在当年的中国围棋界也可以算是数得上的高手了。如今能获得此等高人点拨，为我此后在围棋发展的道路上开启了通往高手行列之门。

    孙指导当年四十多岁，长着一张菩萨脸，脸型圆敦敦的，很和善。在高级班训练的同学都不惧怕他，但在班里秩序混乱的时候，孙指导只要眼一瞪，整个教室顿时鸦雀无声，谁也不敢再放肆了。孙指导是一个不怒自威的长者，人说棋如其人，他的棋风也犹如他的性格。在高级班训练将近一年半期间，他与我下过多盘指导棋，老师棋风细腻，一般不主动出击，看似很温柔，一旦我下出过分的棋，他就会显出超强的攻击力，使人无还手之力，一败涂地。在孙指导的长期熏陶下，我的行棋风格也逐渐向老师的棋风靠近。若干年后，回顾早期接受的围棋教育，在棋校高级班的训练成果，为我以后成为专业棋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高级班里有近20名学员，最高水平已是初段，大部分是六至九级。班内对局也是采用同初级班相同的升级赛制，记得我刚入高级班时，因为属于级位最低之列，执黑棋先行机会较多，获胜概率高，升级自然也快。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升到了七级。孙指导很讲究棋理，我初步接受棋理知识应当说就是从棋校高级班开始的。虽然当时似懂非懂，但必然为后期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围棋训练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培养了我的定力

    在高级班我学会了打谱，而且很快就对打谱产生了兴趣。记得有一天的《新民晚报》少见的登载了一谱陈祖德对吴淞笙的对局。由于是一盘总谱，当年我水平低找不到规律，打完一盘谱很艰难。往往是棋子摆到一半突然有事，只好把棋子收起，下次有时间再从头开始，如此反复三四次，总算把一盘棋谱打完。围棋训练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培养了我的定力，使童年时也属于比较淘气的我，演变成静的下心相对沉稳的大孩子了。

    弄堂里有一群经常在一起嬉戏的小伙伴，呼唤同伴玩耍时有一段童谣：“落雨喽，打烊喽，小八腊子开会喽。”小伙伴们在家里只要听到这个暗号，就会从各自的家里呼涌而出，相伴玩耍。而我那时如正在做作业或打谱时，就会不为所动，说明那时的我已经具备相当的定力。学习围棋的功能在我身上已初见成效。

    孙指导训练科目中，有一项内容是讲解同学们的实战对局。我可能算是比较用心学习，所以得到孙指导讲评机会比较多，这样对自己实战中出现的错误下法，经过孙指导的评点理解也就更为直接、深刻，棋艺的长进也是理所当然的。有时候市体校赵之华教练也会到高级班来为我们上课。赵指导是1964年国家体委公布的四段棋手之一，棋力比当年在上海市队的青年棋手还强，曾经获得过全国第六名的佳绩。他讲棋的内容更为深奥，以我当时的水平只能一知半解。但赵指导对局部战斗变化讲解的很是精辟，使我受益匪浅。本来按我棋艺的持续长进，一年以后当可直接投奔到赵指导门下接受训练。然而，因社会动荡原因而暂时变更了我的人生之路。那是后话留待以后再说……

天马行空

5、为了新中国的围棋，陈毅市长“作假”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围棋同样如此。好在当时有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喜爱围棋，早早的就提出了发展围棋的建议。担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在百忙之中仍关注着上海围棋的动态。当年中国的围棋精英主要集中在京沪两地，尤以上海为多，如刘棣怀、顾水如、王幼宸、魏海鸿、汪振雄等。这些老棋手当年都无固定职业，只能靠下棋为谋生的手段。陈毅市长得知这些老棋手的状况后，即指令相关部门按照当时的政策将这些围棋名手安排到文史馆任馆员，这样可使他们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安心挖掘发展围棋艺术，此中还有一段趣闻。经办此事的一位官员向陈市长汇报魏海鸿先生当年56岁，不符合60岁以上才能进文史馆的条件。陈市长听了汇报哈哈一笑说：“你这个娃儿，脑壳不开窍，56改成65不就好了嘛！”这也充分体现了陈毅同志对围棋的重视和爱才之心。正因为有了陈毅同志在上海任市长期间对这些老棋手的关照，使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潜心研究棋艺和培育后辈棋手，相继培育出陈祖德、吴淞笙、华以刚、曹志林、丘鑫等一批后来驰名中外的国内顶尖棋手，也正因为这批老棋手的传帮带使上海在此后三四十年间的中国围棋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陈毅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对围棋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当年上海还有一些领导同志，如副市长宋季文等在陈毅同志调入中央后仍一如既往的关注着围棋的发展，在宋副市长的指示下，经过数年的筹备和选址，在位于徐汇区吴兴路87号成立了专业的棋艺研究机构——上海棋社，将原来在文史馆工作的老棋手全部调入棋社。

        步入高级班是我的梦想

       上海当年就施行三级围棋训练体制，即各区作为普及训练。有好苗子就输送上海棋社附属围棋学校，最拔尖的就由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作为专业人才培养。可以说，进入市体校的学员，一只脚已跨进专业队的大门。棋校分为两个班，一个初级班，一个高级班。初级班由邱百瑞老师指导，高级班由专业三段孙步田老师指导。我到棋校报到的第一天邱指导安排一位小女生同我对局，我获胜后，邱指导当即将我定为13级。在我现存的记忆中，当时的初级班内由17级至10级的不同水平的学生组成，教室内张贴了一张很大的成绩表，采用的是类似于日本升段赛的计分方法，即每局棋120分。同等级别的先对局，规定执黑者不贴目但白胜得105分，黑得15分。黑胜得75分，执白者得45分。差一级别为让先，胜负各方分别为90分、30分。责任局数起点为12局，平均得分为75分即可升一级。

       棋校的训练是每周三个晚上7∶00—9∶00左右放学，这个时间段比在青年宫放学后匆匆赶去学棋相比显然要轻松的多，再也不用担心迟到，而且棋校训练班氛围好，人气高学棋劲头更加高涨。邱指导当年也仅20来岁，极其和善，脸上永远挂着他那标志性的微笑。直至如今，我只要看到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张路指导在电视荧屏上评球时的笑容，就会自然而然的联想到可敬的邱指导那亲切的微笑。在我印象中，他从没对学生发过火，即使批评学生脸上也是挂着微笑，邱指导教棋细致入微，讲解生动有趣。围棋格言中有一句：“中央开花30目”有些同学肤浅的理解为在棋盘上提了子就是30目。对比棋盘不同部位的提子邱指导在上课时做了生动的比喻：“房间中央的电灯泡可以照亮整个房间，如果装在床底下的灯泡则只能照亮一个小角。”意即，边角上的提子是不能等同于中央开花提子，这样一比喻自然使同学们理解了不同部位的提子不一样的价值。在棋校我很快的适应了一个班20几个同学上课的环境，而且喜欢上了这样热烈的学棋氛围，水平也在稳步提高，升级比赛的胜率很高。不到半年，就由13级升到9级，这样就自然升入高级班。此时的我犹如破土而出的竹尖，再经过阳光雨露的滋润，就可茁壮成长。

       棋校教室分为里外两间，由棋室大厅进去的第一间教室是初级班，再经过中间一道隔断就是高级班训练的教室。在初级班接受训练将近半年的期间看到高级班进进出出的学长，心中甚是羡慕，期盼也能早日进入高级班。如今愿望终于实现，喜悦之情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