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帖

正文 第二十章 重新获得世界(5)



    我不禁联想到自己见过的一些农民。他们不也是艰苦奋斗一辈子,最后就无声无息地成为一黄土吗?(当然,如今的富裕户农民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比起他们,我是幸运的。虽然我这一生中也曾经受过不少挫折和痛苦,但我有创造,有成功,有欢乐。如今我同那位老大娘一样躺在病床上。她已是日薄西山,而我呢?我的年龄毕竟是如日中升,只是现在有一小片乌云飘浮过来遮掩了我生命的阳光。但这是暂时的,乌云很快会随风而去的。

    猛然间,我又吐出几大口血,幸亏我被及时送往医院以及那位中年大夫果断地采取了措施,不然真难以想象。然而这几口血使我醒悟到问题的严重了。我问陪着我的同志:“比赛我还能参加吗?”没有答复。但那眼神已作了肯定的答复。可能别人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我怎么还问这种傻话?但这对我却是太突然了。我预感到的最后一次的棋赛,就这么失去了吗?我连再拚一次的机会都没有了吗?我的运动生命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吗?

    令人绝望的打击啊!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将头埋在床上,承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运动生命结束了。

    尽管我早有预感,但这一天真的到来我又感到如此突然,如此不能想象!对于死亡,我想得很少,而且我从来不感到死亡有多可怕。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均要遇到的,不可避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陈祖德是为围棋事业活着的,我已下了近30年棋,我不能离开纵横的棋盘和黑白子!

    一会儿,成都的一位副市长带着几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医生来给我会诊。这位热心的副市长听说我病了,马上驱车到几位医生的家中,把他们从被窝中请了出来。这几位医生给我认真地做了检查,由于查不出其他症状,就初步诊断为急性胃炎。

    急性胃炎,对于吐血病人来说没有比这再好的结论了。但我觉得有些奇怪,我在20岁左右确有胃病,后来很多年我的胃一直不错,怎么无缘无故得了急性胃炎?不去管他,反正这次诊断出胃炎是好事,这次“新体育杯”虽然参加不了,但不久我就能重返棋坛。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为了让我得到较好的治疗,这天上午我将转到四川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当人们一定要我躺在担架上抬上救护车时,我真哭笑不得。我想自己便血了20多天,还不是把全国赛下完了,如果被医生知道,早就禁止我比赛了。医生的话有时要听,有时可听不得。

    还真巧,附属医院负责我的周医生是个围棋爱好者。成都市的围棋活动非常普及,走到哪儿都能遇上围棋爱好者。周医生与我一见如故,对我关怀备至。我深感围棋爱好者对围棋手和对围棋事业的热诚。

    就在这天下午,当我躺在病床上休息时,忽然敏之走了进来。太出乎意料了。我凌晨被送往医院,才10个小时,她就从北京赶来了。我心里不免埋怨一些同志太大惊小怪,当然人家是一番好意,我又是感激他们的。敏之的眼睛有些红肿,我问道:“你哭了?”她不回答,也不用回答。我由于失血过多,脸色苍白,但人还是胖胖的,食量依然和平时一样。医生已诊断是急性胃炎,敏之总算放心了些。但她心里在嘀咕,她想我好端端的一个人,这次发病有些蹊跷。她一面跟医生商量如何给我进一步检查,一面找了些医书和我一起翻阅。我对医书毫无兴趣,但她那样认真,我只得奉陪。于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胃窦炎、萎缩性胃炎等医学名词。

    我虽然不愿看医书,但我是个爱读书的人。人们知道我有这方面的爱好,就给我找来了不少书籍杂志。躺在病床上看书真是一大享受,人的一生中只要有下围棋和看书这两个爱好,那保证一辈子不会寂寞,生活永远充实。

    在众多的书籍中,有一位日本哲学家叫做中江兆民的一本著作《一年有半》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中江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医生跟他说他的生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并没有忧虑重重,而是认为“一年对我来说已是寿命的丰年”。他带病坚持写作,终于完成了这本《一年有半》,这之后,他的病势日益加重,已无法讲话。但他又写了一本《续一年有半》。他的生命之光虽然已极其微弱,但又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光彩夺目。我欣赏中江的人生观。他不怕死,面对死神那样的坦然;但他又极其珍惜生命,使短暂的生命展现了不可估量的价值。

    是呵,人生在宇宙中是那样的短暂,不要说30多岁,即使100多岁、300多岁,不也是一刹那。从这点来说,生命是短促的。真正明白了这一点,就不再哀叹生命的长短,而只着眼于人生的价值了。

    中江的启示,使我躺在病床上兴奋莫名。中江写这本《一年有半》时恐怕也未能料到80年后在邻国有一位病人深深地向他致以敬意。1

    我向敏之介绍了这本著作,我说:“如果我得了癌症,你一定要告诉我。告诉了我,我会正确对待;如果隐瞒我,我要生气的。”

    后来我作了胃镜检查,在几位医生极其认真的检查下,终于发现了在贲门部位的一个恶性肿瘤。医务人员瞒了我,又怕病人的家属控制不住感情,也瞒了敏之。

    但我和敏之并不那么糊涂。我做胃镜检查用了足足45分钟。怎么检查这么久?几位医生为什么老是嘀嘀咕咕,似乎是发现了什么问题。不过医生们既然不愿跟我说,我又何必追问呢?

    敏之的性格与我截然不同,她是进攻型的,她不断地向医生发起进攻,而且多次提出要亲自看病案。医生们尽量打“守球”,但却愈来愈难守住。

    我早已有不祥的预兆,事到如今我已做好最坏的准备。我是坦然的。关键的是现在我应当做些什么?在棋坛上厮杀恐怕是不行了,但我也可以和中江兆民一样拿起笔来。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了,30年下的棋不是要好好总结一番吗?我有很多心得不是应当认真整理出来吗?还有我国的古谱不也应当花工夫研究一下吗?我要干的事情太多了,但我所剩的时间或许不多了。如果我确是得了癌症,也许和中江一样,尚有一年半载,也许还到不了这么长时间。我该怎么办呢?

    我躺在病床上思绪万千,不由回想起自己的一生。我是刚解放时学的围棋,我个人的成长史和新中国的围棋史紧密相连。我所走的路也就是新中国围棋事业所经过的路。这条路崎岖多难,这条路又阳光灿烂。我是新中国围棋史的见证人。这一切我最清楚,我有责任把这一切写下来,我不写是罪过!

TOP

正文 第二十章 重新获得世界(4)



    在比赛中疲劳的当然远不止我和以刚,凡年过30的大都如此。日本棋手最成熟、比赛成绩最出色的年龄往往在三四十岁。那是因为他们一个月平均才下两三局棋,这样他们的比赛寿命就长。如藤泽秀行年过半百还能在最大的比赛“棋圣战”中获得六连霸的成绩,坂田荣男64岁时获得全国性比赛的冠军头衔共64个等等。而我国棋手要在一个星期中赛五六局,这种疲劳战术除了10几、20多的小伙子是难以胜任的,而且也很难设想发挥出真正的水平。我国在制度方面不少地方优越于日本,特别是青少年棋手的培养和成长方面。但我们也有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中比赛制度即是突出的一条。培养一个优秀围棋手很不容易,绝不能让那些在20多岁还在突飞猛进的青年棋手一过了30岁就走下坡路。如何能使一个棋手将他的水平、才华、经验以及潜力更充分、更有效、更合理地发挥出来,如何能使每一个优秀棋手的竞赛寿命达到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这是我国围棋界值得重视和应当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比赛数轮后,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大便全是黑色。我曾听说过大便黑色是便血,但我毕竟缺乏医学常识,我想也许这是偶然现象吧?不料几天之后非但没恢复正常,而且每天拉稀多次,每次均这般黑。我心中稍有不安。是否检查一下?不。如果检查出来没问题岂非多此一举;如有问题恐怕这次比赛要吹了,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想象的!

    我从来认为上了赛场就没有退路,赛场即战场,棋士即战士。我很清楚地记得,1975年日本的高川秀格九段率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高川九段起初曾负于聂卫平一局,预定在南京他还要和聂赛一局。可到了南京他患上感冒,发了高烧。高川九段年事已高,又得了病,南京这场不下也无可非议。但他抱病上了赛场。他穿着厚厚的毛衣,裹着长长的围巾,感冒的迹象十分明显。对局时由于劳累和紧张,高川的额上不断沁出汗珠,执棋的手也不时颤抖,但他仍然顽强地、一丝不苟地投下每一个子,终于拿下了这一局。一个干事业的人就是在忘却自我中获得自我的。

    我的连连便血向我提醒着我的难以承受的疲乏和虚弱。我的身体到底怎么了?但我刚这么一想,高川秀格的精神便注入我的体内,我便把这看作是对我意志品格的一次考验。棋手倒在赛场上,那是他的光荣,正如战士应当倒在战场上一样。

    我仍然充满着斗志迎战一个又一个对手。我下棋比小光稍快,因此往往比他先结束战斗。每当我打了场胜仗后不久,小光也奏起了凯歌。我清楚自己虽然棋下得较快,但所花的代价比小光多得多。小光像尊铁塔似的端坐在棋桌旁,纹丝不动。他有的是体力和精力,他能够对付更艰苦、更长时间的比赛。而我呢?每天静躺在床上时,心跳的次数总是一百好几,这显然是失血过多的缘故。会有什么病吗?不过我连这么想的精力都没有了。我只有一个念头:顶下去。

    我的确顶了下去,但已力不从心!最后两场比赛我连遭挫折,两位对手是江苏的李纲和上海的李青海。他们都有一定实力,但在决赛的阵容中不能算是强手。客观地说,我怎么也不该连失两城。对于这两局的失败我实在找不出原因。对局时我并没轻率,我是尽了努力的,但下的棋怎么如此糟糕?最后两场失利使我非但没赶过小光,却落到分数一直在我后边的马晓春之下。

    我决心要夺回冠军,结果却得了第三。回想1960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赛,那次也是第三。20年后,实际上是我最后的一次全国赛,又是第三。这恐怕是命运的安排吧。我没有实现自己赛前的目标,但是我竭尽了努力,我无法责备自己。领奖时,在我前边的是两位青少年棋手,尤其站在我前边的晓春是16岁的小伙子,我心里很高兴。20年前我也是16岁呵,后来我的水平有了很快的突破。同样的16岁,晓春的水平比当初的我不知要高多少,他的前程似锦。我国围棋界有如此年轻有希望的棋手,我自然深感欣慰。

    全国赛结束了。一个星期后在成都将举行第二届“新体育杯”围棋赛。我当然还要参加。我要继续鼓劲,争取在这次比赛中和聂卫平再决雌雄。我还有这个体力吗?这个问题我想都没有想。我只想:再坚持下去,待“新体育杯”比赛结束后,回北京好好休息。

    在成都休息了一个星期,其他棋手在体力上都得到程度不同的恢复。而我呢?非但没恢复,却日见虚弱。但我从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仍然充满着信心期待着“新体育杯”赛的到来。不知是何原因,我对成都市有着不一般的感情,也许是成都市的围棋爱好者特别多;也许是陈老总是四川人;也许1974年我曾在这儿得了冠军;也许这里的名胜古迹令人感兴趣;也许这儿的名酒及麻辣风味特别吸引人……总之,我热爱这个城市。我很有兴致地跨进那一家家各具特色、但归根结蒂属一个特色——四川特色的各种小吃店。在事业上我是尽力奋斗的,但我并不因此而不去领略生活上的享受。我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享受是书和电影。以前我书柜里的每一部中外名著我都是读完的,而且读过的书依然和从书店刚买来时一样新——我是自己每一本书的“监护人”。不过,近两年书出多了,我体质太弱,买书速度超过了读书速度。我在物质方面的享受是酒和麻辣。酒量在运动员里也是冠军级的。生活里要是没有酒,何以助兴?何以庆贺?何以浇愁?何以交流?老天爷也许知道我很快就要失去酒和麻辣这两大享受,所以这次安排我在成都享受一个够。

    9月14日,“新体育杯”赛揭开战幕。比赛的地点是成都市新建的棋苑。棋苑的对局场地是一个很别致的马蹄形的建筑。这座建筑物对面的一幢楼房是招待所,棋手们均在此下榻。很遗憾,这所棋苑后来因某种原因竟作他用了。

    第一轮是全国各地的强手对四川的业余棋手。这一仗对抗成分少、友好成分多。对强手一方来说,这一轮比赛与休息无异。但这一天我感到从未有的虚弱,我静卧在床上,搭了自己的脉,每分钟要跳130次以上。我不禁跟同卧室的伙伴说:“恐怕我要不行了。”

    夜深人静,棋手们都进入梦乡,为第二天的比赛积蓄力量。可我,只感到浑身不对劲。凌晨1点多,我感到要呕吐,得赶紧开灯上卫生间。但是同室的棋友明天还有一番鏖战,可不能影响他们。还是别开灯了,摸索着走吧。我扶着床栏站了起来,第一次感觉到床栏的价值。我多希望一个床栏接着一个床栏,好让我扶着走到卫生间呵!

    一进卫生间,我吐出三大口鲜血。吐完血,只感到如虚脱一般,蜷缩在床上簌簌发抖。可是明天我还要投入比赛,一定要争取睡一会。

    但我难受得无法入眠。突然,只觉一口血冲出来,这次才吐了一点血,却被同伴们发现了。于是好些人为我奔波起来,成都市体委的几位同志极为关切,很快找来了车辆。吴淞笙和华以刚两位扶着我经过走廊,我看到几位女棋手也被惊动出来了。杨晖那对睡意的、孩子气的大眼睛疑惑地望着我。我一个人的不舒服惊动了这么多人,心里真觉过意不去。

    淞笙和以刚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我这个老大哥,他们真是我的好兄弟。别说淞笙和我朝夕相处了20多年,即使以刚也和我一起生活了15个年头。我们曾一起下干校、进工厂,又一起重返棋坛。在干校和工厂期间由于我食量较大,定量不够吃,以刚几次慷慨捐助,才使我尚能平定腹中的骚乱。记得在五七干校中度过的那个国庆节,那天我们3人实在憋不住,一起到村上的供销社打了些显然是掺了水的汾酒,又买了几个肉罐头。回宿舍后将门反锁,3人饕餮一顿。多少时候未尝到肉味了,更有多少时候未闻到酒香了?我们以庆祝国庆的名义违反了干校的纪律,纵情地欢乐了一番。说实在的,我们3人算得上老实本分,但老实人在特定的环境中也会干出不老实的事。也许很久没和杯中物打交道的缘故,以刚喝醉了,吐了一地;淞笙也倒在床上不省人事。我的酒量还不至于使自己仿效两位兄弟,于是我把一地的脏物收拾在一个脸盆内。端着这个脸盆像贼一样溜了出去。宿舍外不少人在洗衣服,人家以为我是去参加洗衣服的行列的,因此我未被怀疑。

    后来,1974年那次全国赛我酩酊大醉,淞笙和以刚帮我好好料理了一番,也是有兄弟的缘分吧。

    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所医院。急诊室一位中年医生认真地询问和察看了我的病情。他检查了我的血色素,只有四克,病危!他马上给我打了止血针,紧接着给我输血。

    在急诊室里边还有间小屋,小屋的中央孤单单地放着两张床。我躺在一张床上,在接受输血的同时环顾着这间小屋。这间屋非常陈旧了。四周的墙壁斑驳发黑,房中的灯光也很微弱,整个色调是黯淡的。在另一张床上早已躺着一位农村老大娘。她的老伴默默地坐在床边。这两位老人的年龄很难判断。不过这两张饱经风霜的脸使人一望而知其过去生活的艰难。而如今他们面临着的又是一个不幸!两位老人与这间小屋的气氛相当协调,构成了一幅色彩浓重的悲哀的油画。可怜哪!

TOP

正文 第二十章 重新获得世界(3)



    我微笑着和小光握了手,祝贺他的胜利。小光是个勤奋好学、谦逊有礼的小伙子,他的身上有不少美德。看到我所喜爱的年轻棋手的成长,我真为他高兴。

    当然,出师不利绝非愉快之事,但在一场大比赛中是要经得起一两次失利的。我心目中的真正对手只是一个人——聂卫平。

    谁料到第三轮我又受挫,对手是16岁的小将马晓春。小马聪颖过人,近两年棋艺突飞猛进。他在思考时经常双眼往上而不注视棋盘,这不过是晓春思考时的一个习惯。然而这种思考方式使不少棋手迷惑不安,常有人要我解释晓春的这一习惯。

    我与晓春的这盘棋开局不久即掌握主动,中盘时我发挥了自己攻击的特长取得了优势。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面临两条路可选择——一条路可使我平稳地保持优势;另一条路复杂且又冒风险,那是对黑棋进行猛攻。如攻击中稍有不慎,形势即会逆转。这种下法因其难度大而对我特别具有诱惑力。这是条勇敢者之路,是艺术的探索之路,是充满了创造之兴奋也充满了失败之可能的道路。我从来认为宁愿因为创造而导致失败,也不能因为怕失败而不去创造。永不失败是永不成功的同义词。是的,若在平时,我当然会选择这条路。

    然而,今天是场重要比赛,比赛的胜负关系到我是否能实现夺回桂冠的目标。我沉思许久。是单纯为了胜负呢还是为了追求艺术的真谛?

    我并非在进行技术的分析,而是在作境界的抉择。

    我终于作出了决定,选择了那条复杂而有风险之路。我想自己下了30年棋,不曾有过畏惧和退缩。尤其今天在我对面的是位16岁的小伙子,我能为了看重胜负而表现出怯懦吗?如果是国际比赛,那么为了祖国的荣誉是应当慎重地对待胜负的。如今对着自己的棋友、自己的小辈,我应当给他以怎样的影响呢?

    一场猛烈的攻击展开了,这是场华丽的歼灭战。这场歼灭战容不得一丝误算。遗憾的是我终于产生误算。这是可以避免又可能发生的误算。如果避免了,这场精彩的歼灭战是我的一个杰作。然而这场苦战给我留下的是一张遗憾的棋谱。

    输了。我后悔吗?没有。比赛中胜负当然重要,艺术也不可忽视。赢要赢得有艺术,赢要赢得有精神,这样的赢才完美。说实在的,如果再一次遇上和晓春对局中的局势,再一次面临这种抉择,我必然还会为这而矛盾、斗争。我很难肯定我将采取什么态度,但我想我恐怕还会采取我这次的态度。如果再一次因技术上的误算而失利我也不会后悔。相反,我要是光为了胜负而采取怯懦、保守的态度,那即使赢了,我也会羞惭,也会后悔,也会觉得愧对自我。

    第一次人生的关键时刻,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抉择,其实都是一个能不能自我战胜、能不能超脱的过程。

    两场失利使我清晰地意识到,棋坛上我的对手增多了。年轻棋手往往以令人刮目的速度突现在人们眼前,而且他们的突飞猛进又往往通过一次次比赛强烈地表现出来。我从心底里为他们的成长叫好。不过,我虽然失掉两局,信心可没有失掉。以后还有很多轮比赛,我依然深信能把以后的比赛打好。

    的确,我努力地拿下一盘又一盘,至第七轮战胜了我心目中的对手聂卫平。我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目标,但另一个目标,即夺回桂冠还未实现。小光和晓春两员小将胜了我之后又先后战胜了聂卫平,显示了真正的实力。聂卫平在这次比赛中显然发挥不理想,比赛进行至一半他已失去了夺魁的可能性。晓春有几场未下好,成绩落在我之后。但小光只受挫一局,他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令一个又一个大将订城下之盟。这好比长跑比赛,我虽然始终紧跟着小光,对他构成了威胁,但我和他之间又始终有那么一段距离。我无论如何得拚上去!

    围棋比赛是马拉松赛,无论是赛一局棋的时间或一次比赛所需的天数,都是漫长的。因此围棋比赛也是体力、精力和意志力等等因素的比赛。

    我很羡慕刘小光、马晓春这样的年轻棋手,一天紧张的比赛下来,他们若无其事。问他们累否?总是干脆的回答:“不累。”可我呢?疲惫得难以言喻。我在干校时落下的腰肌劳损也始终不放过我。一边下棋,一边还要腾出一只手撑着腰部。对于我这个已经不能不精打细算地使用精力的人,这也要耗去我的些许“库存”。

    我和华以刚两人同住一室,他也已深感体力不支,只是累的程度稍有不同。我俩很注意休息,只要有机会就往床上躺着,尽量积蓄哪怕微不足道的体力和精力。这不能不使我经常回想起杰克·伦敦笔下的老拳击手汤姆·金在拳赛的每一回合开始时,慢腾腾地从他那一角走过去,而在每一回合结束之前,他总是把战斗引到自己的一角,等锣声一响,他就可以立刻坐下。汤姆·金是多么懂得珍惜自己的每一点体力和精力。如今我也懂了,但懂得的人往往是可悲的。这正如经济宽裕的人不懂得俭省,而俭省的人往往是出于无奈。

    乐山虽然景色宜人,但我却无游玩的闲情逸致。对我来说,床是第一重要,酒是第二重要。床是休息的必要条件,酒则有利于消除一天的疲劳及保证晚上的睡眠。

    乐山是个好地方,但再好的地方也有其不足。乐山的蚊子极其可怕,不但多,而且大,简直是“B—52”战略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即使在大白天也肆无忌惮地向人们频频进攻。据一些当地人说,这里的蚊子不叮当地人,专叮外地人。不知此话是否属实,反正我们受了不少罪。我算是抓蚊子的能手,手一伸就能抓获一个,可我也被蚊子惩罚得够呛。甚至在比赛中也不时被叮上几口。

TOP

正文 第二十章 重新获得世界(2)



    赛前有人问我这次是否决心击败聂卫平,夺回冠军?“是的。”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我知道聂卫平这几年在棋艺上不断提高,且日趋成熟,在国内外的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他头脑清晰、思路敏捷、计算正确、形势判断清楚,他对胜负极为敏感,只要能赢一二子就死死守住,绝不冒风险,一旦形势不利则尽一切可能设法挽回。他的技术是全面的。他的年龄和棋龄虽然比我小,但他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经验和成熟已使我自叹不如。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近几年的国内外比赛中,成绩超过了我。虽然如此,我俩的争夺仍然是激烈的。1978年的全国赛决赛我曾一路领先,前6场全胜,小聂也被我击败。眼看胜利在望,但我后几轮却发挥不正常以至终于被小聂超过。

    1979年春我们一起到日本参加了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我和小聂在冠亚军决赛中相遇。我们彼此太熟悉了,我了解他的优缺点,他深知我的长短处。我俩都清楚,在这种棋逢对手的比赛中,无论谁能猜到黑棋先走一步,都会对胜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奇怪,小聂在比赛中经常猜到黑棋,这次世界赛也不例外。看着小聂手捧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奖杯,我羡慕得快要妒嫉了。说实在的,我绝非气量狭小之士,但哪一个棋手不想把奖杯捧在自己的手里?不想夺奖杯的就不配当棋手!一个棋手在比赛中的目标不是冠军还能是什么?当你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结果却实现不了时,总有些不是滋味吧。

    同年夏天,《新体育》杂志社倡办了“新体育杯”围棋赛。比赛采用双淘汰的方法。我在单淘汰这边取得全胜,获得决赛权,在被我战胜的对手中也有聂卫平。但聂卫平不愧是聂卫平,他在败者组中战胜了所有对手,取得了和我决赛的资格。决赛的第二场是在西单体育场公开比赛,体育场的两千张票很快售罄。比赛在晚上7点开始,没下多久,突然棋盘上啪、啪地溅起了雨点。我想糟了,今天的比赛看来要吹。我们改期不要紧,这两千爱好者兴致勃勃地花了钱赶来观战,一场雨把他们淋回去实在太过意不去了。雨,愈来愈密地往棋盘上下,好像也要和我们厮杀一场。我的眼镜片上更是雨水。我想下棋可不能像足球赛那样进行水战。我朝观众台上望去,不料两千观众不见一人起身,而且也没有一点骚动不安的声音。他们那样的肃静,专注。两千束目光的焦点都在我们的棋盘上,两千颗心想的都是这几着棋应该怎么下。西单体育场上坐着的是由两千人凝聚而成的一个整体,一个忘却自我、只有棋艺的整体!我感动极了。老天爷也终于被围棋爱好者们的精神所感动——雨停了。

    胜利女神总是朝着年轻人微笑的,我又得了第二。

    对于我,没有得到第一,就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一次又一次的比赛老是小聂第一,我第二,对我刺激很大。我知道年轻的总要胜过老的,而且多少年来我为年轻人的成长尽了努力。我多么希望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快快长进,超越我的水平,登上围棋的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如今小聂在各种比赛中的成绩超过了我,我却是那么的不服气!而且决心在比赛中和他再次较量。

    难道我的思想自相矛盾?

    不,不矛盾。希望年轻人快些长进,并不等于希望自己早日退出棋坛,更不等于应该不战自退。不,一个真正的棋手是不会轻易服气的。棋手应该无畏地在棋坛上给人打下来,而不能知难而退。小聂超过我是好事,因为这使我有了更明确、更具体的目标。没有奋斗目标,人生就失去了光彩。我感到自己还有潜力,我要把这些潜力全部发掘出来,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作为一个棋手的我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我分析着、计算着我的潜力。我想小聂在近几年的对日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战胜过不少九段棋手。我呢?我不也在提高?以往我对日本八段比赛的成绩较好,对九段就较棘手。然而近几年我感到九段已不那么难对付了。1963年我第一次在被让先的情况下战胜九段棋手,对手是杉内九段,那局棋之艰苦令我终生难忘。1965年我第一次分先胜九段,对手是岩田九段,那是在苦战多局之后才好不容易胜了一局。这两位棋手都很老练,对我来说是很难对付的。但1978年在和这两位九段棋手的比赛中我都较顺利地获了胜。与岩田的那局,我自布局取得优势后一直维持到终局;对杉内一战我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凡短兵相接之处我均占上风。在和这两位九段棋手再度较量后,我深信自己的棋艺有了长进。我和日本最强的棋手几乎都较量过,我承认他们技术上的优势,但我总结了和他们的所有对局,从内容上来说几乎每局棋都要经过激烈的争夺,很少有一局棋是被压倒的。即使和世界最高水平,不也就差这一步么?

    跨上这一步要经过很多磨炼并付出很大代价,但这一步就达不到吗?

    在技术上我是自信的,我应该并且可以在1980年的全国赛中夺回桂冠。但我深感自己的体力一年不如一年。在比赛中,体力的重要性简直不亚于技术。小聂年轻气盛,一场比赛下来,在他身上很难看出疲劳的痕迹。但对于我,一局棋如同一场凶险的拳击赛。而我就像一个被打得数到10才勉强爬起来的精疲力尽的拳击手。连续几天的比赛使我累得好像得了重病。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身体将难以应付一场持久的比赛了。在乐山的全国赛之前,我多次有这样的预感:我在棋坛上的竞赛寿命快要结束了。然而越是有这种预感,我就越是意识到乐山全国赛的重要,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我拚了命也要打好这次比赛。

    战鼓擂响了。第一场的对手是河南小将刘小光,小光才20岁,1米84的高个子,在围棋界算得上铁塔一尊。在篮球场上他是个横冲直撞、无所畏惧的猛将,他的肌体如披了身铁甲,凡和他碰撞的人都叫苦不迭。小光的棋风也如此,坚强刚硬,不论对手是谁,他都针锋相对,勇敢迎战。他那敏锐的感觉、精确的计算足以在白刃战中击垮任何对手。但小光毕竟年轻,大局观比起局部战斗显得逊色,思路尚不开阔,运子欠含蓄和弹性。然而小光的优点太突出,一旦他的优点得到发挥,即能掩盖其一切不足。再强大的对手,如下到他的路子里,也难以脱身。杰克·伦敦在其小说中曾描写过一只极其顽强的斗牛狗,再强有力的猛犬只要被它咬住,便很难幸存。我经常拿这条斗牛狗来比喻小光的风格,这当然不是贬义,但这种比喻欠雅,使一些人难以接受。不过我始终感到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了。

    然而今天我自己被“斗牛狗”咬住了。这是斗牛狗与雪虎1那场生死搏斗的重演。一旦下到小光的路子里,其结局就不言而喻了。这只怪我过分自恃,没认真考虑对手的风格,也未充分估量到年轻棋手的迅猛提高。

TOP

正文 第二十章 重新获得世界(1)



    世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不尽相同的表达爱的方式。我曾经以爬山来抒发我心中的爱。

    1980年的全国围棋比赛分两阶段进行,4月份的预赛安排在黄山脚下,9月份的决赛安排在乐山山顶。4月,我向黄山走去时,脑子里一直想着20年前的情景。那时我正要参加第一次全国围棋赛。当时陈老总谈兴很浓,赞不绝口地给我们描绘了黄山的一幅幅景色。他说他经常介绍外宾去黄山游览,他还让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去黄山看看。1964年的全国赛安排在杭州,赛前陈老总又跟我们说,黄山离杭州不远,你们赛后可去黄山一游。于是国家体委给我们作了安排。我很兴奋。我当时正是20岁的小伙子,觉得爬山乐趣无穷,尤其又是陈老总让我们去的。很遗憾,后来因故却没有去成……

    命运真会捉弄人。今天,当我因为精力付出得太多,登三四层楼都要气喘吁吁的时候,当我对爬山已失去兴趣并感到畏惧的时候,却来到了巍巍黄山脚下。我决定登黄山,不是因为既来之,则登之,也不是因为黄山景色诱人。不,再美的景色也不可能逗引我去爬山了,我已经绝无这样的体力了。我登山,仅仅是因为我深爱着我们围棋界的两位名誉主席。陈老总要我们上的地方,我能不上吗?这次动身来黄山之前,方毅同志也跟我说:“黄山真是个好地方,务必要去看看。”两位名誉主席都这么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考虑的。豁出去了。

    登黄山那天,天空阴沉沉地冰冷着脸,好像要考验我们有没有诚意。这有什么,我们顶多带上雨具就是了。我和华以刚两人结伴而行。以刚虽比我小5岁,但毕竟也30出头了,不能和小伙子同日而语。一些年轻棋手似乎不知什么叫劳累。他们嬉笑着,三步并两步地比赛着,回头看看我们落后了一大截,干脆拿出扑克牌玩上几把。年轻就是优势,年轻就是速度,年轻就是胜利。我和以刚已经看清了这种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倒也心平气和。我们始终不变地保持慢速度,但始终没一次停顿。这好比乌龟与兔子赛跑,因此我们也不比小伙子们落后多少。

    黄山当然是美的,但对于怕登高的人来说又是可畏的。有时抬头一望,那无穷无尽的石级直插苍穹,令人不寒而栗。不过我心中只是记着两位名誉主席的嘱咐,我只知道我是在完成一种使命,我是以行动来默默地纪念陈老总。

    当我俩正在缓缓而行时,突然一个小姑娘像一阵风似的超越了我们,转眼之间已把我俩远远地抛在后边。定睛一看,那不是杨晖吗?“小晖!”我一声招呼,杨晖站住了。“为什么走得这样快?”“我喜欢这样。”“你别一人走,跟我俩在一起吧。”杨晖显然不喜欢我们这种老牛拖车的速度,但前辈发话,无可奈何。说实在的我不放心一个小姑娘在一座大山中单独行进,而且她怎么也称不上体格健壮。今天她把登山当做下棋,也是大刀阔斧,图个速决战。但黄山是个强大的对手,像杨晖这样的体力,不但速胜不了,非落个中盘败不可。不过作为一个年轻棋手,这股劲头是不能缺少的。或者说这种猛冲猛打的劲头正是年轻的标记。

    天公不作美,将近中午阵阵山风夹着雨点迎面扑来。我们在半山腰的饭馆用餐避雨。但雨愈下愈大,老天爷今天好像非要看看我们的决心了。我们紧握住雨伞顶着变本加厉的狂风暴雨,一步步往上登。密密的雨点一面在雨伞上狂轰滥炸,一面袭击我们的全身,把我们打得湿透。此时的雨伞真是愈帮愈忙,我们生怕伞被风刮去,甚至生怕连人带伞刮向那可怕的深涧。

    风雨织成了一道屏幕,把黄山的景致完全遮掩住。大自然好像要用这道屏幕把我们和黄山隔开来,把我们从黄山逼回去!我们在大自然的嬉弄中苦苦地挣扎。但是我们决不畏怯,我们要撞开那密密层层的雨幕继续往上爬,一直爬到顶。

    气温骤然下降,虽说是4月中旬,但其寒冷与冬天无异。我们的衣着都很单薄,且又浑身湿透,冻得像风中落叶似的簌簌直抖。我和同行的以刚、杨晖相互鼓励。以刚从口袋中摸出一些西洋参,我们每人嘴中含上几片。小小的几片西洋参哪能抵御暴风雨和寒冷?这只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罢了。不过朋友间的情意是真真切切地给人以温暖和力量的。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很艰巨,我不禁联想起红军爬雪山来。杨晖早已没有了原先的劲头,她不时仰头望着我们两位前辈,那张圆圆的娃娃脸上满是雨水。我想要不是我俩在她身边,在她满脸的雨水中恐怕还要掺杂着泪水呢。

    雨还是那样大。风依然那般狂。天还是那样冷。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往上攀登。

    整整一天!

    我们终于到达山顶。山顶到处冰冻,虽说是4月中旬,但这里是冰的世界,每棵树的树枝上都挂着一串串细长的冰珠,构成了极为难得的奇景,只有大自然的神笔才能画出如此不可思议的幻境般的风景画。据说此景在黄山数十年才能见一次,不少记者闻讯赶来,拍摄这求之不得的稀有镜头。我们一路上付出很大的代价,恶劣的气候使我们无法欣赏一般游客都能欣赏到的黄山美景,但我们的代价花得值得,因为我们观赏到一般游客见不到的黄山绝景。我不由想,人的一生不也是如此吗?人生也是攀登,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就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要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理想境界,那就只有迎着狂风,迎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奋不顾身地、忘却自我地登攀、登攀、再登攀。

    我要感谢两位名誉主席,他们使我饱览了黄山的绝景,也使我体味了人生的真谛。

    在这次120名棋手参加的黄山脚下的预赛中,我获得了最好的成绩——全胜。

    9月,围棋手们又会聚在四川乐山。乐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那里有座世界上最高大的坐佛。据说这一带历史上常闹水灾,附近的人们为了镇住水妖,在三条江汇合之处的乐山沿着山壁雕凿成这座大佛。大佛大得惊人,一个成人恐怕能从它的耳朵孔中钻进去,站在这大佛旁的人们犹如一个个蚂蚁,小得可怜。然而正是小得可怜的、名不见经传的劳动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创造了这座使多少后人赶来瞻仰的巨佛。人们从这巨佛的身上可以又一次感受到人的力量,唤醒自身的力量。世上的一切都是人创造的。人的价值就在于创造。每个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他自己。

    大佛的上部有一片平地,平地中央的花草充满生机,周围是一圈典雅古朴的亭台楼阁。有一座二层楼房,名为“东坡楼”,据传苏东坡年轻时曾在此住宿读书。这次上海代表团被安排在此下榻。遥对着东坡楼有一排长亭,这排长亭几乎就在大佛的顶部,围棋比赛的赛场就在这长亭之中。真是美哉,妙哉!美中不足的是远处的高音喇叭和游客的嘈杂声不时传来,似乎在提醒我们乐山毕竟是人间乐土,而非世外桃源。

TOP

正文 第十九章北京——巴黎(5)



    呵,巴黎的骄傲呵!庄严的凯旋门周围那辐射般的12条街道,人行道上供人们边吃喝边欣赏街上风光的桌椅,蒙马特高地上众多的画家,协和广场的喷泉,还有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别致,卢森堡公园的宁静……巴黎当然也有欠缺。在一些街头,尤其在地铁中有些卖唱要钱的。卖唱要钱是文明的,还有不文明的。一次我们乘坐的一辆小车经过一条小街,突然街旁窜出10来人将我们拦住。一些人拿着扫把往车身和玻璃上随便糊弄几下,意思是替我们的车打扫了卫生。陪我们出游的法国朋友只得掏出一些钱给他们,那些恶作剧的家伙才让开一条通道让我们过去。遇到这种事真令人哭笑不得。然而世界上又哪里有十全十美的地方?

    我在以前受的教育中,只知道西方国家是注重金钱的。但这次我“意外”地发现西方人原来那么重感情!一次我们在一家店铺中喝啤酒。突然,台上的小乐队停止了演奏。一个演奏者端着个盘来到每个餐桌,顾客们把一些零钱扔到这个盘中。这位演奏者快走到我们桌边了,而我们身边恰巧没有多余的零钱,怎么办呢?行了,有纪念章。我们拿了几枚我国围棋协会的纪念章递了过去。我有些担心那位演奏者会表示不满,谁知他喜出望外,立即奔回台上对着麦克风大声地向顾客们说道:“**给我们送来了纪念章!”餐厅中响起了一片热烈掌声。我这才明白,给他们几个钱是一种施舍,而纪念章意味着友谊,这意味着平等和尊重。

    还有一次,我们在旅馆的餐厅中用晚饭,那天时间已晚,餐厅中就我们4个人,为了对招待我们的服务员表示谢意,我们给了他一枚纪念章。这位服务员拿着纪念章一而再,再而三地道谢,他不住地说:“我怎么感谢你们呢?”一会儿,只见他端出一个盘子,上边是4大杯斟得满满的葡萄酒。要知道,法国人的葡萄酒杯并不比我们的啤酒杯小。一个小小的纪念章换来了4大杯葡萄酒,这绝不能说是金钱第一吧。一个国家,当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时,那么人民的精神需求就很重要了。我们每次到日本,都经常会遇到一些要求题词和签名留念的,也是同一个道理吧。

    我们出访巴黎时带了数百枚纪念章,回国时已所剩无几了。欧洲各国的朋友都喜欢纪念章,不少朋友特意前来索取,有的已经有了还向我们伸手,他们说要送给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已被朋友抢去了。西方朋友这么喜爱我们的纪念章,这也反映出他们对我们祖国的尊重以及对我们人民的友谊。同时也使我认识到纪念章的价值。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感到纪念章的可贵。当我们离开巴黎登上中国民航机时,几位祖国的空中小姐顿时使我们产生亲切感,我们产生同一念头——把口袋中仅剩的几枚可贵的纪念章赠送她们。于是把几枚纪念章放到了一位空中小姐的手中,谁料到她满脸是不屑一看的神情,好容易才吐出了两个字:“好吧。”似乎她收下这几块小铁片是顾全了我们的面子。

    访问巴黎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成功。我们打开了欧洲的大门,欧洲的朋友发自内心地欢迎我们。从这以后,每年欧洲朋友都邀请中国棋手去指导。尽管日本和南朝鲜每年都派职业棋手出席欧洲围棋锦标赛,但欧洲围棋界出经费邀请的始终是中国棋手。在开展国际围棋活动这方面,日本早就作出了努力,我们起步晚多了。但我们毕竟跨出了第一步,而且这一步迈得很大。生长在围棋发源地的我国棋手,不但要为登上世界棋艺的顶峰而努力,也要为围棋在全世界的普及与开展尽到自己的义务。

    巴黎,对于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梦,已经不是遥远的了。人民正在沟通,世界变小了。从北京到巴黎,不就是17小时吗?

TOP

正文 第十九章北京——巴黎(4)



    通过“手谈”,西方和东方彼此很快就了解了。于是近200名欧洲棋手争相要跟我们对弈。我们到欧洲是为了广交朋友,自然也愿意与众多朋友“手谈”。但3个人要对付近200人谈何容易,好在下围棋有一种“分身术”,即一人可以同时与几人对局,这种下法在日本叫做“多面打”。每天下午我们到“日本之家”和各国棋手对弈,下午3点是第一轮,这一轮我们一人同时对几位欧洲棋手,起码要下三四盘,最多时下七八盘。3人应战10多人,煞是热闹。下午5点是第二轮,这一轮我们每人和一位欧洲棋手对弈。一个下午下这么两轮当然不轻松,尤其是第一轮必须不断来回走动两个小时,真像走马灯一样。然而通过这些对局,我们和大部分欧洲棋手“手谈”了,从而交了许多欧洲棋坛的友人,又感到很欣慰。

    每次欧洲围棋锦标赛,日本棋院几乎都要派人去指导。这次日本的老棋手岩本薰九段由他女儿陪同来到巴黎,岩本九段年逾古稀,但为了围棋在世界上的普及,经常奔波在欧美各国,精神感人。日本棋院的一位涉外干部伊藤先生也特意前来。岩本和伊藤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见了我都吃了一惊,因为他们没料到我国围棋界也迈出了这一步。我们东方棋手在西方相遇自是亲热非常。

    日本围棋界对欧洲围棋的发展经常给予技术上的指导及经费上的赞助,其贡献非同小可。但由于制度决定,日本的职业棋手一般不轻易与业余棋手对局,所以这次比赛从对欧洲围棋手技术上的帮助来说,我们起了更大的作用。我们没有一个下午不和欧洲朋友在一起切磋棋艺。欧洲棋友对我们的感情也与日俱增。我们刚到巴黎时,法国围棋协会的朋友请我们外出吃饭。那是一家廉价的小饭馆。我们知道法国围棋协会经费不多,且欧洲人一般都比较随便,所以也不在乎饭馆的等级。然而在我们离开法国之前,法国围棋协会又款待了我们两次。一次是请了各国的代表和我们一起聚餐,还有一次请我们在法国最昂贵的餐厅中用餐,而且特意定了餐厅中环境最好的席位。席间,一位法国朋友很诚恳地说:“我们从你们那儿学到很多东西,第一是围棋棋艺;第二是谦虚、平易近人的品德;第三是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诚挚友好。”这不但是法国围棋界朋友对我们的评价,也是欧洲围棋界对我们的评价。我们已成了欧洲围棋界最受欢迎的朋友。

    欧洲的围棋水平虽然低一些,但应当看到,他们正在发展之中。在欧洲各国中,开展围棋活动最长的只有数十年,这次大会的东道主法国也只有10年历史。如此短暂的历史已能达到这样的规模和水平,应当说是不简单了。目前,欧洲围棋活动开展得较好和水平较高的国家是西德、奥地利、荷兰、英国、法国和南斯拉夫等国。这些国家大多有上千至上万名围棋爱好者。最为可贵的是欧洲围棋界的朋友们对开展围棋活动都有着很大的热忱,他们为围棋事业的普及和发展克服了种种困难。有些国家的棋手经济不宽裕,他们住不起旅馆,就开着汽车来到巴黎,汽车就是他们的家。还有人一路上搭他人的汽车,他们随身带一个睡袋,晚上就往睡袋中一钻。无论是大会的组织者还是参加大会的各国棋手,他们都各显神通,才使得规模这样大的比赛得以顺利进行。当然,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应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组织和进行比赛。但不能否认,欧洲朋友在开展围棋活动方面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欧洲围棋锦标赛规定每个棋手的支配时间为4小时,这和我国的大比赛类似。欧洲棋手们对局态度非常认真,不少棋手把支配时间用完,然后紧张地读秒。有的棋手过于紧张,读秒时手不停地颤抖,这似乎有点可笑,但这不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吗?我国的围棋水平曾经比日本落后很多,不也是靠着这种精神一步步地赶了上去?今天欧洲棋手的水平虽低,但他们有这种精神,也一定能一步步地赶上来的。围棋这一东方的古老艺术已被西方人接受了,虽然今天我们是指导者,但总有一天,东西方的围棋手会成为真正的好对手。我们期待着这么一天,也要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在巴黎一共3个星期,这期间当然少不了观光。我在书本上所熟悉和向往的一些名胜几乎都走遍了。巴黎圣母院的大门前有一个小圆圈,这是巴黎市的中心。来到这儿的游客大多要在这圆圈里站一下。我不禁想,北京的市中心在哪儿?大概是**吧,但中心点又在何处呢?我的故乡上海呢?恐怕谁也答不上来。据法国朋友介绍,巴黎圣母院这座建筑物在建筑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怪不得雨果要费那么多笔墨来描写。圣母院内深邃、肃穆,给人以神秘感。沿着那狭窄的台阶一直往上走就到了圣母院的屋顶平台,那里可以眺望巴黎市容。站在这平台上,自然会联想到钟楼怪人和吉卜赛少女。用这座建筑物创造出如此美好又惊心动魄的故事,除了雨果还有谁呢?

    一次我们驱车经过雨果曾经居住过的家,我不由激动了起来。雨果是我最崇拜和敬仰的大文豪呵。这所房屋的门旁挂着一个铜牌,如今已成了展览馆。那天是晚上,要不然我定要让车停下,走进我认为无与伦比的伟大文学家曾居住过的地方顶礼膜拜。任何人终归要成为一黄土,而且人生又是那样的短暂。然而有的人却能在那流星即逝般的一生中对人类作出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雨果在其一生中写出那么多卓越的小说、戏剧、诗歌和评论,这绝非凡人所能达到,而必须具备罕见的天才、渊博的知识、特殊的体质、惊人的精力,尤其是超群的品格和坚韧的意志。一个伟大的作家能给人类多少乐趣和享受、多少知识和涵养、多少勇气和力量!

    在巴黎,我还参观了拿破仑的展览馆和灵柩。拿破仑也是我极为崇拜的一个人,但我崇拜的是他的杰出才华,而绝非战争。战争只有经过作家的笔和艺术家的表演,在小说、绘画和电影中才那么生动、壮观。而在事实上,非正义的战争只会给人民带来贫困、痛苦、灾难、黑暗和死亡。我多么希望有朝一日世界上再也没有战争,也没有制造战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只有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谁对战争有兴趣,请到围棋盘上来厮杀吧。

    使我最难忘怀的是卢浮宫。这座闻名世界的博物馆中收藏着多得难以想象的艺术珍品,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极品呵!即使是走马观花,也无法在一个上午之内看遍。即使是再好的艺术品我也无法多欣赏一会,因为那难以计数的陈列品哪一件你能不看上一眼?我简直要埋怨这个博物馆的陈列品太多了!我从小爱画,我曾经有成为美术家的理想。如今我站在卢浮宫里,真正地震惊了,惊呆了!

TOP

正文 第十九章北京——巴黎(3)



    去巴黎是我的一个梦。那个城市太美丽了,又太遥远了。

    当我望着机身下面飘浮的白云,依然觉得这一切真像一个梦。那对于中国围棋手还像谜一样的欧洲围棋界究竟是何等水平?围棋在欧洲究竟开展得怎样?他们对中国围棋界究竟有多少了解?今后我国与欧洲的围棋交流前途如何?真是一个谜又一个谜。我们也正是为了寻求“谜底”而飞往巴黎的。

    从北京到巴黎的旅途相当漫长,在飞机上要熬过近17个小时,等于北京到东京的4倍时间。有的西方旅客为了能睡个好觉,竟不顾风度躺在过道上或座椅底下。在飞行过程中要开几顿饭,其中有两顿饭的间隔时间显然长了些,我们的肚中都唱起了“空城计”,好在我们中国人对于包括饥饿在内的各种苦难都有了抵抗力了。然而有些西方人显然忍受不了,几个身材魁梧的成人居然哭了起来。哭声使几个服务员忙得手足无措。

    中国人恐怕是最有承受力的。(人们往往以中国人最能吃苦为荣。什么时候人们也能以中国人最能享受为荣呢?)不少人都体味过大串联时的火车生涯。我从干校回北京时乘坐的那列火车,也是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的。这些在过道里干站着的人中间,那个衣服晒得褪了颜色的,面孔晒得黑黑的人就是我。

    比起火车中人挤人地干站一个晚上,在飞机舒适的座椅上熬10几个小时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个小小的代表团除了翻译和我,还有聂卫平和沈果孙两名棋手。我在旅途中从来喜欢下快棋。这次我又建议在机舱中摆开战局,小聂和果孙积极响应。我们三人谁输就让位,不断地打擂台,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空泛白了。

    我们抵巴黎不久,法国围棋协会主席蒂耶里先生等即来看望我们。这位主席大约30开外,身材瘦高,举止潇洒。他是搞计算机工作的,据说法国的围棋爱好者大多是知识分子。蒂耶里先生跟我们介绍了法国围棋界的情况,他说:“我们的小伙子虽然衣着随便,但下起围棋来还是有两手的。”

    蒂耶里先生的这句话使我很感慨。欧洲的围棋比起我国的水平,不是“有两手”,而是有相当的差距。但法国围棋界,也可以说是整个欧洲围棋界对中国围棋界却近乎一无所知,甚至连我国是围棋的发源地也全然不知!在科学如此发达、信息传递如此迅速的欧洲,竟然会有这等怪事。欧洲有10多个国家开展围棋活动,他们完全受日本的影响,他们使用的是日本的棋盘棋子,看的是日本的围棋书籍,讲的是日本的围棋术语。他们称呼围棋为“GO”,也是日本语围棋的音译。日本在围棋活动的推广方面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而作为围棋老祖宗的我国尽了多少义务呢?推广围棋活动从表面看似乎只是宣传一种娱乐,或是一种艺术,但实质上这是扬国威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不难想象,欧洲的这些围棋爱好者整天学习日本的棋艺,他们自然会对日本这个国家更尊重、更推崇。要不是日本在围棋的推广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要说围棋能在世界上得到开展,就是在围棋发源地的中国,围棋又将遇到什么命运呢?

    这次围棋赛在巴黎的大学城举行。大学城像个大花园,一座座各具特色的楼房分布在大花园中,这些楼房属于世界上数十个国家,每个国家都为本国的留学生提供住宿和活动场所。每座楼房根据其所属国家分别称为“美国之家”“英国之家”等等。很遗憾,大学城内没有“中国之家”。这次法国围棋协会租了“德国之家”和“日本之家”两个大厅为比赛场地。

    22日下午,欧洲围棋锦标赛在“日本之家”开幕。18个国家的近200名棋手会聚在一起。中国棋手第一次在欧洲亮相,自然成了众目睽睽的对象。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黄头发蓝眼睛的围棋手。我下了二三十年围棋,尽管也曾听说欧洲有下围棋的,但心中总是认为围棋属于东方民族的艺术。今天来到这个完全新鲜的环境,犹如到了外星球,身边似乎都是外星人。

    欧洲朋友对我们这些远方来客给予了特殊的待遇。开幕式时除了大会主席在台上,其余所有人员均站立在大厅中。而我们几个东方人则被邀请到台上入座,当大会主席把我们一一介绍时,博得了整个大厅的热烈掌声。大会主席还向我们赠送了礼品,给我们每人一瓶存放了15年的白兰地。法国的白兰地和香水一样享有盛名,而且相当昂贵。我拿着白兰地,心想我虽然嗜好喝酒,但是这瓶白兰地我要留作纪念,因为它不仅是法国朋友的心意,而且以后每当我看到它,就能帮助我回忆起我第一次访问欧洲的情景。

    蒂耶里先生在开幕式上作了简短的讲话,然后所有与会者高举香槟酒杯,共同祝愿大会的成功。很多西方朋友向我们靠拢过来,他们争先恐后地和我们交谈。我们只有一个翻译,怎能应付过来?有些朋友热情地跟我讲着,我不断做手势以示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他们完全不理会,还是滔滔不绝地向我倾吐衷情,实在有趣可爱,或许这也是西方人的性格吧。

    说到西方人的性格,我到了西方才有些了解。以前想象中的西方人大多是小说中那些穿戴整齐、谈吐高雅的绅士,然而到了巴黎,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时代不同了,西方人在生活中注重实际和自在,他们在穿着上为了不受束缚,有些人极为随便,按东方人的眼光,至少是不拘小节,也可说是放荡不羁。一些围棋爱好者在衣服上印上一个大大的围棋盘,上面尽是黑白围棋子,这种衣服没人多瞧它一眼,因为它根本不够奇装异服的资格。也许在西方不存在什么奇装异服。想从服装上判断一个人的贫富似乎很难。如今,除了一些老年人或在一些隆重场合,很少有人系上领带。我们4个刚到巴黎时,穿着一本正经,西服革履,外加4条领带,自以为风度不凡,谁知走在路上,一些巴黎人看了我们发笑,他们显然认为这4个东方人一本正经得过分了。被人感到可笑总不是愉快的事吧,于是,不是必要的场合,我们的领带不再亮出来了。

    在开幕式上,简短的仪式刚完毕,大多棋手马上在棋盘上厮杀起来。大厅中桌子不够,不少人索性把棋盘往地上一放,坐在地上摆开了战场。看到欧洲棋手对下棋这样的热心,我们乐了。是呵,对于围棋手来说,什么样的交谈比得上“手谈”呢?

TOP

正文 第十九章北京——巴黎(2)



    “谭副委员长,我们非常希望您来担任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那是1977年夏季的一个晚上,我、淞笙和敏之三人随同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同志来到谭震林同志家中。

    谭震林同志在新四军时和陈老总是老战友了。陈老总是司令员时,他是政委。新四军的指挥员几乎没有不会下围棋的,谭政委也如此。不过他的弈兴不如陈老总。有时陈老总下围棋下得太晚,谭政委就劝他早些休息。但往往没过多一会儿,他自己也忍不住参加了“战斗”。

    我想谭震林同志对围棋不会不关心的,今天可不能白跑这一次呵!没想到谭震林同志已另有考虑,而且他确实是从有利于围棋事业的发展来考虑的。他不慌不忙地说:“陈老总的这个位置一定会有人来继承的,但是我年岁太大了。过不久中央要开会,到新的班子组成后,会有合适的人选的。”

    中央会议召开后,我提起笔给谭震林同志写信,询问我们的要求有否着落。信发出后,心中忐忑不安,不知此举是否冒昧?没想到几天之后,回信就来了,当我看到信封上印有人大常委会几个字时,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定了定神才打开来信。谭震林同志在信上这么写着:“我征求过方毅同志的意见,他愿意担任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

    我马上将此信交给国家体委的王猛主任,王主任对围棋事业始终很关心,很快将此事上报中央。

    方毅同志和陈老总一样,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爱好围棋,又和陈老总同事过。我不由从心底里感谢谭震林同志,他对围棋事业考虑得多么周到。回顾新中国的围棋史,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曾担任过围棋协会名誉主席的陈毅同志和方毅同志,人们也绝对不会忘记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对围棋事业的关怀,而且人们也会记住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谭震林同志曾经为围棋事业的发展投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着子。

    1977年11月的一个下午,围棋手们以喜悦的心情迎接了新的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方毅同志健步走进了大厅。他见到我,问:“你的老师顾水如现在怎样了?”

    “他去世了。”

    “噢,我看过顾水如先生带你下棋,那时你还没桌子高呢。”

    方毅同志在围棋手们的簇拥下来到了会议室。大家坐定后,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担任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是为了继承周总理和陈老总的遗愿。”

    我马上联想到陈老总曾几次说过,他抓围棋是经过政治局的,是**同意的。方毅同志和陈老总一样,都把围棋事业视为国家的事业、党的事业。

    这之后,方毅同志又多次接见围棋手,询问围棋事业各方面的情况,还经常给我们讲陈老总下围棋的故事。他对成立中国围棋院非常关心,这也是陈老总的遗愿。方毅同志还强调说,围棋不但要和日本来往,还应当走向世界,要和欧美围棋界进行交流。当他知道第二十二届欧洲围棋锦标赛即将在巴黎举行时,就积极建议我们去参加这一活动。

    去欧洲?去巴黎?要不是方毅同志的热心提倡,很难想象我们会在1978年去巴黎。因为准会有些人觉得欧洲围棋水平这么低,跟他们交往没意思,甚至认为去巴黎无疑是为了游山玩水。记得一次桂林市邀请上海棋队去访问,我和桂林市体委的一位同志一起找了上海市体委的有关干部,那位干部把桂林误听为贵州,于是他一口答应。桂林市体委的那位同志很高兴,马上发函回去。过了几天,上海那位干部才知不是贵州,而是桂林,去桂林岂不是游山玩水?于是立即改变决定,上海棋队不能去桂林。这下可苦了桂林,桂林市委和桂林市体委给上海不断来函来电,简直是在央求上海,但均无济于事。我实在看不下去,找了上海市体委的领导,再三替桂林市说情,这才成行。或许有的人以为我陈祖德自己想去桂林,而事实上在这一年中我因中日比赛已两度去桂林,在一年中有兴致第三次去桂林游玩的除非是个游玩狂!

    1978年的时候,干部的总体素质有待提高,各种旧观念更是有待更新,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事情不是靠主观努力、靠内因能够解决的。我们围棋界有方毅同志这样一位开明领导,无疑是一种福分。我们在当时还不敢去想的,他都给我们安排好了。

    1978年7月19日,由4个人组成的中国围棋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巴黎参加第二十二届国际锦标赛。

    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你最希望去哪些城市?”

    “东京、巴黎。”我会不加思索地回答。

    在东京拥有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围棋手和数量最多的围棋爱好者。东京还是东方最繁荣发达的城市。

    巴黎是西方文化的中心。我在青少年时代就从各种书本上熟悉了巴黎,爱上了巴黎。那里有世界闻名的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塞纳河、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香榭丽舍大街,那里曾经居住过我最崇拜的大文豪维克多·雨果以及我曾为之倾倒的军事家拿破仑。然而对于我,比这一切更有诱惑力的,是我所完全陌生的欧洲围棋界。

    去东京是现实的。自我18岁第一次访日后,我很多次踏上那个美丽的岛屿,那里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TOP

正文 第十九章北京——巴黎(1)



    这样一次有18个国家的200名棋手参加的欧洲围棋赛,自然要有一大堆筹集资金、组织编排等等庞杂的工作。令人吃惊的是,搞这摊工作的全部工作人员竟只有法国围棋协会的两三个人。他们不仅把全部比赛过程安排得有条不紊,不出差错,而且他们自己还都作为围棋手参加了比赛。

    1978年7月,我亲身感受着这次22届欧洲围棋锦标赛的秩序和多彩。是的,这次不仅有锦标赛,还设有主要邀请赛、让子棋邀请赛和快棋比赛等。而这一切,当然也还是由那两三个人组织。

    像这样一次比赛,其规模和工作量大概不会低于我们的全国比赛吧?但在我国,一次比赛,一项活动,往往组织委员会就好大一摊,什么主任、副主任,然后是一大堆委员,有时还设有名誉主任。此外还有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又是一大批工作人员。

    我们的效率!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习俗!

    我们的观念!

    我们那被耽搁、被扼杀的一切呵!

    我们那荒唐的、动乱的过去……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阵剧烈的颤动伴随着一阵奇怪的轰鸣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一股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强大的力量使一幢幢大楼都魂不附体地哆嗦着、可怜巴巴地呻吟着。较高层的瓶瓶罐罐以至自行车劈哩啪啦地被摔到地上。人在大自然面前原来是这样涉小!然而这只是发生在距地震中心数百公里的北京。在震中,一座工业城市顷刻间成了废墟一片,死神迅疾地带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是中国人太多了,亦或是中国人受的苦难还不够?

    1976年呵,为什么天灾**一齐降临到中国人的身上?1月,我在**广场上久久地站着,我的心和密密麻麻地布满广场的中国心一起颤栗着、碎裂着。4月初,我们中国围棋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期间,日本所有的报纸都以大篇幅报道了“四·五”事件。人民群众遭到了无情的镇压,邓小平同志再度受到陷害。我的心好像一下沉进了黑暗的深渊。这年访日比赛的成绩不错,聂卫平和孔祥明的战绩尤为突出。但祖国的天空又被乌云笼罩,多灾多难的围棋又要在黑暗中遭受厄运。我心中仅有的一点高兴也被深深的忧虑吞噬了。

    地震期间我和数百万北京市民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小窝,成了街上的流浪汉。大家挤在帐篷中过着群居生活,北京市的几乎所有街道上,都是一个挨一个的形形色色的帐篷,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大集市。一天,《新体育》杂志社的负责人郝克强同志来找我下棋,我当时缺乏弈兴,随口说身边没有围棋。老郝说他上楼去拿,我说震情不断,上楼不妥。谁知老郝满不在乎地登上4楼,取来了棋盘棋子。老郝自有一股舍命爱围棋的劲头,后来他为围棋事业的开展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天灾固然可怕,**更有甚之。一个人在精神上受到的苦痛,往往不亚于在身体上、生活上受到的苦痛。不要说其他,仅那些无休止的必须说假话的会议就令人如坐针毡。尤其是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更令人气愤。一次有个干部一本正经地跟我说:“陈祖德,你给邓小平写的那封信要好好认识,你要写批邓的大字报。”我听了勃然大怒。人起码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呵!不要说邓小平同志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四人帮”作大无畏的斗争,光是他对围棋事业的支持,我也是一辈子忘不了的。我不说瞎话,但是有人在会上说瞎话,所以每当我参加一次批邓的会议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甚至是一种良心上的谴责。

    一个国家不搞法制而搞封建**,人民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一个社会开明与否,进步与否,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让不让人们说真话。

    精神上的压抑已有整整10个年头了。这一年全国围棋锦标赛的决赛因**逝世而被取消。作为一个围棋手,失去一次比赛自然十分不幸,但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正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家的命运、事业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全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最大的悲哀是周恩来总理的去世,最大的欢乐是“四人帮”被粉碎。在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和敏之乘坐一辆小卧车艰难地穿过密密层层的人群和游行队伍,来到了叶剑英同志的家中。叶帅步履有些迟缓,但他精神矍铄、神采飞扬。在祖国命运危急的时刻,他走了关键性的一步棋。叶帅曾多次找敏之打乒乓球,见了敏之还风趣地说是自己的老师,如今他不适宜再打乒乓球了,但他还是关心着自己的“老师”。这次他把我俩找去,让我们分享他的快乐。我们一起用晚餐,看电影,一起说,一起笑。这一天,叶帅是快乐的,我和敏之是快乐的,全国人民都是快乐的。

    叶帅是胜利者,也是“文革”的幸存者。当我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自然会想到为此而付出的沉痛的代价。那些磨灭不了的悲哀时时混杂在欢乐喜悦的情感中……

    十年动乱过去了,我国的体育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同样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体育事业中围棋更为不幸——因为它失去了陈老总这样一位名誉主席。

    围棋事业需要一位名誉主席,谁来担任呢?在我国,爱好并提倡围棋的老干部为数不少,但如今很多工作未走上轨道,大多老干部的问题未得到解决,怎么办呢?

TOP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