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24、我成为了农村劳动力

　　我所下放的吉水县位于江西省西北部属于井冈山地区，是革命老区。虽说对农村的艰苦条件心里有一定的认识，及至到了今后我必须在此生活、劳动的乌江公社大巷大队车上生产队后，才发现农村与城市的反差竟然如此超乎我辈之想像。自登上知青专列离开上海，到江西樟树火车站下车，一路上虽感失落，却还不至于如有些同学那样眼泪汪汪。直到被汽车拉至乌江公社，留宿一夜，条件之差，令人难以置信。全然不像学校所宣传的那样，第二天车上生产队派人将我们五个男知青接至所居住的村庄，状况更令人沮丧。当晚在昏暗的油灯下整理行李时，五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大男孩再也承受不住心中的悲伤，纷纷大哭，尽情地宣泄着近似绝望的情绪。

　　我们下放的所在生产队只有十几户人家，二十几个劳动力，却有近三百亩水田，属于典型的田多人少的村庄，劳动强度之大，可以想像。也意味着我们落户此处后也将会成为农村劳动力。

　　吉水县并非完全的山区，属于丘陵地带。我所在的村庄如以现代旅游者的眼光来看那真叫山清水秀，但以当时必须长期居住在这里的我来说简直就是穷山恶水。人的心情决定了同样事物的两面性，我如此喜欢围棋，来江西时行李中当然少不了棋具，认为闲暇时自己还可以随时摆弄。岂料在农村情绪始终低落，只打过一次谱，索然无味，显然因心情不佳而进不了状态。此后两年在农村再也没有让棋具在桌上出现过，每天只是从事着简单重复的农田劳作，尤其是大热天的双抢季节，日晒雨淋，更是承受着城里人难以想像的劳作之苦。

　　一阵子不下棋却棋力看涨

　　重新接触围棋已是当年冬天回到上海，分散在全国各地下乡插队的棋友也陆续回沪，大家又可欢聚一堂尽情享受对弈的乐趣。由于在农村广阔天地待了大半年，视野开阔了，回到家里觉得日常用具似乎都变得很小，连弄堂都显得很狭窄，经过农村生活锤炼，心胸似乎也磨练的开阔了，体现在对弈中，明显的变化是思路开阔很多。用对弈成绩说明问题，对多位棋手我的优势更突出了。匪夷所思的是一年前对阵我的苦手倪致祥总是胜少负多，这次回沪再战竟然是我胜多负少了，让我喜出望外。此后两年在与上海高手对局中，感觉自己棋艺也在不断长进。不得其解的是在农村并未研究棋艺，难道水平还能提高？多年后思忖当年的状况应该是心胸和思路的开阔，间接的提升了思想境界，再间接的体现到对弈时的水平发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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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学时代的后半程，不经意间从结交第一位棋友到陆续结识了多位棋友，竟然在文革这样动乱的年代还能下上这么多盘棋，还能继续着我的围棋之路，还能在棋艺上继续有所长进，还能在那样缺乏快乐的社会环境中让我继续享受着下棋的乐趣，实属不易，我很知足。可惜，对我来说如此快乐的时光实在太短了。

　　转眼到了1970年，面临初中毕业，正是上山下乡的高潮时期，我1966年小学毕业，初中毕业按顺序为69届。自从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后，上海执行得甚为得力，岂止得力，简直可称过分。将当时68、69届毕业生列为“一片红”，即全部下农村，一个不留。若有人企图赖在上海，其家长在单位将承受巨大压力，所在居委会也会天天上门动员，直至你“主动”报名，离开上海。

　　此等形势下，我自然也不可幸免。1970年4月20日正是我17周岁的生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当今社会仍是备受父母呵护的时候。而我却怀着一颗茫然的心被一列知青专列拉离了我所熟悉的上海，驶向了对我而言完全陌生的江西，而目的地更是我一无所知、令人生畏的农村。从此将不得不面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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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回顾在当时几乎无棋可下的年代，能结识一位棋友，意味着又有棋可下了，当然很开心。李师傅向我介绍的同学名叫徐永年，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在甘肃工作，由于甘肃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他的家境又很不错，当时以长病假的名义滞留上海，所以有的是时间，我们相识后经常在一起下棋，尽管他的棋力远不及我，从一开始分先对弈，直至后来固定在我让他三子，但我还是乐此不疲。因为下棋过程中的乐趣是永恒不变的。
徐永年还向我介绍了他的棋友倪致祥，这是一位很有天分的棋手，未经过任何围棋训练班，完全自学成才，对弈时落子飞快，棋感极好，手筋颇多，擅长中盘作战。而我从小在训练班学棋，可称科班出生，行棋循规蹈矩，基本功尚可，但中盘力量较弱，所以很不适应倪的乱战棋风，由于棋风相克的关系，我与他对弈总是胜少负多，是我青少年时期在上海下棋时少数的苦手之一。倪后来到安徽涡阳县插队，我们还在1974年的安徽省比赛和省队集训中一起相处过，可惜在后来的省比赛中，不知何故他再未出现。不然，凭他的棋才，在围棋上能多加坚持的话必定是一位围棋高手。

      常去王永源家下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在肥皂厂工作的小万，他年龄比王永源还大好几岁，迷恋围棋程度几可称棋痴。当时他正在恋爱中，当年的恋爱形式及其单调，无非是翻来复去看几部当局允许放的革命题材的电影外，就是无目标的在马路上逛来逛去。有一回，小万陪恋人逛马路正巧走到他一位棋友楼下，他就让恋人在原地等他一会儿，独自上了楼。正巧朋友在与人下棋，立即被吸引住，不一会儿也神游局中，全然忘了楼下还有一位正等着他的热恋中的恋人。待棋局终了，才猛然想起此事，急急下楼，哪还有女友的身影。一段姻缘因棋而终结。直至数年后，三十大几才终于在婚姻上修成正果。

      小万的棋风极其彪悍，几乎是逢断必断，被棋友称为好斗的公鸡，但其下棋时缺乏应有的冷静和细腻，但凡会几手闪身腾挪功夫来化解他那三板斧即可看到胜利的曙光。因小万棋风所致，同他下棋一般都不会下到官子阶段，不是他中盘将对手杀崩，就是因杀不到棋，目数大差而败北。

      在同小万的许多对局中，有一盘棋的片段我记忆特别深刻。如实战图所示：白12行的一种新变化，意在追求高效率。白16本手当在21位长，小万的风格就像一名远古时代的射手，总是把弓拉的很满，发力过强，实战白16拐，充分显露出其好战风格，当时我第一感是黑19位挺头，但被白争到17位立，即容易处理。实战黑17先扳，再19挺头是好次序，至黑31显然是黑满意的结果，过程中白26于29位爬，作一交换要稍好些。实战图的黑角其实是有隐患的，当时因双方水平所限，都以为是打劫杀，实际上白棋有绝妙的杀招。今将此图做为题目供爱好者思考，答案下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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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通过李师傅向我介绍第一位棋手后，又陆续结识了多位棋友。其中交往最多的是家住杨浦区的王永源，他比我大四岁，我与他似乎天生有缘，相处的就像兄弟一样，经常在一起走动，后期超越了一般的棋友关系，我爸爸妈妈也非常喜欢他。此人性情耿直，待人极为热情，为人处事中常常透露出一种江湖义气。与我 不同的是，他结交的不仅仅是围棋圈中人，朋友圈涉及三教九流。我常上他家去下棋，自然也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王永源天性聪颖，凭借自学围棋，当年的棋力几乎和我不相上下。他的兴趣爱好很广泛，常听他说起与一些厂矿乒乓球队进行比赛，几年后到安徽农村插队期间，还代表所在的宿县地区参加过省级乒乓球比赛。他的另一强项是桥牌，他家里经常聚集一群人，不是下棋就是打桥牌。桥友中有两位当年在杨浦区鼎鼎大名的人物，名叫志良、苗根他俩个子都不高，但霸气十足，在当年社会环境中的青年帮派中享有极高威望。一些小混混在外面惹事后，听说志良、苗根要出面均都闻风散胆。当地的帮派之间若出现纠纷只要请他俩出面，大抵都能将事态摆平。我经常去永源家，与志良、苗根自然也相处的很熟。他们也当我如兄弟看待，跟我讲，在外面遇到不平事就让他们出面解决。一次在家我帮小外甥切甘蔗，不小心将两个手指切破了，刀口很深，去医院做了包扎。几天后去永源家玩，这两位仁兄看到我裹着纱布的手指，认定我是受到别人的伤害，一定要我说出伤害者的住址，扬言要去扫平人家，使我哭笑不得，我一本正经问他们，是不是一定要这么解决，他们的回答，用当代的流行语来讲就是“必须的”。待我说出事实真相，大家都轻松的哈哈一笑。事后我也暗自庆幸，在那血气方刚的年龄段，又是及不正常的拳头见真理的年代，如果确因我受到伤害而引发严重事态，甚至酿成大祸，岂不令人愧疚终身。

    1969年文革运动虽然仍在持续发展，但大部分群众的参与热情却逐渐减退，由此，引发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新名词“逍遥派”。人们在学习工作之余即无所事事，业余生活极度匮乏，围棋在民间悄然兴起，学会围棋、爱下围棋的人逐渐增多。“伟大”的文革运动在扼制围棋发展的同时竟然反其道而促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围棋人口的第一次增长。这也是令因反陈毅同志而殃及围棋的当时在中央执掌大权的张春桥之流所始料不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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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学工期间的李师傅让我重拾围棋

　　1967年10月，终于等来了中学的入学通知书，由于施行就近入学，弄堂里的小伙伴们均被分配在距家步行十几分钟的长青中学。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大家结伴同行、打打闹闹，倒也煞是热闹，那个年代老师们也自身难保，不太敢管学生，因此学生上学的自由度甚至大于当代的大学生。上不上课全听凭于学生自己的自觉性，因此，在中学的两年多时间里，课堂上能学到的知识少之又少。好在我从小对文学作品很感兴趣，记得从小学四年级起就阅读了当时很受追捧的多部长篇小说。文革开始很多书籍都被列为禁书，一旦谁受到冲击、抄家，那家里的此类书籍必将都被付之一炬。我父亲在运动初期就受到其所在的单位中百一店造反派冲击，被抄过一次家。所以，父亲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家里已相对安全，因此，我父亲的一些朋友为避免家里的书籍遭此厄运，将家里珍藏的书存放到我家。闲来无事的我倒也获得更多阅读机会，存放在我家的书刊包罗万象。通过大量阅读，极大的丰富了我的知识，弥补了那个时代课堂学习上的空洞不足。

　　那个时候中学生活期间，学校普遍有两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学工、学农。每年有一次下农村，一次去工矿，时间分别为半个月左右，学农我从未去过，学工我倒是挺感兴趣。印象深刻的是1968年的夏天，那次学工安排在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那是一个很大的国际港区，在黄埔江边横跨五个街区，可以同时停泊十来艘万吨级的货轮。停泊于上港五区作业的货轮以外轮居多，属于涉外工作单位，管理极为严格，纪律非常严明。在上港五区学工期间，我随一个作业班参加劳动，带我的师傅姓李，说是师傅其实也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工，人极为友善，总是笑眯眯的，我们相处得很好，在食堂吃饭时他总是多买一个菜，要我跟他一起吃。在劳动上也对我倍加关照，我对他一直怀有一份感激之情。因为这个李师傅，竟使我与几乎中断两年之久的围棋又重续旧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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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从1966年暑假小学毕业后，文革运动逐渐步入高潮，社会上处于停课闹革命的状态，十月份,我所在的棋校也已解散。同棋校所有的同学，均失去联系，我所追求的围棋之路，不得已而中止，使我幼小的心灵时有失落之感，不知何时，我所喜爱的围棋训练才能回到我正常的生活之中。

　   运动初期，上海市队虽已停止了市队训练。但我小哥他们这些市队队员，仍吃住在上海棋社，享受着运动员待遇，工作性质却变成了搞文化大革命。当时社会上老百姓的生活最低标准是人均每月12元，而运动员的伙食费标准按国家规定每月45元，那是因为运动员训练、比赛要消耗常人难以想象的体力。高标准的伙食营养，能使运动员的体力及时得到补充。而现在运动员们仍享受着高待遇，干的却是所有人都在搞的令人不知所云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现象在全国体育界持续了将近四年，全国各类项目的专业运动员总计有数万名，在这几年间仍消耗着国家大量的资金，但训练失去保障，因此运动成绩不进反退，使那一代的运动员包括围棋运动员宝贵的黄金年龄段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扼杀了一大批运动员的体育才能。

　   在那无所事事内心空虚的时期，我最期盼着周末我小哥从棋社回家，他会帮我借来棋社从日本订购的围棋杂志，有日本棋院出版的《棋道》、《围綦》和日本关西棋院出版的《围棋新潮》等，这些杂志专业内容相当丰富，包涵有日本当时各项比赛最新动态和大量的名手对局棋谱，以及部分手筋、死活等题目，我都会竭尽全力去学习、解读，我还很喜欢棋道杂志每月附送的一本小册子，或是《名局细解》或是《次的一手》。《名局细解》是将日本高段棋手在重要比赛中的对局拆细成几十谱，每谱讲解几手棋，不用在棋盘上打谱也能看的很清楚。《次的一手》则是每页一题猜下一手的题目，下一页则是答案和分析，一本小册子就涵盖了几十道题，因为是袖珍版的小书，我总是喜欢装在随身的口袋里，无论在何地随时都可取来翻看几页。这样虽然失去了在棋校学习训练的环境，但通过另一学习方式倒也不至于使自己的棋艺过于荒疏，甚至于多少还能在棋艺上有持续缓慢的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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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受五子我居然战胜了宫本义久八段

　　在北京比赛时上海棋社派出了我小哥等几名市队队员同赴北京，一是观摩比赛，二是北京赛事结束后陪同日本代表团回上海参加活动。日本棋手到上海时已是十一月下旬，上海方面已做好了一切接待工作，活动场所也非往年惯用的体育俱乐部，而是安排在锦江饭店，锦江饭店居上海六大涉外酒店之首，是外国政要访沪时的首选下榻地，此处环境优雅，戒备森严。一个小小的中日之间的围棋交往活动，竟然破天荒地安排在如此高级的场所，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可见组织者的用心良苦。

　　比赛当天我早早地赶到锦江饭店与上海棋社的人员汇合，在他们的带领下进入设在十一层的比赛大厅。当时的上海高层建筑并不多，更无如此高层的民居，乍一进入高楼，作为小孩的我很是稀奇，很想到处转转看看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对我来说是如此庄严的活动，心里多少会有点紧张，再想到在棋社时干部关照的注意事项，我很快地遏制住好奇的欲望，安分地坐在一边，静候比赛开始。

　　我接受指导的日本棋手是宫本义久八段，他是日本著名棋手宫本直毅九段的胞弟，在日本棋界属中坚棋士。与我同场接受宫本八段指导的另一名棋手是上海市队的吕国梁，吕是受二子，我当年棋力尚低，是受五子，初次面对面接触日本棋手，难免紧张，并未充分发挥出我应有的能力。可能宫本八段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对吕国梁的那盘棋上，对我的这盘棋显然比较放松，最终我竟然以一子的优势小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我那盘棋结束以后，其他比赛尚在进行之中。日本年轻棋手对上海队的棋手，棋份均为授先。我小哥对的是加藤正夫四段，一度形势还不错，攻击姿态生动，终因经验不足，失误屡屡而败北。

　　在赛场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棋手的茶几上同中国棋手一样，均放有一本当时风靡全国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中文版的语录是270页，而日文版的语录，显得特别厚，目测比中文版的加倍厚，我想总有五百多页吧。石田芳夫显然对此书甚有兴趣，一直把此书端在手里，趁对手思考时，不时翻看几页。想必毛的战略指导思想，对他日后成为一名披荆斩棘的大棋士，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吧。石田在赛场的这一举止，多年后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因为围棋这一纽带，使我小小年纪就得以参加了一次国际交往，接受了一次大场面的洗礼，多年后，虽然也参加过多次与日韩棋手间的比赛和活动，甚至世界比赛，但48年前在上海的这场活动始终是我忘不掉的、印象深刻的一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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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终于来到了心中的殿堂

     盼来了按约定去上海棋社的那一天，我早早起床独自一人奔赴远在徐汇区的棋社所在地吴兴路，吴兴路是上海一条很短的马路，很僻静，在上海地图上几乎难以找到，那里却是当年法国人建造的一片高档别墅区，上海人称为花园洋房，均为三层结构的小洋楼，居于其中的87号就是上海棋社，进入路口的大铁门映入眼帘的是绿树掩映、花木盛开的一片花园，一座小洋楼矗立在花园的正中间。此地的环境，正是进行学术研究的绝佳之处。

　因当时的上海棋社尚未受到外界的太多干扰，相比社会上其它场所愈显得格外宁静，似乎仍然是个世外桃源。我小哥韩启姚进入上海市队后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一年多，经常听他叙述在棋社训练状况和生活中的极高待遇，令我甚是羡慕，也曾想象有朝一日来到我心目中的这一围棋殿堂参加训练，长大了我也要进入专业队，对围棋进行专门研究，参加全国比赛，这是我小时候唯一的理想和愿望。多年后，从事专业围棋研究的理想倒是得以实现，但因受文革运动的影响，人生轨迹转变，进入上海市队的愿望落空，进入专业研究的起步点竟是当时我尚感陌生的安徽省队，尽管如此我仍庆幸和感激围棋所带给我的快乐和当时处于逆境中的人生转变，那又是后话了。

　 当天在棋社我见到了多日未见的李指导，他把我带到了一位政工干部那里，向我讲述了约我此次来的事因，并不是我所想象的棋校围棋班能重新恢复训练，令我心里很是失落，但所讲的另一件事却也让我惊喜，原来日本围棋代表团将在数日后到访上海，对上海棋手进行指导对局，上场接受指导的人员安排除了上海市队、青少体校的队员外，还有就是曾经在棋校接受训练的我。那位干部向我告知了比赛的时间和地点，着重关照了外事交往纪律和注意事项,当时的社会环境因受文革大规模运动的影响，处于混乱状态，对外的体育交流几乎绝迹，但中国方面还是如约接待了日本围棋代表团。此次由团长岛村俊宏率领的日本代表团所辖团员中有三名堪称精锐的青少年棋手，他们是19岁的加藤正夫四段、18岁的石田芳夫四段和年仅16岁的武宫正树二段，他们均出自日本围棋豪门木谷道场，是当年几乎能同吴清源大师齐名的木谷实九段的亲授弟子。当时他们的段位虽不高，但围棋功力甚是了得, 被日本棋界称为新锐三羽鸟,意即出色的后起之秀。据此数年后他们均在日本各大棋战中获得冠军头衔。

    日本围棋代表团在中国的日程安排与以往分别在各地比赛不同，此次六场正式比赛均安排在北京，由于时局处于动荡时期，中国棋手人心浮动，状态极差，因此成绩很不理想，成绩仅为9胜3和24负，又回落至历史低点，这其中的原因，文革运动发起后国家围棋队也几乎停止训练，棋手们已几个月未下紧棋，技艺荒疏，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更何况数月不练，比赛时未进入状态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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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66年，中国围棋已成功地完成新老交替

　 1966年全国围棋锦标赛在动荡之初，仍如期在郑州举行。虽不可避免的受到运动干扰，由于喜爱围棋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同志的竭力保护，将参赛棋手全部安排在曾接待过中央工作会议的省委第三接待所，避免了外界更多的干扰，总算使文革前的最后一次比赛善始善终，得以成功。那次，韩启姚也随上海队参加了全国比赛，感触颇多，切身感受大赛的气氛。因为比赛的激烈争夺，对提高自身的棋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听他对全国赛的描述，我当时也曾幼稚地幻想，自己是否也会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比赛？那年的比赛陈祖德蝉联全国冠军，吴淞笙再次获得亚军。罗建文、王汝南、黄良玉、张福田分别获得三至六名，获名次者除张福田外，前五名均为二十来岁的青年棋手。说明中国围棋已成功完成了新老交替，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期。
   
     受当时形势影响，我已无书可读，无棋可下

　就在这“国运盛、棋运盛”的大好时期，一场长达十年的厄运降临中国大地。不可理喻的文化大革命，使各行各业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围棋项目更是首当其冲。

　 受当时形势所迫，原本好端端的《围棋月刊》，从1966年第四期起，与围棋专业知识毫不相干、充满政治色彩的文章逐期增多。到了第十期全是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几乎成了《红旗》杂志的副刊，围棋内容仅有寥寥数页。至此，围棋月刊也被迫停刊。我以为我所喜爱的《围棋月刊》再也看不到了，我所在的业余棋校在当时的恶劣社会环境下，训练能一直坚持到当年十月已是相当不易。最终迫于当时形势，也不得不宣布暂时解散。期间，我已于东长治路第一小学毕业，原本已决定招我入学的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也面临瘫痪，与所有社会上的普通学校一样停止招生，入学之事已无从谈起。

　 文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灾难，当时的场景几乎是人人自危，不知厄运何时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虽然名为文化革命，实际上对人的冲击涉及到各个领域，方方面面，打击面之宽，令时下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从担任领导职务的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有任何历史问题的人员以及学术界的权威人士，文艺界、教育界等等等等，统统受到强烈冲击，当时各单位都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到处对人进行批斗，印象中从1966年7月份起，社会上抄家，批斗之风盛行，马路上，弄堂里，不时可遇见胸前挂着打倒XXX的大牌子，头上戴着批臭XXX的高帽子的人在挨造反派的批斗，当时的我闲来无事，天天同弄堂里的小伙伴到处赶来赶去看热闹，时光倒也好打发，实际上一段时间内成了一个虚度光阴，游手好闲之人。

　转眼到了11月中旬的一天，我收到一份上海棋社发来的信函，通知我按信中指定的日子去上海棋社，事发突然，我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难道这么快就能恢复围棋训练了？此后两天我焦急地等待着去棋社的日子早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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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学棋的日子被文化大革命中止

     1965年，国民经济走向全面恢复，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的围棋事业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围棋水平也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势头，陈老总有句名言：“国运衰、棋运衰，国运盛、棋运盛。”当年的社会背景，正应验了陈老总的这句名言。放眼中国围棋历史，还真能体现国运与棋运之间的关系，大唐时期，北宋和清康熙、乾隆年间，正是国泰民安、国运昌盛的年代，围棋不仅在宫廷内深受达官贵人的喜爱，在民间也流传甚广，人才辈出，涌现出一批高水平棋手。唐朝的王积薪、清朝的黄龙士、徐星友等高端棋手的棋谱，流传至今，仍为当代棋手热衷研究的资料。当今的中国，在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后，各项工作都逐渐走入正轨，围棋也又一次崛起，再一次随着国运进入兴旺时期。

　　随着国内各项事业渐入佳境，当年上海的围棋运动也蓬勃发展。印象中，当年上海举办了多次全市性的学生比赛，由于必须由学校组队报名，而当时围棋普及程度远远不如现在，我所在的东长治路第一小学除我之外竟无第二人懂围棋，无法组队，也就无缘参赛。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我学棋阶段，竟未参加过一次正式比赛，与当年的我相比，当今的棋童真是幸福啊！只要入了门，只要高兴，就可参加任何比赛，就可尽情的享受比赛所带来的刺激和乐趣，就可使自己的棋力得到充分锤炼。比赛最能提升自身棋力，这是九年后我参加了若干次正式比赛后的亲身体会。

　　虽然无缘参加市里的正规比赛，但每周三次的棋校训练和内部积分比赛，也让我得到了十分的满足。对围棋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烈，那段时期，除了在棋校训练外，我从围棋月刊中也吸取到很多围棋知识，从中学习掌握了不少的围棋定式，棋力似乎也有了新的长进。进入棋校高级班由九级升入七级后，水平曾一度停滞不前，此后又经过大半年刻苦训练和实战磨练，终于升为五级。此时，已是1966年的春夏之季，五级意味着进入了高级班学员中的顶尖阶层。已具备了进入市青少体校围棋班的基本标准，这也是我长期向往的去处，希望能随着小哥韩启姚的足迹，在围棋台阶上逐级上升。直至进入专业队，事实上市体校已将我的材料上报，准备当年暑期录取为体校围棋班的新队员。真能如愿的话，将如同在围棋的康庄大道上，尽情奔走。直至进入心目中的最高殿堂。

　　可恨的是，此后因文化大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打乱了一切社会秩序，也打乱了我的人生轨迹，中止了我的围棋进程。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被称为史无前例的一场伟大的革命，十年后被史学家们定性为“十年浩劫”，那十年完全是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代。无数人在那场浩劫中蒙受不白之冤，更多的人遭受到无端的攻击。那是个人人自危的黑暗时期，厄运随时可能降临某一个人身上。那场所谓的大革命把一个好端端的正起步发展前进的中国搞得乱糟糟，经济几乎濒临崩溃，各项事业均遭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