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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七章因为我年轻(1)



    云南围棋子是我国最高级的围棋子,在我国棋手的手中其牢度绰绰有余,但遇到善于打棋的日本棋手,有些云南子就惨子,只听得啪的一声,一个好端端的棋子碎成了好几块。一场比赛下来,就有若干云南子成了牺牲品。

    日本的围棋子是两面鼓的,而我国的围棋子是一面鼓,另一面扁的。初次使用我国围棋子的日本棋手往往把鼓的那一面放在棋盘上,在放错了数回之后他们才明白过来。

    上海的全部比赛结束了,这三场比赛吸引了很多围棋爱好者,日本围棋手的精湛表演真使人大饱眼福。这次比赛也检验了我国棋手的棋艺水平。上海的著名棋手在这次比赛中全都上场,包括顾水如先生也和濑越先生对了一局。但顾先生不但年龄大,而且已多年未真刀真枪地对过阵,赛至一半,精力和体力都已不支,只能半途退出。

    三场比赛中我国棋手胜了两局,这两局也是整个比赛中仅有的两次胜利。刘棣怀先生以他的刚力胜了濑川七段,真不愧是刘大将。王幼宸先生和濑越先生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两位老将酣战一天,最后濑越先生一个眼花,被王老逮住机会,以一子取胜。刘、王二老在第一次国际比赛中立了战功。

    我赛的三局全部败北。和坂田九段这局输得较惨。虽然如此,坂田对我印象不错,他说我的棋像他,我想可能是喜欢乱战这一点像他吧。

    第一次中日围棋比赛以日本队32胜1和2负的成绩告终,这是不成为对手的一次较量。我国是围棋的发源地,有着数千年的围棋发展史,但是我们的围棋水平却不能和日本同日而语,这足以说明我国围棋之衰败了,也足以说明我们多少年国运之不盛了。要不是陈毅同志的大力提倡,围棋这朵艺术之花很可能要继续枯萎下去……

    2.5比32.5,这个数字意味着失败、耻辱,然而从今天看来,1960年的我国棋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是尽了努力。

    第七章因为我年轻

    火车隆隆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我倚着车窗看着田野和树木旋转般地向后倒退、消逝。

    1960年的老式硬卧车厢中每一格是8个铺位,每个人所占的空间是那么的少,从空气污染的角度来说,这里是大大超过标准了。把车窗打开透透空气吧,大量的煤灰伴随着新鲜空气一起倾倒进来。旅客们在那狭小的天地中挤成一堆堆的,习惯地、心安理得甚至悠哉悠哉地喝茶、抽烟、谈笑、打牌……当人们不知道车厢的每一格可以改成6个铺位的时候,当人们只知道每一格从来都是8个铺位的时候,人们对车厢便别无所求。车厢好似一个在运动着的茶馆,又是一个免费的、尤其是免去一切等级差别、行业偏见、利害关系的交际场所。各个不同的、素不相识的人相聚在一起,彼此可以了解自己所不熟悉的各行各业,还可听到形形色色的新闻。这是繁复的社会中的相对单纯的一个空间。人们的谈话是平和的、自由的、友好的。拥挤的车厢可以使很多陌生人一见如故,就如孩童们初次见面就成为好朋友似的。然而到了目的地,大家各奔东西,车厢中结识的伙伴就成为人生旅程中昙花一现的朋友。

    就如战士离不开武器一样,棋手们出门总要带上棋子。火车一开动,就摆开了“战场”。车冲锋,炮轰鸣,黑白两军杀将起来。一会儿,“战场”就被旅客们团团围住。棋艺爱好者观战总喜欢指指点点,发表自己的高见。但当这些观战者知道对局的是一些棋坛名手时,他们就专心观看,不再说话。或许是不敢说话,也顾不上说话了。我是酷爱下棋的,在以后的每次旅途上,不论是火车、轮船或飞机,我都不喜欢闲聊,更不愿玩牌。但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是我第一次到首都去参加我盼望已久的全国比赛。我无心投入到“战场”中去。各种思绪像涨潮似的汹涌而来,又在不知不觉中悄然退去。涨潮,退潮;涨潮,退潮。我的心田便像一片**的、撒满了贝壳的沙滩,充满了甜蜜的怅惘和梦幻般的激动。

    我把脸掉向窗外,看着那广袤无际的田野,真觉得好似一幅大自然的风景画。尽管火车声嘶力竭地尽了它的能耐快速奔跑着,但它总是摆脱不了这幅没有尽头的风景画,好像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又好像我怎么也摆脱不了各种思绪的时涨时落。

    我把视线又从车窗外移向车厢内,辽阔、无垠马上变成狭小、拥挤。我不由回想起在造船厂中那50来人的大房间,还回想起比那更早的一次下乡劳动。那回很多同学挤在一节棚车里,连坐在地上的可能都没有,一个紧挨着一个,犹如火柴盒里的火柴棍。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还放着一个南方的马桶,好像生怕这节棚车中的碳酸气还不够味似的。即便如此,同学们一路上只是说笑,好像天下只有坐棚车的人最快活。

    火车在隆隆地奔驰着。在我们这一节车厢中有上海三项棋的男女老少众多棋手。在围棋选手中有我的同辈吴淞笙和赵之华,还有我的老师刘棣怀和王幼宸。二老是我尊重的老师,看着他俩端坐在车厢中,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想,不久徒弟和师傅在赛场上要拚真刀真枪了,如果我输了,那没话可说。如果我赢了呢?我不由又朝二老看去,看着两位将近古稀的老人,心中产生了歉意。我第一次感到比赛是带有残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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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六章 2.5比32.5(3)



    在比赛中,我国棋手在用时间方面都表现了顽强的斗志,几乎每个棋手都把自己的时间消耗完,然后再艰苦地读秒。1应当说,我国棋手都尽了努力,但可能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当时不少人认为把5个小时用完才说明对局者是竭尽了全力,好似一个战士在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因此有的选手本来不一定需要耗尽5小时,结果也偏要延长思考时间,让时针走到5小时为止。

    我和坂田一交手就厮杀起来,从我的左下角一个定式开始纠缠起,战火很快蔓延开。我专捡那些最厉害的着下,坂田未料到我这么一个孩子竟敢对他如此凶狠、大胆,靠在沙发上讲了几次“むつかしい”(即困难),其实他未见得是真的感到为难,他不知经受过多少次大小比赛的磨炼、遇到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场面以及处理过多少次危难的棋势,我想他所以说“むつかしい”可能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或者是一种习惯性的口头语罢了。而我的老师顾水如先生听到坂田发出这个词汇,逢人便说:“祖德真不容易,居然使坂田这样的强手叫起困难来。”

    虽然我把吃奶力气都使了出来,但究竟不是坂田的对手。坂田很快就抓住了我的破绽,处了上风。他很轻松地往沙发背上一靠,在茶几上执起一个糖果品尝起来。他两眼经常向上注视着篮球场上的屋顶以及上边正在观战的爱好者。一会儿他又站起来,漫步到其他棋桌旁观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不是滋味,我根本看不见茶几上那些美味的点心和糖果,也看不见上边热心的观战者,两眼死盯着棋盘,只恨自己力量不足。当我好不容易落下一个棋子,坂田走了回来,不用怎么思索就从棋盒中取出一个白子,啪的一声打在棋盘上,于是又继续他的踱步了。

    这一天桥本九段和坂田九段的情况相似,他因为棋艺高超、感觉敏锐,因此落子如飞。他也和坂田一样,经常悠悠地站起来,去观看其他几局比赛。桥本和坂田在赛场中来回走着,把赛场当做散步场所了。

    日本方面另三位棋手则不同了,濑越先生毕竟年岁太大,因此反应已不那么快。他始终端坐在棋盘旁,纹丝不动。要不是过一会儿看到他伸出手来下上一个子,你简直会以为他是放在沙发上的一尊佛像。他的棋品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濑川七段和铃木六段两位棋手的棋艺显然不如坂田和桥本两位大师,因此有些担心镇不住中国棋手的野战。他俩对局时兢兢业业,不轻易投下一着棋,气氛较紧张。尤其是铃木六段,其认真的程度不亚于我国棋手,加之体躯较胖,额头上不断渗出汗珠。他拿着扇子又不停地扇动。其实当时不算很热,可他那神情和在大伏天没什么区别。

    气候并不热就随身带着扇子,难道是铃木六段特别怕热?非也。扇子对于日本棋手来说可谓必备之道具。即使是三九寒天,只要往棋桌旁一坐,他们也会亮出扇子。之所以如此,也许是下棋时光动脑,两只手老闲着没事干的缘故,或者是为了使棋手的风度更为完善也未可知。扇子的重要作用并非解热,而是在手中摆弄,很多日本棋手把扇子一张一合,随着这种动作发出有节奏的劈啪声。有那么些棋手特别热衷于这种习惯,并尽可能使发出的声音响亮,这就自然破坏了赛场的安静。说实在的,我不喜欢听这种声音,围棋比赛当然需要宁静的气氛,任何噪音只会使人烦恼,干扰人们的思路。但这是人家的习惯,只能克服一下。可我国有些棋手很快就把这种习惯学上了,在以后的我国围棋比赛中,也有一些棋手经常拿着扇子不断地发出劈啪声。我想我国棋手所以会染上这种习惯,主要并不是因为这种劈啪声有任何动听之处,而是模仿强者的心理在起作用。日本棋手不但自己扇不离手,而且凡和他们对局的都会得到他们馈赠的扇子。这些扇子制作精致,有的画着日本历代围棋名家的人像,有的是围棋名手之题词,都很有意思。我国的棋手也挺喜爱这些小巧精致的扇子,可这些扇子自然也传播了更多的劈啪声。

    日本人称下棋为“打棋”,以前我认为这只是语言上的不同,可通过和他们比赛我才明白为何称为打棋:不少日本棋手拿起棋子举得高高的,好似武术家运用气功一般,把千钧之力集中在手指上,然后很清脆地啪一声打在棋盘上,这一声往往使满盘黑白子为之震动。尤其是下到得意时或关键之处,打得格外带劲,以显示高昂的斗志、决死的精神或玉碎的境界。日本棋手经常讲“气合”,就是在精神上不能屈服,要压倒对方。这种“气合”经常表现在技术上,也表现在下棋的姿势上。日本的打棋可能和武士道的影响分不开。我国棋手称下棋为“手谈”,即通过手来交流思想、加深友情,这当然要心平气和,表现在落子上是拿起棋子轻轻地放在棋盘上,显得优雅且有艺术修养。这是习惯上的不同,还是民族性格的不同?看到日本棋手下棋的姿势后,我国的一些棋手也染上了打棋的习惯,这也只能理解为崇拜强者的一种心理吧!

    云南围棋子是我国最高级的围棋子,在我国棋手的手中其牢度绰绰有余,但遇到善于打棋的日本棋手,有些云南子就惨子,只听得啪的一声,一个好端端的棋子碎成了好几块。一场比赛下来,就有若干云南子成了牺牲品。

    日本的围棋子是两面鼓的,而我国的围棋子是一面鼓,另一面扁的。初次使用我国围棋子的日本棋手往往把鼓的那一面放在棋盘上,在放错了数回之后他们才明白过来。

    上海的全部比赛结束了,这三场比赛吸引了很多围棋爱好者,日本围棋手的精湛表演真使人大饱眼福。这次比赛也检验了我国棋手的棋艺水平。上海的著名棋手在这次比赛中全都上场,包括顾水如先生也和濑越先生对了一局。但顾先生不但年龄大,而且已多年未真刀真枪地对过阵,赛至一半,精力和体力都已不支,只能半途退出。

    三场比赛中我国棋手胜了两局,这两局也是整个比赛中仅有的两次胜利。刘棣怀先生以他的刚力胜了濑川七段,真不愧是刘大将。王幼宸先生和濑越先生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两位老将酣战一天,最后濑越先生一个眼花,被王老逮住机会,以一子取胜。刘、王二老在第一次国际比赛中立了战功。

    我赛的三局全部败北。和坂田九段这局输得较惨。虽然如此,坂田对我印象不错,他说我的棋像他,我想可能是喜欢乱战这一点像他吧。

    第一次中日围棋比赛以日本队32胜1和2负的成绩告终,这是不成为对手的一次较量。我国是围棋的发源地,有着数千年的围棋发展史,但是我们的围棋水平却不能和日本同日而语,这足以说明我国围棋之衰败了,也足以说明我们多少年国运之不盛了。要不是陈毅同志的大力提倡,围棋这朵艺术之花很可能要继续枯萎下去……

    2.5比32.5,这个数字意味着失败、耻辱,然而从今天看来,1960年的我国棋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是尽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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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六章 2.5比32.5(2)



    上海棋手们作了认真的备战,加紧研究了棋艺,尤其是研究了几位日本棋手的对局。市体委领导还作了动员,给我们作动员的是市体委竞赛处的负责人杨明同志,他后来一直是上海棋社的负责人。杨明同志体格魁梧,相貌堂堂,举止稳重,不到40岁的人已早生华发,又增添了一种威严感。他的外表一看就是个有修养又有魄力的领导同志。他的讲话很有分量和感染力,使我感到了这次比赛的重要性,以及必须鼓起最大的劲头投入比赛。

    为了迎接这次比赛,在器材方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但赶制了比赛计时钟和精制的棋盘,而且还准备了具有我国特色的云南围棋子。按理说已很充分了,不知谁出了个主意,认为应该到杨寿生老先生家里去借高级棋子,迎接第一次国际比赛,必须拿出我国最好的珍品。被他这么一提醒,大家都点头称是。

    杨寿生在解放前是个大珠宝商,在资本家云集的上海市也算得上是第一流的富豪。他自己是做生意的,他的亲属中既有**,又有国民党。他有个亲属在新四军中,是陈毅军长的部下。解放后陈老总和杨老经常来往,陈老总不但经常把杨老接去下棋、叙谈,而且有时去杨老家,非常随便。杨老是奋斗发家的,因此即使他后来家财万贯,也还始终保持着节俭的本色,有时未免给人有些过分的感觉。如出门坐电车,他也要打算盘,乘几站是5分,多乘一站就要花1角,不合算。杨老由于酷爱围棋,因此特制了不少围棋子,大约有四五十副,其中有些是国内无双的珍品。他在这方面倒真舍得破费,足见他对围棋非同一般的感情了。

    大家都同意向杨老借棋子,但又感到向他借东西可不那么简单,让谁去借呢?最后决定由我去。可能是我年轻,万一碰个钉子问题也不大。于是我来到了杨老家,向他说明了来意。杨老还是够热情的,他说中日围棋比赛当然要支持,又说不过因为是你陈祖德来借我才借。他给我看了不少珍藏的棋子,拿出了其中最好的一副——一对棋盒涂金的,闪烁着令人目眩的光芒。白子由白玉磨成,磨得光滑均匀。杨老说,这白子每个光手工费就要两个大洋,黑子则由琥珀加工而成。我下了多年围棋,也看到了一些棋子,但这一次可真是开了眼界。这不是普通的围棋子,是贵重的文物,是国宝。杨老小心翼翼地将棋子倒在桌子上,一个个地给我点了数,然后给我交代清楚,一个子都不能少。我诚惶诚恐地允诺,但一边想:如真少了一个子我怎么赔啊?

    这副中国最珍贵的围棋子就放在赛场的第一台上,以表示对日本围棋代表团团长濑越先生的尊重。当时我怎么想得到,若干年后,杨老先生的家被造反派抄了,这些珍贵的围棋用具也被洗劫一空,杨老经不起冲击就此一命呜呼。我们祖国的这些宝物至今仍无下落。每当我想起这些艺术珍品,我就对那些打砸抢的行为,尤其是那些趁火打劫,盗窃个人财物和祖国文物的可卑家伙产生一种痛恨感。

    上海的赛场安排在上海市体育俱乐部。这个体育俱乐部位于南京路,紧挨在上海最高的建筑物国际饭店的旁边,因此尽管它本身是个9层高楼,但在它那高身材的邻居身边却很不显眼。比赛场地设在体育俱乐部2楼的一个篮球场上,篮球场内摆着五对沙发,每对沙发之间是一条长茶几,茶几上摆着比赛器材以及供选手享用的烟、茶、糖果、点心和水果之类。在茶几的旁边放着一张长桌,是裁判和记录人员的座席。以后大部分的中日围棋赛都根据这种形式来布置。在比赛时除了上场选手和有关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均不得进入赛场。观战者可在赛场上边的一圈观众席上俯视下边的赛场,虽然距离远些,但居高临下,还算清楚。这个赛场可算别具一格,后来在上海举行的多次中日围棋比赛均设在这儿。

    6月12日,在上海的第一场比赛开始了。走进比赛场,我的心咚咚地撞击着胸膛,好像非要蹦出来不可似的。我知道必须立刻冷静下来,但愈是急于冷静,却愈是慌乱得不行。究竟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而且我的对手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坂田九段呵!然而当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我从棋盒中取出第一颗黑子时,我的思想便立刻变得单纯而明晰了:怎么走好这一步棋?

    这次比赛规定每方用时间是5个小时。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后怕。一盘棋按规定可以下10个多小时。日本代表团在赛前谈判时希望能缩短比赛时间,因为他们的水平高出我们太多,自信能够轻易地取胜。但要知道日本的职业棋手在国内的大比赛中每方规定为10小时,一盘棋要下整整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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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六章 2.5比32.5(1)



    在吴清源的全盛时代,日本无人能与之抗衡。当时日本棋手中最强的几人都和吴清源下过十番棋,即连下10盘棋分胜负,他们都被吴清源以较悬殊的比分击败。后来坂田上来了,他和吴清源下了次六番棋,居然获胜。不久吴清源又和他下了次十番棋,坂田虽然输了,但已难能可贵。那是50年代的事,跨进了60年代,坂田的棋艺已足以和吴清源匹敌。当时如问到谁的棋艺最高,一般人恐怕都会说吴清源和坂田,他俩的名字已并列在棋界的最高峰。后来在1963年的第一期名人战中,比赛的最后一轮是吴清源对坂田,他俩谁胜谁将荣获当时日本围棋界的最高称号——名人。两人竭尽全力,杀得难分难解,局势几度反复,直至第二天深夜两位巨匠均精疲力竭时才终局。数完子,竟然是和局,这个意外的结局使两人谁都没获得名人之桂冠。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胜利女神在向另一员棋坛名将——藤泽秀行微笑,而此时藤泽正绝望地在酒吧中借酒消愁呢。这是日本棋坛的一件趣闻,这件事充分证实了坂田已具备了和吴清源旗鼓相当的实力。从1963年这一战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吴清源是每况愈下,迅速地离开了他的棋艺顶峰。相反,坂田却一步步登上了自己的棋艺顶峰,以其出色的战绩使日本棋坛公认坂田时代到来了。

    坂田比桥本要年轻10岁左右,在当时的日本围棋界,他显然还是个少壮派。可能是因为他的战绩特别显赫,因此在他的神态和举动中多少流露出一种自豪感。

    桥本和坂田是日本围棋界的两颗彗星,他们俩足以使这个代表团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代表团中还有两位棋手,是日本棋界的中坚棋士濑川良雄七段和铃木五良六段。濑川是名古屋的职业棋手,他所属的机构叫做日本棋院中部总本部,即日本棋院名古屋分部。这个分部比起东京的日本棋院,其规模显然要小不少,濑川七段在这个分部中无疑是一员大将了。日本的专业棋手都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城市,这次代表团连团长在内的5名棋手中包含了这三个城市的代表,可以说考虑得很周到。濑川七段和铃木六段虽然不如桥本和坂田那样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实力,但对于1960年我国的围棋水平来说,这两位棋手已够强大了。

    日本围棋代表团由“日中友协”和“朝日新闻”社两个单位作为发起和后援单位,因此这个代表团中还包含了这两个单位的成员。这样一个阵容的代表团带着日本人民的友谊以及日本棋手的精湛棋艺,作为第一批日本围棋界的使者来到了我国。当时规定共赛7场:北京3场、上海3场和杭州1场。7场棋都是日本棋手让先跟我们下。由于水平相差悬殊,因此在比赛的形式上虽然不平等,但也无可奈何。实际上我国的围棋水平比日本的高段棋手少说也要差两个子。

    日本围棋代表团先到北京,北京迎战客队的阵容以过惕生先生为首,还有金亚贤和崔云趾两位著名老将。金、崔二老在北京的地位如王幼宸、汪振雄在上海一样。金老的年岁和王老一样,都已年近古稀,他的棋大刀阔斧、满盘手筋1,是典型的古代棋风。一般力量稍逊的棋手遇上这员老将,不几个回合就会溃不成军。崔老虽比金老年小,但也六十好几。他的棋完全是小路子,善于精打细算,是个棋盘上的好账房。金、崔二老的棋风简直是天壤之别。

    除了上述三老之外,北京还有两位30多岁的骁将,即齐曾矩和张福田。齐曾矩是北京一所大学的体育教师,他精通不少体育活动,还擅长拉京胡唱京戏,是个文体方面的多面手。他的棋气势宏大,有相当实力。张福田是个电车售票员,他研究了很多日本棋谱,因此虚路棋好。他们两位加上过、金、崔三老组成了北京市的最强阵容。不但如此,还添了个安徽的黄永吉,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北京队的实力。

    北京的围棋界是全力以赴了,但无奈和日本队的实力相差悬殊,实在不是对手。3场15局的比赛中只有少壮派棋手黄永吉战和濑越先生,其余14局全部败北,真是惨不忍睹。好在总算和了一局,避免了一个大鸭蛋。北京的比赛中,齐曾矩和名将坂田九段的对局较为精彩。齐曾矩曾经是排球运动员,身材较高大,因此棋界称他为齐大个。这次齐大个在棋盘上使出排球场上扣球的力量,很有气魄地和坂田厮杀,对局中一度有些希望,但终因功力稍差,没能取胜。然而这局棋下得颇为精彩,齐大个因此自豪了不少年。

    当年年龄和我接近的福建罗建文、山西沈果孙都在北京学棋,他俩的实力还不能披挂上阵,只能作为观战者。一次桥本九段赛完和罗建文下了一局,让罗三子,罗输了。桥本九段的高超棋艺和轻快棋风使在场棋手无不为之惊叹。

    北京在战鼓隆隆时,上海正磨刀霍霍响。在1960年时,上海的棋风显然较北京盛,爱好者的水平也较高。知道世界上最强的棋手即将到来,整个上海围棋界都在期待着,兴奋地、热切地、焦灼地甚至惶恐地期待着。我想,在兴奋的人们中我应当是最兴奋的一个。上次罗建文参加全运会时我羡慕得要妒嫉了,这次不同了,我不但要上场,而且将作为主力上场。领导和老前辈为了培养我,在上海的三场比赛都让我上。我是最年轻的上场棋手,才16岁,我还是首次和外国棋手交锋,我的老师们在解放前大多和日本棋手下过棋,而我是第一次,因此我不但兴奋、激动,而且还怀着很大的好奇心和新鲜感,我想看看日本棋手们究竟是何等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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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五章 初露头角(3)



    和刘棣怀先生赛完,老前辈们,包括顾水如老师都热心地帮助我复盘,分析我在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复完盘后,刘棣怀先生对我说:“你今天的失败,也许是由于昨天下了一局出色的棋,冠军在握,今天和我下就放松了。”话说得很中肯,使我明白了在比赛中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比赛不但是对技术的磨炼,也是对精神和性格的磨炼。

    市比赛还只是一次小型比赛,但这次比赛是我的一次飞跃。它使我在棋界初露头角,从此跻身于国内强手的行列;这次比赛使我信心倍增,15岁的我已把注意力移向规模更大的全国比赛;我还感到自己应当挑起赶超日本的担子。可以这样说,获得市冠军只是我跨入棋坛的真正的开始,今后我将会遇到无数次的顺利和挫折、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我已不知不觉地跨上了一条极其艰难的充满着搏斗但又包含着无穷乐趣的坎坷而又光明的道路。

    1960年春,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这次来访在中日两国的围棋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次交流是由陈毅同志和日本著名的自民党议员松村谦三先生共同发起的。陈老总对围棋事业作过很多贡献,其中促成中日两国的围棋交流无疑是极重要的一方面。

    可能因为是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的缘故,这次日本围棋界派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规格很高的代表团。代表团成员的名望和棋力都是日本第一流的,并最具有代表性。

    代表团团长濑越宪作先生是日本围棋界的元老,他是日本第一个名誉九段。他所以享有很高的声望,不但因为他曾经是第一流的棋手,更重要的可能还有这么两点:一是他写过大量围棋著作;二是他培养了两位日本围棋界的巨匠,即吴清源九段和桥本宇太郎九段。吴清源到日本后受到濑越先生的赏识,于是收为弟子。很快吴清源就出人头地,称霸日本棋坛,并推动了日本围棋界的发展。

    桥本宇太郎是吴清源的师兄。他从小才智过人,表现在围棋上思路敏捷、灵活多变,很有思想性、创造性。正因为如此,日本围棋界称他为“天才宇太郎”。如今他已七十好几了,但还是精力充沛地参加日本的各种棋战,在对局中仍然不落常套,才气横溢。桥本先生早期也在东京的日本棋院,后来他来到大阪创建了关西棋院。他用自己的精力、家产以及在棋坛上出色的战绩维护和发展了关西棋院。正因为他在关西棋院的特殊地位和贡献,关西棋院的人们都称他为“总帅”。他也培养了不少年轻棋手,如今他的弟子有不少已成为日本棋界之名手,如东野弘昭九段和宫本直毅九段、宫本义久九段两兄弟等等。桥本先生还写过不少著作,他对诘(即死活题)有特别的研究。他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任务,即每天睡觉之前定要创作出一道死活题。由于他对自己这一严格要求,使千百万围棋爱好者得益。他对中国古代著名棋谱《官子谱》相当欣赏并写了精辟的解说在日本出版。桥本先生对围棋的贡献和他的老师一样值得称颂。桥本先生也是这第一次来访的代表团的成员,他不但是关西棋院的最高代表,而且又是濑越先生的得意弟子,作为代表团的一员是再合适不过了。当时桥本先生的年龄虽然也已50开外,但在濑越老师的面前,他显得相当年轻、精悍。

    代表团中还有一员大将,就是日本棋院的坂田荣男九段。坂田先生是女子棋手增渊辰子六段的门下。他年幼时就特别瘦小,外表显得很可怜,直到年老还是如此,似乎吹来一阵微风就能使他摇晃起来。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瘦弱的人具备了一个优秀棋手的良好素质,他具有顽强的精神和强烈的胜负心。尽管他的感觉很好,能下出一手漂亮的快棋,以至多次在快棋比赛中取得优胜,但是在重要比赛的胜负关键之处,他能不惜花上大量时间,有时花上两小时甚至三个多小时投下一着子,好似一位有魄力的指挥员在战争关键时将所有预备队全部投入一样。他的计算深远,而且总是追求最好的效果,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追求百分之百的效率”。从他的对局中的确也能体现出这种指导思想和顽强劲头。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对局中经常出现他人想象不到的种种下法和不寻常的精彩场面。他的技术相当全面,而且处处有特长,无论进攻、防守、腾挪、收束,都有他的独到之处。因此日本棋界赐予他不少外号,如“攻的坂田”、“凌的坂田”(即摆脱困境的坂田)、“剃刀坂田”等。这些外号自然都是褒义的,坂田先生也经常在其著作中提到这些外号,可见他的得意了。我很喜欢看坂田先生的棋谱,因为他的棋中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有着精确的计算和非凡的手法,体现出一种艺术美。一个真正了不起的棋手总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而且必然会在他的棋中体现出其艺术美。如吴清源的棋就显得那么华丽,给人以大方、舒展、新颖、轻快的感觉。而坂田的棋则处处锐利,给人以严厉、深奥、奇妙、紧凑以至惊心动魄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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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五章 初露头角(2)



    然而我有我有利的一面——1959年我很幸运地参加了集训,从而有机会经常向老前辈讨教。由于当时编制有限,赵氏兄弟没能参加集训。客观条件的不同使得我们在棋艺的提高上发生了变化。直至如今,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即便有再好的天赋以及主观上再怎么努力,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那也很难攀登高峰。条件和机会在人生的前进道路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没有1959年在体育宫的集训,我恐怕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当然,另一方面,如果只是坐等条件和机会,那也绝不会成功,即使客观条件成熟了,机会来了,你也无法利用这个条件,无法抓住这个机会。

    秋季赛对我来说,就是机会来了。虽然在这以前,如1957年我也参加过市比赛,但那时自己很清楚是个淘汰对象。而这回,我却知道自己成长了,有实力了。我感到蕴蓄的力量好像要从体内膨胀出来,浑身上下有一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跃跃欲试感。我的眼睛情不自禁地、不可遏制地注视着冠军的桂冠了。但是面对这么多棋手,尤其是赵氏兄弟,我是否真正对付得了,还不能说心中有数。

    市比赛采用分组循环制,每组10余人中产生两人进入决赛。第一轮我遇上了小组的另一个种子选手戴文龙,我很慎重地投下每一着子,开局后不久就占了上风,优势维持到收官阶段。眼看就要拿到手了,不知是由于缺乏比赛经验还是过于紧张,我突然下了个自填满,把自己的不少子塞进了对方的口中。我落下这个子后还未意识到它将带来的灾难,而我那位对手也根本没想到我会走出这样丧失理智的一着棋。不料在旁边的一位观战者突然发问:“下这手棋不是要被吃掉的吗?”真是旁观者清啊!被他这么一问,我那对手的眼睛顿时瞪大,等他看清这是怎么一回事时,我那煮熟的鸭子1也就飞走了。

    第一战就败下阵来,以后这么多场比赛如再输一局,那小组都出不了线,还谈得上什么好成绩?当时我那懊恼的心情就别提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我父亲拉我出去散步。他一点也没责难我,却很耐心地对我开导。他说先输一盘不一定是坏事,说不定还是好事呢,它可以使你引以为鉴、吸取教训,使你今后的比赛兢兢业业,下得更好。然后他又给我讲了“塞翁失马”的故事。父亲的辩证法经常使我心胸豁达。这一天对我来说是难忘的。在初赛的其余比赛中,我这个“塞翁”过关斩将,一路福星高照。

    决赛采用大循环的方式,我的主要对手赵氏兄弟由于抽签自己先遇上了。可能是手足情深,不愿自相残杀,他们巧妙地下了一局和棋。他俩显然也清楚这次比赛的主要对手是我,由于兄弟俩的实力相当,把战胜我的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事先难以预料,于是就作了如此安排。市比赛时从棋力来说我已不亚于赵氏兄弟,然而兄弟俩全力对付我一人,总有些棘手。只是我这个“塞翁”始终记着失马的教训,冠军的桂冠终于被我所夺。获得亚军的是小赵,大赵屈居第三。当时比我还小一岁,即只有14岁的吴淞笙名列第六。

    虽然市比赛在我的棋坛生涯中是属于规模很小的比赛,但我想,任何一个棋手,当他第一次在比赛中取得冠军时总是印象深刻的吧。况且这次市比赛对于15岁的我来说,毕竟是一次真刀真枪的实战。我从1957年的淘汰对象一跃而成为冠军,确实是一次飞跃了。

    1959年是围棋出人材的一年。从全国来看,福建的罗建文、山西的沈果孙、江苏的陈锡明等都是和我年龄相仿的有望棋手。数年后,他们也都成为国内的一流高手,肩负着对日比赛的重任。

    这一年从上海来看更为突出,好似一阵新风吹进了古老的棋坛。以往人们一提到围棋,就自然地想到白发银须的老人,似乎弈围棋的高手非老人不可。然而这一年的市比赛,一代新人崛起,前6名中4位是年轻棋手,其中年龄最大的赵之华也不过20岁。参加市比赛的选手中还有更年轻的范氏三兄弟,即范肥林、范九林和范全林。老三全林年仅7岁,老二九林也只有9岁,兄弟三人令人瞩目。从这次市比赛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条是只要国家重视和提倡,围棋事业就会发展、就会出人材。另一条是年轻人也能成为围棋高手。我现在写上这两条,读者看了可能觉得我在讲废话——这些还用得着你说?这不是当然的事么!但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经说清,似乎不言自明;但在没有说清之前,你要从那固有的因循守旧的思想中突围出来,那是何等困难。就好比现在说核心是抓经济建设,大家都会觉得天经地义、不言而喻,但在长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后,提出这一条,那实在是一大飞跃、一大革命啊!

    紧接着这次秋季比赛,上海市又搞了次围棋表演赛。这次以刘棣怀先生为首的老将全部上阵,这可能也是为了考验一下我们这些小辈。我挟着市比赛的余威迎战了自己的老师们,一年前我遇上这些老前辈就心慌,如今却要平起平坐,比个高低了,真不可想象。说实在的,论当时的棋艺,显然我还不及老师们,但可能是我这个初生之犊没有框框吧,居然打出了自己都想不到的成绩。比赛进行了六轮时,我五胜一负,冠军已经在握。第七轮我对上刘棣怀老师,经过一番激战,学生败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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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五章 初露头角(1)



    每一个有名的棋手,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往往有那么一次或几次飞跃。这种飞跃一般都出现在重大的比赛中。他会以旁人很难预料甚至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战绩证明他的提高。这种飞跃似乎很偶然,其实是出乎意料之外又合乎情理之中,因为他已经具备了实现飞跃的诸种条件和可能。

    像围棋这种竞技项目,人们的眼睛往往只注视着那些过去取得成绩的有名望的强手,而不容易注意那些过去没有成绩和名望,然而却是今天事实上的强手。比赛能锻炼棋手,能考验棋手,又能发现新的强手和苗子,可见比赛是多么的重要。而且,比赛的数量和质量也是极其重要的。所谓数量,即比赛的次数;所谓质量,即被人们所重视的重大比赛。一个棋手只有通过比赛才能得到承认;才能使别人,也使自己看清自己的力量;也才能使自己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风格。

    在我的棋艺道路上应该说有过两次飞跃,第一次是1959年秋季的上海市比赛,第二次是1963年的中日围棋比赛。

    这两次飞跃不要说在当时,即使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很兴奋的。我感到奇怪的是,近几年的一些比赛如今印象并不深,而20年前的比赛至今仍记忆犹新。当然这其中可能有多种因素,无疑那时年轻,思想也单纯,但最主要的却是那时所取得的成绩——那么难忘的飞跃。

    1959年的集训是为了迎接这年秋天的第一届全运全。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参加这次体育界的盛会,再说得准确些,是我当时还没有参加的资格。上海市体委把参加这次比赛的重任交给围棋界德高望重的刘大将。刘棣怀先生虽已63岁,但他的棋艺却处在巅峰状态,他以公认的棋力和出色的战绩作为上海市的代表参加全运会是当之无愧的。然而由于名额限制在每地区一人,因此上海市有不少高手,如王幼宸、魏海鸿和汪振雄等均不能参加这次比赛。尽管这些老前辈的棋艺作为当时的一流水平是无可非议的。说实在的,即使当时被大家叫做小弟弟的我也何尝不想在沙场中厮杀一番呢。当然,我也知道在名手如林的上海市又岂能轮得上我呢?如果在其他地区,像我这样的水平是有可能上北京的。如福建的罗建文,他比我大1岁,当时的水平不能说比我高,但因为他在福建,就被选上了。可想而知,我当时对他是多么的羡慕,羡慕得快成为妒嫉了。

    第一届全运会的围棋比赛采用分组循环制,预赛分4级进行,每组5人,取两人参加决赛。在第一届全运会上能作为刘大将的对手的实际上主要是北京的过惕生先生一人。从棋风来看,刘、过二人截然不同。也许是过先生较多地学习了近代日本棋谱的缘故,过先生的棋很自然、灵活,如果说刘大将的战术是“白刃战”,那过先生则是“迂回战”。他俩真是好对手,在不少次对局中,总是胜负相当。虽然他俩风格不同,但造诣都很深。自顾水如先生从北京南下后,“南刘北顾”所以演变为“南刘北过”,主要还是由于过先生的精湛棋艺。

    南刘和北过之战,无论是赛前预测还是实际比赛中,都是夺取冠军的决定性一战。这一局刘大将执黑先走,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终于把比自己小10多岁的主要对手击败,南刘胜了北过。刘大将不负众望,威风凛凛地获得了冠军的桂冠凯旋回师。

    每个著名棋手或是每个名运动员,在他的比赛生涯中都有其顶峰阶段。就如登山一样,当你登到了山顶之后,恐怕就要走下坡路了。只是有的人在顶峰上逗留的时间相对长一些而已。从刘大将的比赛生涯来看,1959年显然是他的顶峰。这之后,他就一步步离开了顶峰,这也是自然规律。20年后,刘棣怀先生83岁时与世长辞,他在我国围棋史上曾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为围棋事业做过不少努力和贡献。就是过几百年,以至更长时间,围棋界仍然不会忘记刘大将。

    全运会结束后不久,上海举办了秋季围棋比赛。因为全运会的关系,几位水平最高的老先生均没参加秋季比赛。尽管如此,上海围棋界中凡是稍有名气的都披挂上阵了。在这次比赛中,我的主要对手是富有才气的赵氏兄弟,即赵之华和赵之云两位。我和赵氏兄弟几乎同时开始学棋,也可能是我更早一些。由于我有名师顾水如先生的指点,因此虽然我较年幼,但最初几年我在技术上是占上风的。后来我因念书的缘故在棋艺上停顿了几年,而赵氏兄弟却磨刀又擦枪,在棋坛上奋勇厮杀。他俩经常出现在“品芳”茶楼。前文我已提到对于这个下棋的场所我是看不惯的,但这毕竟是一个磨炼棋力的专门场所。在这个茶楼里云集着上海棋界不同风格的众多棋手,有人认为在这种场所中锻炼好似滚钉板,赵氏兄弟正是在这里滚了几年钉板而大大丰富了实战经验的。因此在1959年之前,我和他们在棋盘上一交手就感到吃力,很难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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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四章 冠军的摇篮(5)



    近几百年,日本棋手在围棋的理论方面作了很多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他们对围棋的重大贡献。的确,日本把围棋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把“座子”1取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我们学习日本的围棋技术也不能盲从,不能认为他们的技术都那么完善。我认为现代的日本棋手也存在一些缺点,从总的来说,他们的战斗力不够强,因而较讨厌和害怕白刃战。正因为如此,中国去了个吴清源就能击败所有强手,称霸棋坛。也无怪乎他们称中国的围棋手都力量强,尽管现在很多中国棋手天天研究日本棋谱,有的几乎没看过一盘中国古棋谱,但在日本棋手看来,还是中国式的力战型。可见如今我国的围棋手多少还保留着祖先的气质。此外,日本棋手的思想是偏保守的,这恐怕是太重视胜负的缘故,因而就缺乏创造性,容易产生教条主义,一旦有人下出一种较成功的布局或定式,很多人就盲目跟随,以至很多棋谱显得清一色,缺乏生气。当然,日本也有些优秀棋手具有独创性并显示出广阔的艺术境界,但就总体而言,日本棋手是偏保守的。

    我年轻时学习棋艺有个优点,就是不盲从。我始终有这么一个信条:你要超过水平比你高的棋手,就必须不跟着他,必须具有他所没有的特点,必须形成自己的风格。上海有个二流棋手叫章照原的,他喜好研究古怪的冷门定式,一心一意想让人中圈套。在一次比赛中,王老、魏老等几个名手居然都中了他设下的圈套,很为有趣。我感到像刘老、王老这些有名望的棋手虽然水平很高,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尤其是在接受新事物方面。

    在我的心目中也崇拜一些中外名手,如我国的施襄夏、范西屏以及日本的很多高手,但我在学习他们的棋谱时也不完全是学习他们的好着,同时总要找他们的问题、挑他们的毛病,事实上他们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我越看棋谱越能增强自己的信心。

    上海是围棋高手最多的城市,因此经常有各地的围棋强手前来交流、学习。那时到上海来交流的著名棋手有四川黄乐忱、广西袁兆骥、河南陈岱等,他们在省里都是棋坛权威,有着很高的威望,在棋艺上也都有独到之处。这些强手到了上海往往是先跟上海社会上的一些棋手对弈,尽管这些上海棋手也都有一定实力,但外地这些名将每人都有几下杀手锏,尤其是气势很壮,因此很少有人能抵挡住。这时,他们就来到了体育宫。

    刘老和王老当然是全国最强的棋手,但他们也清楚,外地这些高手不可等闲视之。因此二老经常让我先上阵,一来让我得到锻炼,二来也可摸摸这些人的底。我陈祖德的名字当时虽已在棋界被人知晓,究竟一无战绩、二无资历,因此还不足以被人重视。外地强手由于二老让我下,也无可奈何,可劲头总不是很大。反之,我士气旺盛,因此这些强手都一一败于我的手下。刘、王二老看到我获胜,于是让淞笙上,淞笙不仅年岁比我还小,而且在棋界更无名气,这些强手就不痛快了,但鉴于已败给我,只能再屈就一下。淞笙当然很认真,但有的对手就沉不住气了,边下棋边嘀咕,老大不满意。最有趣的是淞笙跟陈岱一战,陈岱是中原棋王,来到上海一心想跟刘、王二老下上几盘,较量较量。不料如今坐在棋盘对过的是个毛头孩子,实在懊恼,怎么也控制不住失望和埋怨的情绪,一直在唠叨:“我这个河南冠军,中原无对手,想不到来到上海只能跟小孩对局,多没意思。”谁料到淞笙也有很强的自尊心,他因年岁小,在名手前不敢还嘴,一肚子的气使劲憋住。对方嘀咕个没完,淞笙的火气越来越大,尽管脸上还平静,但已是爆发前的火山了。对局进行了一大半,火山终于爆发了,只见淞笙猛地把整个棋盘掀起,满盘的黑子白子飞腾起来,又哗啦啦地撒了一地,好似天女散花。中原棋王就此惊呆。事情突然闹大,但也不能责怪谁,陈岱的心情可以理解,而淞笙呢?如换个别人也完全可能爆发,只是形式可能不同。一个围棋手没有很强的自尊心也是成不了气候的。后来陈岱对淞笙的棋艺还是相当赞赏,而淞笙对陈岱仍很尊重。这次对局成了一个棋界趣事。

    体育宫是棋手的摇篮,也是冠军的摇篮。我在这个摇篮中成长了。我睁开的眼睛看到了五彩缤纷的美妙世界。我感谢新中国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也感谢哺育教导我的老一辈,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长者,都是永远值得我怀念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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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四章 冠军的摇篮(4)



    和汪、魏二老对局也使我得益不浅。由于我经常跟刘、王二老对局,因此自己的风格也较刚硬。初次遇上汪、魏二老很不适应,力气总使不上去。他俩像打太极拳似的,很巧妙地把我的力化掉。尤其是汪老,他的棋好似泥鳅,怎么也抓不住。当我有时已能取胜刘、王二老时,见了汪老还是没门儿。在经过较长时间的磨炼后,我的棋路才开阔起来,棋力也随之得到加强。我可以肯定地说,后来我的棋不但比较有力,而且较灵活多变,是和上述这些老先生的帮助分不开的。可以说,在我的棋艺风格中包含着刘老、王老、汪老、魏老等老前辈的风格。从围棋这个角度来说,没有老一辈就没有我。

    我在体育宫集训时,瘦瘦的、白白的,戴了副眼镜,像个文弱书生。又由于怕陌生,一说话往往要脸红,所以显得腼腆而拘谨。然而我的内心和外表却不尽相同,我有着较强的自尊心和抱负。从小我讲起话来口气就较大,家里人经常说我说大话。但我心里的确感到没有什么事高不可攀,人家能做到,为何自己就做不到?在体育宫集训不久我心中就有个目标,认为自己一定能把围棋下好。一天临睡时,大家随便聊天谈到水平问题,不知谁问到我:“祖德,你感到自己水平怎么样?”

    “我感到自己一定能下好的。”我躺在床上脱口而出。

    由于我的口气很大而且漫不经心,一个象棋队员开玩笑地说:“你这臭棋还要吹。”

    我蓦地从床上坐起来,使劲说:“我一定能得到冠军。”

    “你这水平能当冠军?嘻嘻!”

    “你看不起人!”我刷地站了起来,平时文质彬彬,此时却要动武了。

    那个队员一看我认真了,马上语气缓和下来:“不要当真么。”

    我也有些后悔,干吗动火呵!虽然如此,心中仍一直不能平静,就这样,我一夜未眠。在这个不眠之夜,我多少次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拿到冠军。

    我从小爱看小说,在小学时就已看了很多我国古典文学作品,这当然和我父亲教古典文学有关。我、姐姐和弟弟三人,在刚认识字时就由父亲教我们背诵唐诗和宋词,我对背诗实在不感兴趣,非常勉强,只是慑于父亲的威势,无可奈何。我尽管讨厌背诗,但看书的习惯却从小养成了,即使到了体育宫集训也不例外,体育宫隔壁的上海图书馆给我提供了方便,我每天中午吃了饭就直奔图书馆,利用他人午睡的时间阅读各国名著。我特别喜欢有气魄、有分量的作品,比如像维克多·雨果和杰克·伦敦的作品。我也爱看有关大人物的著作,譬如拿破仑的传记。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使我很有感触。我就想,一个运动员如果不想当个冠军那怎么能是个好运动员呢?而我如果不想夺取全国冠军又有什么出息呢?

    前文我说过,在提高棋艺的效果方面,看棋谱比起对局来说是第二位的。但这绝非说研究棋谱无关紧要,相反,是很必要的。因为在棋谱中总是有很多东西在自己对局时遇不着。在体育宫的集训中我不但学习了很多日本棋书和各种围棋杂志,还花费了不少精力研究我国古谱。我国古代棋手虽然不注重理论,没有现代围棋这么多布局和定式的变化,但仍有很多可取之处。古谱中看不出消极保守,处处闪烁着古代刀枪相见、短兵相接的那种拚搏精神;古谱中也看不到花拳绣腿,每一着都对准了对方的要害并回避着对方的“火力点”,就像古代那些足智多谋的军师那样显示着智慧和胆识。这是我们先辈的气质,是敢于战斗、善于战斗的好汉气质。这种气质在现代棋谱上是不易看到的,所以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看了很多中国古棋谱,其中印象最深和受益最大的是清代的围棋巨著《寄清霞馆弈选》,一套16本,包含了清代几乎所有围棋名手的精彩对局。这本棋书无疑对我的棋力提高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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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四章 冠军的摇篮(3)



    1959年的集训基本上是两老带两小。我的水平尽管比淞笙要高出一块,但比起二老则差距甚大,恐怕要差三个子。集训初期二老让我两子,我屡战屡败,毫无还手之力。在集训之前由于我缺乏实战锻炼因而棋力较弱,被人称为“书房棋”。集训后我看到自己成绩这么糟糕,缺陷又如此严重,不免有些灰心。回想起来,二老对我的培养可真不容易,他们为了激励我,就主动提出不让子下。尽管实力相差悬殊,但这样刺激一下,果真把我的积极性又调动了起来。在平时,高手与低手弈棋,总是让足了子才显得有风度,有的棋手甚至明明已经让后辈赶上了,还是迟迟不愿对下,还要让对方一先,以示“棋高一着”。人往高处走,一个人眼看着自己要被人家打败了,自然不好受。一个人能鼓励别人超过他,帮助别人超过他,这得有多高的境界!刘、王二老故意拉平距离,以提高我的自信心;二老故意造成这种“既定事实”:我的水平已经提高到可以和他们对下了。二老是想让我提前超过他们!

    是呵,人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这样的境界。

    是的,我们在学下棋的同时,也在学做人。

    二老训练我们的方法说来也简单,就是下,下完作一番简单复盘1。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样的训练方法最单调,但也最有效。水平低的年轻棋手要想快速提高,最好就是有条件向高手讨教,通过实践来学习。因为对局中能够学到布局、中盘、官子2及形势判断等各方面的知识,又能不断增加实战经验,还能迫使高手认真思索,拿出看家本领。当然研究棋谱也有利于水平的提高,不过比起和高手对局总是第二位的,是辅助性的。如今我国的年轻棋手多了,这是个好现象,但从向高手学习的这个条件来说,他们却不如我和淞笙在1959年的那个时候。从这一点来说,我和淞笙是有福气的。

    回想起来,刘、王二老可真是不容易,要在以往,你不进贡一笔钱、一顿好饭,岂能有机会下上一局。即便我们每天相处在一起,如果老先生有较多保守思想,那又岂能热心辅导晚辈。当然这主要是新社会给我们创造了条件,使老棋手们不用担心教了后代,丢了饭碗。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老前辈的胸怀和境界。多少年来每每别人讲起我的些许成绩,我便想起老前辈们花在我身上的心血,想起这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天天陪着我们对弈,天天如此呵……

    老前辈们扶着年轻一代在棋艺的道路上前进,使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一些老棋手花了几十年走的路,我们只花了一两年时间。我们完全不用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运动员那样花费昂贵的金钱到处拜师,国家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吃饭、穿衣、上文化课、请名手教棋。我们唯一的事就是努力钻研,我们的生活是单纯而充实的。

    在集训期间,有时还请社会上的一些高手和我们一起训练。经常和我们对局的有汪振雄和魏海鸿两位老先生。他俩也都是国内的一流高手。这两位老先生有不少共同之处,首先在棋风方面都属柔和型。刘棣怀和王幼宸二老虽然棋风上有明显区别,但都刚直。汪老着法轻灵,如蜻蜓点水,思路敏捷,且灵活多变,善于腾挪。魏老富于弹性,擅长收束。他的官子可称一绝,往往在中盘魏老还处于下风,然而不知不觉在收官1中却被他逆转。

    在性格上,汪、魏二老也有共同之处。他俩都很随和,从不训人,也从未见过他们生气、发火。他俩都较胖,不过汪比魏更大上一二号。魏老恐怕是缺少牙齿的缘故,因此有些瘪嘴,像个善心老太太。汪老的脑袋奇大,虽然我和淞笙的脑袋也显然是大号的,但比起汪老则是小巫见大巫。他脑门大、后脑勺也大,整个脸盘也大,看上去沉甸甸的,像个大冬瓜。我想除了汪老的那个身躯和脖子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承受住这个大脑袋。大家平时都称汪老为汪公,也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汪大头”。汪公总是笑呵呵的,神情像个菩萨,加上一个兔子嘴巴,看起来很有趣。他一点架子也没有,下手找他对局他总不拒绝,至于怎么下法往往是听下手的,哪怕是差二三子的下手要跟他分先他就分先,甚至要执白,他也无所谓,真是个好好先生。像汪老这样随和、谦逊的好脾气在棋界可谓独一无二。

    汪、魏二老还有个共同的爱好,即嗜好喝酒,不过表现形式不同。每当吃晚饭时,汪公手持酒壶,蹒跚地走向运动员食堂。在挤满年轻人的食堂中,他把酒壶往桌子上一放,犹如鲁智深一般,旁若无人地喝了起来。魏老则不同,衣兜里总有个小酒瓶,边下棋边喝。走上那么几步棋,拿出酒瓶往喉咙里灌一口,然后心满意足地叹口气,又继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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